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辯論的背景：嚴復對「東學」的批判
在談嚴、章兩人的辯論前，首先必須注意兩人背後所代表的兩條學 術取徑：「西學」與「東學」。兩者一樣是求取西方知識，但卻因路數不 同而牽扯出晚清思想界、文化界兩種互異的學術脈絡。而這個歧異的開 端，便是從甲午戰敗後，受到來自日本的刺激，與敗戰的警醒，促使國 人開始注意這個「力量幾與西洋次等之國相敵」36的國家。那時候起，清 廷遂分批派遣留學生學生赴日學習。37
這些負笈日本的青年學子，從日本帶回大量的西學，在政治、經濟、
社會、軍事各層面的影響均廣為深遠。這種透過日本向西方學習的途徑，
36 〈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密陳日本近日情形片〉，《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台北：文海出版 社，1970），卷12，上冊，頁10233。
37 據實藤惠秀的研究指出：「一八九六（光緒二十二、明治二十九）年舊曆三月底，清朝首次遣 派學生十三人抵達日本，他們是：唐寶鍔、朱忠光、胡宗瀛……等人。」實藤惠秀著，譚汝謙、
林啓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頁1。桑兵對此發端則有不同看法：第一，桑氏進一步考證當 時這些留學生在日本讀書的「東文學堂」，他發現其教授之內容只是延續1882年所成立的「東文 學堂」。培養這些學生的目的沒有改變，「仍是訓練為使館服務的翻譯人才」。從桑兵的考證可 以發現，十三位學生所謂的「留學日本」，只是集中在語言文字上的學習，而未充分擴及至法政、
制度、思想層面。第二，實藤氏及以後的論述皆將留學日本與甲午戰敗作一直接聯繫，桑兵則自 外交史的角度觀察當時中、日、俄的關係，指出這其中還有一從親俄到親日的轉折，才造就出中 國派遣留日學生的主客觀條件。請參見桑兵，《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北京：生活‧讀 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頁136-148。
梁啟超在〈東籍月旦〉裡稱之為「東學」38，這樣的方法受到了康有為、
梁啟超、張之洞等人士大力的鼓吹與提倡。為什麼「東學」這個途徑如 此受到知識分子的歡迎？張之洞的《勸學篇》提供了明確的解答：
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 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 人已刪節而酌改之。39
張氏所言，點出了多數學人眼中「東學」一途的長處。如：靠近中國，
可大量派遣留學生，也易於考察；日文與中文較相近，易學習；更重要 的是，由於日譯西學已經被日人篩改過一次了，便可省略閱讀西學中較 不重要者。張之洞總結為什麼要倡導從日本學習，全是因為「風俗相近 易仿，行事半功倍」40。也就是說「東學」這條路徑帶給中國士子的是一 條快速、便捷、還可邁向富強的捷徑。
相似的理由，亦可在康有為代楊深秀擬的〈請派游學日本折〉中找 到。首先是西方的語言文字與中國相去甚遠，「程功之期既遠」；再者則 為留洋讀書，所費不貲。然若是取經於日本，其「政俗文字同則學之易，
舟車飲食賤則費無多。」41以康氏說法來看，「東學」的優點就在於：一、
政府花費較少；二、日文與漢文相近，易於學習；三、日本已經吸收了 西方變法之精要，中國向日本學習便可習得西方的精萃。
面對如此吸引人的「思想資源」，中國士子一方面便是留學日本，待 學成歸國便應用至實際改革上；另一方面則倚靠大量的翻譯事業，要把 這些「思想資源」轉換為屬於中國自身改革圖新的「概念工具」。42梁啓
38 梁啓超，〈東籍月旦〉，《飲冰室文集》，冊2，頁82-102。
39 張之洞，〈遊學第二〉，《勸學篇．外篇》，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台北：文海 出版社，1967），頁91。
40 張之洞，〈遊學第二〉，《勸學篇．外篇》，頁91。
41 康有為，〈請派游學日本折〉，《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250。
42 王汎森，〈「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收入氏著，《中國近 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頁181-194。
超曾說過：「譯書真今日之急圖哉。」43康有為亦認為「言學堂而不言譯 書，亦無從收變法之效也。」44顯然，晚清中國必須藉由譯書的衝擊，方 能碰撞出新的火花，進一步燃起自強圖新之火炬。這幾乎是改革派士人 的共識，也因為這種時間的急迫性，讓他們認為那時的中國，需要的是
「東學」這帖迅速又有效的藥方。1897年在上海創辦的大同譯書局，梁 啓超在其所撰之敘例中便明白地講出：「以東文為主，而輔以西文」的宗 旨。會出現這樣的言論，全是因為「泰西文字非七年不可通」45，定得待 其語言文字通後，才能學習精深的知識。
早前，張之洞的《勸學篇》裡就有專章討論譯書的問題，名為〈廣 譯〉。張氏在行文中便不斷提及東洋譯書：
