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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文本的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前一章已探討高中歷史課程標準對於晚清歷史規劃的整體架構、主題與特色，本章將進一步深入研究教科書中晚清歷史的實質內容。

筆者以學術研究成果檢驗教科書相關內容，選定其中較需要討論的部分，即「早期中英貿易衝突」、「內亂」、「自強運動時期」、「立憲派與革命派」，從這四個主題考察教科書對於晚清歷史的編寫問題。

第一節天朝迷夢？─早期中英貿易衝突

一般而言，關於鴉片戰爭的起因大多直指清廷對外貿易關係的態度與處理令外商不滿，本節將從「行商」與「律勞卑事件」兩個部分，以研究成果來考察，探討早期中英貿易衝突的詳細情形。

一、行商壟斷的間接貿易

有關行商壟斷間接貿易的情形，民國四十六年課本內容為：對於當時的中西互市及中國的對外措施，外人頗多不滿。一為交易不得自由，須由特設的洋行及洋行合組的公行經理，而洋行時有虧欠倒閉之事。二為居住行動不得自由，須由行商照料管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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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不准與官府直接往來，須由行商代達。四為口岸限定廣州，他處禁止前往。五為外人犯法，須依中國法律論斷，有欠公正。六為稅例徵收多弊端，過分繁苛。¹

審定本時期的康熙版，說法亦大致如此：

此一時期的對外貿易制度至少有三點讓洋人覺得不合理： (一 ) 通商口岸太少、 (二 )公行制度不合理、 (三 )稅則不可靠。 … 此外外國人平時只能在夏秋兩季進行買賣，冬天須回澳門過冬，也不准進入廣州城，在中國期間要住在「夷館」，夷婦不得入境，以防「盤踞之漸」。… 再者，洋人懷疑中國司法的公正性，認為審判不公。…

後來又有所謂「商欠」問題，導致英艦時來逼債。² 建宏版的內容如下：

乾隆 22 年清廷以口岸太多，不便徵稅與監督，下令關閉其他海港，中外通商限定廣州一處，粵海關遂成為對外貿易唯一的口岸，從此清廷對外商的管制更嚴，外商的不滿與日俱增。當時中外貿易由清廷特許的「十三行」管理，「十三行」行商不僅經手外商進出口貿易，代外國商人報繳稅款，並代表政府管束外商；西洋商人來華，須按規定住在商館中，外商不得私交官府，大小交涉都要透過買辦和通事與行商聯繫，再由行商與官員交通；此外，外商來粵，不得攜眷，不得坐轎，不得在廣州過冬，也不得隨意進城與出遊，

1

《歷史》第二冊，台灣：省政府教育廳，民國 46 年 12 月，頁 87-88

2

王仲孚主編，《歷史》下，台中：康熙，民國 89 年 2 月，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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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行動都備受限制。³

另，魏斐德在《劍橋中國史》〈廣州貿易與鴉片戰爭〉一文中，亦直指其爆發原因在於廣州貿易，他引用資料的敘述：「他們 (英商 )在英國國內已獲勝，但是在廣州仍受限制。這個城市仍然把外人排斥於牆城之外，受它的官員束縛 … 」、「西方和中國的專利商已經在一起容忍了一世紀之久，但是現在那個時代是過去了」、「中國人民對於與英國交涉是非常不友善 … 一種敵對的感覺已經因政府的猜忌而形成。… 」⁴ 他首先指出廣州貿易在於公行、海關監督和東印度公司三方面的經濟利益的平衡關係。公行可從政府的管制保護中壟斷貿易利益，亦可向外商收取行用；海關監督除可因此抽收足額的關稅完成任務外，

亦可向公行商人壓榨以獲得額外利益；東印度公司除壟斷茶貿易外，

亦開放私商從印度等地出口各種商品到中國交換銀兩，以緩和龐大的貿易逆差壓力。但後來因為三種發展改變了這種平衡制度，即：海關監督的個人貪污日漸盛行、中英獨占貿易者信用貸款日漸不穩定、鴉片自由貿易之興起。魏斐德顯然對中國官員的貪污極為不恥，經常以揶揄的語氣描述中國官方對貿易的態度，如：「雖然負責對外關係的中國官員從貿易取得利益，但是他們卻拘謹的否認他們自己懷有任何圖利動機。皇帝們也一樣，假裝對貿易收入不感興趣，而實際上卻壓迫

3

陳豐祥、林麗月編，《歷史》下，台北：建宏，民國 90 年元月，頁 5。

4

魏斐德，〈廣州貿易與鴉片戰爭〉，《劍橋中國史》第十冊晩清篇 (上 )1800-1911，

民國 76 年 9 月，台北：南天，頁 2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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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海關對他們取得那些收入。」⁵最後他將整個貿易平衡關係的改變歸罪於中國官員的貪污，說：「他們拖累了外國人和公行」，甚至為了強調海關監督官員的貪污，在敘述時頗有移花接木之嫌，對史實認識亦不正確。同時，魏斐德對中國公行制度亦極為不屑與不信任，例如他認為行用是一種附加稅，用來作為行商償還對外商欠的擔保只是一種

「表面上」的飾詞。

相較於魏斐德對中國貿易體制的全力批判，郭廷以在《近代中國史綱》除了敘述中國通商體制的缺失、商欠問題外，另外對於中英之間的摩擦與糾紛亦有所交待，如債務糾紛、命案處理，等問題，尤其對英國在海外擴張行為及不尊重中國領土主權的恃強行動，因而引起中國人的疑懼，加強對外人的管制等亦多作說明。如 1773 年及 1784 年英人擊斃華人命案，英犯遭處死刑引起英人的不滿，以後英人再犯命案，均引起交兇的爭執，最後多不了了之。再如 1802 年 1808 年兩次澳門事件，英國兵船一再入境，甚至佔領澳門。由此可推測，郭廷以並不認為中英之間的摩擦與衝突完全是由於中國通商體制的不良，

部分原因是由於英國對中國領土主權的不夠尊重。此外，對於中國因為英人的「桀骜不馴」而訂定防範的規章，英人卻一再的犯禁，郭廷以亦盡力給予交代。⁶

梁嘉彬在〈律勞卑事件新研究〉亦指出，在東印度公司對華貿易

5

魏斐德，〈廣州貿易與鴉片戰爭〉，《劍橋中國史》第十冊晩清篇 (上 )1800-1911，

民國 76 年 9 月，台北：南天，頁 193。

6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民國 78 年，頁 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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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英國與中國間之交涉交易事宜，原僅由中國方面特定之廣東行商與駐廣之東印度公司之選委會之間爲之處理。自歐洲拿破崙戰爭結束後，英商來華已不如前馴服，一八二一年後，來華英商已頗難制。

及至公司解散，來廣英商「漫無約束，時惹事端」，一八三一年兩廣總督李鴻賓爲防範計，特飭令行商傳諭英船大班寄信回國，仍著派曉事大班來粵，管理貿易，以資統攝。自十九世紀以來鴉片輸入額日益擴展，中國先裁鴉片之稅，繼嚴鴉片之禁，「英人鋌而走險，竟自輸運私售，勾結沿海漢奸，設護貨兵船停泊零丁外洋，英船水手與人民鬥毆，

傷害人命者有之，大班不服禁令擅闖關塞城門留省潛住者亦有之。」

一八三 0 年有英國大班盼師 (William Baynes)擅帶番婦進入廣州，違例乘坐肩輿，並居住夷館之案，英人偷運紋銀出洋鴉片進境之案，皆引起中國諫官多人參奏，廣東當局屢次頒布章程禁令。而外商來廣名目眾多，性質複雜，行商不得不偏用行夥，以資應付。此種行夥有與外商勾結分肥者，其弊端更難屈指。⁷

美國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著有《舊中國雜記》(Bits of Old China)一書，描述了鴉片戰爭前夕，行商對巴結外商不遺餘力，競相邀請外商到私宅飲宴遊玩，有的還讓妻妾出見，夜闌席散又讓僕人抬著自己的轎子，打著寫有自己姓氏的燈籠，將外商送回商館；每逢中國過年，行商須到商館向外商拜年，給商館上下的人送禮；並對某些

7

梁嘉彬，〈律勞卑事件新研究〉，《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一編，民國 75 年 4

