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鏡子階段：自我之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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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鏡子階段：自我之形塑

引言

拉崗在談論「鏡子階段」(mirror stage)的理論時，強調它不僅是發展中的某個時刻而已，「它還具有範例性(exemplary)的功能，因為它顯現了主體和其影像的某種關係，而影像是作為自我的原型(the Urbild of ego)」。(Lacan, 1988a: 74)當「範例」自身作為一個被提出來的個例時，決不會只停留於個別性與偶然性之中。當它展示給大眾的同時，它便獨特地佔據了一個領先的示例位置，成為普遍的範式來供作模仿與重複。而「鏡子階段」這個普遍範例便在於例示或展示「自我」的源起，它牽涉到哲學人類學的諸基本問題：

「我」(I)之源頭或「原型」為何？在何種機緣之下「我」或「自我」(ego) 才能夠被形塑出來？自我產生之後造成了怎樣的結果？這些問題主要都和

「影像或形象」(image)交纏在一起，因而形成自戀的想像(imaginary)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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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想像性同化：鏡子與自戀

1. 原初悲慘與欣喜若狂

拉崗討論鏡像一文的標題為：〈鏡子階段作為我之功能的形塑〉¹，開宗明義便指出整個理論的要旨。在幼兒六至十八個月時，他第一次從鏡子裡看到自己影像的這個階段稱之為「鏡子階段」。此階段具有特殊的功能，因為鏡像(mirror image)在幼兒身上形塑出「我」，造成了足以令人深思的「驚異奇觀」(startling spectacle)。(Lacan, 1977: 1)拉崗說：

我們只能夠把鏡子階段作為一種同化(as an identification)來理 解，[心理]分析賦予這個詞彙完全的意義：當主體承擔了一個影像時，在他之中所發生的變形(transformation)。在分析理論中，當使用樣像(Imago)這個古老的詞彙時，這個影像所註定的階段效果 (phase-effect)，便充分地被指出來了。(Ibid: 2)²

這指的是幼兒在無預期的情況之，赫然從鏡中看見了自己的影像，因而把這個影像拿過來據為己有，企圖讓自身與它形成一個同一體。

「同化」當然不是一種實質上的合而為一，而是一種想像的心理作用，

1 英文標題為 “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這是拉崗單獨討論鏡像的一篇文章。

2 拉普朗虛(Jean Laplanche)和彭大歷斯(J.-B. Pontalis)則是將「同化」定義為：「構成人類主體的運作自身」。(Laplanche & Pontalis, 1967: 206)必須要澄清的是，拉崗早期談鏡子理論時，「主體」這個詞彙通常是指「人」，有時是指「被分析者或案主」。此時的「主體」還不具有後來所強調的「象徵主體」(symbolic subject)或「無意識主體」(the subject of the unconscious)等特定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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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卻能夠產生驚人的效果與功能。³ 鏡中的影像所給出的乃是一個「理念我」(Ideal–I)的形式(Lacan, 1977: 2)，幼兒將此理念我烙印於自身，亦即「給予形式於」(giving form to)自身，使自身就此被「賦形」(in-form)而成為自我。

(Muller & Richardson, 1982: 28-29)拉崗特別以「樣像」一詞來稱呼這個具有階段性效果的理念形象，專屬地指稱在人身上造成決定性作用的第一序之原初形象，以別於其他各種第二序的形象。⁴ 因此，在鏡子階段中造成同化作用的理念我乃是一個「元始樣像」(archaic imago)(Lacan, 1977: 14)，它將會是所有派生或次級同化的源頭，因為它所形塑出來的「我」具有基源的關鍵性效果。

在與鏡像遭逢的當下，此「驚異的奇觀」使得幼兒激動且笨拙地揮舞著還不能適切掌控的雙手，甚至差點由於這種「欣喜若狂的」(jubilant)情緒而顛撲跌倒。為什麼他會如此地興奮呢？正是由於那行動不穩的身體透露出其間的奧妙之處。

拉崗認為，人總是誕生得過早，在他一切都尚未準備好之際，他就被迫降臨到這個世上，以致於他註定要接受他人的照料與保護。在人身上這種特殊的「出生早熟」(prematurity of birth)乃是一個自然的生物學事實，過早離開母體子宮的新生兒仍然處於「胚胎化」(foetalization)的狀態(Lacan, 1977:

4)，一切發展都落後於他的誕生。他身上還殘留著胎兒期的生命痕跡，所有的神經連結尚未成熟，身體動力和知覺等都還處於無法協調的不穩定狀態。

這時，在有機體身上所顯現的是一種「原初的不調和」(primordial

3 筆者在拉崗鏡子階段理論的脈絡下，一律將identification翻譯成「同化」而不翻譯為「認同」，有兩個理由。一是因為此時幼兒年紀尚小，當他與鏡中影像合一時，想像的激情作用甚於認知能力的運用，故應當避免「認同」一詞之中過強的認識論意涵。二則是為了區別於一般心理學理論中的自我認同，以及政治理論之中的國家認同或性別認同等。

4 imago一詞，褚孝泉先生翻譯為「意象」（拉康，2001：90），而李奭學先生翻譯為「樣像」（潘恩，

1996：39），筆者在此跟從後者的譯法，強調其中的「樣」本或模型之意涵。「樣像」在拉丁字典上被定義為：「一件事物的副本(copy)或贗品(imitation)，一個影像(image)或是肖似物(likeness)（例如：

圖畫、雕像、面具，或是幽靈、鬼魂、幻象）。」(Lewis & Short, 1955: 888; Muller & Richardson, 1982:

32)雖然這個詞彙的字義相當於「影像」(image)，而拉崗也經常將兩者作交叉使用。但是拉崗對「樣像」仍有專屬性的強調：側重其對人所產生的原初性與起源性之形塑功能。對拉崗而言，人的精神現象是在不同的階段由某幾種元始樣像所構作而成的，它所具有的決定性作用會形塑出人的特定傾向(tendency)。(Lacan, 1977: 11-14)在鏡像的這個階段，造成決定性的想像功能者，即是理念樣像(ideal imago)和殘體樣像(fragmented body im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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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rd)(Ibid: 4)，如同打破的雞蛋一般，充滿著四溢橫流的混沌與無序。他還不算是一個完整的人，不單在身體的生理層面上有待著更進一步的統合性發展，在心理的知覺層面上也還不知道有「我」。⁵

一直到六個月大的時候，幼兒仍舊無法適切地控制自己，他需要他人或者某些支撐物的扶持，才能勉強讓自己直立起來。但在這無助的落後之中，

他的視覺結構卻提前發展到了一定的成熟程度，使得幼兒能夠看視並辨認出某些特定的他人以及物品，這種視覺的超前不但突顯了出生早熟所帶來的

「原初悲慘」(original distress)(Lacan, 1977: 19)，並且企圖要克服這種悲慘。

在鏡子出現之前，幼兒一直都沒有正面地看過他自己的樣子，充其量他只能利用些微的頸部轉動再加上眼角的餘光，而看到自己的手、腳或有限的某些身體部位。(Merleau-Ponty, 1964: 135)

一旦面對鏡子，他猛然看見那裡出現了一個前所未有的奇觀，而且是由他自身所映射出來的完美、完整、確定、清晰的形象，他怎麼能不因此而「欣喜若狂」呢？這種情感一方面揭示出：當幼兒發現他自己、看到了他自己時，

所產生的驚艷與奇異。另一方面，它還讓幼兒第一次進入他的觀點或視界，

並讓幼兒知道這個觀點是屬於他自己的，亦即：當幼兒看到他自己時，他知道是他自己在看他自己⁶。「自己看到自己」將為幼兒帶來無比的自信，並幫助他脫離依附性的原初悲慘狀態。

2. 自戀：影像的後效

拉崗說，鏡像之自我形塑過程，是一種「原初的自戀」 (primary narcissism)。(Lacan, 1977: 6)「自戀」取自於希臘神話中美男子納西索斯

5 羅格藍蘇利文(Ellie Ragland-Sullivan)以數學的方式來表述此時的幼兒狀態為「零」，經過鏡像的形塑之後則成為「一」。(1986: 25)

6 梅洛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詮釋拉崗的鏡子階段時表示，對幼兒來說，看到自身的鏡像即是學到了「有一個關於他的觀點(there can be a viewpoint taken on him)」。(Merleau-Ponty, 196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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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cissus)之名，當他看到自己在水中所呈現出的自身倒影時，他立即愛上它，留戀並沉迷於它。在此神話故事中，韋柏(Samuel Weber)提示了一個經常被大家遺忘的要點：納西索斯的自愛(self-love)不是愛上他自身，而是愛上他自身的影像(Weber, 1991: 16)。拉崗也清楚地表明：

