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臺北的「日本電影欣賞會」所引起的「狂熱」和「批判」　　　　　所引起的「狂熱」和「批判」

(1)

1960 年臺北的「日本電影欣賞會」所引起的

「狂熱」和「批判」

^

三澤真美惠

王麒銘譯、鍾淑敏校正 

摘要

本文討論的對象為臺灣電影市場裡看似「親日」的現象。具體來說，主要針對 1960 年日本大使館、日本製片人協會在臺北以「日華親善」為宗旨所主辦的「日本電影欣賞會」，以及當時日本電影在臺灣電影市場受歡迎的情形。1960 年距日本戰敗為時不過十五年，大家應該還沒有忘記殖民統治和戰爭。然而，經歷殖民統治的臺灣人為何歡迎日本電影？國民黨政府在推廣「去日本化」政策時又為何允許舉辦該會及進口日本電影，卻仍透過媒體展開批判？

本文一方面探討華、日二國政府對進、出口日本電影的政治考量，另一方面關注當時臺灣社會和政治上的「中心－邊緣」關係，以及跨越日治時期和「戰後」臺灣接受電影的特徵，重新檢討這看似「親日」的現象。透過分析中華民國外交部、

日本外務省及美國USIS（美國新聞處）等史料，筆者發現的脈絡是，華、日二國政府合作演出從上而下的「親日」，還有「戰後」臺灣大眾在欣賞會裡享受「倒轉」

的感情淨化。再者，就臺灣社會接受電影的特徵觀之，日本電影的消費以及臺語電影重拍日本電影故事等現象，也有一種可解讀為通過「脫胎換骨」、由下而上「去日本化」的可能性。

 本文部分內容為日本學術振興會 2008 年度至 2010 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 B）

支持下進行的「20 世紀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視聴覚メディアの相互連関」計劃之研究成果。

 三澤真美惠為日本大學文理學部中國語中國文化學科教授；王麒銘為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鍾淑敏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2)

114 臺灣學研究‧第十七期民國一○三年十月

因此，假如忽視上述複雜的脈絡，尤其是臺灣人當時遭遇到的邊緣化，而將臺灣電影市場裡看似「親日」的現象單純地視為對日本的「鄉愁」或「憧憬」，那樣的看法應可說是過於缺乏想像力，也代表戰前和戰後殖民主義一脈相承的「帝國的視角／死角」。

關鍵字：親日、去殖民化、電影、「倒轉」的感情淨化、「帝國的視角／死角」

(3)

一、前言

二、日、華二國政府眼中的「日本電影欣賞會」

三、對日本電影欣賞會的批判四、日本電影受歡迎的背景五、結論

一、前言

1960 年 3 月 10 日至 15 日，在臺北的大世界戲院舉辦了為期六天以「日華親善」為宗旨的「日本電影欣賞會」。這是「戰後」¹臺灣²首次的國際電影節，有多位日本女明星連袂來臺亮相，對當時生活在「戰時體制下」³的臺灣人而言，是極為稀罕的一場娛樂活動。

根據日本的地方報紙《神戶新聞》所刊載發自臺灣之相關報導，⁴主辦的日本大使館及日本製片人協會連續六天免費招待 8,400 位觀眾，其中直接分送相關人士的招待券有 5,000 張，其餘則採以明信片向日本大使館申請索取的方式辦理。原本有計劃要售票並將收入作為臺灣的水災捐款，⁵但是考慮到「日

1 在臺灣，以「戰後」的概念來掌握1945 年日本戰敗後的歷史，有其相當的困難。例如，劉進慶於2004 年 4 月 25 日在東京外國語大學發表的演講，一開始即問「何謂『戰後』？亞洲是否有『戰後』？」並且說「『戰後』一詞只有日本人在使用，日本人任意地使用，任意地獨占，對亞洲各地的人們來說，根本就不是『戰後』」。參見劉進慶著、駒込武輯註，

〈「戦後」なき東アジア・台湾に生きて〉，《前夜》9（2006 年 9 月），頁 229-246。劉氏已於2005 年 10 月去世。本文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使用加上引號的「戰後」一詞。

2 關於臺灣此一用語的指涉，本文採用松田康博在《台湾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一書第 19-20 頁的定義，即「概括而言，臺灣指的是 1895 年日本從清朝割讓而得，1945 年中華民國接收的臺灣地區，以及撤退到臺灣以後的中華民國政府所實質統治之地。此外，中國大陸或大陸指的是不包括臺灣在內的中國，中國則是泛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及其以前的歷史上之中國。中華民國政府指的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1925 年成立，1928 年為國際承認的南京政府）以降的中華民國政府（1948 年以後的正式名稱），不論其實質統治領域的變化及國際承認之多寡，皆以『國府』來表述（簡稱為『華』）」。此外，本文在「對中貿易」等詞彙所簡稱的「中」，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3 構成「戰後」臺灣「戰時體制」的重要法規及其效力持續的期間，根據林果顯的分析，包括「國家總動員法」（1947-1991）、「戒嚴法」（1949-1987）、「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60-1991）。參見林果顯，〈戰後臺灣的戰時體制（1947-1991）〉，《臺灣風物》

58: 3（2008 年 9 月），頁 135-165。

4 報導一開始寫著「臺北吳通信員發」，可知是住在臺北的吳姓通信員以當地的取材為基礎所寫。〈全島に爆発的人気〉，《神戶新聞》（晚報），1960 年 3 月 23 日。（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172-3/3023。）

5 〈収益は台湾の水害地へ：3 月に日本映画見本市〉，《キネマ旬報》253，1960 年 3 月 1

(4)

華親善」的宗旨，故僅分送免費的招待券。結果，寄來索票的明信片在 2 天內累計達 75,000 張，一個人寄 5 張、10 張索票是很普遍的現象，其中也有人用謄寫板油印在明信片上而寄出了50 張。因此，原訂晚間放映一場電影乃改為自第二天起在白天和晚間放映二場，並分送追加場次的部分，即使如此仍造成「一般大眾每十五人才有一張中獎的機會」，私下交易的招待券遂喊至 60 元的高價。若以當時臺北的電影票價是成人一張「全票」約為新臺幣10 元⁶計算，這場活動的招待券相當於平常的6 倍價格。據說在開幕的舞台致詞時，來臺的日本女明星開口說「現學的中文」，且為回應觀眾的要求，淺丘琉璃子演唱「稗つき節」及「ソウラン節」（日本民謠），會場旋即響起了合唱之聲。

也就是說，這場活動若從動員的角度來看，可以說辦得非常成功。但是在另一方面，如後所述，這場活動受到報紙激烈的批判。現場的氣氛為何，

《神戶新聞》的報導如下：

報紙對這場受一般大眾歡迎的電影節之態度及批判，相當的尖銳。例如，有某家報紙直指「這次電影節的電影，歌頌軍國主義，散播情色，

盡都是在描寫劍客的二流低級品。這是輕視中國人只能欣賞這種低級品的電影。而且，當二、三流的明星抵達臺北時，那些瘋狂的女學生及影迷的歡迎場面，令人十分驚訝。會場上日語不絕於耳，甚至演出洋洋得意地合唱『醜態』的人，是否已忘了民族正氣？使人懷疑現在到底身處在哪一國。」

確實，臺灣人對這次活動的狂熱，似乎讓政府尤其是大陸來的外省人感到很不是滋味，有人向會場投擲石頭，也有散發「遺忘過去了嗎？」

的傳單而被警察制止的青年。少數人對於聆聽日本國歌的吹奏感到不耐，對這次活動潑冷水的投書也連續幾天刊登在報紙上。這些批評與行動背後有著對日本的嫉妒及厭惡之情，雖是不爭的事實，追根究底，