月，台北：商務，頁 12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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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商利用戰爭騙取功名，個別清軍將領貪生怕死的行徑有描述。如此等等說明這時行商內部的分化日益明顯，對外商的依賴日深，中外商人關係發生了深刻的變化。

但同時他亦提到外商的不法行為，作者自稱「我們滿不在乎的按照自己的方式行事，用各種方法使得任何事情都順利進行」，而和清廷對其作出的命令完全相反。其中〈外商在廣州生活之謎〉一節提到「在人們想像中，這裡的生活受到許多限制，長期和當局衝突、審訊、恐嚇、人身危險，以及不知道將會發生什麼事故的普遍的不穩定。的確，

我們是被吩咐要聽話和服從，要惶恐戰慄，不可冥頑不馴，以致干犯聖怒！但是這些都已成為老生常談！」洋商被禁止外出遊蕩，而且永遠不得離開一名通事，「但只要我們高興，就出去散步，而且想在外面待多久就待多久，很少有通事跟著 …」「按照規章，我們不得擅自前往城門呈遞稟帖，否則就會失去天朝皇帝對我們的眷顧，但我們還是照樣到城門去，而那裡的衛兵卻保護我們不受眾人的侵擾。官員們也會馬上出現，一方面責備我們任性妄為，有違天子聖意，一面接受稟帖；還會同我們作一次簡短而愉快的談話，給我們上茶，也接受我們遞上雪茄煙，然後退去，吩咐將放了我們進來的衛兵加以杖責，我們則高興地返回商館。 …」⁸

8

美 ‧ 亨特著，沈正邦譯，《舊中國雜記》，2003 年 3 月，台北：古籍，頁 1-2。亨

特 (William C. Hunter)於 1825 年到達廣州時，只是一個 13 歳少年，旋被派赴麻六

甲英華書院學習中文。次年返回廣州，1829 年在廣州加入美商奇昌洋行，1837 年

成為該行合夥人， 1842 年退休， 1844 年返回美國；其後又回到中國，在廣州、澳

門、香港等地活動達二十年，並創設亨特洋行，晚年旅居法國， 1891 年在旗昌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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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楨與黃福才在〈道光朝中西貿易的變化及其影響〉一文認為，

從貿易關係看，英印散商與廣州行外商人的貿易迅速發展，根本上改變了廣州十三行與英國東印度公司控制貿易的局面。在十八世紀中期以前，中英貿易都是在廣州十三行行商與英國東印度公司間進行的，

「十八世紀的七 0 年代在中國出現了第一批英國散商」，開始時「港腳散商實際上僅僅是公司的特許商人」，他們經營著小批貨物，接受東印度公司在中國事務的管理機構 ─ 監督委員會的管理。由於東印度公司不但「要靠他們來彌補廣州貿易的差額，而且要依靠他們將自己的資金搬回英國」，所以東印度公司雖然經常與散商發生矛盾，但又不得不對散商貿易加以鼓勵。⁹

在當時的貿易中，英國散商的生意絕大部分都是與公行以外的人，即使是在廣州，他們與小商舖的來往很頻繁。當時行商是中國對外貿易僅有的合法經紀人，而行外開設的小商舖，本是行商擔保下供應某些補充性的小批量商品。由於行外商人採取偷稅漏稅等方法，他們負擔較輕，貨物價格也較低，如此公行以外的貿易便迅速發展。楊林而人舉兩個例子，如大鴉片商威廉 ‧查頓就承認，在十九世紀二 0 年代初「從行外商人手裡實進的貨物要比從行商那裡多」，馬地臣也說

行倒閉的幾天後在法國尼斯去世。《舊中國雜記》(Bits of Old China)1885 年初版， 1911 年再版，與《廣州番鬼錄》同屬於有原始資料價值的關於早期中西關係和中西貿易的作品。作者是鴉片戰爭前廣州僅有的幾個懂中文的外國僑民之一，終其一生在中國生活的時間長達 40 年，經歷了中西關係的深刻變化，對中國社會有一定的了解。

9

楊國楨、黃福才著，〈道光朝中西貿易的變化及其影響〉，收入福建省社會科學聯

合會編《林則徐研究論文集》，中國：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2 年 1 月。頁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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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從廣州不合法的小商舖買了很多東西。」道光八年 (1828 年 )清廷不得不退讓，七月十四日由兩廣總督和粵海關監督的名義發布了《小商舖經營貿易告示》，修改了原來行商完全壟斷貿易的一些規定，這樣一來，行外貿易就由原來的不合法變為半合法。¹⁰

考察上述資料，發現當時外商勾結行商通事、買辦、政府官吏，或是與行外商人貿易，在在破壞了清政府用來防範約束外商的各項章程，可知英商已突破清政府的禁令，使其名存實亡。

二、律勞卑事件

律勞卑 (William John Napier) 事件為中英關係惡化的轉捩點。對於律勞卑事件，民國 83 年教科書說法為：

道光十四年 (西元一八四三年 )，第一任商務監督到粵。兩廣總督不承認其英政府官員身分，命一切仍照舊章。¹¹

康熙版敘述如下：

1834 年英國委派監督為首任商務監督來廣東，致書兩廣總督盧坤，要求雙方平等往來，盧坤命其由行商代呈，律勞卑不允，盧坤認為「事關國體，未便稍涉遷就」，態度堅定，並下令封艙。律勞卑亦招兵船轟擊虎門，後經中英商人調停，始平息衝突，律勞卑轉

1 0

楊國楨、黃福才著，〈道光朝中西貿易的變化及其影響〉，收入福建省社會科學聯合會編《林則徐研究論文集》，中國：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2 年 1 月，頁 305

1 1

國立編譯館主編，《歷史》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民國 83 年 8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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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澳門，不久病死。¹²

從這樣的描述，得到的訊息是：律勞卑只是單純的根據政府訓令，

想要跟中國官方平等往來而已，盧坤不只拒人於千里之外，而且採取嚴厲的懲罰，學生很可能會得到一種「咎在盧坤」的印象。魏斐德在

《劍橋中國史》亦是如此的描述：「 …(律勞卑)就在 1834 年 7 月 25 日抵達廣州，並且送出一封通知信。此信很快就遭到拒絕，而且總督盧坤命令他立刻回澳門。律勞卑拒絕，盧坤遂停止貿易。當律勞卑仍然停留在那兒，總督命令封鎖商館並切斷補給。」¹³

但從郭廷以在《近代中國史綱》的敘述中，可以發現情況正好完全相反。他根據盧坤給行商的指示，認為盧坤「並非完全拒絕律勞卑前來廣州，亦非絕對不准改變舊章，而且準備商談兩國新關係，但他須請示皇帝。」當律勞卑到廣州發生爭執後，「盧坤不願問題僵持，反覆開導。律勞卑態度堅決，概不置理，並報告倫敦，主以武力壓迫」，

後來且「發出布告，指摘盧坤固執不明，囑英商不必以封艙為慮」，於是盧坤始「正式封艙，撤退夷館買辦、通事、雇役」。¹⁴就當時的天朝體制外交而論，盧坤的反應相當和緩，所採取的懲罰行動也相當穩健漸進的針對律勞卑的挑釁而逐漸加強，真正的情況應該是：律勞卑一再試圖突破中國的禁令。

1 2

王仲孚主編，《歷史》下，台中：康熙，民國 89 年 2 月，頁 17。

1 3

魏斐德，〈廣州貿易與鴉片戰爭〉，《劍橋中國史》第十冊晩清篇 (上 )1800-1911，

台北：南天，民國 76 年 9 月，頁 207-210。

1 4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民國 78 年，頁 43-46。其在《近

代中國的變局》，亦有同樣的說明，請見：郭廷以，《近代中國的變局》，台北：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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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律勞卑有英國貴族與皇家海軍出身的背景，因此相當自負，也以發揚大英帝國的光輝為己任。西元 1833 年英王任命其為商務監督，英政府的政策仍為協調的、緩進的，英王給律勞卑的敕令要求他採取和善的態度，勿激起中國人的猜忌憎惡，以各種有效方法，保持彼此友誼與諒解，調處中英所發生的爭執。如須致文中國官府，應和平謙恭，勿大言恫赫，非不得已不可使用武力。如中國法律公正，英人應當遵守。外相巴麥尊的指示大致相同，亦是要他謹慎將事，不可危及現有關係，裁判權勿輕於行使，除非遇到非常事變，兵船切勿進入虎門。可見律勞卑的任務不限於單純商務，實兼負政治使命，儼然是英國政府派到中國的外交官。當他行抵澳門時，按中國定例，應先在澳門停留取得許可始能到廣州，但律勞卑在三位中國通的陪同之下，不待廣州官方同意，竟然擅自入境，其為有意犯禁，實屬顯而易見。律勞卑雖擅闖省河直入廣州並致書盧坤，盧坤並未予以罪責，只是要求其返回澳門按正常程序待命，而且也沒有強制執行，甚至念在他初來中國不諳事務而盡量予以通融，連強制之意圖都不曾出現。然而盧坤這些「善意」舉措，倒是讓律勞卑誤以為中國對他無可奈何。

