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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背景變項的災區民眾在創傷後成長之差異分析

第五章 討論

第四節 不同背景變項的災區民眾在創傷後成長之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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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不同背景變項的災區民眾在創傷後成長之差異分析

依據第四章的研究結果,分別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災區民眾,在創傷後成長 的差異情形,並進行分析與討論。

壹、比較不同性別的災區民眾於創傷後成長之差異

男女性別在創傷後成長量表的各層面和總量表的分數結果上呈現出,「自我 之肯認」與「人際之開放與接納」為女性平均得分高於男性;「生活信念之昇華」

與「宗教信仰之涵養」則為男性平均得分高於女性;無論男女,在創傷後成長總 分上是一樣的。整體而言,男女的創傷後成長呈現中等程度。然而進一步比較則 發現不同性別的災區民眾,在創傷後成長的各層面上皆未有顯著差異,且在創傷 後成長的總分上,性別也沒有差別,顯是不同性別的災區民眾在創傷後成長的得 分上沒有影響。顧研究假設 3-1「不同性別之災區民眾,在創傷後成長的得分上 具有顯著差異存在」不成立。

現今的研究中,對於性別與成長之間的關聯性有不同的結果發現,有些指出 無性別差異(Polatinsky & Esprey, 2000),部份則發現女性經驗到較多的成長(Park, Cohen, & Murch, 1996; Tedeschi & Colhoun, 1996; Weiss, 2002)。在林耀盛等人

(2005)的研究中,指出女性較男性容易察覺身心反應的變化與知覺社會關係的 正向變化,且此女性特質對於受災經驗有時候反而具有保護因子的效果(Yehuda, 1998)。是以,研究者以此推論,女性出現創傷後成長的程度較高。然而,顯而 易見的,在本研究結果並未能得出相同的結論,反而得知的是,男性與女性並未 在創傷後成長的得分上有所差異。

綜論之,本研究結果雖然跟 Polatinsky 與 Esprey(2000)有相同的結論,卻 與林耀盛等人(2005)的研究結果不同。雖然在林耀盛等人(2005)的研究中可 見女性較男性容易察覺身心反應的變化、較可以知覺社會關係的正向變化,然而 仍無法判定其與產生創傷後成長有關,有此可見創傷後成長文獻的缺乏,著實可 惜。由於目前文獻對於產生創傷後成長的因素仍未清晰,所以無法單純以性別在 覺察自身變化、知覺人際關係轉變的不同來解釋性別對創傷後成長的影響,而導 致有不同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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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比較不同破壞情形的災區民眾於創傷後成長之差異

不同破壞情形的災區民眾在各層面和創傷後成長總分相較之下,皆為家園毀 損者高於家園無毀損者,且達顯著差異。可見,災民於災難後面臨家園毀損情況 者,傾向出現較高的創傷後成長反應,整體而言呈現中等程度。進一步了解發現,

「宗教信仰之涵養」平均得分最高,其次為「生活信念之昇華」,而「人際之開 放與接納」最低。綜論之,不同破壞情形的災區民眾於創傷後成長分數上存在顯 著差異,顯示不同破壞情形的災區民眾對在創傷後成長的得分上存在影響性。故 研究假設 3-2「不同破壞情形之災區民眾,在創傷後成長的得分上具有顯著差異 存在」成立。

災難創傷事件對環境造成的衝擊,雖然造成了資源的損失與環境變動的心理 壓力,洪福建(2003)指出災後環境變動越大者,其災後生活各層面的變動壓力 越大,包括社會經濟變動、人際關係變動。然而 Hobfoll, Dunahoo 與 Monnier(1995)

認為當個人面對災難事件時,會進行一連串的獲取、保存及保護自己資源的反應。

對九二一地震的災區民眾而言,所面臨的環境衝擊就是家屋的損毀,當個體原本 的生活遭後到動搖,一方面雖然伴隨著心理苦痛,一方面卻也是經驗創傷後成長 的開始,家園的毀壞促發民眾更多獲取、保存及保護自己資源的反應以獲得生存,

當民眾採取行動重新建造新生活時,進而能夠漸漸開始重新界定什麼是生命以及 自己想要過怎樣的生活,並能再次積極投入生命(林耀盛,2001,2003;林耀盛 與吳英璋,2004)。是以,研究者以此推論,家園毀損者出現創傷後成長的程度 較家園無毀損者高。然而,顯而易見的,本研究結果獲得相同的結論。再者,華 人社會與宗教信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而在面對生活的重大變動時.宗教信 仰提供重要的支持力量。畢恆達(2000)指出家是人們賦予其心理、社會與文化 意涵,因此家園的破壞促使民眾須調整原本的生活信念。由此亦可得知,在研究 結果上呈現出在「宗教信仰之涵養」和「生活信念之昇華」得高分情形。而在「人 際之開放與接納」最低,則可能與環境變動所帶來的人際關係變動有關,亦與華 人文化的人際特性有關,對災區民眾來說,在家園破壞後要表達自己的脆弱、需 要以及接受他人幫助等都是較為不容易的。

綜論之,目前雖然未有文獻直接指出不同破壞情形的災區民眾對創傷後成長 之影響程度,然而由於本研究發現家園毀損者的創傷後成長較家園無毀損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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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同破壞程度對創傷後成長的影響為何,則須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究,以更 確定本研究之結果。