事實上，主體透過這個身體的完整形式，在僅是作為格式塔(Gestalt) 而給定予他的一個海市蜃樓(mirage)中預期了他的力量之成熟，也就是說，它是一個外在性(exteriority)的形式，其更多是構成性 (constituent)而非被構成的(constituted)。此形式完全以一種相應的對照尺寸和一種相反的左右對稱而展現給他，並且對比出主體感覺到正在激發他的那些狂暴運動。(Lacan, 1977: 2)

自愛，並不是朝向自身的內在，不是停留於自己身體的那種不調和感，而是朝向一個「外在性的形式」，愛上那個不在自身之中的外在視覺影像，愛上那個和自身保持一定距離的自身理念形象。

當弗洛伊德強調自戀就是「某人想要成為其自身」時，此「成為其自身」

首先要以離出且向外的方式來達成。(Borch-Jacobsen, 1991: 24)自戀弔詭地指證出：自我並非完好無缺的內在充實性或完滿性，愛上自己即是愛上作為對象的理想鏡像。走出自身並投向外在性的鏡像，這個形塑自我的過程必然是一種動態的自我否定過程。拉崗稱這種自我同一性為「疏離的同一性」

(alienating identity)(Lacan, 1977: 4)。

相對於幼兒身體當下爆發出的動力不全與狂躁不安，格式塔形式為他帶來了自身「成熟」的想像，想像他自己能夠自我支配。也就是說。同化於理念形象之後所產生的同一性具有一種穩定的力量，能夠平息出生早熟所帶來的渾沌與混亂，將其梳理為有秩序的規範狀態並引導他未來的發展。然而，

如果幼兒的原初悲慘狀態使得他始終落後於其自身的話（出生的早熟同時也意味著發展的遲緩），那麼他如何能夠獲取自我支配的可能性？他又將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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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行超前於混沌的存在狀態，並提早捕捉自我掌控的權力？在不定的早熟與無盡的落後之間，幼兒將如何化零為整，讓不調和彌合於統一性之中呢？

幼兒畢竟不同於成人，它不具有成人般的自我意識或反省思維。因此，

從混沌走向穩定就不是出於有意識的清晰規劃，也不會是來自於理性的內在規定。自戀的重點在於：格式塔轉換所帶來的是一種決定性的轉換：讓意識或思維遠離狂躁不安，並進入根本的安排與起始的規定。換言之，提出鏡子階段並不是為了要描述幼兒的意識內容，而是為了要標誌其意識的起點。這個起點，並不是指不同意識層級之間的相對起點，而是指從無（意識）到有

（意識）的絕對起點。鏡子階段不只是一個將自我給對象化的理論活動，不只是突顯出相對性的自我反省或自我映射；它還以根源性的姿態指定出自我的絕對起點：無規劃與無規定的無序狀態。必須排除此一無序的躁動不安，

自我才真正地首次湧現出來，並將其自身呈現為個體之為個體所不可或缺的統一性原則。

與傳統觀念論(idealism) 的邏輯相反 ⁷ ，布赫亞科柏森(Mikkel Borch-Jacobsen)將產生想像性同化者稱為「激情的觀念論者」(passionate idealist)。(Borch-Jacobsen,1991: 25)此一觀念論者的觀念性是建立在理念形象的完整性、完滿性與統一性之上，而所謂「激情的」乃是因為它不是客觀的理論知識，並無關乎意識的自我確定性與自我保障性。激情的觀念論者不僅描述了幼兒是如何在無序狀態之中將自身拋入到規範裡，以及它是如何在無能為力之窘困中對自身施行根本性的自我規定；激情的觀念論者還進一步揭示出潛藏於「某人想要成為其自身」底層的動力結構。欣喜若狂的「自戀激情」(narcissistic passion)作用於幼兒身上(Lacan, 1977: 21)，它整合了內在四溢橫流的動力狀態，透過視覺而投向理念形象。在此過程中，過早離開母體的幼兒再一次地經歷了疏離：在出生的分離之後，藉由鏡像而來的與自身疏離。幼兒若想要成為其自身，它就必須藉由疏離於其自身之外，來進一步拋棄與母親分離之後所遺留下的悲慘狀態。

7 這裡姑且不論是形上觀念論，或是作為知識理論的觀念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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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來，幼兒並非內向地(introspectively)回歸於隱匿於內在的自我根源，彷彿那自我統一性原則早就隨侍在旁，只是透過鏡像才偶然地發現之。

相反地，通過自戀性疏離，激情的觀念論不僅轉化了生物學的早熟狀態，它同時也預視了自我之心理學的早熟狀態。鏡子階段的功能在於：以心理學的早熟狀態來取代、彌補與對抗生物學的早熟狀態，在必然的鏡像疏離之中轉化了初生的偶然分離，並以絕對主動姿態（形塑自我）來克服其被拋棄的被動狀態（誕生）。這是一種自行加速與強化的雙重分離（在與母親的疏離之中，再一次與自身疏離），在此情況之下，鏡子階段讓無知於其自身的幼兒進入了「自戀的形塑」(narcissistic Bildung)(Lacan, 1977: 139)：我不可能不是 我自身──我想要成為我自身──我必須是我自身。

「形塑」(formation/Bildung)一詞就其原本的德文字面意義來看，乃是一種對於形象(image/Bild)的動態塑造(forming/Bilden)過程，以烙印或銘刻 (impress)的方式造成某種程度的形態變化。在此過程中必須先有一個前定的範本或模型(prototype/Vorbild)，以便依照它的標準來進行模塑的工作，達成與它的一致性。因此在仿效的摹本(image/Nachbild)之中，必然也看到了原初範本(model/Urbild)的呈現，「形象」此概念便同時包含了摹本與範本的雙重意涵。（加達默爾，1993: 19-21；Gadamer, 1994: 11-12）

就一般的理解而言：範本必須是在場者(presence)，它作為一個被依循的模型得要臨現在前(being present)；而摹本則要跟從範本並由範本而來，這樣才能算是範本的摹本。因此，範本必然具有某種理念形式，而摹本要根據此一榜樣始能獲得仿效與烙印的可能性。但是這項規定範本-摹本之間從屬關係的傳統邏輯，卻無法有效地引導拉崗理論中想像自我的想像性同化。這並不是說想像性同化沒有一個範本可供依循，而是說想像性同化之中所具有的範本-摹本關係既相近卻又不同於這項傳統的關係。

想像性同化在形塑「我」的過程中，其仿效的範本乃是鏡中之像，拉崗稱其為「理念我」之形象。於是，鏡像作為理念形象，它是「我的」形象，

但是這個理念形象卻不指涉我的「在場」；反而，鏡像此一理念形象弔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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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影像身份來權充我的在場，並讓我的影像成為我自身的模型。照理說影像本身應該具有相像(like)或肖似(similar)於其模型的本質，但在這裡鏡像所肖似的並不是自行在場的理念模型，而理念形象更不是因為近似於我才發揮其引導與烙印的想像性同化功能，反而，它是因為對比出我的破碎不全之身體才具有理念的完美性。鏡像並不是一個在場或臨現者，只不過是幼兒「自身身體的樣像」(imago of own body)而已(Lacan, 1977: 3)。因此，當幼兒以鏡像為藍本，自戀性地同化於它時，他其實是再一次地投身並回歸於自己的影像，拉崗稱為對於「擬似者的（再）認識」(recognition of the like/ reconnaissance

du semblable)(Weber, 1991: 17)

⁸。

擬似者或擬似性(the like/ du semblable)是拉崗為了鏡像所造出來的一個生硬且奇特的術語。它與相像或肖似這一類由傳統邏輯所支配的哲學概念

（A'相似於 A，A 導引 A'並使之回歸於 A）相近，相近之處在於：擬似者（鏡像）絕不會是在場者（A'不是 A）。但是，拉崗的擬似性又完全不同於傳統哲學的相像性，不同之處在於：並無範本可以用來規定對於鏡像這個擬似者的認識（沒有A 的 A'）。如此一來，對於擬似者的（再）認識，便始終與其所擬仿的在場者有所差異。

簡言之，作為擬似者的鏡像乃是幼兒自身的映射，但從幼兒身上疏離出去的此一擬似者，卻因為差異於他而產生了他與擬似者之間的擬仿關係，使自我成為由鏡像所產生的「後效」(after-effact)(Weber, 1991: 16)。亦即，鏡像以其外在和虛構的角色，使得我與自身產生了重覆的差異關係，進而利用這樣的差異關係創造出自我的同一性。

