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從華文中學到華文獨中年 8 月 4 日

(1)

第三章華文獨中的成立與發展

自馬來執政精英從英殖民政府手中取得國家的統治權後，便致力於建構一個以馬來民族為中心的文化機制， 1967 年「國語法案」（ National Language Bill）的通過，就是為馬來政治霸權日後的發展作一鋪陳。就教育方面而言，整個國家教育政策設計的最終目標是全面實施以馬來文

（ Bahasa Malaysia）教育為主的一元化教育，因此，僅有華文小學教育被納入國家義務教育體系之一環，至於華文中學，國家政府乃採取漸進的方式，透過各種教育政策和法令的制訂，使華文中學逐步消失於國家教育體系之外，華文獨立中學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時空背景下因運出現。

第一節從華文中學到華文獨中（1962-1972）

1960 年 8 月 4 日，《拉曼達立報告書》（ Rahman Talib Report）正式公佈，並在 13 日獲馬來亞聯合邦立法議會通過。次年 10 月 21 日，教育部則依據《拉曼達立報告書》通過「 1961 年教育法令」。「 1961 年教育法令」是華文中學改制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在「 1961 年教育法令」實施以前，馬來亞聯合邦僅有三所華文中學改制為準國民中學，之後，華文中學接受改制的陸續增多。這是因為「 1957 年教育法令」通過之後，政府仍給予沒有接受改制的華文中學部份津貼，華文中學尚有立足之地，迨《拉曼達立報告書》公佈之後，華文中學的地位為之改觀，該報告書主張自 1962 年 1 月 1 日起，國內只有兩種中學：全津貼中學和獨立中學，這意味著政府將原先給予華文中學的部份津貼取消，華文中學必須接受改制始可獲得全面津貼。基於大多數華文中學需要政府的經濟援助，始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一旦喪失政府的部份津貼，便會面臨無法生存的困境。如此一來，華文中學的立場為之動搖，接受改制成為大多數華文中學唯一的選擇。

因此，自 1962 年起，馬來亞聯合邦共有 55 所華文中學申請改制成為國民型中學，16 所拒絕改制，成為華文獨立中學，見表 3-1。華文中學改制的

(2)

行動在 1962 年 5 月 15 日吉隆坡尊孔中學宣佈改制而畫上句點¹。

表 3-1：馬來半島現存拒絕改制華文中學一覽

州別學校所數

檳城韓江中學 1

霹靂² 怡保深齋中學、班台育青中學 2 雪蘭莪吉隆坡坤成中學、吉隆坡循人中學、巴生興華中

學、巴生濱華中學

4

森美蘭芙蓉中華中學、波德申中華中學 2

馬六甲培風中學 1

柔佛新山寬柔中學、居鑾中華中學、峇株華仁中學、永平中學、麻坡中化、新文龍中華中學

6

總計 16

就華文中學改制的結果來看，北馬區和南馬區出現極大的差異。北馬區除了韓江中學外，著名的華文中學如鍾靈中學等紛紛改制，華文獨立中學幾乎都是小型華文中學，如怡保的深齋中學、班台的育青中學等，究其原因，與鍾靈中學的率先接受改制有關。鍾靈中學所處的檳城州是英國殖民政府最早開埠的一州，加上該校自第一任教務長顧祥麟開始，就特別重視英文科，至校長陳充恩時代（ 1931-1951），更進一步將重視英文科的辦學方針，訂為為鍾中的傳統³。以 1938 年為例，初中和高中英文的每週節數分別為 10 節和 8 節，比華文節數來得高⁴。到了 1954 年，初中除華文、史地和公民科外，全部採用英文課本；高中則除華文一科，全部以英語教學。由於重視英文的關係，學生參加政府公共考試皆得心應手，成績斐然，學生人數更是全馬華

1這一天十分具有意義，它象徵華教鬥士林連玉先生所執教的吉隆坡尊孔中學，也是華文中學最堅強的一道防線已被攻破。尊孔中學是本邦十分著名的華文中學，在華文教育界素來居領導的地位。

2霹靂州的全部華文改制中學在初期都兼辦獨中，但不消幾年，大部份都停辦，易言之，霹靂州在初期共有 14 所華文獨中（含兼辦獨中）。

3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三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出版，2001 年 11 月），頁 393。

4同註 3，頁 393。其時初中和高中華文的每週節數為 7 節和 6 節。

(3)

文中學之冠⁵，加上該校校長陳充恩於 1951 年被推選為教總首任主席⁶，因而使其獨樹一幟辦學模式成為國內其他華文中學爭相仿傚的對象。鍾靈中學是全馬第一所接受改制的華文中學，它的改制，正好成為北馬區其他華文中學參考的對象。南馬區則恰好相反，申請改制的大多數是中小型華文中學，堅持成為華文獨立中學的反而是大型華文中學如寬柔中學等。這是因為南馬區的華文中學主要集中於柔佛州⁷，而柔佛州的寬柔中學是全馬第一所宣佈獨立的華文中學，加上寬中乃當時南馬區最大型的華文中學，它的宣佈獨立，連帶的影響該州的華文中學，10 所華文中學中，僅有 4 所接受改制。中馬區方面，接受改制的華文中學，有大型的（如尊孔中學），也有小型的（如森美蘭的庇勞中華中學）；成為獨中者，大型（如吉隆坡的坤成中學）和小型（如巴生濱華中學）者皆有。至於東海岸區的吉蘭丹、丁加奴和彭亨三州，其華文中學大多是小型學校，學生不多，加上是以馬來人居多的州屬，響應成為改制中學，乃自然趨勢。

在東馬地區，英殖民政府教育部長逖遜於 1961 年 1 月 27 日，致函各華文中學董事會，提出以十年的時間，將華文中學改制為英文中學，除華文一科外，其他科目皆以英文作為教學媒介語，亦即所謂的「華文中學十年改制計劃」（ The Programme （ Proposals） for the gradual of Chinese Middle Schools to the medium of English）⁸。同年 6 月，英殖民政府進一步發表

「國家中等教育白皮書」（ A Sessional Paper on National Secondary Education ），規定中學教育必須以英文為教學媒介，否則自 1962 年 4 月 1 日起撤銷華文中學的津貼金⁹。雖然砂勞越華人社會強烈反對華文中學改制，抗議政府撤銷華文中學之津貼，但英殖民政府仍強硬執行，導致砂勞越 16 所華文中學接受改制為英文中學，只有 6 所華文中學拒絕改制，成為獨立中

5以 1950 年為例，鍾靈中學的學生人數為 1255 人，吉隆坡尊孔中學 592 人，吉隆坡中華中學 258 人，

馬六甲培風中學 263 人。見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三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出版，2001 年 11 月），頁 393 之註 204。

6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三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出版，2001 年 11 月），頁 194。

7南馬區共有 14 所華文中學，其中 4 所在馬六甲州，10 所在柔佛州。

8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四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出版，2003 年 11 月），頁 152。

9Kum Boo，K.M.N.（Director of Education Sarawak），Education in Sarawak，p.6.

