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蘇軾的生命觀照與自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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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蘇軾的生命觀照與自我完成

本章綰合前述，欲將蘇軾詩中的生命作一完整的回顧分析。以下先以生命意識史的角度，對蘇軾詩中的生命觀照加以融合，就不同面向的橫向連繫，具體說明詩人生命意識的重點和特色，並嘗試以馬斯洛的「需求層次論」為架構，以「高峰經驗」和「自我實現」等概念來分析蘇軾晚年生命境界，提供蘇軾研究的另一個視角。其次，蘇軾的詩歌成就在宋代幾無比肩之人，他的生命意識，當然也是極具代表性的。最後，蘇軾文學向來有「蘇海」的美稱，以筆者的學思及能力，

顯然存在許多未及處理的相關議題，在此亦將一併說明，作為本研究未來的展望。

第一節蘇軾生命觀照的重點與特色

一、蘇軾生命觀照之回顧

蘇軾身為中國四大詩人之一，其生命內涵無疑是極為豐富的。本文從仕隱情結、仕宦典型、生命本質與終極意義等四大議題切入，實際上可化約為「仕宦」

與「生命本質」二條基線。試圖透過相關議題的整理分析，進而理解這位偉大詩人畢生生命實踐的精華所在，明瞭其生命觀照在中國士人群像中所代表的典型和意義。

（一）仕宦主題

和中國傳統大多數的知識份子一樣，蘇軾的生命是以仕宦作為運轉軸心，因此，在所有的生命議題中，仕宦當為首要。攤開蘇軾一生行跡，可以發現他在宦海幾起幾落，極為不定；然而，若以「貶謫」為逆，「非貶謫」為順，則其人生大致可以推導出「順境」→「逆境」→「順境」→「逆境」的仕宦曲線，若按分類標準而言，則為四個區塊，二種際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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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順境：入仕至烏臺詩案

在蘇洵的栽培下，蘇軾自小飽讀儒家經書，使其人生的基本價值首先呈現出明確的儒士特徵。他年輕時代「奮厲有當世志」，科舉上榜之後，仕宦平步青雲，

詩人更是躊躇滿志，熙寧年間在朝時，多次上疏獻策議事，其政論眼光尚實用，

某些觀點還很新穎獨到，可惜黨爭鵲起，蘇軾為了迴避鬥爭，第一次自請外任，

歷杭、密、徐、湖等州。至於堪稱仕宦巔峰的元祐年間，蘇軾三入翰林，位極清貴，加上蘇門六學士同聚於京，一時間其樂洋洋。然而，年過半百的蘇軾並未遺忘黃州經驗，因此更化還朝之後，仕隱衝突愈加強烈。若以「黃龍三關」來解釋，

則此番起復，在朝中遭受的攻擊更多，蘇軾歸納前度台獄之事，對政治的惡劣本質深有所感，故他欲師法白居易至越州「中隱」，在異黨份子的阻撓下畢竟不許，

最終以出知定州為落點，一生的仕宦順境到此告一段落。

順境之中，蘇軾的政治追求還是以「立功」的思維為主，翻閱他在嘉祐五年出蜀赴京途中所寫的篇章，許多都滿溢著用世的熱情，如「中書有安石，慎勿賦

〈離騷〉」¹、「過之不敢慢，佇立整冠纓」²……等，不是勸進他人為國效力，就是自許謹慎為官。其後，蘇軾正式入仕，雖然順利獲得了官職，然他開始在親情與庶務的干擾下興起了隱歸之念。熙寧年間，由於蘇軾的政治主張和王安石相異，他只好自請外任，於杭密徐湖期間度過了第一次派任地方的官宦生涯，那種不遂鴻鵠之志的失落，使他在州郡任上開始思索仕宦內容與方向的問題，在這期間，蘇軾重要的參考人物，是東漢的馬少游。在這之間，詩人以諷喻詩作為政治實踐的一環，不意卻被政敵拿來羅織入罪，爆發「烏臺詩案」，也導致蘇軾遷謫黃州五年。

神宗去世之後，舊黨勢力再起，在司馬光和高太后等人的重用下，蘇軾起復還朝，順利進入西掖擔任館職。元祐前期，為了一改王安石新學盛行之後天下士不重文采的陋習，身為文學之臣的蘇軾將重心擺放在「文道」的傳承之上。時空淡化了年輕時代與新黨論辯政策時的激情，此時的蘇軾開始反省過往的政治態度，改以一種較為超然客觀的眼光來審視新舊二黨的政治主張，因而選擇了切合時用的中道路路。然而，正是這樣不合時宜的做法，使他無法安立於朝，還朝的幾年當中，數度在群小的攻詰下乞請外補，最終被排擠出朝，出知定州。

