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黃宗羲的富民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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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黃宗羲的富民論

黃宗羲認為，養民只是保障百姓的生存，但是要讓天下之人可以過著安和樂利的生活，必須使之富裕，因此在養民之後，還要進一步地富民。黃宗羲將富民的方式，鎖定在白銀的廢用，以及工商消費活動的調整，不僅要透過法令的管制，還要革新百姓的觀念，以為如此方能使天下安富，但是這樣的做法真能切中時弊，使民富裕嗎？究竟怎樣才算是「富」？此即本章討論的方向。

第一節富民的方法（一）－－貨幣改革

一、對於貨幣與白銀的認知

自唐代推行兩稅法以來，貨幣在賦稅上的能見度增加，也使得民間對於貨幣的需求大幅提高，士大夫也開始討論貨幣角色與定位。到了明代後期，

一條鞭法獨徵白銀，白銀躍升為主要貨幣，引起士人側目，而清初的海禁導致白銀短缺，影響民生甚鉅，讓明清之際的知識分子，批判用銀之餘，重新開啟貨幣用途的討論，以唐、宋士人的觀點為基礎，藉以鋪陳反銀的論調。

兩稅法開始徵錢，銅料不足的問題也逐漸幅上檯面，唐代後期，官府與民間開始積藏銅錢，朝廷亦曾下達禁銅之令，除了鑄鏡以外，不准用銅製作任何器物，公私銅器皆要輸往鑄錢司

¹

，宋代也有囤積銅錢的情況發生

²

，正因為銅錢的供給有限，加上巨額的支付在運送上也不方便，因此往後六、七百年間，紙鈔與其他信用工具便被創造出來，用於一般經濟活動中，也用於繳納租稅

³

。但是宋代因為錢荒，使得以銅錢作為準備金的紙鈔也因此貶值，

所以當白銀逐漸在南宋成為貨幣流通後，元代便順勢以白銀取代銅錢作為紙鈔的準備金

⁴

，然而人謀不臧以及管理不善等因素，紙鈔的信用不易維持，到了明代中葉，紙鈔便被放棄了。而海外白銀的輸入，解決白銀供應的問題，

1 顧炎武，〈財用〉，《日知錄》卷 16，頁 339。〈銅〉，《日知錄》卷 15，頁 333。

2 葉適，〈財計中〉，《水心別集》卷 2，收入於劉公純、王孝魚、李哲夫點校，《葉適集》

第三冊，頁 661。

3 陳國棟，〈通貨利商－貨幣與信用〉，收入於劉石吉主編，《中國文化新論‧經濟篇－民生的開拓》，頁 391。

4 溫玉玲，〈宋元時期銅錢外流之研究〉（台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3：

06），頁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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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銅錢質劣，使得民間對於白銀的使用與流通更加普及，朝廷只能順勢而為，開放白銀的合法使用，而一條鞭法改徵白銀，亦說明了白銀的強勢地位。

但不論銅料不足或是品質低劣，銅錢從未被放棄使用

⁵

，康熙二年（1663）以後，穩定輸入日本銅料，改善了制錢的品質，也使得錢價逐步上升，人民逐漸恢復對於制錢的信心與使用

⁶

。從明代中業以迄鴉片戰爭，都是白銀與銅錢並行，因此也被經濟史學家稱為「銀銅複本位」的時代

⁷

。

唐、宋有銅荒的不安，明清之際有銀荒的擔憂，但是銅錢的廣泛流通，

也曾造就了好幾段長時間的經濟繁榮與社會安定

⁸

，而在全球銀本位的時代，

白銀的使用也減輕了通貨膨脹的壓力，以白銀來計算的價格結構呈現長期的穩定狀態

⁹

，並且刺激了生產與就業，造就了嘉靖－萬曆（1522-1619）與乾隆－嘉慶（1736-1818）兩段長時期的經濟繁榮

¹⁰

。然而，不論銅錢或是白銀，

士人看到的是穀賤傷農與囤積貨幣的問題，唐代的士人反對徵錢，明末的士人也不斷反對徵銀，因此開始討論貨幣存在的理由與用途。

陸贄（754-805）認為，「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易難準，又立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

¹¹

，邱濬（1418-1495）則認為「日中為市，使民交易以通有無，以物易物，物不皆有，故有錢幣之造焉」

¹²

，為了權衡商品的價值，並且方便交換，所以才有貨幣的出現。呂祖謙（1137-1181）也持類似的看法：「泉布之設，乃是阜通財貨之物，權財貨之所由生者」，但他以《管子》、《周禮》為據，認為「夏商之時所以作錢幣，

權一時之宜，移民通粟者，為救荒而設，本非先王財貨之本慮」

¹³

。就他的角度來看，貨幣的出現，最初只是為了「贖人之無糧賣子者」，用以「救人之困」

¹⁴

，爾後才作為「阜通財貨之物」。

5 溫玉玲，〈宋元時期銅錢外流之研究〉，頁 155-156。

6 鄭永昌，〈明末清初的銀貴錢賤現象與相關政治經濟思想〉，頁 73-79。

9 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六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頁 95。

10 陳國棟，〈通貨利商－貨幣與信用〉，收入於劉石吉主編，《中國文化新論‧經濟篇－民生的開拓》，頁 392-393。

11 陸贄，〈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請兩稅以布帛為額不計錢數〉，《陸宣公奏議》卷 12，收入於權德輿編，《陸宣公文集》，頁 109。

12 邱濬，〈治國平天下之要‧制國用－銅楮之幣〉上，《大學衍義補》上冊：卷 26，頁 251。

13 馬端臨，〈錢幣考二〉，《文獻通考》卷 9，收入於《傳世藏書‧史庫‧文獻通考》編纂委員會編，《傳世藏書‧史庫‧文獻通考》第一冊，頁 113。

14 陳際泰，〈錢法議〉，《已吾集》上冊：卷 10（台北：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頁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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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觀念認為，「食人之粟，衣人之帛」才是真正的「財」，金銀錢幣「是皆財之權也，非財也」

¹⁵

，如果無衣可穿，無穀可食，人類要如何生存？在古代士人的心目中，百姓透過貨幣交易，目的是為獲取民生必須的衣食器用，

積藏金錢，要如何換取所需？所以葉適（1150-1223）認為，錢貨「無留藏積蓄之道，為通融流轉，方見其功用」

¹⁶

，而且只要具備公信力，認何物品都可作為貨幣，又何必執著於金錢的追逐。

但是，貨幣備受重視，也是歷史演變必然的結果。三代之時，「民有常業，

一家之用，自穀米、布帛、蔬菜、魚肉，皆因其力以自致，計其待錢而具者無幾」，而且「三代各斷其國以自治，一國之物自足以供一國之用，非是天下通行不可闕之物，亦不至費心力以營之」，但是到了後世，社會分工取代了自給自足的狀態，而且「天下既為一國，雖有州縣異名，而無秦、越不相知之患，臂指如一，天下之民安得不交通於四方？則商賈往來，南北互致，又多於前世」

¹⁷

，貿易的範圍擴大，以物易物實屬不便，貨幣的使用與需求增加，

是無可避免的情況。但是當貨幣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度，沒有貨幣，也就無法取得民生物資，也無法繳納租稅，商品的販售、勞力的付出，成為換取貨幣的方法，同時人們也會開始儲存貨幣，等待下次交換或支付租稅之用；所以貨幣不僅作為交易的媒介、衡量價值的標準，本來就具有價值儲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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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士人的眼裡，他們認為銅錢與白銀的積藏，是穀價下跌、經濟蕭條的元兇，所以士人不斷反對朝廷徵用貨幣，並且一再弱化貨幣的重要性，

試圖縮減貨幣的使用範圍。然而明末以來的反銀聲浪，除了反對賦稅徵銀，

甚至出現否定白銀作為貨幣的激烈言論。

明末財政困難，加派不斷，導致民間白銀短少，物價下跌，農民賣出所有作物，仍不敷貢賦所需，求銀不易，甚至出現賣妻鬻子的慘況，也導致棄本逐末的風潮。可是，明清之際的知識分子，認為用銀之害不只於此，王夫之認為：

