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khtin 的狂歡節與節慶式解離

Bakhtin 是俄國史達林時期的文化理論家，在專制俄國的背景下，從研究中世 紀狂歡節中得到一點抒展，批判了史達林的文化專制主義，並寄託其政治烏托邦的 想像。（劉康，2005）狂歡節代表的是相對於官方文化的民間文化的展現，我們需從 兩者的相對關係來理解狂歡節。

相較於 Durkheim（2006）認為節慶能夠重新確認共同體的上方位置，向心地 凝聚整個社群，重新鞏固社會秩序，Bakhtin 完全相反地強調節慶的離心力量，脫離 日常秩序，兩者之所以會有差異，在於 Bahhtin 研究的狂歡節是個平民大眾自主發 起的節日。進一步來看，Bakhtin 並不否認官方節慶具有 Durkheim 所稱的效果。中 世紀主要由羅馬天主教會與封建領主統治，在日常生活中表現的是一種等級制度所 構成的秩序，在 Bakhtin 的概念中，這種官方文化呈現出一種中心話語，向心地掌 控人們的日常生活，包括在語言與行為上。

正在於要對抗這種重新鞏固秩序的官方節慶，由大眾發起的狂歡節，人們在狂 歡節中的各種行為都針對著官方文化，透過各種方式解離這種日常秩序的控制。然 而，如何對抗官方文化？Bakhtin 分析了狂歡節的行為意涵，包括「加冕與脫冕」與 盡情的肉體狂歡。加冕與脫冕不斷轉移君王權力，是「合二而一的雙重儀式，表現 出更新交替的不可避免，同時也表現出新舊交替的創造意義；它還說明任何制度和 秩序，任何權勢的地位（指等級地位）都具有令人發笑的相對性。」（劉康，2005）

盡情的肉體狂歡表現在強調吃喝、排泄、交媾、生育等等的肉體形象，肉體的下部 被無盡的謳歌、嘲弄，也因而解消、懸擱了所有高雅庸俗、官方與民間、紳士與市 痞的等級差別。

除了狂歡節中大眾的行為，與其緊緊相連的是舉辦狂歡節的公眾廣場，以及使 用的大眾方言。對於公眾廣場的意涵，Bakhtin 認為「狂歡節就其意義來說是全民性 的，無所不包的所有的人都需加入親暱的交際。廣場是全民性的象徵。...在狂歡化 的文學中，廣場作為情節發展的場所，具有了兩重性、兩面性，因為透過現實的廣 場，可以看到一個進行隨便親暱的交際和全民性加冕脫冕的狂歡廣場。」（Bakhtin，

1998）而廣場上的語言，正是相對於官方語言的大眾方言，Bakhtin 更是深入探討其 語言的形式：

所有諸如罵人話、詛咒、指神賭咒、髒話這類現象都是言語的非官方 成分。過去和現在他們都被認為是明顯地踐踏公認的言語交往準則，故意

破壞 言語規矩如禮節、禮貌、客套、謙恭、尊卑之別等等。因此所有這樣 的因素，如果它們達到了足夠的數量，而且是故意為之的話，就會對整個 語境、對整個言語產生 巨大的影響：它們將嚴予轉移到另一個層次，把整 個言語置於各種言語規範的對立面。因此這樣的言語便擺脫了規則與等級 的束縛以及一般語言的種種清規戒律，而 便成一種彷彿是特殊的語言，一 種針對官方語言的黑話。與此相映，這樣的言語還造就了一個特殊的群體，

一個不拘形跡地進行交往的群體，一個在言語方面坦承直率、無拘無束的 群體。實際上，廣場上的人群，尤其是節日、集市、狂歡節上的人群，就 是這樣的群體。

（Bakhtin，1998：214）

Bakhtin 研究的狂歡節不僅僅在於節慶的效果，更代表了文化上的變動過程。

我同意劉康（2005）的論點，他將 Bakhtin 的研究視為「文化轉型理論」，並認為其 中的關鍵在於「眾聲喧嘩」。Bakhtin 明確地指出與官方文化相對的民間文化（folk culture）¹⁶如何經由戲謔、嘲諷、詼諧的方式，解離官方文化的文化秩序。然而，這 個過程並不保證新的、替代的、另類的文化霸權的產生，也無法在政治上瓦解既存 的官方等級制度。

在文化層面上，狂歡節允許大眾的盡情詆毀、嘲諷官方文化，然而它是「作為 文化轉型期離心與向心力衝突的宣洩和眾聲喧嘩現象的特殊表徵，起了一個聯絡、

溝通大眾文化為精英文化鴻溝的樞紐作用。」（劉康，2005：266）它並沒有消滅官 方文化，也沒有如同 Durkheim 所言的凝聚社會，而是在脫離、解離官方（文化）的 控制，釋放民間（文化）的能量。

