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由語言約定俗成原則論「賦詩」 之賦
六、 春秋「賦詩」中「賦」之義涵
以上數節不憚繁複，由箋注之梳理，傳播形式，詞彙搭配，詞彙系統，語
119詳見陸宗達：《訓詁簡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頁 117-150。
言約定俗成之原則等各方面一一舉證，駁斥自鄭玄、孔穎達千年以來將春秋
「賦詩」之「賦」釋為「創作」、「朗誦」或「歌詠」之誤謬，接下來必然要面 對的質問是：春秋「賦詩」之「賦」若不是「創作」之義，不是「朗誦」之 義，也不是「歌詠」之義：什麼是春秋「賦詩」之正解？語言是社會的產物，
詞的意義是被社會所制約，《左傳》撰寫之當時，社會對於「賦」應當有共同的 認知，作者與讀者方能藉由文字互相溝通，考察文獻語言是另一條重要的路 徑，在《左傳》這一部書裡，「賦詩」之賦雖然是未知，但除去「賦詩」之外尚 有其他「賦」字用例，可資核證，以下將《左傳》賦字用例，不涉賦詩之部 分，依序表列，逐一闡釋其意義，並附注其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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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賦」字用例表〉有「賦」字 30 處 36 則用例，凡作為動詞皆指徵斂 獻納之行為，凡作為名詞皆指徵斂獻納之物類，徵斂獻納之對象，或徵斂獻納 之典制專名：
(1)「賦」作動詞用，指徵斂獻納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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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賦」作名詞用，指徵斂獻納之物類，徵斂獻納之對象，或徵斂獻納之典制 專名：
A、指徵斂獻納之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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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指徵斂獻納之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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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左傳》中除「賦詩」相關部分外，「賦」字之實際運用仍拘範於
「徵斂獻納」之意義：徵斂獻納之行為固然是「賦」，徵斂獻納之物類，徵斂獻 納之對象，乃至徵斂獻納之制度，都稱為「賦」。名動相因，「賦」字既有動詞 的屬性，亦有名詞的作用。若人際間的交流溝通必須以對詞彙意義共同的理解 為基礎，而同一部書中對於「賦」字應當有一個共同的理解，故合理估測，《左 傳》「賦詩」最有可能是指典制性的「徵斂詩」、「獻納詩」之行為，根據「賦」
原初之意義推斷，《左傳》「賦詩」應當不僅是單純的「以詩予人」或「取詩於 人」的行為，它應當還附加有制度性、儀式性的義涵。
所謂特質，往往需要在比較中突顯，而針對個別事件的深入探討，是全面 性統整歸納的基礎。以下我們嘗試集中焦點，就「賦詩」是「徵斂詩」、「獻納 詩」的估測，120藉由《左傳》「賦詩」、「歌」及「誦」活動的對照，運用類分統 計，以數量呈現，作俯瞰式的觀察，讓「賦詩活動」的面目更為清楚，冀能有 助於真確掌握「賦詩活動」之性質。根據本章第四節〈由語言詞彙系統論「賦 詩」之義涵〉中〈《左傳》「賦詩」、「歌」及「誦」活動簡表〉之檢索資料，121 就「賦詩」、「歌」及「誦」活動之「主語身分」與「賓語形式」統計製表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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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有關「賦詩典制」之申論證明，有賴論文各章之梳理、貫通與整合，必須各方證據充分齊備 後，彼此相互印證、補充、呼應，方能成就，故留待論文最後〈賦體詩源——采詩 獻詩 賦詩 與賦〉一章中綜合論述。這裡僅就《左傳》賦詩活動部分辨析探討。
121〈《左傳》「賦詩」、「歌」及「誦」活動簡表〉中凡以陰影顯示之用例，與「賦詩」、「歌」及