1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一，卷二，〈荊州十首之六〉，頁 65。

2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一，卷二，〈漢水〉，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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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逆境：黃州；惠州；儋州

大致說來，蘇軾的逆境經驗主要是以黃州與惠、儋二州為主，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就個體體會生命困境的深刻程度來說，瀕死的臺獄時期理應不能忽略。因此，本文在討論逆境經驗時，先由臺獄出發，其次再分別進入黃州與惠、儋，以求觀照之完備。

元豐二年（1079），御史中丞李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據《錢塘集》言蘇軾謗訕朝政，隨即拘往臺獄。皇甫遵拘捕蘇軾時「如捕盜賊」，加上氣氛肅殺詭譎，帶給當事者蘇軾很大的震撼。此後一路赴京、受審、入獄，蘇軾始終處於驚懼的狀態當中，甚至二度求死而未成。這場由新黨策動的「烏台詩案」，讓蘇軾第一次深刻地體會到宦海無常，而台獄的幾瀕死境也促使謫黃時期的詩人體悟到「人生如夢」的道理，進而轉向隱居常樂的人生規劃。可惜的是事與願違，就在恩獲居常後不久，朝廷召他回朝出任翰林學士。詩人在幾年之間歷經了「外任

－謫黃－起復」的過程，對他來說，從太守之尊貶為黃州團練副使或許已經夠不可思議的了，然而後來這段由「罪臣」取次「太守」再到「玉堂」的快速高升，

無疑加重了東坡人生戲劇化的程度，同時也使「人生如夢」、「仕不可恃」等思悟與體驗更為深化。紹聖年間，受到熾烈黨爭的影響，蘇軾被異黨份子將他一路從北疆貶到了嶺南，最遠甚至海外，這樣的屈辱與磨折，比起黃州之貶實是有過之而無不及，所以也對晚年蘇軾人生觀的沈澱影響最大。儘管如此，蘇軾在二個「在朝──貶謫──還朝」的循環當中，仍然展現了堅韌的生命力，為自我意義的完足開創了極為難得的境界。

（二）生命本質的主題

思考「生命」的觀點可分為「生物學」與「人類學」二種：前者著重生物生存的各個面向，屬於基礎的生物層次分析；後者探討的是社會與文化狀態的發展問題，屬於較高的精神層次，乃心智活動較為活躍的人類所獨有。人類既為文化動物，意味著我們比其他生物擁有更為高段的思維能力，在滿足生物本能的需求之外，尚有思索生命本質和意義的精神需求。由此觀之，既要探討蘇軾的生命觀照，那麼，基於個體生命自我完足的內在探索需求，我們必定無法迴避關於生命本質的探索問題，其中包括：蘇軾的生死觀是什麼？他如何看待必然到來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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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如何因應？在回答了這種生命本體論的問題之後，才能進一步追問生命意義與價值的問題，至此才算是一個完整的生命觀念的認知。

首先是蘇軾對死亡的看法，亦即生死觀概要。思想融會三教的蘇軾，面對死亡的態度亦是三教夾雜。儒家觀點可見於〈屈原塔〉一詩，蘇軾對屈原毅然就死的節操表達了欽佩之意，故在詩中稱之為「古壯士」，讚揚屈子能洞察死亡的必然本質，在短暫的生命與永恆的聲名間作出了正確的抉擇。蘇軾的評論顯然是立基在儒家「捨生取義」的三不朽觀念上，強調人格的道德審美。再者，蘇詩提及道教生死觀的時機多在游覽廟寺之時，詩人或即景生情、或寫詩贈人，信手拈來道教典故，進而抒發對長生及游仙的嚮往。要特別指出的是，三教之中，實以佛教對蘇軾生死觀的影響最鉅。集中以佛教觀點來思考生死者，如「欲尋遺跡強沾裳，本自無生可得亡」³、「此身何物不堪為，逆旅浮雲自不知」⁴、「大患緣有身，

