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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後「文明的衝突」時代,開啟地球文明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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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後「文明的衝突」時代,開啟地球文明新紀元

裴勇

國家宗教局政策法規司政策研究處處長

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年,跨越千年的鐘聲仍然在人們的心頭迴盪,世人仍然沈浸在進入第 三個千年的興奮和喜樂之中。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大廈,卻在九一一這一天遭遇恐怖分子的襲 擊,頃刻間灰飛煙滅,化為烏有。塵埃雖已落定,但人們卻驚魂未定,心中的恐怖和迷惘久 久揮之不去。怎麼辦?人類文明將走向何處?恐怖分子精心選取了九一一這個帶有警報涵義 的日子實施恐怖襲擊,是要挑戰和警告美國。但同時,九一一事件本身也成為我們全體人類 的警世鐘──他告誡我們「文明的衝突」以及任何形式的暴力衝突的不斷升級將把人類引入 歧途,在現有人類生存環境下,將提前將人類推向萬劫不復的死亡之境。人類必須認真客觀 地釐清衝突的真實根源,尋找各種現實的解決方案,化解文明間的衝突,重整世界秩序,開 啟地球文明的新紀元。

一、人類共同面臨的生存威脅

這個星球演化並養育了人類,然而人類的「文明」卻在相對極短的時間裡把美麗安寧的 世界弄得支離破碎、亂象叢生,製造了足以數百次毀滅地球的殺生武器,產生了無數次血腥 恐怖的野蠻衝突和戰爭。這就是人類創造出的文明嗎?走到今天這種境地,面對這樣一種殘 酷的生存現實,人類應該向何處去?這個脆弱的世界無法繼續承受任何形式的污染與破壞,

無法再承受任何形式、特別是暴力的對抗和衝突。在當今世界,我們以何種理念,用何種實 踐來處理國際關係、文明際關係,都必須把人類現時面臨的生存威脅作為一切行為的出發點 和背景。這是當前人類處理一切問題,討論任何未來發展必須考慮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

自從歐洲工業革命以來,每年人類都在消耗碳載體在地球五十萬年歷史中積累的能源。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總IEA 曾發布的西元二千年世界能源展望[註 1]中預估,在西元一九九七年 到二年間,全球主要能源的需求將有五七%的增長,也就是每年都有平均二%的增長。

很不幸的是,全球各種蘊藏的能源卻存量有限。根據估計,全球的原油存量將在四十一年後 枯竭殆盡,天然氣是六十三年,煤礦也只有二百一十八年。此外,早在一八九年左右就已 經有人擔心,煤燃燒的副作用──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可能導致全球變暖。然而全 球變暖已經成為現實。據統計,近一百年來,整個地球的年平均氣溫上升了攝氏‧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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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城市的平均氣溫上升了攝氏二-三度,如東京市區的氣溫竟上升了攝氏七度。全球變暖 對環境的破壞包括土壤沙化、水資源減少、化肥使用增多,農業成本增高、環境嚴重污染、

生活質量下降等。而且根據國際氣候論壇一九九二年發表的調查報告即指出,世界每年排放 的二氧化碳達二百一十億噸,並呈上升趨勢。不斷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遠在我們用完這 種能源之前就將使我們這個星球面目全非。全球暖化是個足以導致人類從地球滅絕的嚴重問 題。在能源問題上人類已經陷入兩難境地,按人類現有發展模式,如果繼續瘋狂使用碳類資 源,不但資源很快枯竭,而且環境災難將使人類滅絕;但如果沒有清潔無害的替代能源,人 類也將無法繼續生存。然而,我們仍在繼續超量消耗碳類能源;在我們尋找替代能源時,首 先找到並已付諸使用的卻是核能。美國著名科學家卡普拉早在一九八二年在其《轉折點》

[註 2]一書中指出:

核動力作為一種能源來使用,是絕對愚蠢的,它超過了大規模耗用常規能源造成的生 態影響,不但毒害千萬年以來的自然環境,甚至要滅絕全部人類。核動力代表著一種 技術走向不可收拾的最極端的例子。

核動力主要指核武器和核反應堆。核武器的潛在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核大國的核武器擁 有量就足以使我們的星球被毀滅幾百次。同時,核擴散也在不斷加劇,而製造一顆原子彈只 需十到二十磅的鈹,一座核反應堆每年可生產四百至五百磅鈹,足夠用於製造二十至五十顆 原子彈核技術與核原料的獲得並不是很難。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不斷增多,謀求獲得核武器的 國家也越來越多,未來核衝突的爆發可能不獨自取決於核大國。如果任何武裝衝突的升級導 致了核武器的濫用,人類文明將不復存在。另一方面,對核能的潛在危害,人類在認識上並 不是十分清醒,或者作為和平利用原子能被提倡,或者一些利益集團以飲鴆止渴的方式掩蓋 其危害。實際上,核能不是安全清潔的能源。核事故造成的核滲漏危害人們健康、放射性物 質嚴重污染環境。以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泄漏為代表的核泄漏事故頻繁發生。同時,

在核能生產的整個過程中都有放射性物質逃逸到環境中,不斷積累,持續對生態系統產生影 響,很難從根本上將之處理掉。核廢料處理是一個棘手問題。據統計,截至二千年,有總量 一‧五十二億加侖具有強烈放射性的「高標準」廢物,而軍用放射性物質精確數量是保密的。

這一切都是潛伏的生態災難。

此外,人類當前還面臨著疫病流行的問題,而且變得越來越突出。愛滋病(AIDS)雖然 仍在蔓延,但當前人們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到新近出現的流行性疫病上來,像羊瘙癢症

(scrapie)、瘋牛病(BSE)、口蹄疫(FMD)和去年二○○三年在亞洲和北美引起巨大恐 慌的非典型肺炎(SARS)以及時下在亞洲正在傳播的禽流感(bird flu)等等。這些疫病的產 生尚未找到非常確切的原因。但通過種種跡象表明,這些疫病的產生,很可能與人們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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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消費方式、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有關。由於商品生產的特徵決定,只有迅速擴大產量才 能獲得利潤最大化。對於畜牧業而言,禽畜養得越多、長得越快就會賺到更多的錢。比如,

自然狀態下的雞生長期通常為十四個月,而以工業方式餵養的肉食雞,成熟期只有兩個月。

要想達此目的,就只能在飼料加入大量化學添加劑。為了讓家禽多長肉,飼養者就大量餵食

「催肥劑」;為了讓牛羊多產奶,就在牲畜體內注射含有雌性激素的「催奶劑」;為了讓果 菜早熟上市賣個好價錢,就過量噴灑「催熟劑」等等。而激素催生的家禽和催熟的果菜,既 破壞了肉、菜、果的營養成分和口味,又通過食物鏈把激素傳給人體,危害身體健康;同時,

也污染了土壤、水質、空氣等環境資源,貽害無窮。更有甚者,有些飼料破壞了禽畜的飲食 結構和習慣,自然狀態下牛只吃草,如果加入動物類的飼料,特別是加入有害的死亡動物的 飼料就可能出現問題。科學家們猜測,瘋牛病的發生就可能是因為牛吃了患有搔癢症的羊所 製成的飼料造成的。除了飼料問題外,由於工業化的生產,致使大量禽畜擁擠在狹小陰暗不 通風的環境中,增加了細菌和病毒的滋生和傳染。據有關專家分析,環境因素是誘發禽流感 的主要原因,如雞群的密度過大、通風不良、應激因素頻繁等[註 3]

當前人類面臨的生存威脅既有環境的威脅,也有生存方式和制度的威脅;既有現實的威 脅,也有潛在的威脅。全球氣候變暖、環境污染、資源匱乏、能源短缺、疫病流行、心理失 衡,消費主義泛濫、饑餓、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及其導致的貧富懸殊及隔閡和仇視的 加重等,這些都是顯見的現實威脅。人類面臨的最大的潛在威脅,一是核擴散及使用核武器 將導致的生態災難,一是世界觀上的迷誤,這將不斷引發人類私欲的膨脹與行動上的混亂和 盲目。如果人們的觀念不及時轉變,潛在的威脅就仍將不斷變為現實的威脅,最終釀成苦果。

