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四 章 唐代防治水旱災害之作為
本章分成三部分，討論唐代對於防治水旱災害的作為，之前在第二章中討論 過唐代的災異思想，這類思想影響了唐代政府對水旱災害的防治，受到災害天譴 說與萬物皆有神靈的觀念影響，皇帝往往以素服、避殿、徹樂、減膳、出宮人、
祈雨祈晴1、速審、慮囚、降罪免死、封事極言、祭祀名山大川及放生等方式消 弭災害，承擔責任。2這類屬於災異思想的防災救災作為，不再介紹，因為對於 實際防治災害沒有直接的功效，因此以下將就直接較為有效的防治措施逐一討 論。
第一節 官府之防災措施
遠在漢代，就出現豐富的荒政思想，如積儲備荒說、重農說、倉儲說、賑濟 議等。3其重點都在於平日糧食的增產與儲存，以備災荒時，賑濟之用。發展至 隋唐時期，唐代承繼隋的制度，廣設糧倉，成為官府重要的施政措施之一，災荒 發生後的糧食賑濟，便使用糧倉穀粟的支援。以下從三方面：唐代統治者對農業 發展的重視、水利設施的修建、義倉及常平倉的設置，來了解唐代的防災措施。
首先是唐代統治者對農業發展的重視。唐代盛世的開始，太宗即位後，把許 多的精力放到建設唐朝農業經濟中，並制訂了相應的發展農業策略，認為治國首
1 許凱翔，〈唐代水旱災的祈祭──以政治為中心〉，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94 學年度碩士 論文。
2 閻守誠，李軍，〈自然災害與唐代宰相〉(北京：《晉陽學刊》，2004 年第 1 期)，頁 82。
3 陳業新，〈兩漢荒政思想探析〉(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6 年 1 月第 33 卷第 1 期)。
先要解決衣食問題，要“不奪農時”，以此制訂了許多的重農措施。4貞觀初，
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
腹飽而身斃。…。」5可以看出太宗的治國政策是把百姓放在第一位的，百姓生 活過得好，統治的政權才能存在。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
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 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6由此可知 太宗的重要主張就是“不奪農時”。為了不影響農作物的耕作、收成，統治者要 約束自己企圖享樂的行為。貞觀十年，太宗對房玄齡說「…。朕每一食，便念稼 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7貞觀十八年，太宗告訴臣下，他 教導太子的治國之道，其中一項就是「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 此飯。」8由上可以看出太宗試圖將他的農業思想傳承給下一代的統治者。另外 還有其他例子，可以說明太宗時期對國家農業的重視。9
由上述我們可以得知唐代初期開始，就對人民農業發展十分的關心。10加上 天下太平，人口增加，有助於農業的發展。太宗也推行了許多的重農措施。11至
4 張劍光，鄒國慰〈唐太宗農業思想簡論〉(《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3 卷，
1999 年第 1 期)，頁 29。
5 (唐)吳競，《貞觀政要》，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九年六月四版，頁 1。
6 《貞觀政要》，頁 204。
7 《貞觀政要》，頁 108。
8 《貞觀政要》，頁 104。
9 貞觀五年，太子將在二月舉行冠禮，因太宗不願妨害農事，下令改至十月舉行。貞觀十六年，
因為天下的米價十分的便宜，所以太宗高興得向臣下說，只要百姓生活過得好，他可以不追求 享受，也能樂在其中。《貞觀政要》，頁 205~206。
10 《唐會要》卷十下〈藉田〉，頁 280~294、299~309。記載皇帝親耕與皇后養蠶舉行的年月與 相關的儀式，唐代幾乎每位皇帝皆有藉著親耕田地的方式，來提倡重農的風氣，高宗甚至曾 說過，恨不得自己可以親自耕完千畝的田地，充分表現出唐代統治者對農事的重視。
11 唐太宗的重農措施：(一)恢復藉田、親桑蠶儀式；(二)推行均田、租庸調制；(三)推行兵農合 一的府兵制；(四)括浮游，抑怠情；(五)其他措施，如招徠人口、獎勵婚姻、促進生育。
武則天時，也很重視農業生產，她認為“建國之本，必在于農”，“家足人足則 國自安焉。”她為皇后時，就曾向高宗提了十二條建議，其中一條就是“勸農桑、
薄賦徭。”12在她主編的《臣軌》一書中，要求各級官吏重視農業生產。13唐玄 宗前期，也注意體察民情，關心百姓疾苦，發展生產。安史之亂後，由於災區耕 牛的大量死亡，影響了生產的發展，政府便設法從外地征調耕牛支援災區。如德 宗貞元元年二月二日詔曰：“諸道節度觀察使所進耕牛，委京兆府堪責有地無牛 百姓，量其產業，以所進牛均平給賜。……是時蝗旱之後，牛多疾死，……故有 是命。”14
有唐一代，官府在農業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以京畿地區為例，可分為幾方 面：一是土地的開墾，《新唐書•兵制》：“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
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 軍。”元從禁軍三萬人將白渠旁民棄腴田開墾出來。15高祖時，土門縣縣令李大 亮，在縣內“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賣所乘馬，稍稍資業之，勸墾田，歲大熟。”
16貞觀中，岐州刺史王仁表卒，子方翼與母“居於鳳泉別業。時方翼尚幼，乃與 傭保齊力勤作，苦心計，功不虛棄，數年闢田數十頃，修飾館宇，列值竹木，遂 為富室。”17這些都是唐初開墾土地的例證。二是興修水利，武德六年“寧民令 顏旭開渠引南山水入京城，至石門谷，有溫泉湧出。”18“武德七年，治中雲得
12 《新唐書》卷七十六〈后妃列傳上〉，頁 3477。