「誦」之行為活動無直接相關，故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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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左傳》「賦詩」、「歌」及「誦」活動「主語身分」與「賓語形式」對 照統計表〉之呈現，有以下兩點歸納：
(一)「賦詩」、「歌詩」及「誦詩」活動中「主語身分」之差異：
「歌」之活動在《左傳》中，上自王公貴族、工、師，下至童子，甚至鴝鵒 皆「歌」；若是「誦」的活動，行為主體則有工、師、國人與輿人等，其間雖有
「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一則123，行為主體是「天下」，而此處所謂「天 下」純屬修辭上誇飾的表達手法，指「文王之功」受眾人讚揚，不能詮釋為全 天下所有人皆有具體「誦」及「歌舞」的行為，但由此卻也透顯出「歌」與
「誦」是一種普遍性的活動，沒有身分的限制。「賦」則不然，《左傳》賦詩活 動，其主語身分除了「《左傳‧隱公四年》：『衛人所為賦〈碩人〉』」，「《左傳‧
閔公二年》：『鄭人為之賦〈清人〉』」，以及「《左傳‧文公六年》：『國人哀之，
為之賦〈黃鳥〉』」三則之外，124其餘全數是身分明確的公、卿、大夫及貴族 等，工、師唯有「歌詩」、「誦詩」，卻不見工、師「賦詩」。
若由「賦」字之「取」、「予」意義出發，「賦詩」即是「以詩予人」，「以 詩予人」之目的在於心意的傳達；若就「賦」之典制性而論，作爲一種貴族的 文化修養，所謂「賦詩言志」是以「詩」交流情志的一種重要方式。貴族卿士 在朝聘宴饗等政治場合中，或者是禮節性的酬酢，或者為宣示立場態度，由具
123「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句，出於《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 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 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
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 有威儀也。
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 40，頁 690。
124《左傳》有四則被認為是「造篇」，且納編於《詩經》的「賦詩」用例，其行文語法頗為特 殊，都僅有「賦詩」之主體，卻不見「賦詩」之對象，分別為：1、衛人賦〈碩人〉，2、許穆夫 人賦〈載馳〉，3、鄭人賦〈清人〉，4、秦人賦〈黃鳥〉。凡此應當與采詩、獻詩的典制相關，將 留待本論文最後〈賦體詩源——采詩 獻詩 賦詩與賦〉一章，一并討論。
體的情境中取義，引用既有的成詩以「言志」，《漢志‧詩賦略》序所謂：「登高 能賦可以爲大夫。」「登高能賦」是「大夫」的基本素養，不是一般人所能為。
《左傳》中「賦詩」與「歌詩、誦詩」之所以由貴族與「工、師」不同的行為 主體承擔，並不在於「詩」的傳播方式有所分別，125是因為政治場合中，發言
125如朱曉海《習賦椎輪記》中所主張，「賦」是「不歌而誦」，因為「歌」有賴天份者多，須要 演唱時，仍得命司業官人將事，貴族本身只要「能賦」即可：
劉、班說「不歌而誦」時，乃以春秋時公卿大夫於饗、燕等場合中賦詩為文義背景 的。過去不少學者傾向，賦詩即歌詩，今已知其不然。歌詩乃樂工之事，所謂「命工 歌」，貴族本身僅以賦出之。射、御、禮、樂固然都是貴族必備的素養，但音域寬窄、
音色美惡等畢竟有賴天份者多，是故貴族學樂語、樂德、習六詩、眾舞，但逢到饗、
燕等正式場合，不論是為了娛興、通志或儀節，須要演唱時，仍得命司業官人將事，
本身只要「能賦」、「有德音」即可。(朱曉海：《習賦椎輪記》，頁 102-103。)
朱曉海是受劉、班「不歌而誦」說法的誤導，雖能自圓其說，但僅是個人臆測，並無佐證以支 持論點。又有楊釗觀點近似朱曉海，其〈「賦詩言志」中的賦詩與答賦〉曰：
《左傳》、《國語》所載的有「歌詩」、「賦詩」、「誦詩」，三者之別歷來多有爭議。論者 甚眾，我們認為：「歌」「賦」「誦」當有別，但區別細微且意義稍有混淆，為了深人分 析賦詩和答賦，我們轉換觀察的視角，從傳播效果來辨析三者之別，其意或稍許明 了。……故從傳播效果來看，「歌詩」給受眾的是兩個方面的感受，一是音樂的審美感 受，二是禮樂教化……「誦詩」似乎更多的是諷誦，用意明了，用語直白、淺豁，力 求使受眾準確明白傳播者所欲表達之意。……「賦詩」事例最多，其音樂形式或當在 歌與誦之間，既有弦歌，又有徒歌，處於取樂章之義到取詞章之義的過渡階段。它更 具有普適性，是士大夫在同一的文化背景下，依據當下情狀，用類比聯想，取彼此多 熟習的《詩》章，斷章取義以表己志，相互交流，雙向互動。(楊釗 ：〈「賦詩言志」