如此惡性循環下去,人類將提早面臨滅頂之災。

二、文明與衝突

美國學者薩繆爾‧亨廷頓著名的〈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文寫於 一九九三年,其後他又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更為全面的論述,形成《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 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這部專著,於一九九七年 出版。

自從他提出了「文明衝突論」後,或許是因為其理論影響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盟國對外 關係的政策與實踐,或許當前的國際關係態勢彷彿成為其理論的註腳,當今世界各種形式的 衝突──種族紛爭、地區戰爭、恐怖主義襲擊等等此起彼伏,始終不絕,由於陷入衝突的各 方具有不同文明背景,似乎冷戰後我們所處的時代就是一個「文明的衝突」的時代。到底是 否真正存在一種所謂的「文明的衝突」呢?還是這只是一種虛構和暗示。文明衝突論一問世,

即受到廣泛關注和諸多質疑,各國觀察家和學者普遍對該理論作出各種評論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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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文明與衝突的關係之前,首先應該明確文明和衝突各自的涵義。「文明」,按亨 廷頓的解釋,「是一種文化實體,村落、區域、族群、民族、宗教組織,所有這些在不同的 文化中都有獨特的表現。文明之間是通過歷史、語言、文化、傳統及最重要的宗教區別開來。

不同文明的人在神人關係、個人與群體、公民與國家、父母與子女,丈夫與妻子,以及權利 與責任、自由與權威,平等與特權等方面有不同的觀點」[註 4]。這裡,文明的概念是十分寬 泛的,他幾乎囊括了人類生存的方方面面。一般而言,當我們提到「文明」一詞,在我們的 頭腦中首先出現的就是在世界上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文明,不同意味著有差異存在。「衝突」

一詞,基本涵義是「牴觸、爭執、爭鬥」[註 5],「因爭執而互鬥」[註 6]。從詞義看,它是貶 義的,與其相對的詞應該是協調、一致(accord , harmony)。衝突是一種暴烈的、野蠻的非 理性的解決方式。但差異不意味著衝突,也不必然導致衝突,面對差異,可以有兩種不同的 解決方式,一種是通過對話達致和解、協調、一致;一種就是衝突。當亨廷頓說「差異不必 然意味著衝突,衝突也不必然意味著暴力」[註 7]時,他是對的。但當他接下來又說,「諸世 紀以來,文明間的差異卻引發了最持久、最暴烈的衝突」[註 8]時,在細微處出現了不易發現 的歧義。並不是文明間的差異引發了衝突,而是人們對差異的錯誤態度引發了衝突。這只能 說明,人類在面對差異、解決差異中,缺乏理性、容忍和智慧。文明中的負面因素、文明中 的不文明因素起到決定性作用,最後引發了衝突。因此,單純是文明的差異並不能構成「文 明的衝突」,關鍵取決於差異各方對待差異的態度。亨廷頓把衝突中文明及文明間的差異等 因素大大泛化了。

其次,我們談論亨廷頓「文明的衝突」這個假說,離不開其所處的年代──上個世紀九 年代。可以說,文明衝突論是亨廷頓在那個特定時代產生的一個錯覺。他認為,當時世界政 治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從蘇聯解體、東歐巨變後,即九年代初開始,儘管民族國家仍是 世界事務的最有力的因素,新世界的基本衝突源已不再以意識形態和經濟因素為主,文化因 素佔據最主要的位置。文明的衝突將成為未來的戰爭線。文明間的衝突將成為現代世界衝突 演化的最新階段。整個九年代所發生的國際衝突從表象上看,好像都是文明的衝突。前南 斯拉夫各民族國家間的種族清洗、波黑內戰(編按:波黑即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 之簡稱)、海灣戰爭、巴以衝突、科索沃戰爭、北愛衝突、車臣戰爭、印巴衝突 等等,直至延伸到二十一世紀初的九一一事件及反恐運動、印尼巴里島爆炸案、美國對阿富 汗實施軍事打擊、莫斯科人質事件、美國進攻伊拉克等等彷彿成為亨氏理論的實驗場。每一 場衝突背後都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使得這些衝突的持續發生非常容易讓人們相信真是

「文明」引發了「衝突」。但即使我們姑且承認有所謂的「文明的衝突」存在,也不存在所 謂的文明的衝突成為世界政治的新階段。因為歷史上,不同的文明早已存在,差異早已存在,

不同文明國家間的衝突也早已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不同文明之間發生衝突就是文明 的衝突,那麼「文明的衝突」由來已久。歷史上的文明差異與今天的文明差異沒有什麼本質 的不同。何以言新?亨氏本人在〈文明的衝突〉文中就提到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文明的 衝突」的始末[註 9],只不過,他認為那是中世紀的「文明的衝突」,還不是近代國際關係理 論上的「衝突」,那時,西方還沒有出現民族國家。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世界政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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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國家的衝突──意識形態的衝突──文明的衝突這種亨廷頓的衝突演化模式只是從近代講 起。其實,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並不是國際衝突的新階段,只不過是衝突的一種新表現。

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以前是爭奪土地和人口,現在是爭奪能源控制權等。冷戰結束後,

之所以衝突不斷,集中在一個時段頻繁出現。主要原因是因為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戰略平衡 被打破後,主要是東歐各國家和各種力量重新進行整合。必然出現暫時的混亂和衝突以及隨 著意識形態的失效各國向傳統文化的復歸。文化再認同伴隨著衝突,彷彿衝突完全成為文明 的衝突。此外,大國因地緣政治考量的介入其中,增加了衝突的複雜性。但文明因素更多是 衝突的加強和催化因素,關鍵還是生存空間(能源、資源等)的爭奪。

再次,亨廷頓認為,未來最重要的衝突將發生在七或八個主要文明的斷層線上,這些文 明是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東正教文明、拉美文 明,可能還有非洲文明。在這八個文明中,實際上可以進一步概括成基督教文明、中華文明、

伊斯蘭文明和印度文明。以天主教、新教為核心的西方文明,與斯拉夫東正教文明雖有不同,

但都可歸入基督教文明。在現實中,更多的衝突是西方國家與伊斯蘭教國家之間、東正教國 家和伊斯蘭教國家之間的衝突。西方國家與東正教國家之間的衝突雖有,但主要還是基督教 文明內部傳統衝突的新表現。日本文明雖有自身的獨特性,但廣義上仍屬儒家文明下的亞文 明。日本與周遍國家的衝突,日本與美國的衝突,文明因素並不是主要的,主要原因仍是日 本因國土狹小、資源匱乏,而需要拓展生存空間。在西方國家海外殖民以前、以儒家文明為 核心的中華文明從未因文明的因素主動與其他文明發生過衝突。反而對各種文明及作為文明 核心的宗教虛懷以待,顯示出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氣量。特別是在唐朝,各種外來宗教,無 論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摩尼教、祆教等等都進入中國,而沒有發生文明的衝突。在穆 斯林國家對南亞次大陸擴張以前,印度教文明也沒有主動與其他文明產生劇烈的衝突。即使 中國、印度遭受西方殖民主義侵略後,被迫與西方發生衝突,但也不是因文明差異產生的衝 突。因此,幾大文明在衝突中的角色是不同的,幾大文明對待文明差異的態度也是不同的。

文明的差異雖然存在於多種文明中,但文明的衝突並不是普遍的。此外,亨廷頓還通過 假想把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組合在一起,作為抗衡西方文明的力量聯合。但這不過是各 種力量已達到顛峰狀態的西方國家害怕失去優勢而產生的一種妄想症,他們不但要樹立假想 敵,還要把假想敵拉到一塊,想把所有文明都拉入衝突中。他們把遊離於衝突之外的一種主 要文明的力量增長看成是一種巨大威脅,中國威脅論就是這樣產生的。事實上,以文明、宗 教因素為背景的衝突並未泛在於各主要文明間。這種衝突仍然主要集中在基督教文明與伊斯 蘭教文明之間,集中在文明衝突的傳統區域。最新的表現就是二○○三年三月的美伊戰爭以 及持續到今天的美國對伊拉克的佔領。但即使這種衝突,雖然有重要的文明因素在內,但基 本的、決定性的因素絕不是文明的或文化的,而仍然是地緣戰略因素和經濟因素,對美國而 言,要繼續在軍事、政治、經濟上保持戰略優勢和對世界能源的控制權。

