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動性與男性親密關係暴力的關係

壹、衝動性與親密關係暴力的關係

關於衝動性的構念，過去可能因為不同學者所採用的測量方式不同而對衝動 性有不同的定義，而1985年Barratt對衝動的分類最廣為被研究者所採用，亦即將 衝動區分成三個次向度：1）動作衝動性（motor impulsiveness）或未經思考的行 動傾向；2）認知衝動性（cognitive impulsiveness）或很快做出決定的傾向；3）

不善計畫衝動性（nonplanning impulsivenesss）。由於國內並無測量工具可以測量 上述三種衝動性向度之量表，因此李進賢、柯慧貞、翁儷禎、廖聆岑、及陸汝斌

（2002）參照1985年Barratt對衝動性之建構來寫題，並進行心理計量分析，其所 發展出的衝動性量表，在進行Barratt之三成分衝動性假設驗證時，與Patton、

Stanford、及Barratt（1995）之研究相同，均可得到動作衝動性與不善計畫性此 二因素，而認知衝動性之試題則分別落入前述二個因素，亦即無法得到單獨的認 知衝動性因素。

Barratt（1991）曾對其攻擊行為分類中的衝動攻擊類型提出假設，認為衝動 性攻擊主要與衝動和生氣－敵意的人格特質有關，並且與1987年Gray所提的兩個 大腦系統有關，衝動性和行為控制被認為與行為抑制系統（behavioral in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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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BIS）的神經迴路有關，而生氣、焦慮之情緒則被認為與行為活化系統

（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 BAS）的神經迴路有關。因此，衝動性攻擊個案的 暴力行為，可能與大腦中BIS與BAS的神經迴路作用有關。所以，可假定男性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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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中介變項之影響而間接影響IPV的產生，而非直接之影響。

Hastings與Hamberger（1988）在探討男性IPV加害人之人格特性之個案對照 研究發現，相較於非加害人，男性IPV加害人在有衝突與痛苦的情況下，對情緒 狀態的調節有困難；當伴隨酒精濫用時，加害人與非加害人的情緒調節困難差異 將更大。而Sher與Bartholow（2000）的研究又指出衝動性可正向預測飲酒問題嚴 重度。因此，是否衝動性會透過酒精問題之中介，繼而影響男性做出性衝動之親 密關係暴力行為，有待深入探討。以下將進一步探討飲酒問題與男性親密關係暴 力的關聯性。

貳、飲酒問題與男性親密關係暴力的關係

根據國內2008年至2010年的家暴加害人物質濫用的調查資料顯示，婚暴加害 人物質濫用比例前三高依序為酗酒（92.13%）、其他成癮物質（7.58%）、施用毒 品（3.76%），相較於其他物質與其他家暴類型，婚暴加害人皆以酗酒所占的比例 為最高（黃翠紋、林淑君，2014）。另外，美國最新的全國流行病學調查發現，

經調整其他共變數的影響後，發現酒精使用疾患（alcohol use disorder）是第一軸 疾患中唯一會增加IPV可能性的疾患（Okuda et al., 2015）。Tolman與Bennett（1990）

的回顧研究發現急性的酒醉（acute alcohol intoxication）被證實是一般暴力犯罪 較好的預測指標；對婦女的虐待而言，慢性的酒精濫用（chronic alcohol abuse）

則是較好的預測指標。在Hotaling與Sugarman（1986）的回顧研究發現，使用酒 精為預測男性IPV的一致性危險指標。在Foran與O'Leary（2008）的回顧研究結 果也同樣指出酒精使用／依賴對於男性IPV具有小到中的效果量。因此，飲酒問 題為預測男性IPV的重要指標，對男性IPV可能具有直接的預測力。

另，Hastings與Hamberger的研究發現伴隨有飲酒問題的男性IPV加害人比非 加害人顯著有較多的目睹家庭暴力或童年受暴經驗，可能不利童年經驗此一遠端 因素對於飲酒問題亦可能存有相當潛在的影響力。然而，在Surgenor、H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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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dson、Adamson、及Robertson（2006）等人的研究結果又發現，酒精依賴的嚴 重度與整體控制感（overall sense of control）的下降有關，所以，除了遠端的潛 在因素影響外，控制感的變化此一近端因素對飲酒問題是否產生近端的直接影響，

也是未來研究另一個需要重視並加以探討的課題。

參、控制感與親密關係暴力的關係

Surgenor等人（2006）之研究發現，有酒精相關問題者之整體控制感顯著較 低，負向控制感（negative sense of control）（感覺失去過去所擁有的控制力、對 自我與環境失去控制、感覺被動與無助、或過於被他人掌控的程度）則明顯較高。

