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刑人之衝動性攻擊相關因素探討與再犯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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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理學院心理學研究所博士論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刑人之衝動性攻擊相關因素探討與再犯風險評估

Correlates of Impulsive Aggression and Recidivism Evaluation for Mal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mates

劉美蓉 Mei-Rong Liu

指導教授：張素凰博士

Advisor：Sue-Hwang Chang, Ph.D.

中華民國 107 年 1 月

Januar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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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終於到了將心中反覆數百次的致謝詞付諸文字的一刻，心中真是百感交集～

曾經以為懷胎十月，會是這輩子最難熬的艱辛，怎知，要完成博士論文，竟也歷經十載歲月才走到最後這一刻，此時，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但，如果沒有她－我的指導教授張素凰老師，就不會有這本論文的產出。張老師，謝謝您從未放棄狀況百出的我，您的堅毅與為學生犧牲付出的精神，讓人打從心裡感佩。

謝謝口試委員吳英璋老師、李執中老師、沈勝昂老師、邱皓政老師、張素凰老師、許文耀老師、嚴祥鸞老師撥冗指導，感謝您們耐心指出此博論研究之研究方法學缺失，按部就班的基本功、邏輯推導、與批判性思考，都是完成獨立研究不可或缺的要素，學生會謹記在心。

論文完成的過程，有幸得到許多人實質的協助與不間斷的精神鼓勵，包括收案監獄所提供之行政資源與雜役小頴的協助、所有研究參與者的同意與參與、協同研究者陳永慶臨床心理師全程參與收案與提供各項行政協助；謝謝梁培勇老師多年來不間斷的提供笑點與創意，為我的生活增添歡樂與發想；謝謝趙儀珊老師對我的肯定與支持，是讓我繼續往前走的重要動力；謝謝董道興老師在論文最後分析階段，提供統計諮詢與建議；謝謝沈勝昂老師介紹資源與不間斷的鼓勵；謝謝發展組的韻如學姐、信慧、加恩、泰銓，你們的支持真的很有 power；謝謝實驗室的學弟妹－弘毅、語涵、敬甯，有你們的打氣，陪我走完這最後這一哩路。

在論文最後階段，感謝冠嫺助教大力幫忙，以最快的速度協助學生有效率的完成論文格式審查；感謝心理系系主任鄭伯壎教授在最終的論文審定時效上亦給予學生最關鍵的協助，真的很謝謝您們!

最後，要感謝的是我強而有力的娘家、婆家親友團、我的另一半及我的兩個寶貝。謝謝大姊、二姐、國宗、老哥，不求回報地支持我，充分補足我失職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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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缺席的媽媽與女兒；謝謝婆婆給我最大的自由與鼓勵；感謝老媽默默的關心與愛；至於對 honey 的感謝，我想沒有任何的文字足以形容；謝謝兩個寶貝不因媽咪時常請假而仍能平安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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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親密關係暴力的發生，不僅破壞伴侶間的情感與信任，也會對家庭的和諧造成損害，而目睹婚暴除危害兒少的身心健康，甚至可能造成暴力的代間傳遞，成為目睹兒少成年後施加親密關係暴力的危險因子，其影響可能既深且遠。然而，

國內目前較缺乏探究親密關係暴力行為的心理病理研究，在處遇與預防上可能因欠缺實證研究支持有所限制。因此，本研究目的有三：1）校正社會期許反應偏向對攻擊自陳報告之影響，並驗證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刑人是否可分類為以衝動性攻擊為主及以計畫性攻擊為主二類型；2）提出影響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刑人做出衝動性攻擊犯行之假設模型並加以驗證；3）探討影響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再犯之危險因素，並檢驗影響研究目的二之衝動性攻擊犯行之危險因素是否對於親密關係暴行再犯同樣具有預測力。本研究採立意取樣，共邀請 186 位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刑人參與本研究。資料收集之方法包括：半結構式訪談、回顧犯罪史、

及自陳報告。研究結果發現，在控制社會期許反應偏向對攻擊自陳報告之影響後，

親密關係暴力加害人可區分為以衝動性攻擊為主及以計劃性攻擊為主之兩大類型，而男性親密關係受刑人，以衝動性攻擊為主者佔多數(九成)。關於研究目的二，結果顯示，當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刑人的負向控制感越高、飲酒問題程度愈高時，其做出衝動性攻擊的可能性就愈高。關於研究目的三，結果顯示，在預測男性受刑人再犯親密關係暴力之衝動性攻擊犯行可能性方面，當同時考慮其指標犯行時之家暴罪種類（違反保護令罪)、過去接受社區處遇概況（未完成處遇者)、

累再犯同罪（曾因親密關係暴力犯行而入監)等變項，則大約可以得到接近八成

（77.4%)的預測準確率。因此，依據本研究之發現，建議未來在進行家暴處遇時，

可以從如何降低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刑人的負向控制感、以及飲酒行為問題等面向切入，擬定對應的治療策略。另，本研究發現親密關係暴力受刑人之社會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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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明顯較高，因此，需特別重視信賴治療關係的建立，而治療期程與結案時機，

則需視信賴關係建立之程度與治療成效而彈性調整。

關鍵詞：親密關係暴力、衝動性攻擊、負向控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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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es of Impulsive Aggression and Recidivism Evaluation for Mal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mates

Mei-Rong Liu

Abstract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not only destroys intimacy and trust in the relationship, but also harms the harmony of the family. Children’s witnessing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has adverse effect on their mental health, and may

contribute as a risk factor to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violence and futur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was three-fold: 1) After adjusting for social desirability response bias, tested the possible subtypes of male offender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namely, predominantly impulsive aggression and predominantly premeditated aggression; 2) tested our proposed impulsive aggression offending process model among male inmates of IPV; and 3) examined whether th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impulsive aggressive offending were also predictive of recidivism among male inmates of IPV. Using purposive sampling, 186 male inmates of IPV were recruited.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include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criminal history review, and self-repor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Impulsive/Premeditated Aggression Scales (IPAS) was confirmed. The aggression of most inmates in the present sample was characterized as predominately impulsive in nature (90%). As to the research purpose 2, it showed that the more severe IPV inmates’ alcohol consumption problem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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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the likelihood of impulsive aggression. Besides, levels of negative sense of control also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impulsive aggression. Finally, regarding the research purpose 3, it revealed that when violation of protection order for the index offense, drop-out from community treatment and 5-year recidivism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wer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predictive ability of recidivism of the impulsive aggression subtype of IPV reached almost eighty percent (77.4%) accuracy. Hence,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we recommend that in future interventions for domestic violence, treatment approaches could be developed based on reducing IPV inmates’ negative sense of control and alcohol consumption problems. Further, this research revealed high social desirability in inmates of IPV, indicating the need to establish a trusting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The duration and termination of treatment also need to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rapport and trustworthiness

established as well a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reatment.

Keywords: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mpulsive aggression, negative sense of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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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目次

表 1 男性親密關係暴力攻擊亞型研究 ... 15

表 2 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刑人指標犯行類型（N = 176) ... 40

表 3 人口學變項─1（N = 153） ... 51

表 4 人口學變項─2（N = 153） ... 52

表 5 人口學變項─3（N = 153） ... 53

表 6 精神疾病史（N = 153） ... 53

表 7 飲酒問題類型（N = 153） ... 54

表 8 指標犯行受精神症狀與物質使用影響概況（N = 153） ... 54

表 9 指標犯行特性（N = 153） ... 55

表 10 犯罪前科特性（N = 153） ... 56

表 11 犯罪多樣性類別數之人數分配（N = 153） ... 57

表 12 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刑人常見之暴力行為樣態（N = 153） ... 57

表 13 接受處遇概況（N = 153） ... 58

表 14 IPAS-C 試題的描述統計（N = 153) ... 60

表 15 IPAS-C 試題的項目整體統計量（N = 153) ... 61

表 16 IPAS-C 相關係數與描述統計量 ... 62

表 17 IPAS-C 單階二因子模式參數估計、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量摘要表 （N = 153) ... 64

表 18 社會期許校正前後之 IPAS-C 亞型比較（N = 153) ... 65

表 19 各量表的描述統計與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N = 137） ... 67