無身則無疾」⁵……，都是本著佛家「諸法皆空」、塵世逆旅的觀點來立論的。較特別的是，隨著蘇軾人生閱歷逐漸增加，他對佛法的造詣也越趨高深，反映在生死現象的觀察上，顯然就和熙豐年間有所差異。尤其蘇軾在表達他對生死觀的看法時，其觀點大多是三教並攝的。若從時間的軸線來看，蘇軾看待事物的角度和仕宦影響的人生觀相表裡，因此，其早年的死亡觀是以儒家最為突出，隨著詩人在困境中轉向佛、老以求慰藉，中晚年的死亡觀也逐漸呈現出釋道二家的思辯性特徵，這點和詩人精神境界的進展幾乎是一樣的。

理解蘇軾的死亡觀之後，緊接著便是因應的態度問題。以蘇詩為考察中心，

蘇軾的死亡接受可以從三個議題來探討：一、嘆老現象；二、醫藥、游仙與養生概念的增強；三、宿世因緣觀。首先，宋代有「嘆老」的風氣，詩人們憂心忡忡，

年輕時就競相在詩文中顯露對自己早衰的焦慮。一般說來，「嘆老」的原因可分為「生理」和「心理」二種；前者大多是因為疾病或早衰所引發的生存焦慮，而後者主要與負面情緒導致鬱積不滿，進而感覺早衰有關。就此觀之，蘇軾作為宋代早歲嘆老的代表人物之一，每個階段的嘆老原因都略有出入：如鳳翔時期，嘆老的行為動機來自和家人的離散分居和仕隱情結的作用，主要是出自於一種功名未立的生存焦慮；其後，仕隱情結持續發酵，在杭密徐湖階段達至顛峰，加上詩人身體不適，嘆老的次數更加頻繁；較為不同的是詩案之後，年近半百的詩人一來身老心定，在佛老思想的開解下，對人生的價值寄託有了較為不同的想法，再者，或許也受到了白居易「以老為喜」的觀點影響，年輕時代的嘆惋嘲憤不復可見。另一方面，蘇軾從臺獄經驗體認到了「生存」的重要性，因此在黃州之後，

3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二，卷十，〈弔天竺海月辯師三首之一〉，頁479。

4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六，卷三十三，〈書破琴詩後井敘〉，頁1770。

5 【宋】蘇軾：《蘇軾詩集》冊七，卷四十五，〈答徑山長老〉，頁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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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藥、游仙與養生投注了相當大的熱情。就此，蘇軾主要是採道家觀點，以「身心雙修」作為貶謫生活中維持健康的原則：心靈層次，以莊學和禪學作為資糧；

而生理的部分，則勇於嘗試開發當地食材，並對道教養生理論中的內外丹進行試驗。整體而言，蘇軾的養生目的在於保身、全生、養親、盡年，主要是一種針對當下的生存努力，而非單純的宗教信仰，因此他雖對道家內外丹皆有實行，但相較之下，並未執迷於煉丹領域，其醫藥與養生的態度，顯然是十分理性的。蘇軾死亡接受的最後一項是佛教的宿世因緣觀。宋代佛教大盛，「十二因緣觀」是社會上相當普遍的概念，進而成為文人觀照現世生命的一種獨特方式。在蘇軾的相關記載當中，總共出現了四種前世傳說，分別為「戒禪師」、「杭州壽星院遊人」、

「惠明」和「六祖惠能」。其中，後三者是蘇軾自敘前身的對象，在詮釋的意義上顯然份外不同。在此，「杭州壽星院遊人」可視為蘇軾早期對宿命前緣的說法代表，詩人雖有將自己對杭州的賞愛之情歸因於宿命之意，相較於紹聖年間的說法，杭州時期的前世因緣觀顯然仍處於片面的階段。類似觀念的成熟要等到紹聖南遷時期，蘇軾在廣州曹溪南華寺自喻為惠明，以「大庾嶺奪法」的典故來證悟當下的生命實境，成為詩人晚年悟道的階段性印證。過嶺之後，由於人生觀更加通達，反映在前世的觀點上，蘇軾自視為六祖的後身，實是對惠能所代表的般若智慧表態認同。值得注意的是，透過蘇軾將「前世為僧」的想法明確落實到惠能身上的現象，一方面標示了詩人轉世概念的完熟；另一方面，還可連繫到宋人「夸言前世」的奇特現象，對我們理解宋人在這方面所呈現出來的「圓型時間觀」，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敘述至此，若以較為宏觀的角度來概括，可知本文提出的蘇軾死亡接受的三大議題──肇因於功名未立及生存焦慮的嘆老現象；為了把握當下生活而發展出來的醫藥、長生和游仙；加上用來解釋今世之「果」的宿世因緣觀──正好分屬於儒、道、釋三家思想的視角，這麼一來，可說再度印證了蘇軾死亡觀中三教合流的傾向，可以視為宋代整體生死觀的一個縮影。

