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春秋賦詩之賦
四、 由語言詞彙系統論「賦詩」之賦
詞彙系統本身是一個有機的結構，詞與詞之間存在者互相對立，互相制 約，彼此依賴，彼此因應的關係，每個詞都有其反映現實現象的大致範圍，如 果某個詞彙的意義發生變化，往往會牽動詞彙系統中相關詞彙的變化，「賦」何 時由「斂」而衍生出「作」、「誦」或「歌」之義？是令人好奇的問題，而當 7、我這個就叫做，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髮強說愁……
104李佐丰：《古代漢語語法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 126。
105李佐丰：《古代漢語語法學》，頁 128。
「賦」入侵了「作」、「誦」或「歌」的意義範圍，詞彙系統是否產生任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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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納禾槀」，與「創作」之義亦懸隔甚遠。就〈《易經》、《尚書》與《詩 經》「作」字用例表〉以及〈《易經》、《尚書》與《詩經》「賦」字用例 表〉中之用例呈現，清楚可見「賦」與「作」二字，詞彙搭配不類，句法行為 迥異，意義上並無交集或重疊，「賦」應無訓釋為「創作」之可能，「賦」並 未具有「作」之意義。
已知《易經》、《尚書》與《詩經》中所有「賦」字皆與「創作」之義無 涉，而在時代相近，同屬先秦典籍的《左傳》，「賦」字是否有可能瞬間由
「斂」之義衍生出「作」之義，甚是可疑！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及陳克烱
《左傳詳解詞典》釋「賦」字均列舉「作詩」一義，二人釋「作」字又皆收錄
「創作」一義，108換言之，「創作」之義，在《左傳》既可以由「賦」字表 示，又可以由「作」字來表示，「賦」與「作」意義功能重疊，若不能依據語 言運用之原則舉證以闡釋其因由，則必然是我們誤解古人了！
《左傳》中記述語言文字音樂相關之「創作」活動，用「作」字而不用
「賦」字者有以下數則，羅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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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陳克烱《左傳詳解詞典》釋「作」曰：
動詞。創作。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 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宣 12)
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作」曰：
創作詩賦：作頌曰。又作〈武〉。宣傳十二‧七(七四四—七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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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說法，《左傳》記作詩之事，用「賦」字，不用
「作」字，有以下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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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以上事例果真都是記述「作詩」的行為，為何或者是「作」，或者是
「賦」，《左傳》要用判然各別的兩個字來表達同樣的動作？這對詞彙系統本 身而言是一種冗贅。若做近距離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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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賦」是「作」之義，則以上兩個句子皆是記述作詩的行為。相同的文法 結構，名詞+動詞+名詞，主語都是人物專名，賓語都是「詩」，動詞卻分別是
「賦」與「作」，《左傳》作者何不直言：「許穆夫人『作』〈載馳〉」？為何僅 有《左傳》數則用例以「賦」字表示「作」之義，其他仍舊採用「作」字？
「賦」與「作」真是同義無別嗎？
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及陳克烱《左傳詳解詞典》釋「賦詩」為「作 詩」，此乃二人所同，但除「作詩」之義外，楊伯峻以為「賦詩」另有「歌 詩」一義，陳克烱卻以為「賦詩」另有「吟誦」一義，或「歌詩」，或「吟 誦」，此乃二人之分岐。《左傳》中「歌」、「誦」二字運用相當頻繁，「歌
「誦」二字本身即是「歌詠」或「朗誦」之義，109倘若「賦」又可訓為「歌
109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釋「歌」曰：
(1) 歌唱：工歌〈文王〉之三。——襄《傳》四‧三(九三二)。
(2) 歌頌：盍使睦者歌吾子乎。——文《傳》七‧八(五六四)。
詠」或「朗誦」，則意味「歌詠」或「朗誦」的行為，在《左傳》既可以由
「賦」字表示，又可以由「歌」字或「誦」字來表示，則「賦」與「歌」、
「誦」意義功能互相重疊。以下藉由〈《左傳》「賦」、「歌」及「誦」活動簡 表〉對《左傳》「賦詩」、「歌」及「誦」活動之呈現做全面的觀察。原則是以涉 及「賦」、「歌」及「誦」等實際行為活動為對象，既是行為活動，必有從事此 行為活動之主體，或有被歌詠朗誦之作品篇章或事跡功業，至於其他相關論斷 性，或說明性用例，將不予納入，如「歌詩必類」110、「賦詩斷章」111，是《左 傳》中有關「賦詩」、「歌詩」性質的重要說明，此間「歌」與「賦」雖然都是 動詞，但因為是一種概念的陳述，並非人物動作的展現，故僅側附以備參考，
表中並以陰影表示不列入計數範圍之內。此外，尚須補充說明的是，因為漢語 是典型的孤立語，孤立語的特點不是通過詞的內部形態變化來表達語法作用，
而是通過虛詞和詞序來表達，換言之，當詞彙意義發生變化，並導至語法功能 改變時，詞彙形態並未改變，於是同一「詞彙」往往有多種詞類功能，如
「歌」同時具有「動詞」與「名詞」的功能，既可解作「引聲長詠」，也可以是 指「合樂的曲調」……等；112「誦」字亦有「朗讀」、「可朗讀的詩文」、「頌」、
陳克烱《左傳詳解詞典》釋「誦」曰：
動詞。念誦，朗誦。(不依樂譜)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文1)(按：誦讀經書之言) 穆 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襄28) 從 政 一 年 ， 輿 人 誦 之 曰 ：「 取 我 衣 冠 而 褚 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襄30)
110《左傳‧襄公十六年》：「……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 詩不類……。」(見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 33，頁 572。)
111《左傳‧襄公二八年》：「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 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見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 義：《春秋左傳正義》，卷 38，頁 654。)
112可參考三民書局大辭典編撰委員會編：《大辭典》(臺北：三民書局出版，1985)，頁 2405。
「訟」…等不同意義與功能；113而「賦」則除「賦詩」部分外，尚有徵斂獻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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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記述「朗誦詩篇」或「歌詠詩篇」的行為，一式無別的文法結構，性 質 相 類 的 詞 彙 搭 配 ， 主 語 都 是 人 物 專 名 ， 賓 語 都 是 「 詩 」， 動 詞 分 別 是
「賦」、「誦」或「歌」，意義相互重疊，實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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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賦」有「朗誦」或「歌詠」之義，《左傳》作者何不直言：「秦哀公為之
『誦』〈無衣〉」或「秦哀公為之『歌』〈無衣〉」？為何僅有部分用例以
「賦」字表示「朗誦」或「歌詠」之義，其他依然保留「誦」或「歌」字？
這並不是語言運用的常態。
詞彙系統本身是一個有機的結構組織，如葉蜚聲、徐通鏘《語言學綱 要‧語言系統的發展》一章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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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詞彙系統這個有機體中，假若「賦」真是由「斂」而衍生出「作」、「歌」
與「誦」之義，「賦」侵入了「作」、「歌」與「誦」的意義範圍，「作」、
「歌」與「誦」字的意義會相應而調適變化，但我們並未發現這樣的現象，換 言之，《左傳》中「賦」與「作」、「歌」、「誦」意義功能互相重疊。語言是 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人們在運用語言表達思想、進行交際的時候，用詞總 是力求經濟、明確，避免可能的混淆，「賦」與「作」、「歌」、「誦」意義 的混淆，這有違語言經濟的原則，不符語言發展之實際，據此可以懷疑，
「賦」應當沒有訓為「作」、「歌」與「誦」之可能，《左傳》作者對「賦 詩」之認知應當不是「作詩」、「歌詩」與「誦詩」，是後人誤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