13 孫紹騁，《中國救災制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年 7 月第 1 版），頁 72~73。
14 《冊府元龜》卷一 O 六〈惠民〉，頁 1263。
15 翁俊雄，《唐代區域經濟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12 月第 1 版），頁 9。
16 《新唐書》卷九九〈李大亮傳〉，頁 3911。
17 《舊唐書》卷一八五〈良吏上〉，頁 4802。
18 《冊府元龜》卷 497〈邦計部•河渠二〉，頁 5950。
臣自龍門引河溉田六千餘頃。”19歧州虢縣“東北十里有高泉渠，如意元年開，
引水入縣城。又西北有昇原渠，引开水至咸陽，垂拱初運歧、隴水入京城。”20 從武德至如意年間，在京畿興修了一些水利工程，對改善自然條件、擴大灌溉面 積發揮了作用。21三是實行復種制，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在貞觀十四年的秋天，
唐太宗要到同州進行狩獵的活動，當時櫟陽縣縣丞劉仁軌上奏建議，狩獵的活動 延後十天，理由是今天下雨的時間剛剛好，秋天農作物生長得十分茂盛，農民盡 力收成作物，過了一個半月還沒有收成完畢，加上有些貧窮的農家在稻禾的下方 種植麥作。因此百姓不但忙於秋收，還忙於種麥。這時候，皇帝進行狩獵活動，
須要修橋、鋪路，會影響農業的生產。由以上可以看出是粟、麥復種，一年兩收。
可能是因為地少，所以充分利用土地。這說明京畿地區復種制只在部分土地上實 行，但反映了唐初京畿地區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情況。22四是農業技術方面，水 車的運用，碾、磑的普遍使用。在此舉出地方官吏的認真，對於農業也有幫助的 實例：永淳年間，王方翼任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
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23對於農業耕作方法的改善，使百姓大大的獲 益。五是物產的種類增加，糧食作物有稻、麥、麵、粟。經濟作物在關輔地區主 要產麻，其它地區有綿的上貢。24
無疑的，農業是一項很大的課題，唐代各地區的發展雖有不同，但在唐代統 治者重視的情況下，農業的興盛是毫無疑問的。正如《資治通鑑》卷 216〈天寶
19 《新唐書》卷 37〈地理志一〉，頁 965。
20 《新唐書》卷 37〈地理志一〉，頁 967。
21 《唐代區域經濟研究》，頁 10。
22 同上註，頁 10。
23 《舊唐書》卷一八五〈良吏上〉，頁 4803。
24 同上註，頁 11。
十二載〉：“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
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25史念海認為在黃河少水患的情況下，黃河下游地區 及太行山以東，成為唐代前期農業糧食的重地。26後來因為安史之亂的破壞，戎 馬蹂躪，人口四散逃亡，農耕地區受到很大的摧殘，幾乎是一蹶不振。27農業糧 食的重心移至淮水以南的長江中下游地區，特別是太湖流域，這個新的富庶的農 耕地區南邊達到贛水和湘水的上游。此區的氣候溫暖，日照較長，雨量也很充沛，
都有利於農作物的生長和繁殖。安史之亂使人口大量逃亡，絕大部分渡過淮水向 南遷徙。帶來大量的勞動力，也促進了黃河流域優良的耕作方法的到處推廣，使 長江下游，特別是太湖流域，農業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唐朝後期在這裡也特別 費力經營。這裡河流縱橫，容易興修農田水利。當時也確實取得了很多的成就。
28
談到唐代農業的發展，不得不提及唐代實施的田制與稅制的概況。唐代多承 襲北魏與隋代的制度，在《新唐書》卷五十一，〈食貨志〉記載著唐代實施的田 制與稅制：
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凡民始生 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
25 史念海，〈唐代前期隴右道的東部地區〉，《唐代歷史地理研究》，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隴右 地區實際上人口稀疏，根本談不上「閭閻相望」，而「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則是過於溢美 之辭。
26 史念海，《唐代歷史地理研究》，〈隋唐時期重要的自然環境的變遷及其與人為作用的關係〉（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第 1 版），頁 63。〈隋唐時期農牧地區的變遷及其對 王朝盛衰的影響〉一文，認為黃河流域的富庶地區，大致可以分為四處：黃河下游；伊洛兩 水下游、汾水下游和凁水流域、關中平原，頁 253。
27 史念海，《唐代歷史地理研究》，〈隋唐時期農牧地區的變遷及其對王朝盛衰的影響〉，頁 257。
28 同上註，頁 257~258。唐代後期在長江下游的農業發展，參見同書中，〈隋唐時期長江下游農 業的發展〉一文。
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老及篤疾、廢 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
其餘為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 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 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
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徒寬鄉者，得并賣口分 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 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 近州。