3. 心靈創生與偏執知識

8 昆奈特(Antonio Quinet)也說：「…在其[鏡子階段]中，自我是關聯著擬似者(semblable)或同伴(fellow) 而被構成，擬似者即是鏡子階段的原型(prototype)…。」他並且在註釋中解釋道，法文的semblable 意思是一對之中的另一個或另一半，指某個人是與你很相像的(like)或極肖似的(similar)。(Quinet, 1995: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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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形塑的過程並不是一個將其自身給外在化(exteriorization)的，亦即不是從內在到外在的投射，不是先在於自身之中然後從自身向外走出的過程；反之，自我從一開始即是由鏡像之外在性條件所構成的。(Borch-Jacobson, 1991: 46-47, n.11)如此一來，自戀的同化一方面既向外構成了否定的疏離關係，而在另一方面卻回返向內將這個自我疏離的關係給吸收內化而構成了

「我」，這是一種雙向運動的「同化之辯證」(dialectic of identification)關係 (Lacan, 1977: 18)。「同化之辯證」在幼兒身上發生了怎樣的效應呢？拉崗說：

[鏡子階段]這個發展被經驗為一種時間的辯證，其決定性地將個體的形塑投入到歷史之中。(Ibid: 4)

「兒童並不是人。」(Lacan, 1966: 187)這句話指的是兒童尚未得到心智的開展，還沒有被形塑出一個自我的狀態。這是一種前自我或無自我的直接存在狀態，它還無法用專名或第一人稱代名詞來進行自我指稱，而我們也無法稱其為你或他。換言之，幼兒雖然過早地來到世上，似乎有一個自然生命的起始點，但實際上它還不算真正的出生，它沒有自身的歷史，因為它還有沒有「我」。由於出生的早熟與神經發展的落後，由於視覺的早熟與動力感官的落後，這些超前與延遲的時間關係，讓幼兒處於一種非線性的、交錯的

「時間的辯證」關係中：他在預期之中把自身的未來給提前了。若要從非人過渡到人、由無自我過渡到具有一個自我，兒童就必須克服其生物學的落後或延遲狀態，並在自行超前的姿態之中來預先取得其自我。

鏡子階段「決定性地將個體的形塑投入到歷史之中」，這是個「批判的時刻」(Lacan, 1977: 17)⁹，是一個歷史開端的時刻。它不僅批判性地將自我區別於早先的純粹動力狀態，由此標誌出「人類心靈的源起」(Ibid: 22)，還進一步地催生了人類心靈的發生，讓自我從這個決定性的基源時刻誕生出

9 這裡的「批判」的是指區別、區分、劃清界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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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一種有意義的心智生命首次獲得了「孕生」(pregnancy)(Ibid: 2)，使得幼兒能夠在既定與依附的生命之中，開創出真實與獨立的生命。換言之，經由鏡子階段的能產與多產運動，兒童方能擺脫素樸的有機體生命並排除毫無意義的混沌，就此成為人，開始具有「我」的精神生命，發展出人的普遍知識與心靈歷史。

然而，經由鏡像的孕生，並由此所創發出來的心智會是什麼樣子的呢？

拉崗說，是一種僵固的心智結構。當幼兒與鏡中的理念形象遭逢之時，他企圖固定住自己略微不穩及傾斜的身軀，以便穩當地把捉住它。這樣的景象就好比連續播放的影片忽然停格下來，片中的演員被固定在一種怪異的表情和動作之上。拉崗指出：

這種形式凝滯(formal stagnation)相當於人類知識最為普遍的結構，它以恆常性(permanence) 、同一性 (identity) 和實體性 (substantiality)等屬性構成了自我及其對象，…。

這種形式定著(formal fixation)引進了某種特定的斷裂、某種在人之組織與他的週遭世界(Umwelt)之間的不和諧。事實上，正是透過形式定著的條件，才賦予了他的對象工具多價性(instrumental polyvalence)與象徵多音性(symbolic polyphony)，以及防禦盔甲的潛能。藉此，無限地擴張了他的世界和他的權力。(Lacan, 1977: 17)

拉崗不僅藉由「形式凝置」和「形式定著」來說明自我的理念化起源，還進一步與主客關聯的知識論圖示連繫起來，揭示出隱含在人類認識之中的想像性根源。對知識理論來說，重要的不是人接受了哪些知識內容，而是人如何建構出知識系統的內在結構與邏輯，如何把握知識的客觀性。如果將人類知識等同於視覺的話，那麼掌握知識客觀性的精確方式，乃是對於所關注的對象施以一種俯瞰性的凝視。在全體化與超時間的俯瞰凝視中，認識者捨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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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利益與興趣，超脫其自身的經驗侷限性，而成功地將「恆常性、同一性和實體性」賦予其對象，並據此建構起對象所應該具有的客觀對象性。

然而，在構成對象之餘，為何認知者也會藉由「形式凝滯」與「形式定著」來構成自我、來建立他的世界，並在其中擴張他自身的權力呢？認知者的權力除了將「工具多價性」與「象徵多音性」賦予給那些已然呈現在他的世界之中的對象之外，還可以「無限地擴張」到怎樣的地步？

作為「人類知識最為普遍的結構」，形式的凝滯與定著首先帶來的是：

自我世界與週遭世界之間的「斷裂」。為了成就這個不同凡響的斷裂，認知者必須極力抗衡週遭世界之變異與不穩定的流動狀態，並進而讓自身棲身於由想像自我所規定的自我世界之中。如此一來，將恆常性、同一性與實體性賦予其對象，其實也就是將流變不已的世界現象縮減為單一對象，並將其收納與涵藏於認識者自身的世界之中。這個自我的世界也就是「想像的空間」

(Lacan, 1977: 15)。通過凝視（凝視或默觀即是理論化的活動），認知者讓對象進入他的視野裡，並在此視野之中將對象建構為理論的默觀對象¹⁰。然而，

為了要將他的對象定著於其形式結構之中，認知者卻必須首先以自戀的外在化方式來規定其自身，讓自身也進入他的世界之中。收納對象指的是支配對象的相對性權力；而收納自身則是指支配自身的根源性權力¹¹。為了支配對象就必須先行支配自身，即相對性權力要以根源性權力作為前提。於是，形式凝滯將理論知識的內在可能性描述為：在週遭世界與自我世界的斷裂中，

由先行支配自身（劃定想像空間的界限）再發展到支配對象（讓對象進入界限之中或之內），並妥適安排這兩者之間的想像性層級關係。由此而構成的知識，拉崗稱為「偏執的知識」(paranoic knowledge)(Ibid: 17)。

10 theory（理論）源於希臘字theōría，意思是觀看(viewing)、沉思(speculation)、默觀(contemplation)。

(Peters, n.d.: 194)

11 當勒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把存有學認定為一種權力的哲學時，提到了關於權力的來源。他說，權力便是佔有(possession)：一切外在對象都是我所「意識到的」(conscious of)，都變成是「我的」(mine)。因此，認知、思維、把握都是權力的同義詞。(Levinas, 1979: 46-47)勒氏認為，權力取消了它者(the Other)的無限異質性，並將它者縮減為對應性的對象或他我(alter ego)。對比之下，拉崗在此則是將權力的根源追溯至自戀結構之中，並指出權力的可能性乃出於想像自我對個體的內在性支配。這項內在性支配要求個體必須絕對地對抗週遭世界，並置身於週遭世界之外。如此一來，

他才有可能回歸他自身的世界之中，並進一步在其中來持續發展他的權力。絕對地對抗帶來絕對的權力，而絕對的權力才保障了個體在他世界之中的相對性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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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論者說，拉崗的「偏執知識」是現代再現知識(Moderns’ representational knowledge)的別名：萬事萬物都是為主體知覺或挪用的對象，尤其主體自身也是。(Borch-Jacobsen, 1991: 57)不過，拉崗卻更精緻地揭示出「偏執的知識」

為知識的建構過程帶來了「自我懲罰的功能」(the self-punishing function)¹²。自我懲罰不是破壞或迫害自身，相反地，經由壓制內在的紊亂感覺，偏執者卻因此邁向了自我恆常與穩定。形式凝滯讓個體疏離於自身之外，而從鏡像那兒獲得了理念的同一性。這不僅是為了理論化其自身（在理論凝視之中以自身作為默觀的對象），並且還是為了在想像性的融合之中來懲罰其自身。

拉崗使用了「雕像」(statue)、「幻影」(phantom)、「自動機械裝置」

(automaton)等比喻，來描述這種偏執的知識活動所進行的自我懲罰。(Lacan, 1977: 2-3)其一，鏡像是靜止的「雕像」，它彷彿源自於女妖美杜沙(Medusa) 的注視¹³，使觀看者被凍結為凝固的實體。因此，看到鏡像並同化於它，即是以客觀化的凝視來捕捉自身，並偏執地將自身予以石化(petrified)或雕像化。其二，鏡像乃是理念的「幻影」，它除了讓個體以自我欺瞞(self-deception) 的方式設想著具有支配對象與支配自身的力量之外，它還讓個體以自我懲罰或奴役的方式，而將個體自行囚禁於海市蜃樓般的自我之中。(Weber, 1991:

