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賦詩」之傳播形式

春秋賦詩活動以《左傳》與《國語》記載最為豐富，《左傳》用筆簡潔，

賦詩活動中對於賦詩之情狀未多著墨，但在《國語‧魯語下》載〈公父文伯之 母欲室文伯〉一節，卻存留了一條十分珍貴的線索：

(8)形容詞。通「敷」。普遍，廣汎。

見陳克烱：《左傳詳解詞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頁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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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父文伯之母欲為文伯謀妻室之事，饗宗老，而賦〈綠衣〉之三章。文章最後 師亥所言：「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 矣。」之語，是針對公父文伯之母「賦詩」行為之評議，「詩所以合意，歌所以 詠詩也。」二句，分別概括賦詩活動中「詩」與「歌」之功能，其將「詩」與

「歌」並列分論，強調詩之呈現，目的在於己意之表達，正因為是自己志意的 宣示，故所稱之詩應當合於己意；「歌所以詠詩」，「歌」之功能在於「詠詩」，

「歌」單純僅是詩藉以呈現之方式。承接「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二句 而下，師亥繼而又言：「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則明確道出：今日公父文伯之 母賦詩是以「為文伯謀妻室」為目的，以「歌以詠之」的方式呈現；全文收束 總結，師亥稱許公父文伯之母行為是「度於法矣」。若依公父文伯之母賦詩事件 之描述觀之，「賦詩」活動的形式，顯然應當是「不誦而歌」，而非「不歌而 誦」，若「賦」字的意義詮釋確實與詩傳播方式的或「歌」、或「誦」相關，也 僅能說「不誦而歌謂之賦」，而非「不歌而誦謂之賦」。能否據此孤例斷言：

「『賦詩』即是『歌詩』」，屬於另一個議題，但「賦詩」呈現形式上不必然是

「朗誦」應當是可以肯定的。〈綠衣〉一詩共有四章，公父文伯之母自取所要的

〈綠衣〉之三章，是「賦詩斷章」，「賦詩」之所以「斷章」，正因為稱詩必須合 於己意。⁸⁵公父文伯之母藉「賦詩」之活動表達自己為文伯謀妻室的態度與訴

84見三國‧ 吳‧韋昭注 ，《國語‧魯語下》，頁 210。

85《毛詩正義‧邶風‧綠衣》共有四章：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求。

在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而賦詩事件外，現存文獻中尚有二則事例，雖 然不屬直接證據，亦極有價值。其一是《左傳‧文公六年》秦穆公以子車氏 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件，《左傳》

所載乃賦詩之行為，而司馬遷《史記》之記述卻是「作歌」。 Į;จĆ̜˴˲Бį)љ˯܉ 732 Б*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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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國人因為哀憫慟惜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而為之賦

〈黃鳥〉，此間「賦」字，楊伯峻以為是「創作之義」。而《史記‧秦本紀》記 為「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然而《國語》韋昭注曰：「〈綠衣〉，《詩‧鄁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 古之賢人，正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里仁書局所出版《國語》(嶄新校注本)案曰：「『我思 古人，實獲我心』，乃《毛詩‧綠衣》四章之辭而非三章。〈綠衣〉之三章『我思古人，俾無訧 兮。』與下文「謀而不犯」之義正合。」 (見三國‧ 吳‧韋昭注：《國語》，頁 210-211。)

86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 19，頁 3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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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稱秦人「作歌」，此「歌」即是〈黃鳥〉之詩，既稱之為「歌」應當不是

「誦」，《左傳》稱：「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對照兩筆史料，「為之賦」

即是「作歌」，「賦」不是「誦」之義。

另一則事例則分別載錄於《國語》與《史記》，二書記述有所異同，可以相 互參照補充。《國語‧晉語四》載錄重耳流亡至秦，秦穆公宴請重耳，席間「子 餘使公子賦〈黍苗〉」一文，在《史記‧晉世家》之記述則是「趙衰歌〈黍苗〉

詩」。以下僅將兩書相關文字依次羅列，以方便對比參照。《國語‧晉語四》書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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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印行，1977)，卷 5，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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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晉世家》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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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寫秦穆公宴享晉公子重耳，《國語》與《史記》詳略有別，敘述有異。其中

《國語》「趙衰使重耳『賦』〈黍苗〉」一句，在《史記》寫作「趙衰『歌』〈黍 苗〉詩」，唯有〈黍苗〉是二書之所共同，至於行為主體，一為重耳，一為趙 衰，並不相同；而行為動作，一為「賦」，一為「歌」，亦不相同。《史記》在

「趙衰『歌』〈黍苗〉詩」之後，接續又寫秦穆公之回應曰：「知子欲急反國 矣。」《詩經‧小雅‧黍苗》之第二章、第三章反覆言「我行既集，蓋云歸 哉」、「我行既集，蓋云歸處」，⁹⁰秦穆公基於重耳流亡十九年之背景，⁹¹由詩以

88見三國‧ 吳‧韋昭注：《國語‧晉語四》，頁 360。

89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 39，頁 631。

90《詩經‧小雅‧黍苗》共有五章：：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詩序云：〈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世不能行昭伯之職焉。」鄭玄箋：「陳宣王之 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眾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見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