(4)

學¹⁰。此外，1962 年至 1968 年之間，砂勞越華人社會為抗議英殖民政府的做法不當，乃另行創辦 8 所華文獨立中學，依序為詩巫公民中學、詩巫公教中學、美里培民中學、詩巫黃乃裳中學、石角民立中學、美里廉律中學、泗里奎民立中學和西連民眾中學。其時，砂勞越共計有 14 所華文獨立中學。

沙巴方面，自「 1961 年北婆羅洲教育法令」（ North Borneo Education Ordinance,1961）頒佈後，即推行華文中學改制計劃，州內所有華文中學早在 1962 年全部都響應改制成為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的國民型中學，現有的 9 所華文獨立中學都是在 1962 年至 1969 年之間創辦的。因此，沙巴州的華文獨中，在性質上與西馬地區和砂勞越不一樣，州內華文獨中的出現，是因為政府當局實施小學升中學會考制度和嚴格的升學年齡限制所導致。換言之，沙巴州的華文獨立中學係為了解決小學會考落第而不受政府中學錄取的華裔生的升學問題而另行申請創辦的。表 3-2 足以說明馬來亞聯合邦和東馬砂勞越華文中學改制前後的情形。

10這六所華文獨立中學分別為古晉中華第一中學、古晉中華第三中學、古晉中華第四中學、詩巫光民中學、建興中學和開智中學。

(5)

表 3-2：馬來（西）亞華文中學改制前後校數一覽

州屬改制前接受改制者拒絕改制者現有華文獨中

吉打 4 4 0 3

檳城 10 9 1 5

霹靂 16 14 2 9

雪隆 11 7 4 8

森美蘭 5 3 2 2

馬六甲 4 3 1 1

柔佛 10 4 6 8

彭亨 8 8 0 0

丁加奴 1 1 0 0

吉蘭丹 2 2 0 1

砂勞越 18 12 6 14

總計 89 67 22 51

資料來源：教總 33 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編，《教總 33 年： 1951.12.25~

1985.4.8》（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出版，1987 年 4 月），頁 469 和 932

其次，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此時馬來亞聯合邦所謂的華文獨立中學，事實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由始至終都拒絕接受改制的原有 16 所華文中學，主要以華文做為教學媒介，不接受政府的任何津貼。另一種則是改制後又兼辦獨立班或獨立中學的華文國民型中學。後者之所以出現，一方面是基於華文中學改制成為國民型中學時，超齡生頓時變成不合格的學生；另一方面則是教學及考試媒介語的轉變，造成學生適應不良，小學升中學會考和初級教育文憑考試（ Lower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簡稱 LCE）的落第生因而迅速增加。為了收容這兩類不合格的學生，也為了削弱華人社會對華文中學改制的抗拒，教育部長拉曼達立（ Rahman Talib）在下議院提議准

(6)

許國民型中學（即改制中學）開設下午班，以收容上述學生¹¹。這個建議後來發展成為同意改制中學在下午開辦獨立班或獨立中學，一些改制的華文中學在學校董事會的主導下，開始在下午時段增辦獨立中學部，繼續以華文作為教學媒介，亦即復辦獨立中學。這些附設在改制中學的華文獨立中學基本上是由董事會統籌運作，教育部並無給予津貼與協助。這類型的華文獨立中學共有 21 所¹²，主要分佈在北馬區，其中以霹靂州居多，計有 7 所，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詳見表 3-3。

表 3-3：馬來半島改制中學兼辦獨中名錄

州別學校所數

吉打亞羅士打吉華中學、亞羅士打新民中學、雙溪大年新民中學

3

檳城鍾靈中學、檳華中學、菩提中學、大山腳日新中學 4 霹靂¹³ 太平華聯中學、江沙崇華中學、怡保培南中學、怡

保育才中學、金寶培元中學、安順三民中學、實兆遠南華中學

7

雪蘭莪吉隆坡尊孔中學、吉隆坡中華中學、巴生光華中學、巴生中華中學

4

柔佛利豐港培華中學、笨珍培群中學 2

吉蘭丹哥打峇魯中華中學 1

總計 21

資料來源： .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四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聯合會總會出版， 2003 年 11 月），頁 101

11鍾偉前主編，《董總五十年特刊，1954-2004》（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出版，2004 年 12 月），頁 426。

13霹靂州的全部華文改制中學在初期都兼辦獨中，但不消幾年，大部份都停辦，易言之，霹靂州在初期共有 14 所華文獨中（含兼辦獨中）。

(7)

這種一校兩制的中學，是 1960 年代華文中學的特色之一，雖有存在的價值，但其所衍生的問題也十分多且複雜。這當中包括：

（一）原屬於董事部所擁有的校舍與校園設備，在申請改制後，必須拱手讓給國民型中學使用，兼辦獨中因寄人籬下，得以借用方式使用學校各

種設備，包括圖書館、實驗室、音樂室、禮堂等。

（二）為了遷就國民型中學，兼辦獨中的課程必須安排在下午班上課。

（三）所有適齡生都進入國民型中學就讀，其他超齡生和落第生就轉配給華文獨中，因此兼辦獨中的學生來源不穩定且水準低落，有淪為補習班

之虞。

（四）學校經費不足，是兼辦獨中最大的問題之一，這是因為兼辦獨中的學的學生大量銳減，加上並無政府的任何津貼，學生的學雜費已不足以支付學校的一切開銷。由於兼辦獨中經濟拮据，校長和教師待遇菲薄，造成人員流動率高。

凡此種種，遂預伏日後兼辦獨中與國民型中學之間日後紛爭不斷的遠因。

華文獨中在 1960 年代除了上述內部問題之外，更一度被政府指稱遭馬來亞共產黨滲透而瀕臨關閉的危機。 1968 年 7 月，西馬地區有 20 所華文獨中被政府指稱遭共產黨份子滲透，其中檳城、霹靂州、雪蘭莪州和柔佛州的華文中學更被指為是共產黨幹部培訓的中心¹⁴。同年 8 月，教育部長佐哈里