13)其三，人最終演變成由人自身所研製而成的機械裝置，其身體能夠被分解和組合，未來生命也可以被計算和設定，一切都依照自動化的進程來執行與發展，沒有意外也不會變化。人即是以這項文明成就來達成對人的終結。

12 拉崗在他的博士論文《偏執精神病與人格的關係》(Paranoid Psychosis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Personality)中，以一個女病患愛梅(Aimée)作為研究分析的對象。愛梅曾企圖刺殺一位巴黎著名的 女明星，此案在當年轟動一時。拉崗為此個案擬定了一個新的概念：「自我懲罰的偏執」 (self-punishment paranoid)。他認為，偏執症的罪犯並非反社會的(asocial)，並非無知於社會律則；

反而，他們是超社會的(hypersocial)，完全理解社會律則並企圖要進一步美化它。他們會以贖罪和犧牲的方式來達成這樣的理想。因此，愛梅以女明星作為理想的認同對象，對其既愛慕又憎恨，因此她在刺殺這個女明星時，同時也是在刺殺她自己，對自己進行自我懲罰。(Roudinesco, 1990: 31-51) 自我懲罰功能，使得偏執與客觀知識聯繫在一起，拉崗說：「在其模擬的特質中，自我懲罰功能的基源清晰地揭示出，知識活力基礎之一的具體結構，…。」並且，這樣的知識結構「是一個錯識(m éconnaissance)的普遍結構」。(Borch-Jacobsen, 1991: 57; Lacan, 1966: 170)

13 美杜莎是希臘神話中的一個怪物，凡是活的存有者，只要與她的目光相對，立即變成石頭一般，

僵硬且動彈不得。

(13)

4. 錯識

在形式的凝滯之中，我們看到了在自我和對象身上所進行的控制／囚禁、鎮壓／閉鎖之運動；在客觀再現的知識中，我們看到了偏執的知識，以及自我懲罰的想像性功能。由此，便容易理解為何拉崗會將自我界定為「系統錯識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ystematic m

é connaissance)

¹⁴(Lacan, 1977:

21)。

所謂的「系統」是指自我形塑之中的整體性和理念化之過程，而「結構」

則是強調我與鏡像之間所建立的交錯關係。至於「錯識」¹⁵，拉崗一方面是指「自我知識」或「自我認識」¹⁶(Lacan, 1977: 306)，另一方面則是指「無知」或「錯誤的認識」。他的意圖在於：一方面使得想像性同化擺盪於「自我知識」與「無知」的光譜之間；另一方面則將這兩者穿插與糾結起來，編織成相互蘊含的結構。於是，為了儘可能精確捕捉發生在系統內的關係性區別與連結，乃取「錯識」當中的交錯之意，來強調由無知和自我知識二者所共同組成的一套系統結構¹⁷。

系統性錯識以錯開／交織、分化／連結的普遍運動構成自我的統一性原

14 即使拉崗說méconnaissance這個字不可翻譯，但英譯者們仍企圖尋找相近或適切的字彙來解釋或翻譯它。(1)《書寫集》(Écrits)的譯者薛勒登(Alan Sheridan)指其為「無法認識」(failure to recognize) 或「錯誤的構成」(misconstruction)(Lacan, 1977: xi)，在另一個脈落下他則解釋為「拒絕認識」(refusal to recognize)(Lacan, 1988a: 116)。(2)穆勒和理查德森是以「錯誤的同化」(misidentification)來解釋它 (Muller & Richardson, 1982: 33)。(3)伊文斯(Dylan Evans)較為跟從拉崗所使用的雙義伎倆，說這個字既是指「自我知識」(me-connaissance/ self-knowledge)同時也強調自我知識乃是一種「錯誤理解」

(misunderstanding)(Evans, 1996: 109)。

15 法文méconnaissance一詞是將connaissance（認識，知識）加上一個否定的字首，它在字典上的本義是：處於無知狀態的「缺乏知識或理解」(lack of knowledge, comprehension)。拉崗在這裡是指尚未具有任何既定的知識的幼兒狀態，故比較適合脈絡的意思是「無知」。

16 拉崗說，méconnaissance不但構成了自我，並且是一切知覺、意識與理論活動的核心。他依照個 人風格化的技巧，把這個字的動詞méconnaître轉變成me connaître (Lacan, 1977: 306)，並認為mé connaissance即是me-connaissance(self-knowledge)，是「自我知識」或「自我認識」。

17 他既想要在méconnaissance之中來誘導出me-connaissance（自我認識）。同時又反過來想要從 me-connaissance（自我認識）一詞的內在間隔中，挖掘出蘊藏在底層的méconnaissance（無知）。因此，筆者翻譯為「錯識」主要是指「自我認識」和「無知」之間的交錯關係。

(14)

則，其方式是運用自戀性疏離來分隔幼兒，而幼兒在與自身的間離或錯開之中，則不斷地內在化（想像性同化）而形成一個自我交錯的系統。在鏡子階段中，幼兒親眼目睹了上述發生在他身上的種種變化，也意識到這一切都呈顯在他的世界之中，並且是為了他而發生。然而，他是突如其來地經歷了這一切，他既不知道為何這些事件都必須經由他且略過他，朝向理想自我而發生，他也無法終止所有的活動。如果他想要以反省的方式來追究他自身的所作所為，那麼，他仍然只是重覆了已發生過的事件而無法溯及源頭，亦即，

他只是再一次地透過自我再現，讓支配性的自我來覺察、仲裁或檢查自身。

甚至，就在這個自我反省的當下，一切會朝著未來繼續進行下去，不止息地累積為個體自身的歷史。

如此一來，我們便可理解為何拉崗得以宣稱「我們所稱的自我，其核心被給定予意識，但卻不為反思所及」。(Lacan, 1977: 15)自我的確是把自身呈現於意識中，但是每當它以反思的方式來窮究自身時，就會多出一個正在進行反思動作者，躲藏於反思無法企及之處。換言之，在反思活動中的自我，

同時也讓自身游離在意識界域的邊際，逃避了反思的包覆而呈現為不可見的核心。一切事物都因為它而成為可見的並呈現在它之前，但它卻在所有的可見之中悄然隱逝，逃入黑暗裡。這裡並不是在貶抑自我反省或自我知識，指摘其力有未迨的侷限之處。剛好相反，唯有如此，反思活動才能夠不斷地進行。自我核心藉由規避意識且溢出意識的掌握，使其自身得以伸展與延長，

呈現為意識的邊界擴張效應。於是，作為一切可見之中的不可見，作為知識之中的不可知（或無知），這個核心遂與自我知識一起構成整套系統錯識的結構。

無知用來拒絕認識的方式，既是通過自我來誘出認識，據以確立自我的優先性，同時也因為把自我知識安置於不可知之中，而取消了自我知識。這就是主體生成或達到存在(coming-into-being)的方式，或者更恰當地說是主體成為自我的存在方式。(Lacan, 1977: 2)錯識的系統可能性在於：它是一個永不飽和的系統。它雖然讓主體超出（疏離）自身之外，來趨向自我與跟從自

(15)

我，但它又使得自我被推移和延遲開來，讓主體在後頭苦苦追趕。自我同一性必須仰賴疏離而達成，其所達成的同一性卻總是疏離的。拉崗將這個自行追隨卻又自行落後的循環運動，描述為「漸近線式地」(asympototically) (Ibid:

2)。在此漸近線式地生成運動之中，人雖然必須由零出發並抵達於一，卻因為既無法通達於一又無法回退歸零，而擺盪在零與一之間，承受無止境的內在分化與延展。他終將無法實現那種具有自律性且能夠自我支配的反思自我

18。

18 拉崗在這裡並非暗諷而是直接且明顯地反對著笛卡兒，他說，由鏡子階段形塑的自我，「對立於任何直接來自我思(cogito)的哲學議題」。(Lacan, 1977: 1)當笛卡兒絞盡腦汁歷經不斷的懷疑之後才奠立下來的形上主體性之根基，卻被拉崗輕輕地拿起鏡子一照，便陡現其想像的虛幻原形。不過，

有評論家指出，笛卡兒對於拉崗的重要性，主要不在於這個相反的立場。而是他企圖將笛卡兒的方法懷疑予以激進化，徹底地否定主體具有任何實存的確證性，以此來支援弗洛伊德的無意識論述。

(Ragland-Sullivan, 1986: 11-14)換言之，拉崗雖然在關於自我的內容上與笛卡兒相對立，但他卻是採取了比笛卡兒更爲徹底的笛卡兒式方法來與之對立。

(16)

第二節殘破的身體：防禦與侵略

1. 樣像在意識與無意識之中的作用

拉崗在談論精神分析之中的侵略性(aggressivity)時，他提到了侵略的「意向」(intention)和侵略的「傾向」(tendency)，此二者各自關聯於意識和無意識，且分別由形象(image)和樣像(imago)來決定。