在思索生命的過程中，發現死亡往往只是第一步，隨著「現象」的歸納和觀察，人們會開始朝抽象的意義層面加以探究，表現在生命觀照的議題上，則是「生命本質」問題的提出。蘇軾對於生命本質的摸索，受到佛教極大的影響，職是之故，詩人象喻人生，多以般若譬喻為源頭，藉般若經典中的「十喻」和「六如」

來描繪生命本質的虛幻與迅疾。就此，蘇詩中相應的創作主題主要是「吾生如寄」

和「人生如夢」，前者從時間意識的長短辯證出發，著重的是古詩十九首以來，

個體存在於世間時某種漂泊難定的暫寓感受，就深層的意義來說，突顯了人類對於所居時空太過短暫渺小、毫無掌控能力的哲學命題。而後者以「夢喻」直指生命的虛幻本質，在各種質素之中，強調人生瞬間變滅的現象思考，由此導出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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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人生價值與所在意義的探索問題。基本上，「吾生如寄」與「人生如夢」早在中國文學史上蔚為大觀，然而，蘇軾以其豐沛的感悟能力，佐以來自禪宗的明澈思考，在「吾生如寄」的悲愁意識上，發展出一套「承認」→「接受並思考」

→「超越」的應對模式，在照見一切實相之後，返過頭來掌握當下，奪回生命的主導權。同樣地，秉持著「注重現世」的一貫態度，蘇軾對「人生如夢」主題的思考，也超越了「夢」本身具有的虛幻指涉，而是透過空觀，將「生命之『夢』」

（空幻）反轉為「人生之『覺』」（注重當下而衍發的意識自由）。這種蘇軾式的積極理解和實踐，即是詩人對此議題所做出的最大貢獻。

至於「生命價值」的意義探討，蘇軾是中國歷史上的文化巨人，其性格在歷代詩人的詮釋下，早已混入許多文化質素，成為有別於「本真性格」的「文化人格」⁶。本文從文化人格出發，藉由蘇軾的自我描繪、生命價值的選擇、自我形象的建構，進而完成「我之為我」的命題討論，最後才進入終極追求的探索領域。

在自我描繪的部分，蘇軾在詩文中最常拿來自我形容的字眼是「狂」，這是他天生氣質中最突出的特徵，王洪教授名之為「野性」，指的是一種不受拘束的豪放本質。在社會的語境中，「狂」通常意味著和主流價值相違背，因而形成「不遇」

情結。然而，從另一角度，「狂」也可能出自個體「不夥流俗」的價值選擇，為了自我標榜，於是自稱「狂生」。藉而觀之，蘇軾身上的「狂」既有「不遇」的意指，也有「不夥流俗」的興味，總而言之，是蘇軾早期結合本身性格與外在遭遇所得出的自我印象。另外，除了「狂」之外，出自不同階段的自我認知及要求，

蘇軾亦好自稱「愚」和「懶」。表面上看來屬於負面的詞語，然實際上卻含藏詩人對於自己不隨世俯仰的自我肯定，和「狂」一樣，都是反射自他人行為的一種自我解讀，顯然蘇軾並不符合仕宦圈的主流行為。這是蘇軾對於自我性格的認知，在「自我構成」的過程中，詩人突顯了某些特定的價值觀，形成了後人所見的蘇軾形象的粗胚。在此，本文擇定了「游戲」和「超俗」二種人生觀來加以探討：前者萌生自詩人的諧謔本性，在其生命的順逆之間，各自扮演了情趣和自我調適的角色；後者則完全屬於蘇軾自覺的價值選擇，他對「不合時宜」的自我堅持，正可看作固窮的另一種實踐。再者，由於個體在不同的發展階段中，會在各種事件的刺激下一方面鞏固既有且合宜的人生信念，另一方面也挑戰許多根深蒂固的想法。因此，本文拈出「仕宦」、「情感」與「生命真實」（即蘇詩中的「真依」）作為切入點，透過呈現蘇軾此生在這三方面的觀念轉換，說明詩人的生命辯證，由此進入最後終極意義的追求範疇。