表 20 衝動性攻擊與其他量表得分的相關矩陣（N = 137） ... 69

表 21 有無 IPV 前科者在連續變項的組間差異（N = 137）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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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有無 IPV 前科者在類別變項的組間差異（N = 137） ... 74

表 23 有無 IPV 前科者在精神狀態有關變項的組間差異（N = 137） ... 75

表 24 有無 IPV 前科者在心理特質變項的組間差異（N = 137）... 76

表 25 有無 IPV 前科者在犯罪相關變項的組間差異（N = 137）... 78

表 26 有無 IPV 前科者在接受處遇概況的組間差異（N = 137）... 78

表 27 有無 IPV 前科者在控制渴望變項得分之差異比較（N = 115） ... 79

表 28 有無 IPV 前科者在家暴罪類別、接受處遇概況、犯次之組別差異 （N = 115） ... 80

表 29 邏輯迴歸分析之分析摘要表（模式一） ... 81

表 30 邏輯迴歸分析之分析摘要表（模式二） ...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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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次

圖 1：一般攻擊模式（The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 12 圖 2：男性 IPV 受刑人之衝動性攻擊犯行歷程假設路徑 ... 37 圖 3：IPAS 中文版之單階二因子模型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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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暴力行為在臨床上一直是受到高度關注的議題，其中又特別以發生於家庭成員間的暴力事件最受人矚目，例如：商人為了與外遇對象在一起而迷昏妻女，製造妻女不小心中毒的假象，還致電小三「實況轉播」其殺害妻女的過程；前妻在打離婚官司期間申請保護令並到外地躲藏，前夫要求復合遭拒，因而近距離行刑式槍殺前妻，並且在偵訊時不斷強調自己很愛前妻，原本也只是想嚇嚇對方，但遭到強烈抵抗一時氣憤才會扣下板機。此外，高材生在光天化日下，持刀猛砍女友數十刀，還在殺死女友後辱屍且持刀自殘之暴力事件也相當震驚社會。由上述新聞事件中可看出，不論是婚姻關係存續中、婚姻關係已結束，或是未婚的親密伴侶間，不論起因為何，都可能出現親密關係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甚至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嚴重後果；而 IPV 行為的發生有可能是一時的衝動行為，

但也有可能是經過縝密的計畫安排後才進行的加害行為。

在我國歷年（2008～2014）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 DV）事件通報案件中，以 IPV（包含婚姻/離婚/同居）居大宗，除 2013 年（佔 47%）外，其餘各年之 IPV 均佔所有 DV 案件類型中的五成以上（衛生福利部保護司，2014）。以 2014 年的 DV 通報案件量為例，在 111,690 的總通報量中，IPV 就有 60,816 件（佔 54%）（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14），可見 IPV 案件亦是呈現逐年增加之趨勢。

而黃翠紋與林淑君（2014）以 2008 年至 2010 年間各縣市警察局的 DV 事件調查紀錄表為資料庫進行內容分析，則是發現婚姻暴力加害人為男性之比例高達九成以上，可見男性施加親密關係暴力者是一群相當需要加以關注與協助的對象。

親密關係暴力，係指發生在伴侶間的暴力行為，可廣義地涵蓋婚姻關係存續中或已離婚的配偶間的暴力行為、同居伴侶、非同居但有親密關係之男女朋友、

及同志伴侶之間的暴力行為。由於親密關係暴力的發生，不僅破壞伴侶間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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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信任，也會對家庭的和諧造成損害，過去文獻更指出目睹婚暴會對兒少的身心健康產生不利影響，甚至造成暴力的代間傳遞，成為成年後施加 IPV 的危險因子（Martin et al., 2002），其影響可能既深且遠。因此，本研究擬以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加害者為研究對象，探討國內男性親密關係暴力現象及其可能的心理病理因素。由於文獻上對於「暴力」的定義，可能因不同領域或作者而有不同，有時暴力與攻擊這兩個詞彙也常出現互換使用的情形，在醫學上則是較常以攻擊行為來泛指暴力，所以，本研究將以發生於伴侶間的攻擊行為來探討男性親密關係暴力行為現象。下文將就攻擊行為的定義、分類及相關理論進行文獻回顧。

第一節 攻擊行為的定義與分類

壹、攻擊的定義

有關攻擊的定義有許多。其中，1983 年 Spielberger、Jacobs、Russell、及 Crane 將攻擊定義為「朝向他人或物體的破壞或懲罰的行為」，該定義常被學者所引用（Spielberger et al., 1985）。Anderson 與 Bushman(2002)則認為人類攻擊 (human aggression)是指任何朝向他人帶有立即意圖(intent)想要造成傷害的行為，

此外，加害者(perpetrator)相信該行為會傷害目標者(target)，而目標者會想避開該行為。然而，意外的傷害並不被認為是有攻擊性的，因為該行為並不具有意圖。

貳、攻擊行為分類

由於攻擊行為的成因與表現形式相當多樣，攻擊行為的分類方式也相當多，

可以就形式上區分為言語攻擊、肢體攻擊與關係攻擊，也可以從概念上來區分攻擊類型，可簡單區分為直接攻擊與間接攻擊，而目前文獻上則常將攻擊行為大致區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1）一種充滿情緒、不受控制的攻擊行為表現，可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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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衝動攻擊(impulsive aggression)或稱非故意的、反應性的（reactive）、情感性的（affective）、敵意的（hostile）攻擊；（2）一種計畫的、控制的、非情緒性的攻擊行動，可稱之為計畫攻擊或稱故意的、掠奪性的(predatory)、預謀的

（premeditated）、計畫的、主動性的（proactive）、工具性的（instrumental）攻擊

（Barratt, Stanford, Dowdy, Liebman, & Kent, 1999; McEllistrem, 2004; Ramirez &

Andreu, 2006; Stanford et al., 2003; Weinshenker & Siegel, 2002）。

在攻擊行為的分類定義上，Feshbach(1964)首先對工具性攻擊（instrumental aggression）與敵意攻擊(hostile aggression）做出區分，認為在敵意攻擊或稱情緒性的攻擊（emotional aggression）中，敵意攻擊是為了想要傷害某人，但工具性的攻擊則是為了達到其他目的，像是為了金錢、社會地位或版圖(territory）而攻擊。Crick 與 Dodge（1996）則是認為反應性攻擊（reactive aggression）是對挫折或挑釁的一種生氣的、防衛的反應，而主動性攻擊（proactive aggression）是一種被外在增強物所控制的蓄意行為。

Barratt（1991）則是考慮到攻擊行為的本質，也同時考慮到生理及╱或心理功能障礙彼此的可能交互影響後，將攻擊行為分成三類，（1）預謀攻擊：是學來的（心理社會的）攻擊，是經過計畫的攻擊行為，像是踢足球、殺人，戰爭等；

（2）心理病理或疾病有關的攻擊（psychopathology or medically related aggression）：

像是恐慌焦慮狀態的病人所表現的激動行為，或是封閉性腦傷病人的攻擊性；（3）

衝動攻擊：是難以自我控制的自發性或衝動的攻擊舉動，事後覺得罪惡或傷心，

發誓不再犯，但仍常重複做出攻擊行為。衝動攻擊者常有一觸即發反應，易因被激怒而攻擊，伴隨行為失去控制。此類攻擊行為通常伴隨激動以及╱或易怒，不是受到其他醫學疾病的影響所造成的，也不是事先計畫的。Barratt 認為計畫性攻擊（即上文的預謀攻擊）與衝動性攻擊亦可能伴有其他醫學疾病的問題，且計畫性攻擊、衝動性攻擊、與心理病理或疾病有關的攻擊此三種類型的攻擊行為是可能同時並存的。而當暴力起因於像是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之醫學疾病時就會被視為是與疾病有關的攻擊，但即使攻擊是受到妄想（delusions）或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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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ucinations）的驅動，還是能判斷該攻擊行為是否具有衝動的、計畫的或強迫的特徵（Felthous, 2008）。