（ Mohd.Khir bin Johari）表示「將關閉四或五間情況較為嚴重的華文獨中，並強調政府此舉乃逼不得已，非企圖消滅華文教育」¹⁵；他更進一步表明「若共產黨接管馬來西亞，華人文化亦將不保」¹⁶。政府的這種指摘，更使華文獨中的形象跌落谷底，華人社會普遍對將子女送入華文獨中就讀裹足不前。對於華文獨中被指稱遭馬來亞共產黨滲透事件，馬來主要報章之一 ---《馬來西亞前鋒報》（ Utusan Malaysia）於 8 月 12 日發表的社論「呼籲政府重

14《南洋商報》，1968 年 7 月 28 日。該篇報導並無明確的指出有哪二十所華文獨中被共產黨滲透，教育部長佐哈里是基於有十一名華文中學畢業生的行為嚴重威脅國家安全而在柔佛州被判

死刑，才做出這樣的說明。

15《南洋商報》，1968 年 8 月 7 日。

16 同註 15。

(8)

新考慮關閉四所華文獨中的決定，認為此舉將帶來不良後果，而交由學校董事會採取適當行動是最好的做法」¹⁷。此一觀點，或許可以作為馬來社會在 60 年代對華文獨中的代表性看法，上述觀點說明這馬來知識份子事實上並不排斥華文獨中的存在，也不因此事而認定華文獨中的學生有顛覆國家之意圖，真正欲根除華文教育者是居於統治地位的馬來人，這些馬來人士普遍認為華文教育的存在是促進國民團結的最大絆腳石。

自 1961 年華文中學改制後，不論是原有的華文獨立中學抑或改制兼辦的獨中，學生人數整體來看明顯下降。雖然改制後的第一年（即 1962 年），

華文獨中的學生人數一度暴增一倍，主要的原因在於當時每年有 70﹪ 的初級教育文憑考試落第生和超齡生被拒於改制中學門外¹⁸，這兩類學生唯有湧向華文獨中，因而導致獨中學生人數直線上升。迨 1965 年政府取消小學升中學會考，小學生可免試升學，華文獨中的學生人數自此驟減，部份甚至瀕臨關閉的命運。

根據表 3-4 的統計顯示，，自 1961 年起，馬來半島的華文獨中學校數，在初期明顯增加，從 60 年的五十三所增至 63 年的 84 所，短短四年間多出 31 所華文獨中，1966 年以降，則呈現急速下降之勢。至 1970 年，馬來半島僅存 38 所，比 1960 年的 53 所，足足減少了 15 所。另一方面，自「 1961 年教育法令」通過後，學生人數開始逐步成長，於 1963 年達到最高峰，其時華文獨中的校數有 84 所，學生人數暴增 1.5 倍以上，計有 35,789 人，為歷來之冠。若與改制前的 1960 年相較，學生成長率高達 153.39﹪。此一時期，華文獨中的校數不僅增多，學校的規模亦逐步變大，學生人數由原本的每校平均 200 餘人，擴大至每校介於 400 人左右¹⁹。

自 1965 年起，華文獨中的校數開始逐年遞減，學生人數的成長率亦是如此。從 1960 年至 1970 年的十年間，華文獨中的學生總數由 14,124 人增至 15,890 人，成長率只有 12.50﹪ 而已。推究其因，初期為了容納更多的超

17Utusan Malaysia，12-8-1968.

18這是因為「達立報告書」第 89 條 C 項規定，中學入學考試，僅錄取成績最優的 30﹪的學生，因而導致許多落第生出現。

19這當中仍不乏少數大型華文獨中的存在，如新山的寬柔中學，此一時期的學生人數介於 1000 餘人，

又如檳城的韓江中學，學生人數也在 1000 人左右。此時大型的華文獨中以拒絕接受改制者居多。

(9)

齡生和落第生，改制華文中學大多兼辦華文獨中，因而使華文獨中的校數急速增加；到了 1965 年以後，華文獨中因政府取消小學會考政策而面臨學生大量流失，被迫停辦者不少，導致華文獨中的校數驟減。

大體而言，自 1960 年至 1970 年的十年間，華文獨中的整體發展在國家教育政策的左右下，呈現極不穩定狀態。

表 3-4： 1960-1970 年馬來半島華文獨中（含兼辦獨中）學校及學生數一覽

年份獨中校數學生總數每校平均學生人數學生總成長率 1960 53 14,124 266 基數＝ 0 1961 72 17,948 249 27.07﹪

1962 77 34,410 447 143.62﹪

1963 84 35,789 426 153.39﹪

1964 78 35,507 455 151.39﹪

1965 73 30,470 417 115.73﹪

1966 69 26,161 379 85.22﹪

1967 59 22,221 377 57.32﹪

1968 50 19,507 390 38.11﹪

1969 45 18,476 411 30.81﹪

1970 38 15,890 418 12.50﹪

資料來源：根據 Chai Hon Chan, Educ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in Plural Societies： The West Malaysian Experience, Development Studies Centre Monograph No.6（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7） ,p.94.而製成表。

第二節華文獨中復興運動

(10)

自 1962 年華文獨立中學出現以來，其發展歷程可謂波折重重，北馬地區的部份獨中一度面臨停辦，而 70 年代華文獨中復興運動的展開，則為華文獨中開啟重生的契機，因此，獨中復興運動可說是大馬華文教育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不獨華文獨中的發展有統一辦學方針和準則，促使原本各自為政的華文獨中進一步的結合，更使華文教育成為華人社會的一項公共事業。

獨中復興運動基本上是一種「由於既有的制度結構無法以制度內的途經或管道來解決問題或改變原有的結構，於是採取一種制度外的集體行動來達到其目的」²⁰的運作模式。基於大馬族群結構政治生態的特殊性，華文獨中無法藉由正規的教育管道突破困境，唯有採取自力救濟的行動。這股發自民間的力量由點（霹靂州）開始擴大至面（全國），不僅改變了全馬華文獨中的命運，更凝聚華人社會對華文教育的關注。對華文獨中復興運動的歷史背景作進一步的考察，將有助於我們對獨中復興運動的來龍去脈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獨中復興運動的興起背景

