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錦樹多年來對他美學實踐的思考，匯集成這本論文集，名為《馬 華文學與中國性》，說明了書中的「個人」思辯，有鮮明的歷史座標和 集體意識，兩相交集之處又在他的小說裡辛苦經營的中國文字，讓「中 文」（「中國」和「文字」）成為一樁既個人又集體的事件。……他念茲 在茲的美學現代主義，雖然帶來他對「華文」和「中文」的切分，並沒 有妨礙他為海外「失語」的「華文」不得不然的歷史處境作辯護。可是 對古老「中文」的「大愛」，又使他的態度轉為曖昧。當他在〈詞的流 亡〉裡說：「當中國從古舊的『天朝』被迫邁入近代，子民和語言文字 也都經歷了靈魂的失落」，我們得到的印象是：為了拯救靈魂，任何放 任的文字態度只會讓我們更形「失語」。華文跟中文之間的拉鋸，反而 由此解釋了黃錦樹美學現代主義的由來。（林建國 1997：5-6）
林建國這段多年前為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所寫的序文，某種意義上 是 2000 年那篇〈方修論〉、與 2001 年黃錦樹對〈方修論〉的回應論文〈中文現 代主義──一個未了的計劃？〉的一根線頭。林文極其敏銳地觀察到黃錦樹與李 永平共同背負的書寫遺債與文字共業──然而面對李永平刻意用人工「純化」中 文的「文字修行」，黃錦樹的筆鋒卻顯得相當滯礙，不僅看不到太尖銳的批判，
反而看見前述李永平的「底牌」在和他的美學底線交疊。（林建國 1997：6）然 而，到了事隔數年後的那兩篇〈方修論〉（林建國 2000）與〈中文現代主義？─
─一個未了的計劃？〉（黃錦樹 2003a）裡，林與黃在這篇序文中的分歧與立場便 漸趨清晰顯影。林批判「現代主義」的立教精神，與歐美新批評的廟堂主義，諸 如經典、學院、文化烏托邦等概念之間的弔詭連結，並以此指出美學現代主義終 不出被資本主義與國家體制收編的危機，從而揭曝了林本人對「美學現代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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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性批判，以及其反美學的立場。這個批判到了〈方修論〉、〈蓋一座房子〉
（林建國：2001）時被建構得更為完整。林建國的論述其實很有意思，基本上承 接著西方現代性批判的左派系統，置換了美學與現代性作為謎底與謎面的位置。
而當所有挾美學形式而為之的抗拒形式，皆成為現代性本身的一個謎面，林建國 的謎底當然是蛛網遍佈的資本主義文化邏輯。
可是，就此篇序文的對象者「現代主義者黃錦樹」，他所試圖用同一張謎面
──美學現代主義──前去抵達的謎底，果真是現代性及資本主義本身嗎？在對
〈方修論〉作出回應的〈中文現代主義──一個未了的計劃？〉後，重新回到〈現 代主義者黃錦樹〉，黃錦樹究竟是不是一個現代主義者？或者說，是林建國文中 所欲摹擘的那種「美學現代主義者黃錦樹」？我以為從「美學」這個謎面前去抵 達作為謎底的「現代性」之間，對黃錦樹而言其中恐怕仍存有自反而迂迴的空間
6。
如同張誦聖所言，作為遲到的東方，中文世界的現代主義論述其實面臨著極 大的困境。這個困境當然包括對「西方現代主義論述」不得不然的商借，而張也 指出，包括黃錦樹自己本人也無法排除從李歐塔與班雅明處借來的理論資源。事 實上，即使是林建國〈方修論〉與〈蓋一座房子〉如此警覺地提防「美學現代主 義」與學院體制、國家資本等匯合的共犯／共謀結構，仍無法避免這個論述模式 其實也同樣借自當代西方緊沿著資本主義現代性而發展的批判模式，不一定能夠 完全嵌合六、七０年代的台灣文學場域。7事實上，包括張誦聖對現代主義所提 出的「場域論」與「文學體制觀」，三人其實都在試圖提出一種現代主義方案，
以嘗試橫越在西方與中文世界交界處最早也最直接沖擊進來並即刻產生澱積的
6 如黃錦樹並不嚴謹的答覆：「我不是他所想像的那種現代主義者（我嗎？開個玩笑，其實是個 前寫實──現代主義者）。」，〈該死的現代派──告別一位朋友〉，《焚燒》，台北：麥田，2007，
頁 153。
7 張誦聖對此也有提及：「的確，學院透過對知識生產、再生產的控制，與資本主義社會體系具 有共謀關係。然而，需要被提醒的是，在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非西方國家裡，學院裡所具有的 社會功能和過度專業化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有相當的差距。這個差距的來源，正是資本主義現代 化階段性的演變問題。」，〈文學史對話──從「場域論」和「文學體制觀」談起〉，《重寫臺灣文 學史》，張錦忠、黃錦樹主編，台北：麥田，2007，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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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塊現代主義的「美學」沖積扇。在這個意義上，林建國的方向至少是敏銳的─
─因為「美學」成為一個非得繞境經過的謎面；問題是繞過了「美學」的積岩，
在黃錦樹那宛如根莖塊狀般四散裂佈的《文與魂與體》、《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謊 言或真理的技藝》、那些《土與火》、《由島至島》、甚至更早的《夢與豬與黎明》
