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概念、測量及分析：
臺灣地區國民小學教師的實證研究
摘 要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國民小學教師為對象，據以探討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概 念。首先，確立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概念架構，其次，採用模式競爭的策略，確認 最適切的測量模式，此外，針對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的知覺現況進行分析。依據 研究結果，本研究確立教師的工作與家庭衝突包含四個因素，測量題數為12題。
在因素結構上，則為四因素的斜交模式。在知覺程度方面，男性、兼任主任之教 師，在部分因素層面具有較高的衝突知覺。最後，本研究針對學校實務與後續研 究提出建議，以做為探討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之參考。
關鍵詞：工作與家庭衝突、工作對家庭衝突、家庭對工作衝突
顏弘欽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顏弘欽電子郵件：crala0615@yahoo.com.tw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aimed at discussing the concept of work-family conflict.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iwan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ubjects. First,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work- family conflict is established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en, the most adequate measuring model is ascertained by way of the strategy of model competition. In addition, the perception of work- family conflict is analyzed. The research results conclude that teachers’ work-family conflict includes four factors with 12 measuring questions. In terms of the factorial structure, it is a four correlated factorial model. Regarding the level of awareness, male teachers, teachers holding concurrent positions of school directors have higher level of awareness of conflict in some factors.
Finally, this research offers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school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which may serve as reference for future discussions of teachers’ work-family conflict.
Keywords: family-to-work conflict, work-family conflict, work-to-family conflict
Hung-Chin Yen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Concept,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Work and Family Conf lict: An Empirical Study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iwan
Hung-Chin Yen's E-mail: crala0615@yahoo.com.tw
壹、緒論
就 組 織 研 究 而 言 ， 工 作 與 家 庭 的 平 衡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研 究 課 題 （L e v y, 2003），因為其造成的影響，涉及了組織的成功及員工的個人生活（Kossek
& Ozeki, 1998）。工作與家庭是成人生活中兩個最重要的核心領域（Butler, Grzywacz, Bass, & Linney, 2005; Frone, Russell, & Cooper, 1992）。就工作與家庭 兩個不同介面而言，各有其結構、需求及影響。理想上，個體應致力於身心理的 調整與適應，以取得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平衡。然而，隨著社會、職場與家庭結構 的變遷，如雙薪家庭、小家庭、單親家庭的增加，致使傳統性別所擔負的角色與 功能產生變化，也促使職場成員面臨高度的工作與家庭之間的衝突（劉念琪、
王志袁、劉雯中，2010；張妤玥、陸洛，2011；Byron, 2005; Carlson, Kacmar, &
Williams, 2000）。
在文獻上，對於個人面對家庭與工作兩者所產生的衝突感，係稱為「工作 與家庭衝突」（work-family conflict, WFC）。工作與家庭衝突的研究在國外已相 當的豐碩。相關的研究指出，工作與家庭衝突對於個體的生活、工作或職業滿意 度有負向的影響（Adams, King, & King, 1996; Anafarta, 2011; Grandey, Cordeiro,
& Crouter, 2005; Haar, Spell, O´Driscoll, & Dyer, 2003; Kossek & Ozeki, 1998;
Martins, Eddleston, & Veiga, 2002），此外，較高程度的工作與家庭衝突會導致較 低的組織承諾（Casper, Harris, Taylor-Bianco, & Wayne, 2011; Thompson, Beauvais,
& Lyness, 1999），甚者將影響到工作的相關表現，如工作績效與組織公民行為等