自銀之用流行於天下，役粟帛而操錢之重輕也，天下之害不可訖矣。

錢較粟帛而齎之輕矣，藏之約矣，銀較錢而更輕更約矣；吏之貪墨者，

15 徐光啟著，石聲漢校注，〈水利〉，《農政全書校注》上冊：卷 16，頁 399。

16 馬端臨，〈田賦考三〉，《文獻通考》卷 3，收入於《傳世藏書‧史庫‧文獻通考》編纂委員會編，《傳世藏書‧史庫‧文獻通考》第一冊，頁 29。

17 馬端臨，〈錢幣考二〉，《文獻通考》卷 9，收入於《傳世藏書‧史庫‧文獻通考》編纂委員會編，《傳世藏書‧史庫‧文獻通考》第一冊，頁 115。

18 陳國棟，〈通貨利商－貨幣與信用〉，收入於劉石吉主編，《中國文化新論‧經濟篇－民生的開拓》，頁 35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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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夜之投，歸裝之載，珠寶非易致之物，則銀其最便也。…….民之為盜也，不能負石粟、持百縑，即以錢而力盡於十緡矣，穴而入，篋而胠者，其利薄，其刑重，非至亡賴者不為，銀則十餘人而可挾萬金以去。……是銀之流行，汙吏箕斂、大盜晝攫之尤利也，為毒於天下，

豈不烈哉

¹⁹

？

高珩（1612-1697）對於用銀之後，換來「敗官方、壞風俗、病國家、窘民生」等結果，痛批主張用銀者根本就是妖孽，認為唯有「流金放銀、殺珠殛玉」，放棄使用金銀為泉貨，才能夠重現太平

²⁰

。而唐甄則批判白銀短少造成經濟蕭條：

有千金之產者，嘗旬日不見銖兩，榖賤不得飯，肉賤不得食，布帛賤不得衣，鬻穀肉布帛者，亦卒不得衣食，銀少故也。當今之世，無人不窮，非窮於財，窮於銀也。於是楓橋之市粟麥壅積，南濠之市百貨不行，良賈失業，不得旋歸。萬金之家，不五七年而為寠人者，于既數見之矣

²¹

。

同樣的，黃宗羲不僅反對徵銀，也反對用銀，甚且認為欲天下安富，必廢金銀，他認為金銀作為貨幣流通不是歷史的常態：

古之徵貴徵賤，以粟帛為俯仰。故公上賦稅，有粟米之征、布縷之征是也；民間市易，詩言「握粟出卜」，孟子言「通工易事，男粟女布」

是也。其時之金銀，與珠玉無異，為饋問器飾之用而已」

²²

。

而漢代以來所使用的通貨物資，黃宗羲也用心考察分析，總結認為唐代以前，賦稅市易，皆無用銀，宋代用於交易，元代以銀作為紙鈔的準備金，

白銀才成為「流通之貨」

²³

。對黃宗羲來說，三代以後的主流貨幣是銅錢，

使用白銀是晚近之事，不用白銀，亦未嘗不可，而且「昔之有天下者，雖錢與穀帛雜用，猶不欲使其重在錢也」

²⁴

，但是明代朝野上下，卻將白銀視若至寶，皇帝不顧民間怨聲載道，差遣宦官開採銀礦，所得之銀不入國庫，卻拿來中飽私囊，豪右、貪官也竭盡所能聚斂白銀，這些現象讓黃宗羲相當不以為然。而邊境多事，催征又急，但銀力已竭，市易無資亦無法賦稅，百業

19 王夫之，〈太宗‧十三〉，《讀通鑑論》上冊：卷 20，頁 700。

20 高珩，〈行錢議〉，《栖雲閣文集》卷 8，收入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二百零二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頁 282。

21 唐甄，〈更幣〉，《潛書》下篇：上，頁 409。

22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財計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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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條，要如何勸民力耕

²⁵

？

到了這樣山窮水盡的階段，黃宗羲認為非廢金銀不可，對他而言，廢金銀，其利有七：

粟帛之屬，小民力能自致，則家易足，一也。鑄錢以通有無，鑄者不息，貨無匱竭，二也。不藏金銀，無甚貧甚富之家，三也。輕齎不便，

民難去其鄉，四也。官吏贓私難覆，五也。盜賊胠篋，負重易跡，六也。錢鈔路通，七也。

為了確保白銀不再使用，黃宗羲甚至主張重法嚴禁，「盜礦者死刑，金銀市易者以盜鑄錢論」

²⁶

，認為唯有如此，才可徹底免除白銀的使用，換得他所謂的「七利」，這種嚴竣的論調，在明清之際，實屬罕見。

明清時期，白銀來源主要有二：一為國內的銀礦開採，一為透過貿易從海外流入。但是明代的銀礦產量本就不多，加上萬曆時代的礦稅之禍引發民怨，所以明代後期幾乎完全停止開礦，到了清初也沒有開採，因此，海外白銀的流入幾乎成為明末清初銀的主要來源

²⁷

。然而，黃宗羲認為白銀的來源，

只有透過開採礦藏才有辦法取得，對於海外白銀的輸入，毫無概念。

黃宗羲撰寫《明夷待訪錄》的前二十年，正是清朝推行海禁的階段，不少士大夫注意到了白銀短少與沿海省份的經濟蕭條，莫不與此相關，紛紛上書請開海禁，認為海禁太嚴，導致財源杜絕，白銀有耗無增，民生才會窮困至極

²⁸

，認為海禁所損失的收入，不止於億萬，若能重開海禁，恢復海外貿易，不僅可以鼓勵藝業之勤，亦可去貧寡之患，銀兩充溢，又無憂課餉不足，

國家富強，指日可待

²⁹

。

黃宗羲沒有注意過海外貿易與白銀輸入的關係，同樣的，他只注意到白銀不足所帶來的負面效應，卻沒有想過白銀與經濟繁榮的關聯，他要求以公權力介入的方式，廢除白銀的使用，忽略了民間對於白銀的需求與接納，才會促成朝廷因勢利導，折色徵銀。白銀成為明代後期的主要貨幣，是環境所致，「凡貿易，金太貴而不便小用，且耗日多而產日少；米與錢賤而不便大用，

錢近實而易偽易雜，米不能久，鈔太虛亦復有浥爛，是以白金之為幣長也」

25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財計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37-38。

27 岸本美緒著，白小兵譯，〈康熙年間的榖賤問題－清初經濟思想的一個側面〉，收入於劉俊文主編，《日本中青年學者論中國史：宋元明清卷》，頁 496。

28 靳輔，〈生財裕餉第二疏‧開洋〉，《靳文襄公奏疏》卷 7，收入於海南出版社編，《故宮珍本叢刊》第五十九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頁 402。

29 慕天顏，〈請開海禁疏〉，收入於賀長齡、魏源等編，〈戶政一‧理財上〉，《清經世文編》

上：卷 26，頁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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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經濟的長足發展，為了滿足市場上大宗交易的需求，銀兩逐漸成為具有無限清償資格的本位貨幣，當白銀的供應充足，民間的使用日漸普及，

才會有後續條鞭徵銀的政策出現。但是明代中葉以來反對用銀的批評，多半著眼於助長貪污、竊盜和富豪聚斂等弊病，都沒有深入認識白銀流通和商業發展的關係

³¹

。黃宗羲也是以同樣的基調作論述，雖然他認為「工商皆本」，

但是他對於明代的商業發展與對外貿易顯然所知不深，白銀的使用，必然有其道理，而且「民情不以錢幣而以銀幣，非一日矣」

³²

，驟然要求廢除白銀，

相對而言也是否定民眾對於貨幣的選擇權與使用權，百姓或許因為白銀不足而飽受困擾，但不表示不需要白銀的使用，矯枉過正未必真正有益於民。

黃宗羲認為賦稅折銀、聚斂，以及礦所封閉，是白銀不足的原因，但他沒有想過以海外貿易的方式來增加白銀的數量，他抨擊白銀的聚斂，卻也不曾致力於解決白銀積藏的問題。黃宗羲沒有像唐、宋的士大夫那樣去談論貨幣的功能，強調貨幣流通的重要性，只是一味痛批明代的皇帝貪財好貨，但又不若顧炎武那般，要求把京庫中的白銀釋放回民間，增加流通量