而日常飲酒問題則與個體在一般（general）及特定範圍（specific domains）的控 制感下降有顯著相關，同時，飲酒者有較傾向於以依賴負向的方式（過度控制或 控制過少）來獲得控制感的現象。

由於IPV為一複雜現象，Ogle與Clements（2007）發現有一些學者嘗試從控 制維持假設（control maintenance hypotheses）來解釋IPV現象。此論點假設IPV 加害者與非加害者對伴侶的知覺控制感與控制渴望不同，而暴力是用來恢復控制 感的一種方法（Stets & Burke, 2005）。Ogle與Clements（2007）透過對知覺控制 感（perceived control）的實驗操弄發現，IPV加害者在給予沒有選擇（no choice）

的情況下報告出有負向情感（negative affect）（包括：憂鬱、情緒低落、敵意、

焦慮）增加的情形，研究者因而認為似乎加害者會因為失去控制感而產生負向情 感，可能因而促使其做出加害行為，但此推論並非知覺控制與施虐的直接因果關 係推論，可能僅意味著失去控制感與負向情感此二者間存有關聯性。

因此，是否當個體的整體控制感下降時，可能使得個體產生負向情感，而為 了維持控制感，個體的控制渴望會增加，可能會因為（1）想要藉由喝酒來恢復 控制感而喝酒；或（2）個體想要麻痺自己，不想面對失去控制感的困境，因而 藉由喝酒來逃避失去控制感的感受。所以，直接影響個體飲酒行為，可能關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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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個體為了維持住控制感，其控制渴望促使個體透過飲酒行為來獲得控制感，導 致間接IPV衝動性攻擊行為的增加。

肆、小結

飲酒問題與高衝動性可有能是國內男性IPV犯罪中相當常見的危險因素。經 由上述文獻回顧發現，飲酒問題為預測男性IPV的重要指標，對男性IPV很可能 具有直接的預測力。另外，有高衝動性並不足以造成攻擊行為的產生，但衝動性 卻可正向預測飲酒問題嚴重度。文獻回顧指出在控制諸如生氣、物質濫用之影響 後，衝動性對IPV的預測力下降，但負向情感的產生可能使得個體的控制感下降，

換言之，負向情感可能激發個體產生控制渴望，而喝酒一來可以增加控制感，二 來可以麻痺失去控制感的感受。當個體原本的衝動性就不佳時，可能使得其飲酒 問題更嚴重化，繼而做出衝動性之攻擊行為。由於Tolman與Bennett（1990）在 其對男性IPV加害人的回顧性研究中，認為去抑制化並無法解釋酒精使用╱濫用 與IPV間的關係，而根據本研究上述文獻回顧，本研究預測，或許控制渴望就是 其中一個惡化的影響因素之一。

綜合以上文獻回顧，不利童年經驗對於廣義敵意、飲酒問題來說，都是一個 遠端的脆弱性影響因素。但在男性與伴侶的關係互動中，負向情感的產生卻可能 是啟動其衝動性暴力攻擊的近端源頭，經由前述文獻回顧，首先，本研究提出廣 義敵意對衝動性攻擊具有直接效果之假設。此外，廣義的敵意可能透過情緒調節 困難的中介，產生第一條對衝動性攻擊的間接影響路徑；而廣義的敵意除對衝動 性具有直接的預測力，透過飲酒問題的中介，將對衝動性攻擊行為產生第二條間 接影響之路徑；再者，因為負向情感帶動的控制感受下降，會激發個體的控制渴 望，採取行動（飲酒）以維持住控制感。而衝動性不佳又會惡化飲酒問題的嚴重 度，當情緒張力持續加大時，衝動攻擊行為可能因而產生，因此，本研究提出廣 義敵意將透過控制渴望、飲酒問題對衝動攻擊產生第三條重要的間接影響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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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擬就以上文獻回顧整理，提出影響男性IPV受刑人做出衝動性 攻擊犯行的假設路徑，並加以驗證。至於影響IPV行為持續的因素又是什麼，是 在考慮如何能降低再犯風險時的重要議題，由於是否能降低再犯風險一直為男性 IPV受刑人接受處遇時所被持續關注的議題，因此，下一節將延續探討影響男性 IPV受刑人衝動性攻擊行為的再犯危險因素，據以做為未來進行再犯風險評估預 測時之參考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