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點點頭，每個城市都努力要各自獨立，可是美人委員會卻是全 球性的組織，他們必須確保所有的美人都差不多美麗，假如有的城市比 其他城市的人更美的話，就會毀了原本整型的意義。
就跟大部分的醜人一樣，塔莉也曾夢想將來有一天可以進入這個委 員會，參與決定下一代應有什麼樣的外貌，當然在學校的時候，他們常 常把這件事情說得很無趣，他們看著不同的臉孔時，要做出所有的統計 圖和平均值，還要測量人的瞳孔。（《醜人兒》263）
如第一章所言，對美麗的解讀與標準設定是歷史演進的產物，在此必須區分 清楚的是美麗的概念及其內容，前者可視為認知的框架，換言之，對美感的抽象 認知是人類出生進入象徵界後，透過二元相對的差異語言系統所建立的表述/表 徵符碼；後者則是不同社會文化環境依循此表徵符碼所建構的內涵，例如一百年 前的歐洲人認為蒼白的膚色是美麗的，因為它象徵財富，代表你/妳無需到戶外 工作，然而現在的歐洲人卻將麥棕色的膚色視為健康美麗的表徵，因為代表你/
妳有多餘的財富與休閒時間到海灘做日光浴，由此可見，不同的空間、時間等背 景對美的認知也產生差異，然美麗內容的多樣性與轉變，除了暗示著當代人們的 文化價值觀外，同時也牽涉到誰擁有權力決定美麗的內容。在文本中決定美醜的 判斷標準並非有權勢、富有的少數資產階級，也並非是藉由消費流行文化的不斷 複製，而是透過由各城市間專業整型醫生團體組成的一個全球性組織「整型標準 委員會」所共同決定，組織成立的目的是為了建立全球化、公平性的身體論述「所 有的城市必須分享整型美容的資料，……他們必須確保所有的美人都差不多美 麗，假如有的城市比其他城市的人更美的話，就會毀了原本整型的意義」（《醜人 兒》263）。更重要的是對過去錯誤、野蠻歷史的修正「那個時候的人還會為了不 同的膚色自相殘殺呢！」（《醜人兒》50）。由此可見，整型技術的資訊整合與互 通有無促使集體性的整型達到最大的效應，科技的應用在此被視為表現一種進步 與解放的力量，更甚者，是對人類因外在身體差異而導致的殘暴行為的制止，對 社會秩序的安穩需求也為整型手術的積極性與正當性背書。因此整形手術便成為 一種達到優托邦的重要醫療行為，其正當性的信念、執行過程所訴諸的方式和其 形構的價值體系，促使其形成支配人類身體的重要醫療行為。
美的標準擇定基本上是根據生物科學的基因遺傳知識，不管是實際的整型手 術－「他們看著不同的臉孔時，要做出所有的統計圖和平均值，還要測量人的瞳 孔」（《醜人兒》263），或是醜人們平日為了殺時間戲耍的造型軟體遊戲－「醜人 的臉在比例上都不是很對稱，兩邊的臉看起來不完全一樣，所以造型軟體首先做 的就是把其中半邊的臉再複製出另一半」（《醜人兒》48），皆反應出城市將對稱 視為人體美的主要原則，然後再進一步透過科技的助力，消除所有青少年男女十 六歲之前在皮膚或身體上所造成的瑕疵、疤痕、肥胖和眼睛與牙齒等不健全的問
題。城市的整型醫生將人類身體的對稱美感具現在接受整型手術後的美人身上，
對稱在文本世界中被視為人類造物的極致與完美的正典，翻閱西洋藝術史，「對 稱」同樣被古典希臘藝術視為最高的審美原則。例如在西元四世紀前，波里克利 特斯（Polyclitus）完成了一尊身體體現所有與局部之間正確比例規則的雕像，即 雕像身體的所有部份依照幾何上的比例彼此關照，因此在藝術史上享有正典之 稱。西方藝術史談論對稱概念的成果豐碩，例如在維特魯維斯的《建築學》提到 如是的對稱看法「對稱是作品中本身諸部份之間的適當的協調，以及諸部份與整 體之間尺寸對應」（轉引自艾柯 75），在《希坡克拉底斯與柏拉圖》一書中，作 者蓋侖引述克里西波斯的一段話「美不在於個別元素，而部份之間的和諧比例，
在於一隻手指和其他手指的比例，所有手指和整隻手的比例，手與腕的比例，腕 與前臂的比例，前臂與整隻股臂的比例，所有部份與其他部分的比例……」（轉 引自艾柯 75）。從上述三個例子中可以見得：身體均衡勻稱的視覺感官認知來自 於身體各部位之間的比例合諧，西洋藝術史上對比例之美的談論，也連帶的促使 算數與幾何原理學說處於居高不下的主導地位。反觀中文世界透過對應自然之景 的譬喻文字或白描手法再現女性之美時，西方的美學傳統卻是透過測量、尺寸、
比例等量化女性的身體，以客觀的數值抽象地探討女性與美的關連性。以此脈絡 觀之，文本中整型手術將美貌的基準建立在量化的身體概念也不難理解，換言 之，計算與統計的平均數值等林林總總的量化技術，最終是為了精確地達到均 衡、對稱的身體樣式。
實則，數字化的量化技術只是整型手術的一小部份，身體做為醫療體系內部 的干涉客體，還包括其他相關醫療技術的應用，在文本中對於整型手術的描述較 為片面52，手術執行過程的細節不僅對閱讀對象而言，甚至對城市大多數的住民 而言（尤其是青少年）來說是也是被遮蔽的。面對美醜引發的紛爭與不平等待遇，