自「 1961 年教育法令」實施後，馬來亞境內大多數的華文中學紛紛接受改制成為接受政府津貼的國民型中學，其他不願接受改制的華文中學就形成所謂的華文獨立中學。這些華文獨立中學在初期的性質頗為類似補習班，專以招收政府考試落第生和超齡生為主。這種情形一直維持至 1965 年始有所改變。

1965 年，教育部長在大選前夕宣布廢除小學畢業生升中學的考試制度，改採自動升學制，由教育部負責分發，亦即華小畢業生可以直接進入國民型中學的預備班，就讀一年後升上中學一年級。自此，國民型中學的學生人數大增，而華文獨立中學則面臨就學人數減少的危機，甚至淪為提供改制華文中學學生參加初等教育文憑考試（ LCE 或 SRP）落榜的「補習班」。這類學生

20高承恕，〈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結構因素之探討〉，收錄於徐正光、宋文里合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

（台北：巨流出版社，1990 年），頁 15。

(11)

來源非常不穩定，落榜的學生常常會被就業市場或工藝學院職業訓練所吸收

21。同時，許多華文獨中都附設在改制後的國民型中學內，這種一校兩制的情形尤以北馬地區最為嚴重，學校設備簡陋、師資不足、學費高昂，加上所招收的學生素質欠佳，因而讓華人社會對華文獨中的辦學不但有負面的評價，甚至裹足不前。此外，國民型中學和兼辦獨中在校舍和設備使用時有摩擦，也為日後埋下紛爭不斷的伏筆。於是，如何扭轉華文獨中的發展局勢，頓時成為華人社會關注的焦點。而 1973 年所掀起的華文獨中復興運動正好挽救了獨中的危機，為華文獨中未來的發展提供了明確的方向。

其次，華文獨中的教學媒介是以華文為主，而國家政府考試的媒介是官方語文（即馬來西亞文或英文），家長基於學校形象和未來升學的考量，傾向捨棄華文獨中而改選國民（型）中學。在種種不利於華文獨中發展的條件下，一些社會人士和學生家長甚至公開指責和質疑華文獨中的存在價值。如此一來，許多華文獨中因學生人數逐步減少而面臨停辦或關閉的命運。這當中以霹靂州的情況最為嚴重。霹靂州是西馬華文中學最多的地區，然而，許多華文中學紛紛響應政府的改制號召，成為全津貼的國民型中學，僅有班台育青和怡保深齋二所華文中學堅持不改制²²。至 1969 年，霹靂州的 14 所華文獨中，因為政府廢除小學畢業生升中學的考試制度，改採直接升學制，導致華文獨中人數驟減，如培南獨中在 1970 年時全校學生僅 85 人²³。全州 14 所華文獨中因而先後停辦 5 所，分別為和豐（ Sungai Siput）的興中、天定

（ Dinding）的天定中學、華都牙也（ Batu Gajah）的育華中學、美羅（ Bidor）

的中華中學和怡保（ Ipoh）怡保女中，其餘九所則只能勉強維持²⁴。面對這種困局，部份熱心華文教育人士深刻體會到長期以來華文教育深受政府教育

21林開忠，《建構中的“華人文化”：族群屬性、國家與華教運動》（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出版，

1999 年），頁 112。

22沈亭，〈霹靂州華文獨中復興史〉（1975），收錄於教總 33 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編，《教總 33 年：

1951.12.25~1985.4.8》（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出版，1987 年），頁 522。

23引自培南獨中資訊網的〈培南校史〉。

24沈亭，《霹靂州華文獨中復興史》（怡保：霹靂州董事會聯合會出版，1976 年），頁 7。這 9 所華文獨中就是霹靂州現存的 9 所華文獨中，包括怡保的育才中學、培南中學和深齋中學、江沙（Kuala Kangsar）的崇華中學、太平（Taiping）的華聯中學、金寶（Kampar）的培元中學、安順（Teluk Intan）

的三民中學、班台（Panai Remis）的育青中學和實兆遠（Sitiawan）的南華中學（現已改名為曼絨南華中學）。

(12)

政策所左右，缺乏主體性的教育目標，唯有自我改變，突破以補習班自居的心態，始能扭轉華文獨中的命運。換言之，唯有拋棄「補習班」心態，將華文獨中視為唯一能銜接華文小學體制的完全中學，華文教育方能永續經營。這種自我覺醒運動肇始於霹靂州的華文獨中，其後更擴大至全國華文獨中，進而形成所謂的「華文獨中復興運動」。這次的自我覺醒運動對霹靂州的華文獨中深具意義，促使原本各自為政的華文獨中團結一致，共同為華人未來的教育事業謀求發展與解決之道。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教育法令或教育政策固然是促成華文獨中復興運動的重要因素，不容諱言的， 60 年代末期、 70 年代初期的政治與經濟發展，

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就政治層面而言，自 1969 年「五一三事件」後，原來擁有絕對政治優勢的馬來人開始興起一股危機意識，以馬來人為主的巫統政黨（ UMNO）聯結其他政黨，組成執政聯盟國民陣線（ National Front），搶佔國陣的權力核心²⁵，以此牽制其他政黨，而成為國家政治、教育、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唯一主流。相對的，代表華人社會的馬華公會（ MCA），則逐漸被排除在權力的核心之外（重要的內閣職位已非華人擔任），這意味著華人在政治方面開始被邊緣化（ marginalization）。如此一來，代表華人社會的馬華公會勢必以整頓其在國民陣線的權力地位為首要任務，而這種整頓方式又不能影響巫統的利益，於是華文教育的課題自然暫時擱置在一旁。此外，馬華公會與董教總之前因華文中學改制事件而意見不合，馬華公會支持華文中學改制的立場，使其對華文獨中的發展較不關心。於是，在這種詭異陰鬱的政治氛圍下，

華人社會普遍對華文獨中的發展前景不太樂觀，對於將子女送入華文獨中就讀的意願也隨之降低。與此同時，馬來政府的經濟新措施，亦即 1971 年的

「新經濟政策」，對華文獨中未來的發展，更是雪上加霜。

自 1971 年開始，政府決定推行「新經濟政策」（ New Economy Policy，

251974 年 6 月，在首相敦拉薩（Tun Abdul Razak bin Dato Hussein）的推動下，由原本的巫統、馬華公會和印度國大黨所組成的聯盟擴大為由十一個政黨組成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 或 Barisan Nasional），簡稱國陣。見何啟良，〈獨立後西馬華人政治演變〉，收錄於林水檺、何國忠、

何啟良、賴觀福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第二冊（吉隆坡：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出版， 1998 年 2 月），頁 87。

(13)