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
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 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 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29 錢穆認為唐代租庸調制最重要的涵意，在為民制產，説得上是一種輕徭薄賦的制 度。而且租庸調項目分明。此制的最高用意，在使有身者同時必有田有家，於是 對政府徵收此輕微的稅額，將會覺得易於負擔，不感痛苦。其中的租是「田賦」，
配給人民耕種的田地，年老仍繳還政府，在其授田時期，令其負擔相當的租額，
大約是四十分之一。30在唐初人口稀少，相對土地廣大而言，是相當良好的制度，
只不過推行一段時期，便會遭到完全破壞的命運。31
29 《新唐書》卷五十一〈食貨一〉，頁 1342~1343。
30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臺北，東大書局，民國 79 年 11 月初版），頁 58。
31 錢穆的看法是認為唐代這麼大的國家，戶口的異動須要有經常的調查登記改動校正，絲毫不 能有疏忽與模糊。後來太平盛世的人事上的鬆懈，是租庸調制失敗的最大原因。《中國歷代政 治得失》，頁 59~60。
唐代的均田制的敗壞，是因為幾項因素的累積：一是國內全部耕地面積追不 上人口的增長，唐高宗永徽三年(西元 652 年)全國戶數是 380 萬戶，到了天寶 13 年(西元 754 年)便增至 900 多萬戶。32造成的情況，當然是土地不夠分配，農民 的收入自然也就不夠，對於水旱災害發生時的抵抗力，也就跟著減弱。二是均田 制的另一大弊病是在長期實施以後，因為不斷的授田與還田，農田被分割成零星 小塊。每家分得之田零散座落於四方，耕作者終日奔走於距離頗遠的田塊與田塊 之間，造成人力的重大浪費。西鳩定生的研究，指出有的人家的田塊相距不過三 五里，有的則相距遠達一百里。33三是私有土地的擴大，均田制是一個包括使用 者必須受還的公地與無受還的私有土地兩種成分的雙軌體制。如果其中的私有制 成分增加，公有土地那部分便相對地減少，均田制也逐漸走上崩潰之路。唐初對 永業田及口分田非法賣出日增之事，頗思制裁。永徽中及開元二十二年均曾頒禁 令。34天寶十一載下詔重申前令：
如聞王公百家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咨行吞併，莫懼章程。……爰及口 分永業，違法賣買，或改籍書，或云典貼，致令百姓無處安置，乃別停客 戶，使其佃食。……自今已後，更不得違法買賣口分永業田。35
這是唐朝政府維持均田制的最後一次努力，可惜已經是大勢所趨，難以挽回。四 是戰亂與人口播遷也是導致均田制破壞的一項因素。大規模而長期的戰爭往往導 致地方政府地籍及戶籍之喪失。安史之亂，戰禍波及的地方都發生這種現象，豪
32 李劍農，《中國古代經濟史稿》第二卷《魏晉南北朝隋唐部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年 5 月第 1 版)，頁 240。李劍農則認為私人產田的自始存在，會俟機發展擴大自身的田地；
唐代制度本身在制度上的矛盾，允許「口分田」的買賣，給予貴族富家吞噬農戶產業的方便，
這兩項是均田制破壞的主要原因，頁 240~244。
33 西鳩定生，《中國經濟史研究》(東京大學，1966)，頁 637~652。
34 賀昌群，《漢唐間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1964)，頁 388。
35 《冊府元龜》，卷 495，〈邦計門．田制〉，頁 5928~5929。
強乘機侵吞土地，或是收容逃亡的民戶。故《新唐書》卷五十一，〈食貨志〉中 說：「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
到了唐德宗時，均田制已徹底破產，乃用宰相楊炎之議，完全承認土地私有制，
並依兩稅法課稅。從此以後，土地私有制的主導地位便確立無疑。36均田制的崩 潰，其實就造成一般農民生計上的困難，尤其是在災荒發生時，沒有自救的能力，
相對而言，也就更加依賴官府與其他力量的賑濟，才能度過難關。這種情況在進 入唐代後期(玄宗天寶以後)，更加明顯，無疑的也加重了官府救災的負擔。
以上論述的是唐代農業的發展，其中與水旱災防治最有關聯性的，便是水利 設施的修建。
唐代統治者對於水利工程的建設，十分的重視。一方面水利工程提供了灌溉 農作物的水源，擴大水田面積，提高糧食產量；另一方面它改造部分土地，減少 水災所造成的損失，此外它還促進航運，加強各地區的相互聯系。37王双懷研究 盛唐時期(玄宗時期)的水利建設，認為盛唐時期，修建的比較重要的水利工程至 少有 63 項。38每年平均修建 1.5 件水利工程，超過了以往任何朝代，也超過了 唐代的平均數 1.1 項。39不過，從東漢至唐這一時期，黃河決口的記載甚少，40可
36 趙岡，陳鍾毅，《中國農業經濟史》（臺北，幼獅文化，民國 78 年 6 月），頁 197~206。
37 張劍光，鄒國慰〈唐太宗農業思想簡論〉(《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3 卷，
1999 年第 1 期)，頁 31~32。
38 目前學術界對於玄宗時期修建的水利工程數量，有三種不同的說法：56 項、54 項、47 項。
見王双懷，〈論盛唐時期的水利工程〉(《陜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 年 9 月，第 24 卷第 3 期)，頁 56。
39 〈論盛唐時期的水利工程〉，1995 年 9 月，第 24 卷第 3 期，頁 60。
40 周魁一，譚徐明，《水利與交通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0 月第 1 版)，頁 23。
這一時期黃河決口的記載甚少，也沒有大規模的防洪工程，歷史上稱這 800 年為黃河安流期。
