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師書信考

(1)

弘一大師書信考 (三)

陳星

杭州師範學院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主任

致豐子愷[註 1]

考證原文

承寄佛書二冊，頃已收到，至感。余本擬在白馬湖過夏。因是間近來兵士忽至。

昨午曾到山房擾亂。又聞夏宅即擬移居上海。今後一人居此，諸事困難，現已決定往金仙寺亦幻法師處或他處。二三日內即擬動身也。夏居士如在上海，乞為致候。所有前托帶來各件，皆乞從緩。不宣。

子愷居士丈室

演音疏

此信《全集》註：「一九三○年五月，上虞白馬湖」；《書信集》註：「此信一九三一年五月寫於上虞白馬湖」。從書信內容看，此信寫於白馬湖無疑，而二註所註地點亦一致。

但二註在時間上相差一年。如果能考證出軍人何時「擾亂」晚晴山房，此信年代問題當迎刃而解。然而目前尚未發現有何線索。故目前只能以弘一大師的行蹤來判斷寫信的時間。「余本擬在白馬湖過夏」一句說明此信寫於盛夏來臨之前，定為農曆五月當屬合理。根據《弘一大師新譜》（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三年四月版），一九三○年的夏天，弘一大師是在白馬湖度過的。他於該年的秋天才自白馬湖去了金仙寺。而一九三一年農曆四月六日，

弘一大師曾在白馬湖給蔡丏因寫過信，農曆五月時，亦幻法師發起創辦「南山律學院」，請

(2)

弘一大師弘律，這時弘一大師遂赴五壘寺，該年夏天，也未在白馬湖。故《書信集》所註當合理。

存疑

(一)原文（節錄）

……近從溫州來杭，承招賢老人殷勤相留，年內或不復它適。……

(二)原文（節錄）

……^音出月擬赴江西廬山金光明會參與道場，願手寫經文三百葉分送各施主。經文須用朱書，舊有朱色不敷應用，願仁者集道侶數人，合贈英國製水彩顏料 Vermilion 數瓶。……欲數人合贈者，俾多人得布施之福德也。……

此二信《書信集》中無。《全集》將前者註為：「一九二六年三月，杭州招賢寺」；後者註：「一九二六年五月，杭州招賢寺」。《全集》錄此二信均採自豐子愷〈法味〉一文。

豐子愷在〈法味〉中說：「暮春的一天，弘一師從杭州招賢寺寄來了一張郵片說：『近從溫州來杭，承招賢老人殷勤相留，年內或不復它適。』」所謂「暮春」，當可視作農曆三月，

西曆四月底的時候。故第一封信註「三月」似無疑義。從〈法味〉中可知，豐子愷在收到此信後的三四日，就與夏丏尊先生一起到杭州看望弘一大師去了。根據〈法味〉所述，豐子愷在杭州逗留的時間是前後三天，三天後即返回上海。豐子愷在文中又說：「過了幾天，弘一師又從杭州來信」，這便是那第二封信了。這就是說，二信相隔時間前後只十天左右。可知，

必不可能得出第一封信寫於「三月」，而第二封信寫於「五月」的結論。如果第二封信可能寫於「五月」，那麼第一封信又不可能是寫於「三月」了。故《全集》對此二信的標註是不準確的。由於此二信錄自豐子愷〈法味〉一文，而豐子愷在文中只說明了季節而沒有具體時間表述，故只能存疑。

(3)

致許幻園[註 2]

考證

原文

幻園老哥同譜大人左右：

別來將半載矣，比維起居萬福，餐衛佳勝為頌。弟于前日由汴返滬，側聞足下有返里之意，未識是否？秋風菁鱸，故鄉之感，烏能已已；料理歸裝，計甚得也。小樓兄在南京甚得意，應三江師範學堂日文教習之選，束金頗豐，今秋亦應南闈鄉試，聞二場甚佳，當可高攀巍科也。ㄨㄨ兄已不在方言館，終日花叢征逐，致迷不返，將來結局，正自可慮。專此，祗頌

