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心化與離心化：文化變遷中的兩種節慶
第四節 文化離心化：中心的陷落與再建構
1994 年選舉時，台獨傾向的質疑聲浪不斷，陳水扁以「民生」議題化解此一選 民焦慮（楊文全，2001），這種政治環境完全不同於游錫堃所在的宜蘭平原，陳水扁 面對著已經凝固於日常時空中的威權體制，以及被包裹其中的中華國族主義，兩者 圍繞著的台北盆地。游錫堃能「輕易」地另起爐灶，構築一個宜蘭人的認同（甚至 接合到台灣國族主義）；陳水扁則需要先軟化、鬆開、解離籠罩的威權城牆，讓其內 裹的中華國族主義的軟核得以露出，讓城市文化離開威權體制，接合到人民生活中。
陳水扁市府的處境，讓人聯想到法國大革命後，革命領導份子所面臨到的相似 情境。Richard Sennett（2006）在其名著《肉體與石頭》中，描述法國大革命後革命 領導份子害怕人民分裂，將使得革命成果瓦解，因而他們組織了群眾上街頭，想讓
離心化 -文化離心化-
地方興起：地方文史的生產與凝視 中心陷落：鬆開既有中華認同架構
中心化
-歷史發展-
民主化運動、台灣國族主義興起、
現代化的反思 -歷史發展-
威權統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現代化建設
-文化中心化-
再中國化：中華文史的建構與凝視 中心營造：中華認同與空間的營造 文化內涵：中華文化（中華國族主義）
文化形式：中心╱地方 單一山頭
文化形式：多中心 多山頭 文化內涵：地方文化（台灣國族主義）
圖4-1 文化中心化與離心化簡易對照圖
群眾體會「自由」，希望大家能因而保持團結，確保革命的果實。不過「事情還是沒 有那麼順利。參加的團體很快就解散了，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該幹什麼或說 什麼。德昆西覺得露天廣場完全淨空的空間應該可以引起大眾對法律的遵從。不過，
大家對於這場表彰團結與力量的展示相當地冷漠。」（Sennett，2006：300-301）由 於一整片乾淨無阻礙空蕩蕩的廣場，人民的隊伍反而無所適從，沒多久就解散了。
陳水扁市府也讓人民走入街頭，先是叛逆期的青年學子大批湧入封起的新生南路，
體會「小小的犯罪」快感，幾個月後，五萬多名的台北市民齊聚在威權意象籠罩的 總統府廣場，只不過兩者的結果完全不同。人民的生活在總統府上演，被數以萬計 的民眾集體凝視，相較於空無一物的空間所展現（空無的）團結，市政府填入內容，
擺在人民群眾面前的是其平凡紛雜的生活與歷史，而非以往威權體制烘托的偉大軍 容。只是，這是 Durkheim 意義下的社會凝聚嗎？或是，出現了如游錫堃主政營造 的認同框架嗎？
本文在第二章試圖說明，陳水扁市府在時間與空間上解離既有的威權體制象 徵，由中心掌握的政治權力被人民自我凝視嘈雜地淹沒，這不一定就豎立了新的社 會凝聚（民粹主義populism），或是台北人的認同框架。因為這些凝聚、認同多少預 設一種整體的、明確的意義框架，召喚人民進入這個框架中建立起集體認同，但是，
從節慶的具體措施可以理解到，與其說是建立一個虛無的人民圖騰，或是「一個」
台北人認同框架，倒不如說市府在放縱人們，脫離想像，離開既有的符號秩序。節 慶本身的節目程序是刻意保持鬆散的，希望參與民眾自行選擇舞台。在新生南路封 路飆舞前夕，主辦單位當時的新聞處長羅文嘉也提及，藝人的表演並非讓大家觀賞，
而是帶動氣氛68，而非要民眾觀賞或教導民眾跳舞，節慶的時程控制還是回到參與 者自身身體的舞動，自身感受並重寫原本森嚴的空間。這種作法也延續到總統府飆 舞活動，節慶流程少有主持人或確定的流程安排著人群的行動，四大舞台的節目並 沒有共同的時間安排，隨民眾走動到各處去觀賞某一部份的生活，或是到舞台前跳 舞。與法國大革命後刻意營造潔淨無礙的空間以利人民團結行進，太過強烈、刻意 落款的「自由」，反而讓空間的自由無法屬於群眾自身。
不過，儘管扁市府刻意讓節慶無框架，但並非毫無框架，或者，實際上不可能 存在一種完全無框架的節慶，只能說是「弱框架」。扁市府仍主動標貼屬於他們意欲 宣揚價值的象徵符號，譬如總統府飆舞的活動Logo 是「落花生」，以及活動名稱為
「終戰」，市府在節慶開始之前，都在大眾媒體上試圖說明與定義「落花生」與「終
68 聯合晚報，1995-07-09。
戰」的意義，而這都是關連到國族主義內涵，只是這些強度是相對弱化的69。Guss
（2000）指出，研究節慶必須從節慶框架（frame）細緻地理解其意義與效果。依此 來看，可以發現Bakhtin（1998）描繪的中世紀狂歡節是更為「弱」框架，節慶設計 更為彈性、流動，也因此或許更需要被限制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因為在這特定時 空中，除了官方文化的「任何」內涵都被允許，當外圍建立起越堅固的堡壘，內裡 就可更加放任寫意。