梁嘉彬的〈律勞卑事件新研究〉亦有同樣的看法。律勞卑於一八三四年七月十五日抵達澳門後，不候交涉，不請領牌照，於同月二十五日逕自進入廣州城外之英國商館，又不肯接受以行商為通信媒介，

而直接派員持本身抵任書赴城門，欲手交總督。其抵任書又不按歷來

經，民國 76，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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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稟」之往例，而必改用「書」，用意在表明本身為代表英國政府之官吏，力爭對中國官方採取平等立場，展開直接交涉之權利，至為明顯。此種企圖全未考慮中國舊規往例，故招致中國官方及行商反感，

造成雙方僵持局面。

盧坤與律勞卑似乎均無不是，癥結在於彼此的歷史背景不同、立場不同，盧坤不了解西方，律勞卑不了解中國，各執己見，盧坤只求維持現狀，律勞卑定要改變現狀。由上述種種的考察，對照建宏版的敘述方式：

道光 14 年 (1834)，英國第一任駐華商務監督律勞卑抵達廣州，致書兩廣總督盧坤，要求中英平等往來。盧坤依據舊例，令由行商轉達，律勞卑態度強硬堅持不允。最後盧坤以律勞卑雖是英國官員，亦不得與天朝總督書信平行，堅持「中外之防首重體制」，於是採取停止貿易的方式，希望逼迫律勞卑遵行中國舊例，並調兵佈防，以為戒備。而律勞卑按照西方慣例，認為通商是兩國互惠之事，

不肯稍有妥協，並將軍艦駛入虎門示威，雙方相持不下。後因中英商人居中調停，律勞卑退回澳門，中英恢復通商。一場中外衝突，表面上雖暫時平息，但雙方誤會愈來愈深，僵局難解。¹⁵

可見建宏版對於律勞卑事件的編寫，顯得較為正確中肯。綜合以上可知，教科書盡力交代了中國的天朝體制、行商壟斷貿易、限制過多的不當措施，令英商不滿；但考察研究成果，我們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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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行商壟斷的間接貿易制度來說，雖然清廷政府藉由官方的力量有重重限制，但英商本身會藉以賄賂等方式偷偷進行貿易，實際上已突破中國的禁令了。在律勞卑事件部分，教科書的敘述使學生可能得到一種「咎在盧坤」的印象，但真正的情況應該是：律勞卑一再試圖突破中國的禁令，其衝突癥結在於彼此的歷史背景不同、立場不同，各執己見。因此，教科書在書寫方面，如何就兩造立場作清楚的說明，是很重要的工作。

第二節傳統體質的考驗─晩清內亂

1 5

陳豐祥、林麗月編，《歷史》下，台北：建宏，民國 90 年元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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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晩清的內亂，從統編本到審定本的編寫轉變與差異甚大，本章將從內亂背景、太平天國、捻亂，以及平定太平天國的湘軍等部分，加以探討。

一、內亂的背景

在內亂部分，早期統編本教科書對於內亂發生的背景與原因，除了交代貴州苗亂的爆發是因「生計問題」、雲南回變起因為「漢回互相輕侮仇殺」之外，¹⁶其餘並未深入說明。

在章節安排上，第一節則以「反清運動」為名稱，介紹天地會、白蓮教之亂、天理教之亂三者，敘述天地會為「復明運動」，白蓮教為

「有民族意識的秘密組織」，天理教則交代其「為白蓮教一支，首領為李文成、林清，嘉慶十八年九月，以兩百人攻入禁城，激戰二日」。¹⁷ 第二節介紹太平天國，對其發生，敘述如下：

嘉慶以後，清的統治地位已經動搖。經過鴉片戰爭，弱點益為暴露，有識者早已憂慮到大亂必至。 … 洪秀全 … 一心想從科舉中取得功名富貴，但屢試不中，失望憤怨之餘，決心反清。¹⁸

1 6

《高中歷史》第二冊，台灣省政府教育廳，民國 46 年 2 月，頁 117-118。郭廷以主編，《歷史》第二冊，台北：正中書局，民國 55 年 12 月，頁 85。國立編譯館主編，《歷史》第三冊，國立編譯館，民國 66 年 8 月六版，頁 21。

1 7

《高中歷史》第二冊，台灣省政府教育廳，民國 46 年 2 月，頁 105-106。郭廷以主編，《歷史》第二冊，台北：正中書局，民國 55 年 12 月，頁 75。國立編譯館主編，《歷史》第三冊，國立編譯館，民國 66 年 8 月六版，頁 13。

1 8

《高中歷史》第二冊，台灣省政府教育廳，民國 46 年 2 月，頁 105-107。郭廷

以主編，《歷史》第二冊，台北：正中書局，民國 55 年 12 月，頁 76。國立編譯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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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捻亂，亦沒有說明發生原因，倒是詳細述及其擴大與蕩平的過程。¹⁹由上述幾個例子可知，早期統編本教科書對於內亂的敘述，定位為「反清運動」，偏向以「清廷政府的不堪」作為主因。不過，這樣的敘述似乎過於籠統，人民的叛亂當然直接反映對政府的不滿，欲挑戰或推翻現有政權，但是，當時十九世紀的中國的內部經濟、社會究竟出了什麼問題，百姓為何選擇最直接且激烈的方式來解決己身的困境？應是可以深入探究、且必須解釋的一環。

之後，民國七十二年版本的教科書開始作一些適時的補充，提到內亂的整體背景為：

嘉慶以後，官吏貪婪欺飾，蔚然成風；人口繁滋，耕地不能配合增加；軍隊廢弛，盜匪充斥；鴉片戰爭的失敗，更使清廷威信損傷。²⁰

但是教科書對捻亂的爆發背景仍未提及，回變原因也省略。而太平天國的興起仍是以這樣的敘述來交代：

太平天國也是一個以宗教迷信為號召與羈縻群眾的反清政權。首領洪秀全 … .一心想從科舉中取得功名富貴，卻屢試不中，挫折怨憤，竟激起其推翻清朝自建政權的意念。²¹

這樣的說法，強調了洪秀全挫折怨忿是太平天國起事主因。但仔

主編，《歷史》第三冊，國立編譯館，民國 66 年 8 月六版，頁 13-14。

1 9

《高中歷史》第二冊，台灣省政府教育廳，民國 46 年 2 月，頁 105-107。

2 0

《高中歷史》第三冊，國立編譯館，民國 74 年 8 月，頁 13

2 1

《高中歷史》第三冊，國立編譯館，民國 74 年 8 月，頁 15。

(15)

第三章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71-

細思考，若僅是因洪秀全個人因素，人民為何附和？太平天國又如何動亂長久、範圍廣闊，如同教科書之後的敘述：「自起事以來，對清軍有如摧枯拉朽 … 遍擾十八省，破城六百餘，死人數千萬，歷時十四年 … 」

22可見，太平天國應有吸引人民支持的因素，而非僅是落榜書生洪秀全或拜上帝教的緣故。

早年台灣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主流理論之一為「民族革命說」，例如蕭一山所倡論民族革命為中國近代史主線，第一階段由鄭成功創立天地會以至洪楊革命，其革命對象為滿清，故以反清復明為主；第二階段由太平天國至孫中山領導反清為止，革命對象為列強的帝國主義，

以振興中華為主。²³然而，民族革命史觀已受到台灣史家之批判，認為容易掩蓋更多客觀的史實真相。李國祁指出「內亂的形成來自於內在的政治經濟社會因素」²⁴，王爾敏認為民族革命說導致八十年來秘密會社研究，莫不以反政府集團作為研究基調，從而忽略秘密會社之社會經濟因素；²⁵莊吉發進而提出秘密會黨乃社會經濟變遷的產物，認為其起源並非反清復明的革命集團，實為閩粵地區因宗族械鬥組織而成之異姓結拜集團；²⁶董群廉從災荒角度觀察白蓮教之亂²⁷；王樹槐

