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家的路線辯論
第三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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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在前面介紹的幾個路線辯論中，我們觀察到一些有趣的事情。首先，這些路 線辯論作品的寫作形式，和當下的素材與情境脈絡、書寫目的高度關聯。例如，
第一節提到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和盧森堡的《社會改良還是社會革命？》
和列寧的《怎麼辦》，都是某個關鍵的政治局勢關頭，力挽狂瀾地希望警醒同志，
目前黨內的主流聲音有某些問題。因此，雖然未必提出相應的整套具體實作指示，
但對於他們所批判的對象，會不遺餘力的提出各種批判，希望黨至少先決定「不 要往那兒去」，可以再慢慢討論「那要往哪兒去」或「另外一條路該怎麼走」的 問題。
第二節我所引用的作品比較零碎，是由於當時留下來的宣言、評論等文章大 部分就是零碎、片段的呈現當時路線辯論的樣貌。可能因為學生運動畢竟是一個 鬆散的集合，沒有「黨」的強硬的框架來要求高度一致的行動綱領，衝突與辯論，
自然也是相較發散的。另外，19 世紀歐洲社會主義陣營可能逐漸取得國家機器，
路線之間的鬥爭成敗會直接影響幾年內的政治成果，但 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 的學生運動面對的是比較寬廣的空間，各路線在氣氛上似乎比較接近「各自努力、
一較高下」，雖然是鬥爭，但還不到「你死我活」的程度。所以個別組織發出的 宣言，少有對對方路線的尖銳批判，比較常是闡明自己路線的內容，以此與對方 作出區隔。
另一方面，三月學運期間，學生運動是以一個共同的大集會行動為前提，確 實這時候有「高度一致」的需求，但可能各自路線的理論框架與實作藍圖不夠完 整，誰都沒有能力在把對方鬥走鬥死後獨自撐下整個議題。因此，路線之間以暗 中牽制、恐怖平衡的形式進行角力，例如更改訴求的一個字、以小行動先發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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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刊物上以隱諱的文字偷渡自己的立場等等。關於 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的學 生運動，在我蒐集到的資料中，衝突感較激烈的是幾場論壇或座談會的發言內容，
但這些爭辯最後通常還是會被主持人收攏到一個「學運還有發展空間、多元討論 是好事、但大家還是要合作」的結論中。
第二個我在這一節想討論的事情是，這些路線辯論如何處理理論和實作的張 力。簡單來說，路線辯論有時候聚焦彼此實作上的差異，有時候是理論上的；有 時候彼此在行動上一致，卻是出於在理論相反的理由；有時候有著類似的理論或 情勢判斷，卻在實作上相互衝突。當然，所謂實作，不同語境下指的可能是比較 粗略、大方向性的訴求，也可能已經涉及執行上的細節、訴求步驟與力氣分配等。
馬克思基本上不反對敵方的個別訴求（合作社、工會、保護勞工的法令等）， 但是執行的具體細節，例如合作社的發展應由上往下或由下往上，卻反應出了雙 方在更大理論架構藍圖上的差異，所以會有所不同。盧森堡與伯恩斯坦的辯論則 多了一層「對客觀事實的判斷」。他們對於追求特定訴求可能引發的效果，有著 同樣的判斷，但依據不同對運動的期待，導致對於要不要做某事，有不同決定。
例如他們兩人都同意工會有兩個功能，一是勞動條件，二是企業內奪權，而伯恩 斯坦認為，所謂階級解放應該合法慢慢改良，不能訴之暴力，因此應該以產業民 主為目標，要盡量避免造成企業內的奪權、無產階級壟斷企業。盧森堡則認為，
單靠合法慢慢改良是不可能做到階級解放的，企業內就算實現民主，資本家仍然 是靠剝削無產階級在獲得利潤，企業內奪權才能真的翻轉生產關係、邁向階級解 放，但工會的體制不易做到，所以可能需要其組織的協助。
列寧的狀況稍複雜些。在《怎麼辦》中，列寧不但指出自己的革命路線與修 正主義在行動與思想上的差異，更強烈批判經濟主義在思想上的空缺，認為這會 導致他們的行動最後無法如其所宣稱的奪回工人階級經濟利益。修正主義在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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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上的妥協縱然令人憤怒，但經濟主義的「無原則性」更會使社會主義走向悲 劇。如果說，《怎麼辦》教導左派要有原則、而且手段要與原則相符，列寧在《共 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主張卻恰好相反，他在內戰的情勢中指出，
實作上原則和手段不可能完全一致，有時候我們勢必要為了維護原則、為了更長 遠的利益，而使用妥協手段。
在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學生運動中，由於素材比較零碎，比較沒有直 接看到指著對方路線從頭到腳、從實作到理論整套的尖銳批判。但不可否認的，
民學聯與自由之愛兩條路線在實作與理論上皆有衝突，且各自都能自圓其說指出 自己的實作是依循某個理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學生運動的共同基礎可以說是
「學生身分」，兩條路線在「學生與社會的關係」此一根本概念上就有落差、對 於「社會的根本問題為何」也有不同的診斷，但雙方都一定程度的「策略性使用 議題」，例如言論自由，來試圖解決各自眼中的社會問題。
在實作上的「沒有那麼壁壘分明」，可能是這場路線辯論，有時候被誤認為 僅僅是人際衝突的原因之一。這是我在這一節第三個想討論的問題。在幾次不同 的路線辯論中，都有某方在辯論的某一個環節，欲掏空辯論的意義，例如前面提 到的，將路線、立場的差異，矮化為年輕氣盛的分類械鬥。另外一種掏空辯論意 義的作法，是為辯論拍拍手，因為大家都很棒，所以辯論的勝負不重要。這種立 論會樂觀地看待各路線的「多元並置」，認為這是「存異求同」的某種健康基礎，
甚至體制內外應該「分進合擊」。
我認為，確實，路線辯論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運動中的各路線一定程度仍將 彼此視為夥伴，至少，在對抗一個更大的敵人時，我們是走在同一條反資本主義 的道路上。但是在同樣道路中，或許不同路線就是要搶主導權、就是認為自己的 路線比較正確、比較能引領同道路的人一起較有效地前進，才構成所謂路線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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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彼此鼓勵、各自為政即可，何須辯論、何須鬥爭？對於多元並置的說法，盧 森堡有一個強硬且清楚的比喻，他指出改良路線宣稱自己是走在反資本主義的道 路上，實際卻會使資本主義更穩固、使革命路線的工作更加艱辛，因此合法改良 和革命「不是食堂裡的冷盤和熱食」供挑選搭配，而是相互牽制排除的。
那麼，兼任助理運動中的不同路線，是不是食堂裡的冷盤與熱食？這就是本 論文欲處理的問題，讓我們繼續看下一章，來認識兼任助理運動的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