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譯者

初期和中期的《拾穗》譯者以外省籍居多，職業以軍公教為主，他們配合國民黨政府 語⾔政策，執筆翻譯以提供南臺灣中⽂閱讀素材，此外，為做到「雜誌刊物之發⾏務使其迎 合當地⼈之所好，於不知不覺之中以收潛移默化之實效」，便透過翻譯域外⽂學來吸引中學

⽣，尤其是本省籍讀者。從上述讀者調查結果以青年讀者居多，以及晚期本省籍譯者崛起、

職業以專職譯者和學⽣為主，可⾒《拾穗》在「雜誌建國案」的執⾏上相當成功。除了學⽣

之外，政治犯也是《拾穗》的讀者群之⼀，根據戴獨⾏（1998）回憶：

關在軍法處的另⼀個好處是，雖然不能看報，但可以看雜誌，我便寫信請史壘送⼀些雜誌 來。⼀般准許送的雜誌有《⾃由談》、《拾穗》、《暢流》、《讀者⽂摘》、《⽂星》、

《晨光》、《⽂壇》、《創作》等不屬新聞性的刊物，經指導員核准蓋過檢查章後，由外 役送來簽收。那時剛剛創刊的《⽂星》由何凡（夏承楹）主編，後來由李敖接編才成為禁 書。（⾴96）

戴獨⾏等政治犯在軍法處受審後，被判處徒刑者⼤多送往綠島新⽣訓導處，期間《拾穗》仍 是主要閱讀素材，1969年移囚至臺灣泰源感訓監獄後，監獄長⿎勵⼤家寫稿投稿，隔年泰源 事件爆發，1971年遷回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入獄，政治犯不再以軍事化開放管理，這3年間

《拾穗》⽂學譯者群出現了⼤量政治犯譯者，其翻譯動機以賺稿費為多，施明雄（1998）在 回想泰源監獄時期時寫道：

也就是在那⼀段時期，監獄⾧下令，特准⼤家寫稿投稿，⼀時⽂⾵特盛，有的寫⼩說、散

⽂、翻譯科學新知、外國的⾵光介紹，只要不涉及政治⼆字，都准許寄出，那時⼤部分都 投《中央⽇報》、《新⽣報》、《青年戰⼠報》，雜誌則是《拾穗》、《⽂壇》、《皇冠》

等，⽐較⾼稿費的，⼤概是《中央⽇報》的副刊和《拾穗》⽉刊，⼀千字能賺到臺幣⼀百 元，有⼀次，我和戴監獄官還作了⼀個⼩統計，⼀個⽉幾乎收到⼆⼗萬臺幣的稿費，我記 得有幾個⼈還時常將稿費寄回家給母親和太太津貼家⽤。（⾴166）


⽬前已知身份的《拾穗》晚期譯者共42位，其中12位是泰源監獄的政治犯，佔29%，居各職 業之⾸，是本期譯者⽣態的特徵之⼀。特徵之⼆是整體⽽⾔公職、軍職譯者比例減少，專職 譯者、學⽣譯者比例增加，專職譯者和學⽣譯者中又以本省籍譯者居多，此現象⼀來對應到 軍中⽂藝沒落，⼆來反映了被統治者對於政府語⾔政策的正⾯回應。特徵之三則是本省籍譯 者比例⼤⼤超過外省籍譯者，前者共27位（65%）、後者共15位（35%）。外省籍譯者的職 業以政治犯居⾸（6位），退役軍職居次（5位），專職譯者又次（2位），公職、教職譯者 居末（1位），比例如下：

根據廖中山（1999）的說法：「『政治犯』是中國歷史上永續經營的事業。犯罪的種 類，不外乎同室相殘、黨同伐異、抗暴⾰命和無辜牽連，其中以後者最多。過去40多年⽩⾊

恐怖製造的政治犯，約可分為：『中國的』、『臺灣的』兩⼤類，即俗稱的『紅帽⼦（匪 諜）和『⽩帽⼦』（臺獨）」（⾴12），《拾穗》政治犯譯者中最多產的林振霆就是「紅帽

⼦」。林振霆畢業於上海中國新聞專科學校，因中國時局不靖、內戰⽅殷，加以上海當地新 聞機構⼈滿為患，謀職不易，剛脫離⽇本統治臺灣則遂成為許多中國畢業⽣眼裡令⼈嚮往的 新天地，恰巧林氏友⼈在臺灣的國語推⾏委員會⼯作，據說當時正在籌備將北京發⾏的國語

【圖九】《拾穗》晚期外省籍譯者職業別：

7%

7%

13%

33%

40%

⼩報遷往臺灣，屆時必將⽤⼈，林氏遂於1948年協同朱傳譽搭中興輪來臺，寄居在和平西路 植物園附近國語推⾏委員會的宿舍，然因⼯作機會渺茫，常向兩位新專學長借貸，⼀位是在 省⽔利局當公務員的蔣凡平，⼀位是在中央通訊社當編輯的嚴仲熊 ，林氏多向蔣凡平借⁵⁷ 錢，向嚴仲熊借⽶舉炊，因⽽種下⽇後入獄的罪⾏：

