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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共18位譯者投身《拾穗》翻譯⾏伍,其中15位是⾼雄煉油廠員⼯,⼤多是1946-1948年間中國⽯油公司在上海招考進來的中國應屆⼤學畢業⽣,另有2位外省籍外部譯者、1

【圖三】三階段加入《拾穗》的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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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本省籍譯者(⾒【表⼀】)。1946年中國⽯油公司在上海成⽴時,下轄東北煉油廠、⽢清 分公司、東北煉油廠、嘉義溶劑場、台灣油礦探勘處、新⽵研究院和⾼雄煉油廠,初期《拾 穗》的外省籍譯者之所以落腳⾼雄,⼀是出於對臺灣的好奇選擇分發至此,⼆是經熟⼈穿針 引線⽽來,前者如胡紹覺 、張德真 ,後者如董世芬 、邱慈35 36 37

堯 。 38

胡紹覺1945年浙江⼤學化⼯系畢業,先通過筆試再進 入⾯試階段,「中油總公司問我:『想去⽢肅還是臺灣︖』

我毫不考慮答以『臺灣』。⾦公又笑問:『你愛吃海鮮嗎︖』

答以『是』」(胡紹覺,2006,⾴129)。張德真1946年浙江

⼤學化⼯系畢業,「有⼀天看到報紙廣告:中國⽯油公司招 考甲種實習員,將分發至東北、西北及臺灣的煉油廠⼯作。

其中臺灣⼆字最為吸引我的興趣。在⼤陸跑來跑去,⾏萬⾥

路也不過是陸地⾏⾈,從無飄洋過海的經歷,將來還可換地

⽅」(張德真,2006,⾴263),右【圖四】便是其准考證。通

過考試選填⾼雄煉油廠的中國青年⼤多帶著旅遊的⼼情來臺,初履臺灣時對當地的印象都不 差,胡紹覺(2006)回憶當年下船後入住「臺北本町(重慶南路)招待所。入夜後到⽕⾞站 附近⾛⾛,但⾒攤販成群,電⽯燈⽕映照下,⼈影幢幢,⽊屐聲壳壳,頗富異國情調」(⾴

129)

不同於胡紹覺、張德真循考試管道進入⾼廠,董世芬和邱慈堯則是經由熟⼈介紹⽽來。

董世芬的兄長董世芳 是「蔣經國系」客卿鄭彥棻的秘書 ,董世芬1939年中山⼤學化學⼯39 40

胡紹覺筆名凌登,1921年⽣,浙江杭州⼈,為《拾穗》翻譯〈提琴之都克⾥蒙那〉等歐美⾒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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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真筆名直⼼,1924年⽣,江蘇青浦⼈,為《拾穗》翻譯〈⾦星漫遊錄〉等科學類⽂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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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世芬筆名⾟原,1917年⽣,廣東南海⼈,負責《拾穗》的「橋牌雜話」專欄,並譯有⽂學作品《海上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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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

邱慈堯筆名天岳、岳兒、邱天岳,1927年⽣,浙江湖州⼈,為《拾穗》翻譯34篇⽂學作品,是《拾穗》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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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

董世芳1914年⽣,廣東南海⼈,1937年中山⼤學法律系畢業,歷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副主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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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委員,僑委會主任秘書,私⽴實踐家政專科學校兼任教授,司法⾏政部常務次長,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

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司法院顧問,總統府國策顧問。

詳⾒陳明通(1995),⾴101、123、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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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系畢業,1940年任航空委員會航空研究所副研究員,後投身資源委員會動⼒油料廠從事研 究,1941年任⽢肅油礦局技術員、副⼯程師,1945年赴美,1946年回國任中油公司⼯程師,

1948年來臺任⾼廠煉務組長。邱慈堯畢業於⼤同⼤學化⼯系,1947年經其⽗至交資源委員會 主任委員朱伯濤 引薦,於8⽉27⽇乘坐中興輪⼆等艙來臺,「在中興輪上三天,⼤家都帶41 有⼀份前途茫茫之⼼,」(⾴83),⽉底於基隆港上岸後先宿⼀宿,次⽇即搭⽕⾞南下,

「⾃臺北到⾼雄要停⼗餘次站,都是破板座」(⾴83),「沿途均是荒地,乏善可陳」(⾴

83),「⾞窗開啟時,涼風習習,夾帶了很多煤烟,約費八、九⼩時才抵⾼雄,頭臉均已變

⿊」(⾴83),⾼雄煉油廠派了兩輛⿈⾊吉普⾞來接,「⿈昏時節的⾼雄相醜陋,沒有多少 樹⽊,⼈⼜不多,已近熱帶性氣候」(⾴83)。

這批中國青年來臺後,在⾼雄煉油廠的圍牆裡過著⾃給⾃⾜的⽣活。⾼雄煉油廠位在 左營半屏山北麓,距⾼雄市⼗五公⾥,西距海軍軍港五公⾥,西南距商港⼗四公⾥,全廠⾯

積約四平⽅公⾥,辦公室、⼯場、倉庫、醫院、學校、宿舍、農場、運動場、游泳池等,星 羅棋布,分布其間,⾃成⼀⽅天地(林身振、林炳炎,2013,⾴78)。楊增榮(2006)回 憶:「光復之初,臺灣民間⽣活很樸實,煉油廠福利得天獨厚有游泳池、網球場、籃球場、