1971-1990），藉此扭轉華巫族群之間的貧富懸殊。「新經濟政策」是以第二大馬五年計劃的形式出現，其主要發展目標有二：第一是以不分種族的方式，提高針對所有馬來西亞人的收入水平及增加就業機會，達到消滅貧窮的目標；第二是加速重組馬來西亞社會，以糾正各族群之間在經濟方面的不平衡²⁶。在這個政策下，政府透過國家的名義成立以土著（ Bumiputera）為主的公共代理企業（又名公共企業），諸如國家企業有限公司（ PERNAS）、人民信托局（ MARA）、國家投資有限公司（ PNB， Permodalan Nasional Berhad）、

城市發展局（ UDA ， Urban Development Authority ）、土著銀行（ Bank Bumiputera）等，正式介入各種公私企業、職業和教育機會等，以落實扶助經濟弱勢的馬來人為目標。易言之，新經濟政策基本上是以族群做為劃分經濟活動的一項策略，藉由政治的手段來干預經濟活動，打破原有的殖民地經濟型態²⁷。

新經濟政策的推行，就經濟方面而言，是將國內的經濟資源重新分配，調整各族群之間的經濟差距，企圖在未來的二十年內將工商企業中馬來人的資本擁有權自 2﹪ 提高至 30﹪，華人中小企業首當其衝，必須釋出部份股權予馬來人。另一方面，政府為了快速達成上述目標，更以土著信托人的身分介入經濟領域。國家企業公司、人民信托局與城市發展局等各種國營事業亦打著土著的名義進行收購控股公司，或介入各種經濟活動之中²⁸。與此同時，政府也規定私人企業在聘僱員工時必須反映種族的比例。其次，根據 1975 年國會通過的「工業協調法令」（ ICA，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Act），

規定國內小型製造業職工人數在 25 人以上，資金馬幣 25 萬元者必須申請營業執照，土著必須擁有該企業的 30﹪ 股權，所雇用的員工也必須 50﹪ 為土著，相關的部長有權決定發給、拒絕或撤銷營業執照。部份華人大企業家面對這些不合理的規定，不得不將資本移轉國外如新加坡和香港等地²⁹。至於

26Gordon P，Means，Ethnic Preference Policies in Malaysia，in Nevitte，N＆Kennedy C.H. eds.，Ethnic Preference and Public Policy in Developing State（Colorado：Lynne Rienner Publisher Inc.）， p.103.

27在英殖民時期，英殖民政府一方面將馬來精英培養成政治的領導人或接班人，另一方面則將華人導向經濟領域發展，因而使華人在工商業佔有優勢的地位。

28蔡維衍，〈新經濟政策下馬來西亞華人經濟狀況〉，收錄逾《亞洲文化》第 9 期（1987 年），頁 69~73。

29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廣州華僑研究會編著，《戰後東南亞國家的華僑華人政策》（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89 年 9 月），頁 72 及駱靜山，〈大馬半島華人經濟的發展〉，收錄於林水檺、駱靜

(14)

華人中小企業，在非面對不可的情況下，自然對於上述法令心生不滿，而華文獨中復興運動作為一種華人族群的社會運動，正好適時提供中小企業業者宣洩對政府不滿的管道。這也是中小企業積極參與和支持華文獨中復興運動的主要因素之一。

就教育政策方面而言，馬來政府認為教育是保障馬來人經濟地位的基石，於 1971 年開始實施「瑪吉依斯邁報告書」（ Majid Ismail Report）的主張：國立大學的新生錄取，不以學生的學業成績為依據，而改以種族的人口比例做分配，亦即所謂的「固打制」（ Quota System）³⁰，其目的在於加速培養造就馬來科技人才，以扭轉華巫之間專業人才比例的懸殊。自「固打制」實施以來，馬來西亞國立大學的馬來學生的人數大大超越其人口比例，根據一項資料顯示，1970 年馬來學生佔 53.7﹪，1975 年則增加至 71.3﹪³¹。由是觀之，固打制的實施，使華族子弟進入本地大學或學院益發不易，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華族子弟唯有進入學費高昂的私立學院就讀或遠赴國外留學，這或多或少也引起華人社會普遍的不滿，進而將這股憤怨宣洩在對華文獨中復興運動的支持，華人的憂患意識更是自此抬頭。

二、獨中復興運動的發展

基於當時霹靂州華文獨中的情況最為特殊且嚴重，14 所華文獨中之中有 5 所華文獨中先後停辦， 1972 年 11 月，怡保培南獨中的董事曾敦化和該校教師沈亭日聯合霹靂州八所獨中校長共商獨中的發展方向，決定日後加強聯繫。翌年 4 月的第三次會議上，與會者通過由沈亭所提出的「由九所獨中聯函霹靂董事會聯合會，為全州 9 所獨中籌募一百萬元發展基金」的建議，其後於同年霹靂董事會聯合會與霹靂華校教師會聯合會所召開的聯席會議上，專題討論 9 所獨中籌募百萬元發展基金事宜³²。會後雙方議決成立一個

山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吉隆坡：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1984 年），頁 272。

32沈亭，《霹靂州華文獨中復興史》（節錄），收錄於教總 33 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編，《教總 33 年：

(15)

工作委員會，專門負責籌募工作。籌備之初，便得到萬里望（ Menglembu）

地區一群勞工的響應，率先捐出 258.05 元³³，為華文獨中復興運動打響了第一炮，同時也為籌備小組注下一支強心針，而對華文獨中的革新充滿希望。同年 7 月，霹靂董事會聯合會假中華總商會成立「霹靂華校董事會聯合會協助華文獨立中學發展工作委員會」，簡稱「霹靂獨中工委會」，由深齋中學董事長胡萬鐸擔任主席。於是，由胡萬鐸主席領導的華文獨中籌款運動正式在霹靂州展開，並迅速推展到其他各州，成為波蘭壯闊的全國性華文獨中復興運動。全國人民熱烈響應華文獨中復興運動，捐款源源而來。從 1973 年 5 月至 1975 年 9 月的兩年募款活動中，總共籌得馬幣 144 餘萬元³⁴。這個數額遠遠超過之前所訂立的一百萬元籌款目標，足以印證華人社會對華文教育這項民族事業的鼎力支持與維護。

大多數華人對華文獨中復興運動可以說是熱情參與，包括了政黨、公司行號、社團組織、會館、廟宇和個人的義捐、義演、義唱、義賣或義剪等。華人社會可以說是全心全意投入這項華文教育的復興運動。其中，個人的義捐、義賣、義演、義唱或義剪等，就佔了所籌募款項的 59.8﹪。另外的 13

