第一節 中共內部環境因素

第四章 江澤民主政初期的對台政策(1989-1992)

90 年代起，中共與江澤民必須面對的是中國內、外環境的驟變。內在的政 治、經濟、社會結構及對外關係上，都有著巨大的轉變。中共在政治上面臨第三 代領導階層權力能否鞏固的危機，「六四天安門事件

」對中共所帶來的政治衝 擊似乎是當初鄧小平所始料未及的，多年來所要面臨的西藏、新疆獨立運動讓中 國周邊領土出現國防上的漏洞；經濟上，在鄧小平 1992 年南巡後，將原本稍加 停頓的「改革開放」政策，重新啟動；社會上，隨著經濟改革腳步，中共不再特 別強調公有制，公有制逐漸轉型成為小型私人企業，外國企業進入中國投資不單 改變中共經濟發展型態，也間接促進意識型態的鬆綁，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日益鬆 弛，社會結構日趨多元化；對外關係上，東歐變天、蘇聯解體、後冷戰時期國際 多極體系出現，中共的外交策略隨之而改變。這些因素或者可以說只是中國必須 面對的問題，然而只要其中的一個因素操作不當，都會影響中共對台政策的制 定。接下來的三章中本論文分別對江澤民主政初期、中期、晚期的對台政策制定 做一分析探討，本章是以中共中央第十三屆四中全會為江澤民主政初期，這個時 期的江澤民儘管已經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然而根本談不上有任何實際的權力。

因為鄧小平仍對江澤民在政策上有著指導的地位，江澤民主政的初期在政策制定 上必須得遵循著鄧小平的腳步，對台政策的制定亦復如此。

第一節 中共內部環境因素

通常，代表一個時代的人物逝世，就意味著這個時代的結束。毛澤東時代就 以毛澤東逝世為標誌而結束。鄧小平吸取毛澤東晚年的教訓，倡議廢除領導職務 的終身制。在 1989 年鄧小平在十三大上實現了「半退」 ，卸下黨和國家的最高領 導職務。1989 年 5 月 29 日，十三屆四中全會上鄧小平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僅餘的

23 有關於六四天安門事件，在中共中央當局將之稱為「八九民運」，被中共中央當局將之定性為 叛亂性的動亂。

三名常委李鵬、喬石以及姚依林宣布，由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升任 中共中央總書記，十三屆五中全會上鄧小平實現了「全退」。

一、權力結構

1989 年 6 月 16 日鄧小平對中央幾位負責人談話時，說到： 「任何一個領導 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領導的核心是靠不住的。第三代領導集體也必須要有 一個核心，這一點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覺性來理解和處理。」(中共中央 黨校黨史部編，2001：623)鄧小平曾是「中國最大的實力者」 ，在 1993 年 3 月辭 去中央軍事委員主席職位後，同時也不再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在辭去 所有公職後的鄧小平曾說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黨員而已」(小島朋之，1996：

11)。雖然鄧小平辭去了公職看似沒有了黨政軍的奧援，但是鄧小平卻仍舊是中 國擁有最大實力者，這可以由下列例子中看出，自 1988 年以來，到了舊曆正月 便會於上海發表一年大計，舉出一年的具體方針，即使沒了公職的鄧小平每年依 舊會發表談話，談話內容仍是未來一年中的國家發展的方針。

毛澤東曾經公開表示劉少奇與林彪為其接班人，然而這樣的做法並沒有減緩 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特別是在毛澤東死後，出現華國鋒和江青爭權的問題。鄧 小平在面臨繼承人問題上，必須有一個周全的考量，不至於因為繼承人的問題而 導致中國再度陷入混亂中，只因為繼承人的問題涉及到中共內部派系問題。鄧小 平在選擇繼承人的問題中，比毛澤東有更深刻的體會。他深知指定繼承人之後，

會出現黨內各方勢力能否接受，成為眾望所歸的領袖？這些都是未定之數。鄧小 平的復出是靠著被平反的幹部支持他的統治地位的，這樣的統治體制仍有其不穩 定性，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不一定會以鄧小平馬首是瞻，鄧小平強調集體領導，同 時拋棄了領導階層的以兩條路線鬥爭為中心的階級鬥爭(鄭永年，2002：97)。

首先，鄧小平掌權之後在繼承人的問題上，曾經三次改變核心繼承人選，由

胡耀邦到趙紫陽，再由趙紫陽到江澤民。鄧小平在 1982 年廢除黨主席職務，明

定當時的政治局常委會(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為中

共中央領導中心。為了建立廢除幹部終身制，建立退休制度，鄧小平在黨中央成 立中央顧問委員會，為的就是鼓勵大批元老退出現有工作崗位，並讓他們有列席 黨重要會議和否決黨重要決定的權利，這是在邁向廢除幹部終身制的妥協方式 (陳永發，2001：941)。這些做法除了要廢除幹部終身制外，更是要著手培養更 年輕、更專業的第三代領導人。然而在這些強勢的廢除終身制度下，必定會遭既 得利益者的反彈，尤其是陳雲(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薄一波(中央顧問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元老級人物的反彈，對於這樣的措施元老們不甚滿意，加 上當時胡耀邦在人事任用過程中，任命許多過往的部下，成了元老抨擊的口實。

另外，在意識型態上，黨內老幹部們擔心過度的對外開放，引進過多的西方 觀念，會對中共的社會主義路線帶來衝擊，最後危及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權。他們 強調反對「和平演變」

，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主張，必須採用強 硬的手段來抑制這些過往中國共產黨所打擊的資本主義意識型態。胡耀邦卻主 張，隨著大環境的物換星移，這些開放政策是必要的，太多的政治動員對中國的 經濟發展會形成阻礙。中國要發展所需要的是經濟上的動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 化的主張不合乎中國的發展原則。鄧小平儘管在經濟上是個務實主義者，主張開 放政策，不過在政治上，因為鄧小平過往的經驗，使其態度傾向保守，於是遊走 政治保守與經濟開放之間。胡耀邦卻因為不願意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採取強硬的手 段，加上人事的任用引發各派系之間的不滿，因而遭受黨內的批評，鄧小平重新 考慮繼承的人選。

1986 年年底的學生運動成為胡耀邦下台的因素之一，黨內元老對漸漸失控 的學生運動對胡耀邦提出批判，認為胡耀邦在精神污染的問題上處理不當，以致 嚴重動亂發生。胡耀邦在失去黨內威望以及鄧小平支持下，於 1987 年請辭總書

24 和平演變，中國領導人接受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衝突是不可以避 免的，西方反對社會主義的陰謀永遠不會停止。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被認為是和平演變的設計 者，他力主開放所有管道和場所，努力與共產國家接觸，傳播西方的價值。中共在蘇聯共產黨 垮台後深刻體認到西方的陰謀，並不是一定要用軍事手段才可以讓共產黨失去政權，過度的開 放西方價值觀也會產生非軍事手段的政變。徐中約著，計秋楓、鄭會欣譯，《中國近代史》(下 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978-979。

記，趙紫陽脫穎而出成為繼任人選。1987 年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十三 大)中，趙紫陽成為總書記，實質的權力有限，真正掌握權力的是擔任軍委主席 的鄧小平，十三大中老人們離開了政治局，鄧小平在政治局秘密會議中，正式取 得毛澤東才享有的黨國最後大事決定權(陳永發，2001：943)。鄧小平作為中國 實質權力者，將經濟的裁決權交由陳雲，趙紫陽只是政治局五位常委中的一位，