日，頁119。

6 根據1960 年 5 月 11 日的報導（黃建業總編輯，《跨世紀臺灣電影實錄 1898-2000》〔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5〕，頁 377），當時臺灣省戲劇商公會理事長上官業傳向立委們陳述請願時，以臺北市為例，甲級戲院上演電影，以每張票價新臺幣11 元計算。

另外，根據1959 年 3 月的報導（同前書，頁 332），臺南市電影票價全票由新臺幣 4 元調漲為5 元，半票由 2 元 2 角調漲為 2 元 7 角。由此可見，當時都市和鄉下、甲級和乙級之間票價的相差相當大。因此，在此暫時以一張10 元來計算。

(5)

似乎是因為這次電影節而蘇生的本省人對日本之「鄉愁感」，讓政府感到很不是滋味。⁷

由這篇報導可知，對這次的活動，既有「狂熱」的現象，又有尖銳的「批判」。在此必須說明的是，臺灣是受過日本長達半世紀殖民統治的地方，接收因日本戰敗而從殖民統治解放的臺灣之政權，則是因日本的侵略戰爭而蒙受莫大損害的中華民國。也就是說，在殖民統治及侵略戰爭的記憶還很鮮明的 1960 年，過去的統治者和侵略者的日本大使館與電影界舉辦的活動竟能引起「狂熱」，並且放映如附錄一所列、描寫以中國為戰場的日俄戰爭之《明治大帝與乃木將軍》（大藏貢原著及製作、小森白執導，1959），可說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吧！

不過更令人意外的是，在當時的臺灣，不僅是這場日本電影欣賞會而已，

日本電影經常受到人們的歡迎。1957 年，劇情與《明治大帝與乃木將軍》很相似的《明治天皇與日俄戰爭》（1957 年上映，渡邊邦男原著及執導），也創下熱賣的紀錄。在 1958 年 10 月訪問臺灣的日本財界人士談論之〈臺灣漫步〉中，也有如下的發言。略謂：

越是往內地走，對日本的鄉愁更深……日俄戰爭與明治大帝（原文）

這部電影……電影中有天皇陛下出現的場面，某日，當演到天皇陛下出現的那一幕時，劇場大約三分之二的人，立即起立脫帽表示敬意，

據說有這麼一回事。（底線為筆者所加）⁸

這筆資料收錄於中華民國駐大阪總領事館呈送外交部的日本有關臺灣報導之檔案中。此外，《產業經濟新聞》連載的〈臺灣的素顏〉也被整理成文件，

其內容亦提及：

到處充滿日本色彩，令人感到驚訝。……電影院也是同樣的情形。……

數量上雖不及每年 300 片的美國電影，觀眾總是座無虛席。近來最受歡迎的是《明治天皇與日俄大戰爭》……只要看在小小的店面前慎重

7 《神戶新聞》（晚報），1960 年 3 月 25 日。

8 田村太郎，〈臺灣漫步〉，《今橋ニュース》（社團法人今橋クラブ，1959 年 8 月），頁 72-7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對日宣傳」，《外交部檔案》，檔號003/0001。）

(6)

地貼著印有天皇與皇后照片的海報（原文），就能夠曉得「日本熱潮」

的根深蒂固。（1959 年 8 月 9 日出刊，底線為筆者所加）⁹

由此可見，描寫以「祖國」中國為戰場進行蹂躪的日俄戰爭、站在殖民統治與戰爭之頂點的天皇形象，在「戰後」的臺灣仍然被廣為接受的現象，

過去的統治者及侵略者的日本人將其當作「對日本的鄉愁」、「日本熱潮」

而高興地向日本人報告。

我們很快的就會想起，「臺灣是親日的」這種論述吧。一般來說，現今為人熟知的「親日的臺灣」論述，大多是1990 年代以降，以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1994 年）及電影《多桑》（1994 年）等為契機，而開始廣泛地流通於日本社會。¹⁰森宣雄的著作《台湾／日本：連鎖するコロニアリズム》¹¹很有說服力地釐清，「親日的臺灣」論述之背後有在日臺灣獨立派人士的戰略轉換。他們因為對「戰後」日本的左翼感到失望，為了獨立的目的，於是利用與本意不同的「親日」論述，以此接近日本的保守勢力。而促使他們進行戰略轉換的是「戰後」日本的殖民主義之再生產，亦即日本人對臺灣人的無視與置之不理。

但是，森宣雄書中的分析並無法直接用來解釋上述的事例。因為目前通行的許多「親日的臺灣」論述，是以對抗中國國民黨一黨獨裁體制下的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國府」）的臺灣民族主義（及與此連結的日本民族主義）為背景，在1990 年代以降的時空背景下回頭省思過去，而上述的「日本電影欣賞會」等事例，則是臺灣民族主義未能在臺灣內部躍上歷史舞台的1960 年前後發生之現象，是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所衍生的論述。

就此而言，在殖民統治及侵略戰爭之記憶還很鮮明的1960 年的臺灣，對日本電影欣賞會產生的「狂熱」現象，是否證明這並非政治戰略結果的「親

9 〈台湾の素顔〉，《產業経済新聞》，1959 年 8 月 9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對日宣傳」。）

10 哈日杏子以中文出版的第一本書是《早安日本1》（臺北：尖端出版社，1996），以日文出版的第一本書是《哈日杏子のニッポン中毒：日本にハマった台湾人トーキョー熱烈滞在記》（東京：小学館，2001）。哈日杏子所代表的「哈日族」，乃是沒有殖民統治記憶的年輕世代，對於日本文化抱持的親近感，其脈絡和意義與本文所論有別，因此不在本文中處理。至於年輕世代的「哈日」論述得以流行的背景，包括臺灣社會的民主化、本土化、舊世代的「親日」論述等因素。

11 森宣雄，《台湾／日本：連鎖するコロニアリズム》（東京：インパクト出版会，2001）。

(7)

日」？如果此說成立，看似「親日」的現象究竟是如何構成？又為何產生這種現象？乃是本文的問題意識之所在。

在考察 1960 年日本電影欣賞會的批判與「狂熱」時，本文有二個基本的問題意識。第一個問題意識是臺灣電影史上日治時期與「戰後」的連續性，另一個則是在空間上和時間上「連鎖」且「持續」的日本殖民主義。論文摘要和結論中的「帝國的視角／死角」，並非筆者個人自創，而是來自筆者參加的「殖民地與學知研究會」（2005 年成立）於 2010 年編輯論文集時，在研究會與合宿的討論過程中想出的論文集標題。本文的日文版收錄於這本論文集，此一標題的用意是要檢討「日本過去的『帝國』時代及『帝國』瓦解後的時代，日本的學術知識和媒體看待舊殖民地和戰爭的『視角』，以及其中看不見的『死角』」，

12「不僅是『帝國』／後『帝國』時代的日本，以及在近年來的殖民地／『帝國』史研究中受矚目、被思考及敘說的『視角』而已，更要思考其中受忽略、

沒有被思考、未經敘說的『死角』」。¹³因此，本文意識到在空間上和時間上

「連鎖」且「持續」的日本殖民主義，可以說就是要在埋沒於歷史的電影小事件中，¹⁴去揭露「帝國的視角／死角」。

回顧臺灣電影史的先行研究，1990 年代以前，頗傾向於不將日治時期納入研究的範圍。到了1990 年代以後，日治時期的臺灣電影史雖然開始有人進行研究，卻很少論及其與「戰後」的連續性。但是，「戰後」臺灣的電影史其實是在受日本殖民統治的社會與受日本軍事侵略的政權交會下所產生。因此，理論上包括二種連續性，一是在政策層面上，與在中國大陸歷經抗戰和內戰的國府的電影統制之連續性；二是在地域社會方面，與日治時期形成的臺灣既有的電影普及和接受電影的特徵之間的連續性。就此意義而言，本文處理的日本電影欣賞會及日本電影消費的事例（包含看似「親日」的現象），