2 2

《高中歷史》第三冊，國立編譯館，民國 74 年 8 月，頁 18。

2 3

蕭一山，《中國近代史概要》，台北：三民，民國 53 年。

2 4

李國祁，〈導言〉，《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一編，台北：臺灣商務，民國 75 年，頁 19。

2 5

王爾敏，〈秘密宗教與秘密會社之生態環境及社會功能〉，《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二編，台北：臺灣商務 ,，民國 75 年，頁 59-98。

2 6

莊吉發，〈民國以來中國秘密會社史的研究、評估與展望〉，《民國以來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論文集》，台北：台灣大學歷史系，民國 80 年，頁 1680-1685。

2 7

董群廉，〈清朝中期川陜楚白蓮教之亂探源 ─ 從災荒角度觀察〉，《國史館館刊》，

復刊第二十六期，民國 88 年 6 月。

(16)

- 72 - 近代中國的面貌─台灣高中歷史教科書對晚清時期(1840-1911)編寫之研究

以專書分析雲南回變之事因為回民法律地位受歧視、經濟環境不佳、

地方匪禍、秘密會社、漢回爭利，加以銀廠爭奪、省垣殺回，最終爆發。²⁸由上述研究成果可見，社會經濟問題才是叛亂根源之重要原因所在。

於是，到了審定本時期，建宏版、康熙版在內部動亂這一節，開始以一個段落的篇幅，簡要說明了晚清內亂發生的整體背景。建宏版提到：

乾隆晚期，國勢中衰，政風日壞，寵臣和珅執政二十年間，營私納賄，貪污成風，更使吏治腐敗達於極點。加以人口激增，糧食不足，土地兼併日烈，因此民生日趨困窘，農民或不務正業，或淪為盜匪，社會不安逐漸浮現²⁹

並附上一張清代前期全國人口遞增表作為補充。³⁰康熙版提到清廷的中衰：

乾隆一朝，是清代盛世的高峰，也是由盛轉衰的關鍵。 … 到了晚年，任用佞臣和珅，貪贓枉法，政治腐敗，加以作戰能力大不如前。 … 鴉片戰爭以後，清廷的弱點暴露無遺。加以人口激增、耕地不足，生產技術並無改進，加以西方工業產品侵入，農村經濟受到嚴重打擊；而政治腐敗、吏治不良，有日趨惡化的現象，人民的生

2 8

王樹槐，《咸同雲南回民事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23，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57 年。

2 9

陳豐祥、林麗月編，《歷史》下，台北：建宏，民國 90 年元月，頁 43。

3 0

陳豐祥、林麗月編，《歷史》下，台北：建宏，民國 90 年元月，頁 43。

(17)

第三章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73-

計已發生嚴重問題。³¹

但南一版與三民版仍無提及。較特殊的是，龍騰版以極多的篇幅詳述了白蓮教、捻亂和回變的發生背景與經過情形。首先是白蓮教之亂：

從十七世紀末到乾隆退位，中國境內經歷了一個世紀的太平歲月，人口由一億五千萬增加到三億，增加了一倍。到了道光三十年 (1850)，中國的人口已高達四億三千萬。在一個沒有工業化的社會，這種快速增加的人口，自然帶來了各種嚴重的後果。此外在乾隆後期，吏治也漸趨腐敗。下層官員競相「餽贈」上級官員，以結成網路，求得庇護。而為了巴結上司，只好巧立名目，向人民徵取更多的稅收。吏治的敗壞和人口激增等因素，爲社會動盪埋下種因。³²

並接著說明白蓮教之亂參加者的背景與理論：

參加者多半是佃戶和為數眾多的雇工，這些人困處山林原本就對身家性命沒有太多的顧惜，一旦受到地主、雇主或衙役的欺壓，很容易和無所事事的游民結合起來，對既存秩序提出挑戰。而白蓮教的「劫數觀」，正好爲這些下層民眾在思想上，提供了一個翻身的憑藉。³³

其次，在捻亂部分，編寫如下：

3 1

王仲孚主編，《歷史》下，台中：康熙，民國 89 年 2 月，頁 28。

3 2

李孝悌編著，《歷史》下，台北：龍騰，民國 91 年，頁 46-47。

3 3

李孝悌編著，《歷史》下，台北：龍騰，民國 91 年，頁 46-47。

(18)

- 74 - 近代中國的面貌─台灣高中歷史教科書對晚清時期(1840-1911)編寫之研究

在太平天國之亂爆發後沒多久，淮河和黃河之間的安徽北部也出現了長達十五年的捻亂。這個地區是中國少有的暴亂頻仍的地區，主要原因是因為位於兩大河流域之間，水災、飢荒頻仍。土質不佳，水利設施又常遭破壞，使這個區域的人民很難完全依靠耕種維生。除了移民或到鄰近地區作雇工外，從軍、走私或成為盜匪就成了當地常見的謀生手段。

十九世紀上半葉，淮北不斷受到洪水的侵襲。咸豐三年 (1853) 黃河潰決，離開了過去幾百年行經的舊水道，向北遷移改變。這次黃河改道帶來的水患，爲淮北帶來民不聊生的慘狀，捻亂也在這一年爆發。這些捻軍的領袖很多以前是鹽梟，而由私鹽販子組成的鹽民軍，也成了整個捻軍中一支很重要的武力。

… 清政府在這個地區的控制原來很薄弱，地方民眾為了自身安危，往往築成堡壘以自衛。捻亂爆發後，為了躲避政府額外稅收和官員無度的需索，地方民眾往往願意與有同鄉之誼的捻軍合作。叛亂的捻軍得到地方自衛武力的支持，使得清政府一直到同治七年 (1868)才能徹底將他們平定。³⁴

在回變部分，龍騰版提到回民在法律上受到的不平等待遇，解釋了漢回衝突的背景：

在雲南和陜甘地區的回民，雖然長期接受中國政府的統治，但在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上仍然保持強烈的回教色彩，因此很容易和

(19)

第三章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75-

鄰近的漢人聚落產生衝突。清廷雖然對回教徒維持相當的禮遇，准許他們參加科舉，在朝廷任官。但在法律上，卻常常採取嚴格的歧視政策，當漢人和回民在土地、商業問題上產生爭執時，滿漢官員多半偏袒漢人，更加深了回民的憤恨和不滿。³⁵

龍騰版接著說明了雲南、陜甘回變的爆發：

咸豐六年，漢回間的積怨爆發成大規模的雲南回變 (1856-1873) 。亂事的導火線是雙方為了爭奪一個銀礦場的控制權，使二、三千名回民在省城昆明遭到屠殺，衝突因此擴大。 …

… 同治元年爆發的陜甘回亂 (1862-1873)，主要領導人之一馬化龍雖然也是新教徒，但宗教並不是這次事變的主要因素。太平軍將領和捻軍的激勵，清廷後防的空虛，以及官員的處置失當，才是動亂持續發展的主因。³⁶

龍騰版在內亂這個章節以較多的篇幅說明內亂的背景，且多採用一些西方學者的研究，如孔復禮 (Philip A Kuhn)，因龍騰版認為西方學者比較細緻，注意到不同宗教族群間的衝突。³⁷孔復禮是費正清的學生，但和費正清不同的是，他不再從「挑戰與回應」這個模式去看中國問題，而是回到中國內部找尋中國衰落的根源。他對叛亂、團練、

地方社會的研究享譽美國學界，很多人認為他對中國地方社會的重視

3 4

李孝悌編著，《歷史》下，台北：龍騰，民國 91 年，頁 58-60。

3 5

李孝悌編著，《歷史》下，台北：龍騰，民國 91 年，頁 58-60。

3 6

李孝悌編著，《歷史》下，台北：龍騰，民國 91 年，頁 58-60。

3 7

李孝悌編著，《歷史教師手冊》下，台北：龍騰，民國 91 年，頁 68-78。

(20)

