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誦聖曾提醒當代中文學界的現代主義研究，指出以西方發生的文學藝術現 代主義作為一個原型來發展中文現代主義的思路，終究不免觸碰到一個基本的典 範問題，那就是中文的學術體制所參與、互動並依賴的跨國體系，其實深受到西 方主導論述的啟發（張誦聖 2007：174）。張也以此指出，黃錦樹在「中文現代 主義」中所論述的系譜，其實是「一個七０年代以降在美國和台灣中文學界裡通 行、我自己也曾深信不疑的『中文現代主義文學』論述版本。」（張誦聖 2007：
175）張所指陳的、這個黃錦樹所謂「弔詭的，旗幟鮮明的（中文）現代主義運 動便留給了腥風血雨的台灣」的「中文現代主義」，其實乃是黃錦樹自《馬華文
11 在這個意義上林建國說對了，黃錦樹的「中文」確實是一樁既集體又個人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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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中國性》以降同一個研究脈絡下的產物。張誦聖在這篇論文裡一方面批評黃 錦樹的現代主義理論資源乃是不脫西方現代主義的一種美學原型（當然這是為了 與她對現代主義「體制觀」的研究取徑做出區隔），另一方面卻也同時準確地指 出黃錦樹「中文現代主義」論述的最大貢獻，即是「中國性」的處理12。然而張 卻也沒有深入去將黃錦樹文論中所採用的研究取徑（以張誦聖的話來說就是一種 現代主義的藝術原型──）和整篇論文裡佔極大比重的「中國性」作出對位的思 考。比方何以黃錦樹雖然在論文中提出現代主義的兩種基本型──「翻譯－現代 主義」與「中國性－現代主義」，前者顯然佔據美學現代主義的位置，而後者乃 是向倫理向度回歸，而這兩者在論文中顯然有極強烈的強弱對比？以王文興而言，
雖被歸納為「翻譯－現代主義」的行列，王的美學向度當然強過他的語言倫理意 識（如大量地向西方商借美學資源），然而這一美學實踐下所產生的產物「破中 文」卻也終被黃錦樹歸因於那「缺場的因」，化入缺席的本質，而指向了無意識 的（不在的）中國性（黃錦樹 2003a：35-47）。顯然倫理的向度早已傾軋過美學 的向度。又比方何以黃錦樹既然能意識到現代主義在台灣發展進程中「不同階段 及型態的資本主義文化邏輯」，卻終究決定「存而不論」（張誦聖 2007：178）？
為什麼被黃錦樹那浩疊繁帙的「中文現代主義計劃」所必須穿越排除的竟是哈伯 瑪斯所宣告的「美學現代性」的破產、而直抵李歐塔那重拾自班雅明救贖信念的 美學實踐？這一表面看似向美學現代主義的靠攏與求援（或復興？），其實在整 篇論文裡都被黃建構為一種拯救性的行動──借由對美學現代性的拯救來完成 我們自身的拯救。（黃錦樹 2003a：36）
換句話說，「美學現代性」的重返不過是一條過道，那自班雅明處借來的廢 墟場景，才是黃錦樹整個現代計劃拯救的對象物──
12 張誦聖：「……中文系出身的黃錦樹對此類論述最大的貢獻無疑是他對『中國性』的處理。『中 國性』在文化場域裡的深層存在自然是不論何地的現、當代華人社會遭遇『現代性』時必須面對 的。黃錦樹的中國性討論（譬如文的優位性是否仍在當前的歷史情境中具有正當性）必然是未來 學者們研究中西知識體系位階消長的重要參考。」詳見張誦聖〈文學史對話──從「場域論」和
「文學體制觀」談起〉，《重寫臺灣文學史》，張錦忠、黃錦樹主編，台北：麥田，2007，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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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主體的意識，處於災難的日常之中。於是那不可表現之物，便 被集體化，化為故事，被經驗的共同體免強追捕；或讓意識瀕臨中止狀 態，語言臨近沉默。於是涕淚縱橫的感時憂國的書寫，不過是以可表現 的事物去勉強逼近那不可表現的事物的一種方式而已。那思想背景裡還 有更大的破壞要來的惘惘的威脅。於是當民國女子張愛玲在美國對著同 樣因戰爭而流亡的五四的精神父親胡適之的背影，「可是彷彿有一陣悲 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黃 錦樹 2003a：40）
黃錦樹說，正是這陣從班雅明處借來的悲風，將胡適、張愛玲與郭松棻，推進了 歷史的深淵。而黃錦樹本人可能沒料到的是他的論述其實也深受這陣他自己援引 自李歐塔的「風」的影響：「即使一個客體總是能夠呈現的，他也不是作為客體 來呈現，而是作為一種『先兆』（aura）呈現的；就像一絲微風，就像一個暗示。」
（利奧塔 2000：34）黃錦樹以此去將中文世界遲到且是「易於被國族寓言論述 所捕捉」的中文現代性之風──「因為那風暴過於強大了，於是半個世紀裡最有 才華、能成大器的作家往往也都只寫下他們感覺到的巨大的現實匱乏的先兆，力 所能及，不過是以一絲微風去對抗那足以把歷史也吹入深淵的來自時代深處的風 暴。」（黃錦樹 2003a：41）
