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節 英美⽂學獨⼤

初期《拾穗》內部譯者承襲戰前中國譯壇遺緒，迻譯清末民初已譯介⾃中國的英國詩 家和⼩說家。根據謝天振（1999）研究，⾃1911年至1949年，中國翻譯出版的英國⽂學作品 共計739種，在數量上僅次於俄國⽂學作品（1051種），其中包括詩家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濟慈（John Keats）、拜倫（George Gordon, Lord Byron），以及⼩說家⽑姆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史蒂⽂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曼殊斐爾（Katherine Mansfield），皆於1950年代由《拾穗》譯介到臺灣⽂壇。1960年代起隨著《拾穗》內部外省 籍譯者淡出，英國⽂學的翻譯比重明顯降低，擇譯對象也從典律作家轉為通俗。至於1949年 之前中國譯壇引進最多的俄國⽂學，則因戰後國民黨政府外交政策反共抗俄，故⽽在《拾穗》

翻譯⽂學光譜上處於邊陲位置，並由美國⽂學取代。不同於英國⽂學以迻譯前朝作品為主，

《拾穗》對美國⽂學的譯介以當代作家居多，創造臺灣美國⽂學譯壇與美國⽂壇幾無時差的 印象，這與當時國民黨政府親美的外交政策不無關聯，亦與美國的⽂化外交不脫關係，至於

《拾穗》迻譯前朝已譯介的英國作家，則是⽇不落帝國軍事外交的餘波。

英國作為⼗九世紀霸權，勢⼒遍及全球，亦是第⼀個敲開清廷閉鎖⼤⾨的殖民帝國。

根據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提出「翻譯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翻譯是在兩種不同⽂化碰撞與交融過程中顯現或隱現的權⼒關係。就在第⼀

次鴉⽚戰爭開打期間，英國⼈羅伯特．湯姆（Robert Thom）和中國蒙昧先⽣合譯了《意拾 喻⾔》（Aesop's Fable），1840年印⾏，作為西⼈學習中⽂的教材。⽽在第⼆次鴉⽚戰爭開 打前⼣，美國傳教⼠賓威廉（Willaim Burns）於1853年翻譯了英國作家班揚（John

Bunyang）的《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1873年，《瀛寰瑣記》上連載蠡勺居

⼠翻譯英國作家利頓（Edward Bulwer Lytton）的長篇⼩說《昕⼣閒談》，論者多視為中國 翻譯外國長篇⼩說之始。若說翻譯是在⽂化碰撞下所現形的權⼒關係，則譯壇便是國際勢⼒

消長的縮影，英國在中國勢⼒擴張反映在⽂學翻譯活動上，即是其⽂學不論⼩說、詩歌、戲 劇，都是清末民初譯壇的⼤宗，⼩說家以柯南．道爾（Conan Doyle）和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居⾸，詩歌以拜倫（George Gordon, Lord Byron） 第⼀，戲劇則由莎⼠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獨秀（謝天振，1999）。五四以後俄國⽂學作品漸成翻譯⽂學主 流，亦與中俄關係改善有關，但英國⽂學仍佔有⼀席之地，此餘波飄洋過海，由《拾穗》於 1950年代在臺灣譯壇承襲。

《拾穗》創刊的第⼀個⼗年共翻譯英國⼩說63篇、詩歌52⾸、散⽂2篇、傳記2部、劇 本1部。⼩說家以⽑姆6篇為⾸，莫⾥哀（Daphne Du Maurier）4篇居次，史蒂⽂森3篇又次，

2篇者包括曼殊斐爾、柯南．道爾、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柴爾德（Charles B Child）、卻斯特頓（G. K. Chesterton）、薩基（Saki）、愛思葵斯夫⼈（Lady Cynthia Asquith），另有吳爾芙（Virginia Woolf）、王爾德（Oscar Wilde）、蓋斯凱爾（Elizabeth Cleghorn Gaskell）、沙波（Sapper）、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薩克萊（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柯林斯（Wilkie Collins）、華爾波（Sir Hugh Seymour Walpole）、

⾙內特（Arnold Bennett）、康拉德（Joseph Conrad）、赫胥黎（Aldous Huxley）、勞倫斯

（D. H. Lawrence）、荷蒲（Anthony Hope）等⼈各1篇，⼤抵是前朝已譯介的典律作家。承 襲前朝遺緒的情形也可⾒於詩歌和散⽂翻譯，在詩歌⽅⾯雪萊以36⾸居冠，濟慈9⾸居次，

拜倫6⾸又次，另有華爾頓（Joseph Warton）、華滋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布雷克

（William Blake）、諾伊斯（Alfred Noyes）、丁尼⽣（Alfred Lord Tennyson）、克萊爾

（John Clare）各1⾸︔散⽂則有瑪麗．雪萊（Mary Shelley）撰寫的〈雪萊詩選註釋〉，以 及傑羅姆（Jerome Klapka Jerome）的〈閒⼈閒話〉（“The Idle Thoughts of an Idle

