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翻譯（「現代」）者的任務

1962 年，李敖在《文星》上掀起中西文化論戰的軒然大波，論戰的震央滌盪所及，包括胡秋原、劉述先與殷海光等人，幾乎引發了文化場域對現代／傳統的全面性思考¹¹。這場論戰的主要場域雖在文化界，可是作為《現代文學》發行後兩年間的一個重要文化事件，不啻可被視作台灣戰後自五０年代中期以降、關於「現代」與「傳統」兩股文化力量彼此咬嚙與磨合後的一個總合性事件。那是紀弦在 1956 年即疾呼的「現代詩的六大信條」──傾向跟傳統決裂、將西方現代視為一種書寫的全新形式；是白先勇、劉紹銘等人創辦《現代文學》第一期時對「傳統」的宣戰；在文學界戰後極為普遍的、朝向現代／西方求索新的文化書寫形式，1962 年的中西文化論戰其實是一個將「中國」徹底抑棄、否定的極端結果。

然而，論戰場域上的「中國」能夠輕易地在原則性的論述中被決絕地揚棄，

而文學作為一個充滿縫隙與孔穴的語言潛意識平台，卻極難將一個涉及到它自身

（「中文」）民族規範詩學有關的重要源頭，徹底地進行驅逐的工作。這其中牽涉到文學作為一種話語系統，有其自身的規定與傳統要遵循──尤其是「中文」這樣一種極端依賴詞語所拖帶的意象而非表意本身的規範詩學，詞彙本身本即同時意味著其自身層層積累的時間地層。如同葉維廉所指出的，在中國的文學傳統中，

11 本人曾對此論戰做出一個小型的整理，見拙著〈異質他者‧文化鏡像──《文星》與中西文化論戰〉，《文訊》，第 311 期，2011.11。

詩文中的表意從來不是詞語的；恰恰相反地──每一詞彙應被視作一個在歷史中漂流的物件，和它在歷史洪流中所遭遇的其他詞／物交感撞擊、發出迴響；葉維廉說：「文句是一些躍入龐大時空中去活動的階梯。詩不是鎖在文、句之內，而是進出歷史空間的一種交談。」（葉維廉 1988：99）

換句話說，若依循葉維廉的說法，中文的字詞將自有其在時間中的身世、輪迴與結胎，而詞語所經歷的時間既是詞語自身的歷史，也是它反覆脫卸、加諸於自身的肉身（某種轉世──）；在這個前提下，詞語的意義不再僅僅只是一個固著的、脈絡化於詩文中的物件，反而是表現在一種跨時間向度的傳承──並非傳承詞語本身的意義，而是在時間的向度上，傳承了一種被詞語所不斷漫漶、延伸的「中國的時間」；每個詞彙本身的一種元意義，其實都指向「中國」這一抽象的能指¹²。

因此，在這個前提下，「現代主義」作為一種傳統的救援者，更重要的或許是：作為一個外來的「詞彙」，它和系統之間的關係，以及和中文詞語本身所擁有的那種時間性，勢必會發生一種類近於翻譯的吸納、滲透與整合的過程，將詞彙裡的「現代」意涵納入中文話語化的系統，鍛鑄以其「中國的時間」；而戰後現代主義也因此而暴露了它最弔詭的一種翻譯性──在技術上，它雖然保有西方原本那種不斷更新的理念與美學原則；然而在它的功能上，卻傾向於協助並形構出一個巨大的、關於文學語言本身的典律¹³。或許可以見現代主義者的極端案例王文興對這段時期的寫作自白：

關於語言的問題，我在想，到今天為止，我們的白話文還是沒有出路，

12 類似的討論已有黃錦樹見骨的論述如〈華文／中文：「失語的南方」與語言再造〉、〈詞的流亡：

張貴興的寫作道路〉，兩篇皆收於《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麥田，2012。

13 換句話說，作為一種原型的西方現代主義，和它在五、六０年代台灣「現代主義」的中文理解，兩個詞彙之間其實經歷了一種翻譯路徑的轉換，而其中最重要的差異其實是時間性上的不同

──前者表現的是現代性裡常見的一種普遍特徵──也就是德曼所謂的那種對自身與典律的不斷翻新與否定，在時間性上表現為一種瞬時的、可拋的「新的時間」；而後者則參與了固著的傳統典律與書寫形構，協力了現代中文規範性的時間──或者也可以稱之為一種典律的時間──指向一種不斷重複回返的迴旋，那自然也是一種協力重建「中國」的「時間」，其時間性在功能上是傾向凝固的、不變的。

我還是沒看到怎麼樣能夠寫到恢復文言文那樣輝煌的時候。這天還沒等到，也許還要好幾百年也說不定。但是顯然地，這條路一定要從傳統裡頭來。至於說那個從傳統裡頭來，要不要西方的影響，我是覺得無妨，……就像以前的中文，有人說佛經很好，佛經的中文有時候是很好，

但那是中文嗎？那是印度文，佛經根本就是翻譯的中文。那你能夠接受佛經影響以後的中文，今天也應該能有胸懷接受西式的影響、西方的影響。你不要照單全收就是了，拿到了以後自己再決定其如何。（王文興 2009：33-34）

