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策論述

對於文化政策的論述，Jim McGuigan 對此進行了扼要明確的分類與批判，不過 必須先說明的是，這並非作為我們理解與解釋台灣經驗的先驗架構，其分類是我們 瞭解與比較的參照點。

McGuigan（2004）在 Rethinking Cultural Policy 一書中回顧並區辨不同的文化 政策論述，這些論述支持文化政策的存在，並決定了政策的內涵。儘管這三種論述 的出現都有其歷史特殊性，並且源自於西歐特殊的歷史脈絡，但我們仍可從參考這 三種分類來比較台灣的文化政策，實際上我們也可以發現，台灣今天許多關於文化 政策的討論中仍看到類似論述。這三種論述分別是是國家介入（stating）、市場行銷

（marketing）與公眾溝通（communicating），以下分述之。

一、國家介入

關於國家介入人民的道德、心智與文化，一開始與德國浪漫主義者 Matthew Arnold 的倡議有關，他認為國家是作為社會較佳的自我，理應指導社會、管控經濟 並且牧育人民（cultivate appreciate selves）。這種主張開始擴張卻演變成支持國家力 量無限膨脹以致文化淪為權力的工具。（McGuigan，2004：36）納粹德國與專制蘇 聯的歷史經驗左右了人們對「國家介入」的想像，文化在這種政治控管下喪失了批 判的力道，只能成為服務權力的工具。但是，這種國家高度介入社會、經濟與人民，

並不僅存在於共產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或是極權主義國家，同樣也存在於高 度資本主義的國家，用以協調資本主義週期性危機（如凱因斯主義、統合主義、社 會民主主義）。

國家介入於人民生活的保障，以國家的力量防止人民生命╱生活的商品化，保 障人民的社會權，如今對人民生活的保障擴展到文化上。文化公民權的興起開始重 視各群體文化的保障，儘管這一開始是以社會政策的方式被理解，但後來逐漸開始 被以另一種方式被思考。社會政策原是一種保障公民免於被商品化的國家介入，也 因此原初的文化保障是進行某種「文化重分配」，使所有的公民都能近用（access）

文化，但是這種說法存在著某種兩難。McGuigan 認為，這兩難在於「近用的意涵，

究竟是關連到打造特定環境，以讓更多下層階級民眾能消費、使用既有的藝術形式；

還是意指文化生產工具的普遍擁有，重新去定義什麼被視為文化，以及讓原有被公 共補助機制所排除的群體能夠參與，促進弱勢族群藝術，無產者劇院、女性主義者 拍片等等。」（2004：34）近來逐漸升高對認同與文化公民權的討論，正反映了這種

現象如何從「社會的」變為「文化的」。 二、市場行銷

一旦對於國家存在著某種不信任，國家介入被「去管制」而成市場運作，古典 自由主義的說法是，把一切交給那看不見的手自然會創造出最大的人類幸福，而這 種市場論的最新版本叫做「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他們對於文化政策在組 織層面與意識型態層面都造成巨大的影響。一方面是去除管制、公共部門私有化，

另一方面是對於文化的評價是以「效益」作為考量標準。這在台灣的脈絡中通常稱 為「民營化」、「法人化」或「自籌經費」，一開始是對國營事業、公職人員體系冗員 的反動，這類論述在台灣的發展曾被視為是提昇組織效率的萬用作法。隨後被用於 各種國家組織，不僅僅在於生產性的國營事業中，也擴及各類文化／教育組織中，

這類組織不以創造經濟價值作為其目標，多半是消耗資源、投入資源以培養各種人 才、文化物品，這類組織如今卻也面臨必須自我創造經濟價值以維持運作，使得許 多組織事務與成員實踐都受到極大的影響。

McGuigan 點出這種論述「內含三個主體：納稅人、股東和顧客。納稅人不願 他的錢被政府浪費，股東想要回收投資，顧客希望進行選擇以及更好的服務。在市 場論述中必須遵守某種謎一般的主權：消費者。這不僅是新自由經濟、私人企業和 近來管理理論的預設，如今也被標示為公共服務的特徵。因此，如在公共補助的藝 術 上 越 來 越 使 用 行 銷 技 巧 （marketing techniques ）。 … 訂 戶 行 銷 （ subscription marketing）的論調如今到處可見的，目標在增加常客的參觀，鼓勵潛在客戶（intender）

實際參觀，並且不浪費時間、心力和金錢吸引非客戶（non-attender）。」（2004：44-45）

這些組織正在假裝他們所不是的那種商業組織，儘管倡導者宣稱這是在提昇組織運 作的效率，卻也無法否認這已改變了各種文化組織的目標：從擴展人民美學生活變 成提升美學生活的價格。