Fellow”）。

在傳記⽅⾯，則有《溫莎公爵回憶錄》（A King's Story: The Memoirs of H.R.H.）和萊 特（Peter Wright）的〈捕諜記〉（Spycatcher）。前者因1936年愛德華遜位⼀事在上海餘波 盪漾，故其回憶錄1950年甫於美國《⽣活雜誌》（Life）連載，便由《拾穗》內部譯者郁仁 長以筆名萇苰迻譯連載，其於〈譯後語〉寫道：「英遜王愛德華禪位這⼀史實，不僅在當時 的英倫，是聳⼈聽聞的⼤事，就在遠隔重洋的東⽅⼤都市上海，也曾喧騰⼀時，青年男女，

聚談時都拾作話題」（⾴52）。後來單⾏本付梓，正⽂前附鍾梅⾳（1952）作〈代序——溫 莎公爵的悲劇〉，⽂中亦有類似的陳述：「我花了幾個夜晚，讀完萇苰先⽣翻譯的《溫莎公 爵回憶錄》。⼗幾年前，愛德華遜位的熱鬧情況又依稀浮現在眼前。那時，整個的中國新聞 界也被瘋魔了」（⾴2），字裡⾏間可⾒其個⼈史延續⾃戰前的中國史。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拾穗》迻譯的媒介。前引《溫莎公爵回憶錄》是譯⾃美國《⽣活雜誌》，⽽英國安全局

（MI5）⾼層萊特（Peter Wright）的⾃傳〈捕諜記〉（Spycatcher）則是轉譯⾃專⾨節錄時 下暢銷作品的美國《拾慧雜誌》（Omnibook Magazine）。由此觀之，《拾穗》⾃1950年代 起便仰賴美國傳媒來吸收世界⽂壇動向，譬如本期迻譯的英國劇本——諾特（Frederick Knott）的《電話情殺案》（Dial “M” for Murder），1952年在倫敦搬演便紅極⼀時，但⼀直 要到1954年登上好萊塢⼤螢幕，《拾穗》才譯介至臺灣⽂壇。

翻譯英國⽂學的餘波並未在《拾穗》蕩漾太久，1960年代僅譯介⼩說39篇，比重從 1950年代的29%衰退至13%，1970年代下降至⼩說14篇、詩歌2篇，1980減少至⼩說3篇，譯 介作家除了前期的⽑姆、莫⾥哀、勞倫斯、康拉德、雪萊、卻斯特頓、柯林斯，亦新增奎勒 庫奇（Sir Arthur Thomas Quiller-Couch）、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雷卡勒（John le Carre）、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布朗寧（Robert Browning）、卡洛爾（Lewis

Carroll）、艾波特（Edwin Abbott），但整體⽽⾔和英國⽂壇漸⾏漸遠的趨勢相當明顯。英 國的國⼒在⼆戰後式微，1950年1⽉承認中華⼈民共和國，其與國民黨政權在外交上幾無瓜 葛，僅於冷戰格局下同處在美國為⾸的民主陣營，雙⽅透過美國來聯繫，這層間接關係在翻 譯活動上的隱喻，便是《拾穗》對英國⽂學的翻譯常以美國刊物為中介，《紐約客》（The

New Yorker

Housekeeping

Evening Post

相較於英國⽂學翻譯比重呈現下降趨勢，《拾穗》對美國⽂學的翻譯則呈現上升趨勢，

⽽對比於承襲前朝遺緒、透過美國傳媒轉譯的英國⽂學，《拾穗》對美國⽂學的譯介與美國

⽂壇幾無時差，英美⽂學此消彼長的趨勢如單德興（2009）所分析：

綜觀英美⽂學在臺灣的發展可以發現，開始時相對於較有基礎的英國⽂學，美國⽂學並 未太受注意，甚⾄沒有專⾨的學者。直到臺灣被納⼊美國冷戰時代圍堵政策

（Comtainment Policy）的⼀環，在美國的⼤⼒介⼊下，積極致⼒於⽂學與學術交流，翻 譯作品，出版雜誌，培養相關學者，美國⽂學與⽂化才逐漸獲得重視。（⾴118）

引⽂中冷戰（Cold War）⼀詞，係因美國評論家李普曼（W. Lipman）以此為書名⽽普及，

指的是從1947年至1991年之間，以美國和北約為⾸的西⽅集團，與以蘇聯和華沙為⾸東⽅集

團兩者之間的長期政治和軍事衝突。在此結構下，佔據東亞戰略重要位置的臺灣順理成章納 入美國冷戰中的重點資助地區。⽽由國共內戰延伸的兩岸分治，正是國際冷戰情勢下的代表 與結果（⽂馨瑩，1990，⾴9）。

⼆次⼤戰結束後，冷戰隨即展開。1945年底，美國總統杜魯⾨（H. S. Truman）⼤幅 撤換羅斯福任內主張與蘇聯合作的⾼級官員，經過⼀番整編，美國⾼層呈現⾼度反共的氣氛。