³³

。黃宗羲所想到的解決之道，就是廢除白銀的使用，如此一來，便無須再困擾有無白銀可用，在廢銀論者的眼中，白銀就是罪惡的化身，必欲去之而後快。從明末開始，一直到民國初年法幣改革，白銀功成身退為止，這段期間的反銀言論未曾停歇，但都不足以讓白銀退出主流貨幣的舞台，廢銀論的主張，其實是和時代潮流相違背的。但是黃宗羲的生存年代，正處於改朝換代、動盪不安的階段，明末的財政困難與清初的海禁，讓他無法看到白銀所帶來的繁榮，原有的經濟發展，因為戰亂與財政危機而逐漸退縮，自然經濟狀態增強，

貴金屬貨幣的使用，對他而言是不必要的存在

³⁴

。正因如此，黃宗羲才會認為不廢金銀，天下不得安富，否定白銀的貨幣地位。換句話說，時代的不幸，

雖成就他思想上的啟發，但同樣也造成他思考過程的盲點，終其一生，雖然反對白銀的使用，但無論明朝或清朝，都不曾停用白銀，他的主張是被現實揚棄的，但他卻從不曾改變原有的初衷。

明清之際反對用銀的理由，歸納起來大致有三點：一為用銀致貧，二為

30 王世貞，〈鈔法〉，《弇州史料後集》卷 37，收入於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五十冊（北京：北京出版社，2000），頁 25。

31 林麗月，〈試論明清之際商業思想的幾個問題〉，《近代中國初期歷史研討會論文集》，頁 723，726。

32 李之藻，〈鑄錢議〉，《李我存集》卷 2，收入於陳子龍、徐孚遠、宋徵璧等編，《皇明經世文編》第二十九冊：卷 484，頁 691。

33 顧炎武，〈財用〉，《日知錄》卷 16，頁 339。

34 蕭清，《中國古代貨幣思想史》，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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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銀加劇社會弊病，三為用銀不利「本務」

³⁵

，黃宗羲所謂的廢銀「七利」，

無非也只是想解決這些問題，而非針對貨幣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作討論，甚至可以說，是站在自然經濟與農業社會的需求而發出議論。

黃宗羲認為不用白銀，「粟帛之屬，小民力能自致，則家易足」，他似乎認為只要不用白銀，百姓不必為了求得白銀，將耕織的生產物投入市場交易，

就不會有衣食不足的問題，便可維繫自給自足的生活狀態，這種論調，其實不只是反對白銀，或可說是反對貨幣經濟。因為當社會分工日趨明顯後，自給自足其實是浪費時間、體力的做法，想要衣食自足，就必須同時耕種糧食作物與桑、麻等經濟作物，除非人力與土地面積、土壤沃度皆足以應付，否則可能導致衣食皆不足的窘況，更無暇製造日常生活用品。而且明代的鄉村手工業，早已轉型為農家收入的方式之一，而非為了自給自足的需求

³⁶

，自給自足的生活狀態，只有當工商發展衰落，交換減少，才有可能發生

³⁷

，只要社會分工不斷持續，貨幣的需求就不會停止，不可能真正維持自給自足。

黃宗羲沒有考量過貨幣存在的理由，以為廢用白銀，一切徵實，百姓便可「家易足」，若真要自給自足，銅錢、紙鈔其實也不必用了，又何必去在意銅錢與白銀的消漲對立。

此外，黃宗羲認為錢重銀輕，若用銅錢，「輕齎不便，民難去其鄉」，黃宗羲反對使用白銀的理由，不強調白銀取得不易，導致農民無法賦稅而棄地逃亡，卻強調使用白銀，易使人民輕離家園。白銀方便遠距貿易與長途旅行的使用，因為輕約值重，方便攜帶，黃宗羲為了維護農業社會的穩定性，再次強調「安土重遷」的觀念，然而，把人民固著於土地上，除了有利於官方的統治管理，對於民眾的生計究竟有多大的幫助？人口流動，在農業社會下，

被視為影響社會秩序的不安因素，但是在工商型態的環境中，南來北往，貿遷有無，人口的流動是必然也必要的，但對黃宗羲而言，最適合人民生存的方式，就是土地耕作，土地是衣食之源，離開故土，放棄生產，民生如何安穩？這和黃宗羲的理念是相對立的，所以他認為白銀的使用，方便人民輕家離鄉，唯有廢除白銀，百姓才能知道安土重遷的重要性。就黃宗羲的角度而言，知識分子身負引導百姓的責任，相對的，似乎也可以替人民決定最適當的生活方式，然而，白銀終究不被廢除，商品經濟依舊成長，該被教育的，

35 鍾祥財，〈明清之際黃宗羲等人的貨幣思想之我見〉，收入於上海市經濟學會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會編，《中國經濟思想史論文集》，頁 178。

36 林滿紅，〈中國傳統經濟的特徵〉，《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2：05，頁 77。

37 全漢昇，〈從貨幣制度看中國經濟的發展〉，收入於政治大學歷史系主編，《中國通史論文選集》（台北：政治大學歷史系，1991），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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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誰？

再者，「不藏金銀，無甚貧甚富之家」，但是土地的多寡，同樣影響貧富的差距，黃宗羲卻略而不談；金銀無法人人皆有，所以導致貧富之差，然而在土地私有的情況下，同樣可能造成貧富不均的問題。但是對黃宗羲而言，

土地是君主可以掌控的，只要分配得宜，不僅窮人可以獲得土地，富民亦不會有所損失。倘若這樣真能解決土地分配的問題，君主同樣可以下令收歸白銀，再重新分配，這種一廂情願的看法，只是突顯反銀的情緒，未必有任何正面的意義，而且除非貨幣經濟衰退，就算使用銅錢，也可能造成積聚的問題，但是熟讀二十二史的黃宗羲，卻將唐、宋囤積銅錢的過往，視而不見，

以為只要廢除白銀，使用錢、鈔，便可消除貪污與偷盜等弊端，這種想法只是自我安慰。顧炎武談到唐代銅錢的問題，認為「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要避免白銀造成「民窮盜起」，以及「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

等問題，就必須儘速處理白銀的流通，針對白銀積藏的情況，顧炎武把矛頭指向君主身上，認為統治者若不貪財，不會導致民間無銀的窘況

³⁸

，白銀本身何過之有？唐、宋士人對於錢荒的討論，也無法輕易禁止銅錢的使用，白銀又如何能禁？顧炎武反對田賦徵銀，卻不輕言廢銀，而是努力尋求銀荒的原因，再對症下藥，解決問題，雖然他的看法未盡周全，但和廢銀論者相比，

這算是比較務實的做法。

黃宗羲的「七利」之說，並非創見，明代中期以來的言論中，即不乏類似的觀點，靳學顏（1514-1571）認為使用銅錢有四不便：一曰盜不便，一曰官為奸弊不便，一曰商賈挾持不便，一曰豪家蓋藏不便

³⁹

。馮夢龍（1574-1646）

則言三不便：輸納用錢，難於取耗，不便一；苞苴用錢，難於饋遺，不便二；

賊罸用錢，難於歸裝，不便三

⁴⁰

。對他們而言，雖有不便，也只是不便於貪官污吏與奸豪而已，對於國計民生，並無不便，反而有利。這些言論的共通處，都認為白銀是一切社會問題的根源，若能使用銅錢，便能解決白銀所帶來的一切弊端。而黃宗羲在這些論調之外，特意強調廢除白銀，可以穩定農業社會的秩序，鞏固自然經濟的狀態，同時將白銀視為打壓銅錢的關鍵，使得白銀與銅錢的使用對立化，呼籲只要不用白銀，便可提升對於銅錢的使用與需求。換言之，黃宗羲的「七利」，是將各方反對用銀的聲音，做一有系統

