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兩節，第一節從不同典範的研究觀點，梳理青少年的文化研究，並 介紹相關研究現況；第二節處理青少年的認同形構，及其與學校教育的再製、抗 拒關係。
第一節 青少年的文化研究
對於一位教育工作者而言，探究青少年包括校內、校外日常生活經驗所成的 文化形式和內容，不但可以瞭解學生的主體構成與社會、個人的認同過程，有利 於教育活動的實施；此外，透過不同生活文化彼此間的對話、交流，還可以進一 步促進不同文化形式彼此間的瞭解與相互增能（楊洲松，2004：5-6）。只是或許 由於世代的隔閡、媒體的操弄或是論述的建構等因素，成人世界鮮少能夠以正 向、能動的面向來看待與理解青少年的文化現象，反而只見一些「青少年問題社 會評論」不斷地建構青少年作為一種社會問題的根源。1其實，在青少年的文化 研究領域，也經歷過不同階段的典範轉移。本節將先說明次文化的定義，再從早 期的（次）文化研究、70 年代由英國興起的文化研究風潮，以及 80 年代之後來 自女性主義及其他邊緣觀點的反動，論及不同階段的研究焦點有何偏倚和突破，
之後再針對國內教育領域裡頭的青少年文化研究，進行理論觀點和研究方法的分 析，從而釐清本研究的定位。
壹、「次文化」的意義
次文化簡單地說就是代表某一族群的社群文化，不過「次文化」一詞在 1940 年代被創造、使用時，其實就已經隱藏了研究者暗貶的立場。因為「次」這個字，
本來就蘊含著比較低下，或是次等的意味。過往許多研究次文化的學者在界定「次 文化」一詞時，常會沿用一個定義：「在整體社會文化中，由於組織份子的差異，
往往形成許多附屬團體或次級團體，這些附屬團體各具獨特的規範與價值，分別 構成其次級文化」。2從這些命名與定義的過程，就可以看出過往學術傳統在研究
1 相關討論可見宋文里（1993）「誰是垃圾的主人翁？談『青少年問題論述』的問題」一文。
2 該段定義可見於見陳奎喜（1990）的《教育社會學研究》，頁 225。由於這個定義十分經
此一議題背後的基本假設：這些社群基本上是附屬的、比較低階的、或是地下化 的。因此，過往在研究某個社群的次文化時，常會以社會階層較低的人們為主要 對象，而研究取向也很容易出現兩種途徑(Thornton, 1997: 4)：一是被拿來研究的 社群文化，常會被標籤為偏差或是有爭議的，例如犯罪集團、幫派、同性戀文化 等。其二是這些社群次文化常會因為種族、階級、性別或是年齡的差異，而被認 為是比較低階層的產物，如本節所要探討的青少年次文化，或是黑人、勞工階級、
貧窮文化等。為了和早期的青少年偏差行為研究作區別，我在本研究的行文將會 盡量避免使用「次文化」一詞，而以「文化研究」代替之。
早期的次文化研究看似讓我們瞭解各個社群文化的多元面貌，不過其實在描 述的過程中，學者也不斷地憑藉主觀態度和刻板印象在「建構」這些社群的次文 化，甚而強化了某些社群在社會上的附屬地位。Collins (1995: 6)就曾指出在 1970 年代以前，學校中那些不認同主流文化的學生，常被描述成是不良少年，他們所 表現出來的行為常被認為是違法、偏差的行為（delinquency, deviance）。所幸，
隨著理論觀點不斷的進展與更新，「次文化」（subculture）這個詞彙的定義隨著 晚近英國「文化研究」的出現，已經產生劇烈的改變。如今，由於包含在「次文 化」底下的相關研究和理論變得十分廣泛，因此如果一定要為「次文化」下個定 義，只有使用最廣義或最基本的說法，才可能涵蓋這些豐碩的理論和研究。目前 大部分的學者至少會同意：「次文化的意義是指一群人之間彼此有共享的興趣、
問題、或行為等，因為這些共同的文化特質，使得他們明顯有別於社會上的其他 群體成員」(Thornton, 1997: 1)。
關於次文化的形成原因，可能是因為社會內某些族群面對一些問題或是特殊 的性質，而凸顯其不同的生活方式，如年齡、社會問題、種族、信仰、嗜好、職 業等。因此，次文化內常會發展出他們的社會規範、組織、人際網路、術語及信 仰。（藍采風，2000：59）。例如青少年文化就是次文化的一個例子，由於義務教 育的關係，現代國家將青少年轉變成成年人的時間延後，而將一群年齡相近的人 們隔離於教育體系中，這種密切的社群互動就很容易促使青少年發展出獨立的社 群文化，例如偶像崇拜、價值觀念、流行風潮、網路遊戲等。有些次文化與主流 文化並不相悖，有些則向主流文化挑戰，以反抗和推翻現有文化規範與價值體系 為目的。當次文化的社會價值、標準及生活方式與社會主流價值相衝突時，「反
典，因此其他教育社會學的書籍，也多半援引這段話來解釋次文化的意涵。
文化」（counterculture）就產生了。例如 70 年代青少年發展出來的「頹廢」風格：
質疑當權者的合法性，排斥長者努力工作的倫理，吸毒以取得新經驗，並在中產 階級中消失；或是「嬉皮」文化，反對社會機構（教育、宗教、政府、家庭等）、
反對物質文化、反對越戰都屬於「反文化」的一種（藍采風，2000：59-60）。可 見，反文化與次文化多有重疊之處，反文化雖是次文化的一種，不過次文化不一 定就是反文化，反文化也不一定屬於偏差行為，因為每個社會對於偏差行為的認 定與界線都不同，反文化也可能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與進步，而成為時代的趨勢 甚或流行的表徵。
貳、次文化研究的典範轉移
次文化的研究經歷了不同階段的典範移轉，才使其意義和內涵得以更為擴 充。不過對於這些階段或分期應如何界定，學者們並沒有一致的看法。例如 Nancy Macdonald (2001: 32-48)將 1970 年代之前的次文化研究，依其理論模型區分為功 能論者的「迷亂」(anomie)模式，以及衝突論的「張力」(strain)取徑，之後則談 到文化研究學派的研究，以及其忽略的論點；在 Gelder 和 Thornton (1997)主編 的《次文化讀本》中，則是將 1920 到 1960 年代之間，芝加哥學派對於都市犯罪 青少年的研究，劃分為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同樣以英國伯明罕大學文化研究學派 為代表，第三階段，雜揉了各方勢力、多元論述對於文化研究學派進一步的批判 和反動。因此，我綜合兩人的分類，將 1970 年代以前勢力互有消長的偏差行為 論、階級衝突論，以及芝加哥學派的幫派青少年研究全部歸類為第一階段，因為 在這個時期裡，學者不管是從鉅觀的功能論或衝突論出發，還是從微觀的俗民方 法論中，尋求對於青少年次文化的成因與解釋，基本上，都還是認為青少年次文 化隱藏著低劣、或是偏差的意味，並與勞工階級有著密切的關連。至於後續兩個 階段，我就直接採用 Gelder 和 Thornton 的區分方式。第二階段為 70 年代初興 起的文化研究學派，是以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作基礎，進一步發展葛蘭西的「霸 權」的觀點，翻轉、挑戰過往對於次文化等於偏差行為的負面意涵，並賦予正面 積極的抗拒意涵，又可稱之為「抗拒論」時期。第三階段，則從 80 年代初期開 始雜揉各方勢力、多元論述，對於文化研究學派提出進一步的批判和反動，如女 性主義陣營對於文化研究學派總是以都市、男性、勞工階級青少年作為研究主 體，以及過於強調階級的分析取徑，所提出的不滿和批判。另外還有來自於社會