行安！不盡欲言。

姻小弟廣平頓初二日

《書信集》無此信。《全集》此信註：「一九○三年秋，上海」。考證此信，關鍵是「弟于前日由汴返滬」一語。首先，此信寫於上海應無誤。但寫信時間則有必要作一考證。

李叔同於一九○二年曾赴杭州應鄉試已是不爭之事實。但據林子青《弘一大師年譜》「一九○二年」條目曰：「是秋，各省補行庚子、辛丑恩正并科鄉試。據其俗侄李聖章對著者說：

『師為重振家聲，是秋曾赴河南納監應鄉試，未中。』然此事未見文字記載。惟於是年九月見其〈致許幻園書〉有『弟於昨日自汴返滬』之語，知不無關係。」（此處表述為「弟於昨日自汴返滬」，而《全集》中此信為「弟於前日由汴返滬」。）林子青先生在年譜中雖於「一九○二年」條目中記此事，但《全集》中的此信又註「一九○三年秋」所寫。可見林子青先生還是對李聖章所言持懷疑態度的。

按理，李叔同之侄所述之事應該是較有可信度的。根據李聖章所言，此信應該寫於一九

○二年才對。但對李聖章所言的懷疑，林子青先生似無更多的解釋，但郭長海先生在〈李叔同和一九○二年浙江鄉試〉一文（載西泠印社二○○○年二月版《弘一大師新論》）中卻對此作了闡述。郭長海先生認為，李叔同此次「由汴返滬」是一九○三年的事情。郭長海先生一個重要理由是假定李叔同於一九○二年農曆八月十四日參加完第二場浙江鄉試，立即動身赴汴梁，那麼他往返的時間只有十六天，這在當時交通狀況下是不可能的。何以會有郭長海先生所指的「十六天」之說呢？原來還是出自於林子青先生所編的年譜。因為年譜中有「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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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年九月見其〈致許幻園書〉……」，正如上面所錄之李叔同致許幻園信，此信明明只註

「初二日」，並未註明何月，那麼何以會有「九月」之說呢？如果此信確實寫於「九月」，

郭長海先生所言倒是有道理的，因為那「十六天」確實難以自汴返滬。但是首先就沒有「九月」之說，其結論也就沒有說服力了。

由於郭長海先生所依據的是原本就不存在的「九月」之說，他否定李叔同曾於一九○二年赴汴梁應試，以為李聖章是將時間弄錯了，認為應該是在一九○三年參加了河南鄉試。至於林子青先生出於什麼理由一方面在年譜中將赴汴之事記於「一九○二年」，一方面又在《全集》中認定此信寫於一九○三年就不得而知了。一個基本的事實是，郭長海先生否定一九○

二年之說是基於那個不存在的「九月」，故他的結論是不能令人信服的。之所以如此，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人們沒有理由否定李叔同之侄李聖章先生的說詞。既然不能否定李聖章之言，那麼此信也應寫於一九○二年。至於月份，不能肯定，但從信中言詞看，應寫於晚秋，

所謂「秋風菁鱸，故鄉之感」、「今秋亦應南闈鄉試」等句即表示此意。信末標註「初二日」，

當指農曆。查萬年曆，一九○二年農曆十月初九為立冬日，那麼此信寫於農曆十月初二日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農曆十月初二日既仍在秋季，亦是秋季即將結束之時，完全符合信中之意

（更有足夠的時間自汴返滬了）。當然，籠統地說寫於秋季似更有把握些。

致楊白民[註 3]

考證

(一)原文

頃誦惠書，歡慰無似。范大師定於舊曆正月初旬來杭講經（日期未定，俟定後再通知，大約在初二、三、四，約勾留三日左右）。仁者能於是時來杭最好，既可聞法，

又可與故人晤談也。如新年無暇，或年前亦可。演音寓城內銀洞橋銀洞巷四號接引庵內，是庵舊稱虎跑下院，現由了悟大師住持。演音暫寓是間，至明春元宵後，或移居玉泉。近來日課甚忙，每日禮佛、念佛、拜經、閱經、誦經、誦咒等，綜計餘暇，每日不足一小時。出家人生死事大，未敢放逸安居也。敬祝

