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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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緒論. 一、研究動機嚴復在清末民初扮演著引介西方近代思想啟蒙者的角色。一些新的西方學術思潮諸如：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邏輯、自由主義等，透過嚴復的譯著與論作，躍上中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的歷史舞台。它們在近代中國尋求現代轉型過程中，留下了深刻痕跡。新潮的西方學說，加上嚴復獨具韻味的筆觸，讓這些譯作在晚清社會上引起了熱烈回響。然而，當時不單是嚴譯流通於市面上，清末社會還盛行著另一股翻譯風潮，那就是日譯西學。這種「東學式」取徑獲得梁啟超、康有為、張之洞、章太炎等人的支持，以留日學生為中心開展的譯書活動成為中國認識西方的一條途徑。1而以嚴復為代表的「西學式」取徑，便是與此相對的另一種管道。雙方最大的不同點在於，留學英國讓嚴復得以浸淫. 1. 關於中國留日學生和其翻譯的問題，請參見：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啓彥譯，《中國人留學. 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李喜所，《近代留學生與中外文化》（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頁132-227。Marius Jansen, “Japa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Vol. 11. Part 2, pp. 348-353.. 1.

(2) ．2．.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於西方文化，使他能直接閱讀西文著作。嚴復身上豐厚的西學與傳統國學修養，促使他鑄造出這種風格獨特的譯作和政論文字。嚴復這種深具「個人特色」的翻譯，與當時數量極為可觀的日譯西學相比，其特殊性及價值便清楚可見。嚴復的譯著與日本「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2的譯作相比，具有以下幾點特色：一、選擇性突出，二、目的性強，三、譯法特殊，四、各本譯書摶成一套體系。這四項特色在嚴復心中是交織在一起，他透過這些譯著，進而描繪其對中國未來的改革藍圖。而嚴復譯介西方思想的手法，不僅客觀地介紹西方知識，亦融入自身的主觀詮釋和考量。此種對中西思想所作的交融互釋，便隱藏在譯文的字裡行間。如此看來，嚴復的譯著在近代中西交流歷史上，的確為不可忽略的文本。嚴復所翻譯的書籍，個個分屬西方近代知識體系裡各種思想學說。其中的《羣學肄言》則是譯自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社會學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3斯賓塞是生理學家、心理學家和自然科學的哲學家。同時，我們還可稱呼他是一位倫理哲學家（ethical philosopher）、社會學家。4當他把其思想學說應用於英國政治環境時，斯賓塞又搖身一變成為「個人權利」、「自由主義」的代言者，在英國極受歡迎。5然而，在斯賓塞這些多重身分裡，最為世人知曉、傳誦的便是他 2.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水牛出版社，1981），頁162。又在李喜所的《近代留學生. 與中外文化》中指出，留日學生譯書呈現了求新、求多，但質量較低的現象。甚至有部分的書是日本人由其他外文轉譯的，留日學生無法通曉別種語言，常將錯誤以訛傳訛；另一方面，他們譯書為求快，缺少譯校，譯本難免粗糙。實藤惠秀的書也觸及到留日學生的翻譯活動，實藤氏認為這股翻譯活動改善了中國的出版事業的版本與印刷樣式；日本詞彙的輸入對中國現代化的發展也有其正面意義。請見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啓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頁135-244。 3. Herbert Spencer, The Study of Sociology (London: Henry S. King ＆ Co, 1877, 6 th ed.).此書中文譯. 本現有張紅暉、胡江波譯，《社會學研究》（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 4. Greta Jones, “Spencer and his Circle,” Greta Jones and Robert A. Peel eds., Herbert Spencer: The. Intellectual Legacy (London: The Galton Institute, 2004), p. 1. 5 關於斯賓塞與英國政治的關係，請參見Ernest Barker, Political Thought in England 1848-191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2nd ed.), pp. 70-112..

(3)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3．. 作為進化思想宣傳者的角色。同另一位生物學家，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一樣，斯賓塞因為他的進化論思想而在英美社會受到熱切關注。需要注意的是，斯賓塞的進化觀念早在達爾文《物種原始》出版前，便已提出。 6 兩人之間除了理論發展先後的差別外，他們對evolution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對達爾文來說，evolution應可用「演化」來解釋，它的核心概念為「天擇」（natural selection），意即由自然界來「選擇」哪些生物能在通過逐步演變後，適合生存於環境。通過世世代代長時間的累積，進而創造新的物種。7 而evolution在斯賓塞眼裡，則具有不同之意義，可以「進化」來解釋。在斯賓塞的想法中，他雖然承認達爾文「天擇」概念對進化過程的意義，但還是傾向接受拉馬克（James de Lamarck）的「獲得性狀遺傳」理論（Lamarckian use-inheritance）。在兼採兩種論點的情況下，斯賓塞是以拉馬克機制來解釋「適應」（adaptation）如何作為一種核心動力，讓有機體 6. 關於斯賓塞的進化思想與達爾文演化論的關係，有一點特別需要留意：早在1859年達爾文《物. 種原始》發表前，斯賓塞便已經闡述了他進化論的基本內容。如斯氏第一本專書Social Statics（因成書時間有兩種說法，在此採用1850-1851這段時間），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1855）；以及幾篇專文“A Theory of Population”（1852）, “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1857）。這些作品的問世，皆讓斯賓塞戴上進化思想家（evolutionary thinker）的名號。John David Yeadon Peel, Herbert Spencer: The Evolution of a Sociologist (Aldershot: Gregg Revivals, 1992), pp. 319-320. Mark Francis, Herbert Spencer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Lif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x-xi. 7 瑪莉．戴維斯（Merryl Wyn Davies）著，王道還譯，《達爾文與基本教義派》（台北：果實出版，2003），頁124-125。更詳細地說，關於「天擇」理論還可細分為以下三點：1.生物會改變，而且這些改變能夠遺傳給後代。2.生物所產生的後代很多，但並不是每一個後代都有生存的機會。 3.在眾多發生各種變異的後代中，最能適合環境條件的個體，獲得生存繁衍的機會就更大；所以這些利於個體的變異，便能夠經由天擇而在族群當中累積。而天擇在演化過程中，不僅「淘汰」對環境適應不良的生物，還能一步步創造出生物新的適應性。由此可見，我們必須注意到達爾文對演化的認識，有兩點特色值得注意：1.達爾文主張的演化是沒有特別的目的。2.演化是沒有方向的，它不會一直朝著更高等的事物演化；生物只是為了要更能適應他們的生存環境，並沒有所謂的進步或退步。以上觀念請參見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著，程樹德譯，《達爾文大震撼－聽聽古爾德怎麼說》（台北：天下文化出版，1995），頁Ⅱ-Ⅳ。另可參見恩斯特．邁爾（Ernst Walter Mayr）著，田洛譯，《很長的論點－達爾文與現代進化思想的產生》（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

(4) ．4．.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為適應環境條件而改變自己，最後達到一種「平衡」（equilibration）的狀態。而「天擇」這張篩網，則被擺至此過程的後半段，用以篩選不能「成功」適應環境及平衡的有機體。8這麼來看，斯賓塞對進化的想法，是抱持著一種樂觀的態度。他的evolution預示了物種發展必定會逐步朝著象徵成熟（maturity）的終點前進；達爾文的evolution則相反，他的觀念是一個「開放式進程」（open-ended process），而非預設一個所謂完美的終站。 9. 上述分析顯示，達爾文的演化是沒有預設目標方向，是中性不特指「進步趨勢」的概念，而斯賓塞卻指涉了進步的觀念。這麼說來，筆者認為坊間許多翻譯書籍在詞彙翻譯上有一個錯誤，便是混淆了「演化」和「進化」這兩組翻譯詞彙的根本意義。前者應是符合達爾文的概念，中性沒有特定目的；後者才較貼近斯賓塞的概念，樂觀的進步觀點。因此本文便也順著此條脈絡，用「演化」說明達爾文的思想，「進化」則歸於斯賓塞。10 斯賓塞將其進化法則運用至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思考上，他的. 8. Robert J. Richards, “The Relation of Spencer’s Evolutionary Theory to Darwin’s,” Herbert Spencer:. The Intellectual Legacy, pp. 17-36. Michael W. Taylor, The Philosophy of Herbert Spencer (London: Continuum, 2007), pp. 57-75. Michael W. Taylor, The Philosophy of Herbert Spencer, p. 74. 亦可見Robert J. Richards, “The. 9. Relation of Spencer’s Evolutionary Theory to Darwin’s,” pp. 19-27.Alan Swingewood著，彭懷恩等譯，《社會學思想史》（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5），頁53。其實如果單就evolution的詞意來說，它的拉丁文evolutio僅表示一個結構體的「展開」、「鋪開」（to unroll）之意。生物學家剛開始只將它用於形容一個胚胎的發展過程，而這也是物體從簡單形式演變至複雜形式的典型例子。直到斯賓塞的出現，才將evolution應用到人類社會，並增加了所謂「往更高等級演變」的意思。Peter J. Bowler, 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Berkeley;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3rd ed.), p. 8. 10 這種翻譯詞彙的混用，在近代中國的情形為何？其實在晚清社會，亦上演著「天演」和「進化」兩個詞彙的競爭。其中「天演」便是嚴復的翻譯，而「進化」則是從日本傳入中國。相較起來，嚴譯比起當時日本來的翻譯，更能掌握evolution的原意。蔣英豪曾就二詞彙的消長問題做過討論，請參見蔣英豪，〈晚清「天演」、「進化」二詞的消長〉，《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46期（2006 年），頁73-89。.