/人類學、文本/符號學的衝擊，也都為次文化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在次文化研究 上的貢獻。以下本節將順著次文化理論的發展時序，依次介紹這三個階段的研究 內容、觀點和轉變。
一、第一階段：偏差行為論 vs.階級衝突論
功能論在 1950 年代的美國社會學界佔據十分重要的主導地位。因此對於次 文化的理論觀點，深受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 Durkheim）的「失序理論」（anomie theory），以及美國社會學家墨頓（R. K. Merton）的社會適應論影響。不同於主 流社會的青少年文化，被視為個體無法適應社會目標、期待的結果，因而產生混 亂和失序的偏差行為。因此，此時的次文化研究，相當於是針對偏差行為的研究。
涂爾幹認為，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ence）的存在是社會秩序穩定的基礎，
假如個體的期望不再受到共同規範的制約，便會產生迷亂或失序的狀態（陳光 中、秦文力、周愫嫻譯，1991：200）。墨頓則修正了涂爾幹的失序概念，認為偏 差行為是因為文化所認同的目標，和達成該目標所許可的手段之間有差距的結 果。他從個體如何適應美國社會的過程，尤其針對個體在追求成就時，所追求的 目標和採取的手段之間的不協調，發展了一套偏差的類型。
表 2-1 Merton 的個體調適類型論
調適的類型 文化目標 制度化手 段
順應型 ＋ ＋
創新型 ＋ －
儀式型 — ＋
退縮型 — —
反叛型 ＋— ＋－
資料來源：出自 Merton (1968: 194)。
順應型的人順從規範；創新型就是追求相同的目的，但使用不被社會接受的 手段，而儀式型的人剛好相反，只會墨守成規，卻不知目標為何？至於退縮型的 人，同時放棄手段和目的，自我放棄，退出戰場。最後一種型態是反叛型，這些 人像退縮型的人一樣，不接受社會的手段和目標，但他不是放棄，而是想找出目
標和手段，加以代替（王淑女、侯崇文、林桂碧、夏春祥、周愫嫻譯，2002：579）。 這個模型對於社會化或是學校教育過程中，個人適應社會或學校的類型，或對偏 差行為的解釋都有重大的影響，例如 Woods (1983)就參考了 Merton 的模式，將 學生適應學校的型態分為八種。也說明了學生如何受到學校編班制度的影響，以 及對於學校目標的認同，和達成手段的差異，而發展出不同的說服或反抗的型 態。國內許多學生文化的研究者，也都依據 Woods 和 Merton 的理論模型為學生 行為進行分類（見本節第參部分的討論）。不過批評者也指出 Merton 假設每個人 對於美國文化的目標都有共識，這其實是有問題的，因為並不是所有人都對「美 國夢」是什麼有共識。就像學校教育的目標也可能十分紛雜，無法取得共識一樣。
同時 Merton 也沒有檢視這個適應機制究竟如何發生，在一個既定情境中，究竟 是什麼樣的拉力會使一個人成為退縮型或儀式型等(Musgrave, 1988: 30)。
至於芝加哥學派自然探究式的研究，則是將青少年次文化的焦點放在美國街 頭幫派文化的價值體系上。1927 年 Frederick Thrasher，提出一份有關一千多個 街頭幫派的調查報告，接著，William Foote Whyte (1943)在《街角社會》（Street Corner Society）一書中，詳盡描述某個幫派的儀式、日常行為和英勇事蹟。這時 期的參與觀察的研究，陸續累積了許多生動有趣的次文化描述。不過由於這種研 究方法缺乏任何分析架構，以及對於階級和權力的分析，使得這類研究被當時以 實證主義為主流的社會學界排擠到邊緣位置，也沒獲得應有的重視。到了 1950 年代，Albert Cohen 和 Walter Miller 曾經試圖藉由追溯主流和附屬文化價值體系 之間的關係和縫隙，以補足理論的缺角。Albert Cohen (1955)在《非法少年：幫 派文化》（Delinquent Boys: The Culture of The Gang）一書中，強調了青少年幫派 所帶來的補償功能。勞工階級青少年在學校因為成就表現不佳，於是會遭受到「社 會地位的沮喪感」，因為渴望得到中上階級的享受，但限於本身條件的限制，無 法處理挫敗，因此，他們會顛倒中產階級的價值觀，並藉著加入幫派、毀壞別人 的財產（這些成功的象徵）來處理他們的沮喪感，以發展其自尊自信。所以，幫 派的核心價值是：享樂主義、蔑視權威、追求刺激，剛好與主流世界的核心價值：
沈著冷靜、野心、順從等完全相反，這就是所謂的「地位剝奪理論」。同樣地，
Miller (1958)也將研究焦點放在青少年幫派的價值體系上，但他強調幫派文化和 其父母文化的相似性，主張偏差團體的價值觀，其實還是來自於成人勞工階級的 文化 (Hebdige, 1979: 75-76)。如此一來，勞工階級的青少年次文化與幫派的偏差 行為之間的關連又更加密不可分了。R. Cloward 以及 L. Ohlin (1960)進一步提出
「機會理論」（opportunity theory），他們也認為偏差次文化的產生，是因為自己 所處的階級，而無法獲得公平的機會，若以合法的方式，則不可能達此目標，因 此會以偏離社會規範的方法，而發展差異行為的團體。尤其在某些地區，年輕人 常有機會接觸到一些經常從事犯罪活動或販毒行為的成人，他們提供年輕人工 作，在這種情況下，年輕人便少有機會接觸到達成目標的合法手段（陳光中、秦 文力、周愫嫻譯，1991：212）。由於這個時期對於次文化的分析，主要直接來自 於幫派文化研究，而幫派文化的形成又被強烈連結到暴力、偏差和階級等面向，
所以文化與階級之間的關連雖然逐漸受到重視，不過卻只是被片面和負面地解釋 為低劣和偏差的文化。
衝突論者則反對這種看法，他們認為學校成員的社會背景不同，因此學校文 化通常會反映不同社會群體的文化，整體社會中的文化衝突與對抗也會在學校中 發生，如果學生所屬的家庭、社區、階級或族群並不認同學校的優勢文化，學生 當然不會努力競逐學業成就與地位，也就沒有所謂的「地位剝奪」的適應問題，
然而，他們的概念與行動卻可能與學校優勢文化相異，於是產生文化的衝突或對 抗（黃鴻文，2003：32）。因此，就衝突論者而言，反抗行為的產生並非個體本 身的缺陷才會無法適應學校或社會的目標與價值，而是因為勞工階級肯定的文化 目標與價值，本來就與主流社會中以中產階級為主導的規範相衝突，卻因此被定 義為「偏差行為」。例如 Quinney (1977)就認為許多偏差行為的產生是來自於階 級的衝突。法律只是統治階級的工具，常為了維持資本家的地位，而犧牲窮人及 無權勢者的利益，因此，偏差行為的產生是反應社會結構的病態，而不該只是行 為的病態。不過衝突論的取徑過度重視鉅觀層面的階級衝突和霸權，並沒有仔細 檢視在社會化過程中偏差行為到底如何發生的問題，同時，易於忽略學校的內在 運作，將學校視為一個「黑箱」，過度強調結構決定了經濟和文化的不平等，或 者不夠強調人類能動性對於資本主義以及主宰社會實踐邏輯的順應、調節和抗拒
