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競爭與象徵經濟的興起

象徵經濟突出了兩種平行的生產體系，他們對一座城市的物質生活至 關重要：空間生產，包括資本投入和文化意義上的協作；象徵生產，它既 建立了一種商業交換的通貨，也建立了一種社會認同的語言。每次重整空 間的努力同時也是對視覺再現上的企圖。提昇地產價值（這仍是多數都會 菁英的目標）需要課徵一個新觀看角度，但協調誰的視角和課徵的成本造 成了公共文化的難題。

（Zukin，1995：20）

Saskia Sassen（1991）在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提出了全球 城市作為當今資本主義的運作單位，引發了一連串關於全球化與都市之間的討論。

全球化一方面向全球分散了生產節點，另一方面卻也因此必須加強其控管能力，

Sassen 分析了紐約、倫敦與東京，這三個城市呈現高度集中的生產者服務業（producer service），以協調橫跨全球的生產。全球城市的意涵不僅僅在於其單一城市對全球生 產節點的控管，更在於這幾個城市彼此強大連結才是全球化的真實面貌。Sassen 所

分析的紐約、倫敦與東京各具研發行銷、金融調節與資本輸出的功能，這三個城市 作為頂級全球城市彼此連結與協調，簡單地說，全球化是以這三個城市為核心，並 且以城市而非國家作為單位進行全球化。

都市做為全球化的單位，資本流動的網絡節點，也因此城市間競爭累積各種資 本，不過Sassen 並沒有解釋城市間的競爭，相反地，他所描述的全球城市是彼此連 結與相互協調，正是這種連結形成一張控制全球生產的網子，這也導致了其他人的 批評，Ayşe Öncü 及 Petra Weyland（1997）便認為，這種靜態的全球城市關係無法 理解全球城市體系中的次級城市，亦即這些次級城市如何參與全球城市體系，如何 行動與回應全球化。而Hill 及 Kim（2000）則認為，Sassen 所描述的全球城市內涵 是市場中心的，而東亞包括日本、南韓與台灣的城市內涵則是國家中心的，這些城 市的發展過程深深依賴發展型國家的經濟政策，相當程度受政府官僚的政策介入影 響。就經濟發展經驗來說，東亞經驗在經濟發展過程上確實有其不同於西方之處。

就台灣作為一個後進工業國來說，如何面對已具有強大生產力的西方工業國家是首 要關鍵，並且對應著台灣特殊的政治脈絡，中央政府的強大而民間資本規模小，在 接收了日本殖民所遺留下來的生產資本，使得國民政府不僅僅能透過政策影響經濟 發展，亦能透過國營企業執行與配合政策，因此就台灣的歷史經驗來說，政府政策 相當程度決定了國家的發展。肇因於這些脈絡，即便在解嚴後政府的角色依然關鍵，

周素卿（2003）曾分析台灣的都市經驗，在發展型國家的架構下，地方政府如何回 應全球化。他認為台北作為一個「全球化城市」，市政府以政策來回應全球化，文中 以陳水扁主政時所啟動的打造台北新都心（信義計畫區）為例，說明台北如何面對 一個「全球城市」的範型，但在既有的政治發展與經濟條件下，逐漸出現具消費傾 向的後現代都市色彩。

相較於Sassen 研究中頂級全球城市在全球化中的相互連結與整合，台灣城市的 特殊性有其不同的回應方式，我想帶入象徵經濟的觀點，指出城市間除了相互連結 整合，城市間也相互競爭，且競爭是沿著「城市形象」在進行差異化的區隔策略，

亦即，打造城市意象（city image）作為一種回應全球化的策略，以及城市競爭的面 向。

象徵經濟（symbolic economy）（Zukin，1995）或曰文化經濟（cultutral economy）

（Scott，2000），簡單地說是企圖利用「文化象徵」來取得經濟利益，這個現象首 先出現在西歐後工業化的國家。7、80 年代開始，西方工業化國家中的工廠由於勞 動力成本增加，為尋求便宜勞動力逐漸大量外移到第三世界，許多西方城市面臨工 業出走的經濟衰退，城市政府採取「文化措施」回應這個經濟衰退的情況。西班牙

的畢爾包（Bilbao）是這個現象的重要案例，成功地透過文化上的建設而重振經濟，

以下簡單介紹畢爾包的經驗。

畢爾包位於西班牙巴斯克地區，是全國第四大城，曾經以重工業文明，但 80 年代後工業的繁榮不再，面臨人口外流、失業率上升、經濟蕭條的種種危機，市政 府必須設法解決這種困境。1992 年，同為西班牙城市的巴薩隆納舉辦奧運，為去除 因獨裁者佛朗哥壓迫巴斯克語言與文化的領導階層，當時更感受到晉身國際城市以 獲得尊嚴感的壓力。於是，1992 巴斯克成立執行單位，目標是改造畢爾包，建立城 市新形象，採取的策略是與具有國際名聲的專業者合作，其中包括迎進古根漢博物 館計畫。終於，古根漢建館完工，也實現了畢爾包掌權者的願望，為巴斯克地區帶 來近十二億歐元的經濟效益，並且為巴斯克政府建立新的政治地位，認為這也形塑 出另一種政治運作模式（McNeill，2000）。這經驗被廣泛流傳，其他城市也開始出 現相似的文化操作，如英國的格拉斯哥（Garcia，2004）、荷蘭的鹿特丹（Richards and Wilson，2004）。藉由文化的策略來回應城市經濟的衰退，這些成功的經驗也流傳到 台灣的城市，也影響了他們，包括極力爭取古根漢設館的台中市政府（曾翔昱，