三、衝突的內在的、真實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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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觀察國際關係的角度,從文明的維度觀察國際關係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但它不 過是觀察問題的一種範式,不但說明不了衝突的真正根源,還可能掩蓋衝突的真實原因。正 如美國參議員哈奇( Senator Orrin G. Hatch)在一次關於宗教問題的研討會上所指出的,「亨 廷頓關於文明衝突的理論只是一個有用的理論範式,但並不足以解釋衝突產生的實際原

因」[註 10]。不同的文明顯然在各個方面存在著差異,但差異不必然產生衝突。引發衝突的根

本原因首先就是利益,如果進一步向深層挖掘,爭奪利益的背後是私欲、自大、偏見、軟弱、

強迫、缺乏信任、不容忍等一系列人性的弱點在文明交往中的暴露,是人類文明中的負面因 素、不文明因素引發了衝突。其次,人類在差異面前缺乏理性的態度,在尋求建設性解決問 題方式方面能力低下。最後,衝突最深層、最內在的原因是在這個世界上佔主導地位的人類 對世界的觀察和認知方式的謬誤,現代科技的不斷發展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正是這種認知方式 不斷走向極致結出惡果的表現。人類現有的發展模式與人類的美好理想是互相背反的,人類 用以標榜自身智慧和能力的現代化產物所證實的卻是人類對世界和自身的無知。

(一)衝突的利益因素

簡言之,一個國家賴以存在的要素是領土、人口及領土範圍內的資源。這是任何國家發 展經濟、維持生存的的必要條件。自古以來,任何國與國之間的衝突首先都是利益之爭,多 一塊領土就多一點生存空間,多一些人口就多一些勞動力。地緣相近的各國如果力量相當、

處於平衡狀態,可能相安無事。一旦某國力量增強,均勢被打破,因擴張而產生的衝突就可 能隨時出現。但應注意,這裡只是可能,並非所有大國、強國都必然會對外擴張,文化觀念 不同會導致意志和行為的不同。文明或文化相同的國家會產生衝突,文明或文化不同的國家 也會產生衝突。文明差異也許會加強衝突,但決不是文明差異決定衝突,而是利益決定衝突。

一般而言,衝突是由一種強勢文明挑起,或者由強勢文明為保持優勢故意在其他國家或其他 文明間製造或支持衝突。但是否任何時代的強勢文明都必然要挑起衝突?也不盡然。關鍵要 看那種文明抱持一種什麼樣的世界觀。西方文明是當今世界的強勢文明,在歐洲工業革命以 來的三百多年間,西方文明衍生出來的現代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在全球 一直佔有統治地位,在今天仍然被多數發展中國家作為標榜和範式。

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衝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近代歐洲各國之間衝突和爭鬥。當時,對於 西方來說,國際關係基本上等於歐洲各國之間的關係,亨廷頓認為,威斯特伐里亞現代國際 和平體制出現後的一個半世紀西方世界的衝突主要是在國王和皇帝、君主專制和君主立憲之 間進行的,目的是擴張其官僚統治、軍隊、商人經濟實力和疆域。就是在這個進程中,他們 創建了民族國家,並且從法國大革命開始主要的衝突線從國王間轉為民族國家之間。這種十 九世紀的衝突模式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除了日本以外,

非西方文明國家大多只是作為西方殖民主義對象的歷史客體,而無法成為國際關係的主體。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非西方文明國家紛紛獨立,真正的全球意義上的國際關係方開始 存在。[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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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百多年來西方列強的殖民擴張過程中,由於對殖民地的爭奪,西方國家之間的利益 衝突,擴散和延伸到非西方文明國家,幾乎到達世界每一個角落。今天,非西方文明國家之 間的衝突大多數都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後遺症或西方製造的產物,印巴之間的克什米爾爭端、

兩伊的南部邊界問題、科威特和伊拉克的分離、中東以色列猶太復國運動等等無不是西方人 前仆後繼打下的衝突楔子。文明之間並非因為差異就必然會產生衝突,文明的衝突不是泛存 的。

歷史表明,當今世界所謂文明的衝突實際上是西方文明挑起的衝突,或者是西方文明在 各文明間製造或催化出來的衝突。西方為維護其戰略優勢和利益,保持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領 先地位,把其他任何一種可能對其形成抗衡力量的文明作為其潛在或現實的威脅,因此,「綠 禍論(伊斯蘭國家威脅)」和「黃禍論(中國威脅)論」在西方甚囂塵上。亨廷頓甚至在他 的文章中杜撰出儒教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之間的聯合抗衡西方文明。其主要論據是說中國向 伊斯蘭教國家輸出核技術、銷售武器,但他的論據很難被證實。美國渲染伊拉克擁有大規模 殺傷性武器而始終沒有找到確鑿證據,然而巴格達已經被佔領。實際上即使中國真的銷售了 武器,也無法證明所謂儒伊聯盟的存在。因為美國向很多國家售賣武器,也包括伊斯蘭教國 家,難道就因之存在美伊聯盟?這不過是西方妄想狂和歇斯底里的發作,不然就是它故意製 造出威脅的存在,為其擴充軍備提供支持。文明的衝突是虛構的,歸根到底還是利益的衝突。

美國今天可以為對抗蘇聯而支持阿富汗,明天會因為塔利班反對美國而藉口對其實施軍事打 擊;今天支持世俗主義的伊拉克與原教旨主義的伊朗爭鬥,明天就可以因薩達姆不服而對其 窮追不捨必置其於死地而後快。難道在兩伊戰爭期間,美國的基督教文明與伊拉克的伊斯蘭 文明沒有衝突,而與伊朗的伊斯蘭文明有衝突?難道美國的基督教文明昨天與阿富汗的伊斯 蘭文明沒有衝突,今天卻又有了衝突?原來文明的衝突的標籤是能夠為所欲為的強勢的西方 國家可以予取予求的東西,一切不過是赤裸裸的利益。

(二)衝突的觀念因素

這裡的觀念因素指的是衝突的最深層的因素,即人們的思惟方式和對世界的認識問題,

或者說是世界觀的問題。東方和西方有不同的文明,具有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體系。我們這 裡以東方的中華文明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為例加以說明。簡單的說,主流上中國人的世界觀,

對人與自然的關係採取一種整體的、有機的世界觀,認為人與自然是一個不能截然分開的有 機整體,即通常所說的「天人合一」的觀念。而西方人的世界觀儘管在古代(至晚在西元一 五○○之前)也是有機的整體的,但在思惟方式上,從古希臘時期就潛存著對象性的思惟方 式的因素。十六世紀以降,歐洲的文藝復興包括對古希臘文化的復歸,當然不是單純的回歸,

而是將古希臘文明中的某種趨向發揮到了極致,形成了近代以來西方世界觀和價值體系的基 本輪廓,構成了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不但在西方,而且在全球成為一種強勢文化,成為其 他文明國家自覺或不自覺、主動或被動加以仿傚的對象。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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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性思惟方式,即將整個世界(包括人自身在內)作為一種外在的對象進行研究,將 認識的主體與客體截然分開,相互對立,這就是主體與客體的二元性。在認識的過程中,他 們將對象進行分解、定義,形成概念,進而應用邏輯推理形成理論體系。各種複雜現象都可 以用支離分割的方法來理解。基於此模式的對象性思惟過程,必然強調對物質世界的結構分 析,其得到的理論體系必然是確定的、客觀的、重實證的。這種理論體系必定是概念清晰而 明確,推理嚴密而符合邏輯。

對象性思惟為人類的物質文明發展作出巨大了貢獻,但同時,這種觀念的極度擴張和強 勢存在,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甚至有些現代西方哲學家把人類不斷擴張的物質文明比作 地球上的惡性腫瘤。這幾乎是其必然的發展規律,是隱藏於主客體的對立之中的必然結果。