沈百先，章光彩，《中華水利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68 年 3 月初版)，看法也一 致，認為「迄漢至唐，河不為患者千餘年，…。」，頁 124。史念海，《唐代歷史地理研究》，
〈隋唐時期重要的自然環境的變遷及其與人為作用的關係〉一文，也認為黃河長期安流達到 八百年之久，使隋唐兩代黃河南北兩側的地區，能夠發揮它們在農業上的富庶效益，頁 71。
能讓唐代統治者有更多的精力、物力，可以投注在其它地方的水利建設。在唐代，
黃河也不是就無河患，但大多都限於較小的地區，並沒有形成任何的影響。安史 亂前的河患僅有十一次，到唐代後期，黃河的災患顯得較前期減少。昭宗景福二 年(893)的黃河改道，結束了八百年來黃河安流的時期。最使人注意的是這一時 期竟然發生了人為決河的事情，黃河安流的有利因素，至此已難於保持。41
孫家山氏根據《新唐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圖志》等對唐代在各地修復與 創建的水利建設所作的統計：全國共興修灌溉工程 1,088 起，防洪排澇工程 40 起，河道運輸工程 27 起，城市用水工程 14 起，水產養殖等 3 起。中、小型水 利工程比前代特別發展，並遍及全國各州縣。在北方，重要的有黃河、汾河、河 曲地帶的水利開發，在南方，江浙海塘、太湖湖堤、長江提防，漢代的成國渠和 白渠在唐代灌溉的面積都成長達到二百萬畝。另外，在中唐後，江南水利則蓬勃 發展。42
唐代沿襲隋代水利行政的管理制度，一樣形成兩套體系：一是水部為尚書四 部之一，設郎中、員外郎、主事、令史、書令史等。水部管理內容：“掌天下川 瀆、陂池之政令，以導達溝洫，堰決河渠。凡舟楫、溉灌之利，咸總而舉之。”
43一是都水監設有使者、丞、主簿、錄事、府、史等，下有河渠、舟楫二署，各 設令、丞。“凡虞衡之采補，渠堰陂池之壞決，水田斗門灌溉，皆行其政令。”
44唐代全國分置十道，各道或設營田使管理水利，或由節度使自己兼任。水利是
41 《唐代歷史地理研究》，〈隋唐時期重要的自然環境的變遷及其與人為作用的關係〉，頁 72~73。
42 王啟柱，《中國農業起源與發展—中國農業史初探》(上)，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民國 83 年 11 月初版。
43 (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1 月第 1 版），頁 225。
44 《唐六典》，頁 598、599(本“”號中的文字，已經由《水利與交通志》作者濃縮寫成。
各州縣刺史、縣令主要的行政事務之一。45唐代還對關中鄭國渠設渠堰使，有時 以京兆少尹兼渠堰使。鄭國渠的管理在唐代已經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體系。46
說得仔細點，唐制，凡京畿之內重要的堰堤，皆有丞一人，專掌其事，此外 就是用前官作平水官。各渠置渠長或斗門長一人，負責節水與灌溉，並以此作為 其年終功過考課，在《唐六典》與《水部式》殘卷中均有類似的規定。47《唐六 典》卷二十三云：
凡京畿之內，渠堰陂池之壞決，則下於所由，而後修之。每渠及斗門置長 各一人，以庶人年五十以上并勳官及停家職資有幹用者為之。至溉田時，
乃令節其水之多少，均其灌溉焉。每歲，府縣差官一人以督察之；歲終，
錄其功以為考課。48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在水利法規方面的成績，是歷史上任何時代不能企 及的。《唐律》中，有關水利的條例，49涉及防洪、灌溉、航運、市政等方面，
分別列於戶婚律、擅興律和雜律中。唐代水法的內容為，以後各代沿用。唐代還 訂立了有關水利的專業法規—《水部式》，它代表著古代中國水法的最高成就，
是目前現存最早的國家水利法典，屬於行業管理法規，條例制訂十分具體，強調 國家對水資源的占有原則，以及用水優先原則：航運—灌溉—糧食加工業(即水 碾磨)。50筆者翻閱《新唐書．地理志》做了以下兩個統計表。
45 周魁一，譚徐明，《水利與交通志》，頁 132。
46 《水利與交通志》，頁 137。
47 傅曉靜，〈唐代民間私社的基本功能〉（濟南，齊魯學刊，2003 年第 5 期總第 176 期），頁 40。
48 《唐六典》，頁 599。
49 《唐律》在「失時不修堤防」條中規定：「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時者，主司杖七十；毀害人家，
漂失財物贜重者，坐贜論減五等；以故殺傷人者，減鬥殺傷罪三等」。在盜決堤防條中規定：
「諸盜決堤防者，杖一百；若毀壞人家及漂失財物贜重者，坐贜論。以故殺傷人者，減鬥殺 傷罪一等；若通水入人家，致毀壞者亦為之」。
50 《水利與交通志》，頁 143~144。
表八 《新唐書．地理志》水利工程統計表 君主 時間 灌溉 漕運 河堰
堤防
城市
用水 防水旱 其他 合計 總計 高祖 武 德 4 1 2 2 9
太宗 貞 觀 26 1 3 3 3 36 永 徽 6 5 2 2 顯 慶 1 3
龍 朔 2 麟 德 1 乾 封 2 總 章 1
咸 亨 5 1 上 元 1
儀 鳳 2 1 高宗
永 淳 1
36
睿宗 文 明 1 1
光 宅 1 垂 拱 1 2
載 初 1 1 如 意 1
長 壽 1
證 聖 1
延 載 1
登 封 1 聖 曆 3 1
久 視 1
武后
長 安 1 1 不知年號 1
19
景 雲 1
睿宗
太 極 1 2
神 龍 1 2
中宗
景 龍 1 4 開 元 12 6 11 1 3 4 玄宗
天 寶 4 2 1 2 46
153 ︵ 唐 代 前 期
︶
肅宗 0
廣 德 1 永 泰 1 代宗
大 曆 4 1
7 建 中 1 1
德宗
貞 元 10 3 2 1 1 19
順宗 0
憲宗 元 和 4 2 1 1 2 10 穆宗 長 慶 5 2 2 9 敬宗 寶 曆 2 2 4 8
大 和 6 2 1 文宗
開 成 2 11
武宗 會 昌 2 2 宣宗 大 中 1 1 懿宗 咸 通 3 3 2 8
75 唐 代 後 期
僖宗 0
昭宗 0
哀帝 0
時間未明 1 1 1 2 5 5
註一：本表來自《新唐書．地理志》的分析，將唐代的水利工程分為六類：
(一)灌溉：表示進行的水利工程的目的是灌溉農田。
