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論文
Institution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通訊技術中介的都市焦慮：以台灣公用電話為核心的經驗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mediated/ing Urban Anxieties:
The Case of Public Payphone in Taiwan
洪冬力 Dong-Li Hong
指導教授：王志弘 博士 Advisor: Chih-Hung Wang, Ph.D.
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July 2014
i
謝辭
碩士論文寫作真是一段奇特的旅程。帶著自我期許和些許困惑出發，在行旅 中逐步修正方向，探詢彼方的目標，旅程中雖遭遇困頓與身心疲憊和厭倦，在諸 多他人的協助提點下，峰迴路轉柳暗花明，目的地的景色雖和旅程出發時的那番 想像不同，但也算自成一幅風景，讓人鬆了一口氣。完成論文也意味著碩士生涯 的尾聲，論文寫作、知識汲取以及課外事務充實了這三年的生活，其中獲得諸多 協助與鼓勵，並結交了具有相近的價值觀和目標的夥伴，在此藉由這篇謝辭，致 上我由衷的感謝。
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王志弘老師，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給予的各種協 助，在研究方向陷入泥淖時，王老師的意見總讓人有撥雲見日的感覺，同時也要 感謝老師在我寫作過程中賦予的信心，甚至時常讓我覺得老師比我更相信這個論 文的價值與可能性，而王老師在最後關頭的鼓勵，也是論文能夠如期完成的重要 因素。在碩士論文之外，老師每週主持的讀書會，也協助我汲取了許多知識，並 逐漸建立了自己的知識圖譜，許多當時乍看無關的主題，後來皆在論文寫作過程 中起了一些關鍵作用。除了王志弘老師，我也要感謝兩位口試委員王佳煌老師和 吳鄭重老師，以及擔任計劃書口試委員的畢恆達老師，三位老師對於論文發問、
寫作與論證的精闢意見，不但讓我不斷地反思自己的論文寫作，更突破了許多自 己並未發現的盲點。
我也要感謝一起面對碩士論文和每週讀書會（以及王老師）的研究室同學，
Super、Lily、宜靜、瑩峰、陳琳、正芸、綱皓，每個星期和大家一起念書、修課、
討論、擠出論文進度，讓我在日常生活中不孤單，也增添不少歡樂的氣氛。另外，
我也很感謝一起在紹興和大桌打拚的夥伴，瑩峰、陳琳、政邦、宜靜、田可、Lily、
彥彤、宜家、怡瑄、澄澄、昀青、昱文、以德、宛穎、成瑤、柔安，在這三年能 夠認識志同道合的大家，並一起在紹興大桌做事，真是太好了。另外，也謝謝周 素卿老師、陳東升老師、簡旭伸老師、陳良治老師在我研究所階段的教學、協助 與鼓勵，讓我的研究所生涯過得充實而繽紛。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幸枝一直以來的陪伴，特別對於我在論文寫作期間，以 及參加組織工作的支持與包容。
本文僅獻給我摯愛的父母、家人與外婆。
ii
摘要
本文爬梳都市中人與他者的關係，提出接觸與分離兩種內蘊張力的都市焦慮 脈絡，並指出此兩種焦慮型態，可接合將都市人與其依存之基礎設施網絡視為一 體的賽伯格主體的概念，構成雙重的焦慮結構。本文以此作為理論核心，旨在討 論由都市公共設施所中介的人我關係動態、焦慮和緩解焦慮的秩序化模式。本文 特別選擇以公用電話作為都市通訊裝配為經驗案例，在「移動─固著」與「分離
─接觸」兩組辯證關係中，討論接觸焦慮與分離焦慮如何圍繞公用電話這個公共 通訊設施，在不同的社會─技術脈絡中裝配出不同的主體樣態，並進一步考察其 中不同的秩序化模式。在研究設計與方法上，本文透過蒐集、重整次級資料，在 雙重焦慮結構的概念指引下，重新建構台灣都市通訊關於焦慮的歷史敘事，並以 此分析其中的焦慮內涵、他者圖像與緩解焦慮的秩序化模式。
研究結果顯示，公用電話所中介的接觸焦慮，涉及了現代衛生知識與實踐所 生產出的個人主義式身體感下，對於問題化的他者身體之拒斥，而對此接觸焦慮 的秩序化，則是不同的人我劃界。在不同的社會─技術裝配之中，焦慮事件中他 者圖像的差異，導致三種不同的人我劃界實作，分別是：中介物的拜物教效果、
他者的物化、物的他者化。另一方面，公用電話所中介的分離焦慮，則涉及對於 電話連線的管控與治理，既須維持線路使用的暢通，同時也須有效控管線路，過 濾掉匿名的他者。在此，秩序化指涉了保持連結的技術與使用倫理，以及過濾連 結的技術與實作。最後，本文在結論進一步討論了兩種都市焦慮在行動電話時代 的變化，雖然公用電話所中介的焦慮看似在手機技術下逐漸消散，但作為焦慮根 源的都市人我關係，並未真正獲得面對，但原先涉及公共領域治理的議題，卻似 乎越來越仰賴個人的自我治理。最終，本文主張在急著將焦慮秩序化和消弭之前，
應該先試著面對都市焦慮，以及都市中的異質他者關係。
關鍵詞：接觸焦慮、分離焦慮、公用電話、社會-技術裝配、他者
iii
Abstract
In this research, I discusses two kinds of urban anxieties—anxieties of contact and no contact—which i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in the urban society. A dual structure of anxiety which linked the urban anxieties of others to an idea of humans as cyborg subject relying on urban infrastructures was proposed. My argument is that the urban anxieties mediated by public facilities reveals the dynamics of self-other relations.