簡單的說,在這種傳統中的西方人看來,人與自然是分開的,自然界只是人類的對象,人類 面對的自然界,資源是無限的,是可以無限擴張的,人們可以採取控制和掠奪的方式,盡情 地去開發自然,征服自然,以驚人的速度消耗全球自然資源,排放大量自然界無法吸納的廢 棄物。正是在這種觀念的指引下,產生了西方現代科學,引發了歐洲工業革命,其後西方國 家政治經濟軍事勢力極度膨脹,大大強化了西方人對西方文化的優越性的認同,也強化了對 落後的其他文明國家的說服力,於是,在這種強勢文化的宰制下,全球都掀起了工業化的浪 潮,對自然的全方位的掠奪在全球展開。然而,人類的欲望本來就是無限的,如果觀念上認 為,人與自然可以截然分開,自然界是可以無限開發的,那麼這種欲望就會極度膨脹,一種 盲目追求物質享受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就會成為主流。

然而,自然界並不是自外於人,自然界的資源也是有限的。為滿足強大的無限的欲望,

對有限的資源就必然產生爭奪,最根本的衝突由此而來。這樣一種西方的思惟方式和世界觀,

特別是其近代產物的過度擴散,成為今天全球產生各種人類災難性問題的最深層的原因。這 種掠奪對生態和人類的生存是致命性的威脅。在近代以前,由於科技尚不發達,任何一場戰 爭或擴張對生態的破壞還不很明顯,無論是十字軍的東征,還是伊斯蘭帝國的南擴,還是蒙 古大汗的西進,自然界還可以進行自癒性的恢復。在近代以後,特別是當前隨著代表西方利 益的經濟全球化的展開,這種西方文明因其強勢存在而進一步在全球擴展,人類在加速向滅 亡的深淵邁進。

(三)衝突的心理因素

雖然迄今為止不同的人都從自己認為最重要的範疇出發,給予文明不同的界定,但在這 所有的定義之中,共同之處還是有一點的。每當我們提到「文明」一詞的時候,我們總會不 由自主地想到她的反義詞「野蠻」。一般而言,所有的定義都是把文明作為蒙昧和野蠻的對 詞來使用的。「文明」豈能產生衝突,如果人們都按文明的法則行事,衝突何來?一切「文 明的衝突」,其實都是「野蠻的衝突」。衝突的種子深埋於人性之中,人性中野蠻性、動物 性、惡性、即人性中弱點的浮現是構成衝突的心理因素。這些人性的弱點主要包括:強加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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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偏見、自大、互不信任、自私、不容忍、崇尚暴力。國家之間、文明之間的衝突在某種 意義上都是這些人性弱點的集中爆發。

也許每一種文明都堅信自己的文明比別的文明更具有無與倫比的優越性。人們對自己的 文明具有堅定的信念本無可厚非,但文明間以「同情地理解」的心態去認真瞭解對方則顯然 不夠。於是某些文明一方面對其他文明產生偏見,同時對自身產生盲目自大和妄自尊大。偏 見產生蔑視和憎恨,自大產生欲取而代之的想法。在國家或文明之間保持一種力量均衡時,

衝突一般不會發生,大家暫時可相安無事。如果一旦均勢被打破,某種文明成為強勢存在,

強加於人的想法就有可能因為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強大而成為現實,衝突就會產生。弱勢的一 方、被強迫的一方必然要進行抗拒,而強勢的一方、強加於人的一方則必然會訴諸武力。在 當今世界,世人有目共睹的是,十六世紀以降西方基督教文明逐漸發展壯大,在整個世界居 於主導地位,這個文明創造了於今流行於世的社會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模式。特別是從這種 文明生發出來的科學技術,使西方世界自信基督教文明是世界上最優越、最先進的文明。他 們要把他們的文明帶到世界每一個角落。隨著科技的高度發展、經濟和軍事能力的強大,西 方開始了將其文明強加於人的進程。其文明,特別是宗教的傳播就是伴隨著其在全球的殖民 擴張而全面展開。強迫輸出文明與強迫輸出革命一樣都必然引起被強迫者的強烈抗拒。不但 無法心悅誠服地接受這種文明,而且必將埋下持久衝突的種子。

四、世界觀的轉變

在人類當前面對自身製造的生態危機、面臨生存受到嚴重威脅的緊要情勢下,人類世界 觀的轉變儘管是被迫的,但別無選擇。我們必須主動加快觀念的轉變,重新調整人類的交往 方式和發展模式,拯救我們的地球家園,拯救我們自己。在對世界的基本觀念上,我們必須 放棄或者重新定位西方文明中的對象性的思惟方式、機械論、還原主義,我們必須回歸到古 老的整體世界觀,或者推陳出新,創造出新的整體的、系統的、有機的、生態的、平衡的世 界觀。時至今日,我們應該更清醒地看到,我們掠奪自然界,就是掠奪我們自己。我們傷害 別人,就是傷害自己。三百多年來對整個世界起支配作用的西方文明對世界基本看法及其實 踐,是今日生態災難和人際疏離的主要原因。實際上從上個世紀初以來,很多西方哲人就已 經看到的西方文明的深層病因。「西方的沒落」、「西方中心論的終結」、「解構邏各斯中 心主義」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對西方文明的危機或深層病因進行了分析批判。從現實層面看,

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是西方文明的恥辱,也是人類的悲哀。工業化導致的資源耗盡、生態危 機、殺人武器的膨脹和擴散,都無不突顯了西方文明過度的消費主義、暴力傾向、對自然巨 大的破壞力等反文明特性和暗藏的騰騰殺機。上個世紀六年代以來,西方有識之士就在呼 籲西方文明應走出危機,實現轉折。

一九六八年,正當工業國家陶醉於戰後經濟的快速增長和隨之而來的「高消費」的「黃 金時代」時,羅馬俱樂部「關於人類困境的報告」──《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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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來自西方不同國家的約三十位企業家和學者共同探討了關係全人類發展前途的一系列 帶根本性的問題,並對原有經濟發展模式提出了質疑,從幾個方面闡述了人類發展過程中,

尤其是產業革命以來,經濟增長模式給地球和人類自身帶來的毀滅性的災難。有力地證明了 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不但使人類與自然處於尖銳的矛盾之中,並將會繼續不斷受到自然的報 復。該書還指出「改變這種增長趨勢和建立穩定的生態和經濟的條件,以支撐遙遠未來是可 能的」,而且,「為達到這種結果而開始工作得愈快,他們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註 12]

上個世紀八年代,美國學者卡普拉[註 13]出版了《轉折點》(Turning Point)一書,他 認為,西方社會面臨危機,其深刻性和全面性是前所未有的,各種社會問題是同一危機的不 同表現,因而無法通過局部調整來解決。同時,危機又不是無法度過的,世界末日不會來臨,

人類還會繼續進化,出路在於實現西方整個文化的根本轉變。以大衛‧格里芬為代表的建設 性後現代主義者也對西方文明產生的問題與危機進行了深入剖析,並著重探尋解決問題的建 設性方案。[註 14]然而,儘管呼籲的聲浪不絕於耳、不絕於世,但直到進入新的世紀、新的千 年、直到今天轉折仍然沒有全方位獲得實現。但是,危機在加深,危險在加劇。人類必須在 轉折點上向前邁出重要的一步。而首先,全人類都必須共同調整觀念、轉變觀念。我們之所 以首先著重強調西方文明的轉折,是因為這種文明不但潛存著最大的危機,而且於今仍在世 界上居於統治地位。如果它繼續一成不變地向未來推演,繼續帶著先天的缺陷獨步天下,世 界的危機將持續成倍加深。但同時,我們必須認清:我們對西方文明的批判,對西方中心論 的批判絕不是鼓吹另一個世界中心的出現,去建立中華文明中心論、印度文明中心論或阿拉 伯文明中心論等等新的形形色色的東方中心論。任何的中心論都會導致狂妄自大和不可一 世,最後閉目塞聽,走向衰敗。昔日的中國就曾經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以中央之國、天 朝大國自居,結果在近代走向衰落。今日的美國已把自己看作世界文明的中心,把自己所發 揚的西方文明作為普世價值,把自己的每一步都看作是帶領世界前進的腳步,卻渾然不知自 己將把人類引向何處?「亢龍有悔」、「物極必反」,美國如果按照現有的心態和道路走下 去,其衰落將不可避免,目前端倪已經出現。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任何一種「中心論」都 是褊狹的。實際上仍沒有完全擺脫民族自我中心主義的陳舊觀念。中國著名學者季羨林老先 生曾經提出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東西文化關係論,認為二十一世紀東方文化將 取代西方文化,頗遭詬病。後經季老闡釋調整為「東西文化互補論」,更具合理性。[註 15]