對於居處在閾界階段的青少年男女，城市當局採取全面性實施後天科技干預的整 型手術，在此科技權威在大多數的城市人心中等同於真理，然弔詭的是，城市欲 借科技消除身體差異所帶來的不公平，反倒在城鎮的空間設置上，透過科技的防 衛性機制再現身體的差異，而人類身體與空間產生的關係，也明顯的影響了人們 彼此的互動方式，因此在區隔美醜的空間思維中，不僅彰顯個體因外在差異而凸 顯的疏離感，醜人更因此對自身原來面目產生污名化與鄙棄的負面情緒，從而加 深美醜的對比性。此外，整型手術不僅由外對身體展現出科技改造、再創生與自 然生物種造化相抗衡或超越它的強大力量，對內科技更是展現了對青少年個體在 其思維或外在行動的控制力量，何以言之？看似中性、客觀的科學技術在與城市
（一種社會關係網絡的構成）複雜的互動過程中，以整型手術為首的科技形構成 一種生活方式（form of life），此生活方式可視為再現社會公平與合諧等價值觀
52 大部分的描述集中在《醜人兒》中，例如塔莉在接受手術的前夕，以醫療接受者的位置，對 於以整型手術過程的描述見中文譯本104 頁；另外是昔日身為城市整型手術醫生阿茲與馬蒂對 於整型手術背後陰謀論的假設與批判。
念的表徵，更是透過無數個體的身體實踐，不斷地再製、固著此生活方式，甚而 是其背後的權力運作模式，因此整型手術並非僅只是單純的科技醫療行為，需將 其置於複雜叢生的社會脈絡中，以此探討時背後形諸的概念。從醜人變成新美 人、中年美人到老年美人，接受過整型手術後的美人才是為城市所承認接受的真 實主體，此種思維更讓典型的城市人無從思考另類生活方式的可能，例如一開始 時塔莉無法理解雪宜為何堅持保有自己本來面目的訴求；或是將除了「變成美 人、接受城市保護」之外的其他想法視為避之不及的毒蛇猛獸，例如塔莉父母對 雪宜拒絕接收手術並逃離城市等種種行為的批評與不解。鑲嵌在城市脈絡中的科 技與政治權力密切結合，也促使科技轉變成具有政治性，透過科技的運作，權力 於焉產生，甚而與連帶而生的生活方式不分彼此的相互纏繞。
在連敦．溫納（Langdon Winner）的〈技術物有政治性嗎？〉（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開宗明義提到「我們應高度關注物質文化，尤其是具有多樣性政治性 質的技術事物，如何使某種特定形式的權力運作與威權體制得以成立」（Winner，
125）。溫納的論述基礎建立在技術政治理論（a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politics）。
不像自以為是的技術決定論－主張技術具有強大的內在動力，得以主導社會的發 展；或是忽略技術層面的社會決定論－認為科技本身無關乎一切，非善非惡，端 看其社會政治的環境與經濟體系的運作如何形塑其背後的發展面貌，而是認為
「某些技術本身即是政治現象」。進而溫納分別從兩個面相闡釋技術的政治性特 質，並舉出相關案例作為例證：
（一）技術設施或技術系統的發明、設計或配置上的某些特性，將促使某種社會 秩序的成形，其最終目的為鞏固少數特權階級或強化既得利益者的權力模式，並 非僅只是單純的考量技術專業的使用因素（例提高工作效率等），其所建構的社 會秩序的框架將規範人們的生活行為與方式。以活躍於1920 至 1970 年代的公共 建築師摩西斯（Robert Moese）為紐約規劃的長島低架橋的設置為例，低架橋的 高度設計考量必非依據環境因素或其他實際考量，而是為了避免搭乘公共巴士的 有色人種和低收入戶者，進入公園大道或瓊霓絲海灘進行休閒活動，反映出摩西 斯身為白人中產階級的優越感和種族、階級的歧視與偏見。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低
（一）技術設施或技術系統的發明、設計或配置上的某些特性，將促使某種社會 秩序的成形，其最終目的為鞏固少數特權階級或強化既得利益者的權力模式，並 非僅只是單純的考量技術專業的使用因素（例提高工作效率等），其所建構的社 會秩序的框架將規範人們的生活行為與方式。以活躍於1920 至 1970 年代的公共 建築師摩西斯（Robert Moese）為紐約規劃的長島低架橋的設置為例，低架橋的 高度設計考量必非依據環境因素或其他實際考量，而是為了避免搭乘公共巴士的 有色人種和低收入戶者，進入公園大道或瓊霓絲海灘進行休閒活動，反映出摩西 斯身為白人中產階級的優越感和種族、階級的歧視與偏見。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