其餘四人(姚依林、李鵬、胡啟立和喬石)各有背景，對趙紫陽而言分別成為牽制 自己權力的勢力。

改革開放政策的持續進行，給中國的經濟帶來改善，相對的也增加了政治改 革的籌碼，內外環境上的變化漸趨有利，讓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運動再次復甦，當 時東歐的民主運動激勵了中國的民主運動，中國的學生開始串連。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因病去逝，北京知識份子藉由悼念胡耀邦，展開示威活動，要求中 共中央進行政治改革，各地學生紛紛進行示威活動，表示支持中共中央進行政治 改革。對於學生活動的訴求震驚了中共中央高層，然而對於該如何處理學生運 動，中共出現了意見上的分歧，除了趙紫陽與胡啟立對於學生活動是同情的之 外，其餘像是李鵬等對學生運動都主張採取強硬手段。北京天安門廣場前的活動 漸漸擴大，幾乎演變成全國的活動，這樣的示威活動讓中共中央出現危及政權的 警訊，儘管趙紫陽同情學生仍舊無法公開支持學生的活動。主張強硬手段的黨內 人士及鄧小平下令武力鎮壓，學生活動在強勢武力下宣告失敗。

天安門事件的結束象徵中國民主之火再度熄滅，鄧小平在事件結束後旋即召

開中央全會，正式罷黜同情學生運動的趙紫陽。中共元老的心理在決策中起了關

鍵作用，他們是長征一代僅存的碩果，歷經無數次的動亂，他們認為權力就是生

命，這樣的決策是老人政治的心態，急欲證明遲暮之年的人仍有做出果斷決策的

魄力(徐中約，2002：963-968)。鄧小平第三次選擇江澤民為權力的繼承人，1989

年 6 月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委員會總

書記，江澤民在 1989 年 11 月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

主席。1990 年 3 月在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 軍事委員會主席。 1991 年 10 月在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 委員、常委、續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續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93 年 3 月 在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江澤民成為國家主席、黨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主席，在制度上獨占黨、政、

軍三方權力。儘管如此，江澤民在主政初期仍必須面對政權最大的挑戰，即是權 威不足的問題。毛澤東的權威建立在中共建立政權的革命功勳上，甚至到了 1990 年代部分農村地區依舊視毛澤東為神；鄧小平的權威則建立在他使得文革後經濟 蕭條、外交受困的中國走出困境，主張開放政策的鄧小平被稱為「改革、開放的 總設計師」 。鄧小平一連串改革政策，特別在經濟發展部份讓中國國力顯著上升，

使得中國部分地區的人民改善生活，間接的讓中國民族自信心恢復。儘管鄧小平 當權時已是掌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之人，然而其權威性 與毛澤東相較仍略顯不足，遑論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江澤民出身地方技術官 僚，既無革命的功績又無全國性的威望，在黨的資歷、輩分都明顯的不夠份量。

因此江澤民主政初期，處處都須要鄧小平的支持和背書，否則很難有所作為。江 澤民所面臨的問題歸納起來有如下三點：

(一)軍隊威望不足

江澤民體制

所面臨的第一個挑戰來自於軍隊。中共自建政以來，所強調的 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政府機關的權力來自於黨，基本上軍隊應該服從黨與國家，

然而軍隊卻是維護中共黨國體制最重要的支柱。「槍桿子出政權」是中共成立以 來的基本權力哲學，軍隊的重要性會隨著中共主政者的不同與時空環境的變遷而 有所改變。毛澤東執政時期，中共的軍隊的確成為毛澤東最依賴的一股力量，中 共剛建立政權不久，深怕各派系甚至國民政府殘留勢力的反撲；國際上，因為美

25 所謂江澤民體制所指的是，江澤民主政時期並非如同毛澤東、鄧小平一般對任何決策都由自 己決定，決策必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內的成員共同決議，是集體領導的方式。

蘇意識型態的不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自然與美國成為敵對陣營，中共政權隨 時面臨著美國等國際勢力的壓力，因此毛澤東對軍隊更加。到了鄧小平時期，國 際局勢逐漸的緩和，各國主要在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致力於國家的發展，這對 中國而言是一個發展的契機。因此鄧小平提出要軍隊現代化，軍隊的現代化除了 增加精良的武器外，另一個重點則在於軍隊人數的減少與軍隊專業化，這個時期 的軍隊重要性相對的降低。鄧小平時期一直要到 1989 年的「八九民運」發生後，

軍隊的重要性才又增加，出動軍隊鎮壓天安門廣場前的學生，軍隊成為維護中國 共產黨能否穩定執政的關鍵因素。這也就是說中共領導人除了掌握黨的權力之 外，另一個重要的維持政權工具就是軍隊。

江澤民和軍隊系統毫無淵源，他是經由鄧小平的安排出任軍委主席，江澤民 明白掌握軍隊的重要性。接任軍委主席後，運用制度化和幹部年輕化的公開政 策，逐步更換中央軍委的成員(陳永發，2001：985)，分別以公開的巡視軍隊、調 動軍隊、軍隊人事晉陞等政策工具，樹立和鞏固自己在軍隊中的威信。儘管江澤 民對軍隊動作頻頻，為的就是盡快將軍隊掌握在手中。但是，江澤民並無軍隊的 工作經驗，使其所做的批示經常被軍中幹部壓著不辦；視察軍隊，楊尚昆等解放 軍中的元老幹部也不願意陪同江澤民前去視察，軍隊將領甚至出現對江澤民不滿 的聲浪。1992 年，鄧小平對軍中所謂的「楊家將

」勢力擴張感到不滿，撤換了 軍系中楊式兄弟的人馬。江澤民在鄧小平的幫助下，拔擢另一批年輕的軍事將 領，使江澤民在軍隊的地位逐漸穩固(王玲玲，1993：19)。

(二)地方勢力抬頭

江澤民所面對的第二個挑戰則是各地方政府與中央的關係。中國幅員廣大，

致使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者對於中國各地的情形無法通盤了解，並不能親自掌控 各地方所發生的事情，甚至有時候對某個地方產生一知半解的認知。為了有效管

26 楊家將所指的是軍頭出身、當時擔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與同屬軍頭的堂弟楊白冰（時任中央 軍委秘書長）把持中央軍委，不把主政初期的江澤民放在眼裡，楊尚昆對於軍中換屆、提拔 將領的名單都不與江澤民商量，只要江澤民簽字同意。

理中國各地區的情形，中國的統治者必須將權力委託於各個地方政府的首長。在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之下，各省需要跨越省與省之間的分際相互合作，才 有經濟協作區的出現，各省中的黨領導人因為改革開放和放權讓利，充分掌握實 質的權力。這些權力非僅僅在經濟管理上，甚至將權力延伸到經濟計畫、資源分 配、經濟政策和法規制定等，而中共中央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措施，進一步的將權 力下放，目的就是要提高行政效率，增加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中央政府將權力下 放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卻未必能完全配合中央的政策，將合法的權力使用在謀求 地方利益方面，反而產生部分地方幹部謀求私人利益的貪腐現象，致使和中共中 央產生摩擦。省與省之間為了爭取各自的利益對其他省份實行壟斷與封鎖，產生 類似西方中古世紀的「諸侯經濟」 ，在中國確實產生了地方決策壓倒中央政策的 情況，例如： 「廣東王」葉選平即為一例

(張雅君，1993：10-16)。換言之，在財 政上中央必須依賴地方，地方政府發現，對中共中央的依賴越小，地方可以掌握 的事項相對的增加、對地方利益的認同感則增強

。對中央而言，地方政府所掌 握的權力越多，即可能讓昔日「地方主義」復甦，造成「軍閥主義」 ，最終危及 中央政權的安危。

中共中央面對地方權力過大的問題，必須尋求一個解決之道，為了削弱地方 官員太過強烈的地方主義。江澤民在上台後即嘗試建立幹部的迴避制度，讓幹部 不得在本籍擔任官職，可是積重難返，黨政負責人在任用上仍以當地人士為主(吳 國光、鄭永年，1995：111)。江澤民所採取的不像毛澤東的整風方式，而是強調 間接調控，透過立法和司法，劃分清楚中央和地方的權限，以法的觀點來限制住 地方的部分權限，這是於法有據的。除了以法的觀點出發外，江澤民還加強了中

