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節 轉譯世界⽂學
第三節 ⽇本⽂學沈潛
第三節 ⽇本⽂學沈潛
《拾穗》作為隱性黨內刊物，⼀則⽀持國民黨政府親美的外交政策⽽⼤⼒譯介美國⽂
學，⼆則在聯合國席位保衛戰期間透過美國書刊轉譯世界⽂學，將⽂學翻譯作為增強國際友 誼的⼿段，在譯壇與中共展開外交戰。此外，為了與中共爭取中國代表權，《拾穗》對於旅 美華裔作家的作品亦有譯介。在兩岸⼒爭聯合國中國席位代表權時期，《拾穗》對世界⽂學 翻譯的比重漸增，從1950年代的11％成長到1960年代的16％，由於1960年代正是競爭⽩熱化 之時，故其翻譯比重是這四期當中最⾼的︔1971年國民黨政府退出聯合國，《拾穗》對世界
⽂學的翻譯比重下降10個百分點，1970年代為6％、1980年代為5％。世界⽂學翻譯比重下降 時，美國⽂學翻譯比重則上升，由1950年代的58%漸漸成長至67％，並於1970年代達到⾼峰 75％，然因美國與國民黨政府於1979年1⽉斷交，後⼀期美國⽂學翻譯比重便掉了8個百分 點，1980年代為67%，繼⽽代之的是⽇本⽂學。
較之英美⽂學和世界⽂學的翻譯篇數四期下來均呈現衰退趨勢，⽇本⽂學的翻譯篇數 相對⽽⾔平均許多，1950年代為11篇，1960年代計16篇，1970年代共10篇，1980年代合13 篇，39年來共譯介50篇，包括46篇⼩說、2篇傳記、2篇散⽂，以比例⽽⾔佔整體5%，次於 英、美，⾼過德、法。若以⼗年分期法觀之，會發現《拾穗》對⽇本⽂學的翻譯宛若⼀股暗 潮，在政治外⼒退去後突然湧現。政治外⼒之⼀即為國民黨政府的語⾔政策。《拾穗》之所 以譯介域外⽂學，主因在於提供不擅寫作的軍公教⼈⼠發表園地，以⾼額稿酬⿎勵其提供中
⽂閱讀材料給本省籍讀者學習，因此，《拾穗》翻譯⽂學的總篇數在需求旺盛的1950年代最
⾼，後期便隨著臺籍⼈⼠對中⽂閱讀素材的需求下降⽽顯著遞減。政治外⼒之⼆便是國民黨 政府的外交政策。前述《拾穗》對於美國⽂學和世界⽂學的譯介，皆與國民黨政府親美的外 交政策及其爭取聯合國中國代表權有關，⽽在代表權失去及中美斷交後，《拾穗》在美國⽂
學和世界⽂學的譯介數量雙雙遞減。上述兩項數據下降再加上⽇本⽂學的翻譯篇數持平，結 果便是⽇本⽂學的翻譯比重在沈潛30年之後躍升：1950年代為2%，1960年代為5%，1970年 代為6％，1980年代劇增至21%。
單就翻譯篇數⽽論，《拾穗》對⽇本⽂學的譯介較不受國民黨政府外交政策影響。戰 後國民黨政府與⽇本之間的關係可謂從敵國頓成盟友。1945年8⽉15⽇，蔣中正在宣布接受
⽇本投降之際，以廣播宣讀〈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書〉，這份⽂告讓⽇⼈解讀 為「以德報怨」，成為戰後初期國民黨政府對⽇政策的綜合名詞，具體內容包括維護⽇本天 皇制、反對列強瓜分⽇本、善待⽇本在華軍民。國民黨政府在戰後對⽇本採取寬⼤政策，實 為其防蘇反共外交政策下的⼀環，冀求能聯⽇抗俄。⽽後⼤陸易幟，國民黨政府因中國代表 權問題未派代表參與《舊⾦山和約》談判，⽇本於1952年2⽉派代表來臺簽訂《中⽇和 約》，結束兩國戰爭狀態，並藉此表⽰其承認國民黨政府統治權之正當性，雙⽅從此維持外 交關係，在反共親美的冷戰脈絡下合作。1971年聯合國⼤會就中國代表權問題表決時，⽇本 投票⽀持中華民國續留聯合國、反對中華⼈民共和國加入，但仍無法扭轉劣勢。隔年7⽉，
⽇本與中共建交，國民黨政府則宣佈與⽇本斷交（⿈⾃進，2012︔藍⽟春，2007）。不似
《拾穗》對美國⽂學與世界⽂學的翻譯篇數隨外交情勢翻盤⽽由盛轉衰，《拾穗》對⽇本⽂
學的譯介數量⼤抵持平。1950年代共譯介11篇，包括並⽊良輔的傳記1篇，深⽥久彌的散⽂1 篇，此外三⽥兼良、井伏鱒⼆、⼩泉八雲 、久⽶正雄、菊池寬、永井荷風、川端康成、入62 江德郎、佐佐⽊邦的⼩說各1篇。其中1959年5⽉第109期開始連載的丁祖威 譯⾃佐佐⽊邦63