參、比較不同重建情形的災區民眾於創傷後成長之差異

在創傷後成長的得分上,不同重建情形在「自我之肯認」、「人際的開放與接 納」、「宗教信仰之涵養」,以及「創傷後成長總分」上具有顯著差異。進一步比 較,發現在「自我之肯認」、「人際的開放與接納」及「創傷後成長總分」三個層 面上,皆以「異地重建」者得分最高,以「未重建」者得分最低;在「宗教信仰 之涵養」上,以「留在本鄉原地重建」得分最高,而「未重建」者得分最低。整 體來看,在創傷後成長的各個層面和總分上,皆是有重建者高於未重建者。綜論 之,不同重建情形的災區民眾於創傷後成長分數上存在顯著差異,顯示不同重建 情形的災區民眾對在創傷後成長的得分上存在影響性。故研究假設 3-3「不同重 建情形之災區民眾,在創傷後成長的得分上具有顯著差異存在」成立。

為更瞭解不同重建情形對創傷後成長的差異為何,經事後檢定得知,在「自 我之肯認」層面上發現「留在本鄉原地重建」者和「異地重建」者都顯著高於「未 重建」者;在「人際的開放與接納」和「創傷後成長總分」發現「異地重建」者 顯著高於「留在本鄉原地重建」者和「未重建」者;在「宗教信仰之涵養」層面 發現「留在本鄉原地重建」者顯著高於「未重建」者。

從文獻資料上可知,家具蘊含著許多深遠的心理意義,包括安全感、控制感、

個人理想與價值、永恆感、社會地位的象徵、擁有權等,而人與家的連結是個人 整合自我認同與自我界定(畢恆達,2000;Despres, 1991; Moore, 2000)。由此 可知,家滿足個人的生理需求、環境需求以及心理需求,畢恆達(2000)指出當 個人與家之間的連結遭受破壞時,將危及個人的自我認同與自我界定。林耀盛與 吳英璋(2004)也指出當創傷事件的發生會破壞人們藉由與家屋的依附關係產生 熟悉感與認同感,其研究中發現家園重建者有較佳的身心適應,因而指出家園重 建為創傷後的重要轉折經驗。在異地重建家園,幫助受創者與家人、他人的關係 有新的開始的可能,而家園原地重建者,固然會觸景傷情,但因著重新聯繫過去 生活經驗的諸種心身情態,反倒產生了安定感。因而不論是原地重建或是異地重 建,都帶來了災區民眾創傷後成長的心理意涵。是以,研究者以此推論,家園重 建者出現創傷後成長的程度較家園無重建者高,不論是原地重建或異地重建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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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推論是影響創傷後成長的重要因子。本研究結果獲得相同的結論。

綜論之,目前雖然未有文獻直接指出不同重建情形的災區民眾對創傷後成長 之影響程度,然而由於本研究發現重建家園者的創傷後成長較無重建家園者高,

然而不同重建情形(原地重建或異地重建)對創傷後成長影響的差異,雖於本研 究中有一些初步的看見,在「人際的開放與接納」和「創傷後成長總分」上呈現 出「異地重建」者顯著高於「留在本鄉原地重建」者的差異,此發現相當有趣,

須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究與釐清其中的影響因素。

肆、比較災區民眾有無基本信念之挑戰於創傷後成長之差異

從創傷後成長的得分得知,在各個層面和總分上,都發現有基本信念挑戰者 高於無基本信念挑戰者,且達顯著差異。可見,災民於災難後面臨基本信念挑戰 者,傾向出現較高的創傷後成長反應,整體而言呈現中等程度。進一步了解發現,

「宗教信仰的涵養」得分最高,其次為「生活信念的昇華」,得分最低的則為「人 際的開放與接納」。綜論之,災難是否挑戰災區民眾基本信念於創傷後成長分數 上存在顯著差異,顯示基本信念挑戰不同的災區民眾對在創傷後成長的得分上存 在影響性。故研究假設 3-4「災區民眾有無基本信念挑戰,在創傷後成長的得分 上具有顯著差異存在」成立。

從文獻資料上可知,國外相關的研究指出,一個挑戰個人基本信念事件的出 現是形成創傷後成長的重要基礎(Janoff-Bulman, 1992; Linley & Joseph, 2004;

Parkes, 1971; Tedeschi & Calhoun, 1995, 2004),亦有研究結果直接指出基本信念 的挑戰是創傷後成長的主要預測因子(Lindstrom et al, 2013)。由此可見,如果 一個災難不對先前持有的信念產生挑戰,那麼就不會產生新的信念,而成長的過 程就不太可能發生。當災難沒有對原本的信念產生挑戰,舊有的、或固著的思維 會阻礙成長的發生(Tedeschi & Calhoun, 1995)。因此,若個人對世界的認識能 夠有所調整、或越有彈性,越能減輕災難事件後所引發的痛苦,建立新信念或調 整原有的信念系統,才有助於心理健康的發展,而當個人於創傷事件後重新掌握 生命並重新賦予意義時,成長便發生(Davis, Nolen-Hoeksema, & Larson, 1998;

Parkes, 1971; Tedeschi & Calhoun, 1995, 2004),亦有研究結果直接指出基本信念 的挑戰是創傷後成長的主要預測因子(Lindstrom et al, 2013)。由此可見,如果 一個災難不對先前持有的信念產生挑戰,那麼就不會產生新的信念,而成長的過 程就不太可能發生。當災難沒有對原本的信念產生挑戰,舊有的、或固著的思維 會阻礙成長的發生(Tedeschi & Calhoun, 1995)。因此,若個人對世界的認識能 夠有所調整、或越有彈性,越能減輕災難事件後所引發的痛苦,建立新信念或調 整原有的信念系統,才有助於心理健康的發展,而當個人於創傷事件後重新掌握 生命並重新賦予意義時,成長便發生(Davis, Nolen-Hoeksema, & Larson,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