27 鄧小平主張改革開放政策下，各省經濟上的發展以臨海地區的發展較快速，特別是廣東，因 為鄰近香港之故，加上語言上與香港並無太大差異，香港的企業多半選擇在廣東投資。另外，

當時的廣東省委副書記、省長葉選平的一系列經濟招商政策，讓廣東的稅收成為全國之冠，

也因經濟上的成功加上葉選平為葉劍英之子，不免使其在政策上不願意配合中央，形成地方 凌駕中央的情況。當時廣東的人民多暱稱葉選平為「廣東王」。

28 1979 年，中共的國家財政收入是國內生產總值的 27%，支出為國內生產總值的 32%。天安門 事件後的第一年，收入所佔的百分比減至 17%，支出減為 20%。資料來源：陳永發，《中國共 產革命七十年》(下冊)，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 年，第 2 版，頁 987。

央的財政收入，減輕中央對地方財政的依賴，反過來加深中央對地方的影響力。

在鄧小平時期的放權讓利政策下，使企業與經濟單位享有較多自主權尤其以 黨委書記更是如此。在中央默許下，全國皆商，甚至連軍隊、學校都以增加收入 為優先考量，中央的鞭長莫及讓地方官員坐收經濟改革的豐碩成果。中央政府所 能控制的財政資源逐漸減少，環環相扣下，中央無力支付較窮的省分豐富的財政 資源。漸漸地，這些省分自是減少對中共中央的向心力，更遑論財政歲收豐碩的 省分，中央對其影響力更少，甚至有時還會受到地方的影響，因為中央大部分的 財政收入支出都依靠這些財政富庶的省分。中共中央鑑於財政稅收的重要性，在 1993 年底，將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做出一個劃分，將資源分成三種，分別是中央獨 享、地方獨享、中央地方分享的分稅制度(陳永發，2001：989)，目的就是要讓中 央歲入增加。江澤民執政後的一連串動作為的就是要改革地方政府尾大不掉的弊 端。

(三改革開放後中國所面臨的難題

江澤民面臨最大的挑戰除了來自軍隊的壓力及地方政府權力過度膨脹的問 題之外，最主要的還是在鄧小平主張改革開放政策後所面臨的種種問題。改革開 放為中國帶來經濟上的繁榮，卻也為中國帶來了難以解決的問題。在市場化的過 程下，地方政府的利益被突顯出來，地方政府有了自主權，地方在財政上也有一 定的剩餘索取權，這增加了地方政府巨大的經濟積極性和能動性，地方政府的財 政收入增加。當越來越多的人通過市場致富後，地方政府相對優勢的地位會受到 衝擊，地方政府為了保有原來在財政上的優勢，同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受工具理 性的驅使，地方政府極容易成為追逐自身利益的行為主體；從再分配制度下的「社 會與文化準則中脫離出來」，成為市場中的經濟行為主體。其中最令人詬病的就 是幹部本身的貪污腐敗，中國的社會問題足以動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江澤 民必須面對來自中國基層民眾對於貪污腐敗的厭惡。

在鄧小平時代， 「堅持(繼承)」毛澤東思想，同時藉著「發展(否定)」毛澤東

思想，來建立「鄧小平理論」(小島朋之，1997：21)。江澤民在主政初期，因黨、

政、軍的人事佈局上，仍須有鄧小平的支持才不至於引發執政上的危機，儘管江 澤民急欲走出鄧小平的陰影，但是為了確保繼承的正統性，必須繼承「鄧小平理 論」 。即使鄧小平不願意由中國政治中真正退出，然而時間卻迫使鄧小平必須「真 正」退出中國的政治。在 1995 年後，鄧小平健康情形持續惡化，有關鄧小平健 康的傳言在中共當局不斷更正澄清中，主要是因為在江澤民權力尚未完全鞏固。

唯有透過鄧小平來強化江澤民，方可不至於引起中國內部權力結構的變化，而導 致中國現代化的停止。隨時間流逝，鄧小平在政治的影響力也日益消退，大陸的 媒體報導鄧小平的篇幅逐漸減少，這反映出中國內部的政治權力正在出現轉移。

江澤民真正所要面臨的問題已經浮現，那就是中共內部權力的角逐。名義 上，江澤民確實掌握黨、政、軍大權；實際上，黨、政、軍中各方有實力者對江 澤民所主張的政策並非全部認同，例如：李鵬、喬石等。江澤民在主政初期必須 顧忌這些人的存在，深怕自己步上趙紫陽的後塵，所以尚須將鄧小平定於一尊，

強調自己的正統性。在江澤民被推選為中共總書記後，一次內部會議上江澤民說 道： 「同志們，這次中央全會(1989 年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推選我擔任政治局常 委、總書記，我沒有這個思想準備，又缺乏中央全面工作的經驗，深感擔子很重，

力不從心。現在全會已經做出決定，我感謝同志們的信任，決心同大家一道，刻 苦學習，加強調查研究，盡心盡力做好工作，不辜負老一輩革命家和同志們的期 望。…」(楊中美，1996：259)。從江澤民的談話內容與態度，都可以看出剛掌握 政權的江澤民在各方面的力不從心與無奈。

二、經濟問題 (一)經濟制度的轉軌

1990 年，鄧小平正式提出他的「貓論」 ，「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

好貓」(鄧小平，1993：31)，充分表現出鄧小平務實的價值取向。鄧小平此次的

談話，回應了中國的保守派政治人物對「姓資姓社」的爭議

，鄧小平提出了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來說明中國的經濟發展策略，將社會主義的經濟 計畫與市場規範統合在一起，市場力量對經濟的發展是重要的，中國要在國際競 爭的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必須要有經濟實力。

鄧小平在面臨經濟緩慢增加和快速經濟改變的抉擇中，鄧小平選擇「摸著石 頭過河」的漸進式經濟改革方式，這是基於鄧小平個人使命、北京的內政目標、

中國民族主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政策之間，存在著根本的一致性

。自 1992 年以來，中國經濟連續三年持續 13%左右的高速成長。可以由(圖 4-1)中得 知，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成長的快速，幾乎是每年都呈現成長的情形下，這 樣的經濟成果不只在亞洲受到矚目，其經濟成長快速在世界經濟大國中逐漸崛 起。中國想在經濟上有所發展，連鄧小平都承認中國政治安定與否成為經濟繼續 發展的必要條件。需要「強人」圖騰的中國政治在短時間內無法做一個大的轉變，

鄧小平在交出政府所有職務的同時即象徵著「鄧小平時期」將要結束，只是毛澤 東、鄧小平等畢竟與中國的發展歲月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更有著與中國一起革 命的情感存在。

29 1987 年與 1988 年間，中國的學術界對「姓資姓社」的爭議展開論辯，各界對中國的發展過程 中是否該存有「姓資姓社」的區別，或者應該選定一個屬於中國的發展策略，有著爭辯。左 派人士堅稱，無論「資本主義」改革政策能夠帶來多大的經濟躍進，中國必須揚棄這樣的政 策，因為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然而鄧小平卻力主持續進行改革開放政策才是符合中國發 展的方針。Willy Wo-Lap Lam 著，涂百堅、陳怡如譯，《世紀末中國：鄧小平續局》(China after Deng Xiaoping)，台北：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年，頁 32。

30 鄧小平在 1992 年南巡期間發表的談話：「環顧中國的四周，注意到了四小龍(新加坡、香港、

台灣和南韓)。四小龍每年以 8%到 10%的速度增長，且在技術上遙遙領先於中國。如果要超 過它們，恢復我們在本區乃至最終在全世界正當的地位，中國就必須比他們發展的更快。鄧 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70-383。

GDP分析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年份

產値 單位： 億元

國民總收入 國內生產總值 第一產業 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

圖 4-1 1992-2002 年中國經濟成長

資料來源：數據資料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 http://www.stats.gov.cn/ 圖表：作者自繪

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政策，在經濟制度上，已經不再是中共所堅持的計畫經 濟，計畫經濟的體制逐漸向市場經濟體制移動，在對外開放政策主導下，中共開 始引進外資到大陸投資於是興起了「三資企業

