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利的童年經驗、生氣與敵意以及情緒調節困難，和男性親密關

和男性親密關係暴力間的關係

壹、不利的童年經驗（childhood adversities）

過往以監獄受刑人為對象之研究發現，入監服刑的男性犯罪者中有 41%～

68%在童年或青少年時期曾遭受兒童虐待（childhood abuse）（Driessen, Schroeder, Widmann, von Schonfeld, & Schneider, 2006; Dutton & Hart, 1992; Weeks & Widom, 1998），兒時曾遭受虐待之男性犯罪者比未曾遭受虐待之犯罪者有顯著較多的暴 力犯罪（Dutton & Hart, 1992; Sarchiapone, Carli, Cuomo, Marchetti, & Roy, 2009;

Weeks & Widom, 1998）。在一追蹤曾有官方記錄遭受兒童虐待與疏忽之孩童長達 29 年之前瞻性世代設計（prospective cohort design）研究發現，不論男女，兒童 虐待與疏忽均能顯著預測成年早期的親密關係暴力（White & Widom, 2003），另 外，依據美國的全國大樣本流行病學調查研究也發現，過去曾有不利的童年經驗 同樣都會增加男性及女性施加親密關係暴力的可能性（Okuda et al., 2015）。

Hotaling 與 Sugarman（1986）回顧了 52 篇個案對照（case-comparison）之 男性親密關係暴力研究後發現，兒童或青少年時期目睹家庭暴力為加害者一致的 危險指標（consistent risk markers）（即該危險指標在所回顧的研究中至少有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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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獨立研究與男性親密關係暴力有顯著相關，且有 70%以上的回顧研究具有 相同的預測）；在多數研究中，可發現加害者比非加害者有較多遭受父母或照顧 者虐待之經驗，屬於不一致的危險指標（inconsistent risk markers）（即該危險指 標在所回顧的研究中至少有三篇獨立研究與男性 IPV 有顯著相關，有 31%～69%

之回顧研究具有相同的預測），這可能與童年受暴相當常見因而使得此一變項失 去鑑別力有關。但在不同的男性親密關係肢體暴力的回顧研究中都可發現，各種 形式的原生家庭暴力都會增加男性在成年期的親密關係肢體暴力的危險性，具有 小至中的效果量（Schumacher, Feldbau-Kohn, Slep, & Heyman, 2001; Stith, Smith, Penn, Ward, & Tritt, 2004）。整體而言，兒童受虐經驗仍可說是後來表現出暴力行 為的一個心理素質（psychological diathesis）（Gardner & Moore, 2008; Gardner, Moore, & Dettore, 2014）。

貳、生氣與敵意

生氣在臨床實務上常被發現與攻擊或暴力有所連結，Eckhardt、Barbour、及 Stuart（1997）在其文獻整理發現，實務工作者認為生氣可被視為是攻擊前的一 個線索。Elkins、Moore、McNulty、Kivisto、及 Handsel（2013）為了進一步瞭 解時序向度的近程生氣（proximal anger）與 IPV 的先後關係，他們利用電子日 記的衡鑑方法，探討約會中男女的生氣與親密關係暴力的關係。結果發現，近程 的生氣會增加心理虐待之風險達 2.78 倍、會增加肢體虐待的風險為 2.38 倍、施 加性攻擊的機會則會增加 2.27 倍。由以上文獻回顧可知，生氣與 IPV 有時序上 的關係，且近程的生氣會增加 IPV 的風險，但另一方面，生氣也是一種特質傾 向（disposition）（Finkel et al., 2012），對於 IPV 具有直接的影響效果。

除生氣對 IPV 有直接影響外，在過去多數男性 IPV 研究均發現，生氣與敵 意對 IPV 具有中到高的效果量（Norlander & Eckhardt, 2005; Schumacher et al., 2001; Stith et al., 2004）。如 Norlander 與 Eckhardt 指出，跨不同衡鑑方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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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陳報告、觀察法、伴侶評估）皆發現男性 IPV 加害人比婚姻不協調之非暴力 男性及一般非暴力男性表現出較強的生氣與敵意，即使考慮了婚姻痛苦之影響，

