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研究中國現代史或是臺灣現代史，翻譯⽂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都是很有意義的 課題。1898年梁啟超發表〈譯印政治⼩說序〉，⿎吹譯介外國政治⼩說來開啟民智，⾸度提 倡翻譯⼩說，譯介域外⽂學成為清末民初救亡啟蒙的⼯具，包括魯迅譯科學⼩說《地底旅
⾏》，盼能啟蒙民眾對科學的理解，周桂笙譯偵探⼩說《毒蛇圈》，冀望引進西⽅的⼈權與 法制，蘇曼殊增譯《慘世界》，以抨擊晚清社會的腐敗和⿊暗。由於翻譯⽂學被知識份⼦賦 予強⼤使命，⽤以作為改良政治社會的重要媒介，因此，知識份⼦之間倘若政治傾向不同，
對於要譯什麼、該怎麼譯，⾃然會互相牴觸，1930年代魯迅和梁實秋的信順之爭便是個例
現今多譯為《⼩偵探愛彌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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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兩岸分治後，中國和臺灣都經歷過政治掛帥的年代，⽂學成為政權的統治⼯具，
包括翻譯⽂學在內，從誰來譯、譯什麼、⽤什麼語⾔譯、譯了能否載入史冊，都受到政治影 響。
《拾穗》作為國民黨政權針對⾃由中國讀者發⾏的刊物，其參與⼈⼠、翻譯內容、譯 介⼿法皆與國民黨政權在戒嚴時期的語⾔政策、外交政策、⽂藝政策息息相關。國民黨政權 於1948年底開始撤退到剛脫離接受⽇本統治半世紀的臺灣，⾯對島上分歧的溝通和思想體 系，1949年5⽉發佈戒嚴令，以⾼壓語⾔政策和⽂藝政策建構有別於⽇本和共產中國的溝通 和思想體系，以凝聚島上⼈民的國族意識，並於韓戰爆發後接受美國援助，雙⽅以「反共」
為前提展開合作，形塑出臺灣「⾃由中國」的形象，以對抗「共產中國」的對岸⼤陸。1950 年創刊的《拾穗》為建構過程的⼀環，前19年以隨國民黨政府來臺的軍公教⼈員為翻譯主⼒
推⾏國語，並透過優渥的稿酬來⿎勵臺籍⼈⼠投稿練習中⽂，後19年臺籍譯者的崛起或可視 為被統治者對於政府語⾔政策的正⾯回應。在翻譯選材⽅⾯，由於國民黨政府親美的外交政 策，《拾穗》翻譯的⽂學作品39年來以美國⽂學獨⼤，並且透過美國出版品轉譯世界⽂學，
後期隨著臺籍譯者崛起，以及對出聯合國後對世界⽂學的譯介銳減，沉潛的⽇本⽂學遂逐漸 佔有⼀席之地。此外，為配合親美抗俄的⽂藝政策，《拾穗》的派⽣⽂本可⾒反⾚傾向，⽂
本的翻譯多⽤減譯和歸化，⼀則透過剪裁凸顯原⽂反共親美之處，⼆則以流暢的譯⽂便於讀 者理解暗藏在域外⽂學中的官⽅⽂藝思想。由此觀之，戒嚴時期的政治環境左右了翻譯⽂學 的參與⼈⼠、原⽂來源和翻譯策略，《拾穗》的翻譯⽂學雖不似⽂學創作那般明⽬張膽，卻 在不知不覺中對被統治者潛移默化，收其執⾏「雜誌建國案」之實效。
第三節 研究限制
狡兔死，良狗烹︔⾼⿃盡，良弓藏。《拾穗》的翻譯⽂學譯介篇數，從1960 年代開 始便因推廣語⾔政策的需求下降⽽遞減，1970年代退出聯合國後，《拾穗》對於世界⽂學的 翻譯也不如以往熱中，1980年代末因著作權法問題以及國內外政治結構改變，《拾穗》在解 嚴不久後即畫下句點。此後這1,218篇翻譯⽂學作品再也無⼈過問，上百位參與《拾穗》翻 譯的⼈⼠也湮沒在歷史洪流裡。
本研究雖盡⼒追查這翻譯這1,218篇⽂學作品的譯者身份，但仍有687篇譯者不詳，佔 56.4%，其中14筆譯者佚名，無從查起。有些雖可從翻譯國別推測為臺籍譯者，例如耕帆（9 筆）、餘蔭（5筆）、⽂樸（4筆），但因查無⽣平資料，故不為⽂敘述。另有如沙⾦者，可 從賈植芳（2010）《中國現代⽂學總書⽬．翻譯卷》得知其翻譯的雪萊和拜倫詩選《幽會與
⿈昏》於1948年6⽉由中興出版社付梓，故疑為外省籍譯者，然因其在《拾穗》發表的3筆譯 作皆為德⽂⼩說，國別不同、⽂類迥異，或許另有其⼈，亦不撰述。又有筆名如嫻、臻、廉、
宜、漢、蕙、鷗、俊、豹、礎、真、玄、晦、任、琛、汶、汞、儀、嘉、衍、強、⽴、偉、
軍、牧、明、鍾、韓、藝、藍、侃、倫、曼、英、諾、善、芸、晨、雄、迷迷、咪咪、安琪、
邁克、初⼀、友姬、沁綠、松青、峴樵、苕漁、敢公、⼦淵、靈鷲、婉龍、北冥、思⽂、慕 武、愛活、雙⼦、天平、⾦⽜、軒轅軔、⽶青客、愛彌兒……等，皆無從查找起，遂成遺珠 之憾。此外譯本來源全不詳者仍有170篇，佔13.95%。
比起單⾏本，追蹤特定刊物的研究更能反映時代變遷。當前臺灣翻譯學界因為對於戒 嚴時期翻譯雜誌的資料零碎不全，雜誌研究反成為臺灣譯史書寫的死角。翻譯史研究如果基 礎資料未全⾯建⽴，無論長期趨勢分析或深入個案研究，都會因為缺乏確切的史料，⽽只能 臆測或憑印象理解理解譯者結構變動、翻譯國別比例、翻譯策略遞嬗等翻譯史課題。對於翻 譯學界⽽⾔，沒有翻譯雜誌基礎資料，不僅無法做更深入的研究，⽽且等於讓歷史留下⼀段 空⽩。因此，本研究的動機不僅是為歷史補⽩，同時也希望校訂、增補現有的書⽬資料，使 往後研究者能利⽤這些比較可靠的總體資料，從事更為深入的翻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