」 。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 會上首度做出對個體經濟的肯定，翌年 12 月，第五屆人大通過的新憲法(八二憲 法)第 11 條規定：「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 制經濟的補充」 ，個體經濟在政策與法律上獲得確認(劉清波，2001：36)。中共經 濟制度的多樣化，形成中共經濟的發展狀況，加入個體經濟與外資後，開始與國 營企業產生競爭，國營企業因為經營方式仍以計畫經濟為主，漸漸失去市場優勢 與競爭力，甚至成為中共經濟問題的一環。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開始著手

31 三資企業所指的是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商獨資經營企業，使得中國原 有的國營經濟、集體經濟外多加了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中國大陸研究學會編輯，

《鄧後大陸形勢暨兩岸關係論文集》，台北：中國大陸研究學會，1995 年，頁 84-85。

處理國營企業「三角債」(triangular debts)的問題，而他的解決方式就是結束企業 體質有問題的國營企業，給予健全體制的國營企業更多的自主權，以營造最大的 企業利益為目標，讓這些企業可以在競爭的市場中生存下來，並且創造更多的企 業利潤。

改變經濟體制的確讓中國的經濟發展快速，在一切以發展經濟為前提下的中 國，卻在政治上無法做到更大幅度的改革，而產生天安門事件。事件發生後，經 濟改革停頓下來，外資因為對中國的經濟制裁也暫時停止對中國的投資，中國的 經濟再度回復到中央經濟，由中央政府掌控資金及其他資源，目的就是防堵要求 政治改革聲浪。一直要到 1992 年鄧小平南巡，發表要持續改革路線的談話後，

連一向堅稱改革不過是努力達成「完美社會主義」的李鵬，也發出「加速」經濟 自由化腳步的論調(涂百堅、陳怡如，1996：108)，一時之間中國開始對經濟改革 動了起來，中國呈現出一片全民皆商的現象。

1992 年 10 月所召開的第十四屆黨代表大會，在政治上是為了新領導階層奠 立權力基礎；經濟上，是再次確認鄧小平「南巡談話

」是國家奉行的經濟原則，

明確的贊成改革制度，指出黨的首要任務在經濟建設上。價格的自由化在市場競 爭上是一項必然的措施，然而一直以來由中央制定價格的中國經濟體制，在價格 自由化後出現了物價波動嚴重，物價的波動造成通貨膨脹，中共必須設法解決快 速成長的通貨膨脹以及穩定物價。

(二)經濟特區

經濟特區的設立是鄧小平在對外開放政策中的措施之一。1960 和 1970 年代

32 鄧小平南巡談話內容主要在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要敢於試驗。看准了的，

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就是害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 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 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再次明確提出：計畫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 會主義也有市場。計畫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陳占安，「準確把握鄧小平哲學思想的理論真 諦」，越存生、王東主編，《鄧小平與當代中國和世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285-289。

的中國對外國人來說是一個化外之域，僅有少數的外國企業仍與中國維持商務辦 事處，但由於在各方面都受到限制，因此幾乎可以說是沒有生意上的往來。中國 的領導階層採取「對外開放政策」 ，目的在吸引外國的科技和外國的投資，並為 中國的產品打開國外市場，鄧小平決定設置「經濟特區」 ，是為外國投資創造有 利的投資環境。方法是在國家境域之內劃出一定區域範圍，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採 取與內地不同的經濟政策，實行各種措施與優惠辦法，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辦企業 及其他事業，實行價格完全開放，並對前來投資的外商在稅收及出入境上給予特 殊優惠，同時也享有更大的經濟管理權限(黃烈修、潘兆民，1999：319-320)，而 吸引外商到中國投資的最大因素是中國有廉價的勞工。

經濟特區的建立除了吸引外商資金與技術外，個別的經濟特區都有其特別的 戰略地位。廣東的經濟特區目的是為能由香港和澳門獲得投資，深圳經濟特區的 成功在於本身基礎建設、特殊政策提供外國科技企業進駐，其他如珠海經濟特 區、海南島經濟特區、浦東經濟特區等，都提供外資企業投資中國，其中也包括 來自台灣企業的投資。經濟特區的試點成功，也加深中共經濟開放的決心，可以 由 1990 年在 5 個經濟特區與 14 個開放城市的每人國內生產毛額達 3042 元人民 幣，約全國平均的兩倍。也由於投資環境與政策優惠下讓經濟特區成為與中央相 抗衡的一股勢力，資金、技術及整體資源漸漸由北京流向各經濟特區，中央認為 應該收回經濟特區的部分權力，避免地方政府權力過於膨脹而產生地方主義，反 過來危及中央執政權。

經濟特區的設立目的是為了要吸引外國企業的投資，的確外資企業在經濟特

區投資熱絡，使得經濟特區就業機會大增。中國其他地區的人民紛紛湧入各經濟

特區，形成經濟特區盲流過多，擠壓了當地區民的就業機會，也剝奪當地區民的

資源使用；另外過多的外鄉鎮居民進入經濟特區會造成社會治安問題，中國過於

廣大，人口眾多，戶口制度並不是隨著遷徙而改變，不易防止犯罪問題。

三、社會問題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政策實行之後，確實讓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快速，固然 經濟發展快速為人民改善生活，卻也在經濟改善的同時衍生出社會問題，大陸失 業問題、貧困問題、犯罪問題、腐敗問題等都成了社會問題。

(一)失業問題

中國社會中的失業問題所引發的後續效應已漸漸發酵，中國乃至國際社會對 中國失業人口的關注是由下崗職工引起的。就社會結構而言，下崗群體基本上是 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鄉的一代人，出生於 20 世紀的 50-60 年代，經歷了群體鬥 爭性極強的文化大革命，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卻遇到了國有企業改革，儘管 沒有失去「工作」，卻沒有工作可做，沒了實質收入成了下崗工人。下崗工人多 半產生在中年， 「上有老、下有小」 ，工作是他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沒有工作，

吃什麼？對這個群體而言，基本生活保障是他們的最關心的問題，而滿足基本生 活保障的有效解決途徑，就是獲得一份穩定的工作。因此，就業是他們最重要的 社會需求。一但失去工作，所引發的負面問題，例如自殺、犯罪率的增加都會造 成社會的不安定。失業是因為違反了經濟上「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原則，因為 國營企業改革帶來了成本效益觀念，淘汰過剩勞動力成為企業為爭取效益不得不 然的措施，因而產生了失業問題，由中國國家統計局所發布的資料來看，1992 年所登記的失業人口有 393.9 萬人，失業率為 2.3%，這些百萬失業人口的存在，

這是中共領導人，也就是江澤民所不得不去解決的問題。

(二)貧困問題

貧困，曾經被塗抹上過多的意識形態色彩，那是因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

中國很少從社會經濟的視野去對貧困進行客觀冷靜的研究。中國反貧困問題是在

改革開放之後才出現的，個體經濟產生了許多個體戶，相較於個體戶的收入，農

村、國營企業的員工待遇上是較差的。對中國這樣發展中的社會，可怕的不是貧

困本身，而是貧困所帶來的問題，即導致社會各階層的不協調、心理上的懶惰和

一種極深的無能為力感。如果考慮到下崗工人平均年齡 40 歲，1/3 的下崗職工夫 妻雙下崗或失業，所要面臨贍養老人、撫養孩子上學等支出增大的因素，可以得 出結論：他們中不少家庭的實際收入，都是由這些下崗工人所負擔。為了給與在 市場經濟體制下，新出現的沒有工作單位的失業人群必要的保障、救濟；也為了 減少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負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有必要改革傳統的由各個單 位自行解決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的體制，建立一套獨立於企業之外，由一個專門 系統來負責的社會保障和救濟體系，可以由(圖 4-2)中得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 的構成中即使有職業的人仍就有 13%是處在最低生活保障中。貧困將使人民失去 最低生活水準，致使中國人民無法生存下去，最終導致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 質疑，危及中國的穩定。