正是蘊含象徵性地揭示臺灣電影史上日治時期與「戰後」的結合點之問題。

另一方面，在考察曾是殖民地的臺灣之「親日」論述時，直接相關的先行研究為黃智慧、何義麟、若林正丈等人的成果，¹⁵本文受到這些成果的啟示

12 坂野徹、慎蒼健編，《帝国の視角／死角：「昭和期」日本の知とメディア》（東京：青弓社，2010），序論。

13 坂野徹、慎蒼健編，《帝国の視角／死角：「昭和期」日本の知とメディア》，序論。

14 就閱見所及，這場活動除了當年出版的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臺北：銀華出版社，

1961）記載之外，迄今為止沒有被當作學術分析檢討的對象。

15 若林正丈，〈現代台湾の日本像〉，收於山内昌之、古田元夫編，《日本イメージの交錯：

アジア太平洋のトポス》（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7），頁 70-87；若林正丈，〈台湾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忘れ得ぬ他者」〉，《思想》957（2004 年 1 月），頁 108-125；黃智

(8)

甚多。另外，就本文的問題意識而論，特別關心的是「戰後」日本的殖民主義之再生產。關於此點，本文受到上述森宣雄的著作及另外二本書的啟示。

二本書分別是五十嵐真子、三尾裕子合編的《戦後台湾における「日本」：

植民地経験の連続・変貌・利用》，以及岩崎稔和李孝德等合編的《継続する植民地主義：ジェンダー／民族／人種／階級》。¹⁶第一本書主張在批判殖民主義時，必需正視令人棘手的「親日」現象及論述，但或許由於接近個別經驗的方法論長處與表裡一致的制約，對於政治和社會結構（即論述被演繹的前提）沒有清楚的說明。第二本書除了副標題的性別及階級等之外，也引進日本和美國共同的殖民主義、戰後賠償等視角，以突顯政治和社會層面上日本的殖民主義在「戰後」仍然持續的情況，但是並未處理批判殖民主義時相當棘手的「親日」現象及其論述。因此，本文汲取上述先行研究的成果，

期望能加以連結起來。

本文在處理「親日」現象及其論述時，將利用不同地區（多種語言）的檔案資料，並且認為與其探究個別經驗的現實性，更想探究其與政治、社會結構的互動關係（其中顯現的「帝國的視角／死角」）。因此，針對日本電影欣賞會及日本電影消費中看似「親日」的現象究竟如何構成的問題，也將表示筆者個人觀察的心得，但是本文無意加入如何解釋臺灣看似「親日」現象的意義之論爭。反之，筆者自認本文提示的假說也不免是主觀的想法，因此希望盡可能地利用觀點不同的資料，包括1960 年日、美二國政府機關分別直接以臺灣人為對象所做的調查報告，以及中華民國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財團法人日本映像國際振興協會（UNIJAPAN，前身為「財團法人日本映畫普及協會」）、美國國家檔案館等處典藏的檔案資料，另外也梳理各地的報紙、雜誌報導、紀錄片等，透過綜合地解讀這些資料，將重點放在事實關係的解明，期能描繪出兼容多元解釋的敘述。

慧，〈ポストコロニアル都市の悲情：台北の日本語文芸活動について〉，收於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アジア都市文化学教室編，《アジア都市文化学の可能性》（大阪：

清文堂，2003）；黃智慧著，鈴木洋平、森田健嗣譯，〈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観の交錯：族群と歴史の複雑性の視角から〉，《日本民俗学》259（2009 年 8 月），頁 57-81；何義麟，

〈戰後臺灣知識分子的日本觀〉，《跨越國境線：近代臺灣去殖民地化之歷程》（臺北：

稻鄉出版社，2006）。

16 五十嵐真子、三尾裕子編，《戦後台湾における「日本」：植民地経験の連続・変貌・利用》（東京：風響社，2006）；岩崎稔等編著，《継続する植民地主義：ジェンダー／民族／人種／階級》（東京：青弓社，2005）。

(9)

換個方式來說，本文意識到臺灣電影史上日治時期與「戰後」的連續性，

以及在空間上和時間上「連鎖」且「持續」的日本殖民主義（「帝國的視角

／死角」），針對1960 年日本電影欣賞會的批判與「狂熱」，旨在利用當時的資料揭示臺灣政治和社會的結構。筆者希望本文不只是一篇探討電影史的論文，也能成為一篇開放給政治史、外交史及媒體史、社會文化史等領域的文章。

必須補充說明的是，本文所謂的「親日」，包括前言引用的報導中可見的「對日『鄉愁感』」、「對日本的鄉愁」、「日本熱潮」，乃是用來表示對日本的親近感與好感。但是，「親日」的「日」不一定直接指涉現實的日本。尤其，當時處在資訊被控管下的臺灣，可能是指受到間接且有限制的同時代之資訊，以及受殖民經驗及其傳承等因素影響下，多元且重層地形成的

「日本意象」。也就是說，希望讀者理解「親日」的「日」在此指涉的意涵是，被抱持親近感與好感的主體所想像／創造出來、個別且多元的「日本意象」。¹⁷

以下，首先要釐清日、華二國政府如何看待「日本電影欣賞會」，並考察日本電影欣賞會的批判與「狂熱」。

二、日、華二國政府眼中的「日本電影欣賞會」

1945 年以後，「臺灣人雖然自異民族日本的殖民地體制和砲聲隆隆的戰爭中解脫出來，但卻又被納入另一個不易被明顯察覺的殖民地體制，和比較沒有砲聲但卻仍然是戰爭的戰爭中」。¹⁸亦即是在戰勝日本後接收臺灣的國府統治下，臺灣人被編進國共內戰與東西冷戰之中，迄至1991 年為止都處在國家總動員法及戒嚴法規範的「戰時體制下」。而且，占據統治體系中樞者是隨國府抵達臺灣的新來的「外省人」（大多為漢族系），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本土臺灣人（被稱為「本省人」）對「祖國」的期待落空，並遭遇從政治、

17 例如，官方發表的資料在論及「對日認識」時，使用「日本的意象可看作是由日本產品所形成」的文字表述，由此應該可以說此一用法在討論各國的好感度時，是一般共有的用法。

參見1998 年度「海外勞動事情調查」中「一般國民調查」的「對日認識」，發表於 1999 年9 月 24 日，負責單位為勞動大臣官房國際勞動課。下載日期：2009 年 10 月 7 日，網址 http://www.jil.go.jp/kisya/daijin/990924_ 06_d/990924_06_d_kekka1.html#top。

18 吳密察，〈台湾人の夢と 2・28 事件〉，收於大江志乃夫等編，《近代日本と植民地》（東京：岩波書店，1993），第八冊：アジアの冷戦と脫植民地化，頁 65。

(10)

文化及經濟等領域被驅逐出去的對待。¹⁹在貪污蔓延、治安惡化、通貨急速膨脹、物資被挪用於內戰導致糧食不足、靠人事關係任用導致本省人失業者增加等情形下，臺灣人的憤怒爆發為反政府的「暴動」，即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國府對事件採取的報復性徹底鎮壓，以及後來假借「反共」、「檢舉共黨分子」之名，行白色恐怖的肅清異議分子之舉，都變成了「恐怖籠罩的政治教育」，²⁰強迫臺灣人噤聲沉默。