參、衝動攻擊與計畫攻擊的差異

過去有相當多的研究探討衝動性攻擊與計畫性攻擊的差異，Barratt 等人

（1999）認為衝動性攻擊是欠缺考慮且由強烈情緒所驅動，特別是生氣（anger），

常是意識到威脅或挑釁時的一種反應，經常隨後產生懊悔。相對而言，計畫性攻擊則是有計畫的、目標導向的（為取得金錢、地位、藥物…等），未必因情緒引發而襲擊。若從大腦部位對應的神經心理功能而言，杏仁核在情緒運作與社會行為扮演關鍵角色，涉及攻擊行為的啟動與表達。杏仁核的作用有助於快速偵測威脅與啟動反應，若杏仁核的反應增加，較可能是屬於衝動性╱反應性攻擊的特徵；

反之，杏仁核反應變得遲鈍或減少，則較常見於具有心理病態特質的病人族群以及較傾向做出計畫性攻擊的個案身上（Coccaro, Sripada, Yanowitch, & Phan, 2011）。

若從神經化學（neurochemistry）、神經心理學（neuropsychology）、生理心理學（psychophysiology）等角度進行探討，實徵研究亦可發現此二類型攻擊有許多不同的特徵。在 Houston 等人（2003）的回顧文獻中，多巴胺（dopamine）會促進情感性的攻擊，而膽鹼刺激（cholinergic stimulation）則會產生計畫性攻擊。

而在動物與人類研究均可發現衝動性攻擊與血清素（serotonin）下降有關，在衝動攻擊犯罪者的腦脊髓液中（cerebrospinal fluid; CSF），其血清素代謝產物

（5-hydroxyindoleacetic acid; 5-HIAA）的濃度顯著比計畫攻擊犯罪者較低；衝動性攻擊與執行功能問題有關，而計畫性攻擊者的認知功能缺損較少。此外，較情緒化、易怒與不穩定（衝動的）特性之男性 IPV 加害人在爭吵時出現心跳速率增加的現象（而具沈著、預先計畫、反社會與殘酷特性之加害人之心跳速率則是減少），此與反應性攻擊的孩童在挑戰作業時之心跳速率增加（而主動性攻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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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之心跳速率則未增加）有著類似之發現。而反應性攻擊的孩童在引發生氣的實驗測量中亦發現有膚電反應（skin conductance reactivity）明顯增加之現象。

Struber、Luck、及 Roth（2008）透過回顧影像研究之相關證據後發現，額葉-邊緣迴路（frontal-limbic circuitry）的功能障礙和具有衝動性攻擊與情緒失調特徵之高喚起-相關疾患（hyperarousal-related disorders）有關。在邊緣人格障礙症（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間歇性暴怒障礙症（intermittent explosive disorder）、反社會人格障礙症（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自殺行為（suicidal behavior）者以及以精神錯亂為由辯護無罪的殺人犯等臨床研究，可發現衝動攻擊與額葉容量減少或其他前額葉皮質功能的障礙有關，特別是眼眶額葉皮質

（orbitofrontal Cortex; OFC）與內腹側前額葉皮質（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可見前額葉功能障礙可能是衝動性攻擊與暴力的前置因子

（predisposing factor）。

綜合以上論述可發現，從神經化學、神經心理學、生理心理學、精神病理、

犯罪行為表現等層面來看，均可明顯比較出衝動性攻擊與計畫性攻擊的差異。而衝動性攻擊行為的啟動，或許可從神經心理功能的角度，看出攻擊者的杏仁核反應是否明顯增加，由於杏仁核情緒的運作具有重要的影響，因此，可知衝動攻擊者的行為問題可能從發生情緒問題開始，此乃有別於計畫攻擊者最大的差異。因此，根據前述文獻回顧，可以為攻擊行為被區分成衝動性攻擊與計畫性攻擊之分類提供了相當的學理與實徵證據支持。若從心理衛生二級預防的角度，根據不同病理成因擬定對應之臨床心理治療策略，將有助於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加害者改變其暴力行為問題，所以本研究擬根據此一攻擊分類方式將男性親密關係暴力行為區分為衝動性攻擊與計畫性攻擊。經由以上文獻回顧雖可知衝動性攻擊與計畫性攻擊有明顯不同的成因，但究竟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加害人之不同攻擊行為歷程是如何發展而來的，仍有待進一步瞭解。以下將進一步回顧常見的攻擊行為理論，

嘗試探討男性親密關係暴力之衝動攻擊與計畫攻擊行為的可能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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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攻擊行為理論

在行為科學領域中，有關攻擊行為成因的論述，其中最具影響力且影響久遠的莫過於 1939 年 Dollard、Doob、Miller、Mowrer、及 Sears 所提出之挫折─攻擊假說(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他們認為攻擊通常是挫折的後果，也就是攻擊行為發生經常是以挫折在先為前提，而挫折的存在總會導致某些形式的攻擊(引自 Berkowitz, 1989）。對於 Dollard 等人的論述，各有支持與批判者。其中，Berkowitz(1989）就認為此假說僅引用符合該假說的相關研究，而非全面性的回顧探討挫折與攻擊關係的所有研究。因此，經由回顧對挫折有適切定義之研究後，他對此假說提出以下批判：首先，Dollard 等人認為所有的攻擊都可追溯到一個或多個事先存在的挫折，但並未說明具體說明這些先前的影響是如何運作的，而且此假說似乎忽略了攻擊有可能是學習來的工具性行為(instrumental behavior），例如：人們之所以會對他人攻擊，並非因為先有所挫折，而是因為攻擊者認為攻擊行動可以為他們帶來某些其他好處，而非只為了施加傷害。此外，

挫折挫折─攻擊假說假定攻擊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要傷害，但此假定並無法區分目前已廣為此領域的研究者所採納的敵意的攻擊（為了傷害目的）與工具性的攻擊

（為了達到某些其他目的：像是金錢、社會地位或版圖）的差別。

Berkowitz(1989）對挫折─攻擊假說做出了修正，他認為因為挫折是嫌惡的，

所以會增加個體攻擊的傾向，易言之，個體之所以會攻擊是因為挫折引起負向情感(negative affect）(人們一般都會想要減少或消除的任何感受）。也就是說，是因為負向感受產生攻擊的傾向，其中，非預期的挫折會比預期的目標受挫有更多的攻擊的傾向，因為前者所產生的不愉悅往往更多。再者，並非所有挫折都一樣困擾，也非所有的羞辱都產生相同的不愉悅，重點不在於嫌惡事件的確切本質，

而在於所產生的負向情感有多強烈。挫折─攻擊假說並未適度考量認知歷程會影響個體目標受挫後的反應，受挫者的評價與歸因的結果會相當程度影響其攻擊行為會被煽動(instigatory）或抑制(inhibibitory）的歷程，當攻擊者認為是遭到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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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饒時會比他認為是意外受挫時更可能做出攻擊傾向。Berkowitz 認為評價與歸因會影響個體負向情感的強度，當負向情感越強烈則越容易做出攻擊行為。因此，

在對挫折─攻擊假說提出修正後，Berkowitz(1990, 1993)繼而提出了認知新聯結模式（cognitive-neoassociationistic model），藉以說明負向情感對發展出生氣感受及表現出情緒性攻擊的影響。以下將回顧認知新聯結模式與常見的攻擊行為理論，

包括社會訊息處理模式(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一般攻擊模式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GAM）。

壹、認知新聯結模式

Berkowitz(1989, 1990）認為負向情感(negative affect）是生氣與生氣攻擊 (anger aggression）的基礎來源，也就是各種不愉快的發生都可以挑動攻擊的反應，像是浸泡在冷水裡、暴露在高溫下、腐敗的氣味、看到不道德的畫面等等。