（佐々⽊邦）《全權教師》（《凡⼈伝》），編輯還於〈致讀者〉專欄特別介紹：「《全權 教師》全⽂約六萬字，擬分三至四期刊出。這是⼀篇譯⾃⽇⽂，格調非常別緻的⼩說，全篇 著重對話，極富幽默，但含義極為深刻」（無⾴碼），對⽇⽂本學持正⾯評價，與⾼幸⽟
（2004）〈⽇本⼩說在臺灣的翻譯史：⼀九四九至⼆ＯＯ⼆〉所稱，戰後初期⽇本⽂學在臺 灣譯壇受到貶抑的情況似乎略⾒出入。
《拾穗》1960年代合計翻譯16篇⽇本⽂學，⽂類全為⼩說，包括長⾕川⼆葉亭、圓地
⽂⼦、海渡英佑、青山史郎、江⼾川亂步、⽯川達山、星新⼀、吉⽥滿、丹⽻⽂雄、佐野洋、
仁⽊悅⼦、花登筐、⿊沼健、宇能鴻⼀郎、朝尾美江、源氏雞太，每⼈各1篇。此時期篇數 最多，⼀則因《拾穗》以翻譯聲援外交，故在這⼀波⾃美國書刊轉譯世界⽂學的熱潮中，亦 出現由英⽂轉譯⽇本⽂學的例⼦。該例原作是江⼾川亂步的〈⼆癈⼈〉，先由海利斯
（James B. Harris）英譯為“Two Cripples”，1965年5⽉刊登於《世界短篇⼩說》（Short Story
原名Patrick Lafcadio Hearn，因1896年歸化⽇本，故歸類為⽇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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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祖威是中國⽂藝協會第⼆⼗八屆⽂學翻譯獎得主，但因查無⽣平資料，故⽽本論⽂未多加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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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同年11⽉刊載於《拾穗》第187期，篇名譯為〈夢遊者〉，譯者署名「陶 然」，譯⽂句法歐化，常可⾒「當……時」的句構，例如：「當他以低沈的聲⾳敘述往事時，主⼈伊原凝神傾聽」（⾴152）、「當他追述往事時齊藤醜陋的臉孔非常可怖︔然⽽在他說 到勇敢驚險的事蹟時又放出異樣的光彩。」（⾴152），此外常可⾒不定冠詞「a」譯成「⼀
個」的例⼦，例如「那是⼀個非常寧靜的下午」（⾴152）、「我年輕的時候是⼀個非常英 俊的青年」（⾴152）。此篇轉譯⾃英⽂的⽇本⽂學，譯風與直譯⾃⽇⽂的作品⼤相逕庭，
例如1968年8⽉第220期朱佩蘭譯⾃佐野洋的〈迷惘〉：「那天早上，我⼀到我所服務的⽩霜 咖啡館，⽴刻⾛到電話機旁邊。這是個粉紅⾊的話機，打⼀次要⼗塊錢」（⾴132），譯⽂
⽤的是中⽂句構「⼀……⽴刻……」，⾏⽂亦並未「個個」不休，⽽朱佩蘭等本省籍譯者加 入《拾穗》翻譯⾏伍，則是本期⽇本⽂學譯介篇數上升的原因之⼆，譯者群中包括臺東泰源 監獄裡的政治犯盧慶秀、鄭清⽥、王為清，以及1970年加入的詹天增、古滿興。他們在外交 政策上與國民黨政府的訴求不同，要求的是臺灣獨⽴，⽽非與中共爭中國代表權，其中詹天 增1970年於泰源監獄舉事，⾼喊臺灣獨⽴，史稱泰源事件，此後泰源監獄的政治犯譯者關押 回綠島監獄遭嚴刑拷問，因此，下⼀期《拾穗》⽇本⽂學譯介數量不增反減，1970年代共翻 譯10篇，比上⼀期少了6篇，雖然以比例來看增加了1個百分點，但根據⾼幸⽟（2004），臺 灣譯壇在1968年到1970年代初期出現搶譯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的熱潮，⽇⽂⼩說翻譯活動 在1970年代不斷成長，但同期《拾穗》對⽇本⽂學譯介的⾛勢卻與譯壇相反，⽽且譯者皆隱 姓埋名，光輝、達威、純⾳、姚仲、⾼風、徐思、耕帆、陳蓉等是，凡是泰源事件後才在