關於蘇軾的終極追求，筆者從書寫的意義出發，由時代與個人的因素來說

6 筆者認為，以歷史的角度來說，蘇軾真正的性格為何，應該早已逸失在時間的洪流中。後人所理解的蘇軾面目，實是各代文人在蘇軾原有的條件上加以剪裁、整理、放大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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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寫在蘇軾的生命中實佔有不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宋代是書寫的年代⁷，書寫條件的進步，寫作風氣的盛行，加上蘇軾本身以文章為「快意之事」的特質，

使得「創作」一事對他來說，具有「自我實現」的涵義。因此造成的效應是：蘇軾在當代名滿天下，不但作品成為當代市場經濟的流通商品，詩人本身，也在讀者的追逐之下，鍛鍊出極為敏銳的作家自覺。因此，蘇軾的創作意態逐漸加入了讀者的考量因素，呈現出來的具體形式有：字數偏多的詩題，鉅細靡遺地交代著創作語境；大量的作者自注；鑲嵌著特定年月的詩題（或詩序）。詩人藉此書寫展演，一方面滿足了自己的創作欲望，達到「我寫故我在」的「自我實現」，另一方面，亦可視為儒家傳統「三不朽」觀念的實踐，同時，在作品中特意註明年月的行為意味著詩人對自我生命史的重視，而詳盡的作品說明，也有助於詩文的流傳與閱讀。林林總總，綜合而成蘇詩之於蘇軾的重要意義。

另一方面，「詩」是中國文學的主流，自春秋時代的「不學詩，無以言」開始，歷來皆被視為「載道」的工具形式之一。此種儒家式「文道合一」的文藝觀催生了詩人與作品之間「道德」和「文字」交相指涉的緊密關係，就此構成北宋歐陽脩「詩窮而後工」的體系源流。蘇軾受到其師之影響，畢生對「詩」抱持著類似的信念，因此，「詩」成為觀照困境的重要形式，承載生命的功能受到了強調。在此，筆者要強調「烏臺詩案」在蘇軾生命中的重要意義。由於詩案的發生肇始自蘇軾創作於外任時期的一系列諷喻詩，因此在本質上，可說是中國第一件

「文字獄」。在入獄乃至貶謫的過程中，因詩賈禍的蘇軾並非全然無動於衷，他在瀕死的驚恐中，也曾質疑文字的意義和價值，然而，在出獄後的第一首詩裡，

蘇軾欣快地說他「試拈詩筆已如神」，加上赴黃途中不畏詩禍、再度提筆的諷喻詩，顯然書寫的意義在詩人心中再度得到確認，而這種辯證後的確認，是會讓信念的堅定程度更勝以往的。就此，我們可以理解在宦途中飽受憂患的蘇軾，是如何將生命意識的重心，從仕宦事業移轉至文藝詩酒。本文並以其北歸後所作的〈金山自題畫像〉一詩作為詩人的自我評斷，除了具有「文學家」的肯定意味外，尚能從三教融合的思維模式抉發出詩人「貶謫悟道」的累進過程，正是在這個點上，

蘇軾到達了對「道」的終極追求，生命意義於焉完成。

二、自我完成的實現者

蘇軾以宦海波濤來涵泳文海生命，數十年來，形成了他極為獨特的一套生命

7 張蜀蕙教授之語。請見氏著：《書寫與文類──以韓愈詮釋為中心探究北宋書寫觀》（台北：政大中文所博論，2000），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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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照，晚年的他，不論在詩詞藝術或生命智慧上，都到達了後人極難企及的層次，

論者稱之為「天地境界」。有趣的是，當我們仔細品味蘇軾那已臻圓熟的智慧人格，可以發現他有許多特點，與西方心理學家馬斯洛（Maslow Abraham Harold，

1908－1970）所提到的「自我實現者」有若合符節之處，值得注意。

「自我實現」的概念出自馬斯洛的「需求層次論」。馬氏的學說，主要是將人類生存時必須面臨五種不同層次的需求挑戰，由低至高依次列出，分別為：生理需求、安全需求、社群需求、受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

