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家的路線辯論
第一節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歐洲社會主義
階級國家合作帶來的危險（楊碧川，1992，115-120）。1875 年，兩個組織以《哥達綱領》為共 識，正式合併為「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恩格斯與馬克思皆因此對愛森納赫派提出警醒，認為
23 這樣的做法被弗蘭茨·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1846-1919)譏為「過分地把事物放到顯微 鏡下面」，「在詞句的笨拙、不適當、不準確這些小缺點後面尋找實際上不存在的陰險企圖」
（Mehring，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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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黨卻「不把現存社會當作現存國家的基礎，反而把國家當成一種具有自己、道 德、自由基礎的獨立本質」。馬克思也認為，當今社會所需要的不是國家開出救 世良方來「替解決社會問題開闢道路」，「調節總勞動的社會主義組織」也不應該 由國家出資催生，而應是在社會的革命轉變過程中由下而上地生長出來。
另外，普選權、立法權、集會結社自由等權利，馬克思（1953）認為與是資 產階級人民自由呼籲無異，若欲在當時德意志帝國內達成，首先便要推翻帝制。
但《哥達綱領》全文未提到推翻帝制，更不設想無產階級革命專政與共產主義國 家制度，在對國家性質未準確分析、亦無未來規劃的狀況下，馬克思批評德國社 會主義工人黨期待透過普選、人民權利、稅改等方式推動德意志帝國走向自由國 家，是請鬼拿藥單的做法。
從這樣的路線辯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儘管馬克思未必否定《哥達綱領》推出 的生產合作社等個別具體訴求與案需分配等基本主張，但是由於在「社會主義如 何前進」的問題上，與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懷抱著不同樣的基本藍圖，對於諸多 訴求與主張便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理解，進而在實作上產生出微小卻重大的差異，
例如生產合作社究竟該上由上而下宣導，或是由下而上萌生。
在原則性問題缺乏清楚明辨的狀況下，恰是這樣在實作中微小卻重大的差異，
透露了路線之間的分歧。由於《哥達綱領》篇幅較短，我無法判斷究竟是德國社 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者們缺乏對於原則與實作的連結、從而讓馬克思抓到「字詞 模糊」的把柄，刻意推往與自己路線相反之處詮釋，或是這些領導者的確如馬克 思所說，字詞模糊反映出了其立場的妥協與搖擺。但無論如何，這樣的路線辯論 不但豐富了社會主義的內涵，更讓後輩的社會主義者更審慎地選擇自己的戰鬥位 置，也啟發了我對路線辯論的基本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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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緩緩發酵。在 1891 年由伯恩斯坦起草的《愛爾福特綱領》（Erfurt Program）中，隻字未提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反而表態正因資本主義必定滅亡，黨要透過
（The Premises of Socialism and the Tasks of Social Democracy）一本書來全面地、系統地闡述自 己的觀點，盧森堡也緊接著寫了《社會改良還是社會革命？》（Social Reform or 奠定了黨內路線的重要基石，因此其「歷史意義」當然值得後人討論（Mehring，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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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德國社會民主黨繼續走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Luxemburg，1899）。也就是說，伯恩斯坦與盧森堡的辯論，有著強烈的現實目的。他們首先對當 生產關係與交換方式的矛盾，進而使危險銳化（Luxemburg，1899）。
27 以當代社運愛用的詞彙來說，大概可以說是「裹著糖衣的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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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議會民主方面，伯恩斯坦期待隨著工人知識的增長「選舉制度成為人民 的僕人」，社民黨應該努力進入議會工作，「促成和保證現代社會制度，在不發 生痙攣性爆發的狀況下，過渡到更高級的制度」。所謂痙攣性爆發是指無產階級 專政，對伯恩斯坦來說，是對「和平進入社會主義」的重大傷害，工人階級應 放棄何革命或專政的企圖，以免「嚇跑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喪失 與之聯合的機會。（Bernstein，1965：165-171）
盧森堡善意理解伯恩斯坦期望在國家議會通過法令加強對勞工生產條件的 社會監督，從而限制、乃至剝奪資本家權力，然而，盧森堡認為在資本主義國 家中，儘管有著民主的形式，現代議會仍然捍衛「資本利益」優先於「社會共 同利益」，當兩者牴觸時，必定是後者被犧牲。在「資本的利益就是社會改良的 自然界線」的前提下，議會所制定的勞動法令不是「自由勞動者的社會對自己 勞動過程的監督」，而是「資產階級對於資本生產過程的監督」；當今的社會監 督並非限制資本主義所有權，而是保護，並非干涉資本主義剝削，而是調節。
（Luxemburg，1899）
在這樣的狀況下，羅莎盧斯堡仍然肯定議會民主有其重要性，恰是議會民主 的無能，讓無產階級意識到自己的階級利益和歷史使命，「民主制不會讓革命成 為多餘，而是讓革命成為唯一可能」。（Luxemburg，1899）可惜，十九世紀末的 德國為帝國政體，議會在帝制中受到許多限制，其功能與性質大不同於當今共和 制度下的議會，因此我們較難借用兩人對於議會民主的辯論，來對當今運動提出 反省。
