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公用電話中介的接觸焦慮
第二節 中介接觸焦慮: 話筒飛沫與愛滋針頭
電話從1950 年開始，逐漸進入都市生活之中，成為聯繫他人的重要媒介，
但是電話一方面透過電子線路媒介了話筒兩端的人，另一方面也透過話筒、話機，
「媒介」了共用同一部電話的不同使用者。不同類型的電話所中介的這類間接接 觸強度與範圍不同：家庭用的市內電話機的使用者比較單純，主要是家戶內的成 員；公司、商業辦事處、公家機關的電話機，則由單位內共用，使用者較多；而 立於街頭的公用電話使用者則最為流動、多元而複雜。然而，電話作為中介接觸 焦慮之物，除了這些使用條件的差異之外，對於他者接觸焦慮也是在其他不同的 技術與知識中共同裝配而成。換言之，在不同的歷史與技術條件之中，接觸焦慮 將以不同的樣態展現。本章將分別討論三個在1950 到 1990 年代之間，電話及公 用電話所引發的衛生消毒議題和爭議，並討論這三個電話與公用電話所中介的衛 生和消毒議題，個別展現出怎樣的接觸焦慮內涵，又分別與其所在之時代與社會 情境有什麼關聯。
一、電話消毒產業及消毒裝置爭議
台灣戰後的電話網絡鋪設受到經費拮据的影響並不算快，電話交換機的服務 量，一直到1952 年也僅僅回到日治時期的數量水準。同時，在戰後初期的電話 由於價格不斐，起初大多以商業與官方用戶為主，家庭使用相對較少。不過，雖 然電話本身的數量並沒有在戰後很快地就有爆炸性的成長，但於此同時卻出現了 一個有趣的相關產業：電話消毒業。1950 年代中期開始，報紙媒體上出現各種電 話消毒的服務與產品，形式多樣，包括直接到府提供消毒服務，販賣可附加裝於 電話機上的消毒器、消毒片、消毒罩，還有噴灑型的消毒劑等（詳見表 5）。在 1970 年前後，全台灣有數十家電話消毒器製造商18，以及大大小小的電話清潔服 務公司，構成了小有規模的電話消毒產業。
18企業心聲 電話消毒品製造業者 希望電信局應採的立場 (1971) 經濟日報，1971/08/08：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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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中央日報，1955/12/15：第五版。
31電話消毒器 用處可疑 專家表示似無必要 (1958) 聯合報，1958/03/25：第二版。
32同前註。
33電話筒上有無細菌﹖ 各持不同說法 電信局要取締「電話消毒器」 廠商陳情則指該器頗具價 值 (1961) 中央日報，1961/11/16：第三版。
341961 年全台灣的電話使用門數為六萬五千人左右（楊有明，1969），而大台北地區的使用者約 占其中四成上下。若以此換算，新聞報導所稱之「兩萬多戶」，便占了將近四分之三的電話用 戶。新聞報導所轉述業者所提供的裝機數量，其真確性難以考證，但無論如何顯示電話消毒器 在當時有一定的接受度和普及性。
40 體健康，甚至危及生命，這兩者相較，孰重。（經濟日報，1971/08/08：
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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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用電話話筒衛生與微生物檢測
接續前節，如果室內電話都有「汙染」之虞，那麼公用電話會傳染疾病的恐 慌就更明顯了。台灣都會區的公用電話建設數量，從1970 年代後就快速增加，
以台北市為例，在1971 年時全市公用電話還不到四千部，到了 1981 年已有超過 兩萬部，增加超過四倍。伴隨著公用電話數量增加，公用電話的使用量也大幅提 升，若從營收數字來看，1981 年的營收數字比起十年前增加了近十倍，可見公用 電話無論在數量或者社會的利用率上，都大幅的提升。而當利用率提升之後，公 用電話「話筒」衛生的問題也浮出檯面。
1981 年底，陽明醫學院的微生物學科完成了一項針對三百二十具公用電話 話筒的微生物檢測國科會計畫，研究台北都會區公用電話話筒的微生物含量及種 類，取樣地點包括西門町、重慶南路、士林夜市、板橋等商業區，天母、中永和、
南京西路等地區的住宅區，榮總、馬偕等醫院，以及陽明的校園。研究結果指出，
話筒上最普遍常見的是表面葡萄球菌、酵母菌、腐生性黴菌及機緣性腸內桿菌等。
其中商業區與住宅區的腐生性細菌與黴菌最多，而醫院內的公用電話則有發現多 重抗藥性的細菌與黴菌37。
檢測結果公布後，引起了報紙與新聞媒體的報導，報導大多詳述了該研究計 畫的檢測成果，包括各種發現的菌種，微生物含量的統計，以及細菌數量的分布 等等。記者也以該研究結果詢問了電信總局，電信總局的回應中強調雖測得細菌 但對人沒有影響，並引用歐美的研究指出：
公用電話話筒上確曾發現若干細菌，但大多屬於通常在空計、塵埃中可 以發現，且對人體無害的類型。
產生疾病的微生物被放置在話筒上時，很快就會死亡，倖存者亦消 失傳染能力。
電話機上所發現的細菌對健康的威脅，並未比別的物體如鈔票、錢 幣、…等長與手接觸及暴露在空氣落塵中的物體為大。（中國時報，
1982/11/10：第三版）
在報紙對於調查研究成果的報導中，也提及了調查很少發現像是流行感冒噬 血桿菌、腦膜炎雙球菌等重要的呼吸道病原體，大多細菌只可能會對於抵抗力衰 弱的人構成威脅，不必過度的恐慌。在電視新聞訪問陽明醫學院微生物學科主任 蔡文成的報導中，結論則下的更為直白而明確：
蔡文成：發現這個微生物的總含量，尤其在商業區跟住宅區，相當的高。