在政治層面上，狂歡節呈現了一種無法實現的烏托邦主義，旨在打破現有的權 力秩序，卻無法「凝聚」一種有效政治力量來進行改革或革命。反過來說，狂歡節 表現出的是一種開放、曖昧的精神，這是其在政治上無法改變現實的原因。但從「更 廣泛的歷史發展意義上講，這正是公眾廣場或公共空間的存在價值。公共空間一直 是文化與政治離心力和非中心力量的聚集地，它一旦成為向心力量塑造新的中心神 話與政治權威的戰場，便失去了其自身的價值與意義。因此，公眾廣場不應以政治 目標為最終訴求和關懷，而以狂歡節所追求的生命的創造力、肉體感官慾望的實現

16 Bakhtin 是站在反菁英╱貴族文化的立場上，而「大眾文化」（mass culture）的用詞脈絡基本上是 法蘭克福學派批判文化工業的概念，後者遭致菁英立場的質疑。實際上，Bakhtin 寫作用詞上也多採 用民間文化，而較少使用大眾文化。

為目的。」（劉康，2005：276）相較而言，Terry Eagleton（1981）批評狂歡節並不 具有顛覆與再定義社會的解放力量，並批評這是一種天真的信念，他認為狂歡節在 時間上與空間上被權威所控制，只是文化霸權所允許的縫隙，無助於革命，「如同當 今多數活動，節慶被限於特定時空，自主與身體的相遇被官僚體制所導引，這被相 信是在弱化狂歡化精神的解秩序（disordering）與再秩序（reordering）潛力。」

（Eagleton，1981：148）這種看法不同於 Durkheim，進一步地將節慶帶回現代。前 述討論的經驗現象與歷史時期皆非現代社會，Eagleton 指出現代節慶的社會條件，

是高度組織化與官僚化的產物，已經是被「限制」甚至「閹割」的節慶。

總結來說，狂歡節的概念正在於解離官方文化對於日常生活的掌控，民間文化 以嘲諷、戲謔的方式，降低官方文化的崇高性，然而並不在於破壞官方文化本身，

而在於透過讓各種聲音、複調、民間文化達致眾聲喧嘩的情況，官方文化的中心話 語被懸擱，而產生解離的效果。然而，這樣子的過程並不會產生替代的、另類的文 化，或是浮現另一種官方文化，甚至可以說，也不預設某個另類文化（alternative culture）、反文化（counter culture）與官方文化進行對抗，也因此，在政治上可能無 法有效地瓦解官方等級制度。然而，如同Jamieson（2004）所指出，狂歡節「使社 會距離與層級故障，允許增強人民之間的再連接（reconnection）。」（2004：68），

官方文化的鬆動讓另類文化與反文化具有可能性，一方面具有凝聚的可能，一方面 具有興起的空間，允許另一種官方文化的興起，促成文化轉型。

此外，關於節慶時特定時間與空間的討論，上述Eagleton 所質疑的節慶時空是 在日常生活秩序細縫中，被權威所控制的，也因此其效果是有限，甚至是被權力良 好地掌控的。然而，時間與空間的分界並非截然區分的，實際上日常秩序的時空與 節慶的時空是可能相互滲透的，也因此要說節慶全在權威控制下而全無轉化效果，

有待商榷。甚而如MacCannell（1992）所言，狂歡節否認、破壞日常生活，亦即破 壞化了例行的日常生活與例外的節慶這兩者的區分，因此破壞可能不僅僅是侷限在 節慶時空中。這種看法正是不同於Durkheim（2006）強調集體儀式不斷建構、凝聚 的社會分類的聖俗秩序，節慶所轉化的不僅於日常生活之外的例外時空，也轉化了 日常生活與節慶時空、正常與例外的區分。

對於Bakhtin 的狂歡節研究有所理解之後，我想參考其理論上的成果來理解陳 水扁任內的節慶活動。相比於「認同營造」的詮釋架構，我認為「解離」是更適當 的觀點。不過，Bakhtin 過於強調官方與民間的二元對立，這不同於陳水扁當時的脈 絡，其擔任「市長」時的歷史情境是相對曖昧的，一方面相對於當時國民黨威權的 官方文化，另一方面卻仍是在台北這個城市裡的「官方」。儘管如此，陳水扁並非如

同前述持著「認同營造」，有著具體、實質的另類認同，而是導入多元紛雜的民間文 化，以眾聲喧嘩、複調的方式，不斷發出各種聲音，企圖解離既存的官方文化對日 常生活的掌控，一段「喧嘩解離」的過程。

下一節我將嘗試較為細緻地分析陳水扁的節慶活動，以「共鳴時刻‧我們在這 裡」的飆舞晚會為例，來說明這種節慶式解離的詮釋，是否能更恰當地理解其任內 的一系列節慶活動。我將說明何以挑選這個個案，並在之後嘗試細緻說明此概念，

以明瞭「節慶式解離」的概念多大程度能適用於理解其他的節慶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