以上情況都是嫌惡的(aversive），全都會產生負向情感，而這些不愉快的感受被認為是會產生攻擊傾向並伴隨生氣的感受。Berkowitz 發現許多的不愉快感受，

包括傷心和憂鬱，似乎都會引起生氣與攻擊，因此，他提出認知新聯結模式來說明負向情感對產生生氣感受及表現出情緒的攻擊的影響。具體言之，負向情感不但會活化生氣及攻擊有關的概念、記憶及動作表達的反應，也會活化初步的生氣感受。後續的想法包括歸因、評價及基模的形成(schematic conceptions）等則會強化(intensify）、抑制(supress）、增進(enrich）、區分(differentiate）這些初始的反應。認知新聯結模式假定相關網絡會將特定的想法、記憶、特別的動作表達和生理的反應，與特定的感受型態聯結起來。只要活化網絡中的任一成分，就同樣會活化其他部分，因此，因為嫌惡發生而產生的負向情感會同時自動引起至少兩組反應，一是與逃離不愉快刺激有關的身體變化、感受、意念與記憶；一是與攻擊有關的身體反應、感受、想法與記憶。至於這兩組反應的相對強度則假定是受到其他像是遺傳的、學習的、情境的因素所影響。經由 Berkowitz 與其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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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的相關實驗操弄研究後發現，生理上的不舒服會啟動與生氣有關的想法與感受，當與攻擊有關的想法伴隨負向情感時，則會產生相當強烈程度的生氣有關感受與攻擊行為。Berkowitz(1993）亦指出，在沒有傳統認知理論所宣稱之相對複雜的評價與歸因時，還是有可能發生情緒反應，但這並不意味著高階的認知歷程在情緒現象中可以被忽略，較複雜的認知對於個體的感受是什麼或要做出什麼行為則有較大的影響力。也就是即使沒有明顯的認知因素之影響，個體還是可能會有情緒的產生，而認知因素對情緒影響之重要性，可能是作用在較複雜之情緒感受層面以及影響個體後續會做出什麼樣的行為反應。

認知新聯結模式的另一個重要假設是，高階的認知歷程會影響生氣經驗的產生與運作(Berkowitz, 1990）。有時因為負向情感而來的生氣感受與攻擊傾向，其強烈程度未必勝過其他同時而來的其他感受或行為傾向，有時甚至可能會受到其他反應所隱蔽住。例如：怕被處罰就可能會抑制住因嫌惡而引起的攻擊。在 Berkowitz 與其他研究者進行相關研究後發現，當去關注個體的負向感受時將會調節其不舒服感受對表現評價的影響。他們以實驗操弄法的研究結果發現，當引導個體去覺察他們的感受，請其考慮相關的社會規範時，受試者會做出較適合的因應選擇。因此，當承受痛苦的個體可以覺察自己的感受，看清自己責怪他人或攻擊他人是錯誤時，是有可能限制其敵意或攻擊傾向的。

貳、社會訊息處理模式

社會訊息處理模式（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是由1986年Dodge 所提出，他以此一理論模式來說明兒童在面對社會情境線索到實際作出行動之前所經歷的心理階段。這些階段包括：登錄相關線索（encoding of relevant cues）、

正確解讀線索（accurate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cues）、根據線索找出恰當的行為反應（accessing of competent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these cues）、評估行為反應的可能後果（evaluation of the probable outcomes of the responses）、與選擇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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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恰當的反應（selection and enactment of competent responses）（Dodge &

Coie,1987）。

由於攻擊行為常被用來當成社會適應的指標，Dodge與Coie（1987）從社會訊息處理模式的角度進行孩童攻擊行為的研究後發現，Dodge與Coie認為某些無效與不正確的訊息處理歷程，會使孩童在面對同儕的挑釁與衝突時，做出報復性的攻擊反應。例如：具有錯誤解讀傾向之孩童，特別是解讀為具有敵意時，在教室或與同儕自由玩耍時，較常做出反應性攻擊（reactive aggression）。該研究發現，有反應性攻擊行為的男孩在正確解讀同儕的良善行為意圖方面有相對性的缺陷，但在正確解讀敵意意圖時，則是沒有缺陷的，也就是這些孩童可能將不具敵意者錯誤解讀成具有敵意，同時對於不明的激怒行為，他們通常會做出敵意歸因的解讀。而且，這些敵意歸因偏誤（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僅有反應性攻擊孩童才會出現，其他孩童（包括主動性攻擊、被社交拒絕但無攻擊行為、或一般孩童）並不會有此現象。

Crick與Dodge（1994）隨後將原先的社會訊息處理模式重新架構為6個階段，

包括：登錄外在線索及內在線索（encoding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cues）、對這些線索進行解釋與產生心理圖像（interpretation and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those cues）、釐清或選擇目標（clarification or selection of a goal）、搜尋或建構反應

（response access or construction）、決定反應（response decision）、以及做出行為（behavioral enactment）。此社會訊息處理模式假定，若每一個階段可以有技巧性的運作時，在面對社交情境時，則能有勝任的表現；反之，當出現運作歷程的偏差或缺陷時，則會導致偏差的社交行為（例如：攻擊）（Crick & Dodge, 1994;

1996）。

為了檢驗反應性攻擊與主動性攻擊孩童的社交訊息歷程的差異，以及此二者對於發展與維持其各自的攻擊行為的關連性，Crick與Dodge（1996）進行了相關的實徵研究。他們發現，主動性攻擊孩童比非主動性攻擊孩童更容易對言語或肢體攻擊採取正向的看法，意即主動性攻擊孩童較容易視攻擊為達到社會目標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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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方法、在社交互動過程中，主動性攻擊孩童比其他孩童較重視相對自我增進的目標，而較少重視增進社交關係的目標。Crick與Dodge認為，由於攻擊行為是會破壞關係的，但因主動性攻擊孩童較少重視社交關係的增進，可能會因而較少抑制其作出攻擊行為，再者，因為重視工具性目標反而可能會促使其使用攻擊。至於反應性攻擊孩童會因敵意歸因偏差而做出攻擊行為的假設，在其研究中再次獲得驗證，且男童、女童皆顯示此認知偏誤與攻擊行為的關連性。由上可見，當孩童對同儕行為意圖解讀為具有敵意時，可預測孩童的報復行為反應；另外，敵意歸因偏誤則已知可預測孩童後來的攻擊行為；再者，這些攻擊行為可能會增加同儕對衝動性攻擊孩童真實的敵意與拒絕。然而，此惡性循環是否是衝動性攻擊的維持因素，則有待縱貫性研究來進一步探討。

參、一般攻擊模式

Anderson 與 Bushman（2002）在回顧有關攻擊的相關理論後，提出「一般攻擊模式的理論架構來整合既有的攻擊理論，希望能有助於發展更綜合性的處遇來治療有慢性攻擊行為者，並提供有關發展議題的廣泛性觀點，期能幫助家長、

老師、公共政策決策者做出對兒童養育的較佳決策。根據 Anderson 與 Bushman，

此模式發展知識結構（knowledge structure）取向並利用此知識結構來探討知識結構對知覺（perception）、解釋（interpretation）、決策（decision making）與行動（action）的影響。其中，知識結構來自經驗，它會在很多層面影響知覺（從簡單的物體知覺到複雜的人際知覺），並且可以透過練習而變得自動化，也可以連結到或包含情感（affect）、行為、以及信念（beliefs），也可以影響解釋或引導行為。像是基模（schema）與腳本（scripts）就是重要的知識結構。Anderson 與 Bushman 認為人格則可說是一個人所有知識結構的總和，是攻擊的知識架構使得個體易（predispose）出現攻擊。一般攻擊模式（GAM）認為攻擊行為傾向是由多重因素所決定，此模式考慮社會、認知、人格、發展的及生物性因素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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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行為的影響，強調攻擊行為鮮少會在沒有事先存在的情境因素與個人特質的脆弱性的共同影響下而發生，因此，情境因素與個人因素會透過當時的內在狀態（情感、認知、喚起的交互作用）而影響攻擊行為的產生，而這些內在狀態的交互作用會影響個體對攻擊行為的評價與決策歷程，繼而影響個體做出深思熟慮的攻擊行為或衝動的攻擊行為。

Allen 與 Anderson（2017）根據 GAM 將攻擊行為的每個事件區分成三個階段：輸入、路徑（routes）、及結果。見圖一中，近端（proximate）的成因與歷程用以解釋攻擊的單一事件（episode），且近端成因與歷程是會受到遠端成因與歷程的影響。攻擊的每個事件會在近端層次透過改變個人因素與情境因素，立即影響攻擊的下一個事件，GAM 中的每個事件都是一次的學習嘗試（learning trial），可刺激或抑制個體發展出攻擊知識結構（aggressive knowledge structures），重複的攻擊事件因而成為遠端（distal）成因與歷程，透過改變知識結構，進而隨著時間的運移回頭過來形塑人格，造成人格的改變（Allen & Anderson, 2017）（見圖 1）。