（一）對國府進口日本電影之認識

1960 年的臺灣處在一種「『戰後』又非戰後」的情況下，本文即以此為前提，底下將整理國府（處在標舉「反共復國」的「戰時體制下」），與日本政府（在 1956 年度的《經濟白皮書》已宣稱「不再是戰後」）二者對日本電影的看法，以了解日本電影欣賞會的「狂熱」出現之背景。這樣的整理或許同時也可以說明對日本電影欣賞會批判的理由吧。

國府接收臺灣後即認為，「本省淪陷五十年，敵人在文化思想上遺毒甚深。

故光復後，文化宣傳工作，極為重要」。因此，國府「通過政令的宣傳、指導和對宣傳媒體的管制，掃清日本文化思想的『遺毒』，宣揚中國文化，求其速效」。²¹借用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的話來說，就是要取代日治時期的「皇民化」

運動，而推行「中國化」運動。²²換言之，我們可以說「中國化」運動不可避免地將「脫日本化」運動也包含在內。

因此，本來暫時被允許在報紙和雜誌使用的日本語，於1946 年遭到禁止。

原因是本省人「超乎預期的日語普及被視為『奴隸化』的表徵」。²³此外，規定日文書籍經調查若含有日本「遺毒」將予以禁止，日本電影則全面禁止上映。²⁴

19 臺灣社會內部，在原住民與漢族之間、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以及福佬人與客家人之間，

多重地存在著性格不同的族群界線。

20 若林正丈，《台湾：変容し躊躇す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東京：筑摩書房，2001），頁 73。

21 黃英哲，《台湾文化再構築1945-1947 の光と影：魯迅思想受容の行方》（埼玉：創土社，

1999），頁 47。

22 《人民導報》，1946 年 2 月 10 日。轉引自黃英哲，《台湾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魯迅思想受容の行方》，頁28。

23 何義麟，《2.28 事件：「台湾人」形成のエスノポリティクス》（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3），頁 197。

24 黃英哲，《台湾文化再構築1945-1947 の光と影：魯迅思想受容の行方》，頁 46。

(11)

日本電影再度被開放進口是在韓戰爆發後，1950 年臺灣與當時在 GHQ（盟軍總司令部）占領下的日本正式重啟貿易後的事。²⁵根據鄭玩香的整理，1951 年內政部電檢處制定的「日本影片送檢須知」規定，凡日本電影除須不能抵觸電影檢查法所定標準外，必須為1946 年盟軍管制後的出品，並且要具有 (1) 具有反共抗俄或反侵略意識者、(2) 具有自然科學教育意義者、(3) 描寫戰後日本政治改革而有民主教育意義者，三項條件始有資格入境於映演。²⁶其後 1952 年簽訂中日和約，雖日本電影應以一般外片視之，實際上國府透過電檢處的檢查或要求日片商自行約束等方法，控制日片的上映天數及地點。²⁷根據日本外務省的資料，日本電影被加上其他國家電影所沒有的如下四項限制：(1) 一次購買、(2) 一個都市只在二間電影院上映、(3) 一部片僅上映 12 小時、(4) 限制報紙廣告。²⁸在 1954 年實施外語片的限額制度以前，被限制上映的外語片據說只有日本電影而已。²⁹

也就是說，日本電影對國府而言本來就是應該排除的「毒素」。而且，

此一時期有的日本電影偶爾含有左翼的內容，對標舉「反共」、處在「戰時體制下」的國府而言，以日本電影為媒介而流入共產主義思想，也是應該謹慎提防的對象。

儘管如此，日本電影還是被進口到臺灣。背後的原因包括，對處在「戰時體制下」的國府而言，其與日本之間的貿易關係，無論就安全保障或經濟成長來說，都有強化的必要。³⁰一般認為，日本電影的進口不僅對國內外顯示臺、日之間的文化交流，也具有宣傳「反共自由陣營」紐帶關係的政治效果

（讓人想起前言引用日本雜誌和報紙有關「親日」的報導，係收錄於外交部檔案中的「對日宣傳」檔冊）。³¹因此，接近國府立場的人士之中有人認為，

25 廖鴻綺，《貿易與政治：臺日間的貿易外交（1950-1961）》（臺北：稻郷出版社，2005）。

但是，部分的貿易在1947 年的階段已經開始。

26 鄭玩香，〈戰後臺灣電影管理體系之研究（1950-1970）〉(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 47。

27 鄭玩香，〈戰後臺灣電影管理體系之研究（1950-1970）〉，頁 48。

28 1965 年 7 月 23 日中国課作成〈沈昌煥外交部長との会談用資料〉。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11・台湾における本邦映画の輸入制限問題」，《日本外交文書》，檔號 Reel

〔A’-422〕。

29 劉現成，《臺灣電影、社會與國家》（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 74。

30 1950 年締結的日、臺之間的貿易協定，對處於經濟復興期的臺灣與日本而言，「無疑是注入一強心劑」（參見廖鴻綺，《貿易與政治：臺日間的貿易外交（1950-1961）》，頁 25）。

實際上，自正式重啟貿易以後至 1960 年為止，日本是臺灣最大的出口國，進口方面日本也一直位居第一、二位（同前書，頁2-3）。

31 在國史館的外交部檔案中，有臺灣的電影配給業者聯名向外交部次長要求保障日本電影進

(12)

允許日本電影進口只不過是安全保障及經濟合作附帶的「禮物」。³²例如，1959 年 3 月香港的報紙刊登以下的報導，略謂「國府的對日外交，缺少像李承晚宣言或菲律賓、印尼、越南的索賠權之王牌，而被日本輕視，沒有報復日、

中大使會談及黃少谷外交部長受冷淡待遇事件等的報復手段，即使在日、華經濟合作上，國府方面雖然給了日本進口日本電影及日文出版品等若干的禮物，日本方面做出的貢獻卻很少」。³³

實際上，電影和名列對日貿易進口額前茅的物品（化學肥料及金屬製品等）截然不同，並非那種不進口就會對臺灣經濟造成影響的「必需品」。雖然電影的進口頗富話題性，因其得失而導致經濟上的影響較少，可以成為文化交流的宣傳重點，交涉時也可以相當自在地加諸限制，作為「禮物」可說是最適合的商品。

（二）對日本政府出口日本電影之認識

另一方面，當時的日本政府認為，在「加入聯合國恢復成為完全的國際社會之一員」的外交上，「日本最須致力的工作」是經濟外交及文化外交。³⁴ 1957 年在外務省召開了有關「文化外交」的懇談會，外務省情報文化局長發言表示，「外務省特別要致力」的工作是「透過電影進行文化交流」。³⁵他說這段話的背景是，在1951 年的威尼斯影展，《羅生門》（黑澤明執導）獲頒最佳電影獎，日本電影受到國際肯定，恢復了日本人在國際社會上的自信。³⁶

《羅生門》獲獎以後，無論官方或民間，計畫將日本電影廣為出口到國外的相關機關接連地設立。³⁷

口片數的信函。信的內容提及在中日和約後，「我政府為了反共抗俄之大業，日本為必須爭取的與國」，藉此要求國府柔軟的對應。國史館藏，〈外交部次長沈昌煥宛〉（1954 年 3 月 11 日），《外交部檔案》，檔號 172-3/3005。

32 關於日、華貿易中的臺灣香蕉出口順差所導致之外匯問題，參議會建議開放日本電影進口。

參見黃仁、王唯，《臺灣電影百年史話》（臺北：中華影評人協會，2004），頁 210。

33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在香港総領事安藤吉光発外務大臣藤山愛一郎宛「国府の対日外交に関する新聞解説記事報告の件」〉（1959 年 3 月 11 日），《日本外交文書》，