其他 29%

三無者 失業者 12%

17%

離退休 6%

下崗者 23%

在職者

13% 其他

三無者 失業者 離退休 下崗者 在職者

圖 4-2 中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口的構成

說明：「三無」人員是指：1.無工作能力者；2.無收入來源者；3.無法定贍養人者

資料來源：蔡昉、林毅夫，《中國經濟》，台北：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003 年，頁 238。

第二節 國際環境因素

東歐的巨變和蘇聯的解體導致冷戰突然以美國「不戰而勝」而宣告結束。一

夜之間，在冷戰期間能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力量消失了，美國失去了對手，國際上

不再是兩極化的競爭，代之而起的是一個「一超多強」

的國際社會。中國對於 後冷戰時期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不免有其擔心之處。因為中國在政治制 度、經濟制度、意識型態、價值觀念上與美國都是衝突的，所以中國擔心美國在 國際上的敵人由蘇聯變成中國。從政治、經濟、安全各層面上來分析，在後冷戰 時期的國際初期形勢的確對中國同時存在著危機與轉機，尤其是美國興起了所謂 的「中國威脅論」 ，中共更擔心在此一論述下，加大了美國對中國的壓力。

首先，在政治層面上，蘇聯與東歐國家共產黨紛紛失去執政地位下，社會主 義制度面臨著是否可以繼續存續下去的問題，正如日裔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在其所著《歷史的終結》一書中說，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意識 形態的戰爭史，由於冷戰的告終，最大的意識形態戰爭隨之結束，自由主義勝利 了，因此推論歷史的終結。蘇聯、東歐在政治上出現劇變後，經濟一潰千里，國 家分裂，內戰頻繁，這些共產國家解體後的現象，讓中共的領導者開始思考中國 的前途。中共的領導者認為，中國如果出現分裂的情況，中國內部的各民族將出 現同室操戈，社會動盪，情況會比蘇聯、南斯拉夫分裂後所出現的問題更加嚴重。

鄧小平說過： 「那將是世界性的災難」(鄧小平，1993：359)，蘇聯與東歐的政治 變化，讓中共領導人更強調國家的安定。

其次，在經濟層面上，中國與前蘇聯在許多地方上都很相似，都是以「計畫 經濟」為國家的經濟體制。在蘇聯未解體之前，中亞各國的經濟十分依賴蘇聯。

蘇聯極權體系在行使「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的經濟改革後

，讓蘇聯的政 治、經濟一下子失去能與美國相抗衡的實力，解體後的蘇聯與各獨立體的經濟惡 化，無法滿足中亞各國的需求。中國卻因為在改革開放政策後，經濟穩定成長，

在此一契機上促成與中亞各國的經濟貿易行為。

33 一超多強(極)，冷 戰 結 束 後 ， 大 國 格 局 基 本 上 處 於 「 一 超 多 強 」 局 面 。「 一 超 」 所 指 的 是 美 國， 美 國 是 當 今 世 界 惟 一 的 超 級 大 國，「 多 強 」一 般 是 指 歐 盟、 日 本、 俄 羅 斯 和 中 國 。

34 震盪療法，是企求在短時間內，甚至恨不得在一夜之間能從中央集權式的「經濟計畫」躍入

「市場經濟」體系的領域。張維邦，「『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的幻滅」，《俄情雜誌》，1995 年 8 月，第 4 卷，第 4 期，頁 3-12。

再者，在安全層面上，蘇聯的解體解決了中國長期來自北方的威脅。原本的 中亞各國在蘇聯解體後，為了要取得本國在外交上的自身利益及國家安全戰略的 考量，必須在中國與俄國兩國間取得平衡的外交。這讓中國除了免除安全上的考 量之外，並且提供中國在外交策略上多元的運用，中國在戰略上對西方國家的需 求相對減少，因為中國無須再擔心來自北方的威脅(曲星，1999：9-11)。

一、1989 年後中國的外交政策

90 年代，蘇東波劇變，兩極格局瓦解，世界形勢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國際 政治上不再是美蘇兩強的對抗。在冷戰結束後，大國格局基本處於常說的「一超 多強」局面。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綜合國力領先其他國家，造 成國際間各國力量對比失衡的狀態。這種狀況還將會持續一定時期，但大國間正 發生著力量消長的變化，逐步朝著相對均衡的方向發展(李寶俊，2001：36)。

1982 年中共十二大提出，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國內的經濟 建設爭取一個較長時期的和平環境。到了 1987 年，中共十三大提出「奉行獨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 關係的政策。可見，經濟建設從 1978 年黨的工作重點實現轉移之後，就成了中 國的核心戰略利益，而中國外交戰略和政策的目標，是為了經濟建設服務，即營 造一個和平的穩定的國際環境。

鄧小平在冷戰過後，國際力量失衡的狀態下，為了防止西方國家再度對中國

採取強烈的遏制政策，鄧小平提出了「冷靜觀察」 、 「穩住陣腳」 、 「沉著應付」 、 「絕

不當頭」的外交思維，目的就是要讓正在起飛的中國經濟發展順利，中國在國際

局勢詭譎多變下，所選擇的外交政策是把中國自己事情辦好的「韜光養晦」外交

戰略。鄧小平之所以主張「韜光養晦」戰略是因為，蘇東波的巨變讓部分中國人

感到憂心，深怕中國共產黨會成為下一個蘇聯，在實力懸殊的狀況下主張進行與

西方世界進行對抗；卻也有另外極少數的人主張跟隨蘇聯、東歐的腳步，改變社

會主義型態(李寶俊，2001：37)。中國在「韜光養晦」戰略下做到了暫時的休養

生息，在外交上度過了朝後冷戰時期過渡的階段，隨著冷戰的結束，中國的經濟 發展有了成果，中國開始思考外交上的策略是否延續「韜光養晦」。在此之前，

因為國際局勢的不確定與中國國家發展策略之故，所以在外交上採取獨立自主。

中國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已經成為發展中的國家，集中精力發展中國是最主要的 任務，只有中國強大才能有所作為(鄧小平，1993：363-365)。

中國新國際秩序的主張，是針對冷戰後西方國際新秩序所提出的。90 年代 初，美國、歐洲、日本都提出國際新秩序觀。在 1991 年所舉辦的 G7 會議中

， 七國領袖共同聲明指出：「我們謀求在共同價值觀基礎上建立夥伴關係，加強國 際新秩序。我們的目標是加強民主、人權、法治和健全的經濟管理。」(馮特君，

1993：332)，中國認為 G7 的目的是在建立一個屬於西方資本主義的價值體系、

社會制度、經濟模式和意識型態為主的新秩序。中國擔心在西方世界所提出的國 際新秩序下，和中國的發展策略產生衝突，甚至犧牲中國的國家利益，因此鄧小 平向國際提出中國國際新秩序觀

，主要的核心內容就是反對以資本主義制度和 文化來改變非資本主義國家。

冷戰的結束和「八九民運」幾乎在同一時間發生。在事件過後，以美國為首 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集體的制裁和外交孤立

，中國在外交和內政上承受來自 國際上的壓力，必須在外交策略上有所調整，以符合國家發展的策略。中國在與 國際大國實力對比懸殊的狀況下，提倡中國要去承擔國際責任、支持進行國際合

35 G7，20 世紀 70 年代爆發的石油衝擊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是 G7 成立的背景，是一個非制 度化的論壇。主要由具有「相同意向的國家」，就重大國際問題做一個交流，達成意見上的共 識。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各國之間政策協調的加強，已逐漸演變成一個多層次體系。所指的 是西方工業大國財長會議，即美、日、德、法、英、義、加七個工業國家，其內容所討論的 政策即引導全球經濟。