2006）。

廣泛來說，文化經濟泛指發展文化產業作為經濟（再）發展策略。在Scott（2000）

的研究中，其文化經濟聚焦在生產文化產品與文化服務的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y）上，指出幾個大城市的興起其實是作為全球資本主義文化經濟的重要旗 艦。Sharon Zukin（1995）則關注整體城市形象的塑造，以重新吸引資本與人群，因 而名為象徵經濟。由於對於城市形象的討論較貼近台灣的脈絡，我將較為深入探討 關於文化經濟中關於城市形象的營造。²⁶

因此，文化經濟一方面是做為解決城市內的經濟衰退的再發展策略，另一方面也 涉及全球城市競爭的差異化策略，這也是與Arjun Appadurai（1990）所說的「全球 文化經濟」緊緊相連的，他認為「全球化互動的中心問題是文化同質化與文化異質 化之間的緊張關係」（1990：527）。不過，儘管 Appadurai 的分析著重於民族國家，

但「城市」在當今的全球化過程中毋寧是更值得深入探討的分析單位，各城市在城 市形象上的彼此競爭有待進一步理解的重要主題。我們可透過Zukin（1995）與 David Harvey（2003）的描述與分析，初步瞭解營造城市意象的現象與其內在邏輯。

Zukin（1995）在《城市文化》中探討 70 年代興起，她稱為「象徵經濟」的城

26 必須說明的是，在台灣，文化產業近來亦逐漸興起，但一直到 2006 年馬英九卸任後，才由市政府 宣布為重要政策方針，並非本文討論的時期，因此基本上，官辦大眾節慶仍是在打造城市的集體象 徵，而非試圖培育發展個別產品符號的產業。

市現象——城市不斷投入擴建文化設施，為逐漸古老破敗的城市重漆光彩。她認為 這現象源自於城市經濟的衰退，以及金融機構的擴展，也涉及了文化消費的發展以 及身份政治的市場化，「不僅僅在紐約、洛杉磯或者芝加哥，在許多比較低調的中等 城市裡，商界的領導人積極參與了文化機構的董事會，因為他們相信，文化方面的 投資會導致城市經濟的其他領域的增長。他們認為，旅遊經濟會提昇一個地方的主 觀形象，把一座城市『推銷』給其他的企業領導人。」（1995：11-12）象徵經濟涉 及的是整個城市形象的改變與塑造，以象徵經濟的觀點來看城市，就是一個「符號 商品」，如何透過這個城市商品來贏得資本是這場變動中的核心原則。不過，Zukin 沒有進一步解釋文化上的投資為何會能夠帶動投資的增長與人群的返回，為何一個 城市形象的改變與塑造會帶有如此的效果，Harvey 的研究則給了我們另一些理論分 析的線索。

Harvey（2003）以 Karl Marx 對於地租（rent）的分析，來理解並批判此一全球 現象。Harvey 提出所有的地租皆來自於對世界某個部分的壟斷，透過兩種方式來獲 得地租，一種是從欲使用被壟斷部分者那邊抽取地租；另一種則是直接交易壟斷部 分，而後者可藉由創造出稀有性與獨特性以提高價值。然而，壟斷地租有其隱含的 幾種矛盾，最主要的是獨特性與交易性的矛盾：亦即獨特性仍依賴交易並實現交易，

因此任何物品無法那麼獨特，這意謂著「市場形成」的困難程度，在某些狀況裡，

買賣成立（即成交）本身會破壞其獨特性，簡言之，「如果要實現和維持壟斷地租，

就必須找到某些方法讓商品或地方保持足夠的獨特性和特殊性，以便在一個商品化 且經常是激烈競爭的經濟裡，維持壟斷差距。」（Harvey，2003：3）

在後工業時代，利潤的來源不再僅僅是透過勞動壓榨來賺取利潤，更在於不斷 宣稱其壟斷部分的獨特性以確保其壟斷地位，其他保證壟斷的方法還包括企業併購 與智慧財產權，但對於地租獨特性的營造卻直接衝擊地方發展與人民認同等等複雜 面向。Harvey 認為文化之所以越來越與全球資本主義力量糾結一起，正是因為文化 對「獨特性和真實性的宣稱，可以最好地展現為特殊且無法複製的文化宣稱。」

（Harvey，2003：5）亦即，文化上的獨特性給了資本主義一個維持壟斷的方式。

Harvey 繼而分析象徵資本的集體形式，以巴薩隆納為案例。巴市在歐洲城市的崛 起，Harvey 歸因於它穩定地累積象徵資本以及區辨標記，不過這也落入了前述的矛

Harvey 繼而分析象徵資本的集體形式，以巴薩隆納為案例。巴市在歐洲城市的崛 起，Harvey 歸因於它穩定地累積象徵資本以及區辨標記，不過這也落入了前述的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