林振霆三⼗七年七⽉應潛臺匪幹蔣匪凡平之邀，於同年⼗⽉來臺，孫匪毅曾主在臺為渠找 尋公開⼯作，相繼發展劇運，俾便為匪宣傳，嗣即接受潛臺匪幹蔣凡平之領導。 迨⾄

三⼗⼋年⼋⽉，蔣匪凡平將潛返⼤陸之前，囑林匪振霆繼續控制新專在臺同學，滲透各報 社，爭取地盤，準備解放後接收。」（轉引⾃戴獨⾏，1998，⾴29）

林振霆1958年5⽉被關進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的軍法處看守所安坑分所，1961年9⽉送往綠島，

期間「不但⾃修，還教⼈，在島上教難友們英⽂，⾨下桃李不少。他還在報上投稿，賺些稿 費零⽤」（戴獨⾏，1998，⾴172）。移監臺東泰源監獄後林振霆開始替《拾穗》翻譯，其 中包括1968年8⽉翻譯美國作家波莉柯芙（Barbara Polikoff）的〈善體母⼼〉，內容講述女 兒慫恿母親梅開⼆度，譯筆流暢：

裘蒂點了點頭，這時來了⼀陣⾵把她的頭髮吹散在臉上，她⽤⼿拂開了。她的⽗親已經死 了⼀年？這可能媽？她記得⼗四歲⽣⽇那⼀天，他親⼿在她寢室的窗外種植了不少玫瑰，

第⼆天早晨，他⼜帶著她去玩⾼爾夫球，玩了⼀⼩時，然後他說需要休息⼀下，他就坐在

⼀棵⼭楂⼦樹下的⾧凳上，突然，他的⼼臟病發了。（⾴125）

林振霆⾃1968年至1971年共替《拾穗》翻譯9篇美國短篇⼩說，1972年關回綠島後便再無譯 作，1984年獲釋。其餘政治犯譯者如下：

【表⼗】政治犯譯者（按姓名筆劃順序排列）

本名及⽣卒年 出⽣地 筆名 活躍期間 譯作舉隅 總數

林振霆（1922-） 廣東南海 振霆 1968-1971 善體母⼼（All in Good Time） 9

施珍（1924-） 江蘇崇明 無 1971 後母淚 1

嚴復之孫，⼤姐為辜振甫之妻嚴倬雲。

57

繼林政霆之後，鄭世瀛是第⼆位在《拾穗》發表譯作的外省籍政治犯，長春法政⼤學畢業，

1948年攜眷來台，任埔⾥中學教員，為郭廷亮妻舅，因郭廷亮匪諜案入獄，1968年12⽉從

《⼩說現代》迻譯仁⽊悅⼦的推理⼩說〈闇之光〉，譯風明快：

清涼的細⾬，從昨天直下到今天傍晚。當我離校時，卻突然停歇，氣溫直線上升，使⼈感 到窒息般的燠熱。「春天的天氣嬰兒⾯」，瞬息萬變，冷熱無常，並⾮理想的季節，我從 不喜歡凜冽的冬天，和灼熱的酷暑。（⾴122-123）

林政霆譯作刊出後隔年，鄔來則在監獄長准許下於《拾穗》刊出譯⽂。鄔來為華僑，1952年 就讀臺山中學，1962年來臺任臺北市政府僱員，隔年入獄。1969年1⽉，《拾穗》登出其譯

⾃英國作家伯格斯（Alan Burgess）的〈⾎染布拉格〉（“Bloodbath in Prague”），內容記敘 捷克反納粹的英勇史蹟，譯筆哀艷：

⼀九四⼆年五⽉的⼀個陽光普照的早晨，兩個青年出發了，但這⼀天似乎不像真正進⾏暗 殺的⽇⼦。沿著扶它⽡銀⾏街邊的栗樹，正盛開著⼩⽩花，紛紛灑落河⾯，這條河就好像 布拉格古城的⾎管，流通各處。（⾴188）

半年後，1969年6⽉，張⾦霖譯⾃美國作家克羅達斯（Glynn Croudace）短篇⼩說〈荒漠共 存〉（“The Dog from Hell”）也刊載於《拾穗》上。張⾦霖的譯作總數僅次於林振霆，原為 陸軍⼆七五九部隊上⼠⼀級機械⼠官，1965年12⽉22⽇因在營區以藍⾊原⼦筆書寫「╳╳╳

⽼⽽不死是為賊」及「蔣家天下獨裁專政能擅改憲法」等反動⽂字，當局認為有利叛徒之宣 傳，判處有期徒刑8年，其譯作中描寫荒漠情景的⽂字，或頗類其獄中⽣活：「在這段不能