﹪ 和 25.5﹪ 的籌募款項則來自公司行號或社團組織、會館、廟宇等³⁵。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是因為中小企業、傳統社團組織和中下階層的華人比較能受到所謂的「族群危機」的感召，加上前面所述的：這些中小企業或中下階層對馬來政府在經濟和教育方面的措施積怨已久，很容易將其對政府的諸多不滿，轉而支持華文教育的發展。至於居於領導地位且華人色彩較濃厚的政黨（馬華公會和民主行動黨），支持度明顯不足，捐款僅佔 1.7﹪，其所以如此，固然是因為它和董教總在華文教育的觀點上存有歧見，但最重要的應是在政治上已逐步被以馬來人為主的巫統「邊緣化」，為了挽救其政治地位，自然不會積極支持華文獨中復興運動，以免開罪巫統，而被扣上「破壞種族關係和國民團結」的大帽子；更重要的一點是，馬華公會身為執政黨的成員，

一切行動應以國家的穩定為前提，而不是以族群的利益為首要考量。至於身

33同註 32，頁 525。

34沈亭，《霹靂州華文獨中復興運動史》（怡保：霹靂州華校董聯會出版，1976 年），頁 149~210。

35沈亭，《霹靂州華文獨中復興運動史》（怡保：霹靂州華校董聯會出版，1976 年），頁 149~210。

(16)

為國內華人社會最大的反對黨 ---民主行動黨（ Democratic Active Party），

囿於經費的不足，加上勢單力薄，對華文獨中復興運動的支持僅流於口號而缺乏具體行動。

有鑒於霹靂州的華文獨中籌款運動，已演變成為全國性的華文獨立中學復興運動，身為維護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中樞機構 ---董教總，乃於 1973 年 9 月的年度代表大會中議決，「全力支持各州掀起的維護華文獨立中學浪潮」、「請求各州的華校董事聯合會盡量展開活動，加強聯繫以達致維護華校之目的」³⁶，進一步催生「董教總全國發展華文獨立中學運動工作委員會」的成立。

事實上，早在霹靂州華文獨中展開復興運動之前，董教總就已意識到華文獨中的經營岌岌可危，乃聯合馬華公會華文教育中央委員會於 1972 年 7 月假教總大廈召開「全國華文獨立中學董教代表座談會」，討論如何維護和振興華文獨中，使獨中能在國家教育體系扮演重要的角色³⁷。其時，出席者共有 34 個單位的代表百餘人，會議由教總主席沈慕羽主持。他在致開幕詞時提出四點建議³⁸：

（一）全馬獨立中學應成立一個聯絡總機構，並定期開會，以共同研究保衛華文獨立中學的辦法。

（二）華文獨立中學除了教授一般課程外，應注重職業及實用技術教育，使畢業生有更廣的出路。

（三）華文獨立中學應成立一個基金會，以此基金進行企業投資，並以其盈利做為獨中的經費。

（四）獨中教師應有為華教犧牲的精神，使獨中生成績及品德皆優於於其他學校，從而確立家長對獨立中學的信心。

上述四點建議，頗具前瞻性，為華文獨中的未來發展做了初步的指引。

會中董總、教總和馬華公會華文教育中央委員會這三大機構更進一步議決應

36董總出版組編，〈董總一九七三年度常年代表大會會議記錄〉，收錄於《董總卅年》中冊（吉隆坡：

馬來西亞華校董事會聯合會總會出版，1987 年 6 月），頁 298。

38《沈慕羽言論集》上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出版，1998 年），頁 233-234。

(17)

成立「全馬華文獨立中學總機構」、「全馬華文獨立中學聯合會」或「獨立中學發展小組」的機制，以共商獨中課題，為日後獨中復興運動在中央設下了一個司令台³⁹。次年 3 月，雪蘭莪州華校董事會主辦「華文獨立中學研討會」，專門針對華文獨中的辦學方針、課本、經費、師資等問題進行研討。會後議決成立「獨中諮詢委員會」，為全國華文獨中提供辦學上的參考意見⁴⁰。同年 10 月，雪蘭莪州華校董事會聯合會將上述研討會內容彙整完畢後，乃向董總、教總提呈『發展華文獨立中學建議書』，其內容共有八點：（一）獨中之使命；（二）獨中之辦學方針；（三）統一課程；（四）統一考試；（五）經濟問題；（六）師資問題；（七）學生來源與出路；（八）升學與就業輔導⁴¹。其中以第一和第二點的內容至為重要，亦即「四項使命」和「六項總辦學方針」，具體規劃出華文獨中往後的發展方向。詳細的內容，我們留待第四章作進一步的分析。此建議書隨後獲得董總各州屬會董事代表大會的接納，議決將此份『發展華文獨立中學建議書』提呈即將召開的「發展華文獨立中學運動大會」上詳加討論，並付諸實施，同時也根據其中有關籌募全國獨中發展基金的建議，以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的名義設立「全國華文獨中發展基金」，且會議一致同意聯合教總等團體成立「發展華文獨立中學工作委員會」

42。同年 12 月，董總、教總在吉隆坡召開了全國性的大會 ---「全國發展華文獨立中學運動大會」，大會由董總主席林晃昇及教總主席沈慕羽主持，出席會議的華人團體達 91 個單位，代表 300 餘人⁴³。大會通過正式成立「董教總全國發展華文獨立中學工作委員會」（簡稱「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使之成為領導和協調全馬來西亞華文獨中的中樞機構，與此同時，大會也通過董教總所提呈的『發展華文獨立中學建議書』，為華文獨中的發展開啟歷史

39董總出版組編，〈成立華文獨中工委會〉，收錄於《董總卅年》下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會聯合會總會出版，1987 年 6 月），頁 614。

40李志賢，〈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及其統一課程之發展---兼敘其歷史課本之編纂〉，收錄於《人文雜誌》第 11 期（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出版，2001 年 9 月），頁 23。

41教總 33 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編，《教總 33 年：1951.12.25~1985.4.8》（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出版，1987 年），頁 526-528。

42董總出版組編，〈董總各州屬會董事代表大會會議記錄〉，收錄於《董總卅年》中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會聯合會總會出版，1987 年 6 月），頁 299。

(18)

