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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褚斌傑 《中國古代文體學》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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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結先生敏銳地察覺到取「敷布其義」之概念詮釋「賦」，視其為詩之一種表現 方式，或一種類別，與實際賦體文學性質是有距離；褚斌傑則由賦學理論發展 的歷程著眼，以為「詩之六義」與文體之「賦」原本無所聯繫。
一、「六詩之賦」 、「鋪」與「賦」的聯繫
(《咸寧師專學報》第 22 卷，第 4 期)，頁 48。)
246許結：《中國賦學—歷史與批評》之〈漢賦淵源與文化學批評〉，頁 29-30。
247詳見褚斌傑：《中國古代文體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之〈論賦體的名稱和起源〉一 章。
學者們雖然從不同的觀點各提出疑議，然而由於關於賦體之得名之緣起，
賦學界始終無法提出一個邏輯謹嚴，事證確鑿，周延可信的論述，故劉勰的說 法依然如金科玉律，不容撼動。問題之所以無法突破，在於無法攫拿住問題之 癥結，僅是對於問題癥結所衍生出的種種不合邏輯的推導，感到困惑，猶如組 構拼圖，當錯置了其中的一片，縱使某一個凹凸的角度，某一段曲屈的線條，
似乎可以互相吻合，但其他部分必然難以密契無縫。對於以「鋪」訓「賦」的 困惑：檢視先秦兩漢文獻，先秦至西漢不曾看見這樣的訓解，將「賦」字解釋 為「鋪」或「鋪陳」，始於東漢王逸、鄭玄，並且終東漢之世，漢人都未曾將
「鋪」之義、「六詩之賦」與「賦」體的起源，三者貫串牽附。
東漢王逸注《楚辭‧九章‧悲回風》「竊賦詩之所明」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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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王逸之說：賦是「鋪」之義，詩是「志」之義，「賦詩」是「鋪陳其志」。但 王逸未曾指出賦體之名是得自「鋪陳」之義，而「鋪陳其志」與「鋪采摛文」
也是不同的概念。而鄭玄注《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二曰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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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玄將六詩之賦訓為「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但鄭玄也並未言及「六 詩之賦」與「賦」體之關係。將「鋪」之義、「六詩之賦」與「賦」體之發生相 提並論，始見於晉人之賦論。
晉人左思、皇甫謐分別為〈三都賦〉寫序，闡述對辭賦之觀點，左思〈三 都賦〉序雖起首即言「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是有賦自《詩》之六義而
248宋‧洪興祖 ：《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5)，頁 235。
249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23，頁 356。
出之意，但左思所以認為賦自《詩》出之理由，與「鋪陳」之說並無關聯，左 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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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自「六詩之賦」來追溯「賦」體之淵源，然而什麼是「六詩之賦」？左 思未曾界定其義涵，據其賦序內容觀之，「賦」對《詩》之繼承，賦被視為是
「古詩之流」之理由，並不在於「鋪陳」的表現手法，而是在於「觀風」、
「博物」之意義上，251正因為賦自《詩》出，先王之采詩，「觀風俗」是其目
250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 4，頁 172-174。
251《論語‧陽貨》載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 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至漢代，宣帝以詩比賦，發表了相似的觀點：「辭賦 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見
《漢書‧王褒傳》)；東漢班固說得更直接，認為司馬相如賦「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為辭
的之一，故「賦」應具有與《詩》相類的價值功能，要能夠多識博物，能夠 觀采風俗，因此，品物殊類，言必徵實，若是侈言無驗，則雖麗非經，匪本 匪實，則覽者何以為信。依左思之說法：「賦」體與「六詩之賦」是有淵源，
但與「鋪陳」之寫詩方式，並無絲毫牽涉。
皇甫謐〈三都賦〉序，亦論及《詩》與「賦」關係，但見解並不同於 左思。皇甫謐道：「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 也。」皇甫謐並未明確提出「鋪」、「鋪陳」或「敷陳」這樣的名目，而是 新造「敷弘體理」這個詞，對於賦所以是古詩之流之闡釋也趨向多元，皇 甫謐〈三都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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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謐依子夏序詩：「一曰風，二曰賦」而推知「賦者，古詩之流也」，是 認為「賦」體與「六詩之賦」有所淵源；又說「詩人之作，雜有賦體」，但不知 詩人所作之「賦體」，具體是指哪一類型作品？若就文章起首所引「古人稱不歌 而頌謂之賦」而論，似乎可以是指聲音表現形式上「不歌而頌」另一支派，若 就「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而論，也可以是 指修辭風格上「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的另一屬類！但皇甫謐並 未拿「不歌而頌」或「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攀附子夏序詩所言 之「六詩之賦」，若「不歌而頌」或「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確實 與「六詩之賦」相關，那麼可以這樣思考：《詩經》三百篇可曾因為聲音表現之 形式不同，而有「不頌而歌」或「不歌而頌」之分類？許結、郭維森指出：
