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統計，1900 年，美國大學部學生數為 237,592 人，而研究生 只有 5,668 人。在十九世紀末，對大部分的美國學生而言，大學教育 意指：好時光、結交朋友和取得學位以獲取社會地位。當時大學的就 學率只有百分之四。1902 年，在密西根做了一項調查研究顯示農家子 弟通常希望將來成為律師或醫生，而父母的期待是影響子女態度的主 因。由於學習動機的差異，大學生明顯形成兩種不同的群體，第一個 群體主要由權貴子弟組成，學校生活成為其快樂時光，他們熱衷於運 動或誇耀自己的所有物；另一個群體則非常注重課業和辯論活動。此 時，學生的背景開始多樣化。早在 1880 年，位於東部城市中的大學開 始出現天主教徒和猶太人，偶爾也有一些黑人學生，工商鉅子的子弟 也出現在校園中。另一個新的現象是女學生大量增加。密西根和康乃 爾大學開始時反對男女合校，之後就開放，且女生數快速增加。但是 東部大學仍舊較為保守，增加的速度不快。到了 1900 年，百分之四十 的美國大學生是女性。大學發展初期，女學生大部分進入文理學院，
而男性則很少以人文學科為主修。少數族裔的學生要到 1910 年之後，
才受到較大的重視。綜括言之，以學生的背景做指標，此時的大學機 構可以區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同質性極高的東部大學，校園內部的凝 聚力較強，但與外在環境較為疏離。屬於這一類型的機構有耶魯、普 林斯頓、和新英格蘭地區的小型學院；二是異質性高的東部大學，有 哈佛、賓州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其中哈佛更顯出重視學生背景多樣 化的教育理念，其學生來自全球。由於接受黑人學生，使得南方人以 不就讀哈佛為抵制。同時哈佛也鼓勵中國留學生。哈佛的學生來源多 樣與伊利歐特倡導選修制度有關；三是異質的西部大學。（註 111）
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大學校園生活除了反映中產階級的價值觀、父 母的期待之外，也充滿著逸樂取向。如康乃爾的大一學生在每年六月
有一項燒書儀式的傳統；在威爾遜擔任普林斯頓校長之前，一些懶散 的學生很少帶課本進教室；1903 年，一般的哈佛學生課外一週只花十 四小時在課業上；十九世紀末，一位耶魯大學的學生說他在大學最後 兩年間，一天之中，除了在教室的時間外，讀書時間不超過十五分鐘。
而學生對於修課的態度充滿了功利的想法和市場語言，庫克（G. C.
Cook）說：
學生視所修習的科目僅是取得學分證明的媒介而已。為了累 積一定的學分數以取得學位，學生被迫必須「採購」學分。
有時候，學生會發現可以從一些教授買到非常低廉的學分，
所謂低廉意味上課十分輕鬆，學生會欣喜若狂，但卻又瞧不 起這樣的教師。 相較之下， 有些科目需要花較多心力修習 時，會有被出賣的感覺，學生會認為教授是吝嗇鬼，因為所 賣的學分索價太高。（註 112）
魏斯特也曾描述一段有趣的事，他說有兩個出身富裕的大學生因為貪 玩而忽略課業，為了通過考試，他們請一個非常用功的同學惡補，意 外的是，他們的期末考成績竟然比「私教」的同學還高。總之，十九 世紀末的大學生通常被描述為「不在乎的男孩」（a careless boy-man），
他們不喜歡討論抽象的觀念。此時期的學生心理上有兩種特質，一是 講究實際；二是浪漫的情懷。學生的浪漫來自於沒有經濟的壓力和家 庭的責任。十九世紀 80 年代興起的運動也結合了浪漫的情懷和實際的 努力，如足球運動需要體力和技巧，是講究實際的，然而運動也提供 學生夢想、傳奇和英雄崇拜的心情，「校際大賽」（Big Game）就是提 供學生對校隊效忠的最顯明例子。但是過度狂熱也引發不良的後果，
如威斯康辛大學學生因為被指控不夠支持球隊而被毆傷。由於運動的
興起，南北戰前的學生騷動情況已見改善，但是不成熟的行為依舊出 現在教室中。（註 113）
師生關係是大學生活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在南北戰前，盛行形式 訓練說的傳統學院，師生之間有很大的藩籬，學生因不滿而暴動，對 教授丟擲石塊，甚至還謀殺教授的事件都曾發生過，隨著南北戰後，
選修制度施行，師生關係的緊張氣氛已見緩和，但學生仍有逸樂傾向。
威爾遜（Woodrow Wilson）就說：「教室和實驗室中的工作對學生而言，