(二)漕運：河道的目的有運送木材、糧食、其它貨物或是交通上的使用。
(三)河堰堤防：可能發揮的作用有灌溉農田、防水患，或是儲水防旱災之用。
(四)城市用水：屬於飲用、引入城壕，或是流入城(縣)中，皆列為此類。
(五)防水旱：史書上有註明可防水旱或是宣泄河水者。
(六)其它：史書上僅說明兩河連接或開鑿，並未說明其作用者，屬於此類。
上表之數字並不完全代表水利工程的數目，在統計時，將同一個水利建設，
具有灌溉、漕運與防水患者，就分別列入三項計算。不過此種情況屬於少數情況。
使用此種計算方式，或可了解唐代對於防範水災方面的努力，見表九之分析。
由表八，可以得知唐代前期的水利工程數為 153，後期為 75，相差一倍之多，
由此分析可能的情況：一是唐代前期的統治者比較重視水利工程的興修，後期的 統治者較不重視；二是唐代前期的糧食重心地區在黃河下游，在官府的掌控之 中，後期的糧食重心地區在長江中下游，官府雖在努力的建設，但是糧食未必會 運送到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區，更何況後期，中央能掌控的範圍已經大不如前期，
水利建設自然也跟著減少；三是前期修建的堤防系統形成後，效果可能維持數十 年或百年無大災，就不必一直修建水利工程；四是唐代河防由地方負責修治，中 央直接過問的不多，記載自然較少。唐人似不甚重視此類事，以致文章記載也確 實比後代少。51不過以上的統計，是有誤差的。學者統計《新唐書．地理志》所
51 姚漢源，《中國水利發展史》（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 年 8 月第 1 版），頁 157。
記的全國水利工程共 236 處。前期工程 155 處，後期為 81 處。52若是以姚漢源 的分析，唐代前期，北方的水利工程約占全部的十分之七八；後期 81 處的水利 中，北方僅為 14 處，南方為 67 處，南方占十分之八。由此可知，唐代前期水 利工程重在北方，後期重在南方，各類工程之總和是如此，農田水利也是如此。
53似乎從前、後期，工程數量的多寡，得以窺見唐代前後期國勢之變化。
表九 《新唐書．地理志》水利工程歸納表
君主 灌溉 漕運 河堰堤防 城市用水 防水旱 其他 合計 總 計
高祖 4 1 2 2 9
太宗 26 1 3 3 3 36
高宗 21 2 8 1 2 2 36
睿宗 1 1 1 3
武則天 7 4 3 2 3 19
中宗 1 3 4
玄宗 16 8 12 1 3 6 46
153
︵ 唐 代 前 期
︶
肅宗 0
代宗 6 1 7
德宗 11 3 3 1 1 19
順宗 0
憲宗 4 2 1 1 2 10
穆宗 5 2 2 9
敬宗 2 2 4 8
文宗 6 2 2 1 11
武宗 2 2
宣宗 1 1
懿宗 3 3 2 8
僖宗 0
昭宗 0
哀帝 0
75
︵ 唐 代 後 期
︶
灌溉 漕運 河堰堤防 城市用水 防水旱 其他 前 期 76 17 26 9 8 17 後 期 34 11 11 2 5 12
時間未明 5 項
52 《中國水利發展史》，頁 214。
53 《中國水利發展史》，頁 214~215。
時間未
明 1 1 1 2 總 合 總 計 110 29 38 12 13 31 233 百分比
%
47.2 12.4 16.3 5.2 5.6 13.3
100%
本表資料來源：《新唐書．地理志》
由表九，可知唐代之水利工程首重為灌溉之用，比例達到 47.2%。加上防水 旱(排水)，比例增加為 52.8%。54若是與防範水旱災有直接關係者，為河堰堤防 與防水旱，比例為 21.9%，由此可知唐代水利工程之次要為水旱災的防範。再次 則為漕運，運輸之用。不過，其他未知的比例達到 13.3%，整體而言難以準確的 了解其功效。
若是引用王仲犖《隋唐五代史》對唐代水利工程數量的統計，則更為齊全：
表十 唐代皇帝在位年數與水利工程數量統計表
在 位 年 數 水 利 工 程 數 量 數 量 共 計
高 祖 9 9
太 宗 23 28
高 宗 34 45
武則天 21 17
中 宗 5 6
睿 宗 2 2
玄 宗 43 58
前期 165
肅 宗 6 1
代 宗 18 13
德 宗 25 32
順 宗 1 0
憲 宗 15 24
穆 宗 4 14
敬 宗 3 8
文 宗 14 14
武 宗 6 4
後期 126
54 姚漢源，《中國水利發展史》書中之分析，灌溉加上排水，佔 236 處中的 165 處，比例高達 69.9%。頁 214。
宣 宗 13 3
懿 宗 15 12
僖 宗 15 1
昭 宗 19 0
哀 帝 1 0
無法考查年代 10 10
總數 301 本表資料來源：王仲犖，《隋唐五代史》(上)(臺北，頂淵文化事業，2005 年 6 月
初版)，頁 362~363。
由上表中，也可以印證唐代前期的水利工程數量超過後期的水利工程。而且 後期中，順宗、昭宗沒有水利建設的記載，僅德宗與憲宗在位時，水利建設的數 量較多，穆宗在位四年，有十四項建設。不過由以上，無法反映水利建設的規模 與灌溉的實際情況，還有再詳細比對的需要。
第三項是平日糧食的儲存，即糧倉的建立。唐代官府之穀倉可分三大類。第 一類為儲放稅賦之賦倉；第二類為儲糧以調節供需，平抑物價之倉(即常平倉)；
第三類為全國性或地方性以備災荒之穀倉(義倉)。55與防治災害最有關係者為第 二、三類。張弓的研究則將唐朝的倉廩分為正倉、轉運倉、太倉、軍倉、常平倉、
義倉等六類。56正倉與太倉雖然在唐代曾發揮賑濟的作用，但畢竟屬於支援的性 質。主要成為防治水旱災害的兩種倉廩為常平倉與義倉。《舊唐書》卷四十三〈職 官二〉說：“凡義倉所以備歲不足，常平倉所以均貴賤也。”可以看出兩者功能 的不同。常平倉以平糴(買入)平糶(賣出)為手段，義倉以賑貸為手段。57
在荒歉之年，通貨膨漲，救濟基金短缺，或糧食供不應求之時期，廣設常平 倉，成為重要平抑物價的解決之道。貞觀十三年(639)末，朝廷首次下令在雒、
55 Francesca Bray 著，陳立夫譯，《中國農業史》第一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 1 月初版)，頁 530。
56 張弓，《唐朝倉廩制度初探》﹙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1 月第 1 版﹚，頁 1。