- 76 - 近代中國的面貌─台灣高中歷史教科書對晚清時期(1840-1911)編寫之研究

和研究，在費正清「衝擊 / 挑戰與回應」說外，建立了另一個典範。捻亂部分，龍騰版也以西方學者「生態環境」的角度來討論，採用美國學者易培里 (Elizabeth J. Perry)生態學環境觀點解釋。³⁸培里很明顯的受到法國年鑑學派的影響，年鑑學派大師布勞岱強調歷史時間有三種，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變動最慢的地理、環境、氣候因素，他認為這種近乎不動的時間 (和每天改變的政治事件對比 )，是研究歷史最重要的因素。他特別強調捻亂發生的淮北地區的重要性，代表美國新一代社會史學家的角度，對下層社會與民眾有極大的同情，試著去設身處地了解他們的命運，較強調情境與情意，而不是一開始就視他們為沒有道德或廉恥的盜匪叛賊。³⁹

綜上所述，自民國七十二年統編本開始至審定本時期，教科書編輯者選擇簡化內亂過程的敘述，而對背景與原因有較多的說明，引導教師教學與學生思考十九世紀中國諸多的內亂何以發生；而其中龍騰版以最多的篇幅說明，亦反映了審定本時期教科書的編寫，編纂者有較大的空間與自由選擇特別要加強說明的部分。

二、湘軍的幾點討論 (一 ) 湘軍的組成

3 8

李孝悌編著，《歷史教師手冊》下，台北：龍騰，民國 91 年，頁 68-78。

3 9

Elizabeth J. Perry ，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轉引自李孝悌編著，《歷史教師

手冊》下，台北：龍騰，民國 91 年，頁 68-78。

(21)

第三章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77-

首先是湘軍的組成問題。早期統編本教科書敘述湘軍為：

一支有主義、有訓練、有組織的新武力，以衛道、衛鄉與衛國⁴⁰ 民國七十四年的課本敘述其為：

一支有理想、有訓練的新武力，經他 (曾國藩 )振臂一呼，許多書生與鄉農起而響應，便組成了湘軍。⁴¹

關於湘軍的內部結合關係，應可由兩個層次討論，一為上層的領導階層，一為其餘的多數成員。在上層的領導階層部分，湘軍之得以成立，曾國藩、江忠源等領袖人物實居於關鍵性地位，湘系諸人彼此相知相期的高超志節，為彼等結合的重要基礎。嘉道年間，湖南出了幾位有識之士，如鄧顯鶴、賀長齡、賀熙齡、陶澍等，他們獎掖人才，砥礪用世，⁴²由於他們的倡導，湖南學風遂崇尚經世致用，湘系諸人承此流風遺韻，又受同鄉先輩的直接影響，經世思想深植於心。例如，

左宗棠應試不第後即幡然悔悟，潛心研究山川地理農事之學；⁴³劉蓉則摒棄詞章舉業，潛心程朱理學，致力經世致用；⁴⁴彭玉麟亦屢於家書中鄙斥科名八股考據之學，並以報效國家自勉；羅澤南早年與諸生講學論道，貧而不改其志，其論數省安危，皆視為一家骨肉之事，臨

4 0

郭廷以主編，《歷史》第二冊，台北：正中書局，民國 55 年 12 月。

4 1

郭廷以主編，高中《歷史》第二冊，台灣省政府教育廳，民國 46 年 12 月，頁 111。郭廷以主編，《高中歷史》第二冊，台灣書局經銷，民國 55 年 12 月四版，頁 79。國立編譯館主編，《歷史》第三冊，國立編譯館，民國 66 年 8 月六版，頁 17。

4 2

羅爾綱，《湘軍新志》，台北：黎明，民國 77 年，頁 114-116。

4 3

羅正鈞，《左文襄公 (宗棠 )年譜》卷一，台北：文海，民國 61 年，頁 16-17。

4 4

陸寶千，《劉蓉年譜》，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68 年，頁 13、

74。

(22)

- 78 - 近代中國的面貌─台灣高中歷史教科書對晚清時期(1840-1911)編寫之研究

終所囑亦皆軍國民生之事；⁴⁵王鑫邀集親友共同參與湘軍，其志即在捍衛鄉里。⁴⁶湘軍諸領袖的經世思想既經啟發，加上彼此密切往來，相互期許，彼此激盪，其匡國救世之信仰益為堅定，一旦時局動盪，

使命感油然而生，他們即在此衛道救世的高遠目標號召下聯袂而起。然而，對於其餘的多數成員而言，湘軍領袖所揭櫫的理想亦過於崇高，而不一定容易地為一般人民所接受。據吳志鏗之研究，保衛鄉里雖為多數成員投入湘軍之原因，但物質方面的吸引亦為具影響力的因素，如湘軍的餉制與獲得保舉機會。⁴⁷

在湘軍的餉制方面，正勇每日給銀一錢四分，每月四兩二錢 (小建月四兩零六分 )，這種薪給雖不如戰時的綠營，但已較平日的綠營多出四倍，亦較當時一般的工資超出甚多。⁴⁸統兵者的待遇更為優渥，以營官為例，每月五十兩，不扣建，另有一百五十兩的辦公費，除支付一營的公費外，其餘可由營官自行支配，其薪較文士學者為人幕僚者高出甚多，⁴⁹可見湘軍薪餉待遇之厚。加以咸道之際，湖南備受天災癘疫兵禍之苦，鄉間謀生極其不易，丁壯遂紛紛投入軍營。許多證據顯示，經濟因素實為湘軍吸收成員的主要原因。例如，湘軍東征克復

4 5

郭嵩燾編，《羅忠節公 (澤南 )遺集》，台北：文海，民國 61 年，頁 4-7。

4 6

彭玉麟於家書中屢屢透露此思想。見周維立校，《清代四名人家書》，台北：文海，民國 60 年，頁 43-57。

4 7

吳志鏗，〈非正式關係與湘軍內部的維繫 ─ 兼論湘軍兵為將有的適用性〉，《師大歷史學報》，第十四期，民國 75 年 6 月，頁 185-187。

4 8

羅爾綱，《湘軍新志》，台北：黎明，民國 77 年，頁 119。

4 9

曾國藩任職江督，其幕僚人員月支銀六兩至四十兩不等，薛福成亦僅支三十兩‧

可見湘軍餉章之厚。見曾國藩等撰，《湘鄉曾氏文獻》，台北市：臺灣學生，民國

53 年，頁 2814-2820。

(23)

第三章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79-

岳州之後，「水陸弁勇各獲財物，頗有飽思遠颺之意。」⁵⁰又如，曾國藩於咸豐五年 (一八六五年 )三月二十日家書中提到「郭雲仙 (嵩燾 )於十六日到營，曾莘田、易敬臣兄弟於十五日到營，羅芸皋於初旬到營。

事機不順，而來者偏多，可見鄉間窮苦也。」⁵¹同年五月二十六日家書中又說「沅弟 (曾國荃 )薦曾和六，其人本有才，但兵凶戰危，渠身家豐厚，未必願冒險從戎。若慷慨投筆則可，余以札調則不宜也。」⁵² 此外，參加湘軍亦可獲得保舉，甚且獲得實缺，擔任官職，此亦為眾人紛紛加入湘軍的原因。如曾國藩所說，「慕天家之官爵，以投營為名利兩全之場。」⁵³又如，曾國荃首次帶兵復援吉安，國藩即致書傳授帶兵經驗，言及其「昔在軍營不妄保舉，不亂用錢，是以人心不附」⁵⁴，由此可見，官位爵祿的誘惑亦為湘軍吸收成員的重要因素。此種名利的追求實為多數成員結合的共同基礎，為湘軍內部結合的重要一環。

其實，湘軍成員亦有逃兵、開小差之情形，因此其理想性不宜被過度美化。且其發展過程不如想像中順利，也有艱難處境，如創立初期，屢屢受制於地方大吏，其並非正式軍隊，只負責支援綠營，地方官只在需要其時，才讓其進入平亂，亂後即遣走，曾國藩以一「在籍侍郎」的空銜，毫無事權，對此感受尤深；直到太平軍佔領富庶地區，

5 0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台北：世界，民國 41 年，頁 63。

5 1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家書，卷五，頁 4-5。

5 2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家書，卷五，頁 10。

5 3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九，頁 71。

5 4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家書，卷六，頁 7。

(24)