關於合作社，馬克思早在 1866 年針對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日內瓦代 表大會所起草的〈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中 ，清楚寫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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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與工會在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中的角色。馬克思期待透過合作社來證明「生產 制度」能夠在平等、自由的狀況下進行，儘管合作社無法廣泛地引起社會變革，
但仍是改造社會的重要力量之一，且消費合作社「只觸及現代經濟制度的表面」， 生產合作社「卻動搖它的基礎」，應優先嘗試後者。（Marx，1983：218-219）
對於生產合作社，盧森堡和伯恩斯坦都同意他雖然挑戰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模 式，但不可能成為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盧森堡認為生產合作社在資本主義體制 的包圍下，除非壟斷通路、迴避自由競爭，否則同樣只能透過剝削勞工來維持生 存；倘若壟斷通路，也僅能作為地區性實驗，且不幸已經證實實驗失敗。
（Luxemburg，1899）伯恩斯坦指出生產合作社的失敗證明瞭資本主義的堅不可 摧，德國社民黨應改為嘗試社會主義性質較低、但可行性較高的「消費合作社」。 消費合作社奪回了通路商的利潤，降低產品價格，因此「對國民經濟有用處」，
且讓無產階級不用訴諸暴力，就能奪取社會財富」；雖然消費合作社不直接挑戰 資本主義、「連國民小學的社會主義性都比消費合作社強烈」，但這恰是消費合作 社能成功的關鍵。（Bernstein，1965：153-160）盧森堡則對於這樣「不反對資本 主義經濟生產，只反對通路資本的利潤與剝削」的行動，似乎沒有太大興趣。
（Luxemburg，1899）
有趣的是，伯恩斯坦和盧森堡對於生產合作社與消費合作社性質的判斷，其 實沒有任何差別，他們都認為生產合作社對於資本主義的挑戰遠高於消費合作社，
但是在實作上卻有不同的抉擇。伯恩斯坦因此認為，前者注定失敗，不如多花力 氣在後者，對於分配正義加減有幫助；盧森堡沒有直接明示應該做啥，但不吝於 指出這兩實作方案的有限性。
在工會方面，馬克思也在日內瓦代表大會的指示中說明，工會最初的目的在 於透過團結工人，在較對等的勞資關係中爭取勞動條件，但工會同時是「消滅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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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勞動制度本身和消滅資本權力」的重要力量，因此除了進行地方的直接的鬥爭 外，也應該「超越狹隘的利己主義的利益」，把工人階級的徹底解放作為自己的 偉大任務。（Marx，1983：219-220）
伯恩斯坦與盧森堡同樣將工會可能的行動以及影響效果強度區分為幾個層 次。在「企業民主」以及「爭取勞動條件」方面，伯恩斯坦（Bernstein，
1899）認為這就是工會的主要目的了，工會若能妥善地達成這部分的任務，便 是功德圓滿；盧森堡（Luxemburg，1899）則認為「企業民主」根本不具有社 會主義的意涵，也無助於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工會爭取勞動條件固然重要，但 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就是建立在對工人的剝削之上，除非推翻如此生產制度，
工會僅能讓資本主義對勞工的剝削在「合理」範圍內進行，但無法消滅剝削。
伯恩斯坦（1965）盛讚工會的民主功能，但也更進一步提出警告，工會不 應對企業予取予求，要求在企業中「無條件的決定權」，以避免產生壟斷性與排 他性，成為特權分子。盧森堡（1899）恰恰相反，認為若工會取得了企業中無 條件的決定權與壟斷性才好，因為所謂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不應滿足於「摧毀 資本主義中的專制因素」，而應將目標設定在「推翻資本主義並取代之」；儘管 有著這樣的期待，盧森堡坦承工會在資本主義危機、產業後備軍時時威脅的狀 況下，難以將「工人階級解放」視為首要目標。
在以上的辯論即可看出，伯恩斯坦與盧森堡的根本差異在於，前者相信透過 種種改良措施終能消除資本主義中壓迫人的因素，從而和平進入社會主義，但後 者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任何改良的嘗試都只是杯水車薪，唯有革命能將人 民帶往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儘管兩人同樣支持工會運動，卻出自不同的目的，
前者是為了取得工會鬥爭的直接結果，提高工人物質生活、限制資本主義剝削擴 大，對後者而言，不論合作社、工會或議會鬥爭其直接結果對於推翻資主義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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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都相當有限，但在鬥爭中可以促成無產階級的培力與團結，為社會主義革命做 準備。
對於民主制度，兩人也抱持類似的態度，伯恩斯坦（Bernstein，1965）認為 民主政治即是國家逐步走向社會主義變革的改良，是滲透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 會主義因素，因此工人階級不應該嚇跑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應聯合
對於民主制度，兩人也抱持類似的態度，伯恩斯坦（Bernstein，1965）認為 民主政治即是國家逐步走向社會主義變革的改良，是滲透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 會主義因素，因此工人階級不應該嚇跑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應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