《拾穗》刊出譯作的⽇⽂譯者其身份⽬前皆無法確認，這⼀點與英⽂譯者後期多⽤本名發表 很不相同，或許是⽇⽂譯者不願身份曝光之故，其中或許反映出國民黨政府對⽇本⽂學翻譯 的疑忌。
國民黨政府在外交政策上雖與⽇本親善，但在對內的⽂藝政策上卻打壓⽇本⽂學。根 據⿈英哲（2007），國民黨政府遷臺初期，如何將已⽇本化的臺灣⼈「國民化」，是治理臺 灣的⾸要課題。在這段期間，國民黨政府採取「去⽇本化」、「再中國化」的⽂化政策，⼀
則對臺灣的⽇本⽂化積極解構，⼆則重建以中國⽂化為中⼼的新⽂化體制。在解構⽇本⽂化
⽅⾯，何凡（1953、12、21）曾於《聯合報》副刊「玻璃墊上」專欄發表〈削減「⼤和氣 息」〉，內中對⽇本⽂化描述明顯帶有貶意：
近來臺北的「⼤和氣息」很濃厚，三四家電影院同時演⽇本⽚⼦。碰上這種機會，影院和
⽚商似乎特別起勁，派出的宣傳汽⾞滿街⾶。⾞壁上的⼤和武⼠，頭髮剃成糞杈⼦模樣，
眼⾓插⼊太陽⽳，⼿持⽇本⼑，皺著眉頭瞅著⾏⼈。⾞頂喇叭奏出主題歌，宣傳員⽤⽇語 夾帶臺語向路⼈⼤聲說教。（ ）⼗九⽇起，早⼤棒球隊⼜在臺⼤開始⽐賽，球員觀眾 間⼜洋溢著⼀⽚⽇語。（轉引⾃何凡，1989，⾴20）
引⽂中「⼤和氣息」之濃厚、何凡對⼤和武⼠描述之負⾯，不難想⾒國民黨政府「去⽇本化」
的需求殷切，因此才會祭出嚴苛的語⾔政策要求臺灣民眾學習國語，這或許是為什麼《拾穗》
在1950年代對⽇本⽂學的譯介篇數並未較他期少的原因，當時《拾穗》為配合國民黨政府的 語⾔政策，1950年便刊登臺籍譯者林煥星譯⾃並⽊良輔的傳記〈廢寢忘食〉，正⽂前附引
⾔，內容特別強調林氏籍貫及其中⽂⽣動流利，明顯帶有敦勉臺籍青年學習中⽂之意。⽽後
《拾穗》又作為中⽂作品發表園地供臺籍⽂⼈練筆，其刊出的譯作多出⾃名家，包括鍾肇政 翻譯永井荷風〈秋女〉和川端康成〈⽔⽉〉。⽽隨著臺籍譯者跨越語⾔鴻溝，1960年代⽇本
⽂學譯介的篇數更多，成長趨勢與整體譯壇同步，1970年代之所以背道⽽馳，⼀則或與1972 年中⽇斷交有關，⼆則或受泰源事件影響，致使《拾穗》贊助⼈國民黨政府對翻譯⽇本⽂學 多所忌憚，憂⼼臺籍⽇⽂譯者的外交政策與當局不同，⼀者要世界看到「臺灣」，⼀者要各 國認可「中國」。因此，《拾穗》1970年代對⽇本⽂學的譯介篇數不增反降，甚至比1950年 代更少，翻譯篇數共計10篇，包括佐藤寛⼦的傳記1篇、⽝養道⼦的散⽂1篇，另有短篇⼩說 8篇，作家包括藤⽊靖⼦、平岩弓枝、源氏鷄太、福島正實、山村美紗。
其中值得⼀提的是⽝養道⼦的散⽂《⾺丁街⽇記》（《マーチン街⽇記》），這是《拾 穗》⾸次出現取徑⽇本譯介歐美的作法。鑒於⽇本對於西⽅⽂藝思潮的譯介於明治維新時期
⼤興，在時間上比亞洲各國都早，在實踐上又更為徹底，因此，清末民初的中國譯界和⽇治 時期的臺灣譯壇皆因語⾔和地利之便，⼤舉透過⽇⽂輸入西⽅新知、轉譯世界⽂學。然⽽，
由於國民黨政府來臺後外交政策親美，遂接受美國傳媒作為輸入新知的主要管道，藉以宣揚 美國的優點、提倡美國的價值觀，《拾穗》作為隱性黨內雜誌，對世界⽂學的譯介皆透過美 國書刊，包括前提中國⽂學〈⽟觀⾳〉和⽇本⽂學〈⼆癈⼈〉。在這樣的背景下，《拾穗》
1971年刊出達威節譯⾃⽝養道⼦的《⾺丁街⽇記》（《マーチン街⽇記》），透過⽇本⽂⼈
之筆轉譯西⽅，與別篇相比顯得⼗分與眾不同。⾺丁街位於美國波⼠頓劍橋，全書以⽇記體 記敘⽝養道⼦在波⼠頓的⽣活，達威從1964年9⽉6⽇開始翻譯，篇名為〈波⼠頓風情——留
學⽇記〉，⽂中透過⽇本作家⽝養道⼦的⽂字書寫美國的進步繁榮，這種藉由前朝知識先驅 謳歌當朝先進⼤國的做法，其中或帶有對美⽇⼆國的⾼下之⾒。這樣⼀篇譯⽂出現在泰源事
學⽇記〉，⽂中透過⽇本作家⽝養道⼦的⽂字書寫美國的進步繁榮，這種藉由前朝知識先驅 謳歌當朝先進⼤國的做法，其中或帶有對美⽇⼆國的⾼下之⾒。這樣⼀篇譯⽂出現在泰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