36 1990 年由鄧小平所提出，其內容為(1)每個國家都有權根據本國國情選擇自己的政治、經濟和 社會制度；(2)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必須嚴格遵守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3)國家之間應當相 互尊重、求同存異、和睦相處、平等相待、互助合作；(4)國際爭端應該通過和平方式合理解 決，而不應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5)各國不分大小、強弱都有權平等參與協商解決世 界事務。粱守德、洪銀嫻主編，《國際政治學概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 年，頁 281。

37 Andrew Nathaan 和 Robert Ross 認為，這種巧合改變了美國的決策環境，使得對華政策成為美 國對外政策中意見最分歧的問題之一。黎安友(Andrew Nathaan)、陸伯彬(Robert Ross)著，何 大明譯，《長城與空城計：中國尋求安全的戰略》(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台北：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1998 年，頁 70。

作，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一切分歧和爭端」。中國希望透過多邊、雙 邊合作的方式解決與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中國並不希望再製造國際上的爭端對 立情勢，冀望支持中國與西方國家和平相處，進行對話、交流、合作，並且支持 中國重返國際社會，共同參與世界的事務。中國所運用的是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試圖擺脫國際對中國的刻板印象以及扭轉中國自「六四天安門事件」以來的國際 負面形象。

在江澤民主政的初期，中共集體領導階層在中國外交策略上選擇沿用鄧小平

「多極」思想的基礎上，1990 年 3 月鄧小平指出：「世界格局將來是三極也好、

四極也好，五極也好，蘇聯總還是多極中的一個。」，現在所謂的多極，中國也 算一極(鄧小平，1993：353-356)，仍是遵循著「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思 維。中國對於 1992 年所發生南斯拉夫的民族戰爭問題、1994 年俄羅斯與車臣的 問題，中國採取的都是不過問的態度，但實際上在那一段時間內，中國缺乏加以 實際影響的力量和手段，除了本身國家尚在發展中，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制裁也起 了些箝制的作用。中國認為國際形勢上的轉變，致使美國在冷戰結束後成為超級 大國，在國際上傳遞屬於美國的價值，這也是讓中國感到憂心的地方，對於美國 所強調的民主必須由人民直接選舉國家領導人，中共認為這不適合中國的民情與 發展。90 年代初，中國為應付國際格局的驟變和西方的制裁，所採取的「韜光 養晦」外交策略，的確為中國的外交形勢帶來轉機，在西方國家解除對中國的經 貿限制後，中國經濟的發展讓中國內部出現了是否要持續這樣溫和的外交政策的 聲音，這個時候中國強調與國際接軌，持續中國本身的經濟發展(謝益顯，1999：

388-393)。

二、美國因素

儘管中國不願意去承認美國在國際之間的影響力，然而就國際政治現實狀況

來說，美國自冷戰結束後即成國際間的超級強國。中共在發展國家經濟時仍就要

藉助美國的資金與先進技術，這是一項不容否定的事實。冷戰結束後，國際各國 尚在恢復過程中，不願意再啟戰端，美國也深知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美國國內的 企業瞄準中國大陸廣大的商機，紛紛投入中國未開發的市場上。美國自尼克森政 府以來開始重視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藉著經貿推動兩國之間的正式關係。

影響美國外交政策制定的是存在美國深層的價值觀，即孤立主義，就是不結 盟、不干涉，在拓展美國商務之際，不需要與該國的政治有過多的聯繫(楚樹龍、

耿秦，2003：168)。冷戰過後，美國揚棄傳統孤立主義，提出新孤立主義，新孤 立主義的觀點提供美國在制定外交政策上的基礎

，這樣的戰略思維主導美國外 交政策

美國在老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1924-)上台時中美之間的關係即 存在著衝突，布希必須要做出抉擇，一種是需要有效的與中國領導人打交道，另 一種是妥善處理美國對不同政見者的意見，在這兩者之間迫使美國執政者在中美 關係間必須取得一個平衡(藍普頓，2003：8)。1989 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

布希政府對中共採取強硬的制裁手段，布希曾經聲稱美國與中共根據「只有一個 中國」的基本原則，已經找到建設性地、不待惡意地討論台灣問題的途徑

，可 見布希對中共是十分友好的，但是迫於國會 6、7 月通過譴責中共決議案，進一 步在 11 月通過制裁中共的「美國國務院授權法修正案」(胡為真，2001：134-135)，

美國政府的制裁，讓中共正在發展的經濟停滯下來。美國對中共政策是希望增加 溝通，說服中共改善人權狀況，然中共予以拒絕，認為中國內政的事情不需要外

38 新孤立主義的觀點包括：1.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對國家利益做狹義的解釋，強調有限的安全目 標，注重美國本土安全；2.在評估威脅後，認為美國沒有面臨直接威脅之虞，並且有足夠的力 量對抗到來的威脅；3.在內外政策的取決上，是以內政為主要優先考量，政府應該優先解決國 內的問題；4.在國際事務上，美國反對承擔國際義務，也不需要過度干涉他國事務。楚樹龍、

耿秦主編，《世界、美國和中國─新世紀國際關係和國際戰略理論探索》，北京：清華大學出 版社，2003 年，頁 168-169。

39 1989 年，布希就職後，為了平衡蘇聯共黨總書記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於 5 月訪問中國，

遂藉 2 月赴日本參加裕仁天皇(Emperor Hiroshito)的喪禮之際，於 2 月 25 日至 26 日赴北京訪 問，與鄧小平會談，會談期間同時會見了楊尚昆及李鵬，鄧、李、楊三人均對布希強調中共不 會再與蘇聯結盟，與蘇聯的關係改善主要是因為蘇聯對中國的重大戰略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 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中國外交概覽 1990》，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 年，頁 306-307。

國勢力的干涉。國際經濟的制裁讓中國開始改變對外關係，開始加強對外宣傳，

中共高層積極出訪

，以期增進與外國的關係來改變中國外交、經濟上的困境。

1990 年 8 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造成波斯灣危機，布希一方面和國會領袖 溝通，另一方面與西方各盟國取得聯繫，甚至親赴蘇聯與戈巴契夫見面取得支 持，迫使伊拉克自科威特撤軍。聯合國安理會則派出維和部隊到科威特，美國提 出派兵的行動需要聯合國安理會的支持，提供了改善中美關係的機會。中共身為 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加上提供武器給伊拉克，美國要求中共停止軍售伊拉 克，但是中共意識形態的主導與敵我觀念過深導致中共在此次事件中誤判失去與 美國改善關係的機會(胡為真，2001：141-142)。儘管如此，布希在 1991 年的一次 公開演講中仍稱許中共投票反對伊拉克侵略，讓波斯灣戰爭勝利，然而中美兩國 的關係仍無長足的改善，布希總統對於中共並沒有太多的關注，因為布希在政治 事務上還有比對中共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總統連任之路。

中美關係仍處於僵局之際，國際上其他地區卻是風起雲湧，東歐、蘇聯的共 產主義崩潰。美國政治流向也很湍急，1990 年國會選舉和 1992 年總統選舉，共 和黨的布希強調外交政策上卓越的成就(波戰戰爭及冷戰的勝利)，民主黨的柯林 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則強調加速經濟成長和創造就業機會。在厭倦戰爭與 希望經濟成長的美國人民交出選戰結果，民主黨的柯林頓成為美國總統。柯林頓 在競選期間對華政策所做出的主張在於，要找一條途徑把中國商品進入美國市場 與中國改善其國民待遇的問題掛鈎(藍普頓，2003：21)，柯林頓將政策重心放在 國內經濟上，即使在外交上仍舊強調拓展美國商品進入全球經濟市場中。剛上任 的柯林頓對外交上缺乏一套完整策略，在與價值、意識形態迥異的中國交往時必 須格外謹慎，避免挑起無法收拾的外交問題。更會導致自己政府內部出現分歧的 意見，進而影響施政。