第一層次：生理的需求：也就是維持生活所需各種物質的需要，例如食衣住行等。

第二層次：安全的需求：希望生活有保障，有工作可以維持收支，沒有威脅人身安全的因素等。

第三層次：被接納的需求：即指感情和歸屬上的需求，包括社交需求，愛、

交往和友誼等。

第四層次：尊嚴的需求：需要被尊敬、也需要自尊以及地位和名譽的需求。

第五層次：自我實現的需求，儘量的發揮自己的潛能，使自己生活有意義、

有抱負。⁸

在這五層次當中，「生理」、「安全」乃是維持生命所必須，因此，只要是活人，

前二層次的需求幾乎都已得到滿足。然而，馬斯洛提出人之所以異於其他動物的原因在於：人類在實踐生命的過程中，並不以單純的生物本能為滿足，除了吃喝睡等生理需求之外，每個人還會依各自不同的心理條件不同，開發出更為高階的心理需求，進而產生對「愛與被接納」、「尊嚴與名譽」的渴望，最終到達「自我實現」的層級，而「自我實現」的境界，也正意味著個體生命意義完足的極致。

套用到蘇軾的生命情境中：詩人原欲以仕宦為使命，然在陰錯陽差之下，其文學卻在逆境的滋養之下愈形茁壯，甚至成為詩人寄託生命觀照的主要形式；就此看來，生命的失落與獲得顯然是一體二面，正是這種矛盾的生命情境，使他在安定的心理需求驅使下，不斷自我挑戰、自我調和，進而催生了極為難得的圓融智慧。前文曾經敘述，蘇軾對書寫事業的經營，同時受到天生資質興趣與後天文化環境的影響，加上個體在文字獄中自覺的價值選擇，使得書寫最終成為他「自我實現」的重要途徑。質言之，無論是從學者或文人的角度，蘇軾對創作的愛好與堅持，實是來自生活中一連串因寫作而來的「高峰經驗」：天性熱愛創作的他，

既能透過吟詩獲得創作欲望的滿足，同時，高度的外來評價也加強了詩人深詣文

8 詳見張春興：《現代心理學》（台北：台灣東華書局，1990—1991），頁 23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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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決心，最終催化出來的，就是在詩案中那種「九死其猶未悔」的創作態度，

將書寫視同個人的終極關懷。以這樣的模式擴而大之，當我們把觀照的對象從「文藝創作」換成了「生命體驗」，那麼一來，人生的思悟當然也能和創作一樣，呈現出一種階梯式的突破發展。以蘇軾生命中最重要的仕隱情結為例：詩人自從入仕之後，隨即陷入仕隱的價值選擇之中，甚至這樣的思緒糾葛，還長達了四十四年！然而，困境中的蘇軾逐漸歷練出一種「莊禪合轍」的思維模式，為了在反覆不決的仕隱情結中安身立命，蘇軾以「心」為前導，追求「隨遇而安」的人生哲學，惠州時期「此心安處即吾鄉」的理念，即意味著東坡「自適」觀點的圓熟。

此後再貶儋州，孤懸海外的蘇軾經此困厄，卻能更加嫻熟地以禪心來觀照萬物之理，將無以為繼的困窘境遇轉念為個體藉假修真的試煉場；蘇軾的修養，體現在他堅強面對每一個外來打擊的姿態當中，而他信仰自己，絕不曲意逢迎的行為，

更顯示了他具有高度明晰的是非觀的心理自由⁹。種種特質都說明了蘇軾正是一個在生命困局中獲得解放的自我實現者，因此他擁有堅定的「存在認識」（being cognition）¹⁰，能夠以客觀的眼光來觀照現實，進而求取自我的安頓。其〈六月二十日夜渡海〉一詩深刻地揭示了蘇軾在北歸之際「也無風雨也無晴」的生命狀態，儘管詩人未離俗世，國家大事仍然犖繞於心，但紛擾的名利鬥爭顯然已不在他的眼界之內，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透澈人生的生死認知，成為他克服仕隱衝突的重要關鍵。

第二節研究的展望

本文以蘇詩為本，對詩人的生命觀照進行重點式的探索，試圖以仕宦情懷為主線，考察其核心價值觀的關懷所在，進而以馬斯洛的「需求層次論」為架構，

延展出蘇軾對於生命本質和終極追求等生命觀議題之視野。蘇學向來以浩瀚著稱，加上蘇軾的文化性格，也有駁雜廣納的特色，因此本文雖已碰觸到些許重點，

就整體生命觀的呈現，仍有不逮之處。以下擬將存在於本文中的許多應當解決卻懸置未決的議題加以說明，作為後續研究的基點與參考。

9 清醒的是非觀與心理自由都是馬斯洛學說中「自我實現者」的性格特徵。詳見【美】弗蘭克‧

G‧戈布爾著，呂明、陳紅雯譯：《第三思潮──馬思洛心理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5），

