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一大地震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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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九二一地震發生於民國 88 年 9 月 21 日凌晨 1 時 47 分，芮氏規模為 7.3 的 強烈地震，又稱集集大地震，是台灣百年以來重大的災難事件，死亡人數共計 2,415 人，失蹤人數共計 29 人，受傷人數共計 11,567 人，房屋全倒共計 51,718 戶，房屋半倒共計 53,830 戶（主計處，2000）。大自然造成的傷害極為廣泛，

這場震動帶給台灣的人民巨大的震撼，至今已經過 14 年之久，當歲月的流動逐 漸抹去歷史的痕跡時，這場震動所帶來的改變與影響卻從不曾停止過。

第一節 九二一大地震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此節首先探討災難對人類的衝擊、災難與創傷之間的關係，並透過九二一 相關研究的整理出九二一地震後災民所產生影響，以及受創者的社會心理反應。

壹、 災難與創傷的衝擊

災難為對人類生活造成大範圍的傷害與毀壞之事件，通常是非比尋常的、

無預期的、短時間內發生，個體無法立刻以慣有因應問題的方式處理當前所 面對的困境，而且災難可能帶來社會的崩解（林耀盛，2010；Marsella, Johnson, Watson, & Gryczynski, 2008）。簡而言之，災難就是指超乎人類控制的一種 事故（Olivia, Claudia, & Yuen, 2009）。Miller（1998）認為災害可以認定為 基本的社會結構遭受重大影響，因而威脅社區既有的生計與功能，其歸納災 難的特性有五點：（1）災難事件將要發生前幾乎是無預警的；（2）災害通 常於短時間內發生，但對個人所造成的夢靨卻不是短期內可以處理的；（3）

災難通常造成極端的危險，包含個體的生活、財產、親友及對世界可預測感 與安全感的整體失落；（4）災難通常使個人失去控制感，因而導致無助感；

（5）災害通常是同時發生在很多人身上，產生廣大民眾共同擁有集體經驗，

此一災害屬性的正面意義是凝聚社區居民共同體意識，這也是提供受創地區 災後生活重建的支持力量。此外，McCaughey、Hoffman與Lyewellyn（1994）

認為地震相較於其他天然災害更具有下列之特性：（1）無法預測的：不知 何時降臨；（2）瞬間：突然的死亡、傷害與毀滅；（3）集中的：高速度的 摧毀能量；（4）無法控制的：急促嚴重的後果，難以有效防範；（5）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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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導致大規模的毀滅；（6）捉摸不定的：無法看見成因，僅見後果；

（7）全面影響的：個體的五官都受其圈圍影響；（8）無法預期的持續：餘 震不斷，造成高度警戒感。林耀盛（2001）指出災難危機的顯現，通常造成 極端的危險，造成人類對世界可預測感與安全感的整體失落，映射出人類在 世存有的焦慮，也衝擊著人類的認同意識。由此可知，地震所造成的災難具 有集中、瞬間、巨大力量的震撼力，且又有著無法預測、無法防範的未知感，

加以餘震所引起的警界感，地震對個體的心理健康、慣有因應方式所造成的 衝擊與困境更是不容輕忽。

黃小玲（1998）指出災後遇到的壓力與生活改變包含七的項目：（1）家 族毀損：因住屋損毀被迫遷移到另一個新的空間、或小孩被迫離家、家族成員 分散住在另一個家庭；（2）財務損失：包含工作與商業的損失、生活經濟上的 匱乏和大筆債務；（3）家庭衝突：包含新的家庭衝突與婚姻問題等；（4）社 會破壞：包含朋友或鄰居的遷移離開以及中止災前的社交娛樂等活動；（5）健 康受損：家庭成員任一人的健康受到傷害；（6）失去親人：指雙親、配偶、兄 弟姊妹、小孩或孫子等；（7）生活的改變：個人適應不一樣的生活，健康狀況 可能受到影響。吳英璋（2005）於災後五年針對天災嚴重性進行比較分析，問 卷結果指出，與SARS及其他水災、風災相比，「個人主觀最嚴重的災害」中比 率最高的為九二一地震（佔65.8%）。此外，此研究也指出，災後「生活變差」

為最高，其中包含身心症狀、PTSD、負向自我效能及負向社會連結反應（父 母管教、同儕關係、師生關係）；其次為「生活變好」，而此兩項均顯著高 於「生活不變」。此研究結果呼應學者所言「歷經生命威脅的事件後，要「如 同從前」（as before）在本體上已是不可能」（Bar-On, 1999），更值得注意 的是，災難所帶來結果並不完全只有「生活變差」，「生活變好」也隱隱約 約訴說著創傷後的正向成長意義。災難其實是人類生活的一部份，它破壞力 強大，造成生命財產的大量損失，也讓存活者內心留下不可抹滅的心理傷痕，

但卻也是提供生態、社會與個人等生命的新轉機，是毀滅與生機循環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洪福建，2003）。

由此可見，地震對人類的衝擊與影響波及各個層面，小至影響個人生 活秩序，個人需重新適應災後的生活；大至影響社會及國家的崩毀，社會資 源大量被運用。從個人層面來看，個人所面臨的外在壓力也都牽引著個人的 內在困境，包含家的毀損及經濟損失引發的失落、失去親人的悲傷失落、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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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鄰里關係與人際互動的改變引發的心理壓力、擔心家人的處境、因重建而 負債或經濟收入與工作被中斷而造成的經濟壓力，以及面對不可知未來的無 助感等，災難不只重擊了原本生活秩序與品質，也對個人心理健康產生了強 烈的衝擊。