在圖一中，個人因素可以是增加攻擊的危險因素，像是不穩定的高自尊、對暴力的態度、敵意歸因、對攻擊的一般信念、知覺偏誤（perception biases）、攻擊腳本（aggression scripts）……等等。情境因素則是包括情境的重要面向，會與個人因素交互作用，因而促發或抑制攻擊行為。情境因素也可以是增加攻擊的危險因素，像是社會壓力、挫折、疼痛或不舒服、心情不好、酒精或其他藥物……

等等。另外，在圖一中，個人內在狀態中的情感（affect）、認知（cognition）與喚起（arousal），彼此是會產生交互作用與相互影響的。

GAM 與認知新聯結模式在概念上有所不同的是，GAM 並未假定負向情感總是發生在攻擊的認知或喚起之前，任何的狀態都可能先發生，繼而影響其他狀態（Allen & Anderson, 2017）。生物性的修正因素（像是執行功能缺陷、低血清素……）與環境的修正因素（受暴經驗、困難的生活情況、重複暴露媒體暴力……）

都會影響個體的人格，而成為影響攻擊的遠端因素（Allen & Anderso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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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一般攻擊模式（The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資料來源：From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by J. J. Allen and C. A. Anderson, in P. Roessler, C. A. Hoffner, and L. van Zoonen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Media Effects (p. 8), 2017,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肆、小結

回顧上述三個常見的攻擊行為理論後可知，攻擊行為的形成歷程是由諸多因素所決定的，且攻擊行為是可能受到煽動或抑制的。首先，1939 年 Dollard 等人認為挫折會導致攻擊(引自 Berkowitz, 1989），隨後，Berkowitz 加以修正，認為個體是因為挫折引發負向情感才會增加攻擊的可能性，且氣溫、氣味等情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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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發的生理上的不舒服也是會啟動與生氣有關的意念、感受，未必只有挫折才會產生攻擊，可見負向情感在挫折與攻擊之間或嫌惡的情境因素與攻擊之間都扮演重要的中介(mediation)角色。從認知新聯結模式的觀點，Berkowitz 認為，因嫌惡產生的負向情感會同時自動引起兩組反應，一是與逃離有關的反應，一是與攻擊有關的反應。而負向情感會活化初步的生氣感受與攻擊有關的概念。由此可見負向情感對於生氣可以有正向的預測力，而生氣又可預測攻擊發生的可能性，

所以生氣在負向情感與攻擊之間亦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至於負向情感對生氣感受的預測則是有可能受到遺傳、學習、情境、認知(如評價、歸因、基模)等因素的調節（moderation），而產生強化、抑制、增進、區分等效果。最後，就 Dodge 與 Coie（1987）的社會訊息處理模式而言，該模式認為敵意歸因錯誤對反應性攻擊是具有影響力的，而其關連性在 Crick 與 Dodge（1996）的孩童攻擊行為實徵研究中是被證實的。

就 GAM 對攻擊所提出的整合性觀點來看，近端的個人因素（像是敵意歸因、

攻擊腳本、知覺偏誤……等）與情境因素（挫折、疼痛、心情不好、酒精或其他藥物……等等）是會透過當時的內在狀態（情感、認知、喚起的交互作用）而增加攻擊行為的產生，而內在狀態的交互作用會影響個體對攻擊的平價與決策歷程，

進而影響個體做出計畫攻擊或衝動攻擊（Anderson & Bushman, 2002）。GAM 的論點無疑也呼應了前述 Berkowitz（1989, 1990）與 Crick 與 Dodge（1994, 1996）

對負向情感、生氣感受和衝動性攻擊行為間關連性的論述，其中，認知因素可能具有重要的調節作用。不過，Allen 與 Anderson（2017）也認為 GAM 不同於認知新聯結模式之論點，具體言之，GAM 並未假定負向情感總是發生在攻擊的認知或喚起之前，而是認為任何的狀態都可能先發生，尤其 GAM 認為遠端因素，像是生物性的修正因素（執行功能缺陷、低血清素……）與環境的修正因素（受暴經驗、困難的生活情況、重複暴露媒體暴力……）也都會影響個體的人格，進而影響攻擊的重複發生。以下將依循上述三理論模式對攻擊行為成因與歷程的假定，

進一步探討男性親密關係暴力行為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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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男性親密關係暴力行為

壹、國內外男性親密關係暴力行為研究

在臺灣目前家庭暴力犯罪現況中，以 IPV 居大宗，約占五成以上（衛生福利部保護司，2014），而 IPV 犯罪中以男性加害者居多數，國內縣市警察局家暴資料庫的內容分析，甚發現發現婚姻暴力加害人為男性之比例高達九成以上（黃翠紋、林淑君，2014）。陳筱萍、周煌智、吳慈恩、及黃志中（2004）針對法院轉介裁前鑑定之家暴相對人研究中也發現婚暴個案佔（77.4%），其中男性佔婚暴個案中的比例為 94.9%，造成被害人有明顯身體傷害者有 68.4%。而在 Archer

（2000）的異性伴侶間攻擊行為差異的後設分析研究中也發現，男性明顯比女性做出較多的可見性傷害或需要接受醫療的肢體攻擊行為。

表 1 彙整國外以男性 IPV 加害人為對象所進行的攻擊亞型研究。根據表 1，

該三研究均將男性 IPV 加害人區分為二大類型，分別以衝動性攻擊型－工具性攻擊型、反應性攻擊型－主動性攻擊型、及衝動性攻擊型－計畫性攻擊型加以命名。表 1 亦可知，其研究對象來源雖略有不同，但皆為必須接受家暴處遇的男性 IPV 加害人；另外，雖然攻擊亞型命名不同，或所佔比例略有出入，但所區分出來的攻擊亞型與對應之攻擊特性與前述文獻回顧所區分出衝動性攻擊與計畫性攻擊差異頗能有所呼應，其中，皆以衝動性攻擊（或主動性攻擊）類型的加害人所佔比例較高，約六成左右，且此類行加害人有較多的情緒相關問題，而計畫性攻擊（主動性攻擊、工具性攻擊）則較符合反社會人格與病態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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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男性親密關係暴力攻擊亞型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攻擊亞型比例與特性

Tweed 與 Dutton (1998)

接受家暴處遇的男性 IPV 肢體暴力加害人

衝動性（impulsive）攻擊型：佔 54%。較缺乏安全感（secure），有較多的害怕（fearful），

對過往的創傷報告出較多的負向情感，如憂鬱、焦慮、生氣，具有反社會人格障礙症之症狀並合併有較多的情緒問題。

工具性（instrumental）攻擊型：46%。較壓抑

（repress）、對情感較缺乏經驗與覺察

（underdetect or not experience affect），較符合典型的反社會人格障礙症。

Chase、

O’Leary、及 Heyman (2001)

接受暴力治療成效計畫前的男性 IPV 加害人

反應性（reactive）攻擊型：佔 62%。與伴侶互動較少支配性但較多的生氣，較符合依賴性格，而不符合反社會、攻擊侵略性與心理病態性人格（相較於主動攻擊型）。

主動性（proactive）攻擊型：佔 38%。與伴侶互動時較具支配性但較少生氣，較具反社會性與攻擊侵略性，較不依賴，較高比例被歸類為心理病態（psychopathic）（相對於反應性攻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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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男性親密關係暴力攻擊亞型研究(續)

研究者 研究對象 攻擊亞型比例與特性

Stanford、

Houston、及 Baldridge (2008)

經法院判刑轉介需接受處遇計畫之男性 IPV 加害人

衝動性（Impulsive）攻擊型：佔 67%。有較嚴重與多樣的心理病理問題（古怪、冷漠、衝動、

較嚴重的飲酒問題破壞其人際關係與工作表現、多樣物質濫用）。

計畫性（Premeditated）攻擊型：佔 33%。有較高的心理病態特質（psychopathic traits）與較高的治療阻抗(treatment resistance) 。

Struber 等人（2008）在回顧心理學、犯罪學以及臨床證據後指出，男性、

具有低自我控制╱高衝動性人格特性、高負向情緒性之特質傾向（a propensity for negative emotionality）都可能會增加衝動性攻擊、反社會以及犯罪行為的風險。