觀志，當下了然領會重耳君臣「欲急反國」之志。《史記》雖未以「賦」稱述

「趙衰歌〈黍苗〉詩」之行為，但實質上，趙衰此舉即是「稱詩言志」，其歌

〈黍苗〉詩以表達「欲急反國」之志，而秦穆公由〈黍苗〉詩以觀趙衰之志，

故針對趙衰所賦而答辭；最後，趙衰與重耳又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 望時雨。」則是更進一步表達：願秦穆公助重耳反國之盼望，如百穀之渴求時 雨之急切，再次扣住〈黍苗〉詩起首「芃芃黍苗，陰雨膏之」二句而聯想發 揮。此處與《國語》所載：「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 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二者文句有所出入，但意旨無別，皆是仰 望秦穆公庇蔭膏澤之意。

根據以上對照分析，可以有正反兩種假設推論：一為，假設司馬遷《史 記‧晉世家》這段文字，是以《國語‧晉語》為張本；其次，相反地，假設司 馬遷《史記‧晉世家》這段文字，另有所本，與《國語‧晉語》無涉。首先，

假若司馬遷《史記‧晉世家》這段文字，確實以《國語‧晉語》為張本，是參 照《國語》「趙衰使重耳賦〈黍苗〉」之文字記述而來，則可以推論：在司馬遷 的認知中「賦詩」是以「歌詠」方式行之，是故以「歌」字代「賦」字。至於 行為主體為何以趙衰更代重耳？合理的解釋是：無論「趙衰使重耳賦」，或「趙 衰自歌」，在這次外交宴饗賦詩活動中，趙衰都是居於主導地位。政治上，重耳 與趙衰乃生命之共同體，君臣二人一心一志，「賦詩」行為主導者雖是趙衰，然 而現實政治上，趙衰是從，重耳是主，趙衰為臣，重耳為君，臣無己志，以君 正義：《毛詩正義‧小雅‧黍苗》，卷 15，頁 513。)朱熹《詩集傳》稱：「宣王封申伯於謝，命 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徙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見宋‧朱熹：《詩集傳》(臺北：臺灣中華書 局，1982)，卷 15，頁 170。)

91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史記‧晉世家》曰：「重耳至秦……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 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

趙衰等反國，為內應甚眾。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 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郤之屬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 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見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 39，頁 631。)

之志為志，〈黍苗〉詩所呈現是趙衰之志，亦代表重耳之志。《史記‧晉世家》

「趙衰『歌』〈黍苗〉詩」與《國語》「趙衰使重耳賦〈黍苗〉」內容記述固然有 所出入，但意義並無差別。若再參酌《左傳‧僖公二三年》所描述，互相補 充，對整體「賦詩」活動細節更能深入掌握，《左傳》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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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重耳流亡至秦，秦穆公宴請重耳」故事，《左傳》記載唯有「公子賦〈河 水〉。公賦〈六月〉。」不見「重耳賦〈黍苗〉」或「趙衰歌〈黍苗〉詩」之相關 片段，知《左傳》並非《史記‧晉世家》之原始出處，但《左傳》敘述仍然具 有重要參考價值。依據《左傳》所述：趙衰所以陪同重耳赴會，乃重耳君臣謀 劃商議後之慎重決定，子犯以「吾不如衰之文」之理由，建請趙衰隨行，《左 傳》作者特意穿插子犯「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二句，作為文章之精神 眼目，為即將發生之「賦詩」活動預埋伏筆，而重耳君臣欲利用秦穆公宴饗重 耳之機會，表達仰望秦穆公發兵助重耳歸晉之企圖，亦藉此而顯露，前呼而後 應，文字簡練，結構嚴密。趙衰以其有「文」，故承負此重責大任，是此「賦 詩」活動之核心人物，史家所錄文字有所參差，或者「趙衰使重耳賦〈黍 苗〉」，或者「趙衰『歌』〈黍苗〉詩」皆出趙衰之意，卻為重耳之志。

相反地，另一個假設推論是：假若太史公《史記‧晉世家》這段文字，並 非以《國語‧晉語》為張本，是另有所依據，⁹³那意味，在司馬遷之前，關於

92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 15，頁 252-253。

93關於「重耳流亡至秦，秦穆公宴請重耳」事，知《左傳》非《史記》之原始出處，但不知《史 記》之所依據。

秦穆公宴請重耳故事，尚有其他文獻記作「趙衰歌〈黍苗〉詩」。如上文所考察 辨析：《史記》中趙衰之歌〈黍苗〉詩，實質上即是「賦詩言志」之舉動，再參 合「賦〈黍苗〉」與「歌〈黍苗〉」兩筆資料，則可以審慎推測：在司馬遷之 前，在文獻所屬的時代，「趙衰賦詩是以歌詠方式行之」，應當是文獻記錄者之 認知。無論司馬遷之時代，或早於司馬遷之時代，較劉向、班固「不歌而誦謂 之賦」之說法，都更近於古，其所認知應當值得重視，此一事例雖非直接證 據，然而推論若是合理，亦可資參考。

根據以上「公父文伯之母賦詩」，「秦之國人賦〈黃鳥〉」以及「重耳賦

〈黍苗〉」三則賦詩活動之描寫，是否即可以附和朱自清、楊伯峻等之說法，

論定「賦」在春秋即是「歌」之義？如張素卿即依《國語》、《史記》描述，

主張「賦詩」的方式是「歌以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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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是以邏輯論，唯有能夠舉證春秋「賦詩」全數是以「歌詠」方式行 之，無一例外，「賦詩」方能理解為「歌詩」，以「歌」釋「賦」之前提也才能

然而，若是以邏輯論，唯有能夠舉證春秋「賦詩」全數是以「歌詠」方式行 之，無一例外，「賦詩」方能理解為「歌詩」，以「歌」釋「賦」之前提也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