檔號Reel[A’-423]。

34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務省情報文化局「第1 回文化外交懇談会議事録」〉（1957 年4 月 15 日），《日本外交文書》，檔號 Reel[I’0011]。該議事錄中亦報告，自當年度起，

編列約1,500 萬日幣的電影相關預算。

35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務省情報文化局「第1 回文化外交懇談会議事録」〉（1957 年4 月 15 日）。

36 〈世界の中の日本映画〉，《キネマ旬報》235，1959 年 6 月 15 日，頁 48-62。

37 包括民間方面的日本映畫製片者連盟（簡稱「映連」，前身是 1945 年設立的「映畫製作

(13)

就在這種日本電影銷往國外的大好時機下，日本電影欣賞會自1956 年開始在羅馬舉辦過一次，在紐約舉辦過二次，另外在柏林也舉辦過一次。1960 年在臺北舉辦，算是這場活動的第五次。而在 1960 年的舉辦地臺北，前一年履新擔任駐華大使者為井口貞夫。³⁸在舊金山和約締結以前，當美國駐日大使詢問有關中國代表權問題的見解時，向對方傳達日本政府的立場「雖然不希望共產政權署名，但對於國府將採何種方式參加的問題，將不會堅持己見的」，

即是當時擔任外務次官的井口。³⁹此外，井口曾擔任 1957 年設立的日本電影海外普及協會（提供在海外舉辦的日本電影欣賞會許多贊助經費）第一任副會長，該會的宗旨是「在海外進行日本電影的普及宣傳以有助於出口之振興，

同時對國際友誼及文化交流之增進有所貢獻」。⁴⁰井口擔任駐華大使到臺北上任時，剛好是國府方面反覆批評日本擴大中國貿易的時候。⁴¹因此，應可推測打算以電影作為「對外啟發宣傳手段」的日本方面（包括外務省情報文化局長、來臺擔任駐華大使的井口等人），便規劃以日本電影欣賞會作為緩和日、

華二國緊張的「日華親善」策略。⁴²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在當時進口日本電影的45 個地域中，除了沖繩之

者連合會」以及1947 年改其而成的「日本映畫連合會」，1957 年起改稱「日本映畫製片者連盟」）出口部會、日本映畫產業團體連合會（簡稱「映團連」，在1959 年自 1953 年設立的「映畫產業振興審議會」改組而成）出口對策委員會、日本映畫海外普及協會（1957 年設立），以及通產省的產業別輸出會議（即各行業出口會議，1954 年設立）之「化學品出口會議、電影部會」。

38 財団法人日本映像国際振興協会藏，〈財団法人日本映画普及協会設立代表者藤山愛一郎発通商産業大臣水田三喜男宛「財団法人日本映画普及協会設立許可申請書」〉（1957 年 5 月 1 日）。（閱覽時承蒙該協會的西村隆、中西佳代子協助，謹此致謝）。再者，井口在擔任駐華大使以前，曾擔任1956 年設立為促進日、臺之間的文化、政治及經濟交流的日華協力委員會（國府的資料顯示，文化方面的議題之一為「日本電影的限制問題」）之委員。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外交部檔案》，

檔號031・3/0034。井口在卸任駐華大使以後，也擔任「中日合作委員會」的委員，對「臺灣限制日本電影進口的問題」進行過實際情況的報告。參見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中国課作成〈沈昌煥外交部長との会談用資料〉（1965 年 7 月 23 日），《日本外交文書》，

檔號Reel〔A’-422〕。

39 内海愛子，〈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条約と東アジア〉，收於岩崎稔等編，《戦後日本スタディーズ》（東京：紀伊国屋書店，2009），第一冊：40、50 年代，頁 141。外務省條約局法規課，《平和条約の締結に関する調書Ⅱ》（東京：外務省，1966），頁 6、71。

40 財団法人日本映像国際振興協会藏，〈財団法人日本映画普及協会設立代表者藤山愛一郎発通商産業大臣水田三喜男宛「財団法人日本映画普及協会設立許可申請書」〉（1957 年 5 月 1 日）。

41 川島真等著，《日台関係史1945-2008》（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頁 68-71。

42 國史館藏，日本大使館〈「日本電影欣賞會」實施計劃要綱〉（1960 年 3 月 3 日），《外交部檔案》，檔號172-3/3023。

(14)

外，臺灣是亞洲最大的日本電影進口國，儘管市場被視為「仍有潛力」，日本電影的出口卻由於國府的政策而被抑制住。⁴³因此，從日本電影產業界的想法來說，或許也認為日本電影欣賞會在臺北舉辦將帶來擴大市場及促進出口的正面效果吧。

從以上的檢討顯然可見，國府是不得已而允許日本電影進口以作為「日華親善」之「禮物」，日本政府則是用經濟效益及「文化外交」的論理將日本電影的出口視為「日華親善」之實踐，二者之間原本就存在著分歧。也就是說，日本電影的進口對國府而言，只是在美國的安全保障之架構下，配合以「反共」為主軸的日、華關係而給予允許，至於阻礙「中國化」運動（「反攻基地」臺灣的國民統合大業，包含「脫日本化」）的日本電影此一「毒素」，

本來就應該排除的原則並沒有任何的改變。換言之，關於日本電影，國府有二個互相矛盾的基準，一是為了「中國化」及「脫日本化」而加以排除，另一則是為了「反共」及「強化日華關係」而給予允許。

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戰後」的臺灣，日本電影欣賞會的「狂熱」與日本電影受歡迎的現象，是在國府勉強允許日本電影、日本政府對日本電影

「傲慢」、「無反省」⁴⁴的期待之上成立。我們或許也可以說，就某種意義而言，這是日、華二國政府在相互矛盾下合作進行「從上而下的『親日』」演出之效果。

三、對日本電影欣賞會的批判

接著要觀察對日本電影欣賞會的批判。

從前言引用的幾項報導即可知，有多家的報紙媒體展開對日本電影欣賞會的批判攻勢。以下摘取其中具代表性的報導內容。

但最可怪的，他們這次以「文化交流」為幌子，卻竟以蹂躪中國東北的日俄之戰為背景的《明治天皇與乃木大將（原文）》一片來向我們

43 其順位如下：沖繩、美國、臺灣、香港、蘇聯、中共、巴西。參見野口雄一郎，〈「映画産業報告」内容と分析〉，《キネマ旬報》222，1959 年 1 月 1 日，頁 58-61。

44 就像本文引用的《青年戰士報》（1960 年 3 月 10 日）提及「請你們深刻的反省」，在談論「文化交流」的同時，也批判引進《明治大帝與乃木將軍》等電影的日本是「無反省」。

此外，下文引用的《自立晚報》（1960 年 3 月 10 日，第 2 版）也可見為文批判日本「傲慢」。

(15)

耀武揚威，把這些慘絕的屠殺來給我們「欣賞」！八年抗戰，血腥猶新，南京的大屠殺，重慶大轟炸，歷歷在目，恍如隔昨。但到頭來還不是瘋狂的軍國主義屈膝投降，醒醒吧！別那麼以利而圖，注重現實，