40 錢其琛在 1989 年下半年度起到 1991 年底的兩年半期間，一共出國訪問 75 次，李鵬、朱鎔基 也往多國訪問，主要目的在於改變周邊關係、淡化外國對中國的負面印象、增加國外企業對中 國的經濟投資，在 1990 年間參加了國際公約 12 個，與外國簽訂各項條約 129 個。胡為真，《美 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2001 年，頁 139。

美國經濟自 1990 年下半年起就陷入衰退，其後連續兩年持續下跌，失業率 在 1992 年到 1993 年夏季達到 7%(胡為真，2001：159)。因此柯林頓將政策重心 放在恢復美國經濟及內政，在新政府成員的任命上多以經濟人才為主，以卡特時 代的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istopher)為國務卿，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任命 上，他任命安東尼、雷克(Anthony Lake)擔任國家安全局顧問。雷克認為中華人民 共和國與伊朗、伊拉克這樣「無良國家」(Backlash states)類似，必須要引導他們 走上民主軌道(藍普頓，2001：22-23)，柯林頓在外交政策上的制定主要是依賴國 安會。柯林頓提出了美國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即經濟安全、軍事實力和促 進民主，最大的特色就是將經濟安全置於中心地位，成為首要目標，強調外交為 經濟服務，強調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力(潘銳，2004：185)。至於在亞太地區 上，則在 1993 年提出「新太平洋共同體」 ，加強美日夥伴關係，共同承擔亞洲軍 事業務，支持亞洲地區民主改革。柯林頓在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上，因為兩國的領 袖彼此之間的互信不足，雙方在正常關係上的機制又因為美國的制裁而受損，一 些往常的官員交流、定期會晤尚未恢復，支持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國內政治力量相 對的較為薄弱。特別是美國國內對天安門事件中，中國的處理方式認為違反人 權，因此如何與中共作進一步的接觸出現意見上的分歧，不僅是共和、民主兩黨 意見相左，就連政府部門與國會也出現歧見(胡為真，2001：161)。

柯林頓政府將人權與最惠國待遇兩者之間做了一個連結，而這樣的連結也將

柯林對的對華政策陷入困境。以經濟為優先的柯林頓政府因為中國的天安門事件

後人權的紀錄，一直未有一個明顯的改善，柯林頓政府遂將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

擱置下來，並要求中共改善人權。但是中共領導人希望美國不要干涉中國內政問

題，因為中國必須維護主權及國家安全，雙方之間的認知上出現了差異。柯林頓

對於將人權與最惠國掛勾後所引發的後果，出現了無法掌握的情形，中國遲遲未

做出人權上的改善。龐大的商機卻引誘著美國的企業界，美國的盟國利用中美關

係的冷淡攫取中國的商業利益，使得美國企業因為美國政府的政策而錯失商機。

柯林頓時期美國對中國政策目標旨在鼓勵中國國內政治、經濟自由化的力量 持續，並廣泛的促進中國自共產主義向民主和平演變。柯林頓政府為實施其競選 政見，決定延長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附加條件就是中共必須在人權與武器外銷 記錄上必須有所改善，美國才考慮延長下一年度的最惠國待遇。柯林頓為了恢復 美國國內經濟成長，必須考慮到中國龐大的市場。中國大陸內部經過鄧小平的改 革開放政策，經濟變化快速，1992 年到 1995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額(GDP)每年平 均成長 12%，美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後，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數量也由 1990 年的 202 億美元增至 1993 年的 400 億美元(胡為真，2001：162)。美國的企業為了保有 中國市場的商機，積極遊說柯林頓政府解除對中共的經濟制裁，柯林頓原本的政 策主要考量就是恢復美國經濟，對中共的政策在經濟優先考量的前提下，改為廣 泛交往政策(broad engagement) (胡為真，2001：163)。1993 年西雅圖亞太經合會上 柯林頓與江澤民的冷淡會面，無法在人權與最惠國待遇問題間解套，白宮和國務 院形容美國被自己逼到牆腳。中國卻不存在向美國要求屈服的必要，隨著鄧小平 健康的日益惡化，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的權力逐漸取得鞏固之際，也不適宜表現 出太過屈服美國的壓力，中國的知識份子及人民都相信中國可以不必藉由美國來 走向富強，太過於向美國示弱在政治上無法佔上風。1994 年 5 月 26 日，柯林頓 宣布結束對中共的經濟制裁恢復與中國「全面接觸」(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政策

，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仍舊是以美國的國家利益為優先考量。

美國對華政策都強調以「一個中國」政策為原則，不希望兩岸之間出現片面 改變現狀的事情。在布希政府時期，中共自俄羅斯引進先進武器，改變了台海之 間的軍事平衡狀態，布希決定售予台灣 F-16 戰機，美國在處理與台灣之間的關

41 全面接觸的大綱大概為下，在人權方面上，中國人沒有取得總體的顯著進步…現在我們的問 題是…如何才能最好地促進人權事業和美國在華關係中的其他深層利益。我已決定，美國將繼 續給與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因此，我將使人權與每年延續給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脫鈎…我 相信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繼續支持中國的人權，而是我們如何才能最好地支持中國的人權，並 促進我們的其他事業和利益。我相信可以通過與中國人接觸做到這一點。藍普頓(David M.

Lampton)，《同床異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33。

係仍以「非官方」關係為主

。到了柯林頓政府時代，因為和中國的經貿關係，

柯林頓在 1994 年「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APEC)上重申強調奉行「一個中國」

政策，並且支持中共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創始成員，希望中國進入世 界體系中，藉著國際的力量制衡中國。

三、外部因素─台灣

中華民國自 1949 年到台灣來後，儘管在政治上處於中共軍事的威脅下，然 而經濟上卻因為中華民國政府一連串的經濟革新政策，使得台灣的經濟由農業社 會轉型成工業社會。1949 年台灣開始了「三七五減租」與土地改革，提高台灣的 農業產值，釋放出農村過餘的勞力與土地，將這些作為發展台灣工業的基礎。1950 年的台灣財政赤字曾經高達 5 億多美元，在美國的援助之下

，台灣採取了一系 列穩定財政經濟的政策和措施，例如：建立管理機構，恢復工農業的生產。由於 臺灣市場狹小，當時進口替代工業的產品市場已趨飽和，若繼續該一政策將導致 經濟發展停滯。

台灣抓住當時國際分工變化的機遇，利用低廉工資的國際比較利益，大力發 展加工出口工業帶動經濟發展，並陸續修正或制定旨在促進出口的政策與措施，

如進行外匯貿易的改革、實施「獎勵投資條例」、鼓勵民間儲蓄、對外銷廠商實 行稅收和融資的優惠、設立出口加工區和保稅倉庫等。這個時期外資對臺灣工業 化和出口擴張起了重要作用，民間企業從進口替代轉向出口產業，成為經濟成長

42 1989 年 10 月，美國國務院曾分送「對台指導方針」予政府各部會，表示對台關係仍是「非官 方」關係，內容包括：1.美國不稱台灣為一個「國家」，或「政府」，指稱「台灣當局」；2.政 府各行政部門不應直接與我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或美國在台協會聯繫，所有聯繫都通過美在 台協會進行；3.與台灣當局非官方接觸不得在行政部門辦公室進行；4.政府官員不得參加雙橡 園的活動；5.GS-11 級以上的官員不能參加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在雙十節舉行的酒會。蘇格，

《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年，頁 632-633。

43 美國對台灣的援助是 1948 年到 1952 年美國俗稱的「馬歇爾方案」(Marshall Plan)援助西歐「歐 洲復興計畫」(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的衍生物，依附在歐洲援助下有 4.63 億美元對中國 的援助。1950 年美國結束對中國的援助改用於鄰近的東南亞地區，包括台灣。1951 及 1952 年台灣共獲 0.977 億美元及 0.810 億美元的援助，對台灣經濟有深遠的影響。林鐘雄，《台灣經 濟經驗一百年》，台北：三通書局，1995 年，頁 13。