57 《唐朝倉廩制度初探》，頁 103。
相、幽、徐、齊、并、秦、蒲八州置常平倉。58這八州大致均屬唐初的主要產糧 區。到高宗時期，永徽六年(655)在長安東西兩市置常平倉糶粟，是因為“先是 大雨，道路不通，京師米價暴貴，出倉粟糶之。”59，須平抑米價，以穩定包括 獨立手工業者及部分商人在內的長安市民的生產和生活。此後直到開元初，五十 多年不復有常平倉活動的記載。開元天寶時期，常平倉得到較大的發展，普遍設 倉，有糴有糶，是這個時期常平倉經營的特色。首先是常平倉設置範圍的擴大。
除了江南、嶺南、淮南、劍南、兩浙地區外，淮河、秦嶺以北及山南諸州都設置 了常平倉。開元七年，置倉地區又有擴大。60其次是平糴平糶兼顧，注意平準的 價格，全面發揮常平倉的調節作用。天寶二載(744)“平糶詔”令各郡縣“每升 (“升”為“斗”之誤)減時價十文糶與當處百姓”。61即每斗減價十文，賣給當 地人民。
安祿山之亂以後，常平倉體制陷於混亂，居民遭受災難，至德宗之世，常平 倉又以新制，再建同時利用現金貨幣及儲存穀物兩種方式，以調節糧價，此種資 金由增收地方稅而籌集，如所有金錢交易之行為，均抽百分之二交易稅，其他如 竹、木、茶、漆等之出售，則徵收百分之十交易稅。62此議雖已由朝廷採納，但 以執行困難，隨即遭到廢棄。63從元和至唐亡的百年間(806~907)常平倉斛斗的 使用情況看，常平倉粟減估出糶只有元和十三年(792)正月和長慶二年(822)十月 兩次，64常平鹽減估出糶僅有元和元年(806)五月一次。65實際出糶次數或不止
58 《冊府元龜》卷五 O 二〈邦計部．常平〉，頁 6020。
59 《舊唐書》卷四〈高宗上〉，頁 74。
60 《唐朝倉廩制度初探》，頁 108。
61 《全唐文》卷三十三〈玄宗皇帝•平糶詔〉，頁 403。
62 《舊唐書》卷四十九〈食貨下〉，頁 2125。
63 《中國農業史》第一冊，頁 533、536。
64 〔宋〕王溥撰，《唐會要》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2 月新 1 版﹚，卷八十八
此，也可能稍多。但無論如何可以看出，常平倉調節穀價的平準職能在唐敬宗以 後基本消亡了。66
救荒之義倉，因為此類糧倉在平日就需儲存，故將其歸為防災之類別，賑災 穀倉之特點：第一為所儲之穀物專為賑災之用；第二所儲穀物為當地居民繳交之 穀物，超過應納賦稅者。依照《新唐書》卷五十一〈食貨一〉的記載，貞觀二年，
唐代正式設置義倉：
尚書左丞載冑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 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寬 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
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為差。下下戶及夷獠不 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為種子，則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
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 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67
這是唐初太宗貞觀二年時，尚書左丞戴冑奏請，將隋代徵穀平準，改以按畝徵穀 的建議：農地每畝徵收穀物二升，此一基本稅率也可依土地肥瘠而有增減，而且 如果歉收四成時，只要徵收半數的穀物，歉收達到七成的農家，當年就不必繳交 穀稅。把商人分成九個等級來徵稅，只有極為貧窮的人及邊疆的居民，不徵稅賦，
賑倉的穀物在荒年發生時，以無價的方式來賑濟，或是將穀物的種子借給農民，
到秋天後才歸還。此後至唐末，儘管義倉儲穀時有盈虛，高宗以後義倉穀的用途
〈倉及常平倉〉，頁 1917。
65 《冊府元龜》卷四九三〈邦計部．山澤〉，頁 5898。“元和元年五月，鹽鐵使奏請每州所貯鹽，
若遇價貴斗至二百二十，減十文出糶，以便貧人。”
66 《唐朝倉廩制度初探》，頁 116~117。
67 《新唐書》卷五十一〈食貨一〉，頁 1344。
還有不小變化，但義倉始終存在。唐義倉在名義上始終是“救饑饉”“備凶年”
的專用儲備。但在設置義倉不久，唐朝廷就力圖把它納為正式賦稅，既用於賑貸 也充做國用。68自永徽以後“漸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 盡”，69這是唐代義倉納為國稅以後遭到的第一場浩劫。以武后末年腐敗的朝政 為背景，大約當時朝野上下掠取義倉成風，以致“神龍中略盡”。史籍有關唐前 期義倉賑濟的記載，固然以開元時稍多；但官府挪移義倉穀充做國用的現象，也 以玄宗時最突出。義倉變國稅後遭到的第二場浩劫，就發生在玄宗時期。70玄宗 時期朝廷將大批義倉粟穀變造為米，運往長安。開元後期，裴耀卿建議把江淮地 區各州縣義倉儲存的穀米轉運長安，充國用。71從此以後，變造成了對義倉的公 開掠奪。有唐一代，儘管義倉仍然存在，但是遭到挪用的情況嚴重，其所能發揮 的賑濟的作用，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第二節 官府之救災措施
水旱災害是唐代為害最嚴重的自然災害，不僅造成人民流離失所，生命、財 產的損失，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如果不加以防治，更會危及統治政權的存續。唐 代官府對於水旱災害發生時的救災措施可分為遣使賑撫、糧食賑貸、就食它處、
平抑穀價、蠲免賦稅等五類。對於救災的效果，也不相同。以下分別論述之。
壹、遣使賑撫
68 《唐朝倉廩制度初探》，頁 127、131。
69 《舊唐書》卷四十九〈食貨下〉，頁 2123。
70 《唐朝倉廩制度初探》，頁 133。
71 見《全唐文》卷二九七〈請置武牢、洛口等倉疏〉。
這裡所說的遣使專指朝廷派遣使者到受災地區進行安撫、賑給災民、穩定災 區統治秩序的活動。唐代繼承秦漢魏晉的傳統72，遣使成為唐代中央參與地方災 害救濟的重要手段。早在唐高祖武德七年，“關中、河東諸州旱，遣使賑給之。”