性的篇章。這份建議書詳細闡述華文獨中的四個使命和六項辦學方針，它不僅釐清了華文獨立中學應以華文作為主要的教學媒介語，以與國民型中學區別，更確立了華文獨中乃是華文小學教育延伸的一貫母語教育系統。自此，

「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成為領導全國華文獨中發展和向前邁進的總指揮站，全馬各地華文獨中才有了一個統一依循參考的準則和方針，對於華文獨中往後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

在「維護華教、支持獨中」的口號下，全馬各地的華文獨中逐漸擺脫經費不足的窘境，學生人數也逐年增加，如 1970 年，西馬地區的所有華文獨中學生人數為 15,890 人，至 1974 年（即華文獨中復興運動次年），學生人數增為 21,968 人⁴⁴。到了 1981 年，學生人數一度增至 35,374 人⁴⁵。從 90 年代開始至 2003 年，全馬華文獨中的學生人數一直維持在五萬多人左右⁴⁶。其次，許多「寄人籬下」的兼辦華文獨中，在籌獲款項之後，開始擁有自己的校地，逐步邁向正常的辦學軌道。另一方面，一些已經關閉的華文獨中，亦得以復辦，如馬來半島東海岸吉蘭丹州唯一的華文獨立中學 ---中華獨立中學於 1988 年得以復辦，而東海岸三州（即吉蘭丹州、丁加奴州和彭亨州）是以馬來人居多的州屬，華文獨中復興運動的效果可見一斑。霹靂州華文獨中復興運動是全馬華文獨中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它不僅促成該州全部華文獨中董事會與教師會大結合的局面⁴⁷，更將此運動推向全馬各地的華文獨中，使華文獨中的發展有了新的轉機。

三、獨中復興運動的迴響

霹靂州華文獨中的復興運動，本為解決州內華文獨中發展困境而推動的籌款運動，其後演變成全國性的華文獨中復興運動，可說是始料未及的結

44〈馬來西亞各源流普通中學發展情況〉，收錄於教總 33 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編，《教總 33 年：

45同註 44，頁 891~893。

46鍾偉前主編，《董總五十年特刊，1954-2004》（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出版，2004 年 12 月），頁 1271。1990 年全馬華文獨中的學生人數為 54,690 人，2000 年為 53,258 人，2003 年則為五 52,850 人。

47林開忠，《建構中的“華人文化”：族群屬性、國家與華教運動》（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出版，

1999 年），頁 113。

(19)

果。這項復興運動，為全國華文獨中開啟了歷史新頁，也為華文教育注入新的生機。

首先，獨中復興運動之後，馬來西亞各地的華文獨中在董教總的領航下，以全新的辦學方針來發展獨中。董教總自此成為華文獨中的核心機構，

更被視為華人社會新的代言人和文化維護者。董總和教總所發布的文告、備忘錄等，一時成為全國各華文報章競相刊登的重要新聞，華文獨中的發展更成為廣大華人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華文教育也因此成為華人社會的一項公共事業。華文獨中經費的贊助，更被華人社會普遍視為「第二所得稅」的開徵。在華人社會的全力支持下，各地的華文獨中遂逐步擺脫「補習班」的不良形象，而成為中等教育體系的「私立中學」。

與此同時，馬來西亞各地開始出現一些校名相類似、但在性質上卻不一的學校，如吉隆坡的中華獨立中學和中華國民型中學、檳城的鍾靈獨立中學和鍾靈國民型中學、大山腳的日新獨立中學和日新國民型中學等。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是因為原有的華文中學校地已為改制後的國民型中學所佔有，華文中學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而獨中復興運動讓原有的華文中學籌得建校款項，它們乃擇地重建，成為真正的華文獨立中學，由於原有的校名具有歷史和紀念的意義，它們乃照舊採用。這些新建的華文獨立中學產權完全為學校董事會所擁有，華文獨中從此成為華人社會興辦的私立中學，而同名的國民型中學則被歸類為接受政府津貼的中學。華文獨中自此成為馬來西亞中學教育體系的一大特色。

其次，獨中復興運動對華文獨中的內部整合有所助益，它無意中促成了董事會與教師會的結合。一直以來，董事會和教師會之間存在許多衝突與矛盾，諸如董事會剝削教師福利、干預教學、介入學校行政等，這是因為華文學校的董事會大都由商人或政客所組成，且董事的權限很大，誠如鄭良樹所指出：

「掌握學校的經濟命脈，權大位重，… 負責保管校產，編製預算及溝通社會的工作，至於校長的選聘以及教職員任免的審查，一般來說也都歸董事部管轄。」⁴⁸

48鄭良樹，《馬來西亞、新加坡華人文化史論叢》（卷二）（新加坡：南洋學會出版，1986 年），頁

(20)

這些華商或政客基本上是因社經地位顯赫而被選為學校董事，因此大多未具正確的教育理念，常常「以校長為傀儡，干涉校政，左右各種措施， … 把校產當作自己的財產，任意挪用」⁴⁹，迫使教師自我組成教師公會，「以教師的力量創造教師的福利，在 “ 刻薄寡恩” 的董事商人的管理之下做一些自我保護的工作」⁵⁰。足見當時董事會和教師會之間處於對立抗衡的狀態，然而在面臨華文教育存亡的關鍵時刻，董事會和教師會卻能拋棄歧見，團結一致，槍口一致朝外，最後更發展成為脣齒相依的親密戰友，為大馬華文教育發展史寫下歷史性的一頁。

華文獨中的復興運動雖然是針對獨中的困境而展開的，但其牽涉的層面十分廣泛，尤其是華人族群對華文教育的看法。易言之，華文獨中的復興運動可視為一種華人族群意識的表現，也就是說華人族群在面對其他族群的競爭時，族群的領導者往往會凸顯族群本身受壓迫者的形象，以爭取族群內的支持，如此一來，族群本身內部的原有矛盾與差異性暫時會被消弭或掩蓋，這種以全體華人族群利益為考量的整體感，便是一種華人意識的呈現。這種意識塑造了華人精英或華人社會領袖作為受壓迫的華人大眾之守護者形象。因此，在董教總的號召下，華人社會不分籍貫、階層和政黨，暫時凝聚成一個群體，共同爭取華文教育的發展與生存空間。這一點誠如工具論學者艾布納 • 柯恩（ Abner Cohen）所提及的「再部族化」（ retribalisation）