1946年3⽉5⽇，邱吉爾至美國密蘇⾥州富爾頓發表「鐵幕演說」，象徵「冷戰」時代來臨。

1947年3⽉12⽇，杜魯⾨為代替財政困難的英國防共，向國會兩院聯席會議要求援助希臘和

⼟⽿其四億美元，係美國以經濟和軍事援助防堵共產主義的開端。1948年7⽉，美國與國民 黨政府簽訂「中美經濟援助協定」，協定內容為四億美援，⽬的在穩住國民黨政權，美⽅保 有隨時停⽌援助之權。1949年，杜魯⾨發表「中美關係⽩⽪書」，停⽌對國民黨政府的經援 和軍援。遷臺後，美⽅雖與國民黨政府換⽂延長雙邊協定，但初期經援實際上處於凍結狀態。

1950年6⽉韓戰爆發，美國為防堵共產主義擴張，恢復對華經援，從此至1965年6⽉，美援為 期共15年，撥款⾦額累計達25億美元，平均每年撥款1億6千7百多美元，若以⼈⼜平均計 算，此⾦額超過同期美國對任何國家的援助（唐耐⼼，1995，⾴111、⾴137），盡⼒將臺灣 打造成西太平洋軍事防線上的重要堡壘，並⼤量輸入西⽅⽂化，形塑出臺灣為「⾃由中國」

的形象，以對抗「共產中國」的⼤陸，雙⽅以「反共」為前提展開合作。

由於遷臺初期的外交情勢對國民黨政府不利，蘇聯於中華⼈民共和國建國第⼆天便與 之建⽴外交關係，保加利亞、羅⾺尼亞、匈牙利、北韓、捷克、波蘭、外蒙古、東德亦先後 承認中共，1950年上半又有緬甸、印度、錫蘭、阿富汗、巴基斯坦、英國、荷蘭宣布承認中 共政權，因此，韓戰爆發對於國民黨政府⽽⾔無疑是絕處逢⽣的⼤好機會，趁此利⽤國際情 勢與美國建⽴聯盟關係（⾼朗，1993，⾴19-27），⾃然⼤⼒⽀持美⽅的⽂化外交政策。

《拾穗》作為隱性黨內刊物，1952年2⽉第22期便開始刊載直接由美新處提供原⽂的譯⽂，

同年11⽉第31期起又增設「西書評介」專欄，由內部譯者孫賡年主筆，專欄雖以「西書」為 名，內容卻以介紹美國⽂學為主，例如當期介紹的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隔⽉第32期 導讀的《海上漁翁》（The Old Man and the Sea），翌年第33期綜覽1952年的美國新書，第34 期介紹《伊甸園之東》（East of Eden）兼論史坦⾙克，第35期導論詩⼈艾略特（T. S. Eliot）

及其全集。《拾穗》透過每⽉⼀篇的專欄介紹，拉近讀者與美國⽂壇之間的距離。

除了導讀之外，《拾穗》39年共翻譯美國⽂學共668篇，包括⼩說632篇，劇本13部、

詩歌6⾸、散⽂10篇、傳記7篇。⼩說⽅⾯雖然以通俗作品為主，⽂類包括⾔情⼩說，例如艾 倫（Francis K. Allan）的〈意深情綿〉（“The Hourglass”），科幻⼩說，例如艾西莫夫

（Isaac Asimov）〈有趣的時光〉（“The Fun They Had”），偵探⼩說，例如弗翠爾（Louis Clyde Stoumen）〈逃獄記〉，⼤半迻譯⾃當期的《紐約客》、《皇冠》、《君⼦雜誌》、

《好家事》、《⼤西洋⽉刊》、《週六晚郵報》、《⽣活雜誌》、《柯⾥爾雜誌》

（Collier’s）、《⼤船》（Argosy）、《佳麗雜誌》（Pageant）、《讀者⽂摘》（Reader's

Digest

Companion

（Redbook）、《艾勒⾥．昆恩推理雜誌》（ Ellery Queen's Mystery Magazine）、《⿆考爾 雜誌》（McCall’s）、《拾慧雜誌》……等，其中亦不乏名家之作，其中以賽珍珠（Pearl S.

Buck）9篇居⾸，薩洛揚（William Saroyan）7篇居次，倫敦（Jack London）、考德威爾

（Erskine Preston Caldwell ）6篇又次，5篇者包括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史坦⾙克

（John Steinbeck）、歐亨利（O. Henry），⾺克．吐溫（Mark Twain）共計4篇，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克萊（Sinclair Lewis）、馮內果（Kurt Vonnegut）、赫克特（Ben Hecht）、艾西莫夫（Isaac Asimov）、尤瑞斯（Leon Uris）、齊佛（John Cheever）各3篇，

賈德諾（Erle Stanley Gardner）、克萊恩（Stephen Crane）、蕭爾（Irwin Shaw）、卡波特

（Truman Capote）、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嘉樂思果（Ellen Glasgow）各2篇，另 有哈特（Francis Bret Harte）、薛⽪羅（Lamed Shapiro）、葦爾蒂（Eudora Welty）、凱瑟

（Willa Cather）、愛倫坡（Edgar Allan Poe）、勞林斯（Marjorie Kinnan Rawlings）、亨

（Willa Cather）、愛倫坡（Edgar Allan Poe）、勞林斯（Marjorie Kinnan Rawlings）、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