(5)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5．. 幾部著作，摶成一套涵攝生物學、進化論、心理學、倫理學、自由思想的哲學體系。11斯氏稱其名為《系統哲學》（Synthetic Philosophy），12嚴復將之譯作《會通哲學》。而嚴復翻譯的這本小書《社會學研究》，它就像是作為《系統哲學》各卷之中，和社會科學性質相關卷冊的一本「緒論」。 13. 它雖非斯氏其他大部頭的巨著，但連同此書譯介入中國的「社會學」、「進. 化思想」、「社會有機體」等概念，仍引起當時許多知識份子的注意。要了解斯賓塞思想在近代中國的故事，有兩大課題需要掌握。第一，斯賓塞與晚清社會的進化思想；第二，斯賓塞與中國社會學的發展。關於第一點，實已成為學界研究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討論熱點。斯賓塞、達爾文、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進化觀念，靠著晚清學人的譯筆來到中國，造成了極大衝擊。「天演」、「物競」、「進化」、「天擇」等詞彙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這也證明了進化思想在近代中國的確是一股顯流。14 多數研究均集中於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孫中山，幾位. 11. 一般國人對斯賓塞的了解僅止於所謂：將生物學「適者生存」概念應用於社會領域，從而促成. 當時風行歐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也因為這樣，導致大眾無法釐清斯賓塞與達爾文之間的差距，也誤解了斯氏思想的真意。其實斯賓塞對進化的看法，並非如此殘酷、冷漠；且他對人類社會的構想，其實是在期許一個「道德完美」的狀態。從他建立的系統哲學第一部《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至最後一部《倫理學原理》（The Principle of Ethics），都顯示斯賓塞是為了建造一套在進化過程中的「道德科學」（a science of morals in evolutionary process）。因此，將斯賓塞學術思想的核心歸結於倫理學，應是較為正確的認識。Robert J. Richards, “The Relation of Spencer’s Evolutionary Theory to Darwin’s,” Herbert Spencer: The Intellectual Legacy, p. 29.此外，筆者非常感謝王道還老師在此看法上的提點。 12. 有學者指出，斯賓塞的系統哲學是早期企圖建立一個「普遍系統理論」（general system theory）. 的嘗試。Jonathan H. Turner, Herbert Spencer: A Renewed Appreciation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85), pp. 30-48. 13. Michael W. Taylor, The Philosophy of Herbert Spencer, p. 94.. 14. 相關敘述可見胡適的回憶。胡適，《四十自述》（湖南：岳麓書社，1998），頁40。另外，曹. 聚仁於其《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中提到，在他讀過的五百多種回憶錄中，許多人都提到曾受嚴譯《天演論》的影響。曹聚仁，《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6），頁353。.

(6) ．6．.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近代思想家、改革者身上。 15 描繪進化論對晚清各式思想改革運動的影響，探究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三人的進化思想於其中所展現的助益。這裡面又以嚴復與其翻譯的《天演論》最受矚目，因為嚴復是中國第一位用一個完整的文本來介紹進化思想。這本書同時闡述了赫胥黎、斯賓塞的進化思想，致使多數研究者不斷地探索赫、斯二氏在嚴復思想裡的定位，與《天演論》在兩人思想上表現的「取」和「捨」。再者，由史華慈所提出的看法，「尋求富強」論形成了研究嚴復思想的基調，致使強調國家富強的「政治因素」多過於思想間交融互釋的「文化因素」。16因此，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看到的斯賓塞，大多以《天演論》裡的形象為主，又或是激進革命思潮中，以及嚴復追求中國富強時思考的斯賓塞。反倒是對《羣學肄言》與其呈現的斯賓塞思想，漸進調適的取徑，和其他面向的斯賓塞，甚少著墨。課題之二，斯賓塞與近代中國社會學的關係，這又屬探討中國社會學史時較關注的焦點。多數研究者皆指出，斯賓塞的社會學思想是近代中國最早接受的西方社會學。17且他的學說更在清末社會激起一股斯賓塞風潮。在研究「斯賓塞熱潮」時，嚴譯《羣學肄言》雖被納入討論中，但論者僅描寫此書在這場翻譯運動中的「位置」，較少給予《羣學肄言》一個明確的歷史地位、意義。另一方面，未深究《羣學肄言》內涵的社會學思想為何？大多是認定嚴復精確地譯介了《社會學研究》的內容，. 15. 西方學者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的著作就是以這些思想家為中心，疏理達爾文主義在近. 代中國的課題。James Reeve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此書的中譯本於2008年問世，請參見浦嘉珉著，鐘永強譯，《中國與達爾文》（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16. 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此書中譯本為葉鳳美譯，《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17. 此問題可參見近幾年出版的新書，楊雅彬，《近代中國社會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1），上下冊；姚純安，《社會學在近代中國的進程（1895-1919）》（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劉少杰，《中國社會學的發端與擴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7)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7．. 但這問題實需經過比對兩種文本後，才能進一步確認。總合上述兩議題，我們遂可得知，「斯賓塞和進化論」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方方面面確實是相當重要，也還待人繼續發掘。前輩學者如王爾敏先生早於1970年代就已指出「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中國」是個值得研究的課題，應就社會達爾文主義對中國思想界之影響多作研究。18回顧這些年累積的成果，筆者認為，對於「斯賓塞、進化思想、近代中國」這問題雖已有較基本的認識，但仍有諸多議題值得深入挖掘。從上述兩點的把握程度來看，關於嚴復、《羣學肄言》、斯賓塞，三者在清末民初留下的痕跡，還未有較完整的討論。在斯賓塞思想到中國的過程中，嚴譯《羣學肄言》實具有重大的意義和價值。它代表了中國早期「直接翻譯英文」的西方社會學著作，亦為晚清市面上較為完整的斯賓塞譯作。然而，經過嚴復翻譯的《羣學肄言》，其表述的斯賓塞思想是以何種面貌呈現？它和嚴復「調適」的思想取向在近代中國所代表的意義是甚麼？國人又如何看待、理解這種思想路數？基於前述考量，本論文將以嚴譯《羣學肄言》為中心，考察它在晚清斯賓塞熱潮中代表的意義。細述嚴復翻譯此書的始末，試圖清理嚴復生命歷程中，逐漸認識斯賓塞的步伐。再者，分析《羣學肄言》裡的譯文，釐清文字內嚴復、斯賓塞兩人思想的交織互動。最後則從傳播、影響面向著手，描繪中國學子對它的回應和批判。希冀從嚴復與《羣學肄言》入手，能考察嚴復對斯賓塞思想的思考與理解，追索斯賓塞在近代中國的命運。. 二、文獻回顧進化思想對清末民初的中國社會影響之大，無論是支持漸進改革，. 18. 王爾敏，〈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及其問題之發掘〉，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 華世出版社，1977），頁526-527。.