Secondary data was collected and rearrange as the narratives of payphone anxieties for analyzing the content of anxieties, image of others in the anxiety narratives, and easement as well as ordering of the anxieties. By studying and examining the case of public payphone in Taiwan, I discuss the anxieties of cyborg subjects, with endogenous dialectics of mobility-fixity and contact-no contact, that assembled by different technologies of public payphone and social-technical context.
First, the anxiety of contact mediated by public payphone refers to the individualistic sense of body, which reject contacts of problematic body of other, formed under modern hygiene knowledge and practices. While payphone forms as the mechanical body of cyborg subject in the city, as public facility, it also become the fields of direct or indirect contact of others’ body.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endogenous tension of contacting others’ body within the body of cyborg subject. The analytical result shows three kinds of technology-mediated bordering practices between self and others—fetishism of mediates, objectification of other, and otherization of object—
corresponding with different images of other.
Second, the payphone-mediated anxiety of no contact refers to the maintaining and control of communication linkages. To ease anxiety of no contact, the communication linkage need to be both available and under control. Facing to the anxieties, technologies and ethic of using to maintain the linkages are adopted by cyborg subjects.
The technics and practices of controlling and filtering the communication linkages are also needed.
In the conclusion, I further discu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wo anxieties as well as the self-other relations in the mobile phone era. Although the public payphone- mediated anxieties of contact and no contact are relieved by self-owned and seamless mobile phone, the origin of the anxieties, the tension between self and other, are not really negotiated. Furthermore, the original issues and anxieties in public realm are
iv
hidden behind the self-governance of cyborg subject and their self-own devices, in other word, a cyborg subject with exclusive mechanical body and vision without others.