（Bragger, Rodriguez-Srednicki, Kutcher, Indovino, & Rosner, 2005; Witt & Carlson, 2006）。諸多探討員工或組織表現的研究中，並未將員工家庭因素的影響納入考 量，然由前述可知，工作與家庭衝突對於職場上個體的影響層面極廣，其不僅是 個人的感受問題，更可能進一步影響其職場上的行為或表現，因此，針對工作與 家庭衝突的議題進行探究，將有助於員工與其組織間互動的瞭解。
在管理領域，工作與家庭衝突研究的研究成果是相當豐富的，這些研究的 發現，對於組織的運作、人力資源管理及員工身心狀態等，是具有相當實務貢 獻的。相較於其他的行業，教師往往被認為有高度保障及制式工作條件的職業，
因此，對於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的研究，不論是在國外或國內，似乎均未受到重 視，相關的研究僅如Bragger等人（2005）針對美國小學、國中及高中教師，以及
Cinamon、Rich 與 Westman（2007）就以色列高中教師進行工作與家庭衝突的研 究。鑒於工作與家庭衝突對個體及組織的影響，學校教師的工作與家庭衝突亦可 能對於學校教育品質產生影響，尤其在當前教育革新的脈絡下，教師被付予更多 的責任與任務，因此，教師工作壓力與角色期待也更為沉重。基於前述，本研究 即針對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概念進行探討，並以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工 作與家庭衝突測量與知覺程度的分析，以供後續研究及實務管理者參考之用。
貳、文獻探討
一、工作與家庭衝突的內涵
角色的扮演是建構社會關係的重要因素。就角色理論的觀點而言，一種 角色，即代表著某些的行為預期與設定（Carlson, Brooklyn-Derr, & Wadsworth, 2003）。就職場的個體而言，其有隸屬組織及所屬家庭，是兩個不能否認的事 實，當個體面對不同的角色期望或要求時而難以兼顧時，即可能產生角色的衝 突。工作與家庭並非獨立的兩個介面，相對地，其會彼此干擾而產生衝突（張 婷婷、陸洛，2009）。工作與家庭衝突即指員工發生於工作與家庭角色之間的 衝突（Frone et al., 1992），當兩個角色在某些方面（例如時間或精力）彼此競 爭而不相容時，即會產生工作與家庭衝突（Greenhaus & Beutell, 1985; Perrewé, Hochwarter, & Kiewitz, 1999）。具體言之，工作與家庭衝突係描述由於工作的任 務或需要，使個體難以盡到對家庭的責任，或是因為家庭負擔與干擾，影響到工 作任務的完成。
在概念上，工作與家庭衝突係為一個多面向屬性的構念（Carlson & Kacmar, 2000），包含了方向性及衝突的形式來源。就方向性而言，工作與家庭衝突 包含了「工作對家庭衝突」（work-to-family conflict）與「家庭對工作衝突」
（family-to-work conflict），前者係描述工作上的需要，妨礙個人實行其家庭責 任的能力，後者則是家庭的責任干擾了個人在工作上的責任（Hammer, Bauer,
& Grandey, 2003）。此外，工作與家庭衝突具有不同的來源形式，因為衝突可 能源自於各種不同的情況（Stephens & Sommer, 1996）。就衝突的形式而言，
Greenhaus 與 Beutell（1985）所界定的「以時間為基礎的衝突」（time-based
conflict）、以「緊張為基礎的衝突」（strain-based conflict）及「以行為為基礎的 衝突」（behavior-based conflict）係後續研究的重要依據。所謂「以時間為基礎的 衝突」，係指因工作或家庭責任的要求，造成時間無法滿足工作上或家庭上的需 求，進而產生的衝突感；「以緊張為基礎的衝突」係指工作或家庭所造成的壓力 或疲憊，影響了另一領域的責任要求；此外，「以行為為基礎的衝突」係指工作 與家庭方面的價值及行為的不一致，所造成的角色衝突感。由上可知，工作與家 庭衝突係不僅為一種角色衝突，在特性上更具有方向性的影響，並可能存在著不 同的誘發原因。
所謂的方向性影響，即指工作要求或需求對家庭生活產生影響，相反的，
個體也可能因家庭的責任，影響到工作的相關成果。這些衝突的發生與影響，
可能涉及了時間的限制、情緒的緊張與行為的不一致（Greenhaus & Beutell, 1985; Judge, Ilies, & Scott, 2006; Stephens & Sommer, 1996），而產生的結果，
即是無法滿足角色的期待。諸多實證研究支持，「工作對家庭衝突」與「家庭 對工作衝突」兩個向度具有一定的相關性（Harr et al., 2003; Livingston & Judge, 2008; Michel, Mitchelson, Kotrba, LeBreton, & Baltes, 2011），然兩者所隱含的 概念、影響因素及效果則有所不同（張婷婷、陸洛，2009；Netemeyer, Boles, &
McMurrian, 1996），是故，在概念的探討上，應分別就工作對家庭的影響及家庭 對工作的影響進行瞭解，才能符合整體工作與家庭衝突概念的內涵。
二、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測量
從概念的界定上可知，工作與家庭衝突不僅可能影響到組織的利益，亦可能 影響到家庭的功能。基本上，這樣的影響並非有或無的狀態區分，而是程度上的 差別。是故，諸多的研究針對工作與家庭衝突的理論架構，發展出不同的測量工 具。然而，相關的量表數量頗多（Frone et al., 1992; Kelloway, Gottlieb, & Barham, 1999; Netemeyer et al., 1996; Stephens & Sommer, 1996 )，所依據的理論多以角色 理論或壓力的觀點為基礎，但是，在測量的內容方面，則依研究的目的或重點而 呈現一些的差異。
早期的研究，將工作與家庭衝突視為單一構念，並未區分不同的層面進行 衡量。如Rice、Frone 與 McFarlin（1992）即以單一題項詢問受測者感受工作 與家庭相互影響的程度，做為衡量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指標。再者，Kopelman、
Greenhaus 與 Connolly（1983）發展的量表，即包含4題的單一構念的測量。
Aryee 與 Luk（1996）的研究即使用此量表，在該研究中，其測量的α值為 .84，
顯示其測量具不錯的內部一致性信度。檢視該量表的內容，係以衡量個體因工作 因素而影響家庭責任為主，例題如「我的工作讓我難以花費時間在家人方面」，
是故，該研究雖未將工作與家庭衝突區分為不同層面，但就題項內容的敘述，仍 可將其歸納為「工作對家庭衝突」的概念。此取向的測量，主要是聚焦在工作對 個體家庭生活的影響，例如林鉦棽、賴鳳儀、黃紹慶、潘蕙韶、鍾潤富（2011）
的研究，探討員工從事組織公民行為與工作家庭衝突的關聯性，其針對工作家庭 衝突的測量，即採「工作對家庭衝突」的概念。