38 顧炎武，〈財用〉，《日知錄》卷 16，頁 339-340。

39 靳學顏，〈講求財用疏〉，《靳少宰奏疏》卷 1，收入於陳子龍等編，《皇明經世文編》第十八冊：卷 299，頁 636。

40 馮夢龍，〈錢法議〉，《甲申紀事》卷 12，收入於《馮夢龍全集》第十七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頁 244-245。

(9)

的歸納，總結明代中葉以來，批判白銀的各種言論，若欲了解明清之際的反銀思想，黃宗羲的廢銀論，可以提供概括的說明。只是關於白銀的批評，不論是黃宗羲或其他人，都將一切的過錯歸因於白銀，而非認為是「人」的因素，按理而論，囤積白銀，再利用銀錢比價賺取差額，這種不當獲利，應當透過公權力去制止，而貪官污吏與盜賊，即使不用銀也會存在，理當譴責違法的行徑，嚴格素貪。但是反銀的知識分子，卻認為是白銀誘導犯罪、破壞善良風氣，否定白銀的貨幣地位，並將之視為禍害；批評者刻意忽略「錢荒」

的問題，也不管白銀何以崛起的原因，當全球進入銀本位的時代，提出廢銀的主張，這種反世界潮流的言論，無形中，突顯了中國的經濟思想和貨幣思想已然落後於西方

⁴¹

。

二、銅錢的推行

黃宗羲所處的時代，經濟發展退縮，自然經濟的狀態增強，對於貨幣的需求減少，而男耕女織的社會本是黃宗羲所嚮往的生活型態，為了鞏固自然經濟與農業社會秩序，黃宗羲反對貴金屬白銀的使用，認為白銀作為貨幣，

只會造成農民生活困頓與社會風氣敗壞。黃宗羲以廢除白銀的使用作為解決白銀不足的方法，忽略了白銀對於經濟發展的貢獻，以及民間對於白銀的需求，並且認為白銀的存在，是銅錢無法廣泛使用的原因，將白銀與銅錢視為對立的關係，同時認為銅錢可以取代白銀的機能，免除貨幣不足與聚斂的問題。

然而，民間對於銅錢的重視度降低，與其歸咎於白銀的存在，不如說有更現實的原因所致，一為銅料不足，使得官方制錢的供給減少，品質也無法穩定，致使私鑄有機可趁；二為銅錢行於下卻不行於上，官府不收用銅錢，

使得民間也降低對於銅錢的儲藏意願。

銅料供給有限，是唐宋以來一直存在的問題，正因如此，其他的信用貨幣才會出現。明代的士人，大部分都認為銅料不足是銅錢難以廣用的原因，

陳際泰（1566-1641）便明言：「不患錢之不行而患錢之不繼，錢之不繼者，

繇銅少也。」他認為銅料少的原因在於礦藏有限，海外貿易又使銅錢流洩，

而家用器具與佛像鐘鼎的製作，又瓜分掉了部份的銅料

⁴²

。除此之外，明朝政府對於銅料籌措與管理的規劃不當，也是導致官方獲取銅料不易，影響制錢的數量與品質的原因。

41 蕭清，《中國古代貨幣思想史》，頁 282。

42 陳際泰，〈錢法議〉，《已吾集》上冊：卷 10，頁 364-365。

(10)

採礦所獲的銅料本就不多，而明末戰亂頻仍，導致礦區銅料的運輸困難，

使得銅價高升，增加政府鑄錢成本，朝廷另外輔以關差辦銅的方式來獲取銅料，用五分之三到五分之四的關稅收入來購銅，但是因為官價和市價差異太大，商人領銀購銅往往賠累不堪；而各省鑄局缺乏協調，競爭購銅，加上奸商豪賈攔截強買，又形成官民之間的競爭，使得銅價一再抬升，官方難敵私商購銅的財力，流入私商的銅料遂成為民間私鑄的來源，結果官鑄無望，私錢充斥

⁴³

。

因為籌措銅料不易，士大夫紛紛提供獲取銅料的方法，諸如有司罰贖改以徵銅，或是銷毀民間不必要的銅器，作為廢銅回收

⁴⁴

，而明朝政府無計可施之下，也不得不四處搜括廢銅廢器，收集古錢與小錢，來補充銅料，維持鑄局的運作

⁴⁵

。但是顧炎武認為收取民間廢銅的做法有失擾民，他舉明初故事為例，明太祖朱元璋認為鑄錢是為便民，倘若收受民間廢銅來補充銅料鑄錢，只怕有司為求業績，強逼百姓毀壞銅器以輸官，如此一來反而害民，所以駁回工部收取民間廢銅的提議

⁴⁶

，因此顧炎武也不贊同搜括廢銅廢器的做法。

但是也有人不認為有銅料不足的問題，王夫之認為「銀產少而淘鍊難，

銅隨在可採，而通市交緬猶易充足，物本有餘，斯可為不窮之用也」，而錢法難以推行，乃是因為「亂世貪人壞之也」，「國貧而攘利亟，銅本少而錢薄劣，

覬多得利而終於不行，盜鑄亦因之以起」

⁴⁷

，這種情況在崇禎年間易加明顯，

馮夢龍指出：

司鑄者未暇急公，先謀潤橐，扣銅價，徵樣錢，勒餘羨，於是攙和鉛石，擲地即碎，體製薄小，百不盈握，官鑄與私鑄工拙不相選，故私錢益多，而價因以大減

⁴⁸

。

而且崇禎年間為了應付財政困難，鑄造大量的「大錢」，這些大錢的法定價值遠超過於幣財價值，在「象徵貨幣」的概念尚未出現的時代，這些大錢在民眾的眼中根本就是名實不符的劣幣，讓私錢更有生存的機會，所以劉宗周認為國家鑄錢太多，卻品質低劣，根本無法禁絕私錢，不如不鑄，以免讓

44 倪元璐，〈鼓鑄大計疏〉，《倪文貞奏疏》卷 9

，收入於台灣商務印書館編，《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第一千二百九十七冊，頁 299-300。

45 鄭永昌，〈明末清初的銀貴錢賤現象與相關政治經濟思想〉，頁 72。

46 顧炎武，〈銅〉，《日知錄》卷 15，頁 333。

47 王夫之，《噩夢》，收入於《船山全書》第十二冊，頁 585。

48 馮夢龍，〈錢法議〉，《甲申紀事》卷 12，收入於《馮夢龍全集》第十七冊，頁 243。

(11)

私鑄可以混淆官錢

⁴⁹

。

他們認為崇禎的貨幣政策失當，而司鑄者為牟取暴利，擅自偷工減料，

是官方鑄錢品質低落的原因，造成民間對於銅錢信心不足，以致錢法難推，

於是紛紛呼籲「不惜銅、不愛工」，要求維持制錢的品質。王夫之主張減少鑄息，以杜絕私錢的競爭，在製作上，「撿精銅而以佳錫點之，每文足重一錢二分，而當銀一釐。輪廓圓好，文畫清整，銅色純青，漆背光堅」，民眾若是發現品質差者，官方賠償以示負責，無需嚴刑重罰，惡錢自息

⁵⁰

。

南齊孔顗上書齊高帝（479-483），指陳盜鑄難禁，乃因上鑄錢「惜銅愛工」，後世將此話奉為圭臬，明代士人也深知「不惜銅、不愛工」乃是「萬世鑄錢不易之良法」，若能「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私鑄仿效不易，

也無利可圖，自然杜絕私錢的流行

⁵¹

。但是銅錢的製造技術不難，私鑄相當容易，只要壓入官鑄銅錢做出正反面模子，再將兩模對蓋灌入銅汁，冷卻後再一一磨磋，使其錢面和周廓皆成光滑，便大工告成，想要杜絕私鑄，有一定的困難