等等，一個個看似各自獨立分佈、卻又隱然在地下以根莖相連的巢穴，難道豈止 是美學現代主義？是什麼將它們全數串連？當「美學」不得不因為它的遲到而成 為中文現代主義的謎面，回到黃錦樹的文論與小說本身，這個謎底恐怕正是被覆 蓋在黃所念茲在茲的「中文現代主義」下的「中國性──倫理」8。
1998 年集結出版的《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大抵是黃錦樹「中國性」思考的 端點。論集中討論的幾個重要個案：包括張貴興、李永平、陳大為等在台馬華作 家，都不出與戀物式的「中國性」徘徊周旋的痕跡9：
這些來自馬來西亞的異鄉人大都身負種族政治下的文化／政治創 傷，對於政治非常敏感卻又冷感，反映了大馬華人謹慎機敏的生存哲學。
許多寫作者來台之後逐漸擱置了創作之筆，在學院裡棲身。而那些持續 創作的，無可避免的都必須重新面對他們選擇的那一套表意系統──漢 族的語言文字，也必須為自己找出足以說服自己的「非寫不可的理 由」。……各以文字為一己的存在情境添注做傳，也都無一例外地埋頭 致力於淬鍊他們的書寫語言，而經歷一個「從華文到中文」的揚棄辯證。
（黃錦樹 1998a：29）
「從華文到中文」，這段論述某種意義上整合了黃錦樹日後的文論與創作，
以及其文化身分的處境──將離散失落的文化位置投遞到書寫的存有論之中，藉
8 在這個意見上，張誦聖指稱張錦忠所提出的「文庫空虛」之概念，或許可以作為台灣現代主義 從「美學」經由「經濟」過渡到「倫理」的一個跳接。因為「文庫空虛」牽涉到借貸，而為什麼 要借？有什麼非借不可的理由？不管是向誰借，都牽涉到倫理的存有論問題。
9 就如同黃錦樹在本書的〈緒論：馬華文學與在台灣的中國經驗〉中所言，稱馬華在台作家的「中 國性做為一種戀物式的前提。」，《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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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並且是使用「中文」寫作──讓語言與文字成為那原本「不得不的」、「非 寫不可的」倫理性因素；在這反覆地、實踐性的書寫之中，將「中國性」召回與 重鑄。換言之，離散成為宿命情境，而書寫則等同於招魂儀式，以踐履那在倫理 意義上不可違逆與抗拒的、一種存有與寄託的慾望。論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倫理個 案，其實正是李永平：
李永平以他對漢字的偏執狂戀而成為異數中的異數，以跨越單純的 透過中文書寫而獲得文化身份，而更進一步的，企圖重新創造大漢民族 歷史、文化、語言、種族、神話起源的史詩：《創世紀》。…..似乎也把 自己逼上了絕對孤獨的純粹藝術之路，…..李永平彷彿便是那麼樣的一 個不無「戀物」之嫌的鑄碑者，文字對他而言具有本質的意義：那裡頭 窩藏著他尋求的「道」（logos），需要的勞作相對而言不止是經由書寫
（writing），而是銘刻（script）。──讓漢字字形的物質性浮露。（黃 錦樹 1998a：29-30）
黃錦樹將李永平的書寫視為他的文字修行之道10，其實也正暗指李以文字書 寫所膜拜的對象物，恐怕不只是文化身分上的「中國性」，而是指向一種內含於 漢字書寫本身的、本質性的「中國」。這種「中國性」和作為它的表徵物「中文」
是一組緊密交纏，互為內外的螺旋體，用黃錦樹的話來說，那便是「文化血緣的 基本單位」、「字與字、詞與詞、典籍與典籍，又構成無邊意義的網路」（黃錦樹：
1998b：67），發散著自古老死亡之處來的魅影靈光。換言之，「中文」書寫這一 看似美學意義上的實踐，在黃錦樹從龔鵬程那裡商借來的「文的優位性」的詩學
／文化邏輯中，「中文」其實早已跳脫出它作為一個美學單位，而進化（或退化？）
為倫理脈絡的一種不得不然的血緣單子，發出來自死亡處的幽魅聲音。那是不可
10 見同論集中所收的另一篇李永平專論：〈流離的婆羅洲之子和他的父親、母親──論李永平的
「文字修行」〉，《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元尊文化，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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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逆的話語（非寫不可的理由──），近似神話，彷彿只要一使用語言／中文，
便會激盪血管裡的中國血液，發出共振的聲響。於是，林建國所稱黃錦樹與李永 平的「底牌」所交疊的，其實並非「美學」，而恰恰相反地是「倫理」──正是
「書寫」「中文」的行動本身，讓看似謎面的美學，超越了它作為美學意義的層 次，而直抵那近似神祕主義的圖騰──近似佛洛伊德的圖騰禁忌，讓書寫的行為 本身成為一種祭儀。
在這個意義上重新審視黃錦樹兼具研究者與小說家的身分，他的文論與小說 陡然有了一種不可分割的整體意義，而串連其間的則正是一種中文書寫的實踐之 姿。黃在晚近的《文與魂與體》中曾如此言及包括他的現代中文小說、新中文方
在這個意義上重新審視黃錦樹兼具研究者與小說家的身分，他的文論與小說 陡然有了一種不可分割的整體意義，而串連其間的則正是一種中文書寫的實踐之 姿。黃在晚近的《文與魂與體》中曾如此言及包括他的現代中文小說、新中文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