然而，隨著後續研究的延伸，對於工作與家庭衝突探討的範圍也更加廣泛與 細膩。在Frone等人（1992）的研究中，即區分「工作對家庭衝突」與「家庭對 工作衝突」兩個具方向性的層面進行測量；該量表共計4題，其中2題係用以衡量 工作對家庭的衝突，另2題則是衡量家庭對工作衝突，然此量表尚未明顯對衝突 的形式予以測量。此外，Netemeyer等人（1996）亦發展了類似的量表，在該量 表中，共計10題測量題項，其中「工作對家庭衝突量表」有5題，例題如「工作 佔用的時間，讓我難以履行家庭責任」及「工作造成的壓力，讓我難以滿足家庭 責任」，而「家庭對工作衝突量表」亦有5題，例題如「因為家庭時間的需求，
我必須推辭一些工作」及「家庭相關的壓力，干擾了我工作職責的執行」。由前 述可知，雖然Netemeyer等人所發展的量表僅具方向性的區別，然分析其題項內 容的敘述，已包含了時間與壓力形式衝突的測量。前述將工作與家庭衝突區分為 具方面性的兩個構面的測量模式，後續的相關研究中，採用情形不在少數，如李 永鑫與黃宏強（2007），以及Netemeyer、 Maxham III 與 Pullig（2005）的研究，
即以此方式測量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概念。
另一種廣為採用的測量架構，係依據Greenhaus 與 Beutell（1985）對於工作 與家庭衝突的分類，即包含了兩個方向（工作對家庭衝突、家庭對工作衝突）及 三種形式（基於時間、基於緊張、基於行為），換言之，工作與家庭衝突包含 了六種不同形式的概念。Carlson等人（2000）所發展的量表，即驗證了前述的 概念架構；該量表共計18題，每個分量表均為3題。然而，亦有研究未將前述的 六個構面全數納入，如Kelloway等人（1999）所發展的量表，即未將基於行為的 衝突形式納入考量，是故，該量表僅具四個測量構面，共計22題。此具方面性
與不同形式的測量取向，係當前相關研究最廣為採用的方式，如張婷婷與陸洛
（2009）、張妤玥與陸洛（2011）的研究，即使用此測量取向。
歸納而言，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測量包含了不同的取向，不同的研究依其研究 重點而有所取捨。依據Carlson等人（2000）的建議，研究者可彈性的衡量六個衝 突的構面（兩個方向及三種形式），亦可整合為較高層次的雙構面，即將不同形 式衝突依其影響方式性歸為同一構面。Mesmer-Magnus 與Viswesvaran（2005）的 後設分析結果指出，工作與家庭衝突的雙向性確實具有區別效度，因此建議研究 者務必區分「工作對家庭衝突」與「家庭對工作衝突」兩個構面。至於在衝突形 式方面，相關研究的測量情形則有所差異，然而，多數研究會將基於時間與基於 緊張等兩種衝突形式納入，而基於行為的衝突形式則有所取捨，主要原因係文獻 上對於基於行為的衝突形成界定並不清楚（陸洛、黃茂丁、高旭繁，2005）。
三、工作與家庭衝突的相關研究
自1980年起，工作與家庭衝突的相關研究在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心理 學、性別研究等領域，日益受到重視，其研究重點除了概念探討與測量的建構之 外，前因、後果及個體的差異分析之相關研究，在各領域的研究中均頗受關注。
在前因的研究方面，主要係探討哪些因素可能會導致工作與家庭衝突的產 生。首先，就工作對家庭衝突方面而言，投入工作的時間愈多，則衝突程度就 愈高（Bruck, Allen, & Spector, 2002; Frye & Breaugh, 2004），此外，較高程度的 工作負荷量、壓力、工作角色衝突與情緒要求等，也會造成較高的工作對家庭衝 突（陸洛、黃茂丁、高旭繁，2004；Bakker, Demerouti, & Dollard, 2008; Frone et al., 1992; Matthews, Bulger, & Barnes-Farrell, 2010）。相對而言，工作對家庭的支 持文化、工作自主性、主管支持、家庭支持等因素，則能降低工作對家庭的衝突
（Bragger et al. , 2005; DiRenzo, Greenhaus, & Weer, 2011; Luk & Shaffer, 2005）。
此外，在家庭對工作衝突方面，Michel、Mitchelson、Kotrba、LeBreton 與Baltes
（2009）的研究指出，家庭的角色衝突與模糊，會導致較高的家庭對工作衝突，
另外，家庭的投入與家庭的壓力，也會正向影響家庭對工作衝突（Frone et al., 1992），而Michel、Kotrba、Mitchelson、Clark 與 Baltes（2011）的後設分析，除 了支持了前述的研究結果，亦指出相關的社會性支持（組織支持、主管支持、同 事支持、家人支持等）皆與家庭對工作衝突具負向相關，換言之，這些社會性支
持應能有助於家庭對工作衝突的程度降低。
在後果的研究方面，諸多的研究關注的是工作與家庭衝突對相關滿意度的影 響。例如，工作對家庭衝突對工作滿意度（Anafarta, 2011; Frye & Breaugh, 2004;
Grandey, Cordeiro, & Crouter, 2005）及生活滿意度（Aryee, Fields, & Luk, 1999）
有負向的影響，而家庭對工作衝突則亦會負面影響工作滿意度（Anafarta, 2011;
Anderson, Coffey, & Byerly, 2002；Aryee et al., 1999; Bruck et al., 2002）及生活 滿意度（Beutell, 2010; Carlson & Kacmar, 2000）。除此之外，工作與家庭衝突 亦會影響到個體工作的相關表現與態度，例如工作對家庭衝突會提高離職意圖
（Anderson et al., 2002; Netemeyer, Brashear-Alejandro, & Boles, 2004; Thanacoody, Bartram, & Casimir, 2009），並使員工感受到較大的工作壓力（Netemeyer et al., 2004）；而家庭對工作衝突則對員工的績效（Netemeyer et al., 2004; Witt &
Carlson, 2006）與組織公民行（Bragger et al., 2005）有負面影響，且會引發員工 的組織退卻行為（Hammer et al., 2003）及缺勤（Anderson et al., 2002）。