Keywords: anxiety of contact; anxiety of no contact; public payphone; social-technical assemblages; others
v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發問...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 4
一、陌生人研究與接觸焦慮 ... 4
二、即時性與分離焦慮 ... 7
三、通訊媒介與電話的人機合體與私領域化 ... 8
四、小結 ... 10
第三節 分析架構、研究設計與方法 ... 11
一、理論引導的歷史敘事 ... 11
二、次級資料分析方法 ... 12
第二章 都市移動通訊生活的誕生 ...15
第一節 都市的通訊基礎 ... 16
第二節 台灣的都市電信發展... 18
一、建設之始：清代到日治的電信發展 ... 18
二、重建與擴張：美援下的臺灣電信發展 ... 19
三、普及化與家庭化：1970 年代後的快速成長 ... 21
第三節 台灣的公用電話與移動通訊裝配 ... 23
一、戰後至1960 年代：作為公共服務的近用媒介 ... 25
二、1970-80 年代：作為出門在外的通訊裝置 ... 29
三、1990 年代以後：黃金年代的最後煙花 ... 31
第三章 公用電話中介的接觸焦慮 ...33
第一節 公共衛生、傳染論與個人主義身體 ... 33
第二節 中介接觸焦慮: 話筒飛沫與愛滋針頭 ... 37
一、電話消毒產業及消毒裝置爭議 ... 37
vi
二、公用電話話筒衛生與微生物檢測 ... 41
三、愛滋傳說與疾病恐懼地景 ... 43
第三節 他者身體的問題化和秩序化 ... 44
一、物所中介的問題化與秩序化 ... 44
二、物所中介的人我劃界與接觸焦慮主體 ... 46
第四章 公用電話中介的分離焦慮 ...48
第一節 即時性與個人性的移動裝配 ... 48
第二節 「不連結」的分離焦慮 ... 51
一、公共服務的脫節焦慮 ... 51
二、長話短說的使用倫理 ... 53
第三節 「壞連結」的分離焦慮 ... 55
一、公共之中的個人通話空間：電話亭 ... 56
二、電話彼端的匿名他者 ... 58
第四節 分離焦慮的主體：保持連結與治理連結 ... 59
第五章 結論：都市焦慮主體與手機時代 ...61
第一節 都市中的焦慮賽伯格主體 ... 61
一、都市焦慮如何秩序化：劃界與治理 ... 61
二、技術中介的焦慮主體 ... 63
第二節 邁向手機時代，我們如何共同生活？ ... 65
一、手機時代的公用電話 ... 65
二、手機時代的接觸焦慮與劃界問題 ... 65
三、手機時代的分離焦慮與治理的個人化 ... 68
四、賽伯格主體與個人主體 ... 69
參考文獻 ...71
vii
圖目錄
圖 1 消除間接人際接觸的設計 ... 3
圖 2 公用基礎設施的雙重焦慮結構 ... 11
圖 3 區域電報服務中不同類型的家用電報盒 ... 17
圖 4 日治時期臺灣電話用戶數(1903-1942) ... 19
圖 5 艾瑞克森構想的汽車電話 ... 24
圖 6 喀麥隆路邊的手機電話亭 ... 25
圖 7 信用制公用電話 ... 26
圖 8 引進之投幣式公用電話機使用方式複雜，電信局製作教學卡片 ... 27
圖 9 台北市公用電話累積裝機數 (1947-1981) ... 30
圖 10 拖車式的行動公用電話 ... 30
圖 11 多媒體公用電話機 ... 31
圖 12 公用電話話機數量與類型 (1990-2000) ... 32
圖 13 物所中介的人我劃界的三種模式 ... 47
圖 14 臺北市議會第一審查會（民政小組）公用電話申請案 (1955-1969) ... 52
圖 15 增設緊急報案鈕的 103 型公用電話機 ... 52
圖 16 公用電話錢箱遭破壞、竊取一空 ... 54
圖 17 報紙社論刊登兒童破壞電話亭的插畫 ... 57
圖 18 公用電話作為過濾陌生電話的功能 ... 59