⁵²

。即使清初購買日本銅，解決銅料補充的問題，並改革明代銅政管理的缺失，控制錢價下跌，使得民間逐漸恢復對於官鑄銅錢的信心

⁵³

，亦無法完全杜絕私鑄的發生

⁵⁴

；何況在銅料不足的明代，為了減少鑄錢成本，

官方一再簡化制錢的樣式與重量，使得私錢更易仿效，到了崇禎年間，又為了紓解財政困難，不顧民間的需求與反映，鑄造和私錢的水準相差無幾的大錢，更加難以禁絕私鑄的問題。

銅錢和民生日用關係密切，但是明代銅料不足，鑄錢量大減，不敷使用，

而大明寶鈔的推行失敗後，海外白銀的輸入，適時彌補銅錢不足的問題，因此在官方賦稅和民間交易中得到廣泛的使用

⁵⁵

。但是銅錢從未就此退出貨幣舞台，雖然銅錢價值低，不便於大量計算和攜帶，不適用大規模和遠程的商業活動，但卻適合一般百姓日常零星交易之用，無須像銀兩一樣要鑑別成色輕重，可以方便找零

⁵⁶

，只是銅料有限，官方又籌措不力，要維持一定的制

49 劉宗周，〈仰佐錢法末議疏〉，收入於戴璉璋、吳光主編，《劉宗周全集》第三冊上，頁 155。

50 王夫之，《噩夢》，收入於《船山全書》第十二冊，頁 585。

51 邱濬，〈治國平天下之要‧制國用－銅楮之幣〉上，《大學衍義補》上冊：卷 26，頁 251-252。

54 葉夢珠，〈錢法〉，《閱世編》卷 7（台北：木鐸出版社，1982），頁 172。

55 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六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頁 421。

(12)

錢數量與品質不易，讓私鑄者有機可趁，造成民間對於銅錢信心不足，儘速將擁有的銅錢脫手，以免虧累。但是就算明朝政府「不惜銅不愛工」，鑄造精美的制錢，或可降低私錢偽造的可能性，然而流通數量不足，勢難禁絕私錢魚目混珠，遑論需要其他貨幣出現，來應付銅錢不足的問題。葉夢珠認為嘉靖、隆慶（明穆宗，1567-1572）兩朝的制錢最為精美

⁵⁷

，但是隆慶初年，已有錢法不行的問題，銅料不足，使得銅錢數量減少，無以為繼，甚至連王公貴族都擅自鑄錢使用

⁵⁸

，造成錢法紊亂，這已不是歸咎白銀或是制錢品質不佳，就能解決的，最根本的原因還是銅料不足所致。但是銅料充足，仍無法根絕私鑄，清初雖然解決了銅料不足的問題，私鑄依舊存在，只是銅料足夠，

管理得當，能夠有效控制官方鑄錢的品質與數量，降低私錢的競爭，進而穩定錢價的波動，恢復百姓用錢的信心。銅荒的問題從明初以來便備受關切，

因為鑄錢成本高，加上國用不足，為了增加銅錢數量，便無法維持制錢的品質，自然造成私鑄盛行，癥結所在，仍是銅料不足，絕非「惜銅愛工」一詞，

便能總結明代銅錢的問題。

另外，明代的士人認為官方鑄錢，只放不收，專徵在銀，自然重銀輕錢，

這樣的論調，可說是明人的共識，靳學顏認為銀兩只是「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爾」，「而銅錢亦貿遷以通用，與銀異質而通神者」，「獨奈何用銀而廢錢」？

考諸漢唐以來，未有用銀廢錢之例，不解中央的作法

⁵⁹

。而馮夢龍則認為「錢法之行，全在上下相通，收散相等。使下散而上不收，則民疑」

⁶⁰

，顧炎武也認為「錢自上下，自下上，流而不窮者，錢之為道也。今之錢則下而不上，

偽錢之所以日售，而制錢日壅，未必不由此也」，正因為「上不收錢，錢不重也」，民間即使使用私錢亦無差，如何根絕私鑄？顧炎武認為這麼做不僅使錢法難行，中央無異是放棄對於銅錢的掌控權

⁶¹

，因此，他們認為要百姓重視制錢，打擊私錢，就應該要加強制錢的徵用，不論稅收、罰贖、俸祿、僱役

62

，或是地方州縣的存留支放，加強制錢的使用，如此一來便可使錢重，杜

57 葉夢珠，〈錢法〉，《閱世編》卷 7，頁 170。

58 張廷玉等撰，〈食貨‧五〉，《明史》卷 81：志 57，收入於楊家駱主編，《新校本明史并附編六種》第四冊，頁 1967-1968。

60 馮夢龍，〈錢法議〉，《甲申紀事》卷 12，收入於《馮夢龍全集》第十七冊，頁 244。

61 顧炎武，〈錢法論〉，《亭林文集》卷六，收入於《顧亭林詩文集》，頁 127。

(13)

絕私錢，中央亦可重新掌握銅錢的主導權

⁶³

。

明代官方對於制錢的使用，只放不收，但是制錢的品質又日益低劣，民間使用私錢或制錢並無差別，錢價自然日漸下跌。民生日用之外，百姓多得錢沒有任何增值的可能，越早脫手，可免損失越多，明代士人對於中央不徵錢的抨擊，不無道理，提出的解決方法，也合情理。清初為了避免錢價繼續下跌，規定完納錢糧，十分之七為銀，十分之三為錢，的確收到了提升錢價的作用

⁶⁴

，不必廢銀，民間也恢復對於銅錢的信心，在銅料穩定的狀況下，

清代反而出現錢貴銀賤的狀況。

對照之下，明代的貨幣政策是相當短視的，朝廷徵收銀兩，卻發放品質不佳的制錢，府庫都不願意收藏劣錢，民間又豈會樂用？就算銅料充裕，制錢精美，朝廷不徵收，百姓仍舊會輕錢。而且銅料不足，理當重視制錢的回收，以免銅料流於民間，轉為私鑄之用，但是明代政府卻放任制錢留滯民間，

反去收集廢銅與古錢來鑄錢，根本就是本末倒置的作法。雖然現實上有銅錢不足的問題，必須仰賴白銀的使用，但是明代政府未必不可控制錢價的穩定性，重銀輕錢，實是政策不當所致，最後落到白銀不足、錢價慘跌，國家焉能不亡？

黃宗羲反對用銀，主張使用銅錢，他認為：

錢幣所以為利也，唯無一時之利，而後有久遠之利。以三四錢之費得十錢之息，以尺寸之楮當金銀之用，此一時之利也。使封域之內，常有千萬財用流轉無窮，此久遠之利也。後之治天下者，常顧此而失彼，

所以阻壞其始議也

⁶⁵

。

黃宗羲認為銅錢沒有死藏的問題，不像白銀那樣為人所貪愛，易被積藏與奪取，所以更適合作為貨幣

⁶⁶

，只要「鑄者不息」，便無匱乏之虞，可以維持貨幣的流通，便不會因貨幣不足而造成諸多的問題產生。在他的眼中，明代的錢法不行，他認為是六項原因所致：

一曰惜銅愛工，錢既惡薄，私鑄繁興。二曰折二折三，當五當十，制度不常。三曰銅禁不嚴，分造器皿。四曰年號異文。此四害者，昔之所同。五曰行用金銀，貨不歸一。六曰賞賫、賦稅，上行於下，下不

63 顧炎武，〈錢法論〉，《亭林文集》卷 6，收入於《顧亭林詩文集》，頁 127。

64 葉夢珠，〈錢法〉，《閱世編》卷 7，頁 171。

65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財計二》，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38。

66 岸本美緒著，白小兵譯，〈康熙年間的榖賤問題－清初經濟思想的一個側面〉，收入於劉俊文主編，《日本中青年學者論中國史：宋元明清卷》，頁 504。

(14)