除了前因與後果的探究外，個體的背景特徵在工作與家庭衝突上的差異，亦 是許多研究關注的焦點。例如，在性別的差異上，Cinamon 與 Rich（2002）以任 職於電腦公司與法律事務所的已婚員工進行研究，其結果指出，女性的工作與家 庭衝突程度顯著高於男性，而Duxbury 與 Higgins（1991）以已婚並育有子女管 理或專業工作人員進行研究，其結果發現，在工作投入與工作與家庭衝突的影響 關係上，女性是高於男性的，相對而言，家庭投入與工作與家庭衝突的影響關係 上，男性是高於女性的。在其他的背景特徵方面，Bragger 等人（2005）以美國 北新澤西與紐約都會區的203位教師為對象進行研究，其結果指出，育有子女的 教師較未育有子女的教師，反應較高的工作與家庭衝突，至於在婚姻狀況則未見 顯著差異。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為探討國民小學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概念、測量與現況，本研究透過相關 文獻的探討，確立其概念結構，並經由量化取向的分析過程，針對相關問題進行 分析。茲就研究樣本、研究程序、測量架構與題項，以及資料分析等進行說明。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母體，樣本選取則以分層抽樣 進行之。首先，依北、中、南、東四個地區，隨機抽取臺北市、桃園縣、苗栗 縣、臺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與宜蘭縣等11 個縣市進行調查，並依照前述縣市99學年度之公立國民小學學校數量決定抽樣比 例，其依序為9%、11%、7%、14%、10%、9%、7%、14%、10%、5%及4%，共 計抽取121所學校。其次，依據學校規模（大型為37班以上；中型為19至36班；
小型為18班以下），各抽取10、8、6人，共計寄出1040份問卷，回收752份，扣 除填答不全或呈固定反應者27份，有效問卷共計725份，回收有效問卷比率為 69.71%。各縣市有效問卷比率依序分別為10%、10%、10%、10%、11%、8%、
7%、15%、9%、5%及5%，與參照母體之比率極為相近，由此可推估，本研究有 效樣本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為因應後續資料分析之需求，本研究以隨機方式，將全體樣本分為兩組。第 一組為「測定樣本」（N = 364），用以檢證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量表的信效度；
第二組為「分析樣本」（N = 361），用以分析國民小學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的相 關現況。測定樣本與分析樣本之基本特性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樣本基本特性摘要表
註：累計百分比未達100%，係為遺漏值所致。
二、研究程序
本研究採調查研究法進行之。首先，係依據文獻探討的過程，界定構念之內 涵，並選取適切之量表進行衡量。鑒於測量題項係引自於國外組織管理領域之實 證研究，為避免文化涉入之疑慮，本研究採倒譯法（back translation）之程序進 行題項之翻譯，其次，委由2位具組織管理背景之博士，針對翻譯後之題項內容 進行審核與修正，以確認中文題項之內涵與原始題項相符。再者，為進一步確認 題項在學校組織情境應用的適切性，本研究敦請2名具學校行政專長之學者以及6 名國小實務專家（教師兼主任2名、教師兼組長2名、專任教師2名），針對各題 項是否適用於學校組織成員的測量提供修正意見；當有2位（含以上）專家認為 該題項不適合用於學校教師之測量時，則逕予以刪除。最後，本研究依據專家內 容效度審查之意見，形成正式問卷進行施測。
三、測量的架構與題項
在概念上，工作與家庭衝突係為一種發生於工作及家庭兩介面之間的角色衝 突。回顧過往相關文獻，工作與家庭衝突由早期的單一構念，發展至多面向的構 念，Greenhaus 與 Beutell於1985所提出的兩個方向性及三種形式來源的架構，係 成為後續研究在探討工作與家庭衝突時的主要依據。該架構對於影響方向性予以 區別（工作對家庭衝突、家庭對工作衝突）的主張，為後續研究所支持（Frone et al., 1992; Mesmer-Magnus & Viswesvaran, 2005; Netemeyer et al., 1996），然而，
是否界分衝突來源或界分為幾種衝突形式，則尚未具高度共識。而這些涉及不 表1 研究樣本基本特性摘要表(續)
註：累計百分比未達100%，係為遺漏值所致。
同構面的測量模式，在一些關於工作與家庭測量模式檢證的研究中皆獲得支持
（Carlson et al., 2000; Kelloway, Gottlieb, & Barham, 1999）。本研究所採取的測 量模式，係一個包含四個因素構念的結構，其所依據的仍是Greenhaus 與 Beutell 的概念架構，唯以行為為基礎的衝突形式並未納入，主要原因在於文獻上對於工 作與家庭衝突的探討，並未具體界定行為所指為何，相對而言，時間與緊張兩種 衝突形式，則為諸多研究所採用（Netemeyer et al., 1996），即使是一些僅區分 方向性的測量，在其個別題項中仍可發現其對時間及緊張兩種形式衝突的測量；
此外，本研究測量題項委付內容效度審查時，亦有專家對於行為形式的衝突測量 提出質疑。基於前述，本研究對於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測量，僅包含「工作對家庭 衝突_基於時間」、「工作對家庭衝突_基於緊張」、「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於時 間」與「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於緊張」四個構面。
綜上所言，本研究之測量工具為「國民小學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量表」。
題項形式以李克特式七點量表設計之，並以教師自陳之方式，衡量其知覺程度，
得分愈高，表示其衝突知覺程度愈高。測量題項參考 Carlson等人（2000）的量 表進行編寫。其原始量表係依據Greenhaus 與 Beutell的架構進行發展，包含兩個 方向性（工作對家庭衝突、家庭對工作衝突）及三種來源形式（基於時間、基於 緊張、基於行為）共計六個層面。然而，考量文獻上對於「行為」的界定並不清 楚，且諸多的相關研究僅就「時間」與「緊張」兩種來源形式進行衡量，故本 研究之測量題項僅為「工作對家庭衝突_基於時間」、「工作對家庭衝突_基於 緊張」、「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於時間」與「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於緊張」等四 個層面，每個層面均為3題測量題項，合計12題。例題如「因工作因素而犧牲的 家庭活動，比我預期來得多」、「下班回家後，我常感到疲憊而不想參與家庭活 動」、「我花費在家庭責任的時間，會干擾到我的工作」、「由於家庭責任帶來 的壓力，讓我難以專注在工作上」等。
四、資料分析
在資料分析方面，本研究首先針對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測量模式進行檢 證。在方法上，則依Noar（2003）之建議，採取模式競爭策略進行驗證性因素分 析，以確認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測量的最適模式為何。在模式的評鑑上，則採用 卡方值（χ2）、卡方自由度比（χ2/df）、GFI、RMSEA、CFI、NNFI、SRMR、
ECVI做為指標。