（Giroux, 1983: 282）。直到下一階段文化馬克思主義者 Willis (1977)的《學習成 為勞工》出現後，才成功地統合主體和結構的觀點，對學生發生反抗行為的原因 進行解釋，並且出現「抗拒」（resistance）一詞，以賦予反抗行為更積極、正面 的意義。
總結第一階段的青少年文化研究，不論是從個人目標與手段的矛盾，或是從 階級面向尋求心理動機的解釋，此時對於青少年次文化的解釋一面倒地被視為是 一種「偏差行為」，它是離經叛道的、與主流文化對立的，而且社會學家將這些
問題背後的成因直接指向個人或某些群體的心理缺陷或匱乏，也使得勞工階級與 犯罪、非法、偏差等污名脫不了干係。
二、第二階段：以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為代表的抗拒理論
英國伯明罕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創立於 1964 年，在 70 年代開始關注工人階級青少年獨特生活方 式的次文化。他們對於青少年文化的分析，深受中心早期的創立者如 Raymond Williams, E. P. Thompson 和 Richard Hoggart，以及一些歐陸思想家如阿圖塞
（Louis Althusser）、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和早期的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所影響，因而發展出一種跨學科的分析取徑。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工作者在研究 青少年文化時，比較關心的是意識層面（ideological dimensions）和外表形式
（form）之間的關連，尤其像摩登族（mods）、泰迪族（Teds）、光頭仔（skin heads）、 龐克（punks）等這些十分引人注目的青少年文化景觀，他們會將這些文化景觀 置放在三種文化脈絡底下作分析：勞工階級的母文化、主流文化以及大眾文化。
但是這個研究傳統與主流民族誌或芝加哥學派不同之處，在於它是以新馬克思主 義的「文化生產」（一個人的認同是透過他所運用的東西以及賦予的意義所產生）
的概念，來詮釋文化這個面向，因此，青少年文化變成充滿意義、表意的文本或 符號，可用以分析、解讀(Gelder, 1997: 83-84)。
雖然 Hoggart 比較輕忽青少年的流行時尚，甚至將它們視為對於傳統，以及 工人階級生活連帶的威脅。然而，Phil Cohen 於 1972 年考察倫敦東區青少年生 活時，他對青少年文化和母文化之間的關連十分感興趣，並認為青少年次文化和 階級之間存在一種「想像的」（imaginary）和「符號學式」（symbolic）的關係。
他將次文化的意義解釋為「表達自主性、與母文化的差異，及表達維持母文化認 同的這兩種相互矛盾的需要之間的妥協辦法」(Cohen, 1972: 96)。次文化變成一 種表達以及解決階級危機的方式，此時，CCCS 的理論發展也逐漸傾向為：青少 年文化其實就是一種階級文化的表徵 (Gelder, 1997: 84)。
1975 年由 Stuart Hall 和 Tony Jefferson 合編的《通過儀式的反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一書出版，代表著伯明罕團隊成員對於次文化群體的日常行為
（活動、衣著符碼、藥品使用等）的支持。他們借用了葛蘭西的「霸權」（hegemony）
概念，將次文化視為植基於階級關係的抵抗文化。他們主張這類行為是對於失 業、消費文化與異化這類客觀物質條件象徵性及饒富想像力的回應。青少年離經
叛道的生活方式與行為風格，其實是對於更大範圍的工人階級「母文化」內部的 矛盾和緊張的一種意識型態上的解決之道。社會行動，也經常被概念化成是對於 主流社會秩序的抗拒行動，或者是對於壓迫與不公的創造性回應(Smith, 2001:
158-159)。相較於 Phil Cohen，他們更強調「抗拒」的概念，以賦予次文化更具 能動性的意涵。
Paul Willis (1977)的《學習成為勞工》是 CCCS 在次文化研究上一個重要的 里程碑。Willis（1977）針對一所英國中等學校中十二位勞工階級小伙子的反抗 文化作批判性的調查研究。這些小伙子生在勞工階級中，卻必須進入一個由中產 階級老師和價值觀所主導的學校，使得這些小夥子十分有自覺地拒斥學校教育的 官方標籤、文化意義、課程和作業，他們有其自成一套的價值邏輯、意義語彙。
他們譴責乖乖牌，並自覺自己的反抗行為比他們更為優越。弔詭的是，這些發展 反抗行為的經驗，卻使得他們變成在為將來從事較低階的工作做準備。因為這些 工作同樣需要表現男性氣概、輕理論重實務、喜開玩笑、敵視領班等價值觀。而 這些工廠文化恰好與他們在學校所發展的反學校文化若合符節。結果當抗拒成為 重點時，抗拒卻確保了再製的出現。Willis 的研究顯示了勞工階級的再製，不只 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中結構、意識型態運作的結果，它同時也是由勞工階級自己 形塑的過程。因此，文化不該被化約為再製論的過度決定論色彩，或是對語言、
文化品味、禮儀等文化資本的靜態分析。相反地，文化應被視為一種實踐的系統、
一種生活的方式，係由特定階級行為、特定社會群體環境，與社會意識型態和結 構力量共同交互作用，互相形塑而成（林昱貞，2002：7；Giroux, 1983: 100-101）。 這種「抗拒論」的談法，對於不平等的再製觀點有別於機械式、決定論式的再製 論，主張課程或教育研究不可忽視主體主動創造意義與進行文化生產的能力，不 過，Willis 的研究結果將次文化的彰權益能（empowerment）推入一種沒有明天、
沒有未來的困境，反而落入宿命論的悲調，此外過度偏重男孩「醒目」的反抗文 化，忽略隱性、女孩的文化等缺點，都招致後續研究者如 Stanley Cohen、Angela McRobbie 等人不少批評，也間接促成第三個階段的轉折－來自邊緣的反動與新 趨勢的出現。
CCCS 另一個青少年次文化的重要文獻是 1979 年由 Hebdige 所著的《次文 化：風格的意義》（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他主張：「次文化的風格，
蘊含著豐富的意義，它的轉化『違逆自然』（against nature），打斷『正常化』
（normalization）的過程。它們的姿勢、動作都像一種刻意忤逆『沈默大眾』的
言說，它們挑戰了團結與凝聚力的原則，反駁了共識的神話」（Hebdige, 1979:
18）。因此，對於 Hebdige 而言，次文化可以說是青少年在象徵層次上，對於母 文化所提出的挑戰，它代表了與聲音相對的「噪音」，是對真實事件、現象到媒 體再現這一井然有序現象的干擾。因而，不該低估次文化作為一種妨礙再現系統 的表意力量。然而，次文化在經過反抗與流行之後，會被融合在社會現實地圖中 取得適當位置，再被置於主導性的意義參照標準之中，藉由此一不斷融合與復原 的過程，修復斷裂的秩序（楊洲松，2004：50）。Hebdige 對於 1970 年代後期流 行於英國的龐克現象的討論，就清楚地說明了以上觀點。Philip Smith (2001:
158-159)指出 Hebdige 以嘉許的眼光讚揚龐克使用俗麗的、猥褻的、拜物的、以 及沒有品味的物品之種種方式；他們的舞步如彈簧舞（pogo），既是極微主義的
（minimalist），也是荒謬的；其演奏者並非音樂家等等。雖然這些次文化符碼，
在旁人看起來可能毫無意義、令人不悅，而且幼稚，但也可以將之詮釋成充滿機 巧與創造力，是在對抗、嘲弄與翻轉主流規範與價值。不過和 Cohen、Willis 等 不同的是，Hebdige 對次文化來源的分析，強調種族或移民因素甚於階級因素；
在方法論上，也轉向符號學 (Gelder, 1997: 87-88)。因為 Hebdige 認為次文化是一 種文化的雜揉融合，如龐克就是從加勒比海的雷鬼音樂（reggae）的傳統借用、
錯置而來的。他借用人類學家李維史陀的「任意拼湊」（bricolage）說明次文化 作為一種交流體系的概念，將「錯置」（dislocation）當成一種排拒的形式。
總之，文化研究學派所進行的青少年次文化研究，專注於某些奇特、醒目的 英國青少年次文化風格，分析的焦點傾向於次文化和母文化的勞工階級文化之間 的關連、多元文化元素拼湊、借用與轉化的能力、及其符號學意涵。同時，他們 將青少年文化的獨特風格，視為邊緣群體對於主流意識型態的挑戰與反動，是一 種能動性、主體性的展現。
三、第三階段：來自邊緣的反動與新趨勢
第三階段的次文化研究者多半是針對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方法論和假設，提 出批評和修正，並且更加細緻地研究青少年文化，其中也不乏CCCS本身的研究 者向學派中主流的理論與方法，提出挑戰和質疑。例如1978年在《女人當家》
（Women Take Issues）一書中，一些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女性成員，就抱 怨該中心的詮釋架構，並未納入女性的研究議題與女性主義理論。1980年代早 期，Angela McRobbie (1991)指出伯明罕所從事的民族誌隱含著性別偏見，他們
在工人階級背景的青少年與次文化研究中，幾乎都只聚焦在男孩的文化經驗上 面，往往排除或邊緣化女性，並且無法檢視男性次文化裡頭瀰漫的性別歧視。為 了糾正文化研究學派作品中明顯隱藏的性別偏見，McRobbie (1977)開創性地使 用民族誌的方法檢視一所英國勞工階級綜合中學的女孩次文化，研究發現這些女 孩和Willis研究中的小夥子一樣也有抗拒文化，只是女孩子的叛逆方式和男孩子 不一樣，她們會使用一系列包裹著羅曼史意識形態的論述實踐，透過女性化形式 的挪用展現出反霸權的次文化。當她們專注在流行、美貌、約會和婚姻時，事實 上她們正拒絕學校官方屬於中產階級規範和信仰系統的文化。對這些女孩而言，
反抗學校的文化表現，直接來自於女性化的意識形態，因此她們所型塑的反學校 文化是很女性化的：安靜卻不合作、溫和地搞破壞、巧妙地重新定義、沈浸在私 人的關懷裡、沈默的策略、在課堂上表現出明顯的厭煩感，這些都是她們抗拒的 形式。也就是說，女孩也許不會以正面暴力衝突的方式抗拒學校，她們的策略相 較於男孩子通常比較沒有那麼聳動，比較容易被忽略。McRobbie這個開創性的 研究雖然為青少女文化另闢一條谿徑，為女性不同於男性的抗拒方式提供了強而 有力的支持。不過，她所提出的這種女孩閨房次文化其實是很單一且負面的，所 以也有一些人拒斥這種想法，如Dorothy Holland和Margaret Eisenhart (1990)主張 McRobbie描述的女孩文化，還不足以構成抗拒，並進而批評McRobbie將女孩當 成「被羅曼史所養大的」、並具競爭性的異性戀關係，使得女性被放在性的拍賣 砧板上，重新創造了性別的勞動分工。同時，Sue Lees (1986)、Christine Griffin (1985)、Claire Wallace (1987)的研究也更複雜地指出：愛情的意識型態在女孩子 生活中的角色並沒有那麼單純。在很多方面，女孩子並不輕信閨秀文學中所描寫 的生活形象，她們其實很瞭解婚姻生活中的現實面。其次，她們的研究指出，女 孩子也有許多抵抗的策略，比如同性戀，甚或懷孕，這都是對「好女孩」樣版的 反諷。第三，這些研究強調工作對女孩子的重要性，不論是在家裡或在外面，工 作都是她們維持地位和獨立的根源。婚姻和母職並不是她們唯一的人生目標（俞 智敏、陳光達、陳素煤、張君玫譯，1995：96）。有鑒於此，晚近McRobbie (1994) 重新討論青少女新的趨勢和改變。她以《十七歲》(Just Seventeen)揭示女性特質 結構的改變，重新定義女性新形象與特質，並且更新她在1982年以《潔琪》(Jackie) 雜誌為討論核心的文章。McRobbie認為在1980年代中期後，《十七歲》雜誌取 代了《潔琪》，成為最受12歲到16歲女性讀者歡迎的少女刊物。而《十七歲》和
《潔琪》明顯不同的地方，在於女生不再是羅曼史的犧牲者、愛的奴隸，反而在
《十七歲》中，所再現的是不固定的女性特質，即使它仍在強化追求美貌、及經 由時尚的消費達到成就感的意識型態，但已經以一種較為自信、自主的方式出 現，而不是過去在《潔琪》中所描述的，需要透過依附男人才能得到。在《十七 歲》，女性對於完美身體形象是愛情成功的必要條件，這雖然仍是一種壓制女性 的意識型態，但是雜誌中的模特兒卻是從讀者真實世界中所選出的，她們不再是 遙不可及的象徵性人物，同時在封面與內頁中，亦不乏黑人、混血和亞洲人，這 顯示女性特質是可以被無止盡的重新定義與訂製的(McRobbie, 1994)。透過 McRobbie的歷時性研究，使我們洞察青少女次文化的變異過程，尤其是晚近青 少女文化的特質：雖然仍重視外表與身體形象的展現、與喜愛閒聊（gossip）的 次文化特徵，但其中所再現的卻是更為自主的女性特質。總之，隨著McRobbie 等女性主義者的倡議，一九八０年代中期，針對青少女所做的文化研究開始興盛。
CCCS 遭受的其他批評還有：過度重視奇特的風格；對於「抗拒」（resistance）
和「併用」（incorporation）看法過於單一；除了 Willis 之外，其他人都拒絕將次 文化看做是每天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當 CCCS 的研究者在談論次文化時，很容易 將它們視為具有同質性的東西，彷彿這些參與者的「風格」或「問題」都是一樣 的，它們對於次文化本身內部的階層化現象興趣缺缺；由於對「抗拒」的強調，
因 此 對 於 次 文 化 過 程 中 的 商 業 面 向 的 運 作 僅 作 輕 描 淡 寫 (Gelder, 1997:
145-146)。批評者也指出英國文化研究的政治承諾，有時候會造成情溢乎詞，超 出其學術論證分析的景況，而傾向於將邊緣人與偏差行為者浪漫化，Hebdige 早 期的著作，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這類著作會以正面的角度，將可能被認為是反社 會或非法的活動描述為抗拒活動。為了提升青少年次文化的評價，該文化中較為 令人不快的面向，像是性別歧視、暴力，或是種族歧視等，往往受到忽略（Smith, 2001: 165）。因此，Giroux (1983: 289-291)也呼籲馬克斯主義者應該更精確地說 明抗拒的本質，因為並非所有的抗爭行為都是抗拒的，必須就能改善人類生活或 是毀壞人類基本價值之間的反對行為作一區分，只有能改善人類生活的抗拒，才 能達到自由及解放。
經過對 CCCS 路線的修正，這個階段的研究者有如 Stanley Cohen (1972, 1980) 拒絕研究一些奇特的景觀和抗拒，反而回過頭來研究次文化的日常性。同時也提 出一種分析方法：要求實際地和次文化的參與者對話（talking to）。Gary Clarke 則批評 Hebdige 沒有清楚區分次文化和一般大眾文化之間的關連，他主張應更細 緻地區分次文化和大眾文化形式之間的交互作用。Jon Stratton 和 Simon Frith 強
調次文化的「認同作用」（identification）而非「抗拒」。至於 McRobbie 和 Thornton 則探討次文化的動力(轉引自 Gelder, 1997: 146-148)。Brake (1985)認知到次文化 中的「男人性」（maleness），因而開始探討男子氣概與認同的議題，為何男孩會 有這些文化，而女孩則否。Messerschmidt (1993)也注意到男性氣概與犯罪之間的 關連，發現犯罪行為是一種形塑性別的來源 (轉引自 Macdonald, 2001: 45)。
次文化研究的發展，經歷了美國早期傳統社會學的階級文化偏差研究，一直 到英國文化研究學派以男孩為主體的階級研究以及對於顯目的青少年文化風格 進行符號學的分析，至今經過第三階段研究者的修正和深化，漸漸重視植基在經 驗世界中的次文化，強調綜合性別、種族、階級的面向，擴展更深層次的分析。
以下針對國內相關的青少年文化研究，進行分析討論。
參、國內相關的青少年文化研究
青少年（次）文化研究由於涉及人類學、社會學、傳播學、教育、或文化研 究等不同學門，因此相關研究的數量既多且雜，不過如果以和教育領域相關的研 究為主，可以發現早期教育學門涉及青少年的文化研究，常和學生文化研究摻雜 在一起。實際上，就其指涉的範圍而言，學生文化研究比較狹隘地特指學生在學 校適應過程中，所形成之概念系統、尤其是學習層面的文化特質；而青少年次文 化可能包含生活每一個層面，涉及的範圍較廣（黃鴻文，2003：9）。可是，由於 青少年在學校的生活，佔據其活動時間的大半，其在學校所形成的價值意義系 統，往往很難和其次文化特徵明確切割，而且早期教育領域的青少年次文化研究 多以學生文化研究為名進行，青少年次文化和學生文化兩詞實已相互混用，因此 在此將學生文化一併納入討論。以下依相關研究的標題，分成學生文化研究和青 少年文化研究兩個部分進行分析。
一、學生文化研究
學生文化的相關研究，早期多以量化及調查研究為主。教育社會學者陳奎熹
（1990）最早針對國內 1970 到 80 年代的學生次文化研究進行內容、方法的檢視，
發現早期教育理論由於深受和諧理論影響，導致理論模式相當一致，研究內容也 極為固定，因此結論也是大同小異。同樣的，黃鴻文在 1994 年再度整理分析 1970 到 90 年代初期的學生次文化研究，結果也發現相關研究雖多，但均採調查式研 究，將文化視為諸多文化元素的集合，差別僅在於研究進行時間越晚，研究者調
查時所選擇的文化元素越多。可是研究結果的呈現，皆「水平式」地呈現所有文 化元素調查之結果，缺乏整體、深入的分析。再者，調查式研究皆以研究者的觀 點來設計問卷，忽略被研究者—學生的觀點，中學生在學校生活中面對何種問 題？發展出何種觀念與行為解決這些問題？他們的生活世界究竟是什麼樣子？
這些問題有待使用其他民族誌等質性研究的方法，才能掌握學生自身的觀點（黃 鴻文，2000：192）。
直到近幾年來，才有研究者開始使用調查兼訪談或是民族誌的質性研究方法 進行學生文化研究。例如高玉潔（1998）以民族誌的研究方法進入國中三個班級 觀察，並以六個班級的學生當作訪談對象，不過其分析面向仍以早期 Merton 和 Wakeford 所發展出來的適應理論，以及 Cohen 的地位剝奪理論為依據，在理論 觀點上沒有太大的突破，再者，雖然是以民族誌作為研究方法，不過研究者在分 析時，仍是依照 Merton 的分類架構，使得這個研究似乎是在進行各個文化元素 的調查研究，企圖面面俱到的結果，導致研究結果類似之前的調查研究，容易流 於片段與散漫。吳瓊洳（2000）則以問卷調查兼訪談的方式，探討學生反學校文 化之影響因素及類型，結果發現國中學生的反學校文化行為可以分為七種類型：
偏激型、疏離型、敷衍型、逃避型、創新型、玩樂型、自殘型。可惜的是吳瓊洳 僅將「學校」及「家庭」因素當作背景變項，沒有將性別納入分析，因此從研究 發現中，看不出不同性別學生的反學校文化行為有何差異。不過耐人尋味的是，
在吳瓊洳所節錄的訪談資料中存在一個有趣的現象：前面五種類型的行為，男女 學生出現的比例都相差不大，看不出明顯的性別差異；不過到了玩樂型出現的訪 談資料卻以男學生的資料佔大多數，尤其到了自殘型，列出的受訪者全部都是女 生。由於吳瓊洳在問卷內容的設計上，並未要求受試者填答性別，所以我無從得 知問卷調查的結果和性別間的關連為何，不過，如果吳瓊洳所呈現的這些訪談資 料，其性別出現比例具有代表性，可以回推到母群體的話，那麼這兩種反學校文 化行為所呈現的性別差異，應該可以進一步解讀為不同性別學生在反學校行為的 表現上，可能有不同的表現方式。而這些不同的表現方式背後或許反映了 Simmons (2002)在《怪女孩出列：揭開女孩間的隱性攻擊文化》一書中所指出的，
女學生在社會化中習於被教導要忍耐、和諧、退讓，所以即使對學校有所不滿，
也習慣以向內自我傷害的方式，尋求發洩，而男性則被鼓勵要向外表現、展現自 我，所以才會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反學校文化。只可惜研究者對於研究結果所呈現 的性別差異現象，缺乏進一步的深入探究，所以我們無從得知這樣的推論是否成
立。再者，吳瓊洳在第三章研究設計與實施中指出：「問卷之第三部份『國中學 生反學校文化類型與表現方式』，除了本研究文獻探討所歸納的『創新型』、『偏 激型』、『玩樂型』、『敷衍型』、『疏離型』、『逃避型』等六種類型之外行為，研究 者亦從對學生的前導性訪談內容中，發現有國中生採取『自殘型』的方式反學校，
因此研究者亦編列十題相關題目納入問卷之中」（頁 88），也就是說吳瓊洳在閱 讀反學校文化行為類型的相關文獻中，看不見「自殘型」的類型，反而是在前導 性的訪談中發現有此一類型的存在，才自行納入這個層面，而從訪談資料的節錄 中又可以發現，像「自殘型」這種比較內隱、幽微、間接的行為模式，其實是表 面上看似沈默、順從、乖巧的女生所容易採取的反抗方式。這或許意味著這些具 有「不可見性」的反學校行為，在以男流為主的研究中，很容易就會被研究者忽 略，而逕以男學生的行為表現作為常模。總之，吳瓊洳以反學校文化為主題的研 究，意圖瞭解反學校文化背後的深層意義，不過因為在研究方法設計上，缺乏將 性別、階級等因素納入考量，很難看出由社會結構因素所導致的反抗文化型態和 內容，最後只能呈現出各種類型化的反學校行為。晚近比較值得重視的是黃鴻文