人類已經進入新世紀,隨著科技的進步,交通工具和通訊技術的發達,特別是網路的出 現,縮短了人類之間的時空距離,使人們更容易超越國家和文明的界限,去理解整個世界。

「地球村」已經是不爭的現實,「世界共同體」具有了現實可能性。徹底拋棄各種「中心論」

(包括人類中心論),建立以全球觀念為主要特徵,全人類新的世界觀的時刻已經完全到來。

新的世界觀絕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她必然基於人類現實的生存條件和生存狀態,

以現存的世界各種主要文明傳統為基礎,取長補短,融會貫通的結果。這種新的世界觀最首 要的內容,就是在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人類應該採取一種整體的、系統的、有機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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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世界觀,必須明確而充分的認清:人與自然是一體的,人類的生存空間是有限的、自然 資源是有限的、過度消耗或濫用資源將使自然環境和生態遭受破壞,其惡果將反作用於人類,

最終使人類喪失生存空間,被剝奪生存權利;儘管人類的欲望是無限的、複雜的,但人類必 須採取有效的辦法,節制欲望,避免不必要的浪費。基於放縱欲望而產生的過度消費的生活 模式是一種罪惡,應該被徹底放棄。務必使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達致平衡。人與人之間、國 家與國家之間、文明與文明之間也是互相依託,不可分割的關係。在人類社會,弱肉強食、

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反文明、反人類的。自由競爭法則在人類的生存空間是有限的 條件下是有限度的,而且必須以維持生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為前提條件。否則進步成為倒退,

創造成為毀滅。任何以鄰為壑的交往方式和發展模式都是自欺欺人的做法。今天最典型的例 子就是發達國家將污染嚴重的產業都轉移到不發達的國家,致使技術落後的不發達國家繼續 按傳統產業發展模式進行開發,持續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然而,環境和生態是無國界的,

TMD (Theater Missle Defense,戰區導彈防禦系統)和 NMD(Nation Missle Defense,國家 導彈防禦系統)也許可以攔截導彈,但發達國家用什麼攔截環境污染的轉移呢?而且發達國 家的所積累的財富儘管離不開自身的智慧和勤勞,但其財源卻無疑來自對世界各地的劫掠和 盤剝,以及由此而建立的有利於發達國家、使其不斷暴發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這些都構成 了不發達國家持續處於貧窮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貧困和貧富懸殊的加大,使貧窮國家為解 決眼前的窘迫很難從長計議,謀求可持續的發展,終將導致對環境和生態破壞的進一步加劇。

不合理的國際體制、為滿足欲望對資源無休止的消費形成惡性循環。以西方為主的發達國家 捨本逐末的發達史昭示:劫掠自然與劫掠他人,與自然衝突,與他人衝突的道路已經走到盡 頭。人類必須互敬互愛、互相幫助,互相謙讓、共存共榮。共同建立起一個嶄新的全球文明。

歸結起來,新的世界觀應該主要包括:人與自然、人與人是一體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人類之間應該加強合作,共同發展,共同繁榮;人類應該謀求一種動態平衡的發展,堅持適 度、可持續的原則;東西方各種文明互有短長,應該實現優勢互補,共建全球文明,實現全 球一體化。

五、實現全球一體化路線圖

在繪製路線圖之前,必須首先明確「全球一體化」的概念。自二十世紀末葉以來,世界 上最流行、最廣泛,也最模糊的名詞就是「全球化」。這裡所說的「全球一體化」與時下流 行的「全球化」概念截然不同。「全球一體化」是指基於人與自然、人與人作為不可分割的 整體的觀念,在人類處於一個共同的資源有限的生存空間情況下,應該按照生態的、平衡的、

適度的、可持續的原則開創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按照和平、和諧、合作、互補、互利的原則 開創新的國際交往方式,從而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謀求人類共同發展、實現全球共同 繁榮。全球一體化中的「一體」既是指全人類和整個自然界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也是 指人類的發展應該總體規畫,共同發展。這裡所說的「全球一體化」與時下流行的「全球化」

或「經濟全球化」的概念不同點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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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念基礎不同。前者是從全球觀念出發,從人類生態現實出發,建立在整體的系統的 世界觀的基礎上,可以說在觀念上是後現代的[註 16]。而後者貌似全球觀點,實際上仍以西方 中心論或者西方傳統思惟方式為觀念基礎,可以說在觀念上是前「後現代」的。

2. 發展模式不同。前者充分考慮了人類的生態現實,堅持生態的、平衡的、適度的原則,

謀求共同發展;後者是在西方利益集團主導下,仍然堅持盲目的自由競爭、通過擴大需求刺 激增長,謀求發達國家最大利益的傳統原則。

3. 交往方式不同。前者強調要建立平等互利合作的交往方式,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 序。後者仍然保持現有的不合理的,而且經常會引發各種衝突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4. 追求目標不同。前者旨在通過整合人類文明成果,提昇人類的整體生存質量,通過謀 求人類共同發展,走向全球共同繁榮,實現共贏,從而實現全人類的最根本利益。而後者旨 在謀求保持西方傳統優勢,建立西方控制下的世界秩序,尋求西方國家的單邊利益。

從這裡所說的「全球一體化」和現時的「全球化」或「經濟全球化」概念的根本區別可 以清楚地說明為什麼在當今世界有很多人反對當前的這種全球化,不但發展中國家及人民反 對,在發達國家也有人反對,而且包括了社會各個階層和界別的人士。一九九九年世界貿易 組織部長會議在美國西雅圖舉行,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數百個非政府組織和五萬多抗議者 舉行了聲勢浩大遊行抗議活動,成為「反全球化」運動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其後,反全球化活動頻繁發生,幾乎沒有間斷,年年都有新熱點出現。魁北克、熱那亞、

達沃斯、阿格雷里、華盛頓、約翰內斯堡,直到二○○三年九月六日世貿組織會議地墨西哥 的坎昆,抗議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反全球化陣營所反對的,其實並不是資訊與知識的全球化,

而是貨品與資本的全球化,是當今主要國際組織及發達國家政府主導下的經濟與社會政策所 造成日漸擴大的貧富鴻溝、環境摧殘、社會崩解、衝突不斷、戰亂頻仍。他們認為,控制國 際組織及各國政府的,就是「沒有靈魂,只重利潤」的跨國公司,因而主張要挽救「利潤掛 帥」勢力蹂躪下的地球。真正的和平與社會正義不可分,必須提出新的和平與正義理想,創 造新的國際體系。

「全球化」一語並非全新的概念,早在十五世紀新大陸發現後,地球被歐洲幾個殖民主 義強權國家瓜分,各國先後被吸納進以西方文明和西方利益為中心的全球化市場之中了。現 時流行的「全球化」沒有任何新意,不過是舊全球化的延續,只不過經過重新整合,改變了 形式。近一個多世紀來,經歷了德、美、日的崛起,以及共產主義的興衰、殖民帝國的瓦解、

第三世界的形成,乃至晚近東歐與蘇聯的解體和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原本分立的各個不同集 團紛紛融入西方跨國經濟體系。這是由美國為首的西方工業國家為核心,以自由貿易和資本 主義為基礎,透過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加上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衍生出來的法 律、條約、協議和基本原則等國際建制,以全球為範疇的共同市場逐漸形成。然而,這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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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的發展,是導致國際兩極分化的主要原因。西方發達國家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俱佔盡 優勢,由於在議題的設定、資源的集結、創新的能力上佔有優勢,可以予取予求,其揮霍資 源的惡果,卻要那些沒能享受到好處的弱者來承擔。佔了九成人口的貧弱小國,無法介入國 際治理規範的制定,資本難以形成,人權不被重視,環境遭到破壞,資源提早耗竭,在無知 與無奈中變成富國所操縱的市場和廉價勞力與原料的供應地,其發展受到人為的阻礙。以致 富者愈富,強者愈強,南北差距日趨擴大。這樣的全球化缺乏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礎,只是代 表了西方發達國家、代表了某一文明的單邊利益,而且這種強勢文化所暗含的反文明、反人 類特性時刻威脅著環境和全人類的整體利益,自然要遭到世界人民的強烈反對。「另一種世 界是可能的」[註 17],這裡所主張的「全球一體化」,就是要把可能變成現實。只有建立新的 世界觀、實現全球一體化、才能真正地結束各種衝突、在地球這個有限的空間裡實現人類真 正的平等、民主、和平,才能實現人類超越自身的局限,獲得真正的精神提昇,最終獲得真 正的自由與解放。如何實現全球一體化、走向真正的世界大同,需要我們共同找尋方向、探 索道路、繪製出一幅行之有效的路線圖。