在 確 定 測 量 的 最 適 模 式 後 ， 本 研 究 隨 後 依B a g o z z i 與 Yi （ 1 9 8 8 ） 以 及Anderson與Gerbing（1988）的建議，以個別題項信度（individual item reliability）、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平均變異數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幅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與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等方式進一步檢證量表之信效度。
為進一步探討國民小學教師的工作與家庭衝突之現況，本研究藉由描述性 統計分析瞭解其得分情形，並以積差相關分析因素層面間的相關程度。最後，以 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工作與家庭衝突方面的知覺差 異。
肆、研究結果
一、資料檢測與項目分析
首先，本研究針對測定樣本的描述性特徵進行檢視，包含是否有過高或過 低的平均數、較小的標準差、嚴重的偏態及峰度，以確立是否有嚴重違反相關 的統計假設。分析結果顯示（見表2），測定樣本之各題項平均數介於 2.671 至 4.185之間，標準差則介於 1.249 至 1.536之間。其次，就偏態係數而言，其值介 於 -0.117 至0.620之間，峰度係數則介於 -0.917 至 -0.115 之間，依 Kline（1998）
之看法，當偏態係數絕對值大於3，峰度係數絕對值大於10，則可視之為非常態 性資料，並對模式的估計造成影響。據此，本研究測定樣本之資料分配尚無嚴重 違反常態之現象，故在後續測量模式的檢證上，可以使用最大概似法進行參數估 計。
再者，對測量題項之間的相關程度進行檢視。一般而言，受相同潛在因素影 響的題項之間，其相關程度會較高。由表2可知，分析結果符合本研究對於教師 工作與家庭衝突的理論性因素建構。例如，3題用以測量「工作對家庭衝突_基於 時間」的題項（X1、X2、X3），其相關係數介於 .770至 .840之間，呈現高度的 正相關，而與其他題項的相關程度則較為偏低。這樣的現象，在四個因素層面的 題項間，都具有相似的結果，顯示教師的工作與家庭衝突，確實存在隱含不同潛 在因素的可能。
此外，本研究亦採臨界比值法（critical ratio）、個別題項與總量表之積差相 關以進行項目分析，藉此判斷測量題項的品質。首先，以約略全量表總分的前 27%（N = 93）與後27%（N = 108），進行獨立樣本t檢定，以瞭解個別題項是 否具鑑別高低分組的效力。分析結果顯示，各題項之決斷值介於16.199至21.853 之間，皆達顯著差異（p < .001），顯示各題項在得分高低上是具有鑑別力。再 者，就各題項與量表總分的相關程度進行分析，結果顯示，Pearson積差相關係數 介於 .716至 .814之間，顯著水準皆小於 .001，顯示測量題項間具相當程度的同質 性。
綜合前述分析結果，就測定樣本資料而言，本研究之測量題項具良好的品 質，故所有題目在此階段皆予以保留，以做為後續檢證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測量 模式之依據。
表2 測量題項之描述性統計與相關係數矩陣摘要表
***p < .001
表2 測量題項之描述性統計與相關係數矩陣摘要表(續)
***p < .001
二、測量模式的檢證
檢視工作與家庭衝突的相關文獻，普遍支持兩個方向性（工作對家庭、家 庭對工作）及不同來源形式（基於時間、基於緊張）的概念結構，然而，亦有相 關研究對於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概念做不同的區分。是故，本研究以模式競爭之策 略，針對國民小學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的因素結構進行檢證。
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首先，就單一因素模式而言，其界定教師的工作與家 庭衝突為單一構念之概念，然分析結果顯示，單一因素模式的適配程度並不佳，
其χ2為2391.58（p < .05），χ2/df、RMSEA、CFI、NNFI、SRMR、GFI等指標均未 達理想標準，且ECVI值較於其他模式，明顯是一個偏高的數值，顯見就本研究 的資料特性而言，將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界定為單一構念，是不恰當的。其次，
就兩因素斜交模式而言，係將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區分為「工作對家庭衝突」及
「家庭對工作衝突」兩個彼此相關的次構念，然未再進一步區分基於時間或壓力 的衝突。分析結果顯示，其適配程度雖較單一因素模式改善，但仍未達理想標 準，顯示僅將教師的工作與家庭衝突區分為「工作對家庭衝突」及「家庭對工作 衝突」兩個因素，是無法反應資料特性的。
就國民小學教師的工作與家庭衝突而言，四因素斜交模式較為適切的測量模 式。在模式界定上，四因素斜交模式係假定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包含「工作對家 庭衝突_基於時間」、「工作對家庭衝突_基於緊張」、「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於 時間」與「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於緊張」等四個潛在因素，且前述四個因素之間 彼此具共變之關係。分析結果顯示，其χ2為114.37（p < .05），雖仍顯示了觀察 矩陣與理論矩陣之間具顯著差異，然而，χ2/df、RMSEA、CFI、NNFI、SRMR、
GFI等數值分別為2.38, 0.06, 0.99, 0.98, 0.04, 0.95，皆達到理想的標準，此外，
ECVI值為0.48，亦為五個競爭模式中偏小之數值，顯示四因素斜交模式對於教 師的工作與家庭衝突而言，是一個適配的測量模式。另外，高階四因素模式與四 因素斜交模式相同，均假定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包含「工作對家庭衝突_基於時 間」、「工作對家庭衝突_基於緊張」、「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於時間」與「家庭 對工作衝突_基於緊張」等四個潛在因素，相異之處在於這四個潛在因素之間不 具共變關係，而是指向一個更高階的潛在因素－「工作與家庭衝突」，此模式若 獲支持，則表示教師的工作與家庭衝突可以藉由前述四個因素層面的測量，形成
一個有意義的總分。然而，高階四因素模式的分析結果顯示，其卡方值不僅達顯 著（χ2 = 208.00, p < .05），且RMSEA與SRMR等兩個指標均未達理想之標準，因 此，本研究無法接受其為一個適切的測量模式。