道福

白民居士文席

演音合十乞告夢非，油畫像如是辦法，甚佳。

(5)

《全集》此信註：「一九一九年夏，杭州虎跑寺」；《書信集》此信註：「此信一九一九年二月中旬寫於杭州接引庵」。弘一大師寫此信時應寓接引庵。這在信中有明確交代。至於寫信時間，應定於一九一九年夏秋之時。因為弘一大師信中告訴楊白民：「范大師定於舊曆正月初來杭講經」，並建議他於此時赴杭州為妥。若此信寫於二月，范大師早已來杭州，

弘一大師必不會有信中之言（此處若指范大師在第二年的正月來杭，則不近情理。因為第二年正月的事不會在這一年的二月就寫信建議楊白民來杭州的）。信中所言之「范大師」即范古農居士。范古農（范寄東）居士在〈述懷〉一文（載《弘一大師永懷錄》，龍樹菩薩贈經處，一九九一年六月版）中說過：「時余每年春首暑假，必赴杭佛學會講經。」弘一大師信中所言正月初旬來杭講經，當指一九二○年正月。故《全集》所註時間基本確當，而地點不準確；《書信集》所註地點準確，而時間有誤。

(二)原文

白民居士：

昨奉尊片，敬悉一一。居此甚安，已於昨日始，方便掩關，養疴習靜。凡來訪者，

暫不接見。婺源之行，或俟諸他年耳。舊友如有詢余近狀者，希以此意答之。弘傘師住持招賢寺，整理規畫，極為完善。西湖諸寺，當以是間首屈一指矣。率以奉達，不具一一。

四月十八日演音

此信《書信集》無。《全集》此信註：「一九二○年舊四月十八日，杭州玉泉寺」。弘一大師在信末註「四月十八日」，但決不會是一九二○年的四月十八日。信中講到弘傘法師住持招賢寺。這位弘傘法師是弘一大師的師兄，出家前名叫程中和。范古農居士在〈述懷〉

一文中明確寫道：弘一大師「此後嘗住玉泉清漣寺，居士程中和常親近焉。時余每年春首暑假，必假杭佛學會講經。八年春，講《十二門論》畢，與會友遊清漣寺，眾請師開示念佛。

師以擷《普賢行願品疏鈔》相托。余返里擷之於課餘，至暑假即赴杭會講演。翌年，師將赴新登山上閉關，程居士即出家名弘傘，約伴往護關。余與會友往送，攝影而別」。可知，程中和的出家是在一九二○年弘一大師將赴新登閉關之時，在此之前是以居士身份作為弘一大師之道友。弘一大師赴新登的時間是一九二○年農曆六月下旬，此時程中和才出家，法號弘傘。一位剛出家的僧人何以會在四月就成為招賢寺的住持呢？故《全集》所註必定有誤。楊白民先生於一九二四年去世，所以，弘一大師寫此信的時間應該是一九二一年至一九二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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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根據信中內容，此信應寫於杭州，再根據弘一大師行蹤，此信最有可能是寫於一九二三年的農曆四月十八日。雖然弘一大師於農曆三月底曾赴上海太平寺，但並不說明四月十八日不在杭州。比方弘一大師於四月初八就有信給楊白民，曰：「在滬諸承推愛護念，感謝無量。

比擬養疴招賢寺，暫緩他適。」此信很重要，又因為有「比擬養疴招賢寺，暫緩他適」句，

那麼弘一大師於四月十八日又給楊白民寫信時，也應該是在招賢寺，而不是《全集》中所註之玉泉寺。正因為是在招賢寺，弘一大師才在信中有了「弘傘師住持招賢，整理規畫，極為完善」之贊詞，也正因為弘一大師需要養病，才又在信中有「方便掩關，養疴習靜」之語。