行於上。昔之害錢者四，今之害錢者六

⁶⁷

。

因為這些因素，使得銅錢無法發揮「流轉」的功能，「不過資小小貿易，

公私之利源皆無賴焉，是行錢與不行等也」，黃宗羲認為沒有把銅錢的好處發揮出來，相當可惜，針對上述的六項問題，提出了解決的方法：

誠廢金銀，使貨物之衡盡歸於錢。京省各設專官鼓鑄，有銅之山，官為開採，民間之器皿，寺觀之像設，悉行燒毀入局。千錢以重六斤四兩為率，每錢重一錢，制作精工，樣式畫一，亦不必冠以年號。除田土賦粟帛外，凡鹽酒征榷，一切以錢為稅。如此而患不行，吾不信也

68

。

黃宗羲對於錢法不行的分析，基本上總結了明代以來的意見，所提出的解決辦法，也是各方士人一再強調的，比較特殊的是提到了「年號」的問題。

在錢幣上鑄年號，最早可追溯到五胡十六國時代的成漢，唐宋以後成為慣例，

延續到清末

⁶⁹

。明代因為銅料不足，在正德以前較少鑄錢，有些年號根本沒有鑄錢，到嘉靖時期才開始大量鑄錢

⁷⁰

，但即便是同一朝的制錢，前任皇帝一死，刻有其年號的錢幣便不再流通，或是折價才能使用，明明質量相等，

卻因鑄有前任皇帝的年號而被視為「小錢」或是棄而不用，反讓奸商收來銷毀作為私鑄之資，未被銷毀者，則為朝廷深藏不出，或被府庫的管轄官吏把持竊易

⁷¹

，市面只剩惡錢充斥，在銅料不足的時代，這種做法無異是種浪費，

對百姓而言，也增加了使用的不便，但是鑄有年號，是長久以來的習慣，年號若是錢法不行的原因，何以沿用至清末？換言之，還是明代貨幣政策制定無章，非年號之錯。

黃宗羲認為有「銀力竭」的問題，沒有「銅荒」的困擾，以為開採銅礦與銷毀佛像器皿，便足以獲取充分的銅料來鑄造完好的制錢；他認為銅錢不會被囤積、聚斂，卻忘了歷史上也曾出現反對積藏銅錢的聲音，也忽略了明代貨幣政策的不當與白銀的使用，使得人們不願收藏銅錢，才會加速銅錢的流通，未必是銅錢沒有儲藏的價值。因此和其他人的觀察相比，黃宗羲雖然點出了明朝貨幣政策的失當，卻不能表示他對於明代貨幣的發展與問題有透徹的了解，黃宗羲只是一味地將白銀視為萬惡之源，認定朝廷以白銀剝削民

70 葉世昌主編，《中國古代經濟管理思想》，頁 155。

71 李劍農，《宋元明經濟史稿》，頁 103。

(15)

生，為了否定白銀的貨幣地位，再三強調用錢遠勝於用銀，將銅錢視作打擊白銀的工具，而不管民間對於貨幣的選擇與需求為何，因此無法理性面對白銀的存在與銅料不足的事實。當然，黃宗羲的想法絕不是特例，能夠清楚認知明末清初貨幣問題的人，才是少數。雖然明清之際對於銀荒的討論，漢唐代中葉施行兩稅法所引起的「錢荒」議論，內容上相去不遠，甚少新義發明

72

，但是唐宋階段沒有貨幣競爭的問題，而明清之際的士人，為了支持銅錢取代白銀的地位，把錢荒的問題刻意忽略，放大銀荒的負面效果，將白銀與銅錢視為對立的零和關係。換言之，「銀荒」的討論，除了有財經因素外，還有貨幣選擇的問題，絕非唐宋階段的「錢荒」議題，所能比擬。

三、紙鈔的使用

黃宗羲認為白銀為易聚之物，不便於流通，針對這個問題，他處理的方式，並非如同唐宋士人一再宣導貨幣流通，反對積藏，而是直接主張廢用白銀，改以銅錢作為主流貨幣。在黃宗羲的心中，貨幣的保存與流通是對立的，

不便於儲存的貨幣才是好貨幣，能夠使貨幣在市場上流轉，便不會有通貨緊縮的問題，可以穩定物價，免遭賠累，這是黃宗羲認為可以富民的方式之一。

然而，黃宗羲認為用銀易使民輕離家園，「穀帛錢緡，不便行遠」，為了方便仕宦商賈遠行之用，有必要使用紙鈔

⁷³

。原本「不便行遠」、「難去其鄉」，是廢銀的理由，在此卻又成為不得不行鈔的原因，這樣的雙重標準，實難令人信服，白銀與紙鈔，皆是方便攜帶之物，但是紙鈔容易破損，不易保固，未必比白銀的使用更加方便，只是為了彌補廢銀後的不便，推行紙鈔，這樣的主張在明末清初，算是特異的言論。

因為明代銅料不足，鑄錢量減少，明初便發行大明寶鈔作為輔助貨幣，

但是因為不能兌現，朝廷又收斂無法，導致不斷貶值，引起民怨，明代中葉以後不再發行。到了崇禎年間，因為財政困難，桐城諸生蔣臣與戶工侍郎王鰲永主張推行紙鈔，結果印製出來的紙鈔，「募商發賣，無肯應者」，終究不行，大學士蔣德璟認為明初行鈔，是為神道設教，作為賞賜折俸而已，不曾用於兵餉，而且「以一金易一紙，愚者不為」

⁷⁴

。

但是黃宗羲難以茍同蔣德璟的看法，他認為宋元得以推行鈔法，必有其道理，只是明代的言利之臣，不詳查考究，才會使鈔法失敗，在他看來：

72 蕭清，《中國古代貨幣思想史》，頁 308-309。

(16)

宋之所以得行者，每造一界，備本錢三十六萬緡，而又佐之以鹽酒等項。蓋民間欲得鈔，則以錢入庫；欲得錢，則以鈔入庫；欲得鹽酒，

則以鈔入諸務。故鈔之在手，與見錢無異。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則官之本錢，當使與所造之鈔相準，非界則增造無藝。一則每界造鈔若干，

下界收鈔若干，詐偽易辨，非界則收造無數。宋之稱提鈔法如此。即元之所以得行者，隨路設立官庫，貿易金銀，平準鈔法

⁷⁵

。

但是到了明代，「有明寶鈔庫，不過倒收舊鈔，凡稱提之法俱置不講，何怪乎其終不行也」，而言利之臣「不詳其行壞之始末，徒見尺楮張紙居然可當金銀，但講造之之法，不講行之之法。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故其時言可行者，猶見彈而求炙也」，黃宗羲認為，若能按照宋元的作法，「誠使停積錢緡，

五年為界，斂舊鈔而焚之，官民使用，在關節以之抵商稅，在場即以之易鹽引，亦何患其不行」

⁷⁶

。

黃宗羲認為蔣臣等人，妄想推行鈔法，卻只想做無本生意，不切實際，

而蔣德璟則是沒有點出問題所在，「不言鈔與錢貨不可相離，而言神道設教，

非兵餉之用；彼行之於宋元者，何不深考乎」

⁷⁷

？黃宗羲相信，只要有充足的準備金，讓紙鈔可以兌現，並且具備法償能力，使得紙鈔數量的發行與回收控制得宜，鈔法是可以推行的。

然而，當大明寶鈔失敗後，紙鈔在中國的貨幣舞台上，便悄然告退，直到民國以後，才再度現身。對於明末的士人而言，大部分都相信，只要執行得當，紙鈔是可以推行的，但是知識分子也都認為沒有推行紙鈔的必要，在他們眼中，紙鈔昏爛易敗，不若金屬貨幣的穩定耐用，「廢堅剛可久之貨，而行輭熟亦敗之物」

⁷⁸

，根本沒有道理，而且行鈔向來「全乎人主之權，而於人情、物情俱有所不合」，現實上亦無必然的需要

⁷⁹

，若是認為攜帶銀錢不便，

仿效唐代飛錢之制，使用會票即可，亦無須以楮帛為幣

⁸⁰

。

中國歷史上的紙鈔，往往是為了財政目的而發行，貨幣短缺、財政支出的需求，是宋代以來發行紙鈔的主要目的，只是在白銀尚未普及使用之前，

紙鈔適足以彌補鐵錢與銅錢攜帶不便的缺點，所以民間也能夠接受使用

⁸¹

。然而，宋元的紙鈔雖有準備金，但也只有一段時間能夠兌現，並非始終都可

75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財計二》，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39-40。