已經成為形式化和不得不做的苦差事。而校園中其他的活動，卻成為 學生最熱衷的興趣。」學生學習缺乏動力，當然不喜歡依附教師，使 得師生關係不良，1909 年，史婁森（Edwin E. Slosson）說：「如果我們 問教育學者有關大學教育的最大缺失是什麼時，他們將會說是師生關 係的淪喪。」（註 114）
為了矯正這種校園景況，通常採取以下幾種方式：一、師生之間 非正式的聚會，以增進感情，但是實施久了，卻流於形式；二、「學業 導師制」（the adviser system），指導學生如何修習科目，1906 年時，哥 倫比亞大學就採行此制；三、鼓勵學生做研究，霍爾認為教師指導學 生做研究應該有益於培養師生關係，但是他卻忽略大學部的學生畢竟 無法與研究生相提並論；四、活化教學，以引發學習興趣。人文學者 可謂是最重視教學的大學教師，有些教師的上課風格有如作秀，被稱 為’’showman’’，這些教師為了討學生歡心，以活絡上課氣氛，
通常都會加入學生流行的事物或流行語彙以接近學生的生活世界，雖 然達到上課活潑的效果，卻犧牲了教育的嚴肅性。例如，以足球賽來 詮釋歷史，或用「基督教青年會」（Y. M. C. A.）的術語翻譯但丁（Dante）
的作品。（註 115）
致力於彌補師生之間鴻溝最有名的是普林斯頓校長威爾遜所倡導
的「導生制」（the preceptorial system）。其目的在使大學部學生在生活 上能與教師建立起緊密的關係，但是實施的結果仍不理想。威爾遜在
「普林斯頓的導生制」（The Preceptorial System at Princeton）一文中說 明導生制的效果不彰，他說：
大學部學生與指導教師一起討論讀物，可以讓學生遠離一些 讓他們沉迷的事物，但是時間畢竟有限。此外，所討論的讀 物與學生日常生活有相當大的距離，而指導老師也無法了解 學生日常生活所關心的問題，不能成為其成長的夥伴，因為 他們生活在不同的思維世界。（註 116）
實施「導生制」的結果，最後也淪為「另一種制式化的班級」。由於許 多改革措施均難以改變學生的學習心態，一些教師就採取「不斷小考」
的方式來督促學生學習。但是這種教育方式與傳統學院藉由規定繁瑣 的校規和懲罰來逼迫學生乖順並無二致。 師生關係不佳影響教學效 果，其原因可能在於學生的年齡因素，因為學生尚未成熟，容易做出 不理智的行為；其次是師生之間價值觀念的差異，與學生相較之下，
教授的學習動機十分強烈，喜歡思考性的活動，但是學生卻喜歡追求 立即表面的活動。最後則是因為學術圈受到企業界的影響，喜歡追求 量的標準，如講求實利的伊利歐特看重數字是十分出名的，1897 年，
伊利歐特說：「儘管哈佛已經達到某種規模，但是除非每年仍舊不斷成 長，否則我是不會滿意的。」事實上，當時的行政人員都十分重視學 校的各項統計數字，內布拉斯加州立大學副校長康費爾德（James H.
Canfield）說：「我的辦學信條和目標，一言以蔽之是：1895 年學生人 數達到一千人，1900 年達到兩千人。」耶魯大學費爾普盱衡當時高等 教育現象說：「甚至是小規模的學院都致力於吸引學生，只要他們的廣
告策略夠成功，就不再是小學院了！」（註 117）行政人員因為過度注 重量化的結果，使得品質無法提昇，校園中一時湧進龐大的學生，而 大部分的學生缺乏求知的動力，因而影響學術品質和師生關係。私立 學校為了求生存，在入學標準方面不斷放寬或降低教學經費，就連芝 加哥大學也不例外。1903 年，哈波為了維持教師薪資水準，以增加班 級規模來因應，即是一例。而新成立的大學，為了招收足夠的學生數，
幾乎來者不拒，入學率當然關乎學生的品質，這種情況發生在康乃爾、
史丹佛和芝加哥等著名大學，遑論其他不知名的學校。
綜觀此一時期的學術水準，在主要的大學中，因為致力於學術的 革新，故而對於學生的學術要求有較以往嚴格的趨勢，如 1875 年，哈 佛，223 名學生參加畢業考，有 9 名未通過。在世紀之交，哈佛和幾 所有名的大學都建立「學生榮譽學程」（honors program）。至於此時期 教師的學術表現，在幾所主要的大學中，出現矛盾的現象，雖然一方 面強調研究的重要，但是教師的教學負擔仍然過重，教師平均一星期 的授課時數為 10 至 15 小時，在較小的學院甚至到 22 小時。此外，教 師也有許多大型的演講課，哈佛有的教師必須擔負超過 80 名學生的教 學。在教學負擔過重的情況下，不僅影響師生的互動，也對研究造成 衝擊。因此雖然在 1903 年，美國名義上有五百所高等教育機構，但是 絕大部分連「學院」都稱不上，估計只有一百所能夠讓學生在完成學 士學位後繼續修讀博士學位，其中也只有十二所是所謂「第一級大 學」。（註 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