(三)原文

白民居士：

前日德淵師往滬，曾托彼走訪尊右；嗣以事冗，未及訪問，至歉！朽人於夏季移居虎跑，恩師及弘祥師皆安隱如常。又本寺住持一席，於六月底請弘傘師兼任（每月來數次），并請恩師為都監，德淵為知眾兼知客。其餘當家等諸執事，一律更換，較從前整肅多矣。仁者及尊眷如來杭時，希便中過談。如到寺中，乞詢問德淵師或弘祥師，即可由彼等陪至朽人處。請勿專詢朽人之名也。率達，不具。

九月初三日演音

此信《書信集》無。《全集》註：「一九二三年九月初三日，杭州招賢寺」。寫信時間無疑義。但根據信中內容，弘一大師於夏季即已移居虎跑，且信寫於農曆九月初三日，又詳細交代來訪時之問詢辦法。故此信顯然是在虎跑所寫，而非寫於招賢寺。

致呂伯攸[註 4]

考證

原文

伯攸居士丈室：

前誦來書，歡悅無盡。茲寫佛名三葉，以一葉奉與仁者，其一希轉施胡居士寄塵，

其他可隨意贈與善友也。別奉舊寫殘紙數種，并乞受收。若自受，若轉施他人。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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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來禮誦《華嚴》，謝絕賓客，並暫不通訊問。仁者受收是書後，乞暫勿答覆。此未委宣。

月臂疏答十二月十一日又佛學文字數種附上。商務印書館印行之《印光法師問鈔》，乞請閱覽。

《聽鐘念佛法》，為朽人所撰述者。此數張中，惟改正訛字一張，其他乞仁者改寫。朽人近年書寫經典，付印者大半已送罄，惟吳幼潛處珂羅版印《阿彌陀經》或尚有餘，乞仁者向上海寧波路渭水坊西泠印社吳君詢問。又近為蔡丏因居士寫《華嚴初回向章》，明春可以印就。乞預致函與蔡君約定，彼為浙江兩級師範畢業生，今任紹興中學教員。

此信《全集》註：「一九二六年十二月十一日，杭州常寂光寺」；《書信集》註：「此信一九二五年十二月十一日寫於溫州慶福寺」。二註時間相差一年，地點亦有別。信中有「近為蔡丏因居士寫《華嚴初回向章》，明春可以印就」句。弘一大師為蔡丏因寫《華嚴初回向章》是在一九二六年在廬山參與道場之時，被太虛大師推為近數十年來僧人寫經之冠。此經寫本於次年印就。故此信肯定寫於一九二六年的十二月十一日，而不會是一九二五年的十二月十一日。寫此信時的弘一大師在杭州。另據弘一大師自廬山返回杭州後致李聖章信：「……

朽人今年三月至杭州，六月往江西牯嶺，本月初旬乃返杭州，現居虎跑過冬。明年往何處尚未定。……」由此可知，弘一大師返回杭州後居虎跑寺，並準備過冬。故此信應寫於杭州虎跑寺，而不會是常寂光寺。

致弘傘法師[註 5]

考證

原文

傘師慈鑒：

惠書敬悉。去冬本有撰述歌譜之願，乃今春以來，老病纏綿，身心衰弱，手顫眼花，臂痛不易舉，日恒思眠，有如八九十老翁，故此事只可從緩。承惠日書三冊，

其中《讚歌》二冊敬受，且俟他年恢復康健時，當試為之。《薄伽梵歌》，無有需用，謹寄返。又新刻《華嚴經傳記》一冊，校勘表四分，并奉上，乞收入。重編《華嚴疏鈔》已由徐蔚如著手，計科文十卷，先刊經疏百二十卷（疏鈔別行）。鈔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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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經科數卷（專由疏中摘出判經之科）。《別行疏》二刊資久已集就，此事決定可以實行。仁者聞之，當甚讚喜。音近來備受痛苦，而道念亦因之增進。佛稱八苦為八師，誠確論也。不久擬閉關用功，謝絕一切緣務。以後如有緇素諸友詢問音之近況者，乞以「雖存若歿」四字答之，不再通信及晤面矣。音近數年來頗致力于《華嚴疏鈔》，此書法法具足，如一部《佛學大辭典》。若能精研此書，於各宗奧義皆能通達（凡小乘論、律、三論、法相、天台、禪、淨土等，無不具足）。仁者暇時，