這類現象與論述其中的重要主張之一在於它宣稱要將權力歸還人民，如同在台 灣脈絡中所使用的「民營化」修辭，他同時意指商業與人民，也因此具有「公共」

組織／第三部門介入的可能。McGuigan 也認為，「自主化」應當是對此種發展更精 準的描述，特別是在歐洲，公私伙伴關係意謂著相對國家的部分自主性與可能的參 與民主，它可能使「文化組織更貼近公民社會：在政策制訂中改進權力與賦予公眾 參與更多的機會，而非在文化場域裡把此推給市場力量自由運作。」（2004：50）

三、公眾溝通

溝通論述建立在Jügen Habermas 的公共領域理論上，McGuigan 將焦點放在公

共領域相關的爭辯上。Habermas 對於系統與日常世界的區分，導致了現代社會中，

國家與資本採取工具理性而無缺乏對目標與價值的探索，世界的運作淪為系統的例 行工作，而忽略或壓制了同樣隨著現代性發展所興起的溝通理性的重要性。也因此，

公共領域一方面作為實存的歷史過程，另一方面也是解決現代社會因工具理性殖民 的困境的方式，也因此McGuigan 認為「Habermas 源於日常溝通的相互理解的公共 領域觀點，同時是理想的與實踐的。」（2004：53）

Habermas 所提出的公共領域以及理想言說情境模型，引起廣泛的爭論，最主 要挑戰來自於Nancy Fraser（1990）提出的次公共領域（subaltern counterpublic），

強調藉此讓弱勢公眾自主提升的言說能力，以對抗單一公共領域內含的不平等；

Craig Calhoun（1992）也認為該探究公共領域的尺度，侷限於國家層次無法面對更 為當代的挑戰，應當在全球尺度進行溝通。這些對 Habermas 公共領域的批評與修 正，皆指出了公共領域的實現條件，也肯認了相互理解的重要性，而公共領域在當 代特別關連到民主實踐，「一般來說，社會與文化批評有賴於公共領域的優先觀點，

或是緣於相互理解的社會論述做為批判民主障礙的方法，以及作為系統對民主的傷 害在實踐上的檢驗。」（McGuigan，2004：53）

因此，許多關於文化與藝術的措施與運動，與民主運作相關，如美國的文化惡 搞（Culture jamming）和文化環境運動（CEM，Cultural Environment Movement）。

前者認為美國文化的病症在於整個美國只是個「品牌」，也因此治療的方式正是大家 一起對它再品牌化，一種符號學的游擊戰，這一切是為了達到去市場化的目標。而 後者被賦予更多的期待，「…在CEM 的宣言中，Gerbner 談到被過份強大的企業集 團建構的文化環境，控制美國娛樂工業，特別是電子媒體的大集合（conglomerate）。

以Gerbner 的話來說，他們是『我們私人文化局』。」（McGuigan，2004：57）

這些運動的論述關連到對於當代民主的運作，他們「能將不滿連結到當代文化 裡的宰制力量」，以 McGuigan 的話說，「從民主觀點來看溝通的重要提問，文化和 政策無法被單獨留給無法歸責的企業集團和『市場力量』的自由運作。...然而，合 法政府執人民權威（popular authority）對節制文化資本主義和保護公民社會的進步 動力來說是必須的。」（McGuigan，2004：59），為公共溝通論述下了明確的註腳。

McGuigan 的三個分類有助於我們理解不同論述的發展與內涵，如果我們簡單 地對照前述陳水扁與馬英九對於節慶的宣稱來看，陳水扁宣稱要進行解嚴，以促成 民主，亦在其政策文化白皮書中提出要「要提升都市市民的生活品質，各級政府單 位都要肯任文化藝術為一項必須的公共服務。」（陳水扁，1994）這涉及了「國家介

入」與「公眾溝通」兩種政策論述。另一方面，馬英九也驕傲地宣稱其僅憑兩百五 十五萬元就創造了一億元的商機，十分類似於「市場行銷」的政策論述。然而，我 們不應該簡化視其僅僅是採取了不同的政策論述，更在於何以採取不同的論述，以 及是什麼造成這兩者的差異，我們必須更具體細緻地理解這兩種大眾節慶的意涵，

以及其興起的歷史脈絡。

換句話說，如果想瞭解這兩種大眾節慶的差異，進一步探究這兩種大眾節慶背 後的政治與文化意涵，必須從兩個層次進行解讀：一方面，我們必須從其節慶的具 體措施來分析，包括事前籌辦與節慶過程，另一方面，還必須將這兩個大眾節慶置 回當時脈絡，包括政治與文化的脈絡來對照理解。據此，才能適當地理解兩個相似 又相異的大眾節慶，以及其興起的背後意涵。並且，大眾節慶作為整體文化政策的 重要部分，我們試圖從這兩種大眾節慶理解市府的文化政策，究竟處於何種政治與 文化的變遷過程中，以及其如何面對與回應。

以下，我先將文化政策研究做一簡單的說明，以錨定本文的學術位置，並且介 紹明文化政策研究兩種主要典範：Michael Foucault 與 Habermas，我將分別以 Tony Bennettt 與 McGuigan 為代表。兩種理論典範採取了不同的視角，有助於我們該視 文化政策為何，以及該如何分析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