(8) ．8．.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又或激進革命，都曾援引此思想學說作為註腳。讓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等西學碩儒，紛紛走入他們的思想世界。早期的成果多以單篇文章為主，研究範圍亦較零散。對斯賓塞與近代中國思想運動的討論如郭正昭，〈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晚清學會運動－近代科學思潮社會衝擊研究之一〉一文。19文中指出晚清學會運動的蓬勃發展，各種思潮紛然而起，是因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動力而興起。就氏著的觀察來看，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直接或間接助長的思潮有：民族主義、權威主義、民主主義、優越主義、改革主義、重商主義、科學主義、實驗主義等。這些新興思潮，促使了學會運動能夠逐漸壯大、繁盛。20 至於和達爾文相關的討論，則有盧繼傳、張秉倫合著的〈五四運動與達爾文進化論〉一文，是以達爾文進化論和民初思潮運動為題。該文認為，於五四運動期間廣泛宣傳的進化論，替五四運動所提倡的民主、科學、思想解放、改革社會提供了自然科學的根據；另一方面進化論也觸發了幾種新思潮的流行：如實驗主義（杜威的實用主義）、優生學、21互助論。22因此進化論不僅推動五四運動的發展，且也助展了其它西方思想帶著進化論的面具來到中國。23 整體掌握度較高的論著，要以1983年美國Bucknell大學東亞研究中心. 19. 郭正昭，〈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晚清學會運動－近代科學思潮社會衝擊研究之一〉，《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下冊（1972年12月），頁557-625。 20. 如同張灝的「轉型時代論」，其中有一項特徵就是學會組織的發展，讓新思想的傳播達到空前. 未有的高峰。這樣看來，晚清新思潮和學會運動，兩者的確是相輔相成，互相刺激、成長的。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收入氏著，《時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頁37-60。 21. 關於民國初年的優生學，以潘光旦為中心的研究仍是少數，還有許多可開展的空間。而相關類. 似的議題，則可參見Frank Dikő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London: Hurst & Company, 1992). 民初《互助論》一書的介紹，可參見鄒振環，〈二十一世紀轟動一時的《互助論》〉，收入鄒. 22. 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頁286-289。 23. 盧繼傳、張秉倫，〈五四運動與達爾文進化論〉，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紀. 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北京：新華書店，1980），頁387-402。.

(9)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9．. 教授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出版的China and Charles Darwin（《中國與達爾文》），首開先例地全面探索這段歷史。24浦氏以「達爾文學說」為中心，觀察它在近代中國思想系譜裡所發揮的作用。評述康有為、梁啟超、嚴復、孫中山、章炳麟、吳稚暉、胡適等思想家，他們分別對達爾文進化思想所作的各種「接納」與「誤讀」。 25 浦氏認為，達爾文主義進入中國後，各家思想派別人士為了援引這套「思想資源」，紛紛使用傳統思想來「解讀」達爾文。最後遂促使達爾文主義在各方面都被「中國化」（Sinicized）了。26 以嚴復為例，氏著對他以老、荀二家接引斯賓塞思想的做法，給予「達爾文主義道家學說」（Darwinian Taoism）此一專稱。27浦嘉珉指出，嚴復雖把「天」視作自然之物，接受了自然進化的想法；但他更強調人為、思想的力量可以扭轉「天擇趨勢」。然而諷刺的是，嚴復的方法，卻種下日後國人易於接受毛澤東思想作為的因子。28換句話說，浦氏所關心的基本問題是：近代思想家對達爾文主義塗抹的「顏料」，如何成為中國革命的「色彩」？而全書中心議題就是指向：達爾文主義在近代中國走向革命，接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過程裡，扮演何種角色？《中國與達爾文》替學界開創了一片新視界，研究者開始關注進化. 24. 氏著書名雖專指「達爾文」，但閱讀後可發現，書中所論是以達爾文為中心所開展出的各式進. 化主義，其中又以斯賓塞的進化思想為重點。就此便可發現浦氏是將斯賓塞的進化論化約為達爾文之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Andrew J. Nathan的書評便提到，此書的中心題旨在於論述晚清所有派別的思想和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思想都是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基礎。請參見Andrew J. Nathan, “Book Review: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5, No. 1 (Nov. 1985), pp. 127-128.其他書評如：Jixing Pan, “Book Review: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Isis, Vol. 76, No. 3 (Sep. 1985), pp. 438-439；Charlotte Furth, “Book Review: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9, No. 4 (Oct. 1984), pp. 1135-1136. 25 浦嘉珉這種研究取徑與其師，哈佛大學教授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解讀嚴復思想時有異曲同工之妙。關於史華慈的問題下文便會談到。 26. James Reeve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p. 456.. 27. James Reeve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p. 77.. 28. James Reeve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pp. 78-79..

(10) ．10．.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主義在中國演繹出的種種「變形」。2002年，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王中江出版的《進化主義在中國》。以一種近似「觀念史」的取徑，考察進化主義對近代中國思想運動的影響。王中江把進化主義區分為兩層面的意義：一、科學知識的意義，二、宇宙觀、世界觀和意識形態的意義。該書指出：近代知識份子「借用」進化主義時，若將它視為「社會進化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加以運用，「科學知識」的意義便漸漸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具有「規範性」的「宇宙觀、世界觀」。嚴復、梁啟超等人皆為如此。29 當進化主義成為中國「變革」的量尺，對於該採取漸進，還是激進方式的論爭，遂回頭影響了進化主義的本質。氏著分別自進化主義與「漸進變法」、「激進思想」、「五四新文化運動」三波改革運動來看此問題。王中江認為，中國的進化主義一開始催生了改革運動誕生，之後由於運動失敗，革命浪潮一波接一波地推向國人心中，進化主義也成為運動最強力的推手。放下「漸進進化」的思考模式，抓住了「激進進化」的標準，革命派人士認為人類可以戰勝天命。就此，他們強調「人為進化」（王中江語）多於「自然進化」。這就是本書所提出的重要論點：從改革派到革命派的轉變，同樣援引進化思想，但卻出現「自然進化」和「人為進化」之間的差異。30 浦嘉珉與王中江，分別探索了清末民初各式進化論的流變。以人物、思想為中心的研究，均指出這些進化思想最後紛往「革命思潮」靠攏，陷入近代中國激進主義的洪流中。對此，2005年北大政治系教授吳丕的《進化論與中國激進主義1859-1924》一書，更進一步深究這個歷史問題。. 29. 王中江，《進化主義在中國》（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289。. 30. 此論點還可參考作者發表的另一篇短文，內容可謂是本書的精華版。王中江，〈進化主義與中. 國近代的保守、漸進與激進〉，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112-129。.

(11)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11．. 此書意圖探討進化論對近代中國政治思想上激進主義的影響。31從晚清維新運動開始，自《天演論》出現到《新民說》的推出，作者認為這是晚清思潮轉向激進主義的開始。民初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則為激進主義在中國的「開花結果」。這其中，進化主義仍是起到關鍵作用。該書以近代中國激進主義的發展為標的，挖掘當晚清到民初政治思想轉向激進之時，進化論這股潛流何以始終能扮演著推進的角色？作者認為，這實是肇始於國人對進化論的「取捨」。中國人並非完全接受進化論，而是零星接受一些進化觀，其中對晚清思想變革起作用較多仍是進步觀與競爭觀。 32 再者，吳氏還欲以此和晚近對激進主義的反省展開對話，進而「再肯定」激進主義的價值。33針對學界正在重新肯定「維新運動」，再評估「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吳丕則從進化主義的角度出發，重新給予激進主義一個正面的評價。回顧前述幾本「進化論與近代中國」的專書，除了王中江的研究外，其餘似皆預設了一個「進化思潮對中國革命影響」的提問。其中吳丕的 31. 吳丕，《進化論與中國激進主義，1859-1924》（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吳氏對全書. 「激進主義」的定義為：本書只涉及中國近現代的激進主義，其主要特徵就是與保守主義對立的，要求從根本上改變舊的政治制度及其現代思想文化道德基礎，其態度是激烈的、不妥協的，手段往往是暴力的、革命的。吳丕，《進化論與中國激進主義，1859-1924》，頁4。 32. 吳丕，《進化論與中國激進主義，1859-1924》，頁194。其實，作為西方達爾文主義思潮的開. 端，達爾文的《物種原始》一直要到1919年，才由馬君武翻譯完畢。全書翻譯歷時長久，馬君武自1901年始譯，1902年便在《新民叢報》上刊登單篇的譯文，陸陸續續一直到1919年才完成此書。換句話說，中國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才能讀到「完整的」達爾文思想。關於馬君武與其翻譯的《達爾文物種原始論》，學界仍未有專論研究，簡單的介紹可參見鄒振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譯出的《達爾文物種原始論》〉，收入氏著，《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頁269-275。 33. 氏著所指，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中國大陸史學家李澤厚《告別革命》一書出版為開端的反思. 運動。此書內容針對中國於二十世紀走過的馬克思主義革命之路，李氏試圖在書中反駁這種以革命為基調的思潮。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關於這本書的討論，以及李澤厚思想動向的轉變，可參見黃克武，〈論李澤厚思想的新動向：兼談近年來對李澤厚思想的討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6 年6月），頁425-460。不只李氏從基本思路著手，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上亦開啟了對「革命典範」的檢討聲浪。由此，關於「維新運動」、「新政改革」、「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幾件歷史事件的論調和評價，研究者得以從新視角來探索。.