- 80 - 近代中國的面貌─台灣高中歷史教科書對晚清時期(1840-1911)編寫之研究

清廷始重用湘軍。王爾敏在其〈曾國藩經營湘軍之艱難遭遇及其心理反應〉、〈湘軍軍系的形成及其維繫〉等文中有深入頗析。⁵⁵

(二 )湘軍與湖南團練的關係

有關湘軍與湖南團練之間的關係經常為人所誤解，由於曾國藩最初是受命辦理團練，可是最後卻另外成立湘軍，遂使很多人產生誤解，

認為湘軍即是湖南團練，或認為曾國藩以辦理團練平定太平天國。如早期統編本教科書對湘軍的成軍如此說到：

咸豐二年 (西元一八五二 )，他 (曾國藩 )奉命幫辦湖南團練，決心創建一支 … 新武力，以衛鄉、衛道、衛國。這支新武力，就是湘軍。⁵⁶

審定本時期康熙版的敘述為：

咸豐二年 (西元 1852 年 )，清廷命他 (曾國藩 )奉命幫辦湖南團練，他便結合知識份子和農民創辦一支 … 的武力，這支新武力 … 就是著名的湘軍。⁵⁷

南一版的說法如下：

清廷命曾國藩幫辦湖南團練，其後他創建了一支新武力 ─ 湘

5 5

王爾敏，〈曾國藩經營湘軍之艱難遭遇及其心理反應〉、〈湘軍軍系的形成及其維繫〉，收於王爾敏著《清季軍事史論集》，台北：聯經，民國 69 年，頁 160-163、

265-302。

5 6

郭廷以主編，高中《歷史》第二冊，台灣省政府教育廳，民國 46 年 12 月，頁

111。郭廷以主編，《高中歷史》第二冊，台灣書局經銷，民國 55 年 12 月四版，

頁 79。國立編譯館主編，《歷史》第三冊，國立編譯館，民國 66 年 8 月六版，頁

17。

(25)

第三章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81-

軍。⁵⁸

觀察上述三者說法，的確語意含糊，易被誤解湘軍為湖南團練。此誤解已經為羅爾綱、王爾敏等人辨誤，⁵⁹實際情形應是：曾國藩奉命辦理團練以對抗太平軍，但曾國藩認為團練不足以作戰，故上報皇帝不辦團練；當時各地多有「練勇」，曾國藩即將各地協防長沙的練勇改編而成「湘軍」，針對綠營的缺點改進，創招募制度，基本單位為營，

故稱「勇營」。不過時至今日，仍有人未能釐清。

王爾敏在其專著《清季軍事史論集》有深入的剖析，區分了湘軍與湖南團練實為不同之兩種軍事力量。他指出：「曾國藩之募練鄉勇。…

獨主募勇練勇特色，既不同於綠營之私兵，亦不同於義勇之團練。而實為別具面目特質之一種軍伍。」⁶⁰說明「地方團練辦法，是按戶出勇，集合一地區之勇，加以組織操練，用以捍衛地方，故各勇自身，

係出以義務負擔，而非自願。故鄉民並不踴躍，不免推拖逃避，以致缺乏實效。」而湘軍「改為招募，即勇丁之來，係出於自願，應募即必有一定薪給，勇丁自有一定之收入。招來人員雖不脫湘鄉土籍，但其組合則以其個人身分參加，決不同於團練之必須附於保甲區劃。」⁶¹

5 7

王仲孚主編，《歷史》下，台中：康熙，民國 89 年 2 月，頁 30。

5 8

林能士主編，高級中學《歷史》下冊，台南：南一，民國 90 年二月再版，頁 60。

5 9

羅爾綱，《湘軍新志》，台北：黎明，民國 77 年。王爾敏，〈清代勇營制度〉，頁 280。吳志鏗，〈湘軍史研究在中國近代史教學上的意義〉，《近代史教學研討會論文集》，台北：中國近代史學會 ‧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系，民國 86 年 10 月。

6 0

王爾敏，〈湘軍軍系的形成及其維繫〉，《清季軍事史論集》，台北：聯經，民國 69 年，頁 280。

6 1

王爾敏，〈由墨糸至從戎論湘軍將帥之志節及其軍容之維繫〉，《清季軍事史論

集》，台北：聯經，民國 69 年，頁 250。

(26)

- 82 - 近代中國的面貌─台灣高中歷史教科書對晚清時期(1840-1911)編寫之研究

湘軍有鄉土色彩，但不能誤解為地方軍，因其為私軍，全由領導將帥招募徵集而來，無論統屬、指揮、任務、動向或駐防，決不受鄉土限制。⁶²

綜上所述，過去統編本的教科書在內亂部分的編寫，清楚交代時間、地點、人物與發生過程，有脈絡清晰、史實詳盡的優點，使閱者得知事件的來龍去脈。然而，對於高中歷史教育而言，認知史實的重要性之外，似乎可以多深入探討當時內亂迭起背後所隱含的中國社會問題，否則易造成教學與考題流於記憶與背誦內亂的人、時、地等細節。

第三節被忽視的內政改革─自強運動時期

整個自強運動時期所推行的新政，概括言之，可分為四大項：外交關係、軍事上採用西器西法、工業化的努力、改革內政。教科書多強調前三者，如民國四十六年、五十五年與六十六年的教科書，在自

6 2

王爾敏，〈清代勇營制度〉，《清季軍事史論集》，台北：聯經，民國 69 年，頁

20-22。

(27)

第三章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83-

強運動部分從「同光政局」、「有識者時代的新認識」開始談起，說明

「師夷長技以制夷」下的軍事、國防成為改革重心，詳述了自強運動的項目，舉凡總理衙門的設立、訂約遣使、設置機器局與船政局、同文館與留學生的派遣，交通工業、艦隊編練、西學輸入與譯書等。⁶³可惜，對於改革內政一項，統編本至審定本時期，全無著墨。

李國祁指出，自強運動時期以興辦洋務為主，但絕非全部，甚至就政績而言，此時期最大的成就不是洋務新政，而是曾國藩、左宗棠、

劉銘傳、丁日昌諸人對於地方政務的整頓。就內政改革而言，自強運動時期成就最有全國性而影響最為深遠者有三，第一是海關稅務司制度的建立，第二是曾國藩、左宗棠等人對太平天國戰亂地區善後工作的處理得宜，與左宗棠的新疆經營，第三是沈葆楨、丁日昌、劉銘傳的台灣政經改革成功。⁶⁴關於海關稅務司制度的部分，涉及層面較廣，而沈、丁、劉三人的經營台灣，教科書已列於台灣史部分專門章節介紹，此處不加以討論，只針對曾、左、李三人的內政改革，進行考察與說明。

一、曾國藩、左宗棠等人對太平天國戰亂地區內的施政

曾、左諸人平定太平天國後，於戰亂及曾為太平天國控制地區，

6 3

郭廷以主編，《歷史》第二冊，台灣省政府教育廳，民國 46 年 12 月，頁 140-148。

郭廷以主編，《歷史》第二冊，台北：正中書局，民國 55 年 12 月頁 101-106。國立編譯館編，《歷史》，台北：國立編譯館，民國 66 年 8 月，頁 38-42。