73《新唐書．百官志》的記載：“貞觀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遣 使，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在貞觀初年，遭遇水旱災時，太宗便派出巡察 使、安撫使或存撫使等職稱的官員，協助救災。74這一時期派遣使臣並沒有固定 的名稱，皆是臨時委派出使災區賑給。75以下是唐代派遣使臣救災的例子如：貞 觀元年八月，“關東及河南、隴右沿邊諸州霜害秋稼。九月辛酉，命中書侍郎溫 彥博、尚書右丞魏徵等分往諸州賑恤。”76貞觀三年六月旱，太宗中書舍人杜正 倫等人前往關內各州撫恤慰問。77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
不敢捕。姚崇……乃出御史分道殺蝗。78開元十年六月，黃河暴漲，洪水損壞博 州堤防，危及河北數州安危。玄宗派按察使蕭嵩前去總理救災事宜。79開元十二
72 《唐大詔令集》卷一一六常衮〈宣慰湖南百姓制〉中指出：“自漢魏以來，水旱之處，必遣人 巡問以安集之。國朝因其制焉，亦命近臣撫慰。俾諭求瘼之意，用紓將泛之急。”
73 《冊府元龜》卷 105〈帝王部．惠民一〉，頁 1256。
74 筆者依照《新唐書•本紀》來統計，太宗時共遣使八次，高宗時遣使十一次，玄宗時遣使五 次，穆宗、宣宗各一次。這些遣使的作為，多數都與災荒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所做之事多 為慮囚、宣慰、巡察、賑濟之類。從中可以看出遣使二十六次，唐代的前期就占了二十四次 之多，後期只有兩次。不過，只以本紀部分來統計，還是不能夠完全反應當時的實情。
75 毛陽光，〈遣使與唐代地方救災〉（寧波，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4 期(總 第 153 期)），頁 20。
76 《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上〉，頁 32~33。
77 《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上〉，頁 37。
78 《舊唐書》卷九十六〈姚崇傳〉，頁 3023~3024。
79 《中國救災制度研究》，頁 56。《新唐書．玄宗本紀》記載為「六月丁已，河決博、棣二州。」
《新唐書•五行志》記載的時間為六月。《舊唐書•玄宗本紀》記載則為「秋八月丙申，博、
棣等州黃河堤破，漂損田稼。」《舊唐書•五行志》沒有記載。新、舊唐書的蕭嵩傳，都沒記 載此事。《資治通鑑》〈唐紀〉第 212 卷唐紀第二十八記載：「六月，丁巳，博州河決，命按察 使蕭嵩等治之。」雖是同一件事，卻無法確定黃河水淹博、棣二州的時間。
年七月，“河東、河北旱，命中書舍人冠泚宣慰河東道，給事中李昇期宣慰河北 道，百姓有匱乏者，量事賑給。”80開元十八年，瀍水和洛水泛濫，毀壞居民房 舍一千多家，玄宗派范安及、韓朝宗二人前往主持救災。81開元二十一年四月，
以久旱，玄宗“命太子少保陸象先、戶部尚書杜暹等七人往諸道賑給。”82開成三 年八月，“山南東道諸州大水，田稼漂盡。”文宗令給事中盧弘宣往陳許、鄭滑、
曹濮等道宣慰，刑部郎中崔瑨往山南東道、鄂岳、蘄黃道宣慰。83
據毛陽光的研究，認為擔負賑災使命的使職最早出現在武后時期。84大量救 災使職出現是在唐玄宗統治時期，參與地方救災的使職，還有晚於宣撫使出現的 宣慰使和賑恤使。唐代的救災使職並不固定，這是由於災害的突發性，具有因事 而立、事罷即廢的特點。後來，使臣的職責越來越廣泛，使命多種多樣，並不一 定專為救災賑恤才出使，也有安撫地方的職責。唐後期，宣慰使的任務還與地方 軍事或外交有關，不過，玄宗前期，自然災害發生頻繁，促使救災專使職位的常 設化。我們以唐代遣使救災數量來分析：
表 十一 唐代遣使救災數量統計表 (單位：人次) 時 期 數 量 時 期 數 量
高 祖 1 代 宗 2 太 宗 13 德 宗 2 高 宗 9 憲 宗 5 武 后 2 穆 宗 1 中 宗 6 文 宗 6 睿 宗 1 宣 宗 2 玄 宗 26
80 《冊府元龜》卷一四四，〈帝王部．弭災二〉，頁 1751。
81 《舊唐書》卷八〈玄宗上〉，頁 195。
82 《冊府元龜》卷一 0 五，〈帝王部．惠民一〉，頁 1260~1261。
83 《舊唐書》卷十七下〈文宗下〉，頁 574。
84 〈遣使與唐代地方救災〉，頁 20~21。但潘孝偉認為：“唐興，遣使賑災愈益頻繁，但在玄宗 之前，也依然未見專用的名稱”。毛陽光認為此說顯然有誤。
本表資料引自毛陽光，〈遣使與唐代地方救災〉，頁 22。其餘沒有列出的皇帝，
肅宗、順宗、敬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等，遣使數量皆為零。
大量的遣使救災集中在唐朝前期，以天寶十四載為界，前期 137 年中，共 遣使 58 次；後期 152 年，僅遣使 18 次。據陳國生統計，唐前期發生自然災害 共 258 次，後期為 336 次，85由此看來，遣使救災的多寡，主要還是與國勢的盛 衰、國力的強弱，以及朝廷對地方救災的重視程度有關。唐代救災使臣的職能包 括幾方面：首先，代表皇帝巡撫災區，體現皇帝“心在萬民”的愛民之心，具有 安撫災民的心理作用；其次，派遣使臣成為唐代中央政權獲得各地訊息的一個重 要管道，可以實地了解災區實際情況，減少地方官吏的營私舞弊，受到陰陽災異 觀念的影響，使臣還要巡行鄉里民間、兼察人民冤苦、官吏善惡；再次，及時蠲 免賦稅賑給災民，也是使臣的重要職能，具有一定的權威地位，也成為臨時的地 方救災首長。而遣使救災也有弊病，遣使若是不合時宜：一是干擾百姓農業生產；
二是影響州縣正常救災工作；三是帶給地方額外負擔。儀鳳二年五月，河南、河 北旱，高宗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便上疏，批評了遣使 賑撫的實效：
今麥序方秋，蠶功未畢。三時之務，萬姓所先。敕使撫巡，人皆悚忭，忘 其家業。冀此天恩，踴躍參迎，必難抑止。集眾既廣，妨廢亦多，加以途 程往還，兼之晨夕停滯，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卻成煩擾。又 無驛之處，取馬稍難。簡擇公私，須先追集。雨後農要特切，常情暫廢須 臾，即虧歲計。每為一馬，遂勞數家。從此相承，恐更滋甚。妄且委州縣 賑給，待秋後閒時，出使褒貶。86