中的賦詩與答賦〉(《重慶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6卷，第6期，2007)，頁 75—76。)
楊釗何以知道「賦詩」之「音樂形式或當在歌與誦之間，既有弦歌，又有徒歌，處於取樂章之 義到取詞章之義的過渡階段」？沒有任何佐證，亦是臆測之言。
者的身分具有重要的意義，是整體語境中極為關鍵的部分，工、師並不具有代 表國家發言的權責與身分，工、師只能受命「歌詩」或「誦詩」，不能「稱詩諭 志」。故《左傳》有四則工、師「歌詩」、「誦詩」之事例，不見工、師「賦詩」
之行為，羅列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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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ߏཚĂᕄߏݙĂձߏⰢĂᘲߏ᎗ĄыᑕˤൡĂಸ˚ࡧݶĔķ237! 晉侯享穆叔事件中，無論是「工歌〈文王〉之三」或「工歌〈鹿鳴〉之三」，行 為者雖是「工」，但「工」所表達是「晉侯之志」。晉侯與穆叔，一主一客，是 享禮的主體，樂工在享禮中屬於司禮人員，僅是協助儀式的進行，工並不具有
「賦詩言志」的身分地位，故《左傳》載曰：「工歌」而非「工賦」。所謂「賦 詩言志」，「志」是「晉侯之志」非「工之志」，反向逆推，可知「賦詩」者是晉 侯，不是樂工，樂工不能賦詩，樂工僅是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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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見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 29，頁 50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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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衛獻公飲孫蒯酒，衛獻公與孫蒯，一主一客，是飲酒禮之主體人物，大 師是司禮人員。「歌〈巧言〉之卒章」是衛獻公之命，非大師之意，衛獻公欲羞 辱激怒孫蒯，故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雖然受命，但推測：大師應該 是認為〈巧言〉之卒章內容太過尖銳無禮，必將肇啟禍端而拒絕。其後師曹所 以自請為之，也正因為知道此舉必生亂源，為報衛獻公鞭笞之仇，遂故意自薦 誦之。大師或師曹都非典禮中的主體人物，由誰來協助儀式的進行並無關緊 要，師曹可代大師歌詩或誦詩。「〈巧言〉之卒章」最後雖是師曹所誦，128但禍 卻及於衛獻公之身。《詩經‧小雅‧巧言》之卒章內容為：
Ѥʡ಼ĉר٬˞ᔆĄഒऊഒ܍Ăᕛߏค෦Ąދ์̸尰Ăၭ܍πѤĉߏ ങઠϻĂၭרࣶಁѤĉ!
孔穎達正義曰：
ॽᝲѡ˞ʡ˞ѤʡĂՐѤʡ಼Ăרϵػ٬˞ᔆᄬĂދഒऊʨĂʬഒ ܐ܍Ăλؾམਸ਼цĂфಸ̺ߏЪค˞෦ଘʶĉЪʡދ脚⟫Ф์˞ॽĂф
⓬̸Ф尰˞ॽĄၭФ܍ĂπѤߏĉٷಈഒ˞ĊфЭಸߏЪಌĂЭ Ѱߏᝲѡ˞᎗˃ϻĂЭؚჄႹר˞ࣶāಁѤ௨ʡĂфߏЪĉ؏֏Րϻ
127見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 32，頁 560。
128「公使歌之，遂誦之」：衞獻公使師曹歌之，師曹卻誦之。杜預釋曰：「恐孫蒯不解故」，楊伯 峻申述其義曰：「歌與誦不同。歌必依樂譜，誦僅有抑揚頓挫而已。《周禮‧大司樂》鄭玄注
「以聲節之曰誦」，以聲節之，只是指諷誦之腔調，非指樂譜，故〈晉語〉三韋注云：『不歌曰 誦。』杜注云：『恐孫蒯不解故』，則讀為《孟子‧告子下》『誦堯之言』之『誦』，誦讀也。」
(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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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孫蒯將「衛獻公使師曹誦〈巧言〉之卒章」之事告知孫文子之後，孫文子的
當孫蒯將「衛獻公使師曹誦〈巧言〉之卒章」之事告知孫文子之後，孫文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