「《墨子‧公孟》云：『歌詩三百，誦詩三百』，又內含『誦詩』有『體』的 意思。」253但深入辨析，筆者以為《墨子‧公孟》篇本並無指稱「誦詩三百」
是一種詩「體」之意。墨子嘗謂公孟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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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先生、郭先生特將「歌詩」與「誦詩」對舉，卻略而不談「弦詩三百，舞詩 三百」，以為「『誦詩』有『體』的意思」，應當是一種誤會。墨子此文之
「誦《三百》與孔子之「誦《詩》三百」意義無別，都是「背誦或朗誦《詩》
三百」之意。墨子主張薄葬而尚功利，故質疑公孟子曰：「喪禮中，君子為父
252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 45，頁 2037-2039。
253見許結、郭維森：《中國辭賦發展史》(蘇州：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頁 11。
254清‧孫詒讓 撰：《墨子閒詁》(臺南：臺灣莒光圖書中心，1981) ，卷 12，頁 19。
母、妻、伯父、叔父、兄弟、族人、姑、姊、舅及甥等，凡親疏遠近尊卑之親 屬皆有服，時間長則三年，短則數月，是曠日廢時，而不服喪之閒暇時，又要 朗誦詩三百，彈奏詩三百，歌詠詩三百，舞蹈詩三百。若依照您的說法，則居 上位的君子什麼時候可以聽治﹖一般庶人百姓什麼時候可以從事？」其中
「誦」、「弦」、「歌」、「舞」皆為動詞，「詩三百」整體作為「名詞」，
若依許先生、郭先生解作「『誦詩』三百」，以為內含「誦詩」有「體」的意 思，是將「誦詩」視為「詩之一體」，用作名詞，如此則非但墨子此語前後文 意將扞格難通，又以此類推，與「『誦詩』三百」排比並列，句型一致的
「『弦詩』三百」，「『舞詩』三百」之「弦詩」、「舞詩」亦當有「體」的 意思，然而這並非事實，不能想像，春秋戰國時期又一種僅供肢體舞蹈，卻不 能「誦」、不能「歌」、不能「弦」的「舞詩」體，由此可推，這裡的誦詩三 百，歌詩三百、弦詩三百或舞詩三百，並無「體」的意思，「誦」、「弦」、
「歌」、「舞」都在表現「詩三百」，或以口誦，或以歌詠，或被之絲竹管 絃，或形之肢體舞蹈。許結先生困惑之一：「『不歌而誦』是春秋時期詩之一 種(誦詩和歌詩)，其與文體之「賦」懸隔甚巨，所謂聯繫僅取其「誦」意。」以
「春秋時期詩之一種」的具體作品意義，解讀「不歌而誦」的聲音表現形式，
其立論所持之理據並不充分，是宜再審慎斟酌。
其次，《詩經》三百篇中哪些作品具有「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 加」之修辭風格，皇甫謐並未舉出實證以說明，若以「詩」體之文學語言運用 特質而言，「詩」的語言，相對於散文，是一種極其精練的語言，與「欲人不能 加」之宏侈之辭是相背離的，《詩經》並沒有宏侈鋪張，欲人不能加這樣的作 品。再則，皇甫謐又稱「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 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此中「因文以寄 其心，託理以全其制」是指精神內涵層面上「賦」對《詩》的規仿依循，是所 謂「咸有古詩之意」，若是宋玉之徒，淫文放發，則有失風雅之則，就此而論，
「賦」之所以為「古詩之流」應當是指精神內涵層面上對《詩》的追隨繼承！
皇甫謐此序既未以「鋪」、「鋪陳」或「敷陳」釋「六詩之賦」，關於「賦」何以 是「古詩之流」，也語焉不詳。
摯虞〈文章流別論〉則推衍出「敷陳」一說，並將「賦」、「敷陳」、「古詩 之流」三者連舉環扣，〈文章流別論〉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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摯虞〈文章流別論〉中關於「賦」的見解，其中有幾點特別值得剖析探討：首 先，摯虞打破「風、賦、比、興、雅、頌」原有次序，開始按風、雅、頌、
255見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 56。
賦、比、興的順序講解「六詩」；其次，據摯虞所言：「賦者，敷陳之稱」。古之 作詩者之所以有「賦」，其目的在於「敷陳其志」，而非「假像盡辭」；「敷陳」
一詞，是「敷」與「陳」二字組成的並列動詞組，作及物動詞用，「其志」乃
「敷陳」之賓語，是指古之作詩者之志，即文章中所稱「情之發」、「禮義之 旨」等等；「敷陳」應當訓為「敷展陳述」之意，古之作詩者將情感之觸發，禮 義之宏旨敷展陳述，稱之曰「敷陳其志」，「假像盡辭」是「敷陳其志」運用的 一種方式或手段，「敷展陳述詩人之志」應當可以憑藉不同的方式或手段，不唯 有「假像盡辭」一途。「敷陳」——「敷展陳述」無論詞性或詞義都不同於「假 像盡辭」，故不能以「假像盡辭」替代「敷陳」，譬如「賦者，敷陳之稱，古詩 之流也」不能理解為「賦者，假像盡辭之稱，古詩之流也」。再則，摯虞提出
「古詩之賦」這樣的一種說法，有別於揚雄「詩人之賦」，於是「賦」成了「古 詩」所屬的一個支類，是古詩的一種體裁，這是詮釋上極大的轉折，但摯虞強 調「古詩之賦」是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言省而文有例」，「言省而文有 例」與「假像盡辭」是相背反的兩個概念，古詩之賦是沒有「假像盡辭」這樣 的特色，故「賦」原本既非「假像盡辭之稱」，而「假像盡辭」也非古之作詩者 寫詩之方法，抑或古詩的一種修辭風格。若必言「賦者，古詩之流也」，則賦所 以是「古詩之流也」之理由，也應當是就古詩「敷陳其志」之功能而言，而非
「假像盡辭」之寫作修辭技巧風格，「假像盡辭」應是摯虞在賦體成熟後對賦體 特徵的歸納闡述。「賦」是否可以訓為「敷陳」屬另一個議題，但摯虞並未宣稱
「敷陳」是一種寫詩的方法。
至南朝時期，隨著辭賦體製的成熟，賦論也有進一步發展。劉勰的《文心
至南朝時期，隨著辭賦體製的成熟，賦論也有進一步發展。劉勰的《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