（2003）的《國民中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研究》，其獨特的地方在於採用以學生 為「主位」的質性研究方式，由研究者進入學生班級教室進行觀察、訪談，也因 此獲致學生對於自身文化的觀點，例如他發現這些學生文化的特質是當前取向、
實用取向、精明而自信。相較於早期偏差行為的解讀模式，或是一味消極地討論 學生的「反智主義」傾向，這個研究至少從比較正面的、以學生為主體的面向來 看待學生文化。可是，令人遺憾的地方在於，黃鴻文雖然在理論觀點裡很有意識 地強調「學生文化的性質與內涵可能因學生特徵、教育性質、地區、族群、階級、
性別的差異，而呈現不同的風貌」（頁 3），而且一再批評其他研究者忽略性別、
族群、階級的交互作用，可是在他對研究發現的描述中，卻一直以一種中性、客 觀的筆調描述「學生」文化的內涵，偶爾添加男女不同性別學生喜歡上的課；拿 手科目等類別的統計、比較，除此之外，性別、族群甚至階級的意義十分隱微不 彰。究竟青少女和青少年的學生文化有沒有差異？差異的背後代表什麼樣的社會 文化意義？階級、族群的動力在這群學生中又產生什麼樣的交織作用？都是未知 的問題。在這些看似中性、同一化的研究結果中，我們不僅看不到性別、族群、
階級間多維盤錯（nonsynchrony）的作用，甚至對多軌併行（parallelism）的動 力也缺乏著墨，這是殊為可惜的一點。
二、青少年文化研究
早期教育學門裡頭的青少年文化研究，多由教育學者以觀察社會現象的方 式，直接論述為文，不過因為缺乏實徵證據，觀察的結果容易因個人主觀因素而 帶有明顯的價值判斷。例如高強華（1993）曾歸納我國近年來青少年次文化的發 展趨勢有：逸樂鬆軟的價值取向；膚淺刻薄的語言型式；封閉唯我的圖像思考；
短暫閒散的人生態度；言行瘋狂的偶像崇拜；逃避退縮的藥物濫用現象；偏差暴 力的問題行為。彭寶瑩（1992）也指出青少年次文化的特質為炫目刺激的「圖像 文化」、自我封閉的「蛋殼文化」、逸樂取向的「遊戲文化」、自以為是的「愛現 文化」、時時變化的「游牧文化」、物慾為上的「唯我文化」、瘋狂騷動的「慕星 文化」、目眩神迷的「嗑藥文化」，諸如此類的局外人觀點，對於青少年文化所進 行的負面價值判斷，在教育場域裡頭長期以來一直很普遍的流行，再加上媒體的 操弄或是「青少年問題社會評論」不斷地建構青少年作為一種社會問題的根源，
使得成人世界鮮少能夠以正向、能動的面向來看待與理解青少年/女的文化現 象。有趣的是，近年來受到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影響，國內有些來自社會學、大 眾傳播或空間等學門的青少年文化研究開始將過去那些被教育學者視為有問題 的、偏差的青少年文化現象，賦予積極、抗拒的意涵，並發掘裡頭蘊含的「文化 生產」面向。例如鍾佳沁（2001）挑戰邊緣議題，研究搖頭次文化的再現；王彥 蘋（2002）進一步將過去一向被視為不正當休閒活動的瑞舞文化，視為一種某族 群的生活方式、一種價值觀的實踐，甚至是一種社會運動，一種改造（同時也創 造）了這一代的青年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社會運動。她並且藉由田野觀察以及深 入訪談的質化研究方式，深入探討用藥瑞舞青年的生活切片，以及圍綁在藥物之 上的瑞舞文化內涵與意義，並分析藥物是如何細密地影響著用藥瑞舞青年的生活 與心靈。同時「文化研究學會」在 2002 年底，也邀請相關的專家學者在紫藤盧 舉辦一場「搖頭丸的文化效應」的座談，而陳偉鳳（2005）蔡幸秀（2006）則是 使用很類似的理論架構分別探討青少年自拍次文化和刺青次文化之所以能夠成 為青少年次文化的重要表現與認同象徵的原因，以及青少年在從事該活動時，所 產生的認同建構歷程。這幾年間，隨著「特異」、「顯目」的青少年文化現象研究 增加，過去被污名化的各種青少年問題，開始獲得平反的機會，得以在學術領域 中爭得一絲呼吸的空間。
另外有些教育學門的研究者同樣受到英國文化研究學派「文化生產」的觀點
影響，不過卻如 McRobbie 一樣，較重視流行文化中所蘊含的性別和階級意涵。
例如林兆衛（2002）和童琬芬（2002）分別在台北都會區兩所社經地位不同的國 中，各挑選一個班級作為研究現場，並以問卷調查、參與觀察、半結構訪談的方 式，進行不同階級學生對於偶像崇拜和漫畫閱讀的文化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中上 階級學生比較流行閱讀漫畫，不但文本的生產力較為豐富，對於漫畫中的意識型 態也較有抗拒式的解讀；勞工階級學生則比較流行偶像崇拜，不但購買較多偶像 商品，休閒生活也較以偶像為中心，在性別意涵部分則發現不論漫畫迷或偶像 迷，均以女生居多，而中上階級女生所喜愛的漫畫類型較為彈性，勞工階級女生 則較具性別刻板印象。同樣地，高毓婷（2001）也是進入兩所不同社經地位的學 校，訪談及觀察學生的消費文化。研究發現不同社經地位的青少年會反映不一樣 的消費文化，消費同時也是青少年認同形成的重要憑藉。不過，在高毓婷的研究 中，性別沒有被當成一個分析的變項，故只看得出青少年消費文化的階級差異。
整體而言，這類流行文化研究，重視性別和階級的交織分析，並且企圖累積本土 的比較性階級研究，以建構屬於本土的階級、性別文化研究理論。不過，其研究 結果每每容易顯示出過於整全式或再製論的觀點，將中上階級描述為具有一致、
較優越文化價值的群體，勞工階級則相對於中上階級，擁有較刻板的性別觀念或 文化喜好。事實上，這正如同 McRobbie 早期對於勞工階級青少女文化過度一致 性的描述一般，因為看不見同一階級內文化的矛盾和不同階級之間的相同處，而 形成勞工階級與中上階級文化過度鮮明、奇異的對比。如此一來，也難免令人對 其研究結果抱著存疑的心態，或為勞工階級所獲得的文化評價抱持不平之心。以 抗拒論者 Jean Anyon (1981a)的研究為例，雖然她的研究也描述了不同階級學校 所形成的不同學生文化。但是她卻同時注意到有些學生的文化傾向會與母文化相 反、階級文化內部也存在某種形式的自相矛盾，因此她強調「沒有任何階級可以 獲得確切的勝利，意識型態霸權並不可靠」，以避開決定論的再製基調，這或許 是這類青少年文化研究可以再著力的方向。
由以上對於國內外青少年文化研究的文獻回顧可以發現，國外的次文化研究 從 1920 年代發展至今，經過多種理論觀點與研究方法的挑戰、修正，如今著重 焦點在於盡量呈顯不同性別、階級、種族、族群青少女的生活和文化經驗。反觀 國內，不管是學生文化研究或者是屬於教育領域的青少年次文化研究，在研究方 法上，質性研究取向的採用仍屬稀少，調查法和量化研究仍佔最多的大宗。在理 論觀點方面，能以「文化生產」或具有「抗拒」意涵的觀點看待次文化現象或是