扁市府辦的節慶，在時間與空間的層面上解離了威權意涵，甚至在之後各式節 慶活動上誇張扮裝，如同狂歡節時人民對國王進行加冕脫冕的儀式，將原本崇高的 政治擔綱者降格，伴隨著狂舞人民的汗水淋漓，原有肅穆威嚴的政治中心濕成一片，
糊掉了。Bakhtin 眼中的等級秩序被破壞，使得符號秩序得以被打破，重新回到人民 的手中，或者也可以說，透過符號上嘲諷諧擬破壞了原先由等級秩序所掌控的符號 秩序，一種在符號上的扭轉毀壞了原先的符號秩序。總統府前的威權肅靜被舞身人 聲打破，威權符號的支離破碎連帶地使得台北的中心色彩褪色，眼光不再聚焦於中 華文化的復興，中國意象的現代美學。陳水扁舉辦了許多區級的基層文化活動；客 家與原住民的族群文化節慶與會館；以及擴大舉辦民間通俗節慶，如元宵節、情人 節（詳見表2-1）。市府戮力耕耘著「人民的生活」，也喊出「台北新故鄉」，進行城 市記憶的書寫（王志弘，2003b），然而，這種「城市」以及「市民」的認同內涵，
相較起同時期游錫堃刻畫的宜蘭人圖像，「台北人」的畫面模模糊糊，或者說，紛雜 潦亂。
在這樣的離心過程中，台北市逐漸回歸到「地方」的意義，凝視城市生活而非 自居於國家的代表，然而，凝視自身生活逐漸被捲進對經濟效益的追求當中，特別 當1997 年的東亞金融風暴後，以及全球資本主義擴張趨緩，使得當時要求經濟發展 的論述在政策決定上佔了支配性的地位。在第三章，我回顧了在全球各地興起的象 徵經濟現象，這意指透過文化、符號的營造促成資本積累。對經濟再發展的需求使 得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在1999 年開始轉而著重地方差異，發展地方文化產業，希冀地 方特色的營造能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詳見表4-1），這某種程度強化地方興起的力 道，也加速了文化的離心。原先的地方營造並不刻意拉開與中心的距離，這時開始 著重離開中心，生產「相對」、「不同」於（國內）中心的地方特色。
離心化的過程進入了第二階段，對經濟效益的追求強化了地方的差異化，而第 二個中心的出現使得國族消長檯面化了。馬英九市府上台後兩年，中央政權也由陳
69 不管是相比於革命領導份子舉辦的自由遊行、游錫堃的宜蘭人建構、或是馬英九台北牛肉麵節，「共 鳴時刻‧我們在這裡」的架構都相對弱化許多。
水扁結束國民黨五十年統治，這使得中央與地方的競爭有了戲劇化的倒轉。民進黨 政府調整區域發展，不僅對地方財源預算進行調整，也將原先集中於台北的各式國 家節慶儀典大量移出台北舉辦，並且相對縮減台北市與高雄市不均的經費預算70。 更重要的，與馬英九同屆當選的高雄市長謝長廷將市政發展聚焦在文化政策上，大 幅度地改變城市地貌，構作城市特殊氛圍，營造出一個具體明確的城市象徵：「海洋 首都」，凝聚了的高雄市民認同，高雄逐漸成為台灣另一個中心。（王俐容，2006；
章明會，2005）次中心的興起促使台北急著探索自身的城市象徵，而逐步嘗試營造。
整個地方興起與中心下降的文化離心過程，在兩千年左右開始更為增強了。一方面 地方文化產業加強了地方的興起，另一方面，高雄市作為次中心與台北市在象徵上 進行競爭。
如果說陳水扁時期的節慶促進了文化的離心，馬英九則試圖脫離、反抗、修正 文化離心化，重新凝聚、捍衛、維持這一文化中心。第三章對亞太文化之都的分析 中可以看到，馬英九市府企圖整合台灣文化舉辦活動，再次確立其文化領導的中心 地位，只是這樣的嘗試並沒有成功。經歷文化離心化的各地不再如此輕易地由台北 作為中心，相反地，高雄市作為次中心而興起卻藉此機會彰顯其地位。離心化的過 程無法單純地透過「回到過去」來確立、複製，特別是當象徵上出現了另一個中心 的時候，也此馬英九市府在整合台灣文化失敗後，轉而找尋屬於「台北」的特色，
不管是文化諮詢委員在文化會議上的激烈辯論，或是舉辦台北學研討會廣邀各界齊 聚探尋71，都說明了對「台北形象」的強烈需求與嘗試，這些都肇因於離心化的更 為增強，背後是來自經濟上以及政治上對於「城市象徵」的壓力。
然而，台北形象的內涵到底如何出現，或者說，市政府往哪個方向尋求城市象 徵，可以從「建城120 週年」的活動可以看出端倪，其營造的追尋與建構與國族政
然而，台北形象的內涵到底如何出現，或者說，市政府往哪個方向尋求城市象 徵，可以從「建城120 週年」的活動可以看出端倪，其營造的追尋與建構與國族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