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節將探討《羣學肄言》的傳播概況與讀者的些許回應。關於傳播 的問題，我們會略為估算此書的銷售量，以及描述報章雜誌上的宣傳。
而回應部分，則是分析清末一些知識分子對《羣學肄言》的看法，試圖 找出被接受或是被曲解的地方。首先，我們要知道的是，《羣學肄言》作 為一種商品，它在當時社會的銷售量多少？目前掌握的史料還未能直 接、準確地說明此問題，以下只能從嚴復與上海文明書局負責人廉泉的 通信裡，略窺一二。
1903年5月，在《羣學肄言》送印出版之前，嚴復便已和廉泉訂立了 出版印刷的合約。內容是這樣的：嚴復授權文明書局「先印六千」套，
且必須在印刷前向嚴復收取版權印花，日後再依印花量收版稅。若銷售 至3000套時，文明書局應先繳付6000套書的「譯利」，接著「再候吾存書 三千銷完後繳還版權」，至此即可停止合約。1
從這紙合同來看，嚴復十分重視他譯著的版權與應得權益。在《羣 學肄言》附印時，書本封底便已蓋上了「版權所有」的章樣2（見下頁圖 三），與嚴復自製的印花，上面寫著「侯官嚴氏版權所有」。3無奈嚴復替
1 廉泉，〈與嚴復書 四〉，《《嚴復集》補編》，頁376。
2 嚴復，《羣學肄言》（上海：上海文明書局，1903）。
3 皮後鋒，《嚴復大傳》，頁323。
（圖三，《羣學肄言》，上海文明書局，1903年版）
版權所作的努力，卻無法抑制市面上盜印的問題。嚴復自稱當時「《原 富》、《羣學》兩書，湘、粵、滬、浙之間，翻板石木幾七八副」4，盜印 數量之多可見一斑。
文明書局也逐漸發現了市場上盜版猖獗的情況。如杭州史學齋翻印
《羣學肄言》一事，廉泉就來信告知嚴復，欲聯名嚴復共同致電盛宣懷，
轉託浙江巡撫保護版權。電文內容是：「上海盛官保鑒：史學齋翻印《原 富》、《羣學》，請轉電浙撫提辦協同保版權。嚴、廉泉切懇。」5接著，廉 泉更促請主持京師大學堂的管學大臣張百熙，藉由官方力量來維護《羣 學肄言》的版權。於是，1903年9月26日的《大公報》上有了一篇〈管學 大臣批答廉部郎呈請審定文明書局出版新書由〉的公告，上面寫著：
4 嚴復，〈與熊季廉書 二十五〉，《《嚴復集》補編》，頁251。
5 廉泉，〈與嚴復書 二〉，《《嚴復集》補編》，頁374。
滬濱書肆，譯輯如林，通雅之才，文明稱首。該局先後所出各書，
大都宗旨純粹，秩序井然，足資教科之用。本大臣殊深嘉許，據請 由京師大學堂明示，審定咨行各省一節。此與教育極有關係，應候 發編譯局詳細校閱，存案彙咨，以昭慎重。所呈由《羣學肄言》，《理 財學講義》兩種倘有書賈翻印射利，准其就近指控懲辦可也，此批。
6
這篇公告一直連續刊登至該年10月21日才停止，足見文明書局是如 何重視《羣學肄言》的版權和嚴復的權益。7只是，盜版問題仍十分嚴重，
還進而影響了正版書籍的實際銷售數量，最後致使嚴復與出版商之間產 生誤會，導致他結束了與文明書局的合約。81908年，嚴復轉將《羣學肄 言》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至1919年為止，商務印書館共印行了10版。9 以現有材料狀況來看，若要精準地掌握《羣學肄言》在晚清社會上 發行的數量、究竟幾刷，實為件難事。但依據文明書局的合約，那初版 至少印行了6000套，而商務印書館則重印了10次之多，加上盜版種類之 多。據此可見，若不考慮版權，單就總銷售量而言，《羣學肄言》應是十 分可觀的。這樣看來，《羣學肄言》和其原文本《社會學研究》一樣，皆 為當時社會上的暢銷書。