6 4

- 58 - 近代中國的面貌─台灣高中歷史教科書對晚清時期(1840-1911)編寫之研究

-57-

- 58 - 近代中國的面貌─台灣高中歷史教科書對晚清時期(1840-1911)編寫之研究

《 歷 史 》 第 二 冊 ， 台 灣 ： 省 政 府 教 育 廳 ， 民 國 46 年 12 月 ， 頁 87-88

王 仲 孚 主 編 ，《 歷 史 》 下 ， 台 中 ： 康 熙 ， 民 國 89 年 2 月 ， 頁 11-12。

第三章 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59-

陳 豐 祥 、 林 麗 月 編 ，《 歷 史 》 下 ， 台 北 ： 建 宏 ， 民 國 90 年 元 月 ， 頁 5。

魏 斐 德 ，〈 廣 州 貿 易 與 鴉 片 戰 爭 〉，《 劍 橋 中 國 史 》 第 十 冊 晩 清 篇 (上 )1800-1911，

民 國 76 年 9 月 ， 台 北 ： 南 天 ， 頁 205-206。

- 60 - 近代中國的面貌─台灣高中歷史教科書對晚清時期(1840-1911)編寫之研究

魏 斐 德 ，〈 廣 州 貿 易 與 鴉 片 戰 爭 〉，《 劍 橋 中 國 史 》 第 十 冊 晩 清 篇 (上 )1800-1911，

民 國 76 年 9 月 ， 台 北 ： 南 天 ， 頁 193。

郭 廷 以 ，《 近 代 中 國 史 綱 》， 香 港 ： 中 文 大 學 ， 民 國 78 年 ， 頁 36-42。

第三章 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61-

梁 嘉 彬 ，〈 律 勞 卑 事 件 新 研 究 〉，《 中 國 近 代 現 代 史 論 集 》 第 一 編 ， 民 國 75 年 4

月 ， 台 北 ： 商 務 ， 頁 125-127。

- 62 - 近代中國的面貌─台灣高中歷史教科書對晚清時期(1840-1911)編寫之研究

美 ‧ 亨 特 著 ， 沈 正 邦 譯 ， 《 舊 中 國 雜 記 》，2003 年 3 月，台 北：古 籍，頁 1-2。亨

特 (William C. Hunter)於 1825 年 到 達 廣 州 時 ， 只 是 一 個 13 歳 少 年 ， 旋 被 派 赴 麻 六

甲 英 華 書 院 學 習 中 文。次 年 返 回 廣 州，1829 年 在 廣 州 加 入 美 商 奇 昌 洋 行，1837 年

成 為 該 行 合 夥 人 ， 1842 年 退 休 ， 1844 年 返 回 美 國 ； 其 後 又 回 到 中 國 ， 在 廣 州 、 澳

門 、 香 港 等 地 活 動 達 二 十 年 ， 並 創 設 亨 特 洋 行 ， 晚 年 旅 居 法 國 ， 1891 年 在 旗 昌 洋

第三章 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63-

楊 國 楨、黃 福 才 著， 〈 道 光 朝 中 西 貿 易 的 變 化 及 其 影 響 〉 ，收 入 福 建 省 社 會 科 學 聯

合 會 編 《 林 則 徐 研 究 論 文 集 》， 中 國 ： 福 建 教 育 出 版 社 ， 1992 年 1 月 。 頁 304。

- 64 - 近代中國的面貌─台灣高中歷史教科書對晚清時期(1840-1911)編寫之研究

楊 國 楨 、 黃 福 才 著 ，〈 道 光 朝 中 西 貿 易 的 變 化 及 其 影 響 〉， 收 入 福 建 省 社 會 科 學 聯 合 會 編 《 林 則 徐 研 究 論 文 集 》， 中 國 ： 福 建 教 育 出 版 社 ， 1992 年 1 月 ， 頁 305

國 立 編 譯 館 主 編， 《 歷 史 》第 三 冊，台 北：國 立 編 譯 館，民 國 83 年 8 月，頁 2。

第三章 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65-

王 仲 孚 主 編 ，《 歷 史 》 下 ， 台 中 ： 康 熙 ， 民 國 89 年 2 月 ， 頁 17。

魏 斐 德 ，〈 廣 州 貿 易 與 鴉 片 戰 爭 〉，《 劍 橋 中 國 史 》 第 十 冊 晩 清 篇 (上 )1800-1911，

台 北 ： 南 天 ， 民 國 76 年 9 月 ， 頁 207-210。

郭 廷 以 ，《 近 代 中 國 史 綱 》， 香 港 ： 中 文 大 學 ， 民 國 78 年 ， 頁 43-46。 其 在 《 近

代 中 國 的 變 局 》， 亦 有 同 樣 的 說 明 ， 請 見 ： 郭 廷 以 ，《 近 代 中 國 的 變 局 》， 台 北 ： 聯

- 66 - 近代中國的面貌─台灣高中歷史教科書對晚清時期(1840-1911)編寫之研究

經 ， 民 國 76， 頁 23-24。

第三章 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67-

- 68 - 近代中國的面貌─台灣高中歷史教科書對晚清時期(1840-1911)編寫之研究

陳 豐 祥 、 林 麗 月 編 ，《 歷 史 》 下 ， 台 北 ： 建 宏 ， 民 國 90 年 元 月 ， 頁 10。

第三章 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69-

《 高 中 歷 史 》 第 二 冊 ， 台 灣 省 政 府 教 育 廳 ， 民 國 46 年 2 月 ， 頁 105-107。 郭 廷

以 主 編，《 歷 史 》第 二 冊，台 北：正 中 書 局，民 國 55 年 12 月，頁 76。國 立 編 譯 館

- 70 - 近代中國的面貌─台灣高中歷史教科書對晚清時期(1840-1911)編寫之研究

主 編 ，《 歷 史 》 第 三 冊 ， 國 立 編 譯 館 ， 民 國 66 年 8 月 六 版 ， 頁 13-14。

《 高 中 歷 史 》 第 二 冊 ， 台 灣 省 政 府 教 育 廳 ， 民 國 46 年 2 月 ， 頁 105-107。

《 高 中 歷 史 》 第 三 冊 ， 國 立 編 譯 館 ， 民 國 74 年 8 月 ， 頁 13

《 高 中 歷 史 》 第 三 冊 ， 國 立 編 譯 館 ， 民 國 74 年 8 月 ， 頁 15。

第三章 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71-

《 高 中 歷 史 》 第 三 冊 ， 國 立 編 譯 館 ， 民 國 74 年 8 月 ， 頁 18。

蕭 一 山 ，《 中 國 近 代 史 概 要 》， 台 北 ： 三 民 ， 民 國 53 年 。

李 國 祁 ， 〈 導 言 〉，《 中 國 近 代 現 代 史 論 集 》 第 一 編 ， 台 北 ： 臺 灣 商 務 ， 民 國 75 年 ， 頁 19。

王 爾 敏， 〈 秘 密 宗 教 與 秘 密 會 社 之 生 態 環 境 及 社 會 功 能 〉 ， 《 中 國 近 代 現 代 史 論 集 》 第 二 編 ， 台 北 ： 臺 灣 商 務 ,， 民 國 75 年 ， 頁 59-98。

莊 吉 發， 〈 民 國 以 來 中 國 秘 密 會 社 史 的 研 究、評 估 與 展 望 〉 ， 《 民 國 以 來 國 史 研 究 的 回 顧 與 展 望 論 文 集 》， 台 北 ： 台 灣 大 學 歷 史 系 ， 民 國 80 年 ， 頁 1680-1685。

董 群 廉， 〈 清 朝 中 期 川 陜 楚 白 蓮 教 之 亂 探 源 ─ 從 災 荒 角 度 觀 察 〉 ， 《 國 史 館 館 刊 》，

復 刊 第 二 十 六 期 ， 民 國 88 年 6 月 。

- 72 - 近代中國的面貌─台灣高中歷史教科書對晚清時期(1840-1911)編寫之研究

王 樹 槐 ， 《 咸 同 雲 南 回 民 事 變 》，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專 刊 23， 台 北 ：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 民 國 57 年 。

陳 豐 祥 、 林 麗 月 編 ，《 歷 史 》 下 ， 台 北 ： 建 宏 ， 民 國 90 年 元 月 ， 頁 43。

陳 豐 祥 、 林 麗 月 編 ，《 歷 史 》 下 ， 台 北 ： 建 宏 ， 民 國 90 年 元 月 ， 頁 43。

第三章 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73-

王 仲 孚 主 編 ，《 歷 史 》 下 ， 台 中 ： 康 熙 ， 民 國 89 年 2 月 ， 頁 28。

李 孝 悌 編 著 ，《 歷 史 》 下 ， 台 北 ： 龍 騰 ， 民 國 91 年 ， 頁 46-47。

李 孝 悌 編 著 ，《 歷 史 》 下 ， 台 北 ： 龍 騰 ， 民 國 91 年 ， 頁 46-47。

- 74 - 近代中國的面貌─台灣高中歷史教科書對晚清時期(1840-1911)編寫之研究

第三章 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75-

李 孝 悌 編 著 ，《 歷 史 》 下 ， 台 北 ： 龍 騰 ， 民 國 91 年 ， 頁 58-60。

李 孝 悌 編 著 ，《 歷 史 》 下 ， 台 北 ： 龍 騰 ， 民 國 91 年 ， 頁 58-60。

李 孝 悌 編 著 ，《 歷 史 》 下 ， 台 北 ： 龍 騰 ， 民 國 91 年 ， 頁 58-60。

李 孝 悌 編 著 ，《 歷 史 教 師 手 冊 》 下 ， 台 北 ： 龍 騰 ， 民 國 91 年 ， 頁 68-78。

- 76 - 近代中國的面貌─台灣高中歷史教科書對晚清時期(1840-1911)編寫之研究

李 孝 悌 編 著 ，《 歷 史 教 師 手 冊 》 下 ， 台 北 ： 龍 騰 ， 民 國 91 年 ， 頁 68-78。

Elizabeth J. Perry ，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轉 引 自 李 孝 悌 編 著 ，《 歷 史 教 師