請你們深刻的反省，應該記起我們總統「以德報怨」之恩惠，瘋狂的時代過去了，別再愚昧無知，做著自欺欺人的幼稚行為。⁴⁵

同樣的意思在〈盼瞭解中國文化〉⁴⁶等文章中也可以見到。此外，也有揶揄被來臺的明星給迷昏頭的市長之漫畫。（參見附錄二）

在此我們應當想起，當時臺灣的報紙媒體是在戒嚴令下被「報禁」統制，

也就是報紙媒體的敘述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國府的看法。⁴⁷

（一）臺灣省警務處之報告書

為進一步理解國府的看法，本文想要介紹的資料是由臺灣省警務處作成後交給外交部有關這場活動的報告書。報告書將對於「日本電影欣賞會」的不滿整理成以下四點。⁴⁸

(1) 日本大使館此次雖公開免費徵求觀眾，但大半均未獲得入場券，反之該使館所發給入場券之觀眾多半為懂得日語者，故每逢日女明星演講或作詼諧語句時，不待翻譯即已引起掌聲或哄堂大笑，日本大使館之此種舉動，是否係一種蓄意之政治手段，殊屬令人置疑。

(2) 當 3 月 10 日舉行第一場開幕時，據悉日方原本不擬播放中國國歌而獨奏日本國歌，後經我方交涉，始勉而先奏中國國歌，殊有藐視吾國之用意。

(3) 所映日片幾全部為商品化的作品，並無藝術價值，其中《明治大帝與乃木將軍》一片，係誇耀日軍在我旅順附近與帝俄作戰之戰績，一般從未去過大陸之本省同胞甚至誤解中國大陸原屬日本領土。

(4) 日本來臺女星，態度傲慢，據報載在機場下機後竟不接受獻花，此後演講

45 《青年戰士報》，1960 年 3 月 10 日。

46 〈盼瞭解中國文化〉，《公論報》，1960 年 3 月 13 日。

47 當局透過1947 年「新聞紙、雜誌及書籍用紙節約辦法」、1949 年「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等法規，對媒體加諸許多的限制。詳見林果顯，〈戰後臺灣的戰時體制

（1947-1991）〉一文。

48 國史館藏，〈臺灣省警務處致本部49 年 4 月 12 日警行字 31208 號函副本抄本〉（1960 年 4 月 12 日），《外交部檔案》，檔號 172-3、3023。此副本抄呈內政部、外交部、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16)

中亦從無讚揚自由中國或崇敬我領袖之演詞。

這裡我們應當再想起的是，國府本來對日本電影進口有二個相反的基準，

一是基於對國內外宣稱「日華關係強化」的論理而給以允許，另一則是基於對國內灌輸「中國化」、「脫日本化」的論理而予以排除。若從這二個基準來思考，日本電影欣賞會可說是為了達成「日華關係強化」，在對「中國化」、

「脫日本化」妥協下而成立的活動。前言提及日本人向日本國內報導「對日本的鄉愁」、「日本熱潮」的文章，沒有被附加否定的評判而收錄於國府外交部「對日宣傳」的檔案裡，由此即可見，若從「日華關係強化」的論理來說，臺灣人對日本電影欣賞會的歡迎，沒有理由被當作是個問題。而且由這份報告書亦可知，被批判的電影實際上事前曾在國府內部試映。

當時的電影檢查機關是新聞局電影檢查處，根據外交部情報司的「報告」

可知，於電影欣賞會播放的電影，除了新聞局之外，外交部、教育部、警備總部、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以下簡稱「中四組」）等16 個單位的代表參加了試映會（日期是 2 月 22、26 日及 3 月 8、9 日），針對是否允許上映彼此交換意見。⁴⁹根據這份報告可知，在試映會中大部分的作品被認為沒有問題，只有《女奴隸船》（1960 年上映，大藏貢企劃、竹中美弘執導），

因為片中出現穿著中國服裝的海盜，新聞局的代表認為內容不妥，於是改試映同一家公司製作的《明治大帝與乃木將軍》。針對這一部電影含有「日本軍人忠於天皇、發揚大和精神」等意涵，教育部的代表認為該片「在本省特殊環境下，不宜作營業性質放映」，警備總部的代表對此加以附和，中四組的代表則認為「可作營業性質放映，但須先加刪剪」，彼此之間的意見紛歧。

由於其他單位的代表沒有特別表示意見，該片是否能在電影欣賞會中放映，

遂交由新聞局的代表斟酌。結果，新聞局方面做出的判斷是，雖然片中的「厭戰」氣氛並不恰當，不過「日本軍人忠君愛國之表演，就日片而言自係理所當然」、「再就日俄我國領土作戰亦係史實」，儘管未來作為商業片公開上映還要再檢討，但是可以在電影欣賞會中放映。⁵⁰由此可知，在國府內部主張不宜放映的教育部和警備總部，與主張可以放映的中四組和新聞局，雙方之

49 國史館藏，情報司呈亞東司之〈報告〉（1960 年 3 月 11 日），《外交部檔案》，檔號172-3/3023。

50 但是，在China Post 於 1960 年 4 月 29 日出刊的版面上，刊登了被認為有問題的《明治大帝與乃木將軍》之廣告（該報的副標題為「The Only English Paper in Free China」，以在臺灣及在外國的外國人為對象）。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對日宣傳」。

另外，內文裡也後述，這部電影在全臺灣公開地放映。

(17)

間的態度有著微妙的差異。

鄭玩香的研究指出，當時電影檢查最重要的基準是「反共」。⁵¹在試映會上，上述二項互相矛盾的基準中，由於為求「反共」、「日華關係強化」而允許日片的基準，抑制住為達「中國化」、「脫日本化」而排除日片的另一基準，含有「忠君愛國表現」的電影才能獲准上映。

也就是說，上述報紙媒體的批判，因為是針對電影的內容有感而發，可以認為是在針對遠超出預期的臺灣人之「狂熱」、日本方面「傲慢」⁵²的態度，

以及引起這種事態的國府內部（專指中四組、新聞局）的判斷，所做出的批判。若從這種觀點再檢討報紙媒體的報導，除了國防部系統的《青年戰士報》

之外，在吳三連參與經營、和國府及國民黨保持距離的《自立晚報》上也有激烈的批判，只有國民黨系統的《中央日報》一直維持善意的報導，⁵³我們或許可以看作是反映了在試映會上中四組（負責宣傳工作及文化運動的黨組織）

及新聞局的判斷。⁵⁴

因此，報紙媒體對日本電影欣賞會的批判，是要再次傳達排除日片的基準（基於「中國化」、「脫日本化」的論理）給臺灣內部週知，同時也是批判在「中國化」、「脫日本化」的論理上讓步的國府內部之判斷（專指教育部、警備總部等對中四組、新聞局的批判），⁵⁵以及批判一邊歌頌「日華親善」

51 鄭玩香，〈戰後臺灣電影管理體系之研究（1950-1970）〉，頁 36。

52 上述臺灣省警務處作成的內容，與《自立晚報》（1960 年 3 月 10 日，第 2 版）的報導〈記者採新聞被拒大門外：日使館職員態度太傲慢〉、〈獻花不接受〉、〈記者如聽差〉有所重複。該報導也指出，由於在這場活動的記者會上日本方面的對應頗為傲慢，臺北市各家報社的記者決定「放棄採訪『日本電影欣賞會』毫無價值的新聞」，但有部分的記者並未遵守約定。

53 上述的批判在其他家報紙持續出現的過程中，也刊登不加任何批判的相關報導，例如〈七位日本女星隨片登台辛勞：對中國菜大感興趣〉，《中央日報》，1960 年 3 月 14 日，第 8 版；〈日影片欣賞會昨晚圓滿結束〉，《中央日報》，1960 年 3 月 16 日，第 8 版。

54 國府撤退來臺後，蔣介石於 1950 年 3 月「復行視事」，同年 8 月實施國民黨的「改造」

（1952 年 10 月告一段落），權力中樞集中掌握於中央改造委員會之手（松田康博，《台湾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頁59、65）。因此，在蔣介石的權威被極度地提高的