綜合以上文獻回顧及考量國內親密關係暴力的現況可知：我國男性 IPV 加害人佔九成以上、國內外研究均發現男性 IPV 加害人有較高的比例會對被害人造成明顯的傷害、男性 IPV 加害人中之衝動性攻擊比例相對較高，普遍有情緒相關問題。另外，男性、高負向情緒性特質、低自我控制╱高衝動性人格特性又可能會增加衝動性攻擊、反社會以及犯罪行為的風險。因此，若要從犯罪預防的角度切入，減少男性 IPV 犯罪問題與降低對被害人所造成的危害，首要之務為深入瞭解國內男性 IPV 之衝動性攻擊現象，且有其必要性。由於自陳報告是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是經常被用來蒐集資料的一種方法，然而，與暴力有關之自陳報告測量卻常容易受到社會期許反應偏向（social desirability response bias; SDRB）的影響，有必要考慮此因素之影響。以下將針對 IPV 暴力研究可能受到 SDRB 影響之相關問題進行回顧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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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會期許反應偏向對男性親密關係暴力研究之影響

由於過往社會科學研究常藉由自陳報告來進行心理現象之探討，但由於暴力行為研究涉及犯罪議題且為大眾所關注之敏感議題，研究參與者的反應可能易受 SDRB 的影響。Saunders（1991）指出 SDRB 會發生在受測者想要提供他們所認為會被社會所認可的答案時，例如：當受測者做出評高分的 SDRB 時，可能是有意識地想要裝好（faking good）或為了形成好印象，而這種偏向常發生在不被社會所認可的行為或情緒上，像是：精神疾病、生氣、攻擊。另一方面，減少報告暴力當然也可能發生在潛意識（unconscious）的自我欺騙（self-deception）的情況下。

關於 SDRB，國去文獻確實發現男性 IPV 加害人有可能較會淡化（minimize）

暴力行為的強度與影響，或有否認有攻擊行為之反應傾向（Dutton & Hemphill, 1992; Edleson & Brygger, 1986; Henning & Holdford, 2006），易言之，對暴力的自陳報告可能受到 SDRB 之影響。Edleson 與 Brygger（1986）就發現男性 IPV 加害人常會報告較少的暴力行為次數或延遲報告其所施加的暴力或威脅。Saunders

（1992）針對男性親密關係加害人的分類研究結果亦發現，加害人報告接受治療前一年之發生暴力次數與嚴重度顯著受到社會期許反應傾向之影響。而 Arias 與 Beach（1987）則發現 SDRB 得分較高之親密關係暴力男性加害人及女性加害人，

均較少報告出曾做出肢體攻擊，顯示社會期許反應心向（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se set）與個體報告自身親密關係暴力之攻擊行為的意願有關，但當個體願意坦承使用了任何形式的攻擊行為時，攻擊行為的次數（frequency）與嚴重度

（severity）的報告並不會受到社會期許之影響。Gudjonsson（1990）在司法衡鑑之研究結果也發現，暴力犯及性侵害犯會想要對外形成自己是會顧及他人的印象。

國內研究也發現婚暴個案較一般組或性犯罪個案較非性犯罪組之社會期許反應顯著來得高（張銘倫，2009；陳郁岑，2004）。由於社會上普遍對於暴力行為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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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不佳，親密關係暴力並非為社會所期許之現象，因此，親密關係暴力是否真實被報告出來可能是親密關係暴力研究需加以注意之議題。

Saunders（1991）提到過去有四種方法來調整 SDRB 的影響：（1）強迫受試者在社會期許程度相似的兩個相對選項中作出選擇；（2）選擇帶有效度量尺的評估工具，在測驗解釋時會將效度量尺上的偏向反應納入考慮；（3）使用主因素刪除技術法（principal-factor deletion technique），在因素轉軸（factor rotation）前先將未轉軸的第一個主因素刪除，假設該因素項目的負荷量最容易受到 SDRB 的污染；（4）使用一單獨的 SDRB 量表，用以採用統計移除（statistically remove）

的方式來校正 SDRB 對自陳報告的影響。然而，當選擇刪除與 SDRB 有相關連之個案時，就會遇到樣本數減少或資訊遺失的缺點，因此，統計校正會是較偏好的作法。其中，在相關設計之研究中，SDRB 的測量可以作為淨相關分析或迴歸分析的控制變項（control variable）；在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設計的研究中，SDRB 的測量可以作為共變數分析中的共變數。

參、小結

由前述文獻回顧可知，將攻擊行為區分為衝動性攻擊與計畫性攻擊是有相當的學理與實徵證據支持。由於許多研究會將反應性攻擊（reactive aggression）╱

主動性攻擊（proactive aggression）、衝動性攻擊（impulsive aggression）╱計畫性攻擊（premeditated aggression）的攻擊分類交互使用。但 Babcock、Tharp、Sharp、

Heppner、及 Stanford（2014）在其回顧性文章比較後發現，上述這二種常見的二元分類在概念上與實徵上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二元分類法中的反應性攻擊與衝動性攻擊具有較近似的潛在構念。另外，Babcock、Tharp、Sharp、Heppner、

及 Stanford 也認為，在兒童反應性攻擊研究之發現或許可以類推至成人的衝動性攻擊研究，被認為是反應性攻擊的危險因子也可以是衝動性攻擊的危險因子，而主動性攻擊與計畫性攻擊則可能各自存有其獨特性的病因（unique eti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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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目前司法（forensic）與臨床工作之應用，多數研究者採用衝動性攻擊與計畫性攻擊的分類（Felthous, 2008; Houston, Stanford, Villemarette-Pittman, Conklin,

&Helfritz, 2003）。又，由於我國親密關係暴力以男性居多，高達九成，參照上文文獻回顧，國外男性 IPV 加害人的攻擊亞型研究亦可初步推估，我國的男性 IPV 加害人應以衝動攻擊類型所佔比例較高。援此，本研究亦將採用衝動性攻擊與計畫性攻擊的攻擊分類來進行男性親密關係暴力現象的探討，並以衝動性攻擊類型為主之男性 IPV 加害人為聚焦之主要研究對象。有關攻擊亞型則參照 Stanford 等人（2003）之定義，將衝動性攻擊（impulsive aggression）定義為「被激怒後

一觸即發（hair-trigger）並伴隨失去行為控制的一種攻擊反應」，將計畫攻擊

（premeditated aggression）定義為「一種有計畫或具意識，並非不自主或因激動狀態（agitated state）而做出的攻擊行動」。

由於本研究將對男性 IPV 加害人的暴力行為進行探究，本研究亦擬考量 SDRB 對暴力行為自陳報告所可能產生之影響，但受限於難以取得被害人對加害人暴力行為之報告，因此，擬採用統計移除法來調整 SDRB 之影響。然後，再進一步探討男性 IPV 加害人做出衝動性攻擊之犯罪行為影響因素，俾擬定合宜的處遇計畫時方能有所本，對於預防男性 IPV 的發生，甚至於追蹤加害人接受處遇後是否再犯，均較能提供初步之參考方針。

如上文文獻回顧所示，參照 GAM 對攻擊所提出的整合性觀點來看，近端的個人因素與情境因素是會透過當時的內在狀態（情感、認知、喚起的交互作用）

而增加攻擊行為的產生，而內在狀態的交互作用會影響個體對攻擊的平價與決策歷程，影響個體做出計畫攻擊或衝動攻擊，同時，遠端的生物性的修正因素與環境的修正因素也可能會影響個體的人格，進而影響攻擊的重複發生（Anderson &

Bushman, 2002）。而在 Holtzworth-Munroe 與 Stuart（1994）對 IPV 男性加害人分類所進行的回顧研究，他們對婚暴的發生提出了一個發展模型（developmental model）的假設，其中，特別指出童年家庭經驗此一遠端因素（distal variable）

對婚暴的影響，可能是透過不同的路徑來對近端變數（proximal variables）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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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所致。例如：目睹父母親的暴力可能使得孩童在衝突時如何適當地調節負向情緒反應（像是生氣）方面有學習困難；另外，透過父母的示範所產生的社會學習結果，使得攻擊行為因被強化而更讓孩童難以學會以較建設性的方式來處理衝突。就前述文獻回顧對衝動性攻擊與計畫性衝擊的差異可看出，已經有相當證據可以知道衝動攻擊者的情緒問題可能是其啟動攻擊行為的有關的核心問題。因此，

