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舞離舊中心：陳水扁時期的官辦大眾節慶（1994—1998）
第一節 三種建構論：市民認同、國族認同、政治認同
陳水扁時期開始舉辦許多節慶活動以及跨年晚會，這些集體性的市民活動，我 們該如何理解其背後意涵？該將之置於什麼脈絡下來理解？選前的政策白皮書文化 篇便明白指出其文化政策的意涵：
我們要提升都市市民的生活品質，各級政府單位都要肯任文化藝術為 一項必須的公共服務。而所有男人、女人與小孩，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都 應有體驗文化藝術的機會。我們深信唯有讓活絡的民間力量釋放出來，才 能在這塊土地上塑造屬於台北獨有的文化風貌。
（陳水扁，1994：38）
這本市政白皮書是由陳水扁邀集各方學者專家14一同研擬，從上述文字可以看 到，陳水扁政府對於文化的想像是以一種「基本需求」，而且需由政府提供，類似於 社會福利觀點，由國家（而非市場或個人）提供基本的服務。此外，提供的目標之 一是塑造「屬於台北獨有的文化風貌」，在這裡，「台北」作為一個文化單位被提出，
而且有其「獨有」的文化風貌。
進一步來看，其政策方向分列五點：尊重、民間、永續、多元、國際。「尊重」
意謂不由政府強勢主導；「民間」意謂民間（civil society）優先於國家（nation-state）；
「永續」意謂著考量長期效果；「多元」意謂著多元族群與不同社會背景的多元價值；
14 文化休閒部分由以下人士共同撰寫：小野、丘如華、夷將‧跋路兒、李疾、李永豐、李敏勇、李 道明、周亦昌、林文義、邱坤良、俞秀青、孫大川、莊永明、劉峰松、劉淑英、鄭明進、蕭渥廷、
蘇哲安。
「國際」意謂著以其獨特文化參與國際交流。15 陳水扁勝選後，市政府隨即舉辦「市 民之夜」的跨年活動，並且舉辦客家文化節、青少年飆舞等等，可以說一定程度上 實現了其市政白皮書的內容。然而，我們該如何理解這樣子的市府政策呢？這樣子 的政策措施究竟透露出何種意涵？該置於何種脈絡來理解？
楊文全（1999）分別從整體政治民主化的結構轉型過程，以及台北市的特殊政 經結構兩個面向，分析文化政策白皮書的產生。當時台灣處於政治民主化的歷程，
反對勢力崛起，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然而政治民主化過程在此被當作歷史背景，
對於促成文化政策白皮書的原因，主要還是來自台北市的特殊政經結構。楊文全認 為，當時正浮現所謂的「市民城市」。由於都市快速發展，吸納了過多人口而無力提 供包含交通、居住等等的基本需求，生活品質不斷下降，「80 年代末以後在台北陸 續出現的都市社會運動，除了顯示都市集體消費的危機已趨於嚴重，同時我們也看 到市民的力量正開始要求城市使用價值的實現。」（1999：23）集體消費危機展現在 無住屋者運動上，逾萬名台北市民在忠孝東路露宿三天，表現出強大的市民力量。
除此之外，媒體政治的浮現是另一個重要的原因，陳水扁透過政策文宣建構出「新 台北人」的認同。從「生活品質」確立市民的真實利害關係，在選舉過程中透過政 策文宣與媒體操作召喚、建構「市民」認同。
楊文全認為最終會標榜「市民主義」，主要還是陳水扁團隊考量到選舉情勢，
認為勝選的關鍵在於特定選民，在拉攏這些選民的企圖下，決定競選主軸：
陳水扁最後決定以「希望快樂」為主訴求，「改變生活品質的世紀之 戰」為競選主軸，來爭取百分之五到十的未決定選民，主要是因為在黨內 團結局面穩定、對傳統選票的支持有信心之下，透過民意調查掌握了當時 未決定選民的特性。
（楊文全，1999：35）
我認為楊文全將「選舉」視為選舉行銷研究，著重各式行銷策略的效益，而忽 視了選舉在當時台灣所處的劇烈結構變動之中，所具有政治行動的意涵與結構轉化 的效果。選舉的意涵在高度成熟的民主國家的意涵不同於正經歷民主化的國家，選 舉研究預設了前者的條件——長期穩固的選舉體制與政治文化，然而，台灣當時正 值民主化的過程，政治與社會結構劇烈地變遷，若僅以選舉研究的角度，將選民偏 好視為既存、給定的條件，因而著重選舉口號、策略的效益，不僅忽略了整體結構
15 詳細內容請參考《台北市政白皮書》文化篇（陳水扁，1994）。
變動對選民、政黨的作用，也無視了選舉在當時作為政治行動的實踐一環，以及其 可能促成的結構變遷。因此，「選舉」不僅僅只是靜態結構中的偏好反映，而是作為 當時整體變遷的一部份，換句話說，要理解特定選舉策略╱政治行動的關鍵並非去 探究選民偏好為何，更在於偏好何以產生，也才能恰當地理解政治行動所處的結構 變遷過程，以及反過來促成的結構變遷效果。