頁21—31。

10 馬斯洛認為，自我實現者擁有卓越的洞察生活的能力，因此他們可以客觀地理解現實，不被自己的情緒所蒙敝，也因此較少受到欲望、焦慮、恐懼、希望、盲目樂觀或悲觀的扭曲。請見【美】

弗蘭克‧G‧戈布爾著，呂明、陳紅雯譯：《第三思潮──馬思洛心理學》，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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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蘇軾仕宦觀的部分，本文以「仕隱情結」入手，先將蘇軾一生行跡區分出「順／逆」二大區塊，進而爬梳其順、逆境中各自的人生追求。在蘇軾仕宦觀的部分，本文拈出「仕」、「隱」二條基線，希望呈現出蘇詩中出處進退的歷程與原則，其中，蘇軾師法前人，將白居易、馬少游、陶淵明等人的仕宦哲學加以消化吸收，進而另開蹊徑的部分，目前已大致完備。然而，以時代和作家相互影響的觀念，研究蘇軾的生命觀照，實無法脫離宋詩的脈絡，因此，有別於本文的單點進擊，蘇軾仕宦觀議題，尚可拓展至北宋的時空背景之中，以闡明宋人仕宦觀的特色。這條支線之中，同時包含了同朝時人仕宦觀的比較說明，如黃庭堅、

王安石、歐陽脩等人，他們的生命歷程雖然不盡如蘇軾般多采豐富，然而，他們生活在同一個時空環境當中，其仕宦觀照可能有同有異，從中可以比較出不同生命型態的仕宦觀。尤其是黃庭堅，他與蘇軾並列宋代二大人格典型，其詩法人格，

雖有相互映照之處，然個性不同，在生命的觀照上自然有所差異，而蘇黃對舉，

亦可使此議題作更深一層的觀照，以求完備。再者，就時代的心靈共相而言，可進一步探討宋人對於馬少游哲學的接受狀況，藉著闡明馬少游典故的意義問題，

抉發有宋一代知識份子獨特的仕宦氣質，就士人的生命意識來說，是極為重要的內容。

另外，在本文第四章對於蘇軾生命本質的討論中，其「人生如夢」的主題探討實有未盡之處。夢出自人類普遍的生理經驗，既被廣泛地運用在詩文之中，成為中國文學重要的抒情主題，同時，在蘇軾的例子裡，尚須加入佛教「夢喻」的宗教因子，混雜之後，「如夢觀」便作為蘇軾詩中最重要的主題之一，出現的頻率極高。就此而言，蘇軾一再以「夢」來說明他對人生本質的真假辯證，顯然「夢」

極為契合詩人對於死生虛幻的本質認知。然而，正是由於蘇軾對「夢」的本質根源於主觀意識的契合，在蘇詩的用語中，經常受到多重意旨的影響，難以辨別詩人真正的「夢」指為何。「夢」可能作為今昔對比之用，意指曾經存在，但今不復見的一段時空經驗（如：「七年一別真如夢，猶記蕭然瘦鶴姿」）；或者強調過去某種曾經感知過的經驗，由於詩人當下想起，因而頗有如夢似幻、虛浮不實之感（如：「別來今幾何，相對如夢魂」）；再者，夢最常見的是被拿來作為「浮生若夢」之喻，這種情況下，「空裡浮花夢裡身」中「夢」的解釋，便在文學的層次上，明確摻入了佛家十喻的教義。需要考量到的還有，因為「夢」本身具有「真假／實虛」的對照意涵，在這個共通的特徵上，不管蘇軾的喻指為何，其詮釋都以真假釋義為基礎，然而，在多重視野的加乘之下，蘇軾詩中之「夢」就變得無法確解，背後蘊藏的詮釋可能也跟著晦而不彰，殊為可惜。

最後，詩人無法跳脫時代而存在，研究蘇軾的生命觀照，最終還是得回到宋人生命觀照的理路之中，換言之，即是宋人生命意識的全景探討，如此一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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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彰顯出蘇軾個人獨特的觀照所在，人我映照，共同形構出一個特定時代的生命趨勢。諸多議題，將有待於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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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蘇軾的生命觀照與自我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