(12) ．12．.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著作更是某種程度上對近年「告別革命」論調的反駁。反觀「進化思潮與漸進調適」這論題則較乏人問津，似乎「要改良，不要革命」的思潮仍未影響這塊論域。不過，進化論和漸進調適思想的關係確是需要深入考察。尤其是晚清盛行的斯賓塞進化思想，它其實原為一種提倡漸進、緩和改革的保守取向。為何斯賓塞在美、日與中國所引領出，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潮？34這些問題的解答，我認為應可從嚴復與其翻譯《羣學肄言》這個面向來考慮。究竟嚴復堅持的漸進、溫和，調適改良思想，和斯賓塞《社會學研究》闡述的想法，有無衝突？其次，經過翻譯，在《羣學肄言》裡訴說的斯賓塞思想，包括其進化論、社會學思想兩大面向，又是作何呈現？而嚴譯《羣學肄言》在近代中國的命運，是否亦反映了嚴復和斯賓塞思想的落敗？嚴復一生涉足了多方面的活動：政治界、思想界、翻譯界，因此其相關研究便也觸及了多種領域的歷史問題。他的生平、思想、政治行動、翻譯等面向是交織在一起的。近年來方法論和視角轉換，各式面貌的嚴復研究形成一個龐大的論辯場域。35 傳統研究手法將嚴復的生平與思想、翻譯分作兩塊範疇，各有其脈絡。思想史、哲學家負責生平與思想；翻譯則交給翻譯學家。關於生平和思想，初期學界累積了大量的觀點，但這些研究還未深入嚴復譯著內部，觀察嚴復如何「理解」西方，亦無考察譯本在晚清社會引起的回響。而其翻譯問題則集中在翻譯技巧，信達雅理論的實踐，意譯或直譯，換. 34. 關於斯賓塞思想對美國的影響，可參見霍夫斯達德（Richard Hofstadter）著，郭正昭譯，《美. 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日本方面則可參見此篇文章， Douglas Howland, “Herbert Spencer and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 Meiji Japa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42, No. 1 (Jan. 2000), pp. 67-86. 雖然不同國家，但斯賓塞帶給它們的卻都是一種偏向保守緩進的改革思想。 35. 黃克武，〈嚴復研究的新趨向：記近年來三次有關嚴復的研討會〉，《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第25期（1998年3月），頁7-11。此文整理了他認為學界目前對嚴復思想研究的三個焦點，八個立場。.

(13)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13．. 例、按語等問題。36 兩個分開的領域漸漸受到研究者的共同關注，嚴復的譯文不再單作為研究思想時佐證的史料，而成為「被研究」的對象。學界開始追問：嚴復是否忠實地傳達了作者原意？被譯介的西方思想有無被譯者改造？為釐清這些問題，研究者遂將視角聚集在結合嚴復的翻譯和思想上。另一方面，為更準確了解嚴復的影響，對於個別譯本的討論也十分重要，這樣方能從傳播層面來掌握其文字思想的作用。最早留意嚴復譯著與思想的學者，首推美國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著《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氏著通過比對嚴譯文字與其原文本的差異，分析嚴復對西方思想的「誤讀」和「接受」。史氏指出貫串於嚴復心中的終極目標是「尋求富強」和歐洲「浮士德－普羅米修斯」（Faustian-Promethean）之精神動力、「國家主義」之追求。37其譯本「錯譯」的部分，史華慈將之歸咎於「政治傾向」。這導致嚴復翻譯時，往往讓國家富強的目標勝過個人價值的意義，產生一定程度的「錯譯」。而透過此書，他更指出中國近代思想的發展便是一段傳統與現代斷裂的過程。史氏相當具有開創性的觀點影響至深，日後多數嚴復研究皆離不開上述論點。更有甚者，他在方法論上的貢獻，讓研究者開始關注到嚴譯文本上。近年來，一本本嚴譯研究的專書出版，適度地回應了史華慈的論述，更讓我們見到嚴復思想的新風貌。嚴復的主要譯著共有八種：《天演論》、《原富》、《羣學肄言》、《羣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穆勒名學》、《名學淺說》。 38除去《羣 36. 專門討論嚴復翻譯理論、技巧的書，近著如：沈蘇儒，《論信達雅：嚴復翻譯理論研究》（台. 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0）。另外關於歷年學者對嚴復翻譯的研究，可參見黃克武的評述。黃克武，〈嚴復的翻譯：近百年來中西學者的評論〉，收入福建省嚴復學術研究會編，《嚴復與中國近代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8），頁605-616。 37. 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pp. 238-239.. 38. 前八本譯作在1930-31年，商務印書館以《嚴譯名著叢刊》之名出版，1981年再版。請見：劉孟.

(14) ．14．.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學肄言》外的七本譯作，目前學界共出版了五本專著、一篇專文探討。另還有三部專書，涵括了嚴復譯著相關的綜合討論。以下將先概略地綜述這部分的成果，再就此檢討過往對《羣學肄言》的研究。《天演論》一書應是所有譯本中傳播最廣，影響較深遠的書籍。也因此而獲得研究者最多的青睞。早期探討嚴復進化思想時，均認為《天演論》是一本「譯述結合」的作品。李澤厚的話很具代表性：其實，嚴復《天演論》的特點恰恰在於它不是赫胥黎原書的忠實譯本，而是有選擇、有取捨、有評論、有改造，根據現實，「取便發揮」的「達旨」。39 之後遂不斷有研究者持續以類似的觀點來考察嚴復譯著的文字，如田默迪（Matthias Christian）便作了《天演論》與赫胥黎原文之間的比對研究。在〈嚴復天演論的翻譯之研究與檢討－與赫胥黎原文之對照比較〉中，田氏指出嚴復用字透露出在「詞彙」、「概念」、「推理」上，與赫胥黎原書均有著相當的差距。40 在後繼研究者持續探索《天演論》譯文與思想時，亦有學者轉從「傳播史」的角度來觀察嚴復思想的影響範圍。王天根《《天演論》傳播與清. 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嚴復卷》（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王栻，〈嚴復與嚴譯名著〉，收入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論嚴復與嚴譯名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 11。這八本除外，還有幾本較少討論的譯著：《支那教案論》、《中國教育議》、《英文漢詁》、《歐戰緣起》。其中的《英文漢詁》、《歐戰緣起》現有專文討論。請參見鄒振環，〈翻譯大師筆下的英文文法書－嚴復與《英文漢詁》〉，《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卷3期（2007年5 月），頁51-60。黃克武，〈嚴復與《居仁日覽》〉，《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9期（2008年6 月），頁57-74。另外，嚴復有一本專著《政治講義》，過去研究者皆認為此為中國人獨立撰寫的第一部當代政治學教材，但經過戚學民博士的考察指出，《政治講義》並非嚴復自撰，而是依據英國劍橋大學近代史教授西萊《政治科學導論》的主要內容寫成。請見：戚學民，〈嚴復《政治講義》文本溯源〉，《歷史研究》，第2期（2004年），頁85-191。 39. 李澤厚，〈論嚴復〉，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1），. 頁308。這樣的論述基調，大多跟隨史華慈的討論而衍生。 40. 田默迪，〈嚴復天演論的翻譯之研究與檢討：與赫胥黎原文之對照比較〉，《哲學與文化》，. 第19期（1975年9月），頁4-18；第20期（1975年10月），頁49-58。.