「領袖獨裁型黨治」下，雖然說訓政時期的黨從直接統制國家機關的「以黨治國」，轉變成憲政時期的「以黨領政」（透過從事政務的黨員來實現黨的政策），在中央改造委員會負責宣傳工作及文化運動的黨組織第四組，與電影主管檢查處的國家機關新聞局之間，實質上是處於指導與被指導的關係。

55 中四組及新聞局的判斷除了以「反共」為優先外，也有可能是考慮該片上映後的經濟利益

（屬於私人的利益）之結果。雖然目前尚難尋出能夠證明此點的資料，不過有幾則報導透露這樣的可能性：有報導指出，互相爭奪利潤豐厚的日本電影之配銷業者被批判為「為利是圖的奸商，別忘掉你是炎黃子孫」（《青年戰士報》，1960 年 3 月 10 日）；也有報導指出，當時非法橫行，按照給予電影檢查處長的招待及賄賂之多寡，而決定日本電影的分

(18)

卻又引進《明治大帝與乃木將軍》那樣的電影，⁵⁶且未見對殖民統治及侵略戰爭反省的「傲慢」、「無反省」的日本方面主辦者和來賓的態度。但是，在日本外務省留下的資料中，看不到誠摯接受這種警告訊息的情形。⁵⁷

四、日本電影受歡迎的背景

對「日本電影欣賞會」的批判，就某種意義而言，雖可說是國府所抱持的二個相反的基準顯露出其間的矛盾，但是該如何解釋人們對日本電影欣賞會的「狂熱」，以及在此之前日本電影受歡迎的現象？

當時來臺訪問的日本人，形容這是「對日本的鄉愁」、「日本熱潮」，

《神戶新聞》的通信員（研判其為臺灣人）則是先在族群上界定其屬於「本省人的」，而形容這是「對日本的『鄉愁感』」。關於這一點，由上述的當地報紙的批判文字及臺灣省警務處的報告書等資料亦可知，支持日本電影的不是全體臺灣人，而是以「本省人」為中心。

殖民統治的記憶在大部分的本省人身上都還保有的1960 年，何以會出現被形容是對過往統治者的「鄉愁」的日本電影之消費行為？可能有的人會解釋說，或許是因為「日本的殖民統治（比國府的統治）還來得好」。此外，

或許也有論者會將此種「比較」論述連結於「殖民地統治肯定論」。但是，

許多先行研究已經明白地指出，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比二二八事件犧牲者

配片數及是否可以上映（〈片商陳情監院糾舉電檢舞弊〉，《自立晚報》，1960 年 3 月 8 日，第2 版）；更有報導指出，原來在廢止日本電影限制的背後，「國府的要人及軍人之中，有不少人以他人名義暗地裡投資電影相關事業」（〈日本映画制限を廃止〉，《朝日新聞》，1953 年 7 月 20 日，第 12 版）。

56 但是，對於海外播放電影的選擇，日本國內也有各種的意見。例如，在〈世界の中の日本映画：海外進出の飛躍的発展は果してできるか〉（《キネマ旬報》235，1959 年 6 月 15 日，

頁 48-62）一文中，即指陳海外播放電影係檢討各家公司的推薦片而決定的作法不當。其指出具體的不當之處包括，打算在慕尼黑的日本電影欣賞會上推出《大東亜戦争と国際裁判》

（新東寶電影公司），因為遭到指責而更換別片，以及同樣是由新東寶電影公司在紐約欣賞會上推出的《明治天皇と日露大戦争》引起非議之前例（同前文，頁55）。

57 關於這場活動，美聯社發自臺北的報導被整理成文件留存，其備忘中寫著「《自立晚報》

批評在日本電影節的新聞記者座談會上，貴館館員對中國記者的態度相當不遜的評論，3 月10 日發自臺北的美聯社慕沙特派員之報導，謹供參考」，其報導內容略謂“They apparently forgot they were on the territory of Free China, a victor nation in world war II which has shown leniency toward the Japanese.”（好像忘記了他們是站在曾經對他們寬大為懷戰勝國家──自由中國的土地上）。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局遠藤中国課長発在中華民国中田参事官宛「日本映画祭に関し外電報送の件」〉（1960 年 3 月 14 日），《日本外交文書》，

檔號Reel〔I’-0069〕。

(19)

更多的臺灣人遭到日軍及警察殺害，超過20 萬以上的臺灣人被動員去充當軍人及軍屬，有的人因而喪命，有的人身心都傷痕累累，有的人被當作 BC 級戰犯而遭受行刑及處罰。⁵⁸鑑於這些歷史的事實，若要用殖民地人民對殖民統治的「肯定」解釋日本電影受歡迎之現象，必須非常的慎重。

另一方面，如後所述，在日本電影欣賞會舉辦的1960 年，根據日、美二國的政府機關分別實施的調查結果，過去是殖民地被統治者的本省人有著「親日」的傾向，是不可否定的事。但是首先要針對看似「親日」的現象及傾向究竟如何構成的問題，有必要加以剖析並仔細地進行觀察。

以下，筆者將整理論及日本電影受歡迎現象的先行研究，並且從1960 年當時日、美二國的政府機關實施的調查參照臺灣人之「對日觀感」，以便針對日本電影欣賞會的「狂熱」，提出筆者個人的假說。

（一）「戰後」日本電影在臺灣受歡迎的盛況

日本電影欣賞會是戰後臺灣最早的國際電影節，也是藉由抽籤獲得招待券的免費娛樂，更有多位的女明星連袂來臺亮相，凡此對身處「戰時體制下」、

與外界的接觸被極度地限縮的臺灣人而言，可以說是極為珍貴的一場活動，

有很多宣傳魅力的要素。但是，在這場僅辦一次的魅力之外，已有先行研究指出，當時的臺灣「在所有外片當中，最受當時歡迎的要算是日本片」，⁵⁹「五、

六○年代在所有的外片當中，最受到矚目的要算是日本影片」。⁶⁰此外，在日本電影欣賞會隔年（1961）出版的呂訴上之著作中，列舉統計資料顯示，日本電影比起在數量上佔壓倒性多數的美國電影，每次的觀眾人數高出 2 倍之多，每部片的淨收入也比美國片來得多，並指出「最能賺錢的日片，是此三年〔按：1958-1960〕的寵兒」。⁶¹（參見附錄三）

針對這種日本電影受歡迎的情形，先行研究主要是以當時 800 萬的人口有半數懂得日語，⁶²以及人們在生活習慣上習於觀賞日本電影來解釋。⁶³此外，

58 日本征服殖民地的過程請參考大江志乃夫，〈植民地領有と軍部：とくに台湾植民地征服戦争の位置づけをめぐって〉，《歴史学研究》460（1978 年 9 月），頁 10-22、41；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抵抗と弾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2）等研究成果。

59 劉現成，《臺灣電影、社會與國家》，頁77。

60 李天鐸，《臺灣電影、社會與歷史》（臺北：亞太圖書出版社，1997），頁 115。

61 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頁107。

62 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頁53。

63 劉現成，《臺灣電影、社會與國家》，頁77。

(20)

黃仁與王唯也舉出以下幾項理由，包括：因日片水準高過臺語片和國語片，

加上崇日心理，使有些觀眾以看日片為榮；年輕一代的觀眾，雖然不懂日語，

但受父母世代的影響，日本電影比西洋片容易理解；日、中二國的貿易轉趨興盛，年輕世代因而關心日語的學習。⁶⁴換言之，我們可以說日本電影在臺灣受歡迎是部分得到了「語言、經驗的接近性」的支撐。