圖 19 國家地理頻道在美國華府實驗「低頭族」行人專用道 ... 66
圖 20 個人化的手機是否改變了親密關係間的互動模式？ ... 67
圖 21 網路上有人繪圖戲稱WI-FI和行動電源是新時代的基礎需求 ... 68
viii
表目錄
表 1 分析資料一覽 ... 13
表 2 電話申請登記戶數與抽籤戶數比較 ... 20
表 3 台灣通信大事紀 ... 22
表 4 台灣公用電話機型 ... 27
表 5 各種形式的電話消毒服務與商品 ... 38
表 6 物所中介的他者身體問題化與秩序化 ... 46
表 7 接觸焦慮與分離焦慮的三個層次 ... 63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發問
不同於前現代的地域型聚落，都市乃是由異質、多樣的人群所構成，而與異 質他人的關係，則是以都市為核心的「現代性」之重要內涵。在都市中共存的他 人，大略可分成兩種類型，其一是為數龐大，隨時存在於身邊，但卻面目模糊而 互不來往的陌生他人，其二則是與自身存在較清晰的社會連帶而熟識的他人，這 種身處眾多陌生人群之中，保持部份熟識的社會關係，乃是都市生活的一般性狀 況。換言之，我們與他人的關係，有兩個相對的軸線，對於陌生人保持距離（keep in distance），並與熟人保持聯繫（keep in touch）。
這組看似對應不同群體，且帶有迥異邏輯的軸線，實際上是相互交纏並內蘊 張力的一組關係。若將其對應到另一組與現代性息息相關的軸線：移動與移動通 訊，則可看見其中的交纏與互張。隨著科技與移動體制的進展，人類移動的速度 與範圍與時俱進，時至今日，跨越長距離的通勤、旅行，已經是當代生活中習以 為常的一部分。這種移動力的轉變，也使得人們能更頻繁、輕易地在更廣闊的空 間界域中穿梭，跨越地域性的疆界，增加接觸到陌生他人的機會。於此同時，伴 隨移動技術而發展的，是使人們能夠更加即時、無縫地（無時、無刻）與他人保 持通訊聯繫的移動通訊技術。若不將「移動」通訊技術狹隘地界定為晚近的行動 電話等技術，考量移動與固著之間相互參照的辯證關係，並拉長時間尺度來看，
從電報、有線電話、行動呼叫，到晚近行動電話的技術進展及建置，其趨勢正是 逐步減少了「保持聯絡」的時間與空間限制。隨著移動力進展，與陌生人的接觸 機會增加 (Hirschauer, 2005)，而移動通訊演進則提供了更加即時而無縫的聯繫能 力。兩者共同演進又分別強化，正顯示出與陌生人保持距離而與熟人保持聯繫，
其間的交纏與張力。
保持距離與保持聯繫這組現代都市生活的一般關係，是個人展開生活時的欲 求。換言之，它們同時具有另一面的展現面貌，即對於無法與陌生人保持適當距 離的「接觸焦慮」，以及無法與社會紐帶保持聯繫的「分離焦慮」。首先，陌生人 關係與接觸焦慮，在對於都市社會與現代生活的研究和討論中，具有頗長遠的歷 史傳統，從十九世紀末的Simmel 開始，採取不同理論取徑的學者，對於都市的 陌生人關係提出各種不同詮釋與理解，但討論大多圍繞在人們如何面對環繞在身
2
邊，未知而無可預測的陌生人所帶來的焦慮感。當人們的移動性增加，增加了大 量接觸陌生人的非預期機會，便帶來接觸的焦慮；另一方面，移動性的增加，強 化了人們與熟識的社會紐帶間的空間分散關係，也帶來了無法保持聯繫的分離焦 慮。人們需要建立秩序與行動準則，來排除這些個人困擾與公共爭議，以便協商 和緩解兩種都市生活的焦慮，這是一種「秩序化」（ordering）的嘗試。理解接觸 與分離焦慮如何緩解或秩序化，正是認識有所差異的人們如何得以在都市共同生 活的重要關鍵之一。
這兩種焦慮在不同的社會脈絡與技術制度裝配（assemblage）中，具有不同 的呈現樣態。對於行動者而言，焦慮以怎樣的面貌現身或不現身，又捲入了哪些 個人困擾與公共爭議之中，並非純屬個人憂煩和人際互動的議題，而是必須考察 社會整體發展的階段特性，也必須奠基於特定的物質基礎，並凝聚於特定的物件 上。一方面，人們保持聯繫仰賴作為通訊媒介的科技物為中介（或身體的延伸）； 另一方面，在都市生活中，無法避免與他人共用和分享支持個人行動的公共基礎 設施，也使得這些共用物，成為與他人間接接觸的場域。換言之，兩種都市生活 焦慮不僅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中展現為差異的樣態，也與作為中介與場域的物質裝 配相互嵌合；這些物質裝配並非外生於（exogenous）都市焦慮，而是共同構成了 一個整體 (Amin, 2012)。