幸悉心玩索焉。謹覆，順頌法安

音和南四月廿八日徐居士說讀《華嚴經》法，讀唐譯至五十九卷〈離世問品〉畢，應接讀貞元譯〈行願品〉四十卷，共九十九卷。應日誦者為〈淨行品〉、〈問明品〉、〈賢首品〉、〈初發心功德品〉、〈如來出現品〉，及〈行願品〉末卷。又〈十行品‧十回向〉初十之二章。又及。

此信《全集》註：「一九三一年四月廿八日，上虞法界寺」；《書信集》註：「此信一九二七年四月二十八日寫於杭州吳山常寂光寺」。二註差異甚大。

考證此信，首先須排除一個干擾，即不要認為信中所述「去冬本有撰述歌譜之願」是指編撰《清涼歌集》。弘一大師答應劉質平編撰學校教育歌曲（即此後的《清涼歌集》）是在一九二九年。此後弘一大師在給劉質平的信中探討歌曲編撰時均說「作歌之事」，而非此信所言「撰述歌譜」。由於《清涼歌集》於一九三一年秋編撰完畢，故容易使人聯想到此信寫於一九三一年。其實，此信應該寫於一九二七年的四月廿八日，《書信集》所註應該正確。

理由一：信中提到「音近數年來頗致力於《華嚴疏鈔》」。弘一大師一九二六年春回到杭州後就致力於《華嚴疏鈔》。他之所以如此，也是因了弘傘法師的發願。弘一大師在一九二六年給蔡丏因的信中就說：「……近與弘傘法師發願重釐會修補（妙明會本後有人刪節，甚至上下文義不相銜接。《龍藏》仍其誤，今流通本又仍《龍藏》之誤。以上據徐蔚如居士考訂之說）校點《華嚴疏鈔》。傘法師願任外護，並排版流布之事。朽人一身任『釐會』、『修補』、『校點』諸務，期以二十年卒業。先科文十卷，次懸談，次疏鈔正文。朽人老矣，當來恐須乞仁者賡續其事，乃可完成也。此事須秋暮自廬山返杭後，再與傘師詳酌……。」弘傘法師負責排版流布之事，所以當會有信中「重編《華嚴疏鈔》已由徐蔚如著手，計科文十卷。……仁者聞之，當甚讚喜」之言。其實《全集》編輯委員會主任林子青先生本人對此信的註釋也是有矛盾的。且看他的《弘一大師新譜》（台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三年四月版）「一九二七年」條目，在該條目中也認定此信是一九二七年所寫。不知為何，

在《全集》中，此信又被註為「一九三一年」。關於寫信的地點，應該是杭州的常寂光寺。

弘一大師於一九二七年初就來該寺閉關，後由於客觀原因，比方為保護佛教致函蔡元培、經

(9)

亨頤等人、招集激進青年述說保存佛教的道理等等，他沒有能靜心閉關用功研佛。這正是他在此信中有「不久擬閉關用功，謝絕一切緣務」的原因所在。

致趙柏廎[註 6]

考證

原文（節錄）

前覆露片，想已收到。寫經已就，附掛號郵奉。五六年來，未曾以小楷寫經，故筆墨十分生疏。字體亦有俗者未能校正，未能工整，乞亮之。前次尊函，即可以仿宋小號鉛字排印，附于經文之後，更加題目壹行。前函文義甚佳，僅「受具足戒」四字，