在玄宗統治後期，地方自主賑救為主要的方式。唐代後期，災害遣使數量大大減
85 陳國生，〈唐代自然災害初步研究〉，湖北大學學報，1995，第 1 頁。
86 《唐會要》卷七十七，〈巡察按察巡撫等使〉，頁 1412。
少，一是財力困窘無力救助，二是災區為中央政府勢力之外，救助對己並無利益。
在唐代後期，兩稅法的實施與救災地方化趨勢的加強，最後促使中央使臣的賑 救，已成為象徵性的情況。總之，唐代救災使臣的職能，更全面、細密，通過頻 繁遣使到災區，將朝廷的安撫、賑救與監察幾個環節連接起來，成為在災害情況 下，聯繫國家和地方的紐帶，表現出國家在救災活動中的重要地位。87
當災害發生後，唐代官府特別注意官吏的選拔，為了防止官吏貪污和挪用救 災物資唐代官府有著嚴格的規定。天寶十四載的詔書規定：
如官人及富有之家典正并僦攬諸色，輒私侵糶兼有乞取或虛著人名詐來請 受者，其自五品已上官蔭人等錄奏，當別處分。六品以下并白身者，便決 一頓，仍准法科繩。所有等官不能察覺及自抵犯者，亦與同罪。88
除了中央官府派員來賑濟災民外，最重要的是地方上官吏治理水旱災的認真與 否。唐代有出現幾位積極防治水災的地方官員，例如貞觀年間的薛大鼎：
貞觀中，累轉鴻臚少卿、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 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 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
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害。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 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為「鐺腳刺史」。89
貞觀二十三年，任瀛州刺史的賈敦頤。“州界滹沱河及滱水，每歲泛溢，漂 流居人，敦頤奏立堤堰，自是無復水患。”90神龍年間的韋景駿，還得到人民的 立碑頌德：
87 〈遣使與唐代地方救災〉，頁 22~25。
88 《冊府元龜》卷一 O 五，〈帝王部．惠民〉，頁 1262。
89 《舊唐書》卷一八五上〈良吏上〉，頁 4787~4788。
90 《舊唐書》卷一八五上〈良吏上〉，頁 4788。
景駿明經舉。神龍中，累轉肥鄉令。縣北界漳水，連年泛溢。舊隄迫近水 漕，雖修築不息，而漂流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拓南數里，因高築隄。暴 水至，隄南以無患，水去而隄北稱為腴田。漳水舊有架柱長橋，每年修葺，
景駿又改造為浮橋，自是無復水患，至今賴焉。時河北飢，景駿躬撫合境，
村閭必通贍恤，貧弱獨免流離。及去任，人吏立碑頌德。91
王方翼在永徽年間，任肅州刺史，所為之事，更超越了水旱災害的治理：
時州城荒毀，又無壕塹，數為寇賊所乘方翼發卒濬築，引多樂水環城為壕。
又出私財造水碾磑，稅其利以養飢餒，宅側起舍十餘行以居之。屬蝗儉，
諸州貧人死於道路，而肅州全活者甚眾，州人為立碑頌美。92
由上可知，遣使雖對災害的賑濟具有功效，但仍有弊端，若地方官員能善盡職責，
平時建設防災，有難時迅速救災，即是最佳的防治災害的方法。
貳、糧食賑貸
唐代的倉廩可分為正倉、轉運倉、太倉、軍倉、常平倉、義倉六類。與災害 賑濟最有關聯性者為義倉，其它的正倉、太倉、常平倉則扮演著輔助的角色。以 正倉而言，《冊府元龜》卷 502〈邦計部．常平〉載：“貞觀二年四月制，天下 州縣并置義倉。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可知武德間和貞觀初，災年 賑貸曾是正倉的一項重要職能。依據同書〈帝王部•惠民〉，武德元年至貞觀二 年秋設置義倉以前，朝廷先後向山東、關中、河東等處災區“賑給”五次，這些
91 《舊唐書》卷一八五上〈良吏上〉，頁 4797。
92 《舊唐書》卷一八五上〈良吏上〉，頁 4802。
應當都是正倉充賑。93五次的受賑地區均為唐初主要農業區。其中三次，朝廷均
“遣使”主持其事，表明唐初對其主要農業區災民的賑濟工作的重視。貞觀二年 秋遍置義倉後，正倉賑貸仍在實行，不過已成為義倉賑貸的一種補充。如開元二 年正月敕：“…(岐、華、同、幽、隴等州)灼然乏絕者，速以當處義倉量事賑給，
如不足，兼以正倉及永豐倉米充。”94這是以義倉為主兼取正倉充賑的一例。自 安史之亂起至憲宗元和初半個世紀之間，由於州縣義倉在變造挪用和兵災為害之 下再告罊竭，官府賑貸又曾一度倚重正倉。95不過，賑濟和出貸是有區別的，賑 濟不須償還，出貸則須償還。太宗曾詔：“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為種子，則至 秋而償。”96是以口糧為賑，種子為貸。這裡必須要說的是正倉出賑有個重要的 程序，必須先“錄奏”朝廷，批覆而後再行頒給。下面有一個例子：
在肅宗上元年間，曾發生有一年農作物嚴重歉收的情況，而溫州的官倉裏有 糧穀數十萬斛，代理温州事務的長史李皋想要不上報朝廷，先自行開倉賑救百 姓，在旁的官吏叩頭懇求李皋要等待中央的旨令，才能開倉發糧，李皋回答說：
「人如果幾天不吃，就會死亡，哪有什麼時間等候命令呢！如果犧牲我一個人的 生命，能夠救活數千條的人命，沒有比這個更重大的事情了。」於是李皋下令開 啟官倉，糧食全部賑濟百姓，而使官糧全部用盡。李皋以擅自開倉賑貸之罪，飛 章彈劾自己。天子知道後嘉許李皋，予以升任官職。上面的情況說明正倉嚴禁不 經奏報而自行賑貸，是因為正倉儲糧有其專門的用途，並非為賑貸而設。如果私 自開倉，是違法的。唐代後期，官府有時還以正倉粟穀出糶救荒。憲宗元和十二 年及文宗太和八年，都曾由正倉出糶以救荒。張弓便認為不以常平義倉先出糶，
93 《唐朝倉廩制度初探》，頁 15。
94 《冊府元龜》卷一 O 五，〈帝王部．惠民一〉，頁 1258。
95 《唐朝倉廩制度初探》，頁 16。
96 《新唐書》卷五十一〈食貨一〉，頁 13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