（二）1960 年 USIS 與日本大使館的調查

到目前為止對於戰後臺灣人的日本觀感，以發表在當時報紙和雜誌上的臺灣知識分子之文章、外界觀察者的言論（如前言引用的報導），或是事後的回想及訪問為主，在此則是要介紹 1960 年日、美二國政府機關針對不具名的臺灣人所作調查之結果。

首先要觀察的是 1960 年 8 月 USIS（美國新聞處）在臺北的留學準備說明會最後實施的問卷調查結果。⁶⁵在「戰後」的臺灣，美國展開了各式各樣的宣傳活動，其中之一即是留學計畫。這份問卷調查的對象是從臺灣大學和成功大學等臺灣各地的大學畢業、準備留學美國的年輕學子75 人（女性 18 人、

男性57 人。臺灣籍 25 人、大陸籍 50 人。9 成以上介於 19-30 歲，35 歲以上或是不明確者有 5 人），問卷採本人填寫的方式，內容是針對美國、英國、

日本、印度、蘇聯等五國，從五個選項（非常好、好、普通、差、非常差）

回答對於該國及其國民的好感度。（參見附錄四「1960 年臺灣對各國的好感度」）

對美國的好感度之所以最高，乃是因為實施問卷調查的是美國機關，對象是留學美國前的年輕學子，含有偏差可以說是當然的結果。對本文來說重要的是，只有對日本及日本國民的好感度，大陸人（Mainlander）與臺灣人

（Taiwanese）之間可見有明顯的差異。其他國家的調查結果看不到像這樣有省籍之間的差異，即使將該調查的手法及對象之偏差納入考量，只有對日本及日本國民，在年輕世代中，本省人的好感度較高，而外省人的好感度較低，

這種結果在某種程度上應該可以信賴。

另外一份是日本大館所作的調查。日本大使館為了配合1960 年的國勢調

64 黃仁、王唯，《臺灣電影百年史話》，頁211-212。

65 “The Image of America and Things American” (A Survey of Opinions Among Participants in the American Studies Orientation Program at USIS Taipei, August 1960 ), RG306, Entry38, Box5, NARA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at College Park).

(21)

查而對住在臺灣的日本人作調查時，派遣館員前往臺中、臺南、高雄三個都市進行「原臺灣人（原文）的對日觀感」之「社會探望」。⁶⁶該項調查的手法是在 1960 年 9 月 19 日的《中央日報》刊登一則廣告，略謂「本館為視察日僑情況特派領事耑赴各地督導，如有洽商事項請按下列時間、地點就近逕往面洽為荷」，對取得連繫而來的臺灣人、出差時接觸的服務生及司機等人，探訪他們的「對日觀感」。

根據提交給外務省的報告書可知，對日感情的差異主要因年齡而有所不同。亦即是「目前35 歲以上」（1925 年以前出生）的人可說是「服過兵役，

積極的親日家」，「目前 25 至 35 歲」（1925 至 1935 年間出生）的人是「受過日本時代的中、小學教育，親日傾向頗強」，至於「24 歲以下」（1936 年以後出生）的人「或許因為受過16 年的國府教育，對日本的關心極為稀薄」。

擔任「社會探望」的大使館員，除了特地來拜訪他的公車司機（38 歲）以外，

也對旅館的服務生（32 歲）、三輪車夫（22 歲）、大學三年級生等偶然認識的人、知識階層等幾位人士，詢問其對日本的觀感。

舉例來說，三輪車夫（22 歲）表示「日本的情形一點也不清楚，也不是很想知道」，大學三年級生表示「父母在以中國人的身分進行思考前，會先說臺灣或日本的事。我認為這是不對的」，年輕人對日本的觀感與公車司機

（38 歲）之對日觀感是很明顯的對比，後者從戰爭返回後發現「臺灣已經被外省人占領。由於語言、風俗與習慣全部都是日本模式，和現在的外省人沒辦法相處下去」、「難道沒有變成日本人的方法嗎？」。再如看到客人會說日本話就「面露截然不同的表情，待遇變得更好」的旅館服務生（32 歲），

則是說「大家（原文）對日本的憧憬，看日本電影就知道。其他國家的影片很難坐滿位子，日本片（當時正在放映《明治大帝與乃木將軍》）總是客滿，

門票全部得向黑市購買」，將日本電影的人氣等同於對日本的憧憬。此外，

從他的話中可以確知，受到猛烈批判的《明治大帝與乃木將軍》在臺北以外的電影院也上映，並且相當的熱賣。

在日本大使館的「社會探望」中，負責調查的大使館員之意見被反映出來，調查對象限於自行連絡他們而來的人及他們偶然相遇的人，對此我們有加以注意的必要。因此，這份調查中列舉的意見是否代表各年齡層的心聲，

66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在中華民国特命全権大使井口貞夫発外務大臣小坂善太郎宛

「元台湾人の対日感に関する件」〉（1960 年 10 月 13 日），《日本外交文書》，檔號 Reel

〔A’-423〕。

(22)

無法僅憑藉這份資料判斷。但是，我們可以確認 1960 年當時在本省人（大使館的用語是「原臺灣人」）之中也存在著這樣的心聲。

此外，和電影市場的關聯性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被認為「親日傾向」

很強的「25 至 35 歲」、「35 歲以上」的人，比起「對日本的關心」薄弱的

「24 歲以下」的人（由沒有收入的小孩及學生、工作經驗短淺的社會人士等構成），在娛樂方面的支出是費用負擔較多的年齡層。

（三）「中心－周邊」關係中「倒轉」的感情淨化

USIS 的調查結果雖不能全部接受，當時的臺灣在美國的經濟援助下，農村方面對美國的好感度頗高，也是大家熟知的事。儘管如此，如上所述，美國電影的受歡迎度並不如對美國的好感度那樣突出。這種情形就好像對 A 國的好感度不一定和 A 國生產的電影之消費成正比例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事。但是，從USIS 與日本大使館的調查，我們或許可以說，當時的本省人之中有「親日」傾向的人存在，而且日本電影欣賞會的「狂熱」及日本片受人歡迎，也有得到某種的「親日」傾向支持的一面，或者至少沒有因為「討厭日本」、「反日」的感情而排斥。就此而言，那種情況下的「親日」究竟是如何構成的？以下，筆者將從「語言經驗的接近性」下的易接近性、當時日本電影擁有的明星制度（star system，以一流演員為號召）之魅力，

以及從其他各種可供思考的脈絡，將焦點聚於臺灣人身處的「中心－周邊」

關係中「倒轉」的感情淨化，再次針對日本電影欣賞會的「狂熱」加以考察。

二二八事件以後，以逃往海外的反國府的知識分子為中心展開了「臺灣獨立運動」，是眾所熟知的事。處在「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內部，雖無法具體展開那樣的行動，國府仍嚴格警戒這種分離主義及獨立運動。因此，為了臺灣內部的國民統合起見，國府強力地推行「國語（北京話）」運動，並且禁止在教室使用方言的「臺語」。歷史教育也慎重地避開會使人意識到臺灣歷史的獨自性、固有性的「臺灣史」。我們也可以說，「中國化」運動在排除「日本」要素的同時，也將「臺灣」要素加以邊緣化。

但是，朝向臺灣的國民統合之「中國化」運動，迄至 1949 年雖以徹底的

「脫日本化」為目標而發展，⁶⁷1950 年以後在安全保障的時空背景下，有時得

67 但是，政府用來作為工具的日語，例外地被允許使用。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言問題〉，《思與言》29: 4（1991 年 11 月），頁 181-182。

1960年臺北的「日本電影欣賞會」所引起的「狂熱」和「批判」 所引起的「狂熱」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