(15)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15．. 末民初的社會動員》，結合思想與傳播史，測重研究《天演論》在晚清社會「流動」的問題。其次，藉由觀察《天演論》的傳佈，爬梳此書與清末各家進化思潮交織互動的情形。以往僅注意《天演論》的進化思想產生哪些影響，在思潮「面與面」之間考慮；氏著則注意到「線與線」的鍵結，提醒我們也應釐清嚴復譯作在流通、影響的問題。這樣方能更準確地評估其書在近代中國的「滲透力」。41 與田默迪同樣採取比較方法的，還有賴建誠《亞當斯密與嚴復：國富論與中國》一書，分析了嚴譯《原富》裡的文字和按語。氏著的觀點基本上不脫史華慈的論述，認為「嚴復對史密斯經濟學概念的興趣與掌握，遠比不上他對『國富論』的關懷。」42因此他未必能掌握西方自由經濟學說在中國的適用性。而本書有另一重要貢獻在於，指出嚴譯「詞彙」仍無法承載西方文化的思想體系，提醒研究者注意嚴譯「詞彙」與中西思想差異的問題。43 關於《社會通詮》的研究，則有王憲明《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氏著考察了《社會通詮》和原著幾個關鍵詞：「社會」、「國家」、「民族」、「小己」的翻譯，好以理解嚴復在轉接西方思想的作法。其次還描述了該文本在革命派、改良派之間引起的紛爭。作者認為嚴復的翻譯，是一種「化西的工作，是在堅持民族學術文化獨立的前提下，主動去融會西方文化」。 44 如嚴復在譯述西方近代國家形成理論時，雖對周、孔有嚴厲的批評，但仍融入部份的儒家天下觀、大同理想。換言之，替中國譯介西方思想觀念的同時，嚴復並未全然揚棄中國傳統。. 41. 王天根，《《天演論》傳播與清末民初的社會動員》（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6）。. 42. 賴建誠，《亞當斯密與嚴復：國富論與中國》（台北：三民書局，2001），頁112。. 43. 2004年便有一本碩士論文較全面地探討《原富》裡翻譯名詞的問題：吳建林，〈論嚴復於《原. 富》內經濟類名詞之翻譯手法及其所譯名詞之消亡〉（台北：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4）。 44. 王憲明，《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頁232。.

(16) ．16．.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透過考察「關鍵詞」，可看出嚴復《社會通詮》的翻譯是「調合中西」的，而不若史華慈的論點，全盤在西方尋找中國未來的資源。在這些作品中，將詞彙和思想結合的最為緊密，應屬黃克武對《羣己權界論》的研究。氏著《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逐字逐句對照《羣己權界論》與彌爾《論自由》（On Liberty），藉此分析嚴復的自由思想。更重要的，作者構築了一個研究框架：「樂觀主義的認識論」（ epistemological optimism ）、「悲觀主義的認識論」（epistemological pessimism）。45從「認識論」的角度，更能看出嚴復與彌爾從語詞差異所透露的思想問題。黃氏指出嚴復的樂觀主義認識論使他一方面對彌爾有誤解，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將一些自己的想法投射到彌爾思想上，因而改變了彌爾自由觀念之所以然。46而非如史華慈所述，嚴復對彌爾的誤釋是來自他對追求富強的期待，從而扭曲了個人自由的價值。以《自由的所以然》為底本，黃克武於2008出版了The Meaning of Freedom：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自由的意義－嚴復和中國自由主義的起源》），對於《羣己權界論》和嚴復自由思想有更詳細深入的討論。47維持前書的基本論點，黃氏進而更細膩地描述嚴復的生平和思想，就此觀察嚴復思想內與傳統的連續性、非連續性；並考察他身為一個政治思想家，如何調合中西，創造一套「調適性」. 45. 此認識論的研究取徑是由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所提出的，所謂的「樂觀主義的認識論」，. 意思是人類「可知」的範圍很廣，甚至包括天地萬物的道裡，客觀的知識、道德，這些都可以得知。而「悲觀主義的認識論」則反之。關於這兩種認識論的討論，可參見墨子刻，〈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問題－一個休謨後的看法〉，《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期（1986年），頁46。 46. 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台北：允晨文化，1998），. 頁188。 47. Max Ko-wu Huang, 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8)..

(17)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17．. （accommodative approach ）架構的思想體系。48 至於比較系統式的分析，如韓江洪的《嚴復話語系統與近代中國文化轉型》。此書視整套嚴復譯著為一「話語系統」，整體地分析這套系統對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的影響。作者認為嚴復「話語系統」有兩個特色：會通中西、具功利主義的翻譯觀。第一點意指嚴復「夾譯夾述」的過程中，融合了中西思想的優點，這種作法與他中西文化觀的基調：「會通」是一樣的；第二點的立場依然是肯定史華慈「尋求富強」的論點。49 而此書另提出一個值得留意的觀察，氏著認為這些嚴譯的「新名詞」有兩個影響：作為國人吸收西學新知的橋梁，且嚴譯新詞更使日譯新詞易於被國人接受；部分嚴譯詞語在和日譯名詞的競爭中勝出，建構了現代漢語。筆者認為韓氏這論點仍有待評估，它和熊月之及近年研究嚴復譯詞的說法有所出入。50 綜合討論嚴復譯著的論著還有俞政《嚴復著譯研究》，皮後鋒《嚴復評傳》兩書。《嚴復著譯研究》的貢獻在於，研究了時人較少關注的《支那教案論》、《政治講義》、《穆勒名學》、《名學淺說》這些作品。另外作者不僅考察思想問題，亦對這些譯本成書的始末、和晚清社會的互動，著墨甚多。51至於皮後鋒的《嚴復評傳》則是以傳記形式，評述嚴復生平和思想。52氏著花了不少篇幅處理《天演論》的譯文問題、流通版本，以 48. 所謂「調適」思想的意思是，主張小規模的局部調整或階段性的漸進改革，並反對不切實際的. 全面改革。與之相反的則為「轉化」（transformative approach），強調以高遠的理想徹底改造現實世界，以達到「拔本塞源」的目的。放在近代中國史來看，前者便為「改革派」，後者便是「革命派」。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再版），頁1-6。 49. 韓江洪，《嚴復話語系統與近代中國文化轉型》（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頁210-221。. 50.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701。黃克武，〈新名. 詞之戰：清末嚴復譯語和製漢語的競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62（2008年12 月），頁1-42。熊、黃的研究均認為嚴譯名詞大部分被淘汰了，僅留下非常少數，對於現代漢語的構成，應還是日譯名詞居多。 51. 俞政，《嚴復著譯研究》（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 52. 皮後鋒，《嚴復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18) ．18．.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及《天演論》與清末進化論、近代學術轉型的問題。對《原富》的研究，皮氏反駁賴建誠的論點，指出嚴復翻譯自由經濟學說確是為近代中國「量身打造」。此書亦探討了《羣學肄言》的若干問題，而這部分我們就留待後文。從這些研究成果來看，近年對嚴復翻譯研究共有五項特點：一、以「比較文本」方法入手，二、關鍵詞彙之研究，和嚴譯「新名詞」的問題，53三、不再偏重政治傾向，同時注意文化因素之影響，四、譯本的著譯始末，及其在清末社會的傳播情形，五、檢討史華慈的論點，疏理嚴復思想中傳統與現代的連續性、非連續性問題。下文將以此角度反省過去對嚴復翻譯《羣學肄言》的研究。首先，筆者認為史華慈的觀點值得我們仔細思索。他論斷嚴復深受斯賓塞影響，「社會有機體」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兩套思想體系成為嚴復一生的「原則的宣言」（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54「社會有機體」描繪出一幅「個人—社會－國家」緊密結合的圖像，史華慈認為嚴復在斯賓塞思想裡看到了理想的「國家－社會」（nation-society）的景象，是一種最純粹民族主義式的想像。個體皆應為社會有機體服務。55但究竟是怎樣的圖景呢？史氏用「尋求富強」論闡釋嚴復的眼光，認為嚴復即便明白斯賓塞思想內社會有機體和個體質量之間的邏輯關係薄弱，56但卻因內. 53. 關於嚴譯「新名詞」的討論，主要是針對它與日譯名詞的競合關係。相關研究已有王中江，〈中. 日文化關係的一個側面－從嚴譯術語到日譯術語的轉換及其緣由〉，《近代史研究》，第4期（1995 年），頁141-154。黃克武，〈新名詞之戰：清末嚴復譯語和製漢語的競賽〉，頁1-42。 54. 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p. 42.這是本書第二章. 的標題，也是史氏論述嚴復與斯賓塞思想關係的篇章。 55. 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p. 57.. 56. 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pp. 57, 255.史氏說：「假. 設《社會學原理》中先假定了社會歷史決定論，那麼個體的質量就幾乎由社會有機體的質量來決定，並不是一個獨立可變的個體。」簡言之，斯賓塞的社會有機論是服贗歷史宿命論、生物進化原理。然而其個人主義的概念卻又強調單位質量的重要。兩者的邏輯關係很弱。請見： Alan Swingewood著，彭懷恩等譯，《社會學思想史》，頁50-58。.