IPV 加害者仍比婚姻不協調之非暴力男性顯現出中高（moderate-high）以上程度 的生氣與敵意。而 Tolman 與 Bennett（1990）對婚暴的研究回顧亦指出，婚暴男 性的生氣與敵意比非暴力控制組顯著較高，但與一般暴力男性並無差異。由以上 研究發現生氣與敵意似乎是親密關係暴力的危險因素，但並非特屬於婚暴男性的 特定危險因素，而是有暴力行為之男性所共有的危險因素。

然而，也有回顧性文獻發現，婚暴男性和生氣與敵意的關係並非絕對性的關 係（Holtzworth-Mmunroe & Stuart, 1994; Schumacher et al., 2001; Tolman & Bennett, 1990）。例如：Holtzworth-Mmunroe 與 Stuart 認為生氣和婚暴的關係因所研究之 婚暴類型不同而有差異，其中，只打家人型之男性加害人，其經驗到之生氣程度 低；煩躁/邊緣型之加害人的生氣程度高；一般暴力/反社會型之加害人的生氣程 度落在低到中度範圍。所以，並非所有的 IPV 加害人都是高生氣，而是會因研 究者所區分的加害人類型不同，其生氣是會有程度上的差異。Eckhardt、Samper、

及 Murphy（2008）即認為生氣可以作為區分法院轉介之不同 IPV 組別以及非 IPV 男性的變項之一。Norlander 與 Eckhardt（2005）發現男性 IPV 比起不管有無婚 姻痛苦的二組非暴力男性對照組，敵意對男性 IPV 的效果量顯著比生氣低；但 是當生氣與敵意混合測量時，對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可以得到中到高的效果量，顯 著高於生氣與敵意個別測量的效果量。所以，若合併生氣與敵意來預測 IPV 會 比分開來預測的效果要更強。

過去有許多學者都曾對生氣、敵意、攻擊加以定義，其中以 1983 年 Spielberger、

Jacobs、Russell、及 Crane 的定義最常被研究者引用。他們認為生氣常被當作是 比敵意或攻擊要來得簡單的概念，生氣常被指稱為是一種情緒狀態，其強度變化 可以從輕微的惱怒到暴怒、狂怒。雖然敵意通常包括生氣的感受，但敵意可說是 一個複雜的態度組合，可以驅動攻擊行為。而敵意的態度包括仇恨、怨恨、以及 慢性生氣的主要成分，攻擊則意指朝向他人或物體的破壞或懲罰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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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lberger et al., 1985）。由以上對敵意的定義可看出，廣義的敵意涵蓋了情緒 與認知的成分，Spielberger 等人為了解決生氣、敵意和攻擊在概念的定義上所出 現的混淆現象，更將此三者合稱為「AHA！症候群」（anger-hostility-aggression syndrome），並以生氣為其核心。在 Kroner 與 Reddon（1995）針對受刑人所進 行的生氣與心理病理學研究發現，能控制生氣感受者較少生氣也比較不會生氣；

而容易生氣（arousal to anger）也向外生氣（anger-out）者比起只有稍微生氣感 受者有較高程度的人際困難。而向內生氣（anger-in）比起向外生氣顯著與憂鬱 有關，慮病（hypochondriasis）、憂鬱、焦慮則是與向外表達生氣無關。因此，容 易生氣也向外生氣似乎影響著受刑人的人際困難的程度。

所以，綜合以上論述，初步整理重點如下：生氣與敵意都與男性 IPV 行為 有關，而生氣比起敵意來說，生氣與 IPV 的關係要來得強，但生氣和敵意不僅 是生氣的情感對 IPV 有影響，生氣向內或向外表達對受刑人的心理問題與其社 交問題程度也具有相當之影響力。易言之，生氣、敵意、生氣的向外或向內表達 隱含在前述所言之「廣義的敵意」之構念下，因此，本研究推估，若以較廣義的 敵意來對男性 IPV 攻擊行為做預測，應可得到較佳的預測力。因此，本研究假 設廣義敵意對 IPV 攻擊行為具有正向預測之直接效果。另，Ramirez 與 Andreu