彈⼦房、乒乓室,同仁們也有橋牌社(……)廠⽅每周三在空地放映露天電影⼀場(……)

遇⾬天,改在⼤禮堂」(⾴241-242)。⽽在⾼雄煉油廠的圍牆外,隨著國共內戰的形勢逐 漸趨於明朗,島上的氣氛⽇漸肅殺。內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依恃美國製的最新武器,在軍備、

兵⼒上取得壓倒性的優勢。但⾃1947年起,共產黨軍隊在東北轉守為攻,在1948年遼瀋、淮 海、平津的三⼤戰役中,國民黨軍隊折損超過100萬兵⼒,12⽉蔣中正任命⼼腹⿈埔系軍⼈

陳誠為臺灣省主席︔1949年1⽉,共產黨佔領北京,蔣介⽯宣布下野,但仍掌握軍政指揮 權,隔⽉任命陳誠為臺灣警備總司令,3⽉又命其負責國民黨臺灣省黨部,至此,全臺黨、

政、軍權⼒已全部掌握在陳誠⼿裡。4⽉6⽇,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藉故逮捕兩百餘名師⼤和 臺⼤學⽣。5⽉19⽇,陳誠宣佈臺灣省翌⽇起實⾏戒嚴,港都基隆和⾼雄禁⽌夜間外出(若 林正丈,2014,⾴64、65)。緊張的政治氣氛瀰漫至⾼雄煉油廠內,招考進來的實習員約有 三分之⼀回去⼤陸 ,選擇留下者對國民黨政府都有⼀定的信任。 42

國民黨元⽼朱家驊之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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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紹覺先⽣受訪時的⼜述,研究者記錄,時間:2014年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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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令實施後,臺灣進入軍事統治時期。5⽉24⽇,因南京淪陷⽽遷至廣州的⽴法院 通過「懲治叛亂條例」,臺灣省警備司令部27⽇發布規定,禁⽌集會、結社、遊⾏、罷⼯,

28⽇訂定「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對攜入新聞雜誌圖書實施嚴密檢查,

取締報紙、雜誌、圖書。戰後臺灣本⼟出版的中⽂圖書,本來就因為官⽅語⾔轉換、印刷和 造紙產業衰退⽽不⾜,故⽽或是仰賴上海進⼜,或是依靠商務、中華、正中、世界、開明等 在臺設分店的書局供書。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臺,⼤陸供書管道斷絕,商務、中華、正中、

世界、開明等書局⾃⼤陸搶救運臺的存書,出售⼀本則少⼀本(蔡盛琦,2005)。中⽂圖書 匱乏,對於國民黨政府推⾏語⾔政策⼤為不利。⾃從1945年10⽉17⽇國軍第七⼗軍與長官公 署官員抵臺後,臺灣正式收編為中華民國臺灣省,國民黨政府⽴刻籌備普及國語事宜。對於 戰後初期臺灣的語⾔現象,時任國⽴臺灣⼤學中國⽂學系本省籍副教授的吳守禮描寫得⼗分 詳細:

臺灣⼈的語⾔層可以分作三階段。就是⽼年、中年、少年。⽼年級,除了五⼗年來沒有機 會學⽇本語的⼀部份不⽤提以外,智識⼈的話語雖然⼤都是臺灣話,⽣活語也是臺灣語,

但是語彙裡已經滲⼊不少的⽇本語和語法了。中年級,除了⼀部份⼈沒有熟習⽇本語,⼤

都能操⽇本語,看⽇本書寫⽇⽂,有的更因受的是⽇本教育,所以⾛思路作思想都⽤⽇本 語的語法。這⼀層的⼈,有的雖然會說⼀⼝還很流利的母語,可恰因母語已經由社會上退 到家庭的⼀⾓落,他們不得不⽤⽇語想東西。臺灣話的根幹雖沒有搖動,枝葉的作⽤已經 變了。少年級這⼀層,不但學會了⽇本語⾔,有的簡直不會說臺灣話,實際上最難脫離⽇

本語的⼀層。(1946年5⽉21⽇,轉引⾃⿈英哲,2007,⾴41、42。)

從國民黨政府的⽴場來看,⽇語的存在對於國語普及簡直是障礙,因此1946年2⽉全⾯查禁 銷毀⽇⽂書籍,4⽉1⽇成⽴國語普及委員會,9⽉14⽇中等學校禁⽤⽇⽂,10⽉24⽇廢報刊