(19)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19．. 心關懷而無意深究，進而得出個人要把社會和國家放在首位的結論。另一方面，史華慈認為嚴復思想裡的「進化論」，是以斯賓塞型的「任天為治」為基底，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只是用以介紹「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出發點。嚴復藉由按語，批評赫胥黎強調「道德」、「人治」的進化哲學。簡而言之，史華慈強調嚴復「尋求富強」的「政治傾向」促使他擁抱斯賓塞，放棄赫胥黎。針對史華慈的論述，以筆者蒐集的前人研究來看，有作出適度的回應與反省。一部分肯定史華慈的「尋求富強」論，且提出其他問題。如張瑞德〈嚴復對斯賓塞社會有機論的介紹與曲解〉，王憲明〈嚴譯名著與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以嚴復譯《羣學肄言》為例的考察〉，黃碧雲〈清末民初知識分子的「社會」觀念〉，皮後鋒《嚴復評傳》裡的討論，還較全面地關照了《羣學肄言》各方面的問題；另一部份檢討其觀點，試圖從文化因素解釋嚴復理解的斯賓塞思想，如郭正昭〈達爾文主義與中國〉，王中江《嚴復》，吳展良〈嚴復早期的求道之旅－兼論傳統學術性格與思維方式的繼承與轉化〉，蔡樂蘇〈嚴復啟蒙思想與斯賓塞〉。張瑞德不反對史華慈對嚴復為何忽略斯賓塞思想矛盾處的論斷，但更指出不應只注意嚴復的選擇性，也應關注斯賓塞自己對個人主義和社會有機體的調和。57黃碧雲討論嚴復的社會觀念，從其政論性文章發掘荀子「能羣」概念和斯賓塞「社會」概念是交融互釋的，融和中國與西方的思想，摶成嚴復用以救國的「羣學」觀念。58 王憲明的研究取徑，與他對《社會通詮》的方法相同，是從「比較文本」方式入手。比對《羣學肄言》與《社會學研究》的內容，作者指出嚴復在譯述過程中，使用儒家經典《大學》、《中庸》裡「八綱目」的. 57. 張瑞德，〈嚴復對斯賓塞社會有機論的介紹與曲解〉，《大陸雜誌》，第57卷第4期（1978年8. 月），頁34-36。 58. 黃碧雲，〈清末民初知識分子的「社會」觀念〉（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6），頁10-19。.

(20) ．20．.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經世思想、荀子「羣」的概念，譯介斯賓塞的社會學思想。此舉便將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融入西方現代社會科學。出於「尋求富強」的政治需求，《羣學肄言》便成為中西政治社會文化交融互釋的一部文本。59 與王憲明方法相同的，還有皮後鋒《嚴復評傳》，書中專章探討了《羣學肄言》。皮氏亦比對了譯本和原文本的字句，認為嚴復雖未改動全書結構，但仍藉機發揮了自己的思想，並不符合「信達雅」。他還提出一個重要觀察，即嚴復翻譯《羣學肄言》是為了修正《天演論》立論過猛之失。 60. 這提醒了研究者，不能單從《天演論》來評估嚴復的進化思想及其用意。. 更進一步地，皮後鋒還稍考察知識界對《羣學肄言》的反應與此書在社會學史的學術價值。本書是一整體性較強的研究。檢討史華慈觀點的郭正昭、王中江皆認為嚴復並沒有「以斯攻赫」。郭正昭綜合按語和譯文的研究指出，其譯著常以法家比喻赫胥黎，以道家比喻斯賓塞，為調和兩學派的矛盾，嚴復採取中庸的儒家思想融會了赫氏、斯氏的進化思想，形成他「悲觀主義」的「社會達爾文主義」。61王中江分析嚴復的進化論與社會觀，氏著以為嚴復具有樂觀主義的進化論和歷史觀。他是以斯賓塞為主，赫胥黎為末，調和兩種極端性的進化論，也整合了中國傳統思想資源裡的「天行」與「人治」。另一方面，對嚴復所理解的「社會有機體」，王中江認為嚴復充分理解斯賓塞的「個人主義」，只是面臨國家危機時必須稍稍調整「個人」、「社會」、「國家」的次序。62. 59. 王憲明，〈嚴譯名著與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以嚴復譯《羣學肄言》為例的考察〉，《福州大學.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總第84期（2008年），頁24-30。 60. 皮後鋒，《嚴復評傳》，頁475。. 61. 郭正昭，〈達爾文主義與中國〉，收入張灝，《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台北：時. 報文化出版，1980），頁669-686。此文值得留意之處在於郭氏認為嚴復的思想結構透露出「悲觀主義」。這結論與另一種論述剛好相反，也表示關於嚴復的思想傾向，若透過更細緻、深入、全面地分析其譯著，或許更能釐清這團迷霧。 62. 王中江，《嚴復》（台北：東大圖書，1997）。.

(21)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21．. 蔡樂蘇的作法則是探究在「文化因素」層面上，嚴復與斯賓塞兩人思想的問題。作者分析嚴復啟蒙思想的內涵，將其思想體系的基調定為「建立在自然科學基礎上的認識架構」，這又以斯賓塞的「羣學」最為重要。63更進一步，蔡氏提出其對嚴復社會政治思想的看法，那是一種：斯賓塞等人天演進化的群學觀念與中國文化中道家的順應自然和儒家的中庸之道嫁接衍生出來的獨特思路為基礎，以反對從追求主觀理想出發而追求符合客觀實際為目標的社會政治思想。64 換句話說，嚴復是一位結合斯賓塞社會學，傳統儒家、道家，且因應社會現實來制定改革方案的社會政治思想家。同樣反對史華慈如吳展良的研究，一反「尋求富強」的論點，提出嚴復一生的終極追求是一段「求道之旅」之看法。65吳氏認為，儒學與道家傳統根植於嚴復內心深處，致使他雖然表現出調合中西思想，卻仍在尋找一條屬於中國改革的「道」。依循此觀點，吳展良將嚴復閱讀、翻譯《羣學肄言》之舉，視為「求道之旅」的有力佐證。氏著依據《羣學肄言》的序言指出，嚴復是以中國傳統思維「格致誠正治平」來評估斯賓塞，因而顯現了融合科學於儒學，成其一貫通之理的求道個性。66 前述這些成果僅涵括了《羣學肄言》的翻譯，以及嚴復理解的斯賓塞思想。關於《羣學肄言》激起的回響、在清末民初的流通情形、及其歷史意義，則欠缺疏理。反觀處理社會學史的著作，則稍有觸及此類問. 63. 蔡樂蘇，〈嚴復啟蒙思想與斯賓塞〉，收入劉桂生等編，《嚴復思想新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1999），頁 289-296。 64 蔡樂蘇，〈嚴復啟蒙思想與斯賓塞〉，《嚴復思想新論》，頁 303。 65. 吳展良，〈嚴復早期的求道之旅－兼論傳統學術性格與思維方式的繼承與轉化〉，《台大歷史. 學報》，第23期（1999年6月），頁239-276。 66. 吳展良，〈嚴復早期的求道之旅－兼論傳統學術性格與思維方式的繼承與轉化〉，頁264-265。. 這是個不錯的觀察，但吳氏太過於強調所謂：「嚴復把西方知識融於中國儒學『之內』」這種看法。導致他所研究的嚴復，具有一種「中國傳統之道在上，西方科學知識在下」的區別。至於氏著所提之「道」，則仍是一個較含糊的概念名詞，無法清楚的說明嚴復心中對中、西思想的看法與取捨。.