此外，高階二/四因素模式係假定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係由「工作對家庭 衝突」及「家庭對工作衝突」兩個具共變的高階潛在因素，前者的低階潛在因 素為「工作對家庭衝突_基於時間」與「工作對家庭衝突_基於緊張」，後者的 低階因素為「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於時間」與「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於緊張」。
此模式亦具良好的適配程度，其χ2為114.21（p < .05），雖達顯著差異，然而，
χ2/df、RMSEA、CFI、NNFI、SRMR、GFI等數值分別為2.33, 0.06, 0.99, 0.98, 0.04, 0.95，皆達到理想的標準，此外，ECVI值為0.43亦是所有模式中最低者，然 而，此模式的參數估計結果顯示，「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於時間」在「家庭對工 作衝突」的標準化結構係數大於1，出現違反估計原則的情形，因此，本研究不 將此模式納入考慮。依據前述分析結果，本研究認為四因素斜交模式對於教師工 作與家庭衝突而言，係最適配且合理的測量模式，並據以進行後續信效度分析。
表3 工作與家庭衝突競爭模型適配度摘要表
三、測量模式的信效度分析
為了進一步瞭解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測量模式的品質，本研究針對四因素斜 交模式進行信效度分析，其模式參數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首先，就個別測量題 項之信度而言，Bagozzi 與 Yi（1988）指出個別觀察變項的信度應大於 .50才表示 具良好信度，本研究各測量題項之 SMC 值（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s）介於 .69 至 .90 之間，顯示各測量題項具良好之信度。此外，在因素層面信度方面，
則可採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與平均變異數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來判斷之，依 Bagozzi 與 Yi 的見解，兩者的理想標準應分別大於 .60 與 .50。檢視本研究四個因素（工作對家庭衝突_基於時間、工作對家庭衝突_基 於壓力、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於時間、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於壓力）之組合信度分 別為.93, .93, .92與 .94，平均變異數抽取量則為.82, .81, .79 與 .85，顯示本研究多 因素斜交模式具良好之信度。
此外，本模式亦具良好效度。首先，就參數估計結果而言，誤差變異數並無 負值，標準化係數介於.83 至 .95之間，高於 .45之門檻，亦沒有太大的標準誤出 現，顯示無違反估計之現象產生（黃芳銘，2002；Hair, Black, Babin, Anderson, &
Tatham, 2006）。另外，根據Anderson 與 Gerbing（1988）的建議，驗證性因素分 析模式可從因素負荷量的顯著性考驗結果評估測量模式的幅合效度，若測量指標 的因素負荷量都達 .05 的顯著水準，表示模式具有幅合效度。本研究的分析結果 顯示所有測量題項的因素負荷量都達顯著水準，達到「具有幅合效度」的標準。
換言之，四個潛在因素各自所屬的測量指標都在測量相同的構念。
表4 工作與家庭衝突測量模式參數估計摘要表
***p < .001
再者，在區別效度分析方面，本研究依 Anderson 與 Gerbing 之建議，檢視兩 個潛在因素相關係數的 95% 信賴區間是否包含1，若未包含1才表示具有區別效 度。此外，依據 Fornell 與 Larker（1981）建議的AVE比較法，檢驗兩個潛在變 數的平均變異數抽取量之平均值是否大於兩個潛在變數之相關係數的平方，若前 述情況成立，則表示潛在因素之間具良好的區辨力。分析結果顯示（見表5），
兩個潛在因素間的相關係數 95% 信賴區間均未包含1，而其平均變異數抽取量之 平均值均大於相關係數的平方。由此可知，教師職家衝突測量模式的四個潛在因 素，彼此間係不同的建構，具良好的區別效度。
表4 工作與家庭衝突測量模式參數估計摘要表(續)
表5 區別效度分析摘要表
***p < .001
註：1.對角線數值為潛在因素之AVE
2.對角線左下限為兩個潛在因素的AVE平均及相關係數平方(r2) 3.對角線右上限為兩個因素相關係數的 95% 信賴區間
歸納而言，本研究針以模式競爭的策略，針對國民小學教師工作與家庭衝 突的測量模式進行檢證，分析結果指出，包含四個因素構面的斜交模式是獲得支 持的。由此可知，對於國民小學教師而言，工作家庭衝突建構在兩個方向性及兩 個來源形式的衝突是適切的。至於單一因素模式不獲支持，說明了教師的工作與 家庭衝突不宜以單一構念進行衡量；其次，兩因素斜交模式的適配度不佳，亦說 明了僅區分方向性的衝突界定，無法反應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量化資料的特性；
再者，高階四因素模式亦未得支持，此結果指出了過往諸多研究（Kopelman, Greenhaus , & Connolly, 1983; Thomas & Ganster, 1995；Wiley, 1987）將工作與家 庭衝突分成不同構面測量，再予以加總平均為工作與家庭衝突的單一變項，可能 是不適切的做法。此外，高階二/四因素模式出現違反估計之情形，而無法進一步 詮釋模式的運用。
在確認國民小學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測量模式後，本研究以驗證性因素 分析針對量表的信效度進行檢測。分析結果指出，各題項對於所屬的因素構念 而言，其解釋變異量均高於 .50，此外，各題項並無違反估計的情形，因此，本 研究個別的測量題項具備良好之信效度。再者，組合信度分析結果亦說明四個 因素層面的測量，具有良好的測量信度。在四個因素層面的區別方面，區別效 度分析結果指出，本研究四個因素構面確實為不同的建構，此結果與Kelloway、
Gottlieb 與 Barham（1999）、Mesmer-Magnus 與Viswesvaran（2005）的研究結果 相符。
四、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的現況與相關分析
表6為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四個因素構面的平均數、標準差與相關係數。就 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現況，以「工作對家庭衝突」的知覺程度較高，其中又以
表5 區別效度分析摘要表(續)
註：1.對角線數值為潛在因素之AVE
