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機構的定位是大學校長和教授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如 果喪失了清楚的目的，將陷入盲從的危險。美國大學的領導者可能對
大學教育目的認識不夠清楚，所以在十九世紀末期，逐漸受到工商業 領袖的作為和價值觀的影響。所以一些學者也紛紛對高等教育商業化 的傾向提出嚴厲的批評。1909 年，錢曼（John Day Chapman）以近似 尖酸的口吻說：「教育和學術界的領導者沾染了商人的氣息，他們簡直 就是商人。而當今哈佛的領導者就像商人經營百貨店一樣，將教育販 售給民眾，他們傾全力要使哈佛成為類似企業的龐大組織。」（註 119）
杜威也認為當時學術機構排名大都以機構的外在物質條件為主。（註 120）而當時對於學術界瀰漫商業氣息批判最力的應屬維布倫，在其「美 國的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中認為「商業之手」
控制著美國大學的每一個重要環節，表現在：(一)傾向於將經費花在 建築豪華的建築物；(二)行政科層體制不斷擴大；(三)兄弟會和運動競 技的盛行；(四)將研究所劃歸於大學部之下（維布倫強調研究優位）；
(五)職業科目充斥；(六)競逐聲望。（註 121）因此教師對其教授科目存 在價值的圓說理由，往往是基於這些科目與外在商業利益的關係。並 批評教師在這種商業氣息瀰漫之下，淪為「雇員」。此外，他也反對行 政人員對於公眾意見的過度敏感，因為這將是受企業界控制的前兆，
他甚至認為應該廢除評議委員。當時這些批評者有時會流於意氣，但 是美國大學的領導者與企業界關係緊密卻是不爭的事實。由以下幾個 層面看出：(一)學術界的功利論述。1890 年代，許多大學校長和教授 撰寫許多文章以鼓勵有濃厚商業企圖心的學子入學，其標題大致是：
「大學教育的實用價值」、「大學出身將躋身名人榜之列」之類，這些 文章激起了學生追求世俗功名的渴望。(二)企業界的捐贈。（註 122）
經費是否充裕對大學運作極為重要。但是企業界對大學捐款都有其目 的，希望大學能夠有所回饋。懷特基於校友對康乃爾的捐贈，所以對 校友的一些不理性的要求百般容忍；而芝加哥聘用一位經濟學者的理
由是他的文章對芝加哥市的商人有影響力。但是有些大學還是可以遠 離誘惑，如 1908 年史沃斯摩爾（Swarthmore）學院即回絕一筆巨額捐 款，原因是捐贈者有但書。對於捐贈者的附帶條件的典型例子還可以 用康乃爾和加州大學為例。這兩所大學獲得捐款而成立哲學講座，但 是捐款人要求與獲聘教授會面，而加州大學的捐贈者還詢問政治觀點 和宗教信仰。在某段時期，木材大王沙基（Henry W. Sage）對康乃爾 大學校長和教授的聘任和解僱握有影響力。這些所謂「慈善家」，為了 塑造公共形象，認為大學是最合適的工具，雖然二十世紀之後，這種 商人干預的狀況有所改善，因為社會普遍有學術機構應該擁有某種程 度獨立的想法，可是捐贈者仍握有基本的掌控權。
至於那些捐贈整個大學的慈善家，對於整個大學的影響力更大。
猶如前述，除了洛克斐勒之外，十九世紀後半葉的大部分大學捐贈者 都想控制整個大學。早期的捐贈者大都基於宗教動機。但是 1880 年代 末期和 1890 年代初期的機構捐贈者大都是企業大亨，捐贈大學是他們 誇示實力的一種作法。他們大都缺乏對大學教育的正確認識。如克拉 克將教師視為雇員；溫和的康乃爾也不受歡迎，因為喜歡逛校園，懷 特回憶說：「當康乃爾在校園看見學生抽煙，他會趨前對學生說：『你 是否還有一半的腦力閒著沒用。』」一位學生也不滿地說：「如果康乃 爾先生只站在其雕像座上，當作我們「崇敬的創辦人」供人景仰，我 們將愉悅地向他高呼萬歲。可是如果他走進實驗室，以非常粗暴的口 氣說：『你怎麼在浪費時間啊！』此時，我將非常厭惡他。」最後是史 丹佛的創辦人雷蘭德‧史丹佛（Leland Stanford），他為了紀念死去的 兒子，創辦了史丹佛大學，雖然他表示不會過問教授聘任的相關問題，
但是創校之初的二十位教授，有兩位是史丹佛自己挑選的，其中一位 是他的家庭醫生，與克拉克類似，史丹佛先生沒有為史丹佛大學編列
正式的預算，而其評議委員會比克拉克大學更沒自主權。（註 123）
就大學校務的實際運作而言，評議委員會對於大學的影響最大。
以往大學的評議委員大都由神職人員擔任，但是此時其成員大都是商 人和非學術專業人士，且是透過校友代表選舉產生，所以這也是大學 沾染商業習氣的原因。
無論是校友和捐贈者以及評議委員都是大學功利的來源，此外，
大學本身的內部結 構 也是瀰漫商業氣息 的 主因 ， 梅茲葛 （Walter P.
Metzger）就說新大學的行政組織與商業組織或大型的政府機構無異，
在 這 種 機 構 制 度 下 ， 學 術 行 政 者 的 作 為 被 期 待 與 「 產 業 實 業 家 」
（captains of industry）一樣，因此遴選校長就像挑選企業經理。（註 124）
在效法企業講求紀律和效率的同時，大學校長也不自覺地將教授視為
「雇員」，對於教授的待遇也用市場法則精打細算。如伊利諾大學校長 崔頗（Andrew S. Draper）不諱言地說：「大學不能淪為企業組織。美國 大學的特色在於其發揮道德、科學和公共服務，鼓舞人們從事高貴的 活動，也在於其展現的積極商業精神。」（註 125）崔頗雖然表面上不 認為企業能與大學相提並論，但是卻主張利用企業的方法經營大學，
這種觀點深得許多校長的贊同。雖然學術界意識到以企業精神和方法 來辦學會對大學產生負面的影響，但是要完全將企業的經營方式排除 在外，實際上也不可能。因為若如此，大學的經費來源將只靠學費，
那將使大學難以維持，所以只好在超然的學術和世俗價值之間作某種 程度的妥協，分寸之間的拿捏，卻是高難度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