空穴來風，是歷史的無意識場景，屬於現代性風暴的遙遠漩渦，讓附著於所 有寫作的象徵資本──不管在美學型態上，它被表現為一種寫實主義抑或現代主 義，在黃錦樹以班雅明和李歐塔所佈置的中文現代性情境中，任何一種美學形式 都將僅僅只是「風」吹「草」動──用黃錦樹的說法，那是一種預兆（aura），
暗示（sign），並且指向對現代／風的預感。因此，美學失去了它作為一種客體 的存在意義，而是一種永遠在歸返、回應並表現為現代性餘震的後遺。它的形式 就是它的身分，也是它的病體。於是，那被命名為「翻譯－現代主義」脈絡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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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物：「破中文」，便因此因為其語言形式的物質性殘破，而有了不得不然的倫理 性意義。它不一定在回應一個精準意義下的「中國性」（當然也不是文中所提及 的另一種基本型「中國性－現代主義」定義下的「中國性」），但它必然在回應一 個「不在」的「中國性」，卻弔詭地因為這個否定性的「不在」而暴露其內部缺 席的「中國性」，並且在缺席的意義上以美學贖回一種補償的「中國性」。 這個自「風」而來的「預兆」或許可以解釋黃錦樹那缺席的「中國性」，何 以不能直接連結到作為國家或政治實體上的「中國」本身，而是必須連結到那虛 線的、不在場的中國──因為在黃錦樹的脈絡之中，現代性的風暴必然是和「中 國」的「不在」緊密相關的。我甚至認為，黃錦樹的「中文現代主義」所遵循的 一個重要的論述模式，是「中國」的「缺席」為「現代性」騰出了空位，讓現代 性迅速且線性地填補、替代了這個空缺的邏輯位置13，所以他所論述的那些現代 主義範式，經常是承受著雙重的積欠，一是朝向它的美學所指「現代性」本身，
另一則擔負起填補「缺席」的「中國性」的倫理責任，而這也恰恰對應到黃的馬 華作家身分。因為作為離散華人，預兆（aura）是一個太重要的關鍵詞。它所面 對的那股從中國北邊往南吹拂的季風尤為如此。對照黃錦樹的離散身分，缺席的 中國更是以一種歷史無意識的形式發為徵兆與預感：對無家的預感，流失的預感，
從所何來與不知所終的預感。
於是，多年前的那本《馬華文學與中國性》所論及的張貴興個案的「詞的流 亡」，才會那樣以現代主義的美學之姿現身，嘗試以「詞」的形式在倫理的意義 上返家。黃錦樹借用自平路的話，將海外華人的離散文化身分和寫作本身進行連 結──對海外作者，寫作用的文字才是真正的家園歸屬。（平路 1994）試圖為自 現代性發生時由中國母體割裂出去的流亡主體，在美學中找到「一個最後的家土」， 那就是「詞」：──「詞的流亡開始了，意義回到原處。」（黃錦樹 1998c：366）：
13 而同時也因為這個填補的動作在論述中被建構為一種線性的結構，所以黃錦樹的中文現代主 義大抵都存在著時間性上的先驗失落，較難發展張誦聖那種屬於橫軸的文學體制觀或場域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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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回到原處」的意義畢竟已不是原來的意義，做為流亡者之家 的「詞」也不是一個牢固的地上物，它毋寧是漂流物──它的生產性就 在於主體意識的不斷漂流中。……當中國從古舊的「天朝」被迫邁入近 代，子民和語言文字也都經歷了靈魂的失落，做為現代人的這些帝國之 外的「新民」們也都難免的和西方現代人一樣經驗了精神上的「超驗的 無家狀態」（transcendental homelessness）。文言的大一統格局一散 而為多語喧囂，而為私語紛陳。對於某些寫作者，除了語言之外，倒也 真的「無家可歸」。...而且做為「海外華（中國）人」在書寫的過 程中，語言的「純粹性」往往指涉那永恆的幽靈，無限幽深的母體本身，
回到她的內在，基於一種交雜著生殖和死亡慾望的衝動，穿越它生產性 的古典形式的極限，直抵那瀕臨靜止狀態的前生產性──死亡。（黃錦 樹 1998c：366-367）
黃錦樹在這段論述裡所提出的一種回應他「中文現代主義」的模式──將不 在的「中國」視之為詞與話語不斷以書寫形式靠近的喻指／意義，並且因為這個 意義（幽靈）是無法被真正抵達與觸摸的──因為它早已死去，於是這彷彿漂流 物般向意義／幽靈死亡處投擲而去的詞語，便陡然有了它作為祭儀的神性之姿。
書寫既是招魂，也是一種祭品（在祭品的意義上重贖文字本身的物性──），祭 奠向「中文」概念中早已逸散而不知從何定位的、屬於現代性之前的「中國」。 而這個原屬於書寫存有論層次上的論述模式，在黃錦樹的文論中，是最易被應用 到海外華人或離散華人文學的研究。因為海外與離散，牽涉到的是現代性來臨後
書寫既是招魂，也是一種祭品（在祭品的意義上重贖文字本身的物性──），祭 奠向「中文」概念中早已逸散而不知從何定位的、屬於現代性之前的「中國」。 而這個原屬於書寫存有論層次上的論述模式，在黃錦樹的文論中，是最易被應用 到海外華人或離散華人文學的研究。因為海外與離散，牽涉到的是現代性來臨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