乞改為「受持五戒」。前函附奉，并乞收入，此經宜用攝影石印為宜。因將來他處可以翻印，廣為流傳（珂羅版不能石印）。佛學書局以前所印拙書八種，皆用夾宣紙，

摺本，布面。資本既巨，而印摺未精，反損美觀。今寫之經，擬以連史紙石印。中國舊式連史甚佳。倘價太昂，可改為江南連史。中國紙簿面，線訂本，與佛學書局所另印之拙書《地藏經‧見聞利益品》，大致相同。……余約數日後，即往廈門。以後暫勿來信。俟往廈門後，再以地址奉聞。質平居士處，亦乞代告此意。

柏廎居士慧覽

舊十月十八日演音疏

此信《全集》註：「一九三二年舊十月十八日，鎮海伏龍寺」；《書信集》註：「此信一九三二年十一月十五日寫於溫州慶福寺」。前者為農曆，後者為西曆，時間無差異。但二註地點不一致。弘一大師〈地藏菩薩聖德大觀序〉曰：「後二十一年歲次壬申九月，余居峙山，上海李圓淨居士來書，謂將助編《九華山志》，屬為供其資料。自惟剃染以來，至心歸依地藏菩薩十有五載，受恩最厚。久欲輯錄教迹，流傳於世，讚揚聖德，而報深恩，今其時矣。後二月，雲遊南閩，住萬壽岩……。」由此可知，一九三二年農曆九月時弘一大師居峙山，兩個月後去了廈門，居萬壽岩。如此行迹與此信所言相符。故此信寫於一九三二年的農曆十月十八日應確當。但是，就寫信地點而言，此時弘一大師不在溫州是可以肯定的。因此

《書信集》所註必有誤。而《全集》所註地點，似乎亦不準確。弘一大師分明說「余居峙山」。

(10)

峙山乃浙江慈溪鳴鶴場白湖金仙寺後之山名。故寫信地點標註「峙山」或「金仙寺」更為確當。因為伏龍寺位於慈溪（舊屬鎮海）以東三十一公里處的伏龍山，與峙山並不是一回事。

致佛教養正院諸師

考證

原文

養正院諸師均鑒：

惠書誦悉。誠意殷勤，歡感無已。此次抱病極重，內外症并發，為生平所未經歷者。其中有數日已呈危險之現象，幸承諸善友協力讀經懺悔，乃轉危為安。現內症已癒，外症尚須時日，猶未起床也。謹覆，不宣。

弘一扶病啟

此信《全集》註：「一九三六年舊一月，晉江草庵」；《書信集》註：「此信一九二六年一月中旬寫於泉州草庵」。弘一大師於一九三六年初曾為佛教養正院講〈青年佛徒應注意的四項〉。其中講到：「我在泉州草庵大病的時候，承諸位寫一封信來──各人都簽了名，

慰問我的病狀；並且又承諸位念佛七天，代我懺悔，都使我感激萬分。」弘一大師這次患重病是在一九三五年底，而為佛教養正院講〈青年佛徒應注意的四項〉是在一九三六年正月間。

故《全集》將此信確定在一九三六年一月應該沒有什麼問題，而《書信集》將其定為一九二六年顯然有誤（一九二六年一月時弘一大師還在溫州）。至於地點，草庵為於福建晉江蘇內村華表山麓。但從廣義的地域範圍而言，說泉州草庵亦可。故標註「晉江草庵」或「泉州草庵」均可。

致聶雲台[註 7]

考證

原文（節錄）

(11)

雲台居士道鑒：

惠書誦悉。「彎彎新月」贊偈，余於十年前聞之，已知其非。嘗勸改用《普門品》

中五言偈句。但以人微言輕，又因積習難改，故未能實行。……

再者，近來念佛時，常用之「願生西方淨土中」四句，其末句為「不退菩薩為伴侶」，語氣殊未完足（似尚有下文者）。且此四句僅言生西，而無利生之願，亦有未合。余於五六年前曾勸人將第四句改為「普利一切諸含識」，（用《普賢行願品》成句）則語氣既能完足，且具利生之願。但至今猶無人承用者，可見習慣難改。而僧眾多奔走營務，亦罕有注意於此者，可長嘆耳。謹覆，不宣。