張⾦霖（1939-） 江蘇江都 ⾦霖 1969-1971 荒漠共存（The Dog from Hell）

4

鄔來（1936-） 廣東台⼭ 無 1969 ⾎染布拉格（Bloodbath in Prague）

1

鄭世瀛（1918-） 遼東本溪 世瀛 1968-1969 闇之光 2 譚浩（？） 江蘇吳縣 無 1969 杉⽊九根渡重洋（Kon-Tiki ） 1

入睡的時間裡，他站起來伸了⼀下懶腰，活動四肢，然後做深呼吸，再匆忙的巡視了⼀次四 周的環境。」（⾴137）

除了張⾦霖之外，譚浩的譯作與其⼈⽣經歷亦若有重合。譚浩原為海軍，因海軍聯榮 艦賈毓良等投共案判刑20年，其1969年10⽉譯⾃挪威作家海耶德（Thor Heyerdahl）的短篇

⼩說〈杉⽊九根渡重洋〉（“Kon-Tiki” ），主角在海軍的協助往西⾏航⾏的情節，不禁引⼈

揣想：

好！向西去啊！我們⼀邊⼝裡在歡呼，⼀邊建造我們簡陋的⽊筏定命「康迪吉」號，同時 也就很快地⾵滿帆蓬開始⾏動了。我們⼀夥六⼈，也就這樣踏上了艱險的征途。

那是⼀九四七年四⽉⼆⼗九⽇的清晨，我們和拖我們出港的秘魯海軍拖船上的友⼈揮⼿告 別，拖艇漸去漸遠，我們凝望着那⿊⾊的煙柱在地平線上消逝，⼤家不禁搖⼀搖頭，⼜彼 此望⼀望神⾊。（⾴113）

最後⼀位在《拾穗》上刊出譯作的政治犯譯者是施珍，原為上海招商局報務員，來臺後因普 拉沙號劫船案引發的姚妙⾈事件入獄，1971年4⽉《拾穗》刊載其譯作〈後母淚〉，書寫後 母與前妻之⼦消弭隔閡、終於幸福快樂，譯筆細膩，描寫歷歷：

我慢慢地睜開了兩眼，但⾒閃耀的陽光，照滿了臥室。——我⼀定是睡得很遲了。是陽光 照進了西向的窗⼾嗎？⼜是下午；下午躺在床上，我有什麼可做呢？我有很多⼯作——寶 妮⾺上要放學回家；天曉得，安娜變成了什麼樣⼦——奇怪，諾利這時怎麼還不嚷叫要吃 奶——」（⾴149）

上述政治犯譯者中，張⾦霖和譚浩皆似藉譯筆曲寫⼈⽣，兩位原先皆為軍職，倘若未入獄，

至本期應歸為下表的退役軍職譯者：

【表⼗⼀】退役軍職譯者（按姓名筆劃順序排列）

本名及⽣卒年 出⽣地 筆名 活躍期間 譯作舉隅 總數

洪傳⽥（1925-） 貴州安順 洪荒 1972 雛鳳離巢 1

秘鯤鵬（？） 河北京津 無 1972-1977 緣牽⼀線（When Strangers Meet）

7

當初隨國民黨政府撤退來臺的三軍，至此期多已退役，五位退役軍職譯者中，共四位似以翻 譯借題發揮、虛筆實寫。第⼀位是羅敏求，1969年從《真實》雜誌（True）翻譯了〈以⾊列 的間諜英雄〉，⽂中對以⾊列和敘利亞的描寫，隱隱暗關海峽兩岸的關係，字裡⾏間似夾雜 著譯者對收復⼤陸的願望，⽂中描寫以⾊列和敘利亞邊境的虎雷⾕，與臺灣的⾦⾺前線極為 類似：

在以⾊列邊境有⼀個虎雷⾕，那兒⼀年四季都是呈現著⼀⽚綠⾊，點綴著農地與鄉村，同 時也留有很多⼦彈的痕跡。敘利亞的軍隊在將近⼆⼗年之中，⼀直就將虎雷⾕作為⼀個練 習的靶場，⽽從不關⼼以⾊列的農⼈會不會被殺害。（⾴174）

至於敘列亞則在其邊境的葛倫⾼地建了堡壘，「蘇俄供給了莫斯科兵⼯廠出品的最好武器，

紅軍⼯兵⼈員斷⾔那是不可攻陷的堡壘」（⾴174），但因為⼀名以⾊列間諜，葛倫堡終於 被攻陷，「以⾊列的軍事發⾔⼈解釋這次勝利的贏得，是由於⾼昂的⼠氣，英勇的精神，為 此⼀任務⽽特別訓練了⼀個旅，以及整整⼗年的準備……」（⾴174）。

羅敏求的譯⽂反映的若是反攻的雄⼼，秘鯤鵬的譯⽂夾雜的則是對晚景淒涼的憂⼼，

其1972年翻譯美國作家艾奎羅（Thomaline Aguallo）〈緣牽⼀線〉（“When Strangers Meet”），描寫⼀位青年男⼦山姆在舞會上與女孩莎麗⼀⾒鍾情的故事，譯筆相當歸化，其

其1972年翻譯美國作家艾奎羅（Thomaline Aguallo）〈緣牽⼀線〉（“When Strangers Meet”），描寫⼀位青年男⼦山姆在舞會上與女孩莎麗⼀⾒鍾情的故事，譯筆相當歸化，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