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先從當前研究成果指出戒嚴時期臺灣譯壇的兩⼤特⾊，⼀是⼤量翻印舊譯，⼆是 由中國譯者主導，包括戰後來臺的流亡譯者和未來臺的幽靈譯者。以上研究成果⼤抵是以有 單⾏本⾏世者作為研究對象⽽得出的結論，然⽽臺灣戒嚴時期的⽂學翻譯活動不僅限於單⾏
本，期間亦有不少期刊雜誌迻譯域外⽂學，其中又以《現代⽂學》和《皇冠》最為⼈所知，
⽩先勇和平鑫濤在回憶創辦經過時皆提及《拾穗》，這份臺灣戰後第⼀份純翻譯雜誌的發⾏
時間長於《現⽂》，銷量遠勝《現⽂》，影響⼒廣，譯介西⽅作家也不比《現⽂》少，但譯 介成果卻鮮⾒學者論述，亦未聞譯者留名。究其原因應有⼆：⼀是當前譯者研究不盛，⼆是 當前編纂的翻譯⽂學書⽬不收雜誌譯作，在這兩⼤史料闕如的情況下，後續研究⾃然難以展 開。
由於史料缺乏，⽬前零星的《拾穗》研究成果有兩⼤問題：⼀是論述不夠全⾯，或只 描述創刊前⼗年的概況，或只聚焦在篇幅不多的西洋⾳樂譯介成績。其⼆是對《拾穗》的定 位有誤，或是定義為⽂藝雜誌，或是稱其為黨外刊物。之所以存在這些問題，泰半是源⾃於
引⽤⾃未出版檔案：「⾼雄煉油廠勵進分會學術組創辦期刊綱要」（無⽇期），〈吳稚暉檔案〉，中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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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檔號：稚11246。
史料基礎不穩固，⽽解決之道便是建⽴可靠的考古基礎。因此，本研究參考歷來中國譯史編 纂翻譯書⽬和譯者傳的做法，將462期《拾穗》的資料彙編四⼤附錄，附錄⼀「《拾穗》⼤
事紀及時代背景」為年表，共分為四項欄⽬：「《拾穗》相關紀事」、「臺灣⽂壇相關紀 事」、「臺灣社會相關紀事」、「國際社會相關紀事」，藉以觀察《拾穗》的發展及其與臺 灣⽂壇、政壇、世局的互動。附錄⼆「《拾穗》⽉刊總⽬錄」彙編462期《拾穗》刊載內 容，並以此為基礎計算每期翻譯⽂學所佔的比例平均為25.93%，據以提出《拾穗》應該定位 為綜合性翻譯雜誌，其中四分之⼀為⽂學篇幅。附錄三「《拾穗》⽂學譯者⼀覽表」則是透 過訪談和耙梳史料確認95位參與《拾穗》⽂學翻譯⼈⼠的身份。附錄四「《拾穗》翻譯⽂學 書⽬」則聚焦於《拾穗》翻譯⽂學成果，利⽤既有線索配合「回譯」⽅式確認1,218篇翻譯
⽂學的來源，結果共查出1,048篇譯⽂出處，執⾏率為86%。本研究的論述便是以上述史料為 基礎⽽展開。
本研究旨在探討翻譯⽂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因此必先釐清《拾穗》與國民黨政府的 關係。《拾穗》在戒嚴時期的黨國體制下由國營企業中國⽯油公司⾼雄煉油廠廠長創辦，創 辦費由國民黨⽣產事業黨部贊助，編輯和譯者是隨國民黨政府來臺的青年，他們因兩岸分治 無油可煉，遂⽀領煉油的薪⽔作為翻譯的稿酬，以反共親美為原則擇譯域外⽂學，這樣⼀來 可避免其在政局動盪時期因無事可做⽽胡思亂想，⼆來可執⾏「雜誌建國案」，積極發展國 民黨宣傳事業，建⽴正確輿論、灌輸正確思想。⾼雄煉油廠址遠離政治中⼼⾸都臺北，與國 民黨政府的關係又較為隱⽽不顯，正可「於不知不覺之中以收潛移默化之實效」，是以《拾 穗》因屬於隱性黨內刊物。
⾃第⼆章至第五章，本⽂將針對《拾穗》的⽂學翻譯，依序釐清⽪姆（Anthony Pym）提出的翻譯史研究六⼤問題——意即《拾穗》這份刊物是誰、在什麼時候、以什麼⽅
式、為誰、翻譯了什麼作品、發⽣了什麼影響 。歷史是⼈的故事，以此為前提，翻譯史則33 應該是譯者的故事。因此，第⼆章先描述462期《拾穗》⽂學譯者的結構變化，共分成三個 時期歷時鋪敘：初期（1950-1952）、中期（1952-1967）、晚期（1968-1989），內容敘寫本 研究已確知身份的⽂學譯者⾃何時起、在何地、為何、為誰⽽執筆替《拾穗》翻譯，並描述 這95位譯者如何執⾏國民黨政府的語⾔政策，以及三期譯者結構與語⾔政策之間的關聯。第 三章分析《拾穗》39年來的翻譯成果，以1,048篇確知譯⽂出處者為分析對象，先依國別總
關於翻譯史研究⽅法，參考Pym, 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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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翻譯成果，再依⼗年分期法分成四期，先歷時概述各期翻譯⽂學篇數，在描述四期各國翻 譯⽂學比重，從⽽總結出三個現象：⼀是英美⽂學獨⼤，⼆是透過美國出版品轉譯世界⽂學，
三是⽇本⽂學沈潛，內容則深入描寫這三個現象及其與國民黨政府外交政策之間的關聯。第 四章檢視《拾穗》的翻譯策略，在探討完是誰、在什麼時候、為誰、翻譯了什麼作品之後，
以下將釐清最後兩個問題：怎麼翻︖為什麼這樣翻︖《拾穗》作為執⾏「雜誌建國案」的刊 物，透過副⽂本、歸化、節譯三⼤⽅式來宣揚國民黨的⽂藝政策，內容先定義副⽂本、歸化 和節譯，並且分項舉例，再透過各個案例說明翻譯策略如何達到推⾏三民主義和反共親美⽂
藝政策，由此點出翻譯策略與⽂藝政策之間的關係。第五章總結《拾穗》的翻譯成果及其影 響，並點出本研究的貢獻及限制，第⼀節先描述《拾穗》繼承民初譯壇的譯報實踐及歸化譯 法及其對譯介域外⽂學和培植譯者的貢獻，第⼆節總結《拾穗》執⾏「雜誌建國案」的成果，
並說明其參與⼈⼠、翻譯內容、譯介⼿法皆與國民黨政權在戒嚴時期的語⾔政策、外交政策、
⽂藝政策息息相關，第三節指出本研究的限制及其如何對翻譯⽂學書⽬編纂和⽂學譯者研究 的貢獻，以及其對當前《拾穗》研究的修正和補充，盼能藉此研究拋磚引⽟，啟發後續對雜 誌譯作的研究，思考政治對翻譯⽂學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