演音啟

……

此信《全集》註：「一九三五年四月十四日，惠安淨峰寺」；《書信集》註：「此信一九三七年春寫於廈門南普陀」。此信原文較長，但均無提供可考證之線索。但《全集》此信後有註釋四如下：「此件發表於《晚晴山房書簡》時，信末無標時。但發表於《覺有情》卻標時為『一九三五年四月十四日』。本文題下標時從《覺有情》。」難得還有如此依榜，故此信時間地點以《全集》為准較妥。

致劉光華[註 8]

考證

原文：

惠書誦悉。朽人近已移居鄉間。尊翁骨灰，如必欲迎請，俟時局安靖後，再籌鄭重之辦法。若郵寄，甚為未妥，且不恭敬也。謹覆，不宣。通訊處，仍如舊。

弘一上除夕前二日

(12)

此信《全集》註：「一九四一年除夕前二日，晉江福林寺」；《書信集》註：「此信一九三八年一月二十八日寫於泉州草庵」。考證此信，先須瞭解弘一大師還有寫給劉光華的另一信（《書信集》中無）。在另一信中，弘一大師向劉光華通報說：「仁者見此信後，應生悲痛，因尊翁克定上人已於前日因病謝世矣。」信中弘一大師有言：「今年五月余到青島弘法，尊翁仍居廈門。十月中旬余返廈門，尊翁即來同居。數日後患瀉疾，後漸沈重（瀉止體弱，不肯服藥），至上月三十日下午二時餘謝世。……已於三十一日下午三時焚化。廈門近狀，想仁者於報紙中可知其概。余誓不移動，願為廈門諸寺院護法，共其存亡。」接著又言：

「尊翁生平事迹，乞仁者暇時寫其概略寄下，余願為之作傳。通訊乞寄廈門中山公園妙釋寺轉交弘一收。」從這些資訊中可知，劉光華之父克定上人於一九三七年十月三十日去世（「今年五月余到青島弘法」一語說明信寫於一九三七年），並於十月三十一日焚化。同時信中透露，因日軍侵華，廈門境況緊張。還告訴劉光華通訊辦法。有了這些資訊，再對照所錄待考之信，答案就十分清楚了。此信應寫於一九三八年除夕前二日，亦即一月二十八日。當時弘一大師正在草庵弘法（葉青眼《千江印月集》曰：「戊寅元月一日，公在草庵講《華嚴經‧

普賢行願品》」）。由於在草庵，故信中說自己「移居鄉間」。很顯然，劉光華在收到弘一大師的通報信後，即請求將其父之骨灰索回。因為廈門形勢緊張，弘一大師勸他「俟時局安靖後」再作安排。又提示他，自己的通訊處仍如上信中所述。這樣就十分清楚了，此信之註釋，《書信集》是正確的。

致大醒法師[註 9]

考證

原文

大醒法師座下：

惠書誦悉。近擬謝絕一切緣務，（若不如此，必不能編成）專編律書。（因年來精神大衰，故不得不謝絕諸緣）故諸師友處，皆未能通信。今座下欲撰《靈峰評傳》，

擬以舊集年譜草稿，及拙見數則，奉獻座下，以備採取。須俟一個月後，乃能寄上。

以後即未能再通信也。諸乞亮之，為幸。

演音啟五月一日

(13)

此信《全集》註：「一九三五年五月一日，泉州承天寺」；《書信集》註：「此信一九三九年五月一日寫於永春蓬山」。弘一大師在信中述及他本人擬謝絕一切緣務，專編律書，

而且從「故師友處，皆未能通信」看，他不僅準備專心編書，而且已經與外界隔絕了許多時日。但一九三五年的弘一大師，其生活情景並非如此。首先，該年五月份之前，弘一大師與他人往還十分頻繁，五月份之後，雖赴惠安，也有編書之舉，但與外界通信仍未停止，且不久即又參與其他活動。（參見《弘一大師新譜》）而一九三九年的情況就不一樣了。林奉若