「意向」表現在主體的意識層面，它是透過形象或影像的形式來使自身產生效果。拉崗說：「經驗中的侵略性是以有意向的攻擊以及一種肉身肢解的形象而給定予我們的，並且以此形式它將其自身顯現為有效的。」(Lacan, 1977: 10)對當代哲學來說，「意向」所指的是「朝向一個意識對象的意識趨向(inclination)」(Muller & Richardson, 1982: 44)；而「形象」是指「對象在意識中所顯現出來的某種方式」。（沙特，1990: 7）依照這樣的解釋，則拉崗的意思為：當我朝著一個意識對象產生了攻擊的意向時，我同時也在意識中把這個對象呈現為一種肢解的形象。以現象學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意識總是指向對象）來看，意向與形象便形成了不可分割的意識整體結構，呈現給主體作為主體自我理解的依據。不過，在精神分析的醫療實踐當中，分析師並不停留於這種明顯地表現為自我確定的主體意向。案主經常認為自己是

「以能夠被理解的方式而顯露自己一切，而且的確是得以被理解的。」(Lacan, 1977: 9)針對這種情況，拉崗認為分析師必須繞道而行，以非自省或非內省的方式，來探索潛藏於意向之下的「傾向」。

意向乃源自於「傾向」，而這個在弗洛伊德那裡稱之為「本能」(instinct) 的要素，拉崗則說是存在於主體的無意識層面之「樣像」。相較於變化不定

(17)

的形象和意向，樣像則是恆常不易的，並且具有對前者的支配性作用。亦即，

在稍縱即逝的形象和有意識的意向之下或背後，是傾向與樣像在支撐且激發著它們。拉崗說：

心理分析的工作首先是從形象開始的，它在主體身上產生了形塑的功能，且揭示出以下事實：如果稍縱即逝的形象確定了某類傾向的個別變異，那麼其他特定形象則是作為模型(matrices)的變化並且為了「本能」而被構造出來，我們以樣像這個古老的詞彙來稱呼這類的形象。(Lacan, 1977: 11)

伊文斯解釋說，「樣像」是與影像相關的，但它不只是如影像那般作為視覺的再現或複本的呈現，它還伴隨著相繼而來的情感，且與情結(complex)關係密切，故對主體所產生的決定性作用比影像更為深遠。此外，「樣像」通常是指自己的影像或是某些特定的其他影像，這些影像「不是純粹個人經驗的產物，而是可以在任何人心理上被實現的普遍原型(proto-type)」¹⁹(Evans, 1996: 84)。樣像是「普遍原型」或「模型」，形象則是由它所分化出來的「個別變異」，要在樣像的投射之下，形象才能顯現或顯像為可見的。如此一來，

分析師的職責便是要從被投射出來的形象當中，辨識或甚至誘發出那重複投射自身的根源樣像；從清晰的意向當中，掘發出隱蔽的基本傾向。一旦釐清了形象與樣像的從屬關係，以及二者之間投射的運動軌跡與路徑，分析師便得以擺脫主體之自我確定性的欺瞞，而進入那不斷被忽略與被扭曲的心理現實。

為了闡明身-心關係，弗洛伊德曾訴諸於投射結構，認為自我乃是「身體表層的心智投射」(mental projection of the surface of the body)。(Freud, 1923:

636-637)意思是說，自我類似於一面沒有深度的心智屏幕，接受由外所傳導

19 這些成為普遍原型的特定影像和家庭情結有關。跟斷奶情結(weaning complex)關聯的是母親乳房的樣像，與侵入情結(intrusion complex)關聯的是自身複本的樣像（亦即鏡像），和伊底帕斯情結 (Oedipus complex)關聯的是父親的樣像。(Evans, 1996: 84)

(18)

來的身體知覺，以非中介的方式將其投射在自身之中。²⁰ 這樣的心智裝置藉由表層化的過程來掌握投射在其中的視覺再現，據此來覺察、適應、調節其整體的存在狀態。我們可將其運作規則描述為「現實原則」(reality priciple)。

然而，拉崗卻認為弗洛伊德在此錯識且錯認了被「自我所忽視、無視或誤構的一切事實。」(Lacan, 1977: 22)拉崗並不是說還有游離於現實原則之外，而無法直接投射在心智裝置之中的客觀質樸現實；而是說，所謂的現實原則完全受制於前述的自我懲罰功能，並由偏執性知識所完成。與其說自我藉由現實原則來調適自身使其符合於現實，倒不如說藉由扭曲和否定事物，自我才建立起它的現實原則。反諷弗洛伊德錯認了自我所忽視的事實，其實是以自我指涉的方式，來批評弗洛伊德不自覺地將心靈機制縮減為「知覺-意識系統」，落入了錯識結構之中。²¹

不過，這項指摘並不公允。弗洛伊德本身也不盡然對這種透明與幾何性的直接投射感到滿意。他還使用過另一個光學隱喻，求助於攝影學的攝像過程，希望藉由攝影負片對光的捕捉，而進一步將無意識機制引入知覺-意識系統中。弗氏說：「攝影的第一個階段是負片；每一個攝影圖像都必須通過

『負片過程』(negative process)，而只有那些經過詳細檢驗的，才被允許進入以圖像為終點的『正片過程』(positive process)。」(Freud, 1912: 264)由負片到正片的顯像過程中，無意識內容雖然逐漸獲得浮現，但卻是一種被過濾、檢查、扭曲之後的終端影像。在正片之中，我們的確看見了我們能夠看見與我們想要看見的，但我們始終無法看見未經檢驗之前的負片真實原貌。

在光的吸收與影像的呈顯之間，負片展現為絕對地隱藏自身的否定過程，它擺盪在可見性的絕對光源與所見的派生影像之間，以否定方式紀錄了逃避監視的無意識機制。相較於那種以光的啟明(enlightenment)來光照與驅散一切不可見性的肯定性論述，弗氏強調顯像過程（積極的意識檢查）無法侵入不

20 韋柏認為以理想形象之錯識來構成想像自我的理論根源，可追溯至弗洛伊德在此處所界定之自我的表面(superficial)特質。他說：「對弗洛伊德來說，自我不被那種非表層的深度所規定，自我自身即運作為這個表層。」(Weber, 1991: 34)

21 拉崗反諷性地說道：「對於弗洛伊德這樣一個能以其強有力的辯證法窮究無意識的奧秘的人，這種錯識(méconnaissance)是很令人驚訝的。」(Lacan, 1977: 22)

(19)

可顯像的負片過程（否定性的無意識機制），並且負片之否定性也不可能轉換為肯定性的正片過程。這是負片的雙重否定活動：負片否定現實，以及負片否定自身。

弗洛伊德以攝影的隱喻突破了之前的線性心智投射，在其中引入不可顯像和不可現象化的否定性因素，而遠離了知覺-意識系統以及現實原則。透過負片的雙重否定活動，弗氏穿透了表層化的心智裝置，並揭示隱藏於其中的無意識機制。這一切，不是正符合於拉崗在此區分出意向／傾向、形象／

樣像的分析意圖嗎？拉崗本人不也是將基本傾向與元始樣像安置於無意識領域之中嗎？

雖然心靈系統源自於意識與無意識之間的對抗，不過，無意識並不是為了對抗由外而來的意識檢查，才將自身隱蔽為不可顯像者。反而，意識的自我檢查與無意識之間具有親密的互動關係²²。(Weber, 1991: xvii)為了澄清這點，拉崗說：「與意向相關聯，樣像是永久性地維繫於我們稱之為主體的無意識那個象徵性的超規定(overdetermination)層面。」(Lacan, 1977: 14)「象徵性的超規定」主要是強調無意識層次之中的過度規定、多重規定（甚至是無規定）的狀態²³。但是，為了要透過形象的投射以維繫於無意識，樣像就必須限定並抑制無意識的象徵性超規定。樣像的功能在於：企及無意識的層次之中，將「象徵性的縮減」(symbolic subduction)施加在象徵性的超規定之上 (Ibid: 14)。

如果無意識的超規定結構，為人帶來的是象徵秩序、是人之絕對非同一性的話，那麼，樣像所進行的象徵性縮減便排除了其多義性，將無意識所激

22 列文(Michael Levine)在韋柏著作的譯者簡介之中，將夢之扭曲（即被壓抑之願望的扭曲陳述）

理解為夢作品的諸種機制以及夢之檢查之間互動所產生的結果。他不把此二者視為共同戰場之中的對抗性力量。他認為，與其說二者處於不可調解的張力狀態，倒不如說它們之間乃親密地連繫在一起。(Weber, 1991: xvii)