一個話筒平均算起來，在商業區有九千多個菌，這表示說這個電話話筒 很髒，在一個衰弱的病人的話，這些細菌也有可能有機會引起疾病。
37公用電話筒都不衛生 醫院電話還有抗藥性 陽明醫學院檢驗研究後指出 往往是呼吸道病原菌 媒介物 (1981) 聯合報，1981/12/18，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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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用公用電話應該注意哪些事情，怎麼樣預防？
蔡文成：這個問題，要預防我是覺得很難，個別的預防很難，但是衛生 單位可以做的事情是定期的檢查和定期的清潔。（台灣電視公司，
1981/12/19）
幾年後，電信總局也委託了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進行「公共電話機細菌汙染
1982/11/13：衛生保健新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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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及與高利用率，也使得公用電話成了與高度流動的陌生他人共享設施、間接 觸碰的場域。當公用電話成了中介個人與其他陌生他人接觸的媒介，而陌生他者 的曖昧與不確定性所代表的風險，又被連結上微生物檢測技術下的量化檢測結果，
公用電話的衛生議題便連結上「個人主義式的身體感」的最原始恐慌──與其他 疾病身體的接觸和共享器物──從而裝配出公用電話下的接觸焦慮。
三、愛滋傳說與疾病恐懼地景
在1990 年代後期，網路上散布著一篇關於公用電話的恐怖傳聞，在這個都 市傳說之中，提醒一般人使用公用電話時要格外注意，特別是在撥打電話結束之 後，因為吸毒者可能將使用過後的針頭，放置在公用電話的退幣孔之中。如果一 不注意習慣性的伸出手指去探取退幣口的零錢，就會被針頭扎傷而感染愛滋。在 同時期，類似與愛滋病相關的都市傳說還包括帶原者可能潛身在西門町的人群中，
伺機將含有愛滋病毒血液的針筒，插入行人的臀部，並悄悄告訴被害人已經感染 愛滋。還有另一個場景是在黑暗的電影院之中，當準備坐下看電影時，突然覺得 自己被針刺了一下，站起來之後發現座位上有一根針頭和一張紙，寫著：「面對 現實吧，你已經感染愛滋了。」
這些都市傳說可以說是一種特殊脈絡下的文化現象與集體敘事 (Campion-Vincent and Renard, 2003)，並且很直接了反映了 1990 年代台灣社會對於愛滋病 的集體焦慮感。1981 年美國通報了第一例愛滋病之後，世人才開始逐漸認識這 個極為難纏的病症，由於其在發病後有非常高的致死率，甚至被稱為是二十世紀 的黑死病。雖然如此，人們是在1983 年之後才逐漸找到引發愛滋病的病毒，並 在 1986 年才統一決定命名為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台灣在 1984 年底發現第一例愛滋病個案，兩年後出現了首例愛滋 病死亡的案例39，但社會對於愛滋的認識仍很有限，雖然知道體液和血液的接觸 傳染途徑，但是在1995 年雞尾酒療法發明之前，並沒有什麼太有效的治療方式。
HIV 帶原者有頗長的潛伏期，從外觀上無從辨識，但在發病後卻有極高的致 死率。同時愛滋病又常被與多重性伴侶、男同性戀、吸毒等普遍受到社會汙名的 群體連結，使得愛滋成為社會中強大的恐懼象徵。由於愛滋病的汙名，使得HIV 帶原者受到嚴重的歧視和心理壓力，因而構成了在都市傳說中帶有瘋狂性格，將 病毒傳染給他人的負面形象。HIV 帶原者潛藏在陌生人群中的印象，使得在另外 兩個愛滋都市傳說之中，是以擁擠的人群或黑暗的影廳作為敘事的背景，成為愛 滋病的潛在恐懼地景，對於愛滋病的焦慮具有著濃厚的陌生接觸焦慮性質。
那麼，又如何理解公用電話成為愛滋病的恐懼地景這點呢？這應和1990 年 代末期公用電話的發展與技術相關。1990 年代是台灣公用電話發展的黃金時期，
39首名愛死病患者死亡 台大進行病理解剖 死者病房及遺物均予消毒處理 據稱他曾有近百名同 性戀伴侶 (1986) 中央日報，1986/03/03：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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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話機數量、通話營收，皆攀上了歷史的高峰，對於都市人而言，出門在外 用公用電話連絡事情，接到BB call 訊號立刻找公用電話回撥，或者在車站用公 用電話聯絡約定的友人，這些場景都非常熟悉。公用電話幾乎可以說融入了一般 的都市日常生活之中。同時，1990 年代台灣也正剛開始從瑞士引進新型的光學 卡式公用電話機，並逐漸汰換舊版的藍色投幣式公用電話。換言之，在當時舊版
無論是話機數量、通話營收，皆攀上了歷史的高峰，對於都市人而言，出門在外 用公用電話連絡事情，接到BB call 訊號立刻找公用電話回撥，或者在車站用公 用電話聯絡約定的友人，這些場景都非常熟悉。公用電話幾乎可以說融入了一般 的都市日常生活之中。同時，1990 年代台灣也正剛開始從瑞士引進新型的光學 卡式公用電話機，並逐漸汰換舊版的藍色投幣式公用電話。換言之，在當時舊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