舉例來說，不同時代的通訊系統，就與分離焦慮的呈現樣態息息相關。John Tomlinson (2011)以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第二卷中，對於與祖母通電話的 描述，提出有趣的說明。在當時的法國，通電話必需事先登記，並在電話局等待，
但斷斷續續的通話品質與雜音，以及被接線生中斷的談話，令普魯斯特這樣寫道：
「聲音彷彿靠得好近，但實際上卻又分離。這也是永恆分離的預兆！……突然間，
聲音就停止了，此時我被拋下，更感孤寂」 (Proust, 1981:135, 137，轉引自 Tomlinson, 2011:184)。Tomlinson 指出，在電話出現前，距離代表了更加模糊、斷 裂的分離經驗，遠方他人的聲音不可能幻影般地突然出現又消失。對他而言，與 其稱說「人們對分離的焦慮感建構傳播存在的基礎」，不如說是傳播媒介更加重 了焦慮感 (Tomlinson, 2011)。無論如何，普魯斯特所描寫的這種體現為斷斷續續、
突然消失的聲音的焦慮感，與當時法國電話系統發展狀態的關係不言可喻。
另一方面，接觸焦慮也鮮活地以不同樣貌展現於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除了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行為模式外，由於公共設施也是人們間接接觸的場域，接觸焦 慮也就體現於人與物之間的關係。舉例來說，許多人對於公車或公共座椅上，前 一位使用者留下的體溫感到困擾；在公車上，經常能見到有人在入坐前，會先將 椅子「拍涼」的舉動。這個焦慮也受到設計者關注，2009 年台科大工商設計系的 學生葉銘泓，在他的畢業設計作品「trace」中，就參照了這個考量（見 圖 1）。
他採用記憶材質的座椅，使得下一位使用者得以輕易辨識、避開上一位使用者的 痕跡，包括可見的坐痕與不可見的餘溫。在此，座椅是人們間接接觸與產生焦慮 的場域，接觸焦慮則以殘餘溫度的樣貌展現出來。
3
正是這種由物作為場域或媒介的性質，使得對於兩種焦慮的討論存在交會的 可能性。分離焦慮往往涉及人們對於通訊的近用，接觸焦慮則牽涉公共空間中的 陌生人接觸，乃至於公共設施的間接使用經驗等；公用電話正同時包含了這兩種 特性。現今的都市空間中，在行動電話高度普及的情況下，公用電話幾乎成為都 市中的殘餘地景。但在1990 年代以前，公用電話是都市中重要的通訊基礎設施，
無論是話機設置數量或者每年營收，都逐年成長。但如前述，公用電話作為中介 與場域，也同時體現了兩種都市焦慮。換言之，公用電話的歷史，並不只是技術 系統的更迭。考察圍繞著公用電話發展的都市生活史，以及其中的焦慮、緊張與 爭議，將能看見在不同時期的體制與物質裝配中，兩種都市焦慮所體現的不同樣 態。同時，對於這些焦慮、緊張與爭議的緩解措施，則是將這兩種焦慮秩序化的 嘗試。在公用電話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見分離與接觸這兩種焦慮，以及焦慮的 主體嘗試將其收歸「秩序」的緩解措舉，是如何交纏與演變，並圍繞著打公用電 話這個日常生活行動而展開。
總而言之，都市中的人們乃是共享著諸多基礎設施而開展各自的生活，內蘊 由技術所中介的公私劃界張力。因此，面對如公用電話這類公共設施的治理議題，
必然涉及與他者的關係，以及因他者關係而起的焦慮和秩序化。公用電話曾引發 的緊張與爭議，反映了兩種都市生活的焦慮，而爭議的緩解之道，則揭示出對於 兩種焦慮的秩序化邏輯。由此觀點切入，本研究將經驗性的具體發問，區分為三 個層次：首先，台北的公用電話發展歷程中的轉折，揭示了怎麼樣的分離與陌生 接觸焦慮？兩種焦慮在不同的階段中，以哪些公共爭議的樣態展現？其次，以不 同樣態呈現的焦慮與爭議，其歷史與社會性的脈絡及根源為何？特定的物質與社 會裝配如何中介這些焦慮？最後，由技術中介並裝配而成的焦慮主體，如何嘗試 緩解這些焦慮？反映出怎樣的主體與他者關係？