78 顧炎武，〈鈔〉，《日知錄》卷 15，頁 336。

79 陳際泰，〈錢法議〉，《已吾集》上冊：卷 10，頁 367。

80 陸世儀，《思辨錄輯要》卷 16，收入於廣學社印書館編，《困知記等三種》，頁 164。

81 林滿紅，〈中國傳統經濟的特徵〉，《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2：05，頁 80。

(17)

兌現

⁸²

，宋代為了因應戰爭費用的增加，以通貨膨脹的方式籌措軍費，紙鈔不斷貶值，物價上漲，民生艱困

⁸³

，即使後來用分界發鈔的方式來抑制通貨膨脹，也無法成功，甚至乾脆取消分界發行的做法

⁸⁴

，南宋最後也被通貨膨脹所拖垮。而元代也因海外戰爭費用的激增，諸王賞賜和佛事費用的龐大，

逐漸動用元初非常充實的準備金，而紙鈔的發行也越來越多，缺乏控管，內亂迭起之後，朝廷疲於應付，無限制發行沒有準備金的紙幣來彌補財政收支差額，造成鈔值暴跌，人民拒絕使用

⁸⁵

。至於明初的紙鈔，一開始也是為了因應貨幣不足而推行，所以不得兌現，同時禁止以金銀交易，最後仍因發行過多，壅滯不行。

紙鈔的推行，理論上是可行的，然而民間對於紙鈔未必有急切且普遍的需求，往往是為了國家財政的需要而被動使用，一旦政府的執行失當，造成百姓經濟權益的損失，人民很快就會對紙鈔失去信心，這是鈔法難以長久推行的重要原因。在白銀普遍使用以前，紙鈔輕便，對於經商遠行者而言，或許具有使用上的需要，但是當白銀的供給增加後，「輕裝易致」又堅固耐用，

沒有紙鈔容易毀壞的問題，本身又具有信用價值，民間自然樂於使用白銀，

而逐漸放棄紙鈔，這是大勢所趨

⁸⁶

。黃宗羲為求廢除白銀，提出鈔法，同樣不是為了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只是作為銅錢的輔助之用，完全不顧及民間對於白銀或紙鈔的心理反應，他忽略了貨幣的使用，必因「民之急與上之力而後有其權」

⁸⁷

，光以人主的權力來決定一切，而不考量民情需求，根本就是專斷自為的作法，未必有益於國計民生，但顯一廂情願而已，而且明末清初的士人，不管是否贊成用銀，普遍反對行使紙鈔，不是因為鈔法不可行，

而是因為紙鈔的製作與品質，根本無法延長紙鈔的使用壽命，即使分界發行，

更換新鈔，仍屬不便。雖說個人的眼界必然有限，但和他人的言論相比較，

黃宗羲不顧民情與現實條件，主張鈔法，失之主觀，對於現實問題的體察，

不夠深入。

黃宗羲認為鈔法的推行，必須要有準備金，並且得以兌現，百姓才會對於紙鈔有信心，然後樂於使用；他批判明初鈔法不如宋元者，即在於缺乏準

82 葉世昌主編，《中國古代經濟管理思想》（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1990），頁 183。

83 全漢昇，〈從貨幣制度看中國經濟的發展〉，收入於政治大學歷史系主編，《中國通史論文選集》（台北：政治大學歷史系，1991），頁 211。

84 張家驤主編，《中國貨幣思想史》上冊（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2001），頁 628。

85 全漢昇，〈從貨幣制度看中國經濟的發展〉，收入於政治大學歷史系主編，《中國通史論文選集》，頁 213。

86 顧炎武，〈鈔〉，《日知錄》卷 15，頁 336。

87 陳際泰，〈錢法議〉，《已吾集》上冊：卷 10，頁 371。

(18)

備金，且不得兌現，加上發行的控管不當，百姓自然淘汰不用；而崇禎年間，

蔣臣所提的鈔法，以銀一兩值鈔一貫，換制錢一千文，並藉由品質較佳的制錢來維持紙鈔的兌換，但是當時朝廷只規定鈔可以兌錢，卻不能兌銀，銀入鈔出，鈔入錢出，然而當時銀貴錢賤，錢一千文絕對不值銀一兩，人民以一兩銀買鈔，雖可換回制錢一千文，但實際上必有所虧損

⁸⁸

；用民間的白銀為準備金，百姓卻不得換銀

⁸⁹

，此舉如同變相的斂財，黃宗羲才會痛批官無本錢，妄想推行紙鈔，根本就是愚民的行為。

雖然黃宗羲對於明代鈔法的批判是正確的，但是宋元何以要推行鈔法，

又何以失敗，乃至於被白銀取代，黃宗羲皆略而不談，只因白銀虐民，所以要廢除白銀的使用，但是鈔法也曾造成民生困頓，黃宗羲仍主張推行紙鈔；

而一條鞭法因執行不當而擾民，黃宗羲認為條鞭理當廢除，但是鈔法也因執行不當而困民，黃宗羲仍認為鈔法應當存在。或許，對他而言，當主要敵人未被消滅之前，其他次要的問題都不是問題，但是這樣雙重標準的邏輯思考，

很難站得住腳，而且後來的發展也證明，黃宗羲的意見是被潮流所淘汰的，

他對於貨幣的提案，全部是為了取代白銀的存在，雖說出發點是為民生著想，

但是到最後，民生的需求也被他忽略了，反而不能理性地找出問題的癥結。

費爾南‧布勞岱爾（Fernand Braudel）認為，中國長期處在東亞地區的統治地位，沒有強勢貨幣可以和中國的貨幣競爭，只要中國的貨幣制度依舊領先鄰國，便可以「懶洋洋」地發展而不必擔心有任何危險，相對而言，缺少競爭，也使得中國的貨幣發展處於一種比較原始的階段，雖然自有其連貫性和一致性，但少有突破性的變革與議論

⁹⁰

。此外，長期籠罩在地大物博、自給自足的經濟觀念下

⁹¹

，傳統士人對於貨幣的討論，甚少注意到國際貿易與貨幣取得的關聯，這種封閉性的思考型態，對於貨幣理論或政策的建立，自然也不會有什麼精闢的分析與見解。因為無法跳脫這種封閉思考，大部分的士人只能依據傳統的經驗來解決眼前的問題，難以體會時空環境的變化，提出新的方向，而百姓為了現實的需要，反而勇於嘗試傳統以外的途徑，這種模式對於向傳統看齊的士人而言，是難以想像的。即使黃宗羲注意到了貨幣與民生富裕的牽連，但他守著傳統不放，也註定他的言論和現實脫勾，知識

89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下，頁 435-436。

90 費爾南‧布勞岱爾（Fernand Braudel）著，施康強、顧良譯，《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

經濟和資本主義》卷 1（台北：貓頭鷹出版社，1999），頁 401，404。

91 岸本美緒著，白小兵譯，〈康熙年間的榖賤問題－清初經濟思想的一個側面〉，收入於劉俊文主編，《日本中青年學者論中國史：宋元明清卷》，頁 522-523。

(19)

分子縱然有心為民喉舌，其實未必能夠體察真正的民意，有時反而走在落後的一端，跟不上百姓的腳步。

第二節富民的方法（二）－－節制工商與消費

一、黃宗羲的「管制」政策

黃宗羲對於自己所處的時代，有深厚的不滿，對君主有抱怨，對社會有感嘆，他心中有一幅理想國度的藍圖，不只是追求國泰民安的生活，還期望能夠建立一個「富而好禮」的社會秩序。