從青少年的文化經驗中，離析出性別、種族、階級等多元盤錯動力的運作者，實 屬罕見。有鑒於此，本研究所定位的文化研究，乃將文化界定為 Raymond Williams (1983)所指出的第二種文化定義：「一個民族、一個時期甚或一個群體的某種特 定生活方式」，這種為青少年所體現或實踐的文化（李根芳、周素鳳譯，2003：2）。 在研究方法上，我採用質性研究的觀察和訪談法。在研究對象上，過往學生或青 少年文化研究，大多都是依據研究者所需的階級、家庭背景、性別等背景變項進 行隨機取樣，不過本研究對於展現高度反抗文化的都市勞工階級青少女特別感到 興趣，所以採立意取樣的方式，針對三位「在玩」的國中青少女進行研究，希望 能瞭解其日常生活方式的文化意義、主體身份認同的內容和構成過程，以及這些 過程如何受到性別、種族、階級等社會動力的影響。分析視角採取抗拒論的觀點，
著重這群邊緣青少女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希望能從中發現具有解放性的因子，並 提供主流教育作為自我反思的切入點。
第二節 青少年的認同形構
認同是一個關於「我是誰」、「我置身於何處」(where I stand)的問題。由於認 同會決定一個人覺得自己未來適合從事什麼行業、性別角色、行為舉止，以及如 何與他人互動，如何定義周遭的世界(Freire, 2005: 12)，因此，一個青少年的認同、
呈現和定義自己的方式，與他在這個世界上的定位息息相關。身為教育工作者很 有必要瞭解個人在學校、家庭或其他場域究竟如何生產認同，性別、種族、階級 這些社會關係又是以何種途徑影響青少年的認同生產，才能夠重新形塑學校的課 程與教學，使學生可以在學校這個場域建構肯定、增能的認同形式。本節先說明 認同以及認同形構的意義，再呈現有關認同與學校教育、青少女認同形構的相關 研究。
壹、認同與認同形構的意涵
一、認同的定義
認同是個很廣泛的課題，它牽涉到「個人認同」（personal identity）和「社 會認同」（social identity）。前者為心理學的研究領域，後者則是社會學關注的問 題。個人認同指的是自我的建構、我們對自己作為獨立個體的自我感，以及我們 如何認知我們自己，與我們認為別人如何看我們自身。社會認同衍生自個人所參 與其中的各類不同的生活關係，涉及作為個體的我們，如何將自己放置在我們所 生存於其中的社會方式，以及我們認知他者如何擺置我們的方式(Bradley, 1996:
24)；前者強調差異，被認為是個別的、獨特的認同；而後者則是強調相同，是 共同享有的、集體的認同(Jenkins, 1996)。本研究所要探討的認同環繞在性別、
種族、階級等社會動力，如何影響愛玩青少女的自我感，以及她們在不同生活場 域中，如何透過與他人的互動而自我定位的問題，比較偏重處理與他人相關的認 同感(Weis, 1990: 3)，也就是社會認同的部分。因此，分析的焦點也會偏重在認 同的相似性，分析她們在相似的社會結構和脈絡底下，所建構出的共享認同。
此外，對於認同所抱持的知識論立場，也會影響到我們如何處理認同這個概 念。Carlson 和 Dimitriadis (2003: 18-21)將認同的知識論立場區分為三種，分別是 現代主義典範底下的本質論、社會建構論和後現代主義所擁抱的非本質論。本質
論認為認同是一種被給定或與生俱來的東西，每個社會類別都可以對應到一致、
統整、穩定的認同，因此，女性和黑人認同有其穩固的真實性和本質，在那兒等 著人家去「發現」(Barker¸ 2000)。不過，在後結構/後現代主義的不斷挑戰下，
這種認同的論述已被普遍地批評，而且本質論預設了認同的不可變更性，落實到 運用層面，通常會和保守主義相關。第二種認同論述是受到 Marx 和 Hegel 的辯 證法而產生的社會建構論，屬於基進的進步主義流派。對 Hegel 和 Marx 而言，
認同生產自主/奴二元對立關係的奮鬥中，因此沒有自主性的意涵。既然認同總 是建構在與他者的關係中，那麼所生產的不是優勢的，就是附屬的或反抗的認 同，不是主人就是奴隸。因此，對馬克斯和黑格爾而言，我們的認同是社會建構 的，建構在對他者的反應中，人們因此被困在意識中，無法超越這種二元對立的 關係。但是對於那些沒有權能的人而言，他們的認同也是組織集體解放、自由行 動的基礎，只有藉著成為「勞工階級」、「女性」、「黑人」或「同志」，人們才可 以向壓迫者開戰，拿回對自己生命的控制權，反抗宰制 (Carlson & Dimitriadis, 2003: 18-19)。最後一種是後現代的非本質論認同，主張認同並不是一些固定存 在著的東西，認同本身沒有本質、普遍的特性，它們是論述的建構，是論述或被 規約的各種談論這個世界的方式的產物。換句話說，認同是各種再現（特別是語 言）構成的，是人造的更甚於是被發現（Barker, 2000）。
後現代主義對於認同的理解，固然可以協助我們打破本質論的神話，看見認 同的虛構性和流動性，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社會認同的分類在機構性生活中卻會 變得「真實」，導向可怕的政治和經濟後果(Weis, 2004: 13)。如同 Weis 和 Fine (2004:
xviii)所言：「你不可能花一段時間待在貧窮和勞工階級社區，一個高級的購物中 心、監獄，和一個郊區會員制的高爾夫球場，或是一所美國的獨立私校，卻仍然 相信社會認同的類別—不管是種族、族群、社會階級或性別，僅僅是被發明出來 的或是虛構的類別」。再者，無止盡的解構認同，也會使得在某個面向同樣受到 壓迫的人們，無法談論、分析彼此的相似經驗，進而組織社會運動，對抗壓迫。
因此，我在本研究中所採取的認同觀是社會建構論的折衷觀點，一方面將認同視 為社會建構、彈性的、可改變的東西，然而另一方面，我還是會使用這種社會類 屬的分類，將之視為組織社會運動的途徑。
歸納前面所談到的研究範疇和知識論立場，我將本研究的認同定義為一種個 人處在一個複雜的社會網絡、持續變化的社會關係中，對自我的瞭解、詮釋和呈 現。這種認同是透過與其他群體的對立關係而形成，不過它本身是流動的狀態、
會持續地重構和重新塑造。
二、認同形構的定義
認同既然是一種與他人相關的自我感，那麼認同形構(identity formation)就是 指人們（不管是個人或集體）如何透過與他人相關的方式看待自己的過程(Weis, 1990: 3)。相較於認同，認同形構更強調人們會主動地重新設計他們在社會結構 中的社會位置的動態過程(Weiler, 2000: 5)。這種過程放到青少年與學校教育的脈 絡裡頭，就是 Wexler (1988, 1992)所說的「成為某人」(becoming somebody)的認 同工作。Wexler (1988: 308-309)指出學生在學校裡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成為 某人」，成為某人意味著學生在學校工作情境（如：組織的理想和要求、同儕文 化所界定的地位）的特定脈絡底下以及緊要關頭時，會建立一種可靠的認同、參 與學校教育，而參與的結果將影響到未來的社會安置。例如 Wexler (1992)在美國 三所不同階級屬性的中學進行比較民族誌研究，企圖瞭解學生如何回應學校以階 級為準的規則和期待。結果發現，學校多半都不支持關係性社群的發展，而且會 阻礙學生生產具有意義的關係。學生回應這種破碎型學校文化的方式就是，藉著 製造某種可見的、不同的、受人尊敬的自我，以對抗學校生活的空虛感、無意義 感。