圖 1 消除間接人際接觸的設計
資料來源：http://blog.yam.com/abnpprlzv/article/24871493
4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根據本研究的發問與論旨，文獻回顧區分為三個部分，探討由技術中介的都 市焦慮。第一部分爬梳都市社會研究脈絡中，循著「陌生人」和「即時性」兩個 概念所探討的接觸焦慮與分離焦慮；第二部分則是從「人機合體」的角度，討論 都市中的人們，作為一種賽伯格（cyborg）式主體的內蘊焦慮。最後，本文嘗試 嫁接這兩者，作為公用基礎設施中介下之「雙重焦慮」結構的理論基礎，指出依 賴著都市基礎設施而活的都市主體，同時面對與他人共享設施造成的潛在緊張，
並且是一種賽伯格式的焦慮。換言之，焦慮及其秩序化都不只是社會性的，同時 也由特定的技術與物質裝配中介而展現為不同的樣態，這提供了理解都市公共基 礎設施治理的另一個向度。
一、陌生人研究與接觸焦慮
（一）Simmel: 陌生人與都會心靈生活
Georg Simmel 曾在其都市社會書寫中論及都市中的陌生人關係，更有一篇 以〈陌生人〉為題的短文。Simmel 在文中描述了陌生人的一般特徵，認為陌生 人是一種持續存在而不相互從屬的關係（fixed within but not belong to）。這種關 係並非基於差異與未知，相反而弔詭地，是基於相似、和諧與親近性，而使人無 法感受特殊關係。因而，陌生人「既疏離又鄰近」，是一種忽略了個體特性與差 異，而被均一化看待的典型 (Simmel, 1950)。Simmel 藉由書寫陌生人，批判了現 代性的都市社會狀況。他指出，都市社會中的人際關係，由於貨幣關係的標準化 成為常態，促使獨特的人不再存在，陌生成為普遍的關係；這種貨幣哲學般的思 維，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層面，導致一種冷漠的態度，或許嘗試透過追求風尚
（fashion）尋求獨特性，但很快地就會感到厭煩、空虛（blasé）。
Simmel 的陌生人研究，不只是在描述他所處時代的都市社會經驗現象，而 是直指其核心關懷：個人與文化形式間的張力。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大都會與 心靈生活〉中所言，都市生活的自由與逃逸性，以及各式各樣的差異群體與其興 趣，反而使得都會生活形式必須整併於一個高度「去個人化」的結構中1。Simmel 指出，在這種都市生活中，追求高度個人化及無盡愉悅的主體，會陷入一種厭煩、
空虛的焦慮心理。對Simmel 來說，試圖透過「客觀」外在的活動（文化形式），
來實踐自我的生命意義，最終將會與人自我的本質疏離（alienation），猶如陌生 人關係的均質性與冷漠疏離一般。
1 Simmel 以標準時間為例指出，假使在某個時刻，都市中所有鐘錶的時間都大亂，即使這樣的時 間混了只持續了一個小時便回復正常，仍會大亂上好一段時間(Simmel 1950)。這個例子說明了 都市中看似自由、異質的個體，仍然整併在一個穩定而去個人化的結構當中。
5
（二）互動論的陌生人關係
Simmel 筆下的陌生人，處理的是都會生活中自我異化與冷漠的心靈狀態，
談的是個人與其自身生命意義實踐的焦慮與困境。相對於 Simmel，有些研究則 採取互動論的角度，將陌生人的論題聚焦在都市社會中的社會互動模式上。互動 論的重要學者Ervin Goffman 認為，社會秩序的構成仰賴一系列的社會互動規則，
宛如一場規制明確的互動儀式。Goffman 觀察日常生活中的互動，指出街上彼此 陌生的路人在街頭相遇時，會快速掃視對方；當彼此擦肩而過時，雙方都會避開 對方的目光，避免四目相交，他稱為「禮貌性疏忽」（civil inattention）(Goffman, 1972)。Goffman 指出，這樣的舉動避免了公共空間中，對於陌生他者過於唐突、
失態的行為，透過這樣的互動儀式，人們得以迴避他人，並顯示出彼此之間並無 敵意。
這種與陌生人的互動儀式與規則，也涉及了空間與社會關係的劃界。Lyn H.