「喪亂以來，民生日蹙，其細已甚」，過去「名士之風流、王孫之故態，

兩者不可復見矣」

⁹²

，黃宗羲對此變遷，相當感慨，但是對他而言，在此喪亂之際，若能自我修持，鍛鍊心性，假以時日，未必不能有所作為，然而世人為求生存，不能自制，「以機械變詐為事。士農工商，為業不同，而其主於賺人則一也。賺人之法，剛柔險易不同，而其主於取非其有則一也」

⁹³

，世人眼中「惟貨力是矜是尚」，恃「財」傲物，狂妄驕傲，「遂使三黨恩薄，任恤道衰，漠然如鷃雀之集，道行不顧」

⁹⁴

，世風日下，風俗頹弊，「浙中為尤甚，大率習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不分是非、不辨曲直為得計，不復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

⁹⁵

。黃宗羲感嘆過去聖賢禮教不復，「先王之大經大法，

兵農禮樂，下至九流六藝，切於民生日用者，當為荒烟野草」

⁹⁶

，眼前所見，

盡是人情澆薄，唯利是圖，對黃宗羲而言，這是一個沒有規範與秩序的社會，

人心貧乏，也不可能帶來真正的富裕，就算沒有戰亂，也將導致不安，必當端正風氣，教化百姓，才能造就精神與物質皆富裕的社會。

對黃宗羲而言，「治天下者既輕其賦斂矣，而民間之習俗未去，蠱惑不除，

奢侈不革，則民仍不可使富也」

⁹⁷

，統治者若能盡到養護百姓之責，接下來就要針對百姓的行為觀念加以改造，在養民的基礎上，達到富民的效果。

黃宗羲對於習俗、蠱惑、奢侈，有他自己一套檢視的標準：

何謂習俗？吉凶之禮既亡，則以其相沿者為禮。婚之筐篚也，裝資也，

92 黃宗羲，〈黃復仲墓表〉，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262。

93 黃宗羲，《南雷雜著稿‧諸敬槐先生八十壽序》，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一冊，頁 67-68。

94 黃宗羲，〈尊高董君墓誌銘〉，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482。

95 黃宗羲，《子劉子行狀》下，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60。

96 黃宗羲，〈天一閣藏書記〉，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113。

97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財計三》，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40。

(20)

宴會也；喪之含殮也，設祭也，佛事也，宴會也，芻靈也。富者以之相高，貧者以之相勉矣。

何為蠱惑？佛也，巫也。佛一耳，而有佛之宮室，佛之衣食，佛之役使，凡佛之資生器用無不備，佛遂中分其民之作業矣。巫一耳，而資於楮錢香燭以為巫，資於烹宰以為巫，資於歌吹婆娑以為巫，凡齋蘸祈賽之用無不備，巫遂中分其民之資產矣。

何謂奢侈？其甚者，倡優也，酒肆也，機坊也。倡優之費，一夕而中人之產；酒肆之費，一頓而終年之食；機坊之費，一衣而十夫之煖。

黃宗羲認為這些消費以及與之對應的買賣行為，都與民生日用無關，徒然浪費金錢與時間、精力，無益於世，必須要加以節制：

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於禮，投巫驅佛，吾所謂學校之教明而後可也。治之以末，倡優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之外皆有禁。今夫通都之市肆，十室而九，有為佛而貨者，有為巫而貨者，有為倡優而貨者，有為奇技淫巧而貨者，皆不切於民用，一概痛絕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聖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不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來，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

⁹⁸

。黃宗羲立身以宋學為宗，因此他主張民間吉凶，依照朱子《家禮》行事，

考量「庶民未必通諳其喪服之制度、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宮室之制，在市肆工藝者，學官定而付之，離城聚落，蒙師相其禮以革習俗」

⁹⁹

，按照城鄉的情況，交付學官、蒙師來指導，以免百姓行禮之間，進退失據。除了禁絕倡優、酒肆等不必要的工商活動外，對於人心教化無益的出版書籍，黃宗羲也主張加以禁止：

時人文集，古文非有師法，語錄非有心得，奏議無稗實用，序事無補史學者，不許傳刻。其時文、小說、詞曲、應酬代筆，已刻者皆追板燒之。士子選場屋之文及私試義策，蠱惑坊市者，弟子員黜革，見任官落職，致仕官奪告身

¹⁰⁰

。

黃宗羲年少時，也喜歡看《三國演義》之類的小說，往往趁父母熟睡後，

起身閱讀，黃尊素私下得知，卻從不點破這件事，反倒認為這些書籍或可啟發孩子的聰明智慧，所以並不禁止黃宗羲閱讀。但是長大後的黃宗羲，卻認為這類詞章皆無用於世，只是擾亂人心，禁之無妨。為了端正社會風氣，避

98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財計三》，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40-41。

99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學校》，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13-14。

100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學校》，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13。

(21)

免浪費，凡與民生日用或是教化無關者，一律禁絕，不問有無其他存在的價值，黃宗羲此舉雖是有心導正社會時弊，但似乎矯枉過正，黃尊素對於孩子閱讀的小說時文，都能用啟迪才智的角度去包容，黃宗羲必欲棄之而後快，

態度絕決，可看出其人好惡的立場相當鮮明，但也有失客觀彈性。

黃宗羲把富民的關鍵，放在民間的消費行為上，背後所關注的，不只是民生經濟的問題，也包括社會風氣、思想觀念的教化，因此對於民間風俗、

出版文物，是否有益於心性感化，甚為關注，至於影響百姓甚鉅的宗教，更加嚴格審視，對於佛、巫等宗教活動的存在，從思想理論上的駁斥，延伸至民生問題的批判。

宋明理學的發展，承接韓愈（768-824）「闢佛」的思想路線，期望奪回心性領域，重掌精神世界的主導權

¹⁰¹

。明代士人除了就思想觀念進行闢佛外，另外擴大戰場，將寺院僧道的發展，視為民生經濟的阻礙，就現實層面的經濟問題，嚴詞批判，不遺餘力。黃宗羲最初對於佛家教義，未必全然否定，經過長期的比較觀察，「疑而信，信而疑」，最終仍回歸儒家信仰

¹⁰²

，對於佛家輪迴之說，甚表反感

¹⁰³

，同時也惋惜士人以遁入空門逃避現實，有失儒者風範

¹⁰⁴

，更加厭惡僧道貪婪狡詐，假宗教之名，蠱惑人心，浪費百姓的血汗錢，在他眼中，「五山十剎，私為一家產業，衣鉢之資，罄於宰官之請書。

兩不相下，則此守彼攻，各暴凶條隱匿，索是非於黃塵」

¹⁰⁵

，真正潛心修行者，少之又少，因而主張「投巫趨佛」，要求政府嚴格禁止任何宗教名義的買賣行為。

黃宗羲嚴詞抨擊宗教斂財，並非特例，自明代中葉以來，士大夫莫不將寺院經濟與僧道人數的成長，視為拖累財政、浪費米糧。馬文升（1426-1510）

批評僧道「不耕不蠶，賦役不加」，對於生產活動，沒有任何貢獻，「敗化滅倫，蠹財惑眾，自京師達之四方，公私之財，用於僧道者過半，民食不足，

未必不由於此」

¹⁰⁶

。劉健（1433-？）則認為「寺觀相望，僧道成群，齋醮不時，賞賫無算，竭天下之財，疲天下之力」

¹⁰⁷

。顧炎武也認為寺院擁有數

101 余英時，《宋明理學與政治文化》（台北：允晨文化公司，2004），頁 98。

102 黃宗羲，〈前鄉進士澤望黃君壙誌〉，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294。

103 黃宗羲，〈食色性也〉章，《孟子師說》卷 6，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135。

104 黃宗羲，〈鄧起西墓誌銘〉，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416。

105 黃宗羲，〈空林禪師詩序〉，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94。

106 馬文升，〈陳治道疏〉，清高宗敕撰，《御選明臣奏議》卷 6，收入於台灣商務印書館編，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四百四十五冊，頁 104。

107 劉健，〈諫造塔疏〉，《劉文靖公奏議》卷 1，收入於陳子龍等編，《皇明經世文編》第十

第四章 黃宗羲的富民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