至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東洋，力省效速，則 東文之用多。……學西文者，效遲而用博，為少年未仕者計也。譯 西書功近而效速，為中年已仕者計也。學東洋文，譯東洋書則效速 而又速者也。是故從洋師不如通洋文，譯西書不如譯東書。46 從張、梁的言論可以發現，譯東文書的最大優點便是效率高。在這些改 革派人士眼中，中國變法事業已到了刻不容緩之際，「今世變甚急，朝不 及夕，豈能從容待之十年乎？」47康有為筆下這麼一個疑問，道盡晚清士 子心中的焦急感。
如此看來，晚清時候的「東學」，實是一股強勁的文化浪潮，它內涵 豐富、多元的新學知識，讓知識分子不僅眼花撩亂，也急於想要全數抓 住。總和上面的描述，造就這股文化浪潮的原因，可分為兩個層面。第 一，改革變法在時間上的緊迫性，讓讀書人選擇效率高的「東學」。若細
43 梁啓超，〈大同譯書局敘例〉，《飲冰室文集》，冊2，頁57。
44 康有為，〈請開局譯日本書折〉，《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254。
45 康有為，〈日本書目志序〉，《康有為全集》卷3，頁585。
46 張之洞，〈廣譯第五〉，《勸學篇．外篇》，頁107-109。
47 康有為，〈請開局譯日本書折〉，《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254。
談此「效率」，其中還包括日文易於學習，距離中國近，花費少等優點。
第二，日本已對西學篩選過一次，中國便可盡取西學之精華為己所用。
有著語言文字的親近性，以及明治維新成果的展現，來自日本的思想資 源便被晚清士子視作通往西方文明的特效藥。
然而，中國知識界並不是全盤倒向日本。如極力廣推「東學」的梁 啟超便曾批判這種知識輸入的方式，是「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
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之所以如此歡迎它，只是因為當時中國如「久 處災區之民」，面對這些「草根木皮，凍雀腐鼠」的知識，仍是「罔不甘 之，朵頤大嚼；其能消化與否不問，能無召病與否更不問也。」48而嚴復 則更為當時文壇裡反對「東學」，提倡「西學」的特出之士。與前述幾位 學人不同，嚴復的西學思想是直接取自西方。在英國讀書的他浸淫在西 方社會、文化、學術的氛圍裡，使嚴復得以深入理解西方知識。於是他 認識、翻譯、引介西方的方式與康、梁等人取自日本一途，就形成了兩 種截然不同的學術管道：一直接、一間接；一譯自英文、一譯自日文。
這般差異性的存在，致使嚴復對於「東學」常抱不滿之心，其批評 之詞往往流露於其文稿以及書信中。綜觀嚴復面對晚清這股「東學」風 潮所作之評論，筆者認為大致可表現在幾個面向。
首先我們看1895年他於《直報》上發表的〈原強續篇〉，嚴復在文中 討論了日本的富強之道。他指出日本改革只著重軍事的發展，而「其民 才未長也，其民力未增也，其民德未和也」，現下國人所見日人之強盛，
只是「無其本而強為其實」的表現。在嚴復看來，日本所展示的「成果」
不過是「西法之形下者」，這種徒具皮毛的「倭學」，實是「西方之不幸」。
49或許可說嚴復對日本明治維新的認識不甚正確，但從其「偏見」中，卻 能看出他認為日本改革方針是錯誤的。就此而言，在嚴復心裡便抱定著
48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頁162。
49 嚴復，〈原強續篇〉，《嚴復集》，冊1，頁36-40。
日本變法之「法」是不正確的。
1895年後，嚴復並未迅速對留日風潮發出強烈的抗議。在1902年他 寫信給門生熊季廉時，對於「東學」的看法還是雖「不可謂入穴得子」，
但「慰情勝無」的。50但在1904年間，嚴復對「東學」的批判態勢則轉趨 強烈，不僅針對其方法，也瞄準提倡之人。在〈與《外交報》主人書〉
裡，他說道：
且今世之士大夫，其所以頑錮者，由於識量之庳狹。庳狹之至，則 成於孔子之〈所謂〉鄙夫。經甲庚中間之世變，惴惴然慮其學之無 所可用，而其身之瀕於貧賤也，則倡為體用本末之說，以爭天下教 育之權。不能得，則言宜以漢文課西學矣。又不能，則謂東文功倍 而事半矣。何則？即用東文，彼猶可以攘臂鼓唇於其間；獨至西文，
用則此曹皆反舌耳。51
很明顯地，復是將箭頭對準以張之洞為首的人士。文中談及「體用說」
和「東學說」時，嚴復充分寫出他的抗議之意。52
從他與熊季廉的通信顯示，嚴復對張之洞等提倡東學者成見甚深，
甚至連張氏主持制定《奏定學堂章程》此般「制禮作樂」之舉，嚴復也 認為日後恐將歸於虛設。53只要這種學堂章程一頒訂，那麼「學界教育，
自香濤宮保定章之後，大抵在禁學者勿治西文。即使治之，主試之人決 不重也。此法一行，不識賢者所立培根學堂為所搖動否也。」54而在下舉 這封信件裡，嚴復更表現出對於「東學－日本－外患」的心態：
50 嚴復，〈與熊季廉書 五〉，《《嚴復集》補編》，頁232。
51 嚴復，〈與《外交報》主人書〉，《嚴復集》，冊3，頁561。
52 關於嚴復與張之洞等人之關係的課題，可參見王天根，〈嚴復與晚清幕府〉，《史學月刊》，
52 關於嚴復與張之洞等人之關係的課題，可參見王天根，〈嚴復與晚清幕府〉，《史學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