儘管楊文全關注選舉策略，並認為選舉口號並不等同於政策實踐，然而就整體 的象徵意義而言，他仍認為將這場選舉定位成「都市社會運動向國家╱政府展現力 量」，陳水扁呼應台北市民對城市生活的各種要求，以「市民生活品質改變戰」為名，
高舉「市民主義」的大旗，成功地召喚了市民認同而當選，上任後的一系列市政措 施，相當程度也落實了其政策白皮書的政策，戮力實現其「市民主義」的競選支票。
除了楊文全用建構市民認同的角度來理解陳水扁的政策外，王志弘（2003b）
分析官方刊物「台北畫刊」，也指出陳水扁時期所企圖塑造的都市意義是標榜多元族 群的市民城市，召喚對城市的認同。這些研究宣稱其企圖召喚、建構市民認同，我 稱為「市民建構論」。簡單地說，其勾勒了一個台北市民的框架，以「台北市」作為 認同的地域邊界，不同於以往台北市作為「中華民國」的政治中心，代表了整個國 家。此外，其以市「民」做為主體，是相對於以往「官」派市長，以中央政府的意 志為依歸。簡單地說，市民建構論是打造以台北市為想像邊界的市「民」認同。
不過，我們不能忽略，陳水扁會以「市民」作為其選舉主軸，除了楊文全提到 的市民社會對於城市的使用價值逐漸升高外，另一個關鍵仍在於統獨議題在當時的 敏感性。陳水扁為了迴避市民對其「台獨傾向」的疑慮，避免對手攻擊，以民意調 查得來的民眾需求為準強力操作議題，強調「台北市民重視民生議題勝過統獨問 題」，以市民生活品質作為選戰主軸，來迴避、替代對其台獨的質疑。這麼說來，「市 民建構論」是否就像陳水扁競選時所企圖迴避的，只是其建構「國族認同」的包裝 手法而已？國族認同是否才是這一系列節慶活動企圖偷渡的真正意涵？
廖漢騰（2003）即是從新興國族主義的角度切入，他將這一系列節慶活動視為 大眾文化國族主義的發展。廖主要鋪陳的歷史場景在於解嚴後的威權式國族主義出 現了真空，舊有的國族主義逐漸被新興的國族主義替代。「在抽象的概念理解上，可 以將1980 年代曾經因政治改革訴求受挫激發出來的去中國化的準民族主義訴求，視 為欲重新建立政治體制的動作，而1990 年代以來的大眾文化發展，則將這個重新建 立政治體制的動作，收編吸納入體制內競爭，而這個體制則是由影音媒體為舞台要 求大眾文化閱聽人作判斷的新體制。」（2003：47）陳水扁從市長到總統一系列的節
慶活動與跨年晚會，配合著影音媒體的大量興起所提供的物質基礎，形成、塑造出 新的國族主義。相對於舊有的國族主義，廖描述了新興國族主義的形式，是聚集在 陳水扁身上的一種政治明星、民粹領袖：
集體感投射到領袖的方式，區分了威權與明星的差別。國家領袖，在 威權時代是國家符碼的象徵，權威（authority）的來源；國家即是人民即 是領袖在符 碼上是完全的等號，人民和領袖透過國家的象徵動員有了想像 的連繫。但就動員國家力量方面，人民對領袖則有一段距離，這距離常由 一個偉大、強人的意像來遙想。明星則是大眾意志的具體個人化，知名度 討論比較的焦點；大眾文化的閱聽人，以大眾文化運用欲望投射的方式，
向明星看齊，保持了一種若即若離的曖昧距 離。明星一方面有所「成就」
（儘管這成就有可能只有名氣而無實質），這成就常是閱聽人所嚮往擁有 的，屬於非凡的非平常人所擁有的；另一方面明星和閱聽人的 類近與親 密，讓閱聽人可以想像明星是自已或自己所屬群體的一份子。
（廖漢騰，2003：36）
如同楊文全強調媒體政治的興起，廖也認為媒體在打造國族認同扮演重要的角 色，不過他強調的是媒體作為國族認同的「物質條件」。新影音媒體（電子媒體）的 興起，不同於傳統媒體（以文字紙本為主），促成了新興的國族主義。廖稱這些媒體 是「新建制集團」，舉辦事件活動能成為其報導內容，與市政府企圖發展新的國族認 同兩者相互結合。儘管兩者的結合在因果關係上是相當合理的，然而，這如何理解 陳水扁舉著「市民主義」大旗這一事實呢？廖指出這本質上是國族主義的，其藉城 市單位以現身國際的方式：
由於歷史國際地位做為一個完整的民族-國家的缺乏，民族-國家的角 色反而吃重。從這個角度看跨年晚會中，那股與國際接軌的欲望，含有以 民族-國家、或者是市民-政府角色現身於國際社會的成分。」
（廖漢騰，2003：24）
簡單地說，國族建構論認為有一個新興的國族主義認同，不僅在內容上，也在 形式上與先前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不同，民粹取向也因此是大眾取向，聚焦在政治
簡單地說，國族建構論認為有一個新興的國族主義認同，不僅在內容上，也在 形式上與先前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不同，民粹取向也因此是大眾取向，聚焦在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