手 冊 》 下 ， 台 北 ： 龍 騰 ， 民 國 91 年 ， 頁 68-78。

第三章 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77-

郭 廷 以 主 編 ，《 歷 史 》 第 二 冊 ， 台 北 ： 正 中 書 局 ， 民 國 55 年 12 月 。

羅 爾 綱 ，《 湘 軍 新 志 》， 台 北 ： 黎 明 ， 民 國 77 年 ， 頁 114-116。

羅 正 鈞 ，《 左 文 襄 公 (宗 棠 )年 譜 》 卷 一 ， 台 北 ： 文 海 ， 民 國 61 年 ， 頁 16-17。

陸 寶 千 ，《 劉 蓉 年 譜 》， 台 北 ：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 民 國 68 年 ， 頁 13、

74。

《歷史》第二冊，台灣：省政府教育廳，民國 46 年 12 月，頁 87-88

王仲孚主編，《歷史》下，台中：康熙，民國 89 年 2 月，頁 11-12。

第三章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59-

陳豐祥、林麗月編，《歷史》下，台北：建宏，民國 90 年元月，頁 5。

魏斐德，〈廣州貿易與鴉片戰爭〉，《劍橋中國史》第十冊晩清篇 (上 )1800-1911，

民國 76 年 9 月，台北：南天，頁 205-206。

魏斐德，〈廣州貿易與鴉片戰爭〉，《劍橋中國史》第十冊晩清篇 (上 )1800-1911，

民國 76 年 9 月，台北：南天，頁 193。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民國 78 年，頁 36-42。

第三章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61-

梁嘉彬，〈律勞卑事件新研究〉，《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一編，民國 75 年 4

月，台北：商務，頁 125-127。

美 ‧ 亨特著，沈正邦譯，《舊中國雜記》，2003 年 3 月，台北：古籍，頁 1-2。亨

特 (William C. Hunter)於 1825 年到達廣州時，只是一個 13 歳少年，旋被派赴麻六

甲英華書院學習中文。次年返回廣州，1829 年在廣州加入美商奇昌洋行，1837 年

成為該行合夥人， 1842 年退休， 1844 年返回美國；其後又回到中國，在廣州、澳

門、香港等地活動達二十年，並創設亨特洋行，晚年旅居法國， 1891 年在旗昌洋

第三章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63-

楊國楨、黃福才著，〈道光朝中西貿易的變化及其影響〉，收入福建省社會科學聯

合會編《林則徐研究論文集》，中國：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2 年 1 月。頁 304。

楊國楨、黃福才著，〈道光朝中西貿易的變化及其影響〉，收入福建省社會科學聯合會編《林則徐研究論文集》，中國：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2 年 1 月，頁 305

國立編譯館主編，《歷史》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民國 83 年 8 月，頁 2。

第三章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65-

王仲孚主編，《歷史》下，台中：康熙，民國 89 年 2 月，頁 17。

魏斐德，〈廣州貿易與鴉片戰爭〉，《劍橋中國史》第十冊晩清篇 (上 )1800-1911，

台北：南天，民國 76 年 9 月，頁 207-210。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民國 78 年，頁 43-46。其在《近

代中國的變局》，亦有同樣的說明，請見：郭廷以，《近代中國的變局》，台北：聯

經，民國 76，頁 23-24。

第三章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67-

陳豐祥、林麗月編，《歷史》下，台北：建宏，民國 90 年元月，頁 10。

第三章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69-

《高中歷史》第二冊，台灣省政府教育廳，民國 46 年 2 月，頁 105-107。郭廷

以主編，《歷史》第二冊，台北：正中書局，民國 55 年 12 月，頁 76。國立編譯館

主編，《歷史》第三冊，國立編譯館，民國 66 年 8 月六版，頁 13-14。

《高中歷史》第二冊，台灣省政府教育廳，民國 46 年 2 月，頁 105-107。

《高中歷史》第三冊，國立編譯館，民國 74 年 8 月，頁 13

《高中歷史》第三冊，國立編譯館，民國 74 年 8 月，頁 15。

第三章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71-

《高中歷史》第三冊，國立編譯館，民國 74 年 8 月，頁 18。

蕭一山，《中國近代史概要》，台北：三民，民國 53 年。

李國祁，〈導言〉，《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一編，台北：臺灣商務，民國 75 年，頁 19。

王爾敏，〈秘密宗教與秘密會社之生態環境及社會功能〉，《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二編，台北：臺灣商務 ,，民國 75 年，頁 59-98。

莊吉發，〈民國以來中國秘密會社史的研究、評估與展望〉，《民國以來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論文集》，台北：台灣大學歷史系，民國 80 年，頁 1680-1685。

董群廉，〈清朝中期川陜楚白蓮教之亂探源 ─ 從災荒角度觀察〉，《國史館館刊》，

復刊第二十六期，民國 88 年 6 月。

王樹槐，《咸同雲南回民事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23，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57 年。

陳豐祥、林麗月編，《歷史》下，台北：建宏，民國 90 年元月，頁 43。

陳豐祥、林麗月編，《歷史》下，台北：建宏，民國 90 年元月，頁 43。

第三章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73-

王仲孚主編，《歷史》下，台中：康熙，民國 89 年 2 月，頁 28。

李孝悌編著，《歷史》下，台北：龍騰，民國 91 年，頁 46-47。

李孝悌編著，《歷史》下，台北：龍騰，民國 91 年，頁 46-47。

第三章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75-

李孝悌編著，《歷史》下，台北：龍騰，民國 91 年，頁 58-60。

李孝悌編著，《歷史》下，台北：龍騰，民國 91 年，頁 58-60。

李孝悌編著，《歷史》下，台北：龍騰，民國 91 年，頁 58-60。

李孝悌編著，《歷史教師手冊》下，台北：龍騰，民國 91 年，頁 68-78。

李孝悌編著，《歷史教師手冊》下，台北：龍騰，民國 91 年，頁 68-7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轉引自李孝悌編著，《歷史教師

手冊》下，台北：龍騰，民國 91 年，頁 68-78。

第三章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77-

郭廷以主編，《歷史》第二冊，台北：正中書局，民國 55 年 12 月。

羅爾綱，《湘軍新志》，台北：黎明，民國 77 年，頁 114-116。

羅正鈞，《左文襄公 (宗棠 )年譜》卷一，台北：文海，民國 61 年，頁 16-17。

陸寶千，《劉蓉年譜》，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68 年，頁 13、

郭嵩燾編，《羅忠節公 (澤南 )遺集》，台北：文海，民國 61 年，頁 4-7。

彭玉麟於家書中屢屢透露此思想。見周維立校，《清代四名人家書》，台北：文海，民國 60 年，頁 43-57。

吳志鏗，〈非正式關係與湘軍內部的維繫 ─ 兼論湘軍兵為將有的適用性〉，《師大歷史學報》，第十四期，民國 75 年 6 月，頁 185-187。

羅爾綱，《湘軍新志》，台北：黎明，民國 77 年，頁 119。

曾國藩任職江督，其幕僚人員月支銀六兩至四十兩不等，薛福成亦僅支三十兩‧

可見湘軍餉章之厚。見曾國藩等撰，《湘鄉曾氏文獻》，台北市：臺灣學生，民國

53 年，頁 2814-2820。

第三章文本再思考─教科書內容編寫探討 -79-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家書，卷五，頁 4-5。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家書，卷五，頁 10。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九，頁 71。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家書，卷六，頁 7。

王爾敏，〈曾國藩經營湘軍之艱難遭遇及其心理反應〉、〈湘軍軍系的形成及其維繫〉，收於王爾敏著《清季軍事史論集》，台北：聯經，民國 69 年，頁 160-163、

郭廷以主編，高中《歷史》第二冊，台灣省政府教育廳，民國 46 年 12 月，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