⽇⽂版,1947年2⽉26⽇推⾏國語運動,打壓閩南語和客語,1948年12⽉4⽇,國民黨開始退 守台灣,25⽇《國語⽇報》創刊,是全台唯⼀加有注⾳符號、以推⾏國語為主的報紙( ⽂ 訊雜誌社,1985,⾴15-19)。1949年3⽉,陳誠授命指揮監督撤退來臺的中央政府機關,期 間南京、上海於4⽉、5⽉淪陷,8⽉福建省會被攻佔,國民黨辦公室在陽明山設⽴,⽴法院 和監察院也在臺北開設辦公室,12⽉8⽇,總統府與⾏政院官員抵臺,⾏政院9⽇開始辦公,

10⽇蔣介⽯抵達,11⽇國民黨中央黨部遷臺,翌年3⽉1⽇,蔣介⽯宣佈復⾏視事,揚⾔要反

攻⼤陸,中華⽂藝獎⾦委員會於同⽇成⽴,以優渥的獎⾦和稿酬⿎勵中⽂創作,⽽在遠離政 治、⽂化、經濟中⼼的南臺灣⾼雄煉油廠,⼀群國民黨⽣產事業黨部的同仁也在討論如何供 應中⽂閱讀素材。

這些國民黨⽣產事業黨部的同仁都是中國來臺的⾼雄煉油廠員⼯,對於初履臺灣語⾔

隔膜⼀事印象深刻,《拾穗》主編馮宗道晚年回憶搭民眾輪⾃上海駛抵臺灣基隆港時寫道:

基隆碼頭上⼈⼭⼈海。到處揮舞著機關和私⼈派來迎賓的⽩布旗幟,可是我們這幾位初履 臺灣的旅客卻找不到中國⽯油公司派來迎接我們的旗號,使我們⼗分失望。我們同來六⼈

)都不諳臺灣話或廈⾨話,也不懂⽇本語,在這⼈⽣地疏的基隆碼頭上便⼀籌莫 展。我們只好等旅客漸漸散盡之後,才指⼿劃腳地找⼈雇⾞,連⼈帶⼤⼩三⼗件⾏李搬運 上⾞,直到臺北。(馮宗道,2000,⾴166)

這批中國青年在帶著這樣的經歷,在南台灣⾼雄回應⽂獎會對創作的⿎勵。相較於⽂教中⼼

臺北,南臺灣的定位為軍事中⼼,空軍、陸軍、海軍三個官校都在此,⾼雄煉油廠的員⼯又 都是理⼯出身,要這些身處南臺灣的中國青年各個都拿筆桿創作實屬不易,故眾⼈決定延續 清末民初的譯報傳統,⾃外國報刊取材編譯,作為中⽂閱讀素材供民眾學習國語,《拾穗》

主編於1952年1⽉第21期〈代新年頌辭〉寫道:

繙譯當然⽐不上創作,但是在⽬前中國的⼀⽚蕭條氣象中,介紹⼯作也似乎是亟不容緩的 了。創作原是學習和經驗的結晶,在⼀切根基都顯得貧癠的中國,想從學習和經驗中獲得 創作⼜是談何容易。中國的⽂字本來就是最難學的⼀種( )為什麼我們不多做⼀點繙 譯介紹的⼯作,讓國⼈能⽤⾃⼰的語⽂來學習,⽤⾃⼰的語⾔來表達呢?如果有⼀天我們 能讀到任何⼀本我們希望學習的的各國名著的中⽂譯本時(不論是科學或是⽂藝),我們 相信這才是真正創作的開始,這才是真正中國⽂化復興的開始!我們以這樣⼀本渺⼩的《拾 穗》,來將這⼀⼤套輝煌的理論,似乎是太過份了,但我們却能剖肝瀝膽地向讀者表明:

雖然我們只有很⼩的⼒量,可是我們卻願在這件偉⼤的⽂化⼯作中做⼀名衝鋒陷陣的⼩卒。

(⾴181、182)

⽽這批「⼩卒」要「衝鋒陷陣」,需要域外新知作為彈源,主編馮宗道將找尋原⽂的⼯作託 給邱慈堯負責,邱氏經同仁趙煜華介紹,認識當時⾼雄市唯⼀⼀家英⽂書攤⽼闆:

這家書報攤,只能稱攤,不算是店,在⼤新百貨公司⾨⼝沿街的⾓落邊,懸掛在牆上或攤 在⾨⼝,其中有許多雜誌⼗分著名,像New Yorker紐約客,⼤西洋⽉刊Atlantic,科學雜誌 Science等等,特別是難以覓⾒,⾄於最普遍的Time時代,Newsweek雜誌,Look觀望雜誌,

Saturday Evening Post週末晚報,及許多講究美容、化妝的軟性刊物,家庭佈置 ⼤約有 卅餘種之多(邱慈堯,2006,⾴86)

這位⽼闆是趙煜華的同學,「長得也⾼⼤,北⽅⼜⾳,但舉⽌⼗分⽂雅」(邱慈堯,2006,

這位⽼闆是趙煜華的同學,「長得也⾼⼤,北⽅⼜⾳,但舉⽌⼗分⽂雅」(邱慈堯,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