Lofland (1973) 認為，都市人對於陌生人具有的不可預測性，有一套應對措施，
這是一種範疇性認知的能力，稱為秩序化（ordering），人們藉由著認知結果與陌 生人互動。包括一些符號秩序，例如制服或其他穿著標準，以及在公共空間中的 行為舉止準則，還有公共空間的劃界秩序等。Lofland 認為，我們之所以得以生 活於充斥著陌生人的都市中，正是因為存在這些消除「陌生感」（strangeness）的 方式，使我們得以辨認出這些未知他者在某種意義上的確定性或秩序 (Lofland, 1973)。
Lofland (1973) 除了指出陌生人互動與空間（劃界）的關聯性以外，他對於 都市中的陌生人互動與秩序化，也提出了歷史的關照視野。他考察了被他稱為前 工業都市、工業化都市，以及現代都市的三種典型，其公共空間中陌生人秩序的 歷史轉化。Lofland 認為，主宰前工業都市陌生人互動的「外表秩序」，在現代都 市中已轉為由「空間秩序」所宰制。同時，Lofland 也指出，現代都市社會所面 臨的轉化，並非人們失去了理解其他個體，建立深入關係的能力，而是人們獲得 了將他人理解為某種類屬（category），並輕易從表面關係中逃脫的能力，也就是 他所謂的秩序化。
（三）陌生人的現代性與劃界政治
Lofland 觸及了陌生人關係與空間劃界的關聯，而這個論旨在 Zygmunt Bauman (2002) 筆下更加明確。他將陌生人置於我群與他群對立性的劃界關係中 討論，指出陌生人正是跨在這個對立性之上，暴露了所謂的分界，實際上是不斷 劃界／跨界的虛構線。Bauman 澄清指出，陌生人並不是不熟悉之人，相反地，
陌生人是我們熟悉、且不能忽略的存在。正是這種既非朋友，亦非敵人的關係，
引起了對於陌生人的焦慮 (Bauman, 2002)。他所要討論的核心，是在不同的社會 中，人們如何面對陌生人與其風險，並以此作為他區分現代社會與後現代社會的 基礎。Bauman 認為，秩序與混亂之間的張力，正如同劃界的企圖與陌生人的曖 昧性間的緊張。
6
類似於 Lofland 的論點，Bauman 也指出了從外表隔離法（segregation by appearance）轉向空間隔離法（segregation by space）的過渡。然而，若當這種實 質隔離的作用有限，精神上的分離就顯得重要。Bauman 進一步指出，厭惡與敵 視是明顯的預防措施，一種對於「傳染」的焦慮，同時具有實質上與隱喻上的意 義，包括傳染病、衛生問題對於健康的危害，受到影響而造成生活風格和習慣的 改變，以及道德淪喪的恐慌，時常加諸陌生人之上。換言之，陌生人關係的倫理 性質消失了；Goffman 所說的禮貌性疏忽，其實是一種道德隱形（moral invisibility）， 或者道德上的疏遠。陌生人或許不被當成敵人，然而拜禮貌性疏忽之賜，人們對 於陌生人往往如同對待敵人般的冷漠 (Bauman, 2002)。
Richard Sennett (2007) 指出，這種在公共場合的沉默，或者用他的話說：「一 種露面（visibility）和孤立（isolation）的弔詭」，困擾著公共生活。Sennett 從另 一個角度直指 Bauman 所言道德冷漠的核心，他認為私密（intimacy）正是藉由 否定公共的存在，來試圖解決公共的問題 (Sennett, 2007)。Sennett 也對於陌生人 提出了一套界定：
陌生人指的可能是兩種迥異的人物。[…]第一種陌生人等同於局外人
（outsider），是人們對於自己的身分（identities）有足夠的意識，因此能 形成一套規則，來決定誰屬於或不屬於我們。在這些規則並不適用的地 方，陌生人的意涵就有所不同了：陌生人是不知名的人（unknown），而 不是外人。一個陌生人可以在這些條件下，被一個有擁有自己的身分規 則的人所體驗，[…]，然而，陌生人作為一名不知名的人，卻能夠支配 那些尚不清楚自己身分的人的看法，這些人可能正失去傳統的自我形象，
或屬於一個還不能清楚界定的新社會群體。（Sennett, 2007: 65）
換言之，陌生人在社會組成相對穩定的情況下，是第一種意義下的集合（陌 生人是一群外人），具有相對明確的區別；但在尚未定型，或群體正在興起的社 會組成中，則是第二種意義的陌生人（陌生人是一群不知名的群體）。對於Sennett 而言，陌生人的議題與歷史社會的變革息息相關，他也據此批評Goffman 式的互 動論，呈現一種靜態、缺乏歷史向度的場景。對於Sennett 而言，關鍵不在於均 衡的情境與社會秩序如何構成，而是這樣的場景何以出現，如何因行動而改變，
