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列朝詩集》、 《明史》、 《四庫總目》 之文學標準與評價
第二節 三書評價之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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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論述，可知紀昀「擬議」、「變化」的詩史觀，24此外〈考功集提要〉提到：
正嘉之際，文體初新，北地、信陽聲華方盛。蕙詩獨以清削婉約，介乎其 間。古體上挹晉、宋，近體旁涉錢、郎，核其遺編，雖亦議擬多而變化少，
然當其自得，覺筆墨之外別有微情，非「生吞漢魏、活剝盛唐」者比。25
故而可見《四庫總目》將前後七子評定為「議擬多而變化少」，流於生吞活剝古 籍之徒。＜懷麓堂詩話提要＞亦認為七子主要流弊在於「贗古」26。館臣捨棄「擬 議」用詞，改採「摹擬」一詞，甚至使用帶有強烈批評意味的語詞—「贋古」。
＜明詩綜提要＞27則是明白指出明代詩歌的弊端，而且將明代詩歌的演進過程精 闢地概括為「三變」。由此可知，《四庫總目》重視「變」的詩史觀，並以「擬議 而有變化」的文學標準來評述前後七子。
第二節 三書評價之得失
一、清初、中期三書述評之優點
清代詩學是在對明代詩學的深刻反思中逐步確立起自己的理論目標和話語 系統的。在對明代詩學流弊的反思中，亦同時展開屬於清人詩學的理論框架。28
24「擬議」、「變化」，最早出自《易．繫辭》：「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紀 昀是精通「易」學，其以《周易》的變化觀汲取了營養，又繼承了《文心雕龍》的通變觀和唐代 皎然的復變說，將明代人普遍使用的「擬議變化」賦予新的理解和內涵，紀昀以此詩史觀來考察 詩歌發展史。張傳鋒：《四庫全書總目學術思想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 年），頁 113。
25﹝清﹞永瑢、紀昀等：〈考功集提要〉，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一百七十二、集部二十五、總集類二十五，頁 4（冊）－541。
26「何、李未出以前，東陽實以臺閣耆宿主持文柄。其論詩，主於法度音調，而極論剽竊摹擬之 非，當時奉以為宗。至何、李既出，始變其體。然贗古之病，適中其所詆訶，故後人多抑彼而伸 此。」﹝清﹞永瑢、紀昀等：〈懷麓堂詩話提要〉，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6 年），卷一百九十六、集部四十九、詩文評類二，頁 5（冊）－246。
27﹝清﹞永瑢、紀昀等：〈明詩綜提要〉，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一百二、集部二十五、總集類二十五，頁 5（冊）－105-106。
28參見蔣寅：〈清初詩壇對明代詩學的反思〉，《文化遺產》，第 2 期，2006 年，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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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眼中，明代是文學盲目模仿而迷失自我的衰落時代，有鑑於前朝作家不能樹 立屬於自我的文學特色而使文學傳統枯竭中絕。於是清人確知在重新尋找文學傳 統之源時，首先就要反思明代文學創作的流弊，以釐清文學傳統亡失在何處。藉 由清初、中期三書述評比對中，可見其在對於前後七子述評的相同反思之處集中 在模擬剽竊行徑、門戶之見等處。
（一）指出模擬剽竊所衍生的弊端
惟文學之為事，終不能無纂組藻采之功。韓柳之於琢句鍛字，布格設色，匠 心密運，有更難於尚偶儷者之所為者。北宋諸家繼起，尚為未失矩矱。而新途既 開，簡易平淡之風，每趨愈下。至於元明之世而文敝再起。明代前後七子，欲矯 之以枵響豪氣，固未得當。29前後七子在仿效古人行徑上無法如韓柳大家達到「運 化詩騷辭賦之意境而融入之於散文各體中，並可剝落藻采，遺棄韻律，洗脂留髓，
略貌存神」30之境，盲目因襲古範形式，實其創作問題所在。
模擬作風是明代詩文創作最令人詬病的特徵，自李夢陽倡「文必秦漢，詩必 盛唐」之說，舉世風靡。嘉、隆以降，「王元美、李于鱗紹明北地、信陽之業而 過之，天下學士大夫蘊義懷風，感慨波蕩以從之」，31一代詩文創作遂籠罩在以 模擬剿襲為能事的風氣中。如李攀龍為例，其忠於「擬議」的主張，所以無法逃 脫自設的窠臼。過度拘泥模擬的師法途徑，並流於追求字句推敲的形式，終喪失 創作的真正意涵，並使詩文流於晦澀難懂之途。
清代的復古主張與明代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復古主義不同，清代雖主 張復古，卻並不主張模仿。其不斷地批判明代的復古主義，認為古代文學只是提 供文學的法則，作家應充分借鑒。但是復古中需要自己的創造，只有創造性的作 品，才能傳世。因此，在多數情況下，清代的復古其實是一種「通變」，並不是 單純的復古。32故而清人以前後七子為鑑，不再拘泥「擬議」部份，而更為重視
「變化」的層面。藉由清初、中期三書對於前後七子過度模擬通病之述評中，顯
29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見羅聯添：《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 年），頁 1026。
30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見羅聯添：《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 年），頁 1026。
31﹝清﹞林時對：《荷鍤叢談》，卷二，見沈雲龍輯《明清史料彙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頁 7（冊）－81。
32董乃斌、陳伯海、劉揚忠：《中國文學史學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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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其對詩文創作已有更深層的掌控與理解。