2.對角線左下限為兩個潛在因素的AVE平均及相關係數平方(r2) 3.對角線右上限為兩個因素相關係數的 95% 信賴區間
「工作對家庭衝突_基於時間」的平均得分為最高（M = 3.976, SD = 1.514），
其次為「工作對家庭衝突_基於緊張」（M = 3.814, SD = 1.474）。相對而言，
「家庭對工作衝突」的知覺程度較低，其中「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於時間」
（M = 3.017, SD = 1.306）又略高於「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於緊張」（M = 2.709, SD = 1.344）。由上可知，教師在「工作對家庭衝突_基於時間」、「工作對家庭 衝突_基於緊張」的平均得分高於七點量表的中間值，而「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於 時間」、「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於緊張」的平均得分則低於中間值，顯示教師工 作對家庭影響的知覺，是高於家庭對工作影響的，此結果與Adams、King與King
（1996）、Cinamon、Rich與Westman（2007）、Frone（2000）的研究發現一 致。
至於在相關程度方面，四個因素構面之間的相關係數皆達顯見水準，其中又 以「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於時間」與「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於緊張」的相關程度最 高，其相關係數為 .763（p = .000），顯示兩者之間具高度正相關。此外，「工 作對家庭衝突_基於時間」與「工作對家庭衝突_基於緊張」的相關係數為 .666
（p = .000）。至於相關程度最低者，為「工作對家庭衝突_基於時間」與「家庭 對工作衝突」，其相關程度僅具低度正相關（r = .393, p = .000）。前述結果說 明了工作與家庭衝突的因素層面雖有所區別，但其之間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張 婷婷、陸洛，2009；Harr, Spell, O´Driscoll, & Dyer, 2003; Livingston & Judge, 2008）。
表6 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因素構面現況與相關分析摘要表
***p < .001
五、教師知覺工作與家庭衝突的差異分析
依據前述分析結果可知，教師工作與家庭衝擊的因素結構係為具共變關係的 不同因素建構，因此，本研究採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M ANOVA），針對不同性別、年齡組別、擔任職務、最高學歷、婚 姻狀況及育子女數的教師，進行知覺程度的差異比較。
分析結果如表7所示。首先，在性別方面，男性教師與女性教師的知覺程度 具顯著差異（Wilk’s λ = .943, p < .000），經費雪法事後比較結果顯示，男性教 師在「工作對家庭衝突_基於時間」、「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於時間」與「家庭 對工作衝突_基於緊張」等三個層面的衝突知覺，是高於女性教師的。此結果與 陸洛、黃茂丁與高旭繁（2005）、Bragger 等人（2005）的研究結果一致，而和 Cinamon（2006）、Grandey、Cordeiro與 Crouter（2005）、Kinnunen與Mauno
（1998）、Yavas、Babakus與Karatepe（2008）的研究結果則有所差異。本研究 分析結果指出男性教師較女性教師在諸多的構面上具較高的衝突感，此一結果似 乎與過往經驗法則不一致，然檢視當前社會結構轉變，女性意識抬頭，在職場壓 力的承受能力不見得劣於男性，相對而言，當前社會要求男性負擔更多的家庭責 任，此角色的要求與轉變，正可說明男性教師具較高衝突感的部分原因。
表7 教師知覺工作與家庭衝突差異分析摘要表
* p < .05, **p < .01, ***p < .001
其次，擔任不同職務的教師，其知覺程度亦達顯著差異（Wilk’s λ = .944, p < .000），而事後比較結果指出，擔任教師兼主任者，在「工作對家庭衝突_基 於時間」層面的知覺上，高於教師兼組長及專任教師。此結果反應了學校組織的 特殊現象，即教師兼主任者，雖負擔較少的課務，然舉凡行政運作、計畫執行、
溝通協調等任務的執行，在時間負荷上是沉重且不固定的，也造成了較高基於時 間的工作對家庭之衝突。
至於在年齡組別、最高學歷、婚姻關係與育子女數等背景變項方面，則未達 顯著差異，顯示教師在工作與家庭衝突知覺上，並無法就前述背景變項方面，獲 得具統計意義的差異分析結果。本研究以教師為研究對象，在受測者工作特性趨 近一致的情況下，工作與家庭衝突的知覺差異，可能導因於個別教師的家庭角色 或需求上的不同。由研究結果推估，年齡、婚姻狀況及育子女數的背景因素，雖 可能與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有關聯，然而，不同年齡、婚姻狀況及育子女數的教 師，可能扮演著不同的家庭角色或責任，因此，在工作與家庭衝突的知覺上未有 顯著差異，此結果與Bragger 等人（2005）的研究結果相似。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測量具良好信效度
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針對國民小學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提出了一個具不 同方向性（工作對家庭、家庭對工作）及來源形式（基於時間、基於緊張）的概 念架構。透過實證分析的程序，驗證了本研究對於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測量具 有良好的信效度。
本研究的測量包含了「工作對家庭衝突_基於時間」3題、「工作對家庭衝 突_基於緊張」3題、「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於時間」3題與「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 於緊張」3題。各題項的參數估計值該達顯著，且對於所屬潛在構念的解釋變異 量皆高於 .50；再者，四個因素層面的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數抽取量皆大於 .60與 .50，顯示本研究對於教師工作與家庭的測量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本研究的測量包含四個因素層面共計12題，在因素結構上不僅符合當前相關