本研究將進一步從不利童年經驗、生氣以及情緒調節困難等面向切入，探討影響男性 IPV 做出衝動攻擊行為的可能危險因素。

第四節 不利的童年經驗、生氣與敵意以及情緒調節困難，

和男性親密關係暴力間的關係

壹、不利的童年經驗（childhood adversities）

過往以監獄受刑人為對象之研究發現，入監服刑的男性犯罪者中有 41%～

68%在童年或青少年時期曾遭受兒童虐待（childhood abuse）（Driessen, Schroeder, Widmann, von Schonfeld, & Schneider, 2006; Dutton & Hart, 1992; Weeks & Widom, 1998），兒時曾遭受虐待之男性犯罪者比未曾遭受虐待之犯罪者有顯著較多的暴力犯罪（Dutton & Hart, 1992; Sarchiapone, Carli, Cuomo, Marchetti, & Roy, 2009;

Weeks & Widom, 1998）。在一追蹤曾有官方記錄遭受兒童虐待與疏忽之孩童長達 29 年之前瞻性世代設計（prospective cohort design）研究發現，不論男女，兒童虐待與疏忽均能顯著預測成年早期的親密關係暴力（White & Widom, 2003），另外，依據美國的全國大樣本流行病學調查研究也發現，過去曾有不利的童年經驗同樣都會增加男性及女性施加親密關係暴力的可能性（Okuda et al., 2015）。

Hotaling 與 Sugarman（1986）回顧了 52 篇個案對照（case-comparison）之男性親密關係暴力研究後發現，兒童或青少年時期目睹家庭暴力為加害者一致的危險指標（consistent risk markers）（即該危險指標在所回顧的研究中至少有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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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獨立研究與男性親密關係暴力有顯著相關，且有 70%以上的回顧研究具有相同的預測）；在多數研究中，可發現加害者比非加害者有較多遭受父母或照顧者虐待之經驗，屬於不一致的危險指標（inconsistent risk markers）（即該危險指標在所回顧的研究中至少有三篇獨立研究與男性 IPV 有顯著相關，有 31%～69%

之回顧研究具有相同的預測），這可能與童年受暴相當常見因而使得此一變項失去鑑別力有關。但在不同的男性親密關係肢體暴力的回顧研究中都可發現，各種形式的原生家庭暴力都會增加男性在成年期的親密關係肢體暴力的危險性，具有小至中的效果量（Schumacher, Feldbau-Kohn, Slep, & Heyman, 2001; Stith, Smith, Penn, Ward, & Tritt, 2004）。整體而言，兒童受虐經驗仍可說是後來表現出暴力行為的一個心理素質（psychological diathesis）（Gardner & Moore, 2008; Gardner, Moore, & Dettore, 2014）。

貳、生氣與敵意

生氣在臨床實務上常被發現與攻擊或暴力有所連結，Eckhardt、Barbour、及 Stuart（1997）在其文獻整理發現，實務工作者認為生氣可被視為是攻擊前的一個線索。Elkins、Moore、McNulty、Kivisto、及 Handsel（2013）為了進一步瞭解時序向度的近程生氣（proximal anger）與 IPV 的先後關係，他們利用電子日記的衡鑑方法，探討約會中男女的生氣與親密關係暴力的關係。結果發現，近程的生氣會增加心理虐待之風險達 2.78 倍、會增加肢體虐待的風險為 2.38 倍、施加性攻擊的機會則會增加 2.27 倍。由以上文獻回顧可知，生氣與 IPV 有時序上的關係，且近程的生氣會增加 IPV 的風險，但另一方面，生氣也是一種特質傾向（disposition）（Finkel et al., 2012），對於 IPV 具有直接的影響效果。

除生氣對 IPV 有直接影響外，在過去多數男性 IPV 研究均發現，生氣與敵意對 IPV 具有中到高的效果量（Norlander & Eckhardt, 2005; Schumacher et al., 2001; Stith et al., 2004）。如 Norlander 與 Eckhardt 指出，跨不同衡鑑方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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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陳報告、觀察法、伴侶評估）皆發現男性 IPV 加害人比婚姻不協調之非暴力男性及一般非暴力男性表現出較強的生氣與敵意，即使考慮了婚姻痛苦之影響，

IPV 加害者仍比婚姻不協調之非暴力男性顯現出中高（moderate-high）以上程度的生氣與敵意。而 Tolman 與 Bennett（1990）對婚暴的研究回顧亦指出，婚暴男性的生氣與敵意比非暴力控制組顯著較高，但與一般暴力男性並無差異。由以上研究發現生氣與敵意似乎是親密關係暴力的危險因素，但並非特屬於婚暴男性的特定危險因素，而是有暴力行為之男性所共有的危險因素。

然而，也有回顧性文獻發現，婚暴男性和生氣與敵意的關係並非絕對性的關係（Holtzworth-Mmunroe & Stuart, 1994; Schumacher et al., 2001; Tolman & Bennett, 1990）。例如：Holtzworth-Mmunroe 與 Stuart 認為生氣和婚暴的關係因所研究之婚暴類型不同而有差異，其中，只打家人型之男性加害人，其經驗到之生氣程度低；煩躁/邊緣型之加害人的生氣程度高；一般暴力/反社會型之加害人的生氣程度落在低到中度範圍。所以，並非所有的 IPV 加害人都是高生氣，而是會因研究者所區分的加害人類型不同，其生氣是會有程度上的差異。Eckhardt、Samper、

及 Murphy（2008）即認為生氣可以作為區分法院轉介之不同 IPV 組別以及非 IPV 男性的變項之一。Norlander 與 Eckhardt（2005）發現男性 IPV 比起不管有無婚姻痛苦的二組非暴力男性對照組，敵意對男性 IPV 的效果量顯著比生氣低；但是當生氣與敵意混合測量時，對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可以得到中到高的效果量，顯著高於生氣與敵意個別測量的效果量。所以，若合併生氣與敵意來預測 IPV 會比分開來預測的效果要更強。

過去有許多學者都曾對生氣、敵意、攻擊加以定義，其中以 1983 年 Spielberger、

Jacobs、Russell、及 Crane 的定義最常被研究者引用。他們認為生氣常被當作是比敵意或攻擊要來得簡單的概念，生氣常被指稱為是一種情緒狀態，其強度變化可以從輕微的惱怒到暴怒、狂怒。雖然敵意通常包括生氣的感受，但敵意可說是一個複雜的態度組合，可以驅動攻擊行為。而敵意的態度包括仇恨、怨恨、以及慢性生氣的主要成分，攻擊則意指朝向他人或物體的破壞或懲罰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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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lberger et al., 1985）。由以上對敵意的定義可看出，廣義的敵意涵蓋了情緒與認知的成分，Spielberger 等人為了解決生氣、敵意和攻擊在概念的定義上所出現的混淆現象，更將此三者合稱為「AHA！症候群」（anger-hostility-aggression syndrome），並以生氣為其核心。在 Kroner 與 Reddon（1995）針對受刑人所進行的生氣與心理病理學研究發現，能控制生氣感受者較少生氣也比較不會生氣；

而容易生氣（arousal to anger）也向外生氣（anger-out）者比起只有稍微生氣感受者有較高程度的人際困難。而向內生氣（anger-in）比起向外生氣顯著與憂鬱有關，慮病（hypochondriasis）、憂鬱、焦慮則是與向外表達生氣無關。因此，容易生氣也向外生氣似乎影響著受刑人的人際困難的程度。

所以，綜合以上論述，初步整理重點如下：生氣與敵意都與男性 IPV 行為有關，而生氣比起敵意來說，生氣與 IPV 的關係要來得強，但生氣和敵意不僅是生氣的情感對 IPV 有影響，生氣向內或向外表達對受刑人的心理問題與其社交問題程度也具有相當之影響力。易言之，生氣、敵意、生氣的向外或向內表達隱含在前述所言之「廣義的敵意」之構念下，因此，本研究推估，若以較廣義的敵意來對男性 IPV 攻擊行為做預測，應可得到較佳的預測力。因此，本研究假設廣義敵意對 IPV 攻擊行為具有正向預測之直接效果。另，Ramirez 與 Andreu

（2006）曾指出生氣和衝動與衝動攻擊有正相關，但與計畫攻擊無關；Stanford et al.（2003）則是發現生氣與一般攻擊（general aggression）均顯著地與衝動攻擊和計畫攻擊有中度的相關。可見，不同研究均發現生氣與衝動攻擊有顯著相關，