(一)政治

1. 必須使美國結束不顧全球共同利益的單邊主義,並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薩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文的結論「對西方的涵義」[註 18]部分表示,他的理 論不是希望文明發生衝突,他只是對未來可出現的文明的衝突作出描述性的假設,即使這個 假設存在問題,也必須考慮其對西方政策的涵義。接下來,他以一個謀士的口吻為西方獻計 獻策,他建議西方內部及親緣文明國家要團結起來,遏制其他文明,特別是儒家文明和伊斯 蘭教文明的發展和強大,維持其現有地緣優勢,加強反映西方利益的國際組織,製造並利用 其他文明間的矛盾,維持並加強西方現有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維護西方的利益。不難看出,

他所描述的文明衝突論,出發點並不是如何化解衝突,找到解決衝突的方案,而是站在東西 方對立的角度上,為西方國家繼續靠維持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保持強勢存在出謀畫策。

亨廷頓的觀念和理論都是前「後現代的」。儘管在文章的最後,他也提出需要更深入地 理解其他文明,努力找到西方與其他文明的共同點──「未來的世界是一個不同文明組成的 世界,沒有一種文明是普世文明,每一個文明都要學習與其他文明共存」。表面上看,也許 他是自相矛盾的,但其目的更多的是為了西方保持強勢和優勢的戰略意圖能夠順利實現而不 得不對如何與其他文明相處加以考慮,而不是真正地出於希求各文明平等相處共同繁榮。沿 著亨廷頓的思路下去,必然是美國單邊主義的出現,必然是美國對單極世界的追求、對美國 治下的和平的狂想。

美國現行的國家政策有極大的可能使美國成為實現全球一體化的障礙,既不能實現美國 的根本利益,也不能給世界帶來真正的和平與發展。冷戰的結束,並沒有給世界帶來真正的 和平,而是一種冷和平,而且還連續不斷地發生著地區性的熱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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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難辭其咎,他們為保持西方文明的領先地位,在政治和經濟上對其他文明、其他國家的壓 迫是當今世界持續產生衝突的根本原因,甚至某種意義上,恐怖主義也是由這種國際壓迫催 化而生的。近來,美國在越來越多的國際場合表現出不負責任,藐視全球公共利益的行為,

為了本國公司的利益拒絕在旨在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京都議定書上簽字,為了建立國 家導彈防禦系統(NMD)、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而撕毀〈反彈道導彈條約〉等等不一 而足。這些都是其推行單邊主義的具體表現。

二○○三年九月二十日,布希政府公布了它的第一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以下 簡稱〈文件〉)[註 19]。〈文件〉的基本內容體現了布希政府以單極主義為核心的「新帝國主 義」的戰略思想。〈文件〉中明確出現了「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Peace)提法。

強調美國有責任維護世界和平,其實質是指美國對世界的統治。九一一之後三天,布希在講 話中說,「美國對歷史負有責任,這一點已經很清楚了」,為此必須確保我們是世界頭號強 國。〈文件〉中的新帝國主義戰略是這些提法的系統表達。其內容包括維護單極世界,徹底 消滅恐怖主義,實施先發制人,裁定別國主權,輕視國際條約、國際組織和國際準則等。認 為只有最大限度地增強美國的實力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身安全。〈文件〉認為進攻是最好 的防衛,「美國治下的和平」旨在長期維護美國在全世界不可挑戰的領導地位和「前所未有 和無與倫比的實力和影響」。「我們的軍隊將強大得足以使任何潛在敵手放棄企圖通過某種 加強軍事實力的措施來超越或與我們的軍事實力抗衡的想法」。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完 全控制太空,確保絕對的核武的優勢。

作為核大國、第一軍事強國、將進攻作為戰略首選,美國意欲何為?未來對世界構成最 大威脅的既不是中國,也不是伊斯蘭國家,卻越來越像美國。中國威脅論、伊斯蘭威脅論不 過是西方的障目法,真正有能力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的是美國。只有美國威脅論才有現實的 基礎。布希政府以「美國治下和平」之名行新帝國霸權之實的國家安全政策,對人對己都是 不負責任的。不但對於美國充滿著危險,對於整個世界都充滿了危險,他無疑要將美國塑造 成一個窮兵黷武、狂妄自大的戰爭狂。面目猙獰的第四帝國的形象已初露端倪。然而美國的 狂想終歸只能是狂想,是注定不可能實現。

古往今來,戰爭狂從來沒有獲得過真正的成功。美國的確是當今第一強國,然而任何事 物的發展都會經歷由弱到強,盛極而衰的過程。所謂「亢龍有悔」、「物極必反」,美國一 時盛極,很可能就是他開始走向衰落的開始。所謂「天要使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美國 越瘋狂,離滅亡就越近。美國政府的新帝國主義論對世界、對美國都是不負責任的。然而,

對於美國來說,一切都不是不可挽回的。但這需要美國徹查人類生存的現實,及時轉變觀念。

羅蘭威廉曾說過:如果有人懼怕我們,我們永遠得不到安全。只有戰爭才能產生戰爭,創造 敵人。窮兵黷武不能使美國更安全。美國若想真正捍衛自己的原則和利益,成為世界的領導,

應該是在人道的意義上,而非戰爭的意義上。不是通過軍事行動,而是通過人道的行動。引 領世界往人道人性的方向發展,而非領導世界走向戰爭。人類生存的嚴酷現實需要美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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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他必須放棄單極主義、新帝國主義的安全政策、

必須放棄狹隘的西方文明中心論,尊重其他文明,控制自己的私欲,尋求和解與合作,靠道 義的力量贏得尊重與信任。這樣美國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世界領袖。美國在觀念和行為上作 出調整不但對其他文明、其他國家有利,而且是最大的實現自身的根本利益,也將是人類真 正的福音。

2. 必須實現國際平等和全球民主才能實現真正的世界和平和人類自由。

平等、民主、自由是人類共同追求的永恒價值,絕非是西方文明所獨有。然而平等、民 主、自由從來沒有真正地廣泛地在全球範圍內實現過。西方國家把這些價值作為專利留給了 他們自己,並將之狹隘化。因而弱化了他們對全人類的意義。「在一國內實現的民主,不可 能是真正的民主」。只有民主在全球實現,才有真正的民主。在舊殖民時代,在西方眼裡,

非洲人是奴隸,印第安人、土著人是野蠻人、亞洲人是偶像崇拜者,他們要不就該被奴役、

要不就該被滅絕、要不就該被控制。平等、民主、自由是不能被加諸其上的。在新帝國時代,

在西方看來,他們需要輸出平等、民主、自由,但是他們的目的卻不是真正希望造福於其他 文明國家的人民,而是要使他們西化,以西方文明統一天下,進而牢牢控制住他們,獨佔世 界,獨享單邊利益。一旦其他國家真正因實現民主而變得強大,他們寧願其退回到專制,只 要獨裁者對他唯命是從。一位美國總統的話是一個典型例子,「我知道他是個畜牲,但他是 我們的畜牲」[註 20]。中國著名美國研究學者王輯思教授認為:

美國的對內民主和對外霸道總體上是相輔相成的。觀察美國的人不難發現,這個國家 的國內政治和對外政策表面上十分矛盾:前者倡導權力制衡,後者主張美國獨霸;前 者強調人人生而平等,後者否認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前者主張法律高於一切,後者經 常無視國際法的基本準則;前者擯棄政治鬥爭的暴力方式,後者動輒使用武力解決國 際爭端等等。其實,國內民主制度給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行為提供了有力支持。對外 霸權行為可以通過民主制度獲得其合法性。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 拉克戰爭,都是在國會某種認可後發動的,於是便取得了在美國政治中的合法性,或 曰戰爭得到了國會的「授權」。[註 21]