〈弘一律師與普濟寺因緣〉一文（見《弘一大師新譜》一九三九年條目註釋）中說：「弘一律師，寓永春普濟寺頂茅蓬五百七十二日──農曆己卯年二月廿八日到，庚辰年十月初九日去──為入閩十餘年來第一次久住之所。在此著《盜戒問答》、《護生畫續集》、《南山律在家備覽》、《華嚴疏科分》、《藥師如來法門一斑》、《修淨業宜誦地藏經為助行》等書。」

這就符合弘一大師寫此信時的情形了。大師在永春住了五百七十二天，這當然就「故師友處，

皆未能通信」了，而林奉若文中所列之佛書，即是弘一大師所謂「專編律書」的成果。故《書信集》所註應正確，《全集》所註有誤。

致濮一乘[註 10]

考證

原文

一乘居士慧覽：

正月二十七日所發尊函，數日前始遞到。行願法師往菲律賓已數載，故前函遺失。

朽人不久亦往菲島。仁者禮佛誦經，精進無懈，至用歡慰。附奉上拙書二紙，希受收。

不宣。

農曆十月初十日音啟

此信《全集》註：「一九三九年舊十月初十日，永春普濟寺」；《書信集》註：「此信一九四一年十一月二十八日寫於晉江檀林福林寺」。後者為西曆。性願法師是一九三七年赴菲律賓的。如果此信寫於一九三九年，此時距性願法師赴菲僅兩年，弘一大師當不會說「數載」。再者，林奉若〈弘一律師與普濟寺因緣〉一文說道：「乃願師旋應菲律賓之聘，往海外開化。師身居異域，心懷故國，命敦請弘一律師來寺駐錫，以樹僧範。」此乃弘一大師寓永春普濟寺頂茅蓬五百七十二日（一九三九－一九四○）之時的事情，可見，這段時日性願

(14)

法師尚未邀請弘一大師赴菲律賓。如此看來，此信就應該寫於一九四一年了，《書信集》所註確當。弘一大師在此信中透露有去菲律賓之意，但是弘一大師終於還是沒有去。

【註釋】

[註 1] 豐子愷（一八八九－一九七五），浙江桐鄉人，一九一四年入浙江省立第一師範學校，師從李叔同，為中國著名文學家、漫畫家、音樂教育家、文藝理論家、書法家和翻譯家。一九二七年皈依弘一大師為佛弟子。

[註 2] 許幻園（一八七八－一九二五），江蘇松江人，擅長詩文，曾與李叔同等共結「天涯五友」。

[註 3] 楊白民（一八七二－一九二四），上海人，曾留學日本，攻女子教育，曾在上海創辦城東女學，任校長。

[註 4] 呂伯攸，生卒年不詳。據《書信集》此信註二：「呂伯攸：杭州浙一師門生」。待考。

[註 5] 弘傘法師（一八八六－一九七五），俗名程中和，安徽人。早年曾為軍人，出家後為弘一大師的師弟。

[註 6] 趙伯廎，生卒年不詳，浙江溫州人。《全集》此信收信人為「趙柏廎」，《書信集》此信收信人為「趙伯廎」。此處從《全集》。

[註 7] 聶雲台（一八八○－一九五三），湖南人，曾任上海總商會會長，初信基督教，中年後改信佛教。

[註 8] 劉光華，江蘇揚州人，生卒年不詳。其父劉儒曾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師從李叔同弟子周玲蓀，故亦可謂李叔同之再傳弟子。後出家，從弘一大師學律，一九三七年農曆十月三十日在廈門南普陀寺示寂。

[註 9] 大醒法師（一八九九－一九五二），江蘇人，為太虛大師之高足，曾任閩南佛學院教務主任、《現代僧伽》及《海潮音》編輯。

[註 10] 濮一乘，江蘇人，生卒年不詳，曾主編上海《佛學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