從災難對個人心理健康的衝擊可進一步探討，創傷與災難事件之間的 關係。對許多受創者而言，創傷彷彿是一種刺青的記憶，是難以磨滅地，也 會不斷反覆地提醒個體過往的經驗與感受。「創傷」這個字源自於希臘字 pierce，本意為「刺穿」之意（廖本富，2000）。Monahon（1993）指出，界 定「創傷」的關鍵詞彙是由「非比尋常的（extraordinary）」、「無法預測 的（unpredictable）」、「突發的（sudden）」、「強力衝擊的（overwhelming）」、

「損毀解體的（shattering）」與「不斷轉變的（transforming）」等等語意所 圈圍。Tedeschi 與 Calhoun（1995）也指出創傷共有四個特性：第一，突然、

非預期的發生，威脅到個人心理健康及幸福感。第二，個人喪失掌控感。第 三，不可逆與不可改變的事件對個人造成長期影響，伴隨而來的是無助感。

第四，指責與歸咎，指責他人可當作一個訊號，代表個人感受到無助與壓力。

這些創傷的意涵正好與「災難」的特性不謀而合，創傷與災難通常緊緊相連。

Myers（1994）將災難創傷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集體式創傷」，指災難 對社會生活基本質素的重擊，因而使人我之間依附的鏈結遭受破壞，同時損 害互為共同體的感受；另一種是「個人式創傷」，指災難對個人心理的衝擊，

導致個體的防衛系統突然性地毀損，使得個體無法有效面對災難處置。

相對與其他型式的創傷事件，天然災難影響的層次更廣、持續影響的 時間更長遠且深具骨牌效應，以及造成更巨量的心理與生理傷害（Azarian &

Gregorian, 1998）。創傷意味著個體與生活脈絡產生了斷裂，個體喪失了控制 感和確定感，感受到自己與周遭他者的關係被切斷（Kleber, Figley, & Gersins, 1995）由此可知，九二一不只嚴重破壞了外在環境、生活和人我關係，更是 對個人產生了強烈的衝擊，簡單地說，九二一同時帶來了集體式創傷與個人 式創傷。

然而，災害到創傷，卻並非一種單純的線性演進模式，而是一種相互 對立又相互依存地互動關係，也就是說，災害造成家園生計的坍塌崩解，其 所涵蓋的心理意義具體顯現於創傷的意旨之中，而創傷所指出的內涵也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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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象徵性的心理殘跡，呈現出一種尋求意義的賦予，卻又懸而未決之樣 態。從災難和創傷中強烈毀壞崩解與難以預期之意涵，可以發現「無助感」、

「失控感」、「恐懼感」、「無力感」為創傷的核心情緒。創傷可以說是不 尋常的心理傷口，是一則又一則等待敘說的、草擬性的、未完成時態的、充 滿裂痕的故事（林耀盛、陳淑惠、洪福建、曾旭民，2000）。創傷後反應可 區分成五個階段：（1）強烈反應階段，此階段包含快速的思緒與強烈的情 緒反應。（2）否認階段，個體在此階段經驗到情緒的麻木，逃避有關壓力 源的想法或記憶，因應能力明顯減弱。（3）插入階段，此階段個體經驗到 插入性思考、影像，以及伴隨強烈情緒的痛苦。（4）疏通階段，經驗否認 階段與插入階段的重複擺盪後，個體逐漸減少處於極端麻木或強烈苦痛的情 緒狀態。（5）完成階段，個體的意識經驗與行為回復到創傷前的平復狀態

（Horowitz, 1999）。

此外，周煌智等人（2006）表示大部分研究顯示面臨災難或重大壓力時，

個體會出現較多的心理障礙甚至演變為精神疾病的發生，與災難有關的精神 疾病包含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重鬱症、恐慌症、焦慮症與睡眠障礙等；其中 又以PTSD及重鬱症的比例為高，兩者間又以PTSD發生的機率更高。然而，

創傷與PTSD 並非等同意義的（synonymous）概念，學者指出，經歷創傷事 件是個人是否會發展成PTSD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因此「創傷」

與「PTSD」之間並非屬於「是」/「否」兩端對立的發展關係，也非必然的 演進邏輯（林耀盛，2003；Foa & Meadows, 1998 ; Yehuda, 1998）。Frankl

（1971）指出受苦性本是生活的本質意義，不一定直接以心理病理學架構處 理。因此，PTSD並非災難後必然出現的反應，也非災難後唯一的反應（O’Brien, 1998）。從許多災難心理的研究中發現，多數研究將受苦與創傷交替使用，

混為一談，忽略苦痛本身並不是病理學意義，將災後的受苦、受創的情形直 接予以診斷為PTSD，只著眼於症狀消除，則忽略了許多生命本質的意義

（Summerfield, 1998）。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影響創傷是否成為PTSD的因子 中，如個人對事件的認知評估（cognitive appraisal）、所知覺到的威脅或傷 害、原先所承受的壓力、生活歷史、個人的因應風格與策略、性格特質、性 別、家庭等等因素，可能是風險因子，卻也可能是保護因子（Yehuda, 1998）。

因此，探討災後受創者的身心狀態，不應限制於將創傷和PTSD劃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