《羣學肄言》受歡迎的程度，從它在報紙上被轉載的情形就可得知。
早在全書正式出版前，許多報刊便已轉載了《羣學肄言》的序文，如2月 23日《大公報》、3月13、8月7日《經濟叢編》第21、30冊（癸卯第1、10
6 《大公報》，第455號（1903年9月26日），頁543。
7 關於文明書局與其對版權問題的態度，可參見黃林，〈文明書局－近代中國版權保護的先行者〉，
《出版廣角》，期1（2003年1月），頁63-64。文中指出當時文明書局在版權保護上有兩種方法，一 請求地方政府保護，二利用傳媒的力量打擊盜版。就此來看該局當時為解決《羣學肄言》盜版的 問題，確實是使用了這兩種方式。
8 廉泉，〈與嚴復書 四〉，《《嚴復集》補編》，頁375-379。關於嚴復與文明書局之間溝通的過 程，皮後鋒有更詳細的描述。請參見皮後鋒，《嚴復評傳》，頁478-480 。特別是頁480的註1。
9 賀麟，〈嚴復的翻譯〉，《論嚴復與嚴譯名著》，頁29。
冊）、4月12日（三月十五日）《政藝通報》第二年癸卯第5號、5月27日《鷺 江報》第23冊。10
正式出版後，亦有報刊撰文介紹、評論。像《中外日報》的〈中國 惟一之大著作出〉：
嚴先生為我國現世惟一之大著作家，譯《羣學肄言》乃又嚴先生之 第一大著作也。先生前譯如《天演論》、《原富》、《名學》，久已風 行海內，今《羣學》之成，先生自謂方之前三書，後來居上矣。11 再者，此書問世時適逢斯賓塞仙去，《新民叢報》的〈大哲斯賓塞略 傳〉中，在描寫斯賓塞調和進取與保守主義的思想時，便引用了《羣學 肄言》的內容。12此舉便盡到了宣傳之用。而該報第40、41號，又有一篇 文章針對《羣學肄言》的原文本、章節、嚴復翻譯的目的，作了詳盡的 介紹：
原名為Study of Sociology，以東學界通用語譯之，則社會學研究法 也，嚴氏定為今名。書刊於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日本未有譯本）
蓋斯氏將著「社會學原理」，而先為此書以導學者也。嚴譯分為十 六篇……斯賓塞書入中國，此為嚆矢。斯氏之學與嚴氏之文，學界 稍有知識者，靡不欽仰，固無容復贊一辭。但嚴氏譯此書之意，亦 固有在，其自序云……。其言之所以箴吾黨者至矣，雖或不盡適於 今日之事勢，而苟以愛國自勖者，亦烏可不三復也。13
其他如《蘇報》稱此書為嚴復此生「生平極盛之作」，看過皆讓讀者「忘 其為譯」14，《大公報》則以「空前絕後之作」15為名廣告。上述這些現象
10 孫應祥，《嚴復年譜》，頁197-198、202。
11 《中外日報》（1903年7月15日），轉引自孫應祥，《嚴復年譜》，頁202。
12 〈大哲斯賓塞略傳〉，《新民叢報》，第38、39號合本（1903年），頁109-111。
13 〈紹介新著 羣學肄言〉，《新民叢報》，第40、41號合本（1903年），頁150-151。
14 吳相湘主編，《中國史學叢書．蘇報》（台北：學生書局，1965），頁62。此條史料的資訊是 得自王憲明，〈執西用中，融匯創新－從《社會通詮》若干段落翻譯看嚴復的文化取向〉，收入 黃瑞霖主編，《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頁231。