現象，即族群認同被加以強調及誇大。在柯恩的理論架構裡，「再部族化」是族群之間互動的結果。在族群之間的互動中，尤其是當互動的情境出現在

「正式的」（ formal）政治體系內，雙方為了爭取更大的控制權或特權時，就會操控文化傳統中的某些習俗、價值、神話、象徵符號以及儀式等，以動員並形成一種「非正式的」（ informal）的政治組織來達成目的。易言之，族群等同於利益團體（ interest group），族群意識祇是某種政治鬥爭的工具而已⁵¹。

132。

49鄭良樹、魏維賢，《馬來西亞、新加坡華文中學特刊提要》（附校史）（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出版，1975 年），頁 16。

50林連玉，〈我組織教師公會〉，收錄於《風雨十八年》（下）（吉隆坡：林連玉基金委員會出版，1990 年），頁 175-179。

51Abner Cohen，Customs and Politics in Urban Africa：A Study of Hausa Migrants in Yoruba Towns（United

(21)

從這樣的角度出發，就不難理解當華人精英份子或華人社會領袖利用民族教育灌輸危機意識時，一般大眾就會為自己民族的前途產生恐慌的心理，

進而促成前者與後者在作短暫的湊合，凝聚成一個群體，共同對抗馬來文化霸權。

基於馬來西亞特殊的政治生態，使華文教育的發展，成為一場兼具政治性和群眾性的社會運動。華文教育課題往往也是政治課題之一。華文獨中復興運動之後，華文教育課題益發政治化，其影響已遠超出教育領域，更成為歷屆大選各政黨的競選訴求。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董教總早在 1952 年 11 月就開始透過與馬華公會的合作方式來爭取華文教育權益，雖然這種合作關係隨著華文中學改制事件而終結，但馬華公會基於政治上的考量，不得不主動對董教總釋出善意，因為董教總當時的言論或多或少可以左右選民的傾向。於是，馬華公會在不支持華文獨立中學教育的情況下，還協助華文獨中向政府申請豁免註冊准證等，也就不難理解其意圖所在了。與此同時，董教總亦希望藉由政黨「裡應外合」的方式來糾正政策性的偏差，以維護華文教育的權益。這是因為董教總深深意識到大馬的華文教育發展從來都不是華人社群主觀意識所可以決定的，而是必須透過政治途徑的協商方式，才能有更多的轉圜空間。董教總在 80 以及 90 年代支持華教人士參與選舉，分別打著

「打入國陣，糾正國陣」⁵²和「壯大反對黨，實現兩線制」⁵³口號，試圖凝聚政治力量，為華文教育謀求更好的發展，經被證明只是空中樓閣而已。董教總深深意識到，這種基於互利的短暫結合，無法為華文教育長期的發展帶來具體且長遠的好處，誠如董總主席林晃昇所說的「這些人在政治上是向他們各自的政黨負責，而不是向董教總負責。」⁵⁴

最後，擬探究獨中復興運動對砂勞越和沙巴二州華文獨中的影響。1963 年，砂勞越州和沙巴州正式加入馬來西亞聯合邦，自此以後，這兩州的中學

Kingdom：Routledge，2003）

521982 年大選，董教總曾號召一批華教人士，包括江真誠、許子根、王添慶、郭洙鎮等人加盟國民陣線的成員黨之一---民政黨（ Gerakan Rakyat Malaysia），希望藉此改進華教權益。

531990 年大選，董教總內的一批華教人士加入反對黨（即民主行動黨， Democratic Action Party，簡稱 DAP）⁵³，以「壯大反對黨，實現兩線制」為口號，希望透過所選政黨的勝利來換取政黨對本身議程的承諾。

54《董總會訊》，1986 年 6 月 1 日，頁 24。

(22)

教育亦歸馬來西亞教育部統籌管理。這兩州分別於 1974 年和 1978 年宣佈廢除小學升中學的會考⁵⁵，華文獨中的學生人數自然因此大幅減少。就砂勞越地區而言， 1970 年時州內 14 所華文獨中學生人數共有 4,061 人，因小學會考制度的取消，迨 1974 年時，學生總數已驟降至 3,017 人， 1978 年更僅有 2,553 人⁵⁶。許多華文獨中瀕臨停辦的危機，如美里（ Miri）的培民中學和泗里奎（ Sarikei）的民立中學在 1977 年的學生人數分別僅剩 27 和 37 人⁵⁷。受西馬地區獨中復興運動成功的影響，各華文獨中紛紛提出因應對策，以挽救這種學生人數驟減的頹勢，其中最具體且有效的做法就是下鄉招生，除了到各鄉區舉辦招生座談會，還挨家挨戶拜訪小學六年級學生的家長，講解進入華文獨中就讀，不接受教育局的所分配的國民中學或國民型中學，是個人自由選擇且不犯法的⁵⁸。與此同時，有些華文獨中，諸如美里的廉律中學和詩巫（ Sibu）的開智中學則分別於 1975 年和 1989 年採取初中一年級學費全免，僅需每月繳交雜費馬幣二元的做法來吸引學生就讀⁵⁹。

至於沙巴地區，隨著馬來西亞政府在 1975 年宣佈以馬來西亞文取代英文成為國民型中學的主要教學媒介語之後，一向以英文至上的華裔家長，紛紛將子女改送以英語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的華文獨立中學，因而使該州 9 所華文獨中的學生人數一度出現成長的現象。然而，在 1978 年小學會考制度取消後， 9 所華文獨中都面臨學生人數逐年減少的困境，如吧巴中學至 1980 年時，學生人數僅剩 60 人⁶⁰。為了刺激學生人數回升，當地華文獨中參考西馬地區華文獨中的策略，如山打根（ Sandakan）的育源中學，以改設商科班，教授商業知識和會計技能來吸引學生就讀⁶¹；保佛地區（ Beaufort）的保佛中學則改變招生政策，鼓勵更多的英校生或非華裔學生報名就讀⁶²，藉此增加學生人數，使學校得以繼續經營。由此可看出，獨中復興運動對這兩州華

55教總 33 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編，《教總 33 年：1951.12.25~1985.4.8》（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出版，1987 年），頁 893 和 894。

56同註 55，頁 893。

57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編，《今日獨中》（之三），頁 42 和 134。

58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編，《今日獨中》（之三），頁 15、146 和 158。

59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編，《今日獨中》（之三），頁 72 和 146。

60董總出版組，《獨中今昔》，頁 146。

61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編，《今日獨中》（之二），頁 4。

62董總出版組，《獨中今昔》，頁 144。

第一節 從華文中學到華文獨中 年 8 月 4 日

第一節從華文中學到華文獨中年 8 月 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