23 弗洛伊德談論夢的凝縮作用時，提到了「超規定性」(over-determination)，他說：「導致我們作夢的各種思想是廣泛且豐富的，和這些比起來，夢境就顯得貧乏簡陋而粗略。如果將一個夢寫出來用半頁紙就夠了，那麼關於這個夢背後的致夢思想分析，卻可能要用上六倍、八倍甚至十幾倍的篇幅。

二者之間的差距比例，當然會因夢而異；但就我的經驗來說，差不多就是這樣的差距。通常，我們都會低估了夢境所受到的壓縮程度，以為我們所作的分析，已經成功地將所有的致夢思想都挖掘了出來，實際上，如果我們再作深入的解釋，往往會發掘出這個夢的背後更多思想成分。」（弗洛伊德，1989: 204）（譯文的修正參考：梁濃剛，1992: 161）

(20)

發的離心運動給收攏並緊縮了。想像性的同化取消了象徵性的過度規定與多重規定狀態，主要在於元始樣像的功能：它成功地弭合了無意識與前意識- 意識之間的落差，由前者投射向後者。

2. 整體／殘體：一種樣像的二元結構

在各種具有支配性的形象之中，某些會表現出侵略意向如「閹割、切剖、

肢解、錯位、掏臟、吞噬、爆裂」等形象，拉崗特地將它們「集合起來歸在殘體樣像(imagos of fragmented body)這個結構的術語之下」。(Lacan, 1977:

11)²⁴

回顧之前所談論的鏡像同化功能，「樣像」在那裡是作為一個理念的格式塔，它再現出完整的「我」並賦予幼兒形式，使他能預期自身的成熟與自我支配。由此看來，樣像的確是作為一個原型，在無意識層次對人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然而，所謂的「殘體」，不論是指具體的殘肢形象或是模糊的動力不協調感，都是無法被再現出來的，我們也不能說它具有某種形式，就連拉崗自己充其量也只能借用藝術作品的想像來表現它。²⁵ 這樣一種非形式又非再現的「殘體」如何能稱其為「樣像」呢？「殘體樣像」究竟是顯現為非整體化的破壞要素還是作為給出形式的形塑原型？²⁶ 它和具有理念形式的整體樣像又有著怎樣的關係？

24 在心理學或精神分析的醫療經驗中，這種破碎身體的幻象具有某種程度的攻擊和摧毀，我們經常可以從歇斯底里症(hysteria)的精神分裂(schizoid)和痙攣(spasmodic)之癥狀裡看到這樣的幻象。

(Lacan, 1977: 5)

25 為了清楚說明這些殘體幻象，拉崗在〈鏡子階段作為我之功能的形塑〉和〈精神分析中的侵略性〉(“Aggressivity in psychoanalysis”)這兩篇文章中，一再地引用包雪(Bosch, Hieronymus)的繪畫，

大量地描述那些破碎且殘缺不全的肢體、滿天飛舞的人體器官、變化成魔鬼的口腔和生殖器形象等。(Lacan, 1977: 4-5,11)

26 弗洛伊德指出在人身上的兩種本能：愛洛斯(Eros)和毀滅的(destructive)本能，前者企圖建立更大的統一體並將其保存起來，後者則在於解除統一體之間的所有聯繫並摧毀之。因此摧毀的本能亦可稱為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Freud, 1940: 148)拉崗雖然汲取弗氏的理論意涵，但由於他對於過於生物性決定的「死亡本能」一概念抱持存疑，因此他在討論侵略性時側重的是摧毀或瓦解的「死亡傾向」。

(21)

探究上述的問題之前，先看看拉崗為鏡子階段功能所作的說明：

鏡子階段是一齣劇碼，其內在衝力從能力不足突進(precipitated)為預期——它以空間同化之誘惑捕捉且虛構了主體，此幻象的連續性從殘體形象擴展為整體性形式，我稱為矯形術(orthopaedic)——

並且最終突進為疏離同一性之盔甲(armour)的僭取，並將以其僵固的結構標示出主體整個心智發展。(Lacan, 1977: 4)

這段話指出整體形式和殘體形象的關係，但究竟是怎樣的關係，不同的評論者抱持著相當不同的解讀與看法。

穆勒(John P. Muller)和理查德森(William J. Richardson)認為，所謂「能力不足」即是幼兒最初對自身所具有的殘體經驗。這種身體結構的不充全是由出生早熟所造成的，並且是使得鏡子能夠發揮空間同化作用的「先決條件」

(precondition)。(Muller, & Richardson 1982: 35)此一生物學的前提使幼兒從自己的鏡像那裡發現了一個「可以取代(replace)他先前破碎經驗的完全統一體」，並且，統一體為了要使自身趨於穩固而形成如「盔甲」般的防衛機制。

(Ibid: 30-31)這即是自戀的激情，它將早先四溢橫流的動力狀態整合、統一為盔甲般的防衛機制。一旦脆弱的整體形式受到威脅，這股統合性的巨大能量就會轉變為攻擊之力，對抗和抵禦外來的威脅，因此可以「假定說侵略的殘體樣像是自我（統合）格式塔的倒轉(inversion)」。(Ibid: 49)

就他們的論點來看，殘體和整體之間具有時間順序與因果上的關係，殘體是生物學的自然條件故必優先於整體，而整體的產生則是為了掩蓋居先者的缺憾，並進一步取而代之。不過，被取代的殘體並沒有就此消失於無形，

反而服務於整體化或理念化的防衛機制，為了捍衛同一性而隨時準備對入侵者進行攻擊。換言之，鏡子階段在主體之中造成了兩組無意識的傾向，一是由生物本能而來的殘體樣像，另一是自戀的想像性同化所造成的整體樣像，

二者分別職司侵略與防禦兩種不同的格式塔轉換功能：由防禦到侵略，再由

(22)

侵略到防禦。

然而，我們有疑問的是：「能力不足」這個自然的前條件，是怎樣轉變成相對性的殘體「樣像」，成為另一組與整體樣像平行的機制？既然「取代」

了破碎，統一體又如何在格式塔的「倒轉」之中，來逆向重新釋放自戀的激情？究竟我們的無意識心靈具有兩組不同功能的結構？抑或它們只是同一組結構的兩種轉換？如果是後者，那轉換的關鍵何在？

不同於前述的兩位作者，蓋洛普(Jane Gallop)是以時間的辯證關係來處理殘體的問題。她認為，完整的自我和殘破的身體都是源自於鏡子階段這個奇特的時刻，「此一時刻不僅對於後繼者來說是個源頭，對於居先者來說也同樣是源頭。它透過預期產生了未來，並且透過回溯(retroaction)產生了過去。」(Gallop, 1985: 80-81)當拉崗說幼兒是從「能力不足」突進為「預期」

時，蓋洛普強調唯有透過後者才能使前者得到理解，亦即幼兒在預期了矯形化的整體形式之後，身體才會被回溯為殘破或能力不足。(Ibid: 86)

既然鏡子是一個自我的肇始點，那麼在鏡子出現之前，幼兒並沒有任何關於「我」的想法。此時的他，處於赫拉克利特(Heraclitean)那種原初的不和諧(Discord)之中(Lacan, 1977: 21)²⁷，不但無知於自身的身體、情感和心理的種種，甚至連這些範疇也沒有，一切都是絕對無意義的混沌狀態。然而，

我們所說的「能力不足」或「殘體」卻不同於前述的混沌狀態，它是有意義的，因為它必須先預定有一個能力充全與動力協調的完整身體，方能以此秩序對應出殘破與不足。換言之，一直要到他與鏡像遭逢，藉此形塑自我並開創「我」的心智歷史之後，才得以將成熟的格式塔預期為歷史之中的未來，

同時將殘體回溯為歷史之中的過去。因此，鏡子階段作為一個轉捩點、一個決定性的時刻，它不是一個從居先者（殘體）到後繼者（整體）這種順序性發展之中的樞紐，而是一切的肇始與開端。透過它，被提前的未來與被延遲

27 赫拉克利特主張：「萬物流轉，無物永存」。他認為我們不可能確定永恆世界的本原，因此否定有一個預定了和諧的「宇宙-實體」之觀念，而從存在者的生成(genesis)面來掌握自然存在的本質。

在宇宙中，不僅具體的事物，甚至整體的宇宙結構都不是永恆的，總是處於永無休止的變革之中。

於是，「永恆的東西，應有神性之名的東西，不是物，不是實體或物質，而是運動，是宇宙變化的過程，是流變本身」。（文德爾班，1998: 39-40；傅偉勳，1984: 24-26）

(23)

的過去，在交錯的對比參照之中得到定義，殘體／整體也因此成為由鏡像之想像秩序所內在分化出來的一組樣像結構。

經過蓋洛普的爬梳，殘體就不再是獨立自存的，不只是外在於或對立於給出形式的統整功能。它確實由鏡像造就而來，並且在無意識的傾向層面和想像自我共同運作，發揮樣像的功能，形塑自我並開創主體的歷史。拉崗說：