顯示了，透過晚清各家報刊傳播媒體的宣傳，或許能讓嚴譯《羣學肄言》
受到更多的注意。
當然，備受關注並不代表《羣學肄言》就能獲得晚清社會的一致好 評。像沈兆禕在《新學書目提要》中，便指出此書的五弊：
一、文筆汙慢，數過不能別其涂徑。
二、科學語太多，不可猝解。
三、英俗與吾不同，凡所褒譏無可絜矩。
四、英之程度高於我，凡斯賓塞爾之所抑者皆吾人所蘄之而不 至者也，有此書則使詆西法者愈有口實，以為西政之弊亦若此而不 變之意亦堅。
五、因果既明，則中國既造無限之業，因自當受無窮之惡，果 其禍必不可逃而福萬不可幸，有志之士望而去之，而中材益以自 棄。16
顯然，《羣學肄言》在沈兆禕看來，報紙雜誌上那些稱讚，應是言過其實 了。在他眼裡，《羣學肄言》不僅內容難解，它還有可能造成中國人愈趨 守舊，不肯改革。不過筆者認為，沈氏的評論其實是凸顯出他既不了解 斯賓塞，亦不甚理解嚴復翻譯此書的用意。才會對書中的科學術語、斯 賓塞所舉之例證、因果關係的推論等等，下此論斷。
事實上，嚴復譯介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一部分是為了介紹斯賓 塞的社會科學方法，此外則還懷抱著濃厚的政治理想。希望能藉著《羣 學肄言》提升國人對個體素質的注重，好以合羣保種；並調解國內維新 和守舊觀點的衝突，提倡他漸進調適的改革思想。
但是，嚴復寄寓的期待在不同人的閱讀之下，則有著相異的解讀。
我們可從《羣學肄言》的內容、嚴復翻譯之目的，兩個角度來看待這個
15 《大公報》，第481號（1903年10月22日），頁597。
16 沈兆禕，《新學書目提要》，《晚清新學書目提要》，頁555。
問題。在筆者收集到的資料中，大致可將這些看法分作四個部份。第一，
就科學的社會學，與研究方法、人為蔽害這部分，多數讀者是採肯定的 態度。同為晚清著名譯手的林紓，在讀過此書後，對其展示的科學方法，
以及社會學之複雜感到印象深刻：
自吾交幾道嚴子，讀其所譯斯賓塞氏之羣學，立巨幹而繁出其眾 枝，無待留閒設難，抑客而伸主也。劫取獵略，炫奇而市博也，揭 弊存理，循物取驗，其歷也。有階其響也，有的該涉眾途窺微取精，
必使舉世之人，知所謂羣者之果有學也，羣之有學，必闚涉乎萬理 萬事而始獲乎。羣學之實驗者也，嗟夫！此而不母，諸名數之學，
而精其深造之功，又安能綜萬理萬事而盡得其實驗耶。17
不只林紓，孫寶瑄也曾在日記中完整地抄錄一段西方天文學的知識，那 是《羣學肄言》第一章的內容。18至於斯賓塞建構的社會科學體系，孫氏 則有種「與余所見不侔而合」之感。19而嚴復翻譯斯賓塞所批判的，因不 習社會科學產生的主、客觀之蔽，孫寶瑄時常在其日記中以「人差」、「心 差」等詞記述。20此處可見，孫寶瑄對嚴復從「心」角度翻譯「主觀蔽害」
的做法，是完全肯定的。
一樣是關於「蔽害」的感想，民國著名的優生學、社會學家潘光旦 則有更全面的論述。在一篇名為〈荀子與斯賓塞爾論解蔽〉的文章裡（1946 年），潘光旦較為深入的分析了荀子和斯賓塞社會科學對於剔除人心之
「蔽」的作用。21潘氏認為荀子〈解蔽〉一文，與《羣學肄言》所表達之 思想、意圖是相通的。文中有這樣一段描述荀、斯二氏思想體系的話：
17 林琴南，《林琴南文集》（北京：中國書店，1985），頁55。
17 林琴南，《林琴南文集》（北京：中國書店，1985），頁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