文獻的見解，其題數亦相當精簡。更重要的是，本研究的測量以國民小學教師為 研究對象，在國外部分，僅Netemeyer等人（1996）曾以學校教師為樣本，進行 工作與家庭衝突測量的相關研究，國內的部份，則尚無研究者以教師做為測量對 象，因此，本研究針對國民小學教師工作與家庭的測量，可做為後續研究的重要 參考。
（二）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的因素層面是具共變關係的不同建構
本研究針對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測量模式，進行了競爭模式的比較，這樣的做 法，對於釐清文獻上對於工作與家庭衝突測量的模糊與不一致，提供了一個具實 證性的支持，而透過模式競爭策略的分析，則可進一步瞭解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 的內涵。
依據研究結果，四因素斜交模式係為測量國民小學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最適模 式，該模式係假定工作與家庭衝突的四個因素係為不同的建構，而四個因素之間 則存在共變關係。這樣的結果相當符合文獻上對於工作與家庭衝突概念的主張，
具體言之，區分「工作對家庭衝突」與「家庭對工作衝突」兩個具方向性的向度 是必要的，因為其各自存在著不同的前因與後果；再者，「時間」、「緊張」等 不同來源形式的區別，也是相當有意義的，除了模式競爭的結果說明了其為不同 因素建構外，本研究的分析也指出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知覺不同來源形式的 衝突是有所差異的，因此，區分不同來源形式的衝突，將有助於探討工作與家庭 衝突的細節。
此外，本研究結果指出單一因素模式與高階模式的適配度是不佳的，這樣 的結果除了支持當前文獻對於工作與家庭衝突係為多面向構念的觀點外，更指出 諸多研究在測量不同層面的工作與家庭衝突後，將其轉為單一指標進行分析的做 法，可能是不適切的。
（三）男性、兼任主任之教師，具有較高的工作與家庭衝突知覺
本研究採用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針對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在工作與家庭 衝突知覺方面的差異分析。分析結果指出，男性教師在「工作對家庭衝突_基於 時間」、「家庭對工作衝突_時間」與「家庭對工作衝突_基於緊張」等三個層面 上，顯著高於女性教師；這樣的結果，可推估男性教師在工作發展上，可能會投 入較多的時間，而產生履行家庭責任時的時間衝突，另外，男性與女性在家庭角 色扮演的轉變，也可能是造成男性教師知覺到較高程度家庭對工作影響的原因。
此外，兼任主任職務的教師，在「工作對家庭衝突_基於時間」的知覺上，亦顯 著高於其他職務的教師，也顯示工作內容的特性，確實對工作與家庭衝突的知覺 產生影響。
較特別的發現，係婚姻狀況與育子女數方面的差異分析未達顯著，這樣的結 果與過去相關研究的發現較為不一致，除可能來自研究設計的原因外，亦不排除 教師這項職業，確實是有利於兼顧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因其福利待遇有保障，且 上班時段固定且方便照顧家庭，因此，有無婚姻關係或育子女數的不同，並不會 造成知覺工作與家庭衝突方面的差異。
二、建議
（一）對於學校實務
本研究對於國民小學教師的工作與家庭衝突進行概念性與實證性的探討。依 據研究發現，教師工作與家庭的衝突知覺雖不算高，但仍不可輕忽其對於組織效 益及個體身心平衡的影響。
在一般的企業中，降低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措施在相關研究常受到討論，如 彈性工時、遠距辦公、日間託嬰等（Goff & Mount, 1991; Higgins, Duxbury, &
Johnson, 2000; Raber, 1994; Warren & Johnson, 1995）等。相較於其他行業，教師 的工作內容與福利待遇受到諸多法令的規範，因此，學校並無太多空間提供相關 措施來降低教師的工作與家庭衝突。然而，相關的研究亦指出，組織的正向或 友善的工作與家庭文化及政策、主管支持與同事支持等，均有益於工作與家庭 衝突的減緩（Bragger et al., 2005; Behson, 2002; Carlson & Perrewé, 1999; Frye &
Breaugh, 2004; Matthews, Bulger & Barnes-Farrell, 2010），因此，學校應致力於營 造友善的工作與家庭文化，減緩衝突知覺的程度，同時，校長或主管的支持是相 當重要的，當教師知覺這些情感性的支持時，將有益於衝突感的調節，而減少因 工作與家庭衝突所造成的負向後果。
（二）對於後續研究
本研究針對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概念、測量與知覺程度進行了探究與分析，相 關的發現與結果可做為後續探討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的參考。然而，在研究方法 上，仍有部分限制。首先，本研究的測量雖以教師為對象，然測量題項係修改自 管理領域的研究，雖然這樣的做法在各領域中是相當普遍的，然而，此程序僅能
說明這些測量題項適用於教師樣本的測量，而無法具體反應出教師的工作與家庭 衝突是否有別是其他行業的人員。建議未來的研究，可採用Hinkin（1998）建議 的量表發展程度，先訪談教師並將內容進行轉譯與歸納，以產生可以描述教師工 作與家庭衝突的題項，再進行後續的量化過程，如此，將更能反應符合教師工作 特性的工作與家庭衝突。
其次，是共同方法效應的問題。鑒於工作與家庭衝突是屬於個體本身知覺的 概念，且在未涉及其他影響變數的研究架構下，本研究採取單一時間教師自陳報 告的方式來進行資料蒐集，應是合理且可被接受的做法。然而，此資料蒐集的方 式，並無法排除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針對此疑慮，蒐集他評的資料是一個可以 參考的方法，如林鉦棽等人（2011）的研究，即透過配偶的資料蒐集，做為測量 個體工作與家庭衝突的參考。此外，社會期許的問題亦可能影響受測者反應資料 的真實性。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本質係為一種負向的心理狀況，因此，建議後續研 究在進行資料蒐集時，可加入衡量社會期許的測量題項，以做為檢視反應資料真 實性的參考。
最後，前因與後果的探討，係工作與家庭衝突研究中相當重要的議題。本研 究僅在文獻探討的部分說明工作與家庭衝突的前因及後果，以說明概念的特性。
若要進一步瞭解教師工作與家庭衝突的內容與影響，則應納入其他的研究變項，
包含職場的、家庭的相關因素，以分析工作與家庭衝突對於教師本身、家庭與組 織的影響究竟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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