(22) ．22．.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題。凡探索近代中國社會學發展，均會提到嚴復和《羣學肄言》。早期研究如1948年孫本文《當代中國社會學》，該書論述中國社會學的起源與發展，就將嚴復所譯《斯賓塞爾勸學篇》一文，定為西方社會學入中國的開端。67其後，隨著史料逐步擴充，學界逐漸挖掘出清末輸入西方社會學的兩條管道：東洋派，即指從日本「轉譯」進來的社會學思想；西洋派，即為嚴復「直譯」斯賓塞的社會學著作。就近年的研究成果來說，大多從社會學史的角度出發，一方面盡力爬梳文獻，企圖填補中國社會學史的地圖，另一方面自此觀察社會學對清末民初的影響。楊雅彬《近代中國社會學》中一章〈啟蒙運動與社會學的傳入〉，對於社會學到中國社會的歷史背景稍作探討。氏著結合晚清維新運動和社會學的作法，將翻譯這些西方書籍之舉視為國人推動改革的思想依據。而嚴復翻譯的《羣學肄言》便是晚清知識份子中，最早且最完整的「先驅者」。 68 楊氏的研究其實點出了一個問題，社會學在西方原是一門強調客觀性的知識，來到中國後竟成為知識份子寄託救亡圖存的「工具」。這種轉變，遂將社會學從「客觀」的知識轉為「主觀」的價值和工具。就此問題來說，《羣學肄言》便是一份值得關注的文本，而嚴復翻譯的用語亦需重新檢視。同樣論述晚清思潮和社會學輸入的課題，劉少杰《中國社會學的發端與擴展》一書，提出了重要觀察。劉氏認為過往研究中國社會學史只注意自外單方面傳入，而忽略了中國本身的思想根源。他指出中國社會學有「雙重性開端」，一端是西方實證社會學，另一端則為晚清今文經學。這樣融會中西的結果，造成中國社會學涵納了現代科學精神，以及對傳統人文精神、價值的關懷。就此而言，對於嚴復所譯《羣學肄言》這部 67. 孫本文，《當代中國社會學》（據勝利公司1948年版影印），收入《民國叢書》（上海：上海. 書店，1989），第一編，冊15，頁8。 68. 楊雅彬，《近代中國社會學》，上冊，頁27-62。.

(23)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23．. 揉合實證科學，傳統經典詞彙、思想的社會學典籍，作者是十分肯定嚴復的作法及其價值。69劉氏的論述對我們深入探究《羣學肄言》時，很值得借鑒。除了社會學系的作品外，歷史學門亦於近年繳出張漂亮的成績單。姚純安的著作《社會學在近代中國的進程（1895-1919）》，是從歷史學的角度觀察清末社會學的發展。他大致將社會學入中國的歷程分作三階段：草創期（ 1895-1903 ）、思潮激盪期（1903-1911 ）、社會學視野期（1911-1919）。70從此可看出，社會學如何在近代中國從一種「改革思想」逐步「還原」回社會科學的本質。本書蒐羅大量清末民初社會學史材料，描寫晚清學人對社會學的認知，從模糊不清到確立。此外，作者還對於社會學和近代中國各種思潮的結合、相斥，均有深入的探析。而嚴復與《羣學肄言》的相關討論便歸在第一至第二階段。其中，作者歸納了清末兩大宗社會學思想，斯賓塞的生物因素、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1855-1913）的心理因素社會學派。雙方代表人物便是嚴復和章太炎，二位分別是社會學翻譯界的中國「第一人」。只是，對於嚴復、章太炎在社會學的論辯，氏著僅探討了兩人社會學思想的分歧，忽略了此與嚴、章自身的思想應是交織在一起的。這實為滿重要的課題，我們都知道，章太炎晚年對斯賓塞進化思想提出嚴厲批駁。但卻少有學人注意到章氏進化觀的形成、轉折，其實與他和嚴復的辯論有關。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裡，曾觸及此問題，但不夠完全。71王天根〈嚴復與章太炎. 69. 劉少杰，《中國社會學的發端與擴展》，頁42-117。事實上，晚清經世思想在這波西學東漸熱. 潮中，扮演的角色為何？經世思想與西方新思想是相互衝突？還是調合？知識分子在這其中所發揮的作用又是甚麼？這些問題仍需好好考慮，本文暫時無法處理至此，未來希望能將經世思想和西方社會學思潮的關係作一比較研究，或許能稍微釐清這個課題。 70. 姚純安，《社會學在近代中國的進程（1895-1919）》，頁18-260。. 71.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 1885），頁33-37。.

(24) ．24．.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社會學思想的對峙與交流〉雖稍比對了兩人的譯作，卻也未完整地掌握整段論辯史的情形。72其實，章太炎的批判，代表了晚清知識份子並非全盤接受斯賓塞思想。他翻譯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便是以吉丁斯來對抗斯賓塞過於偏向生物因素的取向，而他日漸完備的悲觀主義進化論，亦與嚴復樂觀主義的傾向形成一強烈對比。因此，若要了解斯賓塞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問題，章太炎和嚴復的對話確實不容忽視。最後，有篇較特別的文章，它討論了《羣學肄言》原文本的問題，亦幫助我們對此書原貌有進一步的認識。王道還〈嚴復《羣學肄言》研究（之一）：原著文本的來歷〉“The Study of Sociology as a Traveling Text”，是描繪斯賓塞《社會學研究》的成書始末。73此文探析《社會學研究》在英國「從無到有」的歷史，其中可看到斯賓塞在英國與美國「學人生命」的歷史。可說是一篇以書籍、作者為中心，討論《社會學研究》和斯賓塞生命史交織互動的情形。氏著對嚴復研究的貢獻在於，指出了《社會學研究》是一本符「大眾口味」的科普書。就此我們可以思考，為何嚴復將此較簡易的「科普書」譯為一本文詞艱澀的書籍？綜上所述，近年方法上的革新和轉變，都對嚴復和《羣學肄言》的研究產生不小影響。這些成果大致可分作兩塊：嚴復與《羣學肄言》所表現的思想議題、《羣學肄言》與清末社會學史的發展。思想方面，皆為環繞史華慈觀點的延伸或檢討；社會學史部分，則是嚴復和《羣學肄言》的歷史定位。我認為，兩塊研究範疇共有以下四點特色與可進一步延伸之處：一、《羣學肄言》內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詞彙的交融互釋。作為一個. 72. 王天根，〈嚴復與章太炎社會學思想的對峙與交流〉，《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卷25，期1（2003年2月），頁49-54。 73. 王道還，〈嚴復《羣學肄言》研究（之一）：原著文本的來歷〉，「史語所講論會」，（2008. 年5月26日），頁1-13。Daw-hwan Wang, “The Study of Sociology as a Traveling Text”, pp.1-15。兩篇均為未刊稿，感謝王老師願意讓筆者參考。.

(25)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25．. 混雜中西的翻譯本，嚴復所使用的文字，是他從傳統典籍汲取資源來翻譯斯賓塞。我認為惟有透過「文本比對」，透析嚴復的用語，方能給予他的譯著、翻譯的用心，一個較公允的評估。二、嚴復對斯賓塞思想的理解。本文針對的是嚴復對斯賓塞漸進進化思想的認識與否。前述研究一方面因研究者對斯賓塞的掌握度不足，另一方面亦受近代中國「革命典範」的影響，這樣一來能看到的斯氏進化學說，便只有「適者生存」的層面。導致嚴復如何理解斯賓塞思想的問題常被「進化思潮與近代中國的激進革命」給掩蓋，讓人們往往以為嚴復譯介斯賓塞的進化學說，便間接造就了晚清激進思想的浪潮。其實，斯賓塞的進化思想是主漸進、緩和，於此嚴復是否真能理解？而這又能否與嚴復「調適」的思想取向切合？這應可從嚴譯《羣學肄言》來檢視。再者，嚴復對是否能全然了解斯賓塞的社會學學說？雖然王憲明、皮後鋒都採文本比對，卻關注嚴復進化和政治思想較多，而忽略了他對社會學思想的認識此一課題。因此，我們應該要問：嚴復真能理解斯氏那種客觀、實證主義，以及以漸進進化思想為基礎的社會學法則？且他是用怎樣的詞彙來翻譯？翻譯過程裡，是否有加入自己的主觀詮釋和批判？這些問題都需對《羣學肄言》作更細緻的文本比對分析。三、嚴復身上兩種進化論的衝突，他如何調合赫胥黎、斯賓塞相斥的進化思想？而在嚴復與章太炎辯論的過程裡，兩人對斯賓塞的看法有何不同？這種差異最後反映在其進化思想上，應足以讓我們進而理解嚴復進化論的基調是悲觀主義，或是樂觀主義傾向。四、《羣學肄言》在晚清社會的影響。此問題現多半侷限在社會學史上的討論，且他們也無仔細比較《羣學肄言》和當時大量日譯社會學之間的差異。至於時人對此書傳達的社會學學說、進化思想，反應究竟如何？又肯定或曲解了哪些論述？這些疑點皆未解答。以上四點特色顯示，學界實已觸碰到翻譯、思想、影響幾個面向，但卻仍有許多空間有待填補和商榷。懷抱著上述的問題面像，筆者以文.