「主體的歷史是由一系列或多或少典型的理念性同化而發展出來的，這些同化代表最純粹的心理現象，因為它們在本質上顯現了樣像的功能。」(Lacan, 1966: 178)如果沒有將殘體回溯為「我之過去」，則樣像的同化功能就不完整，歷史也無法成其為歷史。就此而言，當鏡像向外疏離於自身又向內回歸開創心智之際，此同化的辯證結構實際上是一種「關係之內在化」 (internalization of a relationship)的過程(Weber, 1991: 13)，所內化的是殘體／

整體、死／生的二元關係²⁸。亦即，殘體之侵略和整體之統合的這一組關係，

同時在幼兒身上運作著，並構成其自我關係以及與他人之關係。

3. 整體／殘體之運作：我即是另一個

在早年時，幼兒面對與自己年齡相仿的其它幼兒時，會對其產生情感的移轉(transitivism)現象。拉崗和梅洛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同樣闡述了此一現象，並且都引用了布勒(Charlotte Bühler)的一項實證資料。小女孩甲坐在家中女僕的女兒乙身邊，甲突如其來地動手打了乙一巴掌，但甲卻掩著自己的臉喊疼並說是她被乙打。(Lacan, 1966: 180, 1977: 19; Merleau-Ponty,

28 弗洛伊德強調生和死兩者之間存在著對立又共存的辯證關係，這兩種力量從來都不是處於各自獨立的純粹狀態，而是以不同的比例交互糾纏地作用著。(Freud, 1930; Evans, 1996: 32)也就是說，

生命本身就是生和死的搏鬥與重複。生命終究會朝向死亡而去，但它卻不斷地想要延遲死亡，所以它實際上是另一種間接而緩慢的死亡衝動；而死亡的毀滅則企圖斷然終止一切，開啟另一個新的生命，因此它又是可以說是立即又突然的生命衝動。於是，生和死在有機體身上交織了某種節奏：一組急促地向前衝，想要儘快實現生命的極限目標；另一組則努力地向後拉扯，試圖不斷延長這一過程。(Gay, 1989: 754-756；汪暉，1988: 21-23)

(24)

1964: 148)但兩位學者對同一個案例各自有其談論的重點。

梅洛龐蒂先從瓦龍(Henri Wallon)的研究出發，藉此重新描述兒童與他人關係的源起。瓦龍說，在鏡像階段之前，兒童和週遭世界乃處於一團渾沌不清的狀態，他無法分辨他人與自身之間的區別，他以為自己是他人，也以為他人是自己。瓦龍將此狀態稱為「融合的社會性」(syncretic sociability)：我和他人之間無界線。當鏡像出現時，兒童的視覺以外感覺的(exteroceptive) 影像而將自身給外在化與對象化，這使得他能夠從一團混沌中區別出自身的孤立性與完整性。因此他知道自己是一個具有內在性的我(me)，將自身定位在具有內感覺的(introceptive)「這兒」，而非在鏡中的「那兒」。從此我與他人之間的份際就被建立起來，並得以開始進行溝通。但對瓦龍而言，鏡像除了區別之外便沒有更積極的意義了，鏡像階段之後，兒童的智性逐漸發展起來，造成他對空間價值重新分配，將影像看作是無價值的反射或投影。內在性之我才是重要的，它必須取代鏡像，讓那個反射之像回歸於內感覺的身體。亦即，鏡像終結了融合的社會性，而展開的是成人般的反思心智。

(Merleau-Ponty, 1964: 126-131)

梅洛龐蒂批評瓦龍的看法，他認為影像的意義並未被智性給縮減，就連成人也不是簡單地停留在反射或反思的心智之上²⁹，瓦龍只從認知的角度來考量鏡像的意義，並過多地涉入了素樸的物理學因果關係。影像並不是單純的人體反射而已，它顯現了情感的價值以及與他人的存有關係。換言之，影像雖不是在場，但也絕非空無，它具有一種「準在場」(quasi-presence)的特性，它是「誘發(solicit)我們信念的某種東西」，它「透過我而神秘地寓居著，

是在我自身之中的某物」³⁰。故對梅氏而言，鏡像非但沒有終結融合的社會性，它反而突破了早先那種將我給淹沒掉的一團渾沌狀態，更進一步藉由分裂來還原出主體發展結構之中的轉換點：那個將我和他人「耦合」(couple)

29 梅洛龐蒂在瓦龍及其他人的資料裡發現，早已過了鏡像階段的四、五歲的兒童都還會和自己的影像玩耍或進行儀式性的舉動（臨睡前隆重地親吻鏡像並道晚安）。如果說，兒童已經將鏡像縮減為無認知價值的投射，怎麼還會跟它如此密切地互動？(Merleau-Ponty, 1964: 131)

30 梅洛龐蒂舉觀畫的經驗為例：即使我們知道畫中的人物已經去世良久，但是當我們注視著他臉上的線條與眼中的閃光時，我們仍會受到某種程度的影響與感動。(Merleau-Ponty, 1964: 132)

(25)

或「配對」(pair)的樞紐。(Merleau-Ponty, 1964, 118)

因此，梅氏在兒童與他人的移轉關係中（特別是具有病理學意義的侵略狀況）看到了一種互補的交互作用：主體將自身的屬性歸給形象相似的他人，兩者間產生了同化的辯證關係。以前例來看，甲將自身的存在與乙混淆在一起，她認為自己的存在被乙給奪取了故攻擊乙，亦即，他人乃是另一個我自己，我們形成了一種互補的生命。但這種互補形式並非如同拼圖那般，

由我這邊和他那邊合組成一個整體，我們和諧地共有一種融合的滿全生命。

如果我們是以這種外在性來相互關聯並圓滿彌合的話，則攻擊的情況也就不會發生了。這裡的互補乃是我們之間內在性的交替與補充、活化與滲透：我的內在完全被掏空，代之以注入另一者的存在，他取代並佔據了我的位置，

「我」是由自身的空乏和另一者的佔有所定義出來的。因此，互補便不只是個體「之間」(inter-)的關聯，還是一種個體「之內」(intra-)的關聯，亦即「主體在喪失他自身於(in)／作為(as)另一者的時刻，才認識到他自身」。(Grosz, 1990: 41)傷害他人也就等於傷害自己，所以甲才會說是乙攻擊她，她的捂面喊疼並非假裝，而是一種真實的「受苦之共感」(suffering sympathy)，藉此她便解除焦慮而達到某種程度的痛苦之愉悅。(Merleau-Ponty, 1964: 143)

同一個攻擊案例，拉崗強調其中的某個細節：甲打了乙的左臉之後，卻撫著自己的右臉喊疼，左右顛倒證明為鏡子的功能。(Evans, 1996: 214)亦即，

從這種把心理動力灌注到他人身上的移轉作用中，我們得以窺見「原初同化」

(primary identification)（自戀）的侵略性面貌。(Lacan, 1977: 22)他說：

侵略性是我們稱為自戀同化模式的關聯傾向(correlative tendency)，其決定了人之自我形式結構以及他的世界之整體特徵。(Ibid: 16)

侵略性的觀念在主體生成(coming-into-being/ devenir)中是作為自戀結構的關聯張力(correlative tension)，這使我們能夠以一種簡潔

(26)

的功能來理解在生成中的各種偶發和非正常的事例。(Ibid: 22)

乍看之下，拉崗和梅洛龐蒂似乎有著異曲同工之妙：在主體生成的過程之中，侵略性是自戀模式的「關聯傾向」與「關聯張力」，以一種內在相關的方式決定了自我及其世界的特徵。然而，我們能夠就此將拉崗所說的「關聯」，和梅洛龐蒂所說的那種耦合的、配對的、交錯的、滲透的關係畫上等號嗎？

拉崗早先從超現實主義畫家達利(Salvador Dali)那裡得到靈感，才得以進一步發揮「樣像」這個詞彙。達利曾經描述他如何透過偏執或妄想的狀態來作畫：將一種妄念給雙重化，對物理世界進行過度精雕細琢式的描繪，以此在作品中創造出一種可以同時再現兩種對象的「雙像」(double image)，並且，

這兩種對象之中並沒有那一種是扭曲、變形或異常的³¹。換言之，想像性自戀具有「去現實化」(derealizing)的效果。(Lacan, 1977: 3)這並不只是說離開一種所謂的客觀現實（我的身體）而向一種準在場的現實（影像）同化。而是說在樣像的疏離作用之下，我以預期／回溯的交錯方式同時於當下再現了兩種心理現實：未來整體之現實和過去殘體之現實。此「雙像」的現實被合理地安排為我的歷史秩序、內化為我的心智結構，使「自我」的形式趨於穩定與精緻。