總此，我將「認同形構」界定為一種成為某人的方案(project)，它是一種動 態的過程，牽涉到當事人對於「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將來要作什麼？」
這些問題的理解，以及這個理解如何回過頭來影響當事人對於目前學校教育的投 注程度，及其產生的後果。回到本研究的脈絡，我所要探討的認同形構包括三位 青少女如何透過與他人的互動，建構出自己是「在玩」青少女的認同，而這個理 解，又會如何影響到她對目前生活方式的安排，以及對未來的想像。
貳、認同與學校教育的關係：再製還是抗拒？
從 1950 到 1970 年代早期一直主導教育社會學界的結構論者，歸罪學校扮演 階層化勞力的角色，認為學校是社會化的機制，再製了主流文化的規範、價值和 意識型態，以維持社會不平等。Proweller (1998: 4-6)指出這一類的研究容易忽略 生活經驗的敘說，將結構放到文化形式之前，也導致學校裡認同形成過程的研究 一直座落在再製理論中。如早期主張經濟再製論的 Samuel Bowles 和 Herbert Gintis (1976)，1970 年代新教育社會學出現之後，檢視學校知識如何以文化形式、
組型和溝通方式強化階級差異的文化再製論者 Basil Bernstein (1977)、Pierre Bourdieu 和 Jean-Claude Passeron (1977)等人，皆主張青少年的認同純粹只是在反 映現存的學校結構和廣泛的社會關係(轉引自 McCarthy & Apple, 1988)，忽略了 學生不會一直願意順服於學校教育的霸權統治，事實上，他們的抗拒往往是很強 大的，而且對於霸權的回應方式還各有巧妙不同(Hargreaves, 1982: 108)。結構論 者透過階級分析和過度決定論式的再製架構，將結構放在比文化更優先的位置，
不但過度窄化學校教育裡的文化動力，同時在以階級不平等為主要分析學校形式 和作為的討論中，也忽略了種族、族群和性別的動力。
所幸，近幾年來，文化馬克思主義者開始重新檢視文化和結構之間的區隔，
認同、主體性、文化、語言和能動性這些議題，將注意力轉向學校青少年次文化 的實踐。並且重新將他們對於認同形構的分析架構在文化主義的面向，以強調學 齡青少年在「成為某人」方案中的複雜和充滿創意的工作(McCarthy, 1990: 72-73;
Proweller, 1998: 6)。例如 Willis (1977)的經典作品《學習成為勞工》，便修正了結 構決定性的論述。因為 Willis 發現勞工階級在學校課業表現的失敗不只是由於教 育體系的偏見，同時還因為勞工階級本身的不願臣服，才會造成再製的結果，不 願臣服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勞工階級的文化，因為這些年輕人在他們的在地環境
（家庭、鄰里、同儕團體）中學習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同時也衝撞到以中產 階級為導向的學校系統。因此，勞工階級的孩子藉著發展叛逆的次文化獲得勞工 階級的工作並造成他們的教育失敗。Willis 的解釋提供一種階級對抗的意涵，顛 覆過往再製論將學校教育視為傳遞主流文化與灌輸霸權意識型態的再製工具，主 張「文化的相對自主性」，並且認知到結構的動力，總是會受到文化環境所調節。
（Musgrave, 1988: 78）。受到 Willis 的影響，Apple(1980)開始修正早期在《意識 型態與課程》一書中強烈再製論的色彩。接著 Giroux (1980)也透過理論爬梳，主 張學校可以是一個半自主的認同生產場所，學校裡的社會行動者，不只是主流結 構的反映或是被動地將自己調適到主流結構中。
之後陸續出現的一些學校文化民族誌研究，更為青少年的認同生產工作提供 了強而有力的實徵證據。例如 Thomas (1980)在澳洲墨爾本的兩所中學（一個是 在中產階級、另一個是在勞工階級的社區），分別針對出現反學校文化的十年級 女孩進行民族誌研究。研究發現在這兩所學校中，來自不同社經背景的女孩，皆 認同傳統的女性角色以抗拒學校的學術和道德要求，但是在這麼做的時候，來自 不同社會階級的女孩，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建構她們對學校的抗拒。中產階級的
女孩藉著強調個人關懷，以顯示她們對於學術工作的對抗，藉著專注在浪漫愛 中，當作進入傳統婚姻的前奏，以確定進入傳統女性的工作。在這些途徑中，女 孩們藉由強調某些學校不那麼重視的特質來進行抗拒。在勞工階級的學校中，那 些與學校對立的小集團藉由反對女性化這種普遍性的文化來抗拒，但是卻投射出 另一種強悍的女性化形象、性早熟、準備進入婚姻。雖然這麼做的結果，會使她 們再製經濟地位（中產階級的非學術性女孩選擇擔任受到尊敬的較低階的中產階 級行業，如辦事員或雇員，如空服人員，勞工階級的女孩則當辦公室的清潔工或 在生產線上工作），但這證實了不管來自中上階級或勞工階級的女孩都會藉由她 們自己自由選擇的反抗文化，建構出一套對於學校的回應。Anyon (1981a)分別選 擇家長為勞工階級、中產階級、高薪專家階級、高級主管階級四類不同階層小學，
研究學校的課程形式、組織、內容以及學生所獲得的學習經驗。雖然不同階層的 學校的確呈現出不同的課程目標和學生文化，但是 Anyon 同時發現，在上層階 級學校也有部分學生形成與學校相衝突或對抗的文化，學生的文化傾向未必與階 級母文化一致，階級文化內部似乎有某種形式與程度的自相矛盾，因此，Anyon 主張完全地複製是不可能的，勞工階級學校未必會教導勞工子女傳統上對資本主 義有利的知識，另一方面，階級內的文化衝突也可能是日後改變社會階層結構的 動力，沒有任何階級可以獲得確切的勝利，意識型態霸權並不可靠。
影響白人勞工階級女孩認同的社會動力主要來自於性別和階級的壓迫，但是 對有色人種女孩而言，她們還要反抗宰制的白人文化。關於種族認同的先鋒性研 究，是由 Fuller (1980)在一所倫敦的綜合中學，對於非裔加勒比海女孩及亞洲女 孩所進行的民族誌研究。她發現有些非裔加勒比海女孩對於學校對她們的態度感 到生氣和沮喪，卻因此發展出一種正面的自我形象—接受自己是黑人也是女人的 身份。她們想要獲得好的教育成就，找到好工作、離開父母所屬的附屬社會位置，
因此，學術的成功可以帶給她們正面的自我價值感，她們也在課業上有很優異的 表現。不過這不表示她們就要順服學校的規定。事實上，她們只有遇到和學校課 業有關的事情時，才會表現出「好學生」的形象，除此之外，她們的行為都刻意 地要激怒老師。在教室裡，她們會表現出不專心、厭煩、無聊、冷漠的姿態，她 們對於學校生活中比較無聊的面向，會表現出反抗的行為，例如在課堂上閱讀雜 誌、做作業，只有當牽涉到學術成就時，她們才會順從學校的規範，但是她們可 以在不讓自己成為附屬者的情形下，反抗學校體制。
在文化論者的努力底下，學校從結構論者眼中那個沒有爭論存在的社會化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