但生氣與計畫攻擊的關係則有不一致的看法。因此，可初步推論生氣對男性衝動型 IPV 的發生與否扮演重要的角色。

參、情緒調節困難

由前述文獻回顧可知，不利童年經驗很可能是個體做出暴力攻擊行為的潛在脆弱性因素，而生氣與敵意的特質傾向亦可能會增加個體做出衝動性攻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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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Gratz、Paulson、Jakupcak及Tull（2009）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之研究則進一步指出，情緒調節困難在兒童受虐待與男性IPV間扮演中介角色，在女性樣本則未發現情緒調節困難在兒童受虐待與IPV間具有中介作用。Cohn、Jakupcak、

Seibert、Hildebrandt、及Zeichner（2010）經回顧文獻後認為對某些男性而言，

當處於負面的情緒與負面的情感激發狀態時，攻擊似乎具有調適策略的作用，可以處理情緒失調，使其能在人際的情境中恢復控制。

要探討情緒調節之前，首先必須要先對情緒有初步的了解。Gross（1998）

採納1984及1994年William James對情緒的看法，認為情緒是一種具有適應性的行為的與生理的反應傾向，因此個體可以去調節（或調整）他的反應傾向（例如：

當害怕的時候，以吹口哨取代逃跑）。他認為當個體表現出來的行為的與情緒的反應傾向不一致時，會促使我們去探究個體如何（how）、為何（why）以及何時

（when）會想要去調整他的情緒反應傾向。因此，情緒調節可以被定義為是一種目標導向的歷程，具有影響所經驗到之情緒類型、強度、與持續時間之作用

（Gross & Thompson, 2007）。

能夠成功的調節情緒狀態（emotional state）對心理健康而言是重要的（Gross

& Muñoz, 1995）。青少年研究發現，情緒失調（emotion dysregulation）可預測未來的攻擊行為（McLaughlin, Hatzenbuehler, Mennin, & Nolen-Hoeksema, 2011），

成人研究發現負向情感（negative affect）與攻擊有關（Donahue, Goranson, McClure,

& Van Male, 2014; Miller & Lynam, 2006），Roberton、Daffern、及Bucks（2012）

進一步發現負向情感可能因為情緒調節困難而導致攻擊。Donahue等人（2014）

以非臨床樣本為研究對象，發現男大學生的負向情緒對六種情緒調節困難面向的預測均有顯著的直接效果。這六個面向分別是不接納情緒（nonacceptance of emotional responses）、難以進行目標導向行為（difficulties engaging in goal-directed behaviors）、衝動控制困難（impulse control difficulties）、對情緒缺乏察覺（lack of emotional awareness）、缺乏情緒調節策略（limited access to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和情緒表達不清楚（lack of emotional clarity）；而其中，雖然衝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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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與缺乏情緒覺察面向對於肢體攻擊的預測亦有顯著的直接效果，但在考慮到負向情感與其他的情緒調節困難面向的解釋力後，衝動控制是唯一能預測肢體攻擊的顯著中介變項。由上述青少年、一般成年人、非臨床樣本的相關研究發現，

可初步推知負向情感對情緒調節困難及攻擊行為可能皆具有直接效果，且負向情緒也可能透過情緒調節困難產生間接效果，然而國內有關男性受刑人在負向情緒與情緒調節和IPV關係之研究則付之闕如，是目前一個亟待探討的議題。

肆、小結

Gardner等人（2014）發現不論是IPV罪犯或非IPV罪犯，都有顯著的童年虐待或疏忽史，可見不利童年經驗可能是犯罪者的共同脆弱性因素。但IPV罪犯較可能將生氣對外表達出來且對於情緒的調節較感困難，而非IPV罪犯則是較盡力去控制生氣的向外表達。經中介分析發現在男性IPV罪犯中，身體虐待以及情緒的虐待與疏忽顯著與生氣的感受與表達有關。若從廣義的敵意概念來推論，生氣、

敵意、向外生氣對於以衝動攻擊為主之男性IPV行為應該具有正向的預測力，且以廣義的敵意所做的整體預測力應該會高於生氣、敵意、與向外生氣的個別預測力。

由上述研究回顧可知，不利的童年經驗為影響男性親密關係暴力的遠端因素，

而不同類型的不利童年經驗均可能影響個體對生氣的感受與表達，由於廣義的敵意可被視為是驅動攻擊行為的一種複雜態度組合，包含了敵意的認知與敵意的情感，而情緒調節困難問題使得個體在處於廣義的敵意狀態下，更容易做出攻擊行為來調節其生氣情緒。

綜合以上文獻回顧，本研究初步假設，當個體處於負向情感的情緒激發狀態下，情緒調節困難可能使得男性IPV受刑人更容易做出攻擊行為。根據Bushman、

Baumeister、及Phillips（2001）的實驗室研究，其發現攻擊行為具有調節情緒之作用。因此本研究假設，廣義敵意除對男性IPV之衝動攻擊行為具有直接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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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外，亦可能經由情緒調節困難的中介，對衝動性攻擊行為產生間接影響。除了上述不利童年經驗、廣義敵意、情緒調節困難等心理變項對於男性IPV行為具有正向預測外，Barratt、Stanford、Kent、及Felthous（1997）認為額葉功能障礙與高生氣、高衝動性對衝動攻擊而言雖然是必須的，但並不充分足以造成衝動攻擊，仍須考慮其他因素之影響。以下將再從衝動性（impulsiveness）問題切入，

瞭解其與男性親密關係暴力的關聯性，並嘗試探討是否還有其他重要之影響因素會促使男性做出衝動性攻擊行為。

第五節 衝動性與男性親密關係暴力的關係

壹、衝動性與親密關係暴力的關係

關於衝動性的構念，過去可能因為不同學者所採用的測量方式不同而對衝動性有不同的定義，而1985年Barratt對衝動的分類最廣為被研究者所採用，亦即將衝動區分成三個次向度：1）動作衝動性（motor impulsiveness）或未經思考的行動傾向；2）認知衝動性（cognitive impulsiveness）或很快做出決定的傾向；3）

不善計畫衝動性（nonplanning impulsivenesss）。由於國內並無測量工具可以測量上述三種衝動性向度之量表，因此李進賢、柯慧貞、翁儷禎、廖聆岑、及陸汝斌

（2002）參照1985年Barratt對衝動性之建構來寫題，並進行心理計量分析，其所發展出的衝動性量表，在進行Barratt之三成分衝動性假設驗證時，與Patton、

Stanford、及Barratt（1995）之研究相同，均可得到動作衝動性與不善計畫性此二因素，而認知衝動性之試題則分別落入前述二個因素，亦即無法得到單獨的認知衝動性因素。

Barratt（1991）曾對其攻擊行為分類中的衝動攻擊類型提出假設，認為衝動性攻擊主要與衝動和生氣－敵意的人格特質有關，並且與1987年Gray所提的兩個大腦系統有關，衝動性和行為控制被認為與行為抑制系統（behavioral inhibition

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刑人之衝動性攻擊相關因素探討與再犯風險評估

國立臺灣大學理學院心理學研究所 博士論文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刑人之衝動性攻擊 相關因素探討與再犯風險評估

Correlates of Impulsive Aggression and Recidivism Evaluation for Mal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mates

劉美蓉 Mei-Rong Liu

指導教授：張素凰 博士

Advisor：Sue-Hwang Chang, Ph.D.

中華民國 107 年 1 月

January, 2018

致謝

摘要

Correlates of Impulsive Aggression and Recidivism Evaluation for Mal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mates

Mei-Rong Liu

目次

表目次

圖目次

第一章 緒論

一觸即發（hair-trigger）並伴隨失去行為控制的一種攻擊反應」，將計畫攻擊

（premeditated aggression）定義為「一種有計畫或具意識，並非不自主或因激動 狀態（agitated state）而做出的攻擊行動」。

國立臺灣大學理學院心理學研究所博士論文

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刑人之衝動性攻擊相關因素探討與再犯風險評估

指導教授：張素凰博士

第一章緒論

（premeditated aggression）定義為「一種有計畫或具意識，並非不自主或因激動狀態（agitated state）而做出的攻擊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