然而，此雙像被填塞在同一個心理空間裡，未免顯得太擁擠了。也就是說，當自我以「去」(de-)的疏離方式來形塑自身的雙像現實時，其內在就被拉開為一組衝突的張力結構，其公式為：「我即是另一個」(I is an other)。(Lacan, 1977: 23)「另一個」不論是就自我關係或是與他人之關係而言，都表達為「另一個我自己」。倘若以肯定句形式來閱讀，「我」和「另一個」之間由一個存在的轉換點「是」所連結，正好是梅洛龐蒂所說的互補之生命或配對之樞紐。

但拉崗卻不停留於此，他更從這個「是」之中看到了「致命的否定」(mortal negations)(Ibid: 20)，並且為一種雙重否定。在前述打人的案例中，小女孩混

31 達氏認為，利用偏執或妄想的過程所創作出來的畫作，可以同時提昇觀畫者和畫家的知覺。(Payne, 1993: 28-29)

(27)

淆並同時呈現了兩種現實：自我否定與指控他人。前者是指離開自身並與另一個同化：我不是我，我是你；後者是指驅逐另一個並奪回主權：你不是你，

你是我。

從這裡我們得以窺見自戀性同化的原初形式：「將主體構成為與他自身競爭的對手。」(Lacan, 1977: 22)所競爭的乃是一個絕對主人之位置：

正是在鏡子階段起作用的那裡，照亮了侵略關係以及其意涵的本質。如果侵略關係進入到自我的形塑中，乃是因為侵略關係構成了自我，因為自我自身已經是另一個，並且因為自我把自身設定在主體相互之間的一種二元性之上。自我是主體在另一個之中所發現的主人，他在他自身的中心建立起主宰的功能。在每一個與另一個的關係之中，…都有這種排除關係的某些回響：要麼是他要麼是我(either him or me)，…。(Lacan, 1993: 93)

為了要回歸於自身，達成對自身的主宰，自我採取了雙重否定作用來建立與自身的關係：我自己始終超出了我自身而落在我自身的另一邊，並對我這一邊施加以無情的支配與掌控。就此而言，侵略性所顯現的「關聯張力」具有一種無法共存、非此即彼的「排除」性質：透過否定來壓制內在的紊亂感，

對自身施以自我攻擊與自我懲罰，以形成自我的偏執結構。布赫亞科柏森說，這樣的關聯乃是一種「非關係的關係」(a relation of non-relation)。

(Borch-Jacobsen, 1991: 32)

通常在提到侵略性的時候，我們會著眼於某些暴力的行為，但是這些具體的暴力舉動充其量只能稱為「攻擊」(aggression)，攻擊和侵略性雖然有關，

但仍是有所區別的。(Lacan, 1988a: 177)攻擊肇始於有意識的意向，它由形象所引發，而表現為一種純粹外顯的經驗作為，造成摧毀與瓦解的效果。侵略性則是出於無意識的樣像運作，其最原初的形式在於想像性自戀同化，它雖然會導致攻擊行為，但更大的作用是在於驅動主體去支配與主宰，建立自身

(28)

的同一性。因此，侵略性同樣會引發愛或利他等行為，表現在慈善家、理想主義者、教育家、改革者等這類人士的身上。(Lacan, 1977: 7)亦即，作為無意識傾向的侵略性不只包含了破壞的要素（攻擊），同時也包含了建構的要素（愛或利他），二者並存於樣像的分化結構之中，彼此關聯地作用著。

當梅洛龐蒂在分裂與攻擊之中還原出積極的意涵，並且看到我與另一個之間具有某種交錯配置的樞紐時，他是將整個侵略的(aggressive)關係理解為進取的(aggressive)意義。的確是進取的，拉崗反諷地表示：在我們的文明與一般所認為的「正常」(normal)道德之中，侵略性乃是促成其積極發展的重要因素³²。當我們以原初的自我關係形式來作為整個文化的模式時，自戀的侵略性提供了人類的生存法則。那麼，面對著現代社會的整個偏執結構，以及人們不斷自我懲罰的作為，我們對於「自我」之概念如何還能夠寄予厚望呢？

32 「我們文明裡的侵略性，其顯著的程度已經充分地由下列事實給表明了：它在『正常』道德性 (‘normal’ morality)之中被混淆為力量的美德。侵略性被正當地理解為自我發展的重要意義，它在社會上的效用乃是不可或缺的，它廣泛地被認可為是道德實踐。」(Lacan, 1977: 25)

(29)

第三節疏離的同一性

1. 內外交換的同一者遊戲

鏡像發揮了形塑「我」之功能，它以理念形象的身份成為自我的肇始點。

也就是說，在鏡像出現之前，幼兒並沒有任何關於自身的想法，過早誕生的他乃處於一團混沌的莫名狀態。這種混沌狀態並不是對比於秩序才能夠被理解的無序，也不是預設了和諧才能夠被構思的混亂；它存在於和諧與秩序之前，是一種無法為其定名也不能夠去設想、沒有任何論述也未經概念梳理過的素樸狀態。為了要能夠談論它，拉崗只能以赫拉克利特式的「不和諧」來強以名之。表示幼兒如同「零」一般：沒有看過自己，尚未把自己定義為「一」

個整體，也未曾將自己和其他人區分為各自獨立的個體。這樣的狀態與日後將會發生的想像性同化完全不同，這是一種根本沒有意義，也完全不能夠被解釋的情況。

同化，作為一種驅向同一性的同一化(identifying)運動。它所從事的是化育、生成、陶養、吸收等工作：向陌生性招手，對異質性進行占有，以此化異為同的作為把一切的外在性都給包覆起來，成為統一的整體。勒維納斯 (Levinas, Emmanuel)把這樣的同一化運動稱為「同一者的遊戲」(the play of the same)：拒絕自己並在自己之中造成差異與陌生，藉此才能進一步重新發現自己並熟悉自己。他說：「透過自身來否定我，正是我之同化的一種模式」。 (Levinas, 1979: 35-37)然而，同一者的遊戲所進行的仍是一種內在遊戲 (inward play)，它利用系統的參照特性，消化了相對於內在性的外在性，攏絡了相對於同一性的差異性。也就是說，同一者的遊戲乃戲耍與週遊於相對

(30)

的關係之間，它不可能碰觸到絕對的外在性──對舉不出任何內在性來與之相比擬的外在性。³³ 這種比異質性還要更為徹底的異質性，比外在性還要更為純粹的外在性，始終無法進入到任何同一性的算計之中，同一者首先必須摒除它才能夠盡情地遊戲。

有不少的拉崗評論者經常直接把幼兒初生的混沌狀態等同於殘體意象或動力不全，事實上兩者並不能等同。所謂殘體意象具有一種相對於整體的意義，被定義為自我歷史之中的過去，它是在鏡像的介入之後，透過對未來的預期，才產生了相應的回溯關係。但這種相應的關係卻把原本初生混沌的匱乏狀態拉到鏡像的範疇中，將其梳理為一個充滿解釋力且可以被理解的模式，使其為鏡像論述所服務，徹底地掩蓋並驅逐了它那不可思與不可掌握的特性。亦即，鏡像論述必須仰賴排除絕對的外在性，方能痛快地進行內在的遊戲。

此內在遊戲的運作乃是以一段距離作為其主軸。在自戀激情的決斷之下，「我被提交於此」(I am proposing here)(Lacan, 1977: 21)，即提交到此一與鏡像相對的位置之上。從幼兒到鏡面之間被敞開或開裂(spacing)了一段間隔距離，若沒有這段距離，我是絕對無法看到自身的。不過，它並不是指一般具體可測量的物理距離，並不是要強調幼兒和其分身(double)之間的點對點符應關係。在鏡子特殊的映射和返折功能下，這段間隔乃是一段心理或哲學的距離，它所造就的是「有相當距離的同一性」(identity at a distance) (Merleau-Ponty, 1964: 139)。亦即，它利用自身的空間性質使主體對立於自身進而掌握自身，以反思或反身(reflectivity)來操作出「現代主體性形上學」

(modern metaphysics of subjectivity)(Borch-Jacobsen, 1991: 54)。只不過，此一主體性形上學就在其成功之處，同時埋下了其失敗的種子。這究竟是什麼意思呢？

幼兒的欣喜若狂在於鏡像對他施展了「空間的幻詐」(spatial captation)

33 勒維納斯說：「形上學詞彙的絕對外在性(absolute exteriority)，不能被縮減為一種內在遊戲的運動，不能被縮減為一種自身對自身的簡單呈現，它即使不是被超越(transcendent)這個字所論證出來的，也是被其所宣稱的。」(Levinas, 1979: 35)

第二章 鏡子階段：自我之形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