這種西方內部的民主、平等、自由不是真正的民主、平等、自由,是極其有限的。民主、

平等、自由不能廣泛在國際間、文明間實現,就只能有國際壓迫和國際剝削,而不會有國際 公正、世界正義的出現,就不可能實現人類真正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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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的良性發展,最首要的是在各國間實現真正的平等。一種文明強迫另一種文明 接受其文明,一個國家在事關生存的經濟發展問題上壓迫另一個國家,只能增加仇恨、累計 仇恨、引發弱者的絕望、製造非理性行為的不斷產生。美國在受到九一一恐怖襲擊後只顧採 取復仇的行動,或者繼續為地緣利益和經濟利益而採取軍事行動,而不去探詢引發恐怖主義 的真實根源,實際上除了冤冤相報,引發更大的衝突之外,根本無從解決恐怖主義的頑症,

只能把自己和世界引向歧途。解鈴還需繫鈴人,美國應該慎重反求諸己,轉換思惟方式,重 新審視根本利益所在,看清自己對世界的責任。平等的觀念必須首先被建立起來。並在這個 基礎上創造全球民主的模式。在美國頗具影響的建設性後現代主義代表人士大衛‧格里芬就 提出要建立全球民主政府[註 22]的構想,如何建立需要進一步探討,但實現全球民主無疑是未 來新世界的前進方向。大衛‧格里芬教授認為主權國家是現代政治產生罪惡的根源,這在某 種意義上是深刻的見解,但並不是絕對的。主權國家的世界觀、與其他國家的交往理念如果 符合文明的法則,實際上遠離罪惡不是不可避免的。在當代的國際環境下,主權國家的存在 是必不可少的。因為非主權化在理論上雖具洞見,但現實中會被新帝國主義者利用,在人權 高於主權的旗號下,為了單邊利益去干涉別的國家。除非國際環境成為後現代的,才使非主 權國家化有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礎。

全球民主在當前並不適合建立一個取代主權國家政府的全球民主政府。即使我們把全球 民主的體制稱做全球民主政府,也應該是具有較強國際約束力的國際聯合組織,他是由主權 國家組成,但理念和目標與以往不同。全球民主機制的建立可以充分考慮到人類生存的真實 現狀,把人類發展模式和交往方式建立在一個理性和符合實際的良性循環的基礎上,真正去 實現人類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全球民主的建立,不僅是必須的,而且是可能的。科學的 不斷發展,交通和通訊技術的極大提高,使得人們能夠更快捷、更廣泛地溝通交流,更深入 地增進不同文明的瞭解和理解,更容易對整個世界的現狀和全球問題的癥結所在產生理性的 認知並達成共識。全球民主機制的建立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它的建立也就是公正合理的世 界新秩序的建立。最現實的方案就是在新的觀念的指導下,各國政府和各國人民共同努力改 組現行的不合理的國際體制。當前這種國際體制之所以不合理,是因為他只代表了某一強勢 文明的利益,並且是在對於當前的人類生存狀態來說已不合適宜的觀念的支配下。在表面上 當前的這種國際體制是由不同文明的不同國家構成的,但這些組織幾乎全部被某一強勢文明 的國家集團所控制和左右,最大程度地代表著並增加著他們的現實利益。世界銀行、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甚至某種時候也包括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只能成為一種國 際壓迫和國際剝削的組織,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和民主。國際社會應該建立一種新的國際體 制,這個體制應該以整體的、有機的、平衡的、生態的世界觀為指導,從全人類的共同利益 出發,推進各文明間的對話與合作,促進人類合理的、適度的、均衡的發展。

全球民主的實現需要從兩個方向去努力,首先是西方發達國家。他們對自然的索取和破 壞遠遠超過了不發達國家,他們對他人的掠奪聚累了鉅額財富並為他們提供了繼續聚累財富 的基礎和優勢。他們應該對拯救這個傷痕累累的星球、拯救人類文明負有更多的責任。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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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無償支付治理環境恢復生態系統、建立合理秩序的費用,讓渡他們過於集中的權力。絕 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這不僅在一國內適用,在國際社會也同樣適用。另一方面,全球 整體利益實現不了,局部也就不可能實現真實的利益。發展中國家應該跳出局部利益和眼前 利益的藩籬,聯合起來在國際社會爭取權利,不斷累積建立全球民主的基礎。

3. 新世界的建立需要具有新世界觀的政治家、民間組織和公民。

歷史上,在東方,如中國有「聖王」觀念,在印度有「轉輪王」的觀念、在西方有「哲 學王」的觀念。面向建立新的世界的目標,在當今世界,人們比任何時候都需要「聖王」和

「哲學王」的出現,需要真正的偉大智者來領導世界。當然,我們這裡只是借用一下「聖王」

和「哲學王」名稱。或者換一種最新的說法,我們需要卓越的「後現代政治家」們活躍在世 界政治的舞台,我們希望未來在電視上、在網路上看到的不是面帶虛偽的職業笑容、思想空 洞無物的政客,而是真誠、務實、對世界有深層理解和把握的新政治家。

這裡所說的「後現代」不是那種破壞性的、顛覆性的,而是建設性的、創造性的。這裡 所說的「後現代政治家」是指具有整體的有機的新世界觀和思惟方式,對人類和世界的歷史 與現狀及人類未來發展的方向有清晰的認識和深刻理解的新一代政治家和政治家集團。只有 當越來越多的「後現代政治家」不斷進入權力核心,才有可能用一種對世界和人類負責任的 態度、用嶄新的全球觀念、用理性和合理的方式,制定並推行未來的政策。如果美國的總統 和決策集團是後現代的,那麼就可能不會出現單邊主義對美國治下和平的妄想。然而恰恰相 反,美國現在朝政治集團已經並進一步把其現代性推向極端、推向無以復加的程度。布希不 但不是一個「後現代政治家」,而是一個最「現代」的總統。

世界亟需在政治領域、在政治家群體中由「現代」向「後現代」的疾速轉變。這個轉變 正如逆水行舟,不進必退。轉變越快,對世界越有利,轉變越慢,世界就進一步走向極端「現 代」化,即加速世界走向自我毀滅。此外,現有的及未來的任何以促進人類福祉為目的的政 黨,即使不是綠黨,也應該在建黨宗旨的制定上充分考慮到人類的生態現實和生存現實,將 生態原則和全球觀念作為一個最基礎性的原則。在建立新世界觀、走向新世界的過程中,民 間組織和公民個人的力量和作用甚至可以超過政治組織。世界上發生的聲勢浩大的環境保護 運動、反對全球化運動、反戰運動都是各類民間組織和個人組織參與的,充分顯示了人類的 良知、顯示了很多人已經充分認識到人類生存的現狀和現實政治、現有秩序的不合理及其嚴 肅的抗爭。即使他們的抗爭還沒有產生能體現在政府政策中的結果,但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可 以長期違背民意。也許民意暫時不能推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建設性的後現代政府,然而卻能 終結一個他們所憎惡的現代性的政府。電影明星史瓦辛格當選加州州長的成功成為「後現代 政治」的一次展現和一場實驗,但可能是一次破壞性的後現代政治的實踐,因為史瓦辛格並 不見得能真正解決加州面臨的問題,但這個事件反映了公眾對於美國「現代性」政治現狀的 不滿和集體反叛。這至少說明了民眾有力量終結他們所不喜歡的政治。只要加強建設性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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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和新世界觀的教育,民意將凝聚成巨大的力量推動新的政治生態的形成和新的後現代政治 生活的建立。

(二)經濟

由於人類面臨著嚴重的環境危機和生態困境,採取一種什麼樣的經濟運行模式和發展模 式對人類未來的前途和命運至關重要。如果人類繼續沿著現有的經濟模式盲目推展下去,必 將加速走向人類文明的反面。新經濟觀的建立和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形成對於新的全球文明 的建立具有決定性意義。這是擺在人類面前最緊迫的一個任務。其中,最關鍵的環節是能源 問題、經濟運行模式、消費模式。