其實模擬亦是文學創作的一種手段，尤其是在創作的初級階段，模擬更是不 可缺少的步驟。然而模擬與剽竊之間畢竟是有限度，超過此限度，即成為剿襲剽 竊，因而喪失創作品味格，明詩最令人詬病之處在於其模擬過度，以至於到了剽 竊的程度。同時，作為學習的模擬還應該是個轉益多師的過程，如果只模擬有限 的對象，就如同葉燮說的「其取資之數，皆如有分量以限之」33，就顯的取徑狹 隘。前後七子的獨宗盛唐，惟盛唐是擬，非但有剽竊之嫌，而且取徑顯得很狹隘。
戴道默、范其生〈詩家選序〉說：「詩至獻吉而古，敝也襲；至于鱗而高，敝也 狹」34，可謂一語中的。錢謙益亦在〈黃子羽詩序〉中提到：「近代之學詩者，
知空同、元美而已矣。其哆口稱漢、魏，稱盛唐者，知空同、元美之漢、魏、盛 唐而已矣。」35這種襲而狹的模擬作風實非一種藝術理想，全然喪詩創作的真正 精神，故飽受清人訾議。
（二）指出門戶之見所衍生的弊端
講學中的門戶之爭起於書院制度形成的宋代，書院講學因為有別於官學而自 成系統，統系不一而有門戶之爭，至明代演成與政治勢力相勾連的朋黨之爭，這 種風氣到清初猶然不息。36故清初、中期三書對於門戶之見所衍生的弊端提出批 判。
錢謙益於《列朝詩集．李少師東陽》提到前後七子關係著「國家休明之運」、
「劫持一世」的影響力而大力抨擊：
國家休明之世，萃於成、弘，……北地李夢陽一旦崛起，侈談復古，攻 剽竊之學，詆諆 先正，以劫持一世；關隴之士坎壈失職者，群起附和，
以擊排長沙為能事。王李代興，祧少陵而禰北地，目論耳食，靡然從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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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清﹞葉燮：《原詩》，內篇上，見﹝清﹞王夫之等撰：《清詩話》（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78 年），頁 590。
34﹝清﹞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見郭紹虞編選：《清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頁 2（冊）－1056。
35﹝清﹞錢謙益：《錢牧齋全集‧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卷三十二，頁 925。
36蔣寅：〈清初詩壇對明代詩學的反思〉，《文學遺產》，第 2 期，2006 年，頁 111。
37﹝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丙集），（臺北：世界書局，1961 年），頁 24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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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選舉志三》亦有提到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至萬曆年間的黨禍 問題，足以亡國：
弘 、 正 、 嘉 、 隆 間 ， 士 大 夫 廉 恥 自 重 ， 以 掛 察 典 為 終 身 之 玷 。 至 萬 曆 時 ， 閣 臣 有 所 徇 庇 ， 間 留 一 二 以 撓 察 典 ， 而 衞 臣 水 火 之 爭 ， 莫 甚 於 辛 亥 、 丁 巳 ， 事 具 各 傳 中 。 黨 局 既 成 ， 互 相 報 復 ， 至 國 亡 乃 已 。38
明英宗以後，非翰林不得入內閣，翰林成為通往內閣清要的門戶。徐禎卿一 度才名遠播內廷，最後卻朝考落選。《明史》本傳謂因「貌寢」，實是皮相之見。
39真正的原因，可參酌李夢陽所撰的〈凌溪先生墓誌銘〉一文：
時顧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穀禎卿，號「江東三才」，凌溪乃與並奮，
競聘吳楚間，……而執政者顧不之喜，惡抑之。北人樸，恥乏黼黻以經學 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方工雕浮靡 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溪古文詞，愈惡抑之，曰：是賣天平冠者。於是，
凡號稱文學士，大率不獲列於清銜。40
可見徐禎卿為何不獲「館選」，仍與執政者的八股文對立有關，藉由此立，從而 得知明代文壇確存有門戶之見的問題。再度說明北學與當時雕浮靡麗文風不合，
甚而引發對立、排擊效應，全令清人引以為鑑。
《四庫總目》亦說明門戶之見往往表現在講學與論文的活動中，其害貽禍隳 敗世道風俗：
大抵門戸搆爭之見，莫甚於講學，而論文次之。講學者聚黨分朋，往往禍 延宗社；操觚之士，筆舌相攻，則未有亂及國事者。蓋講學者必辨是非，
38﹝清﹞張廷玉等撰：《明史》，（臺北：鼎文書局）， 卷七十一，頁 1724。
39 范志新編年校注：《徐禎卿全集編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年），頁 4。
40﹝明﹞李夢陽：《空同集》，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卷四十七，頁 1267（冊）－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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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是非必及時政，其事與權勢相連，故其患大。文人詞翰所爭者名譽而巳，
與朝廷無預，故其患小也。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嚴嵩爲察 相，而以殺楊繼盛爲稍過當，豈其捫心淸夜，果自謂然？亦朋黨既分，勢 不兩立，故决裂名教而不辭耳。至錢謙益《列朝詩集》更顚倒賢姦，彝良 泯絶，其貽害人心風俗者，又豈尠哉，今掃除畛域，一凖至公，明以來諸 派之中，各取其所長，而不回護其所短。蓋有世道之防焉，不僅爲文體計 也。41
館臣認為講學之禍更熾於論文之害，係因前者聚結朋黨、批判時政，涉及權勢相 連，往往禍及宗社；而後者只是筆舌相攻，所爭論點在於文人詞翰之名譽而已，
故其禍患較小。館臣又以艾南英為例，強調不能因為達到排拒王世貞、李攀龍的
故其禍患較小。館臣又以艾南英為例，強調不能因為達到排拒王世貞、李攀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