（2006）曾指出生氣和衝動與衝動攻擊有正相關，但與計畫攻擊無關；Stanford et al.（2003）則是發現生氣與一般攻擊（general aggression）均顯著地與衝動攻擊 和計畫攻擊有中度的相關。可見，不同研究均發現生氣與衝動攻擊有顯著相關，

但生氣與計畫攻擊的關係則有不一致的看法。因此，可初步推論生氣對男性衝動 型 IPV 的發生與否扮演重要的角色。

參、情緒調節困難

由前述文獻回顧可知，不利童年經驗很可能是個體做出暴力攻擊行為的潛在 脆弱性因素，而生氣與敵意的特質傾向亦可能會增加個體做出衝動性攻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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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ss & Thompson, 2007）。

能夠成功的調節情緒狀態（emotional state）對心理健康而言是重要的（Gross

& Muñoz, 1995）。青少年研究發現，情緒失調（emotion dysregulation）可預測未 來的攻擊行為（McLaughlin, Hatzenbuehler, Mennin, & Nolen-Hoeksema, 2011），

成人研究發現負向情感（negative affect）與攻擊有關（Donahue, Goranson, McClure,

& Van Male, 2014; Miller & Lynam, 2006），Roberton、Daffern、及Bucks（2012）

進一步發現負向情感可能因為情緒調節困難而導致攻擊。Donahue等人（2014）

以非臨床樣本為研究對象，發現男大學生的負向情緒對六種情緒調節困難面向的 預測均有顯著的直接效果。這六個面向分別是不接納情緒（nonacceptance of emotional responses）、難以進行目標導向行為（difficulties engaging in goal-directed behaviors）、衝動控制困難（impulse control difficulties）、對情緒缺乏察覺（lack of emotional awareness）、缺乏情緒調節策略（limited access to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和情緒表達不清楚（lack of emotional clarity）；而其中，雖然衝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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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與缺乏情緒覺察面向對於肢體攻擊的預測亦有顯著的直接效果，但在考慮到 負向情感與其他的情緒調節困難面向的解釋力後，衝動控制是唯一能預測肢體攻 擊的顯著中介變項。由上述青少年、一般成年人、非臨床樣本的相關研究發現，

可初步推知負向情感對情緒調節困難及攻擊行為可能皆具有直接效果，且負向情 緒也可能透過情緒調節困難產生間接效果，然而國內有關男性受刑人在負向情緒 與情緒調節和IPV關係之研究則付之闕如，是目前一個亟待探討的議題。

肆、小結

Gardner等人（2014）發現不論是IPV罪犯或非IPV罪犯，都有顯著的童年虐 待或疏忽史，可見不利童年經驗可能是犯罪者的共同脆弱性因素。但IPV罪犯較 可能將生氣對外表達出來且對於情緒的調節較感困難，而非IPV罪犯則是較盡力 去控制生氣的向外表達。經中介分析發現在男性IPV罪犯中，身體虐待以及情緒 的虐待與疏忽顯著與生氣的感受與表達有關。若從廣義的敵意概念來推論，生氣、

敵意、向外生氣對於以衝動攻擊為主之男性IPV行為應該具有正向的預測力，且 以廣義的敵意所做的整體預測力應該會高於生氣、敵意、與向外生氣的個別預測 力。

由上述研究回顧可知，不利的童年經驗為影響男性親密關係暴力的遠端因素，

而不同類型的不利童年經驗均可能影響個體對生氣的感受與表達，由於廣義的敵

而不同類型的不利童年經驗均可能影響個體對生氣的感受與表達，由於廣義的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