(26) ．26．.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本和譯者為中心的研究，盼能稍稍彌補幾點疑問。. 三、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本論文以嚴復翻譯的《羣學肄言》為核心，探討它出現在晚清社會的意義、影響，時人對該書的了解與評估；且試圖分析嚴復譯文與原文之間的差距，進而觀察他對斯賓塞思想的理解和誤讀。希望透過這個方式，能更清楚認識斯賓塞在近代中國的足跡。研究方法上，本文採取近年翻譯學、語言、思想史合流的作法。在近代中國史的各方研究領域中，已出現許多這種作品，使研究者更去注意語言詞彙所負載的文化意涵。 74 嚴復的翻譯，本就是一個混雜中西思想、主觀詮釋、批判、取捨的文本。因此，我們採用「文本比對」的方式，考察在嚴復翻譯過程中，於文字間透露的蛛絲馬跡，來了解譯本的內涵。除去頭尾兩章為緒論和結論外，本文中間有三章，分別討論《羣學肄言》的成書始末、內容，與其傳播和影響的問題。第二章〈晚清斯賓. 74. 相關研究如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s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孫江，〈序言：語言學轉變之後的中國新史學〉，收入孫江主編，《新史學：概念．文本．方法》（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1-9。除此序言外，本書還有幾篇論文是論述關於「概念」、「文本」、「思想」透過翻譯而產生的問題。可參見書內川尻文彥、潘光哲、陳力衛的文章。除了語言翻譯的方向，2008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一書，代表另一種研究取向：資料庫（data base）。雖也針對詞彙，但他們是以資料庫為底本，搜尋其中的關鍵詞作為研究材料。再透過對關鍵詞的觀念史研究，解釋近代中國的政治思想和歷史變遷。此種方法恰與翻譯研究形成對比，前者是預設關鍵詞與意涵有確立的對應關係；後者則預設了詞彙與意義間一種「混雜且可能改變」的關係。關於這個區分，筆者是得益於黃克武老師在一場演講上的啟發，那是在 2008年12月12日，由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所舉辦的「詮釋與再現：近現代中國文學史／觀念史」工作坊。.

(27)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27．. 塞思想與《羣學肄言》的譯介〉，探討斯賓塞學說典籍來到中國的歷史。首先將利用清末報刊、學人文集等資料，重建斯賓塞思想從日本轉譯入中國的過程，比較日譯和嚴譯斯學的差異。接著描寫嚴復翻譯《羣學肄言》的始末，藉此觀察他如何逐漸形成對斯賓塞思想的認識。並比較此書和當時日譯西學的差異。第三章〈嚴復翻譯《羣學肄言》的特點與思想〉，本章運用「文本比較」的方式，比較《羣學肄言》和《社會學研究》兩個文本的差距。分別探討編排方式、嚴復特殊的翻譯手法、關鍵詞彙的翻譯、對斯賓塞思想的理解和誤釋此四個層面。比較嚴復譯文與原文的差距，觀察成功與不成功的翻譯情形，如何反映出他對斯賓塞思想的認識情況。這部分必須注意譯文對應原文的部分，也留意嚴復未譯或曲解的部分，因為他所放棄、誤會的部分會影響到他選擇部分的意義，要了解嚴復對斯賓塞思想的認識，就必須同時考慮理解的曲解表現。再者，譯文中關鍵詞彙的轉換也是值得討論之處，發掘詞彙的翻譯，和其負載的文化意涵，將能了解嚴復用以接引新思想的媒介、意義。綜合這四個層面，析論嚴復放在《羣學肄言》裡的聲音。第四章〈《羣學肄言》的傳播與影響〉，末章討論此書在晚清社會的出版和讀者的回應，考察《羣學肄言》的思想內涵被國人接受的問題。此處還會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更詳細的探討斯賓塞在晚清社會面對的挑戰。嚴復、章太炎對社會學的理解差異，過去一直未被釐清。本章便將描寫在兩人大辯論的過程中，表現出關於翻譯、社會學學說、思想取徑的差異。一方面疏理嚴復和章太炎交往始末，另一方面討論兩人思想的「競」與「合」。進而能使我們更加明白近代知識份子對斯賓塞思想的看法。總合這幾章的討論，筆者期望能對「嚴復思想」與「進化思想與晚清漸進調適思潮」兩論題有所開展。它們其實是彼此相關的。嚴復、斯賓塞的思想取向，都是接近「調適」的路徑。而斯賓塞思想的內容，與.

(28) ．28．.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嚴復的認識相比，是否有差距？差距又是甚麼？他們二人的漸進調適思想，為何都無法在中國生效？或許，從嚴復所譯的《羣學肄言》談起，是為一個不錯的方向。.

(29) 第二章、晚清斯賓塞思想與《羣學肄言》的譯介. 斯賓塞思想是如何傳入中國的，嚴復翻譯的《羣學肄言》在這趟思想的「旅行史」中又是扮演怎樣的角色？這些問題要從清末民初那段波瀾壯闊的翻譯運動裡找尋解答。關於這段翻譯史的研究，學界已有不少論著，在此不贅言。本章首先將就晚清的翻譯歷史裡找尋斯賓塞思想被譯介的蹤跡。筆者利用晚清的報刊、學人文集，以及當時一些西學書目表，來探察斯賓塞被翻譯入中國的過程。其次將探究嚴復與《羣學肄言》的翻譯，先對原文本《社會學研究》作一簡單介紹。其次疏理嚴復翻譯《羣學肄言》的始末、釐清《羣學肄言》成書的歷史。且進一步描繪在翻譯過程中，嚴復閱讀的準備如何？他又是怎樣逐步形成對斯賓塞思想的理解。. 一、斯賓塞思想在晚清的譯介回顧西學來華的歷程，自明清之際的傳教士後，清末民初是第二階. 29.

(30) ．30．. 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 段的發展。1在此時期，經由傳教士、中國留學生、知識份子的共同努力，大批西學知輸入中國。一本本翻譯的西學典籍，或學人自行著述的出現，種種跡象在在透露了晚清社會探索西方的急切心境。這其中又屬譯書為其大宗。自嘉慶道光年間開始，英美傳教士推開了這扇大門。至同治光緒時候，譯書風氣已臻興盛。政府官辦的譯局，國內許多的改革士子，競相簇擁在翻譯西學這條道路上。2斯賓塞就是在這波熱潮下來到中國。譯介斯賓塞思想之舉代表當時學界已注意到，除去西方工業技術、軍事兵政、農業等知識外，如政治、制度、經濟、社會這些「本原之學」，才是中國最為欠缺的。20世紀初期，梁啓超在旅日期間便曾大聲疾呼：日本自維新三十年來廣求智識於寰宇，其所譯著有用之書不下數千種。而尤詳於政治學資生學即理財學日本謂之經濟學智學日本謂之哲學羣學日本謂之社會學等。皆開民智強國基之急務也。吾中國之治西學固微. 矣，其譯出各書偏重於兵學藝學而政治資生等本原之學幾無一書焉。3 不只梁氏看到明治維新的成就，其師康有為就曾經編排了一份〈日本書目志〉，清單上羅列了「圖史門」、「政治門」、「法律門」、「商業門」、「教育門」等項目之日本書。4書單內屬社會學類的書籍，就被康有為擺在政 1. 郭廷以，〈近代科學與民主思想的輸入－晚清譯書與西學〉，收入氏著，《近代中國的變局》.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51。 2. 關於這段翻譯史的問題，學界已有一些討論，大致可分為通論式，與專談日本這塊。通論式如. 郭廷以，〈近代科學與民主思想的輸入－晚清譯書與西學〉，《近代中國的變局》，頁51-76；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1984），頁224-331；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專談日本這條管道如Marius Jansen, “Japa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Part 2, pp. 348-353.實藤惠秀著，潭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頁135-244。李喜所，《近代留學生與中外文化》，頁132-227。 3. 梁啓超，〈論學日本文之益〉，《飲冰室文集》（上海：中華書局，1941），冊2，頁80-81。. 4. 康有為，〈日本書目志序〉，收入姜義華編，《康有為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卷3，頁587-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