1. 必須以一種加速度推動能源革命的到來。

能源問題不但是經濟發展的致命性因素,而且是國際格局不斷演化、國際關係複雜多變 的根本因素。對世界能源控制權的殘酷爭奪是引發國際衝突和戰爭的主要根源。此外,威脅 人類生存的環境災難也是人類使用的能源類型存在的弱點引發的。人類一直以來所依賴的碳 類能源,包括核能都是不清潔、不安全的能源,他們是環境污染、生態危機現實的和潛在的 主要原因。碳類能源的枯竭的時間屈指可數,核能的危險性顯而易見。因而必須大力開發無 污染的能源類型,如太陽能、風能、水電、潮汐能等等。新的無污染的能源的全面開發和經 濟利用將帶動新經濟的合理增長,逐步減少對人類生存環境的破壞。美國物理學家卡普拉指 出:

從長期的趨勢看,我們需要的是可更新的、有效率的和對環境有益的能源,太陽能是 滿足所有這些標準的唯一一種能源。億萬年來,太陽一直是這顆行星最主要的能源,

我們使用的除核能以外的全部能量,都表現為儲備起來的太陽能。利用太陽能不需要 任何大的技術革新,其貯存問題已經解決,既是經濟的,又實用,比其他能源具有競 爭優勢。包括哈佛大學在內的關於能源的權威研究都充分表明,在技術上通向太陽能 時代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關鍵是政治和經濟利益成為主要的阻礙因素。[註 23]

利用太陽能無疑符合公眾利益和人類的根本利益,但這種能源的過渡和轉變必然影響到 某些國家、能源公司和個人的私利。但為了人類的福祉和全社會的共同利益,必須加速實現 能源革命,這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深刻改造的第一步。能源革命的實現,將使遭受嚴重破壞 的生態系統得到恢復;清潔的能源的使用將為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提高必要的基礎。此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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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源代替碳類能源和核能將有助於國際衝突的解決,促使國際關係和國際格局發生重大變 化。

當前美國對伊斯蘭世界的覬覦,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爭奪石油控制權。如果新能源 全面取代舊能源,石油的地位將會明顯下降,中東地區的戰略地位將發生重大變化。實際上,

即使不發生能源革命,中東地區的石油何時耗盡也是可以計算出來的。到那個時候,中東的 戰略地位一樣會發生變化。但兩種情況對世界及對相關國家的意義具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美 國和石油輸出國都能認識到能源革命的意義,各自採取措施注重開發未來新能源,逐漸結束 對舊能源的倚重。衝突或可在某種程度上避免。當然,美國在中東的戰略考量不只限於能源。

如果新能源全面取代舊能源,停止對危險性和危害性極大的核能的使用。現時棘手的朝核問 題和伊核問題,乃至全球的核擴散問題都可能獲得解決。核武器是反人類、反文明的人類罪 惡的產物,始終是懸在人類頸項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利劍,其本身就應立刻被全面銷毀。而 且由於對環境和生態具有巨大威脅,核能的使用也應全面停止。無論是軍用和民用都不能進 行,這樣就可徹底避免一些國家藉口發展民用核能暗中發展核武器。當然,停止的前提的全 面停止,只有核大國率先銷毀核武器或停止利用核能,核小國、無核國才能真正放棄因自保 而產生的核遐想。

2. 建立生態經濟觀,在全球範圍內實現計畫和市場相結合的經濟發展模式,真正實現全 球可持續發展。

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地球是人類的唯一的生存空間。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地球的生態 系統是脆弱的。自從人類文明史開始的那天起,經濟發展總體上就是盲目的、無序的,特別 是歐洲工業革命以來的三百多年來將這種盲目無序推到極致,將環境破壞得滿目瘡痍,打破 了脆弱的生態系統的平衡,使人類的生存面臨嚴重的威脅。使人類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觀 念和實踐。認真考慮未來採取什麼樣的措施謀求生存和發展。無可辯駁、毋庸質疑,未來的 經濟發展必須首先考慮環境因素,以保護環境,維持生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為先決條件。這 是未來經濟發展的最基本的原則,離開這個原則去發展經濟,只能獲得虛假的繁榮,實際上 等於人類在自我否定、自我毀滅。建立起這個原則就等於建立了生態經濟觀。世界也需要建 立在這種觀念上的新經濟學。現在無論多麼時髦、多麼流行的經濟學流派都沒有考慮到人類 生存的現實,不符合生態的原則,在根本上是有害的,是過時的經濟學。凱恩斯學派、供應 學派、福利經濟學、維也納學派、制度經濟學等等不一而足。刺激需求、擴大供應、最大利 潤、自由市場、數理模型都把經濟現象和經濟學支離分割成條塊,只計一點,不及其餘,更 沒有宏觀地考慮經濟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是無根的經濟學。

人類的能源是有限,即使大規模替代能源可以無限使用,然而其他人類生存必備的自然 資源,水、土地卻是有限的。既然是有限的,就不能無限制地、任意地開發利用,而應該是 有計畫的、適度的,既不能超出自然和環境的合理承受能力,也不能不平衡地開發利用。一 些國家大量浪費資源和污染環境,另一些國家資源短缺還要被迫承受不良後果都是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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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為整個自然界是一體的,環境是一體的,人類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所以盲目掠取自 然,無序發展經濟,是人類文明的盲點。純粹自由市場經濟,純粹自由貿易在今天還是否可 行,是否可取?如果自然資源是無限的,看不見邊際的,那隻看不見的手完全可以自由自在 地發揮作用。然而,情況正相反,如果完全讓那隻看不見的手以市場規律的名義翻雲覆雨,

在某一時間某一資源就會很快枯竭。如果中國有五億人有買車的需求,各大汽車公司經過市 場調查,認為汽車有很大的市場需求,都可以獲得市場份額,能夠賺取超額利潤,就會大規 模生產汽車。然而,僅美國一個國家每年石油消費量就佔整個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國只有二 億人,中國五億人都有汽車,則石油的消耗量就差不多會佔世界的另外三分之二,還不算其 他國家。如此下來,經濟獲得增長了,然而能源卻很快枯竭了。以後怎麼辦?《通向奴役之 路》[註 24](The Road to Serfdom)的作者、著名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哈耶克(Hayek, Friedrich August von, 1899-1992)曾經把計畫經濟和極權主義看作是「通向奴役之路」,而呼 籲必須捍衛市場經濟和自由制度。 他在那部名著說:

通往地獄之路,常由善意鋪設……如果人類放棄自由主義的精神,想憑著良好的意願,

自以為是地去計畫、設計社會,必將把人類引向深淵。

然而,在當前人類所處的生態危機下,如果人類任憑自由主義的泛濫,想憑著另一種良好的 意願,自以為是地將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極端化,也同樣會將人類引向通往奴役之路、引向 無知的地獄和欲望的深淵。這裡絕無主張一種上個世紀作為美好社會代名詞的蘇式計畫經 濟、或者凱恩斯主義、福利主義、國家干預主義的意思,也絕不反對市場競爭必須被合適的 遊戲規則即法律所制約的理性自由主義。

我的著眼點不在這裡,這些即使是正確的,也都已成為陳舊和過時的話語。而是:在當 前的人類生存現實下,必須有一種通過國際協商與合作,從全球協調發展出發,對資源和經 濟行為的總量控制和調節,單純靠市場必然會導致失去方向的無序發展,即使市場可以有規 則,但規則只能制約和規範人們的市場行為,卻不能決定市場行為將人類引向何處。在當前 人類生存環境下,不但各國需要在環保和生態前提下將計畫和市場有機結合起來,而且在全 球範圍內,在國際社會,國際經濟的發展、國際貿易的平衡,也同樣需要在此前提下將計畫 和市場有機集合起來,這也許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必不可少的前提。增長是自然界的本性,

也是人類的本性。天地好生、生生不息。即使存在著增長的極限也無法而且也不能停止增長 的腳步。羅馬俱樂部曾提出「零增長理論」[註 25],認為人口、糧食、資本投資、環境污染、

能源消耗等其增長都是指數式的,而資源卻不會增長,於是經濟增長的後果就是自掘墳墓,

以致於世界行將崩潰而進入末日。為了避免崩潰,必須在一九七八年停止人口增長,一九八

○年停止工業投資增長,以達到零增長與全球平衡。世界上多數學者批評了這種悲觀主義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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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David Fulton Publishers J.Coupe O’Kane(1998) Communication before Speech: Development and Assessment. London: David

和「以畫喻禪」 [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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