作為現代主義「西化」最深的作家，王文興的此番自白其實暴露了他現代主義美學上的一個起源性的缺口──正因為那作為「現代中文」的白話文自身的巨大窟窿──文言文時代的消逝、新的書寫語言（「現代中文」）仍在找路，於是，

翻譯成為一條可選擇的、且有助於拓寬自身「現代」的路徑──將現代中文自五四以來的枯槁導引向與它自身的傳統接軌，以進行「中文」自身時間性上的接續。

「翻譯」的功能性在此遠遠超出了它自身──並非以將他方之語翻譯為本國語言作為其職志；而是更接近本雅明所謂的那種翻譯的功能──在信息面與不可譯的詩意之間，尋找到一種大寫的純粹語言¹⁴。而對一個「翻譯（現代）者的任務」

而言，那一在翻譯過程中所試圖追尋的「純粹語言」究竟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可以將作為原文的西方現代主義與作為譯文的中文之間，辨識出一種關於翻譯本身的功能性；比如其時佔最大宗「翻譯者族群」的《現代文學》的發刊詞所述：

14 班雅明認為，在原作與譯作之間，存在著兩種完全相反的面向，即信息面與不可譯的詩意。

劣質翻譯的任務傳達了原作的信息面，而真正的翻譯卻關注不可譯的詩意。班雅明強調譯作對原作的關係必須超越複製與重寫，翻譯是原作生命的延續──「……原作的某些特殊的內在意蘊，

透過原作而顯露出來，可以說，譯作無論多麼完善也無法取代原作，但原作卻可以透過可譯性，

同譯作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事實上，正因為譯作對原作無足輕重，才與原作更緊密。我們不妨把這種聯繫視為天然的，或者更進一步，把它視為譯作與原作之間重要的生命線。」見班雅明，〈譯作者的任務〉，《啟迪──本雅明文選》，漢娜˙阿倫特編，王斑、張旭東譯，香港：牛津，1998，

頁 65。

我們不想在「想當年」的癱瘓心理下過日子。我們得承認落後，在新文學的道路上，我們雖不至一片空白，但至少是荒涼的。祖宗豐厚的遺產如不能善用即成進步的阻礙。我們不願意被目為不肖子孫，我們不願意呼號曹雪芹之名來增加中國小說的身價。⋯⋯我們尊重傳統，但我們不必模倣傳統或激烈的廢除傳統。不過為了需要，我們可能做一些「破壞的建設工作」（Constuctive Destruction）。¹⁵

這段寫在《現代文學》展開其大量翻譯工作之前的話語，充分地為我們指示出《現代文學》在「翻譯現代」這一工作上的特殊位置：一方面，它作為西方翻譯的最大集散地，翻譯成為通往「現代」的甬道；另一方面，其作者群（也是翻譯者群）也極力對其所翻譯的西方現代主義進行一種形式意義上的創作性擬仿，

無論在形式、題材上，都和前此的中文作品有極大區隔。這些翻譯者的真正身分絕大部分是「作者」──顯然「翻譯」的功能或作用都是為了導向創作──它暗示著「翻譯（現代）者」的任務乃在於實踐創作：創造出一種「現代中文」。換言之，「翻譯」的任務不在翻譯本身，而是在尋找一種新的「中文」書寫形式，

新的中文寫作語言。

這樣的一種翻譯的功能性，顯然是具有倫理與形式上的雙重意義的。如同班雅明所說的，任何的一種「翻譯」的工作，都在試圖尋找一條譯作與原作之間的

「生命線」。中文對現代主義的翻譯，似乎也沿著一條生命的跡線開展──那是關於它自身的命運，甚至是自身的（現代）詩語言生命──倫理的命題在這裡轉進演繹為形式上的命題：「翻譯」直接關涉到的，是現代中文一整套詩學的自我建構意識──如何借他人之口、來說出我（「白話文」）所說不出的、無法被現代的自我所譯寫的詩意？換言之，那沿著班雅明的翻譯路徑所展開的，在根本的意

15 劉紹銘，〈發刊詞〉，《現代文學》，第一期，1960 年 3 月。

義上，並非僅僅只是兩種不同詞語的轉譯，恰恰相反地，「翻譯」在這裡所要嘗試進行「翻譯」的，正是那班雅明所謂的「不可翻譯的詩意」──那是「白話文」

這樣一種信息面極強的語言，在追尋其「不可譯的詩意」的經過中，透過西方譯作的形式以進行自身詞庫的擴充；在這條翻譯的路徑上，那被班雅明視之為「大寫純粹語言」的，既非西方現代主義的原文，也非它們的中文譯作，而恰是那經由一代現代主義作家所重複練習、實踐與重寫的「現代中文」本身。

換句話說，「現代中文」，作為一種翻譯下的現代產物，同時透過方言與白話的轉譯，必然表徵為一種混雜性──那樣的混雜，當然是它的現代命運，同時也是翻譯者自身的「戰爭」──借用將「翻譯者」與「創作者」身分操演疊加至極致的王文興的自述：「……無休止的戰爭是要談到和我有關的文字之爭……這場

在文檔中林中路：戰後現代主義的起源與路徑 (頁 46-50)

二、翻譯（ 「現代」 ）者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