的主力。臺灣企業從日本進口生產資料，向美國出口工業品，形成了生產上依賴 日本、市場上依賴美國的三角貿易關係。臺灣工業得到了高速發展。從 1963-1973 年，工業年均增長率高達 18.3%，其中製造業的年均增長率達 20.1%，工業產值 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由 1960 年的 26.9%提高到 1973 年的 43.8%；出口貿易 額中工業製品的比重由 1960 年的 32.3%增至 1973 年的 84.6%。至此，臺灣工業 建立起了一個以出口加工區為依託，以輕紡、家電等加工工業為核心的產業支 柱，由此帶動了經濟的發展(林鍾雄，1995：13-15)。

中共對台灣內政的重視，特別反應在對台灣領導力轉移的問題上。半個世紀 以來，台灣的對外關係面臨的首要難題，就是與中國之間的外交競賽以及中華民 國的正當性、合法性。蔣介石、蔣經國時代，在國際場合上堅持中華民國政府是 中國唯一合法的代表，主張「一個中國」；中華民國所主張的「一個中國」是自 1912 年開始的中華民國。在蔣介石時期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反攻大陸、消滅共 匪」 、 「三民主義光復大陸」為主，將中共視為叛亂團體，彼此存著漢賊不兩立的 態度。在 1950 至 1970 年代之間，台海兩岸之間對一個中國概念的爭議在於「誰 才是中國的合法代表」的問題(曲兆祥，2004：124)。

因為韓戰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的巡防明白表示，台灣不可能越過台灣海峽

中線，台灣深知反攻大陸的可能性降低。到了蔣經國時期，由 1978 年 1987 年 10

月之間，因為中共改採「和平統一祖國」政策，中華民國在 1981 年通過「三民

主義統一中國」，不再出現軍事上的反攻詞彙，但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蔣經國

主張對中共的「三不政策」，即採取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立場，堅持中華

民國政府是「一個中國」的合法代表，雖然將中共仍當成叛亂團體，但是隨著國

際環境以及中共內部釋放出對台善意的條件下，在對中共的稱謂上已經有所轉

變，不再稱「共匪」改以「中共」來稱呼(張五岳、張仕賢，2003：63-64)。國際

社會對中華民國一再拒絕三通四流及和談的回應，給予國際社會的觀感是中華民

國政府政策過於僵化、缺乏彈性，可能會逐漸喪失西方社會對台灣的好感與同情

(張五岳、張仕賢，2003：65)。

蔣經國在 1972 年出任行政院長時，遭遇外交上的困境。中共在 1971 年第 26 屆的聯合國大會上取得聯合國席次，中華民國於此同時退出聯合國，在國際社會 的地位急劇下降，日益陷入孤立狀況中，因為外交上的危機導致物價波動、資金 的外流，人心浮動的結果使得許多人民紛紛移居海外(彭懷恩，1983：29)。為了 增加人民的信心，蔣經國實行「本土化」政策，目的在於化解省籍矛盾，爭取地 方勢力的支持(崔之清，2001：65)。在蔣經國執政時期，刻意的淡化省籍情節，

提拔台籍人士，任用比例由 4.5%上升至 22%，例如：謝東閔被任命為台灣省省 主席，後也擔任過副總統，林洋港、李登輝也在名單之列，並且提升台籍技術官 僚的比例，這奠定了台灣政治穩定的基礎。

到了 1970 年代，台灣因為經濟快速起飛與教育的普及，社會結構產生了變 化。中產階級、知識份子比例增加快速，對於國民黨的威權統治發出質疑的聲音，

要求人民有更多的參政權，黨外活動在《自由中國》

事件後重新活躍，在這個 年代的黨外活動中造就了日後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的成立，也培養出民進黨 的許多菁英如：許信良、張俊宏、黃信介。 《中壢事件》

的發生動搖了國民黨的 統治權威，連帶著黨外勢力非國民黨籍人士在省議員的選舉中獲得 21 席，在北 市議員選舉中當選 6 席，在台中市、台南市、桃園縣、高雄縣當選地方首長，這 成為台灣政治發展中黨外力量崛起的基礎。 《美麗島》

事件的發生更成為蔣經國

44 50 年代中期後，台灣政局逐漸穩定，出現了質疑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於是出現了孫立人事件、

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事件。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對於當時國民黨的執政在政治、經 濟、教育、軍事、新聞自由方面提出需要改革的文章，並要求另組政黨，以促進政治的自由 與民主，這些主張一經發表後，雷震等人被捕，這些自由意識形成日後創辦黨外雜誌的基礎。

崔之清主編，《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

45 1977 年許信良脫離國民黨自行參選桃園縣長，以 22 萬票對 13 萬票當選，在 11 月 19 日投票當 天因國民黨籍監票人員刻意毀損選票，被民眾押送至警局，警方卻未依法辦理引發民眾不滿，

與警方爆發衝突，發生了《中壢事件》，蔣經國意識到對民眾採取高壓手段必定引發更大的反 彈，因此下令不准對人民開槍。

46 1979 年，行政院新聞局迫於中美建交後的國際局勢，解除 1978 年的報刊停止登記禁令，8 月 黃信介、許信良、張俊宏等即創辦《美麗島》雜誌，雜誌成為主導黨外活動的方向，一方面 發表黨外的政見，一方面抨擊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要求台灣能夠有真正的民主。透過各地雜 誌服務處舉辦民眾集會活動，這些活動直接的影響國民黨的執政，引起執政當局的關切。1979 年 12 月 10 日在高雄舉行世界人權群眾大會，要求國民黨解除戒嚴等訴求，高喊爭取人權，

將報禁、黨禁解除的催化劑，事件發生後儘管黨外活動沉寂下來，卻讓台灣的民 主活動得到國際的關注(崔之清，2001：164-171)。

蔣經國在執政後期，為了讓台灣能夠真正的邁向民主，完善憲政體制遂於 1987 年 7 月 15 日中華民國正式解除長達 39 年的戒嚴令，由國安法來代替。政 策上出現鬆綁，是因為當時黨外運動的活躍程度已經威脅到當時執政的國民黨，

蔣經國意識到，國民黨必須提出新的政策甚至新的政治改革。讓兩岸的接觸交流 由過去的不合法，到政策上開放探親，兩岸之間的情勢起了歷史性的變化。1988 年，蔣經國去世，由李登輝繼任中華民國總統，由於剛繼任總統，大部分的政策 仍沿用將經國時代的政策。特別是在對大陸政策上，李登輝多次對外表示「中華 民國的國策就是一個中國的政策，沒有兩個中國的政策」 ，執政的國民黨十三全 大會通過「現階段大陸政策」 ，8 月在國民黨黨中央成立「大陸工作小組」 ，行政 院設置「大陸工作會報」 。1990 年，在李登輝執政的初期對大陸政策的制定是遵 循「一個中國」的原則，所以在總統府設立「國家統一委員」，成為國家統一方 針的諮詢與研究機構(邵宗海(B)，2004：7)。1991 年，國統會制定「國家統一綱 領」 ，正式提出「互不否認對方為政治實體」 。1991 年 4 月 30 日，中華民國宣布 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並且對外宣布中共的定位問題，將視中共為「控制大陸地區 的政治實體」 。1992 年，國統會就「一個中國」涵義發表聲明，提出「中國暫時 處於分裂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 ，就是「兩岸分裂分治」(劉宋 斌，2001：50-51)，這個階段台灣將大陸定位為與台灣一樣的政治實體，雖然「一 個中國」還是政策制定的原則，然而政策的細節制定卻悄悄的有了轉變，不再提 出「統一」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強調中華民國主權的獨立性及代表中國的正當 性。

特別是在 1993 年 2 月時，李登輝表示「我主張中華民國在台灣，始終沒有

卻引發警民之間的衝突，演變成暴力行動，即《高雄事件》也稱《美麗島》事件。事件發生 後逮捕了 152 人，包括林義雄、施明德、呂秀蓮、黃信介、張俊宏等，這些卻也都是日後民 進黨的菁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