又如何因寬廣的歷史力量運作而消失 (Sennett, 2007)。
至此，陌生人的討論不僅接合上有關現代性的討論，也與劃界政治息息相關。
換言之，對於陌生人接觸焦慮的秩序化，不僅指涉如Goffman 與 Lofland 所討論 的互動規則，更涉及了在都市公共領域的空間與道德劃界。Amin (2012)便指出，
當代歐洲的脈絡下，一種展望由負責任公民組成協力社會的邏輯，指向對於陌生 人的馴化或排除，這種強化同質社群連帶的價值，不僅暗含仇外情節，同時也否 定了當代多元的社會構成 (Amin, 2012)。對於陌生人的討論，Amin 也反對空間 決定論或互動論的看法，他認為陌生人關係及其政治，並不只是在特定的空間或 社會互動規則中生產；非人的物質裝配與維繫，也是使得對於主體的權力效果得
7
以在網絡關係中發揮的重要構成。換言之，物質裝配不只是外生於(exogenous) 社 會關係的脈絡，而是共同構成一個整體。 (Amin, 2008, 2012)。
總而言之，不同的作者討論陌生人議題，各有不同的研究關切，但陌生人關 係與焦慮所牽連的範疇，則在各方詮釋中逐漸擴大。這種焦慮涉及對於陌生他人 的範疇性認知，或者一套互動邏輯、準則，但並非是靜態的情境，而涉及了歷史 社會的變遷，乃至於物質的裝配。另一方面，對於焦慮的秩序化亦然，它不只是 一套行動邏輯，也涉及精神性的隔離、道德冷漠，以及公共的退縮與親密性、個 人性的興起。同時，參照Amin (2008, 2012) 有關物質裝配的論點，秩序化必然 也涉及捲入社會關係脈絡的另一套物質裝配。
二、即時性與分離焦慮
相對於陌生人研究，關於「保持聯繫」的分離焦慮研究，其「物」的向度則 相對明確，對於分離焦慮的討論，與通訊科技的進展往往緊密相連，甚至帶有科 技決定論的色彩。除此之外，雖然名為分離焦慮，但實際上是由欲望與焦慮相互 纏繞，分離焦慮一方面指涉了與公領域的資源或私領域的親密關係的斷裂，獨身 面對世界的焦慮感，另一方面也涉及積極保持聯繫的欲望，兩者間的關係是動態 且相互影響的。
關於聯繫的焦慮與移動力的提升息息相關。Peter Adey (2013) 指出，我們透 過移動通訊掌握的移動化 （mobile-ization）促成且強化了移動的生活方式，以及 物理上的分散關係，令我們得以保持「持續連繫」或「永久接觸」(Adey, 2013)。
反過來說，這種移動化的能力，使得使用者出現了隨時隨地與他人連接的欲求或 焦慮 (Henderson, Taylor, and Thomson, 2002; Lee, 2006)，甚至有人認為，行動裝 置的大眾化，帶來廣泛的即時連結，使得我們進入了「個人通訊社會」（personal communication society）(Campbell and Park, 2008)。
無論如何命名這種轉變，通訊科技確實帶來了愈漸綿密而即時的「遠距在場」
（telepresence）與即時性 (Tomlinson, 2011)。然而，這種即時性並非去歷史地突 然出現。即時性以及相對應的分離焦慮，與科技傳播的發展息息相關，並且隨之 展現為不同的樣態。同時，我們也應該避免落入科技決定論，或者某種單純的科 技系統論，只把特定的分離焦慮視為某種或某些科技進展下的產物。相反地，以 特定樣貌呈現的分離焦慮，是鑲嵌在特定的科技－社會形構，或者說通訊體制
（regime of communication）之中，涉及特定的物質構組、組織模式、觀念及主體 形構。
這種科技－社會的觀點，在Paul N. Edwards (2003) 討論都市基礎設施的文 章中，有了更進一步的闡揚。他指出，基礎設施與社會間存在不可分離的關聯，
一套科技系統之所以是基礎設施，不僅涉及技術性的硬體構成，也仰賴相應的組 織、社會溝通的背景知識，且需具有普遍的接受度與依賴性，以及高度的可及性。
8
換言之，基礎設施的運作結合了硬體、社會組織與結構，呈現出交纏社會技術性 (Edwards, 2003)。以此觀點檢視公用電話與分離焦慮的發展歷程，便可發現其作 為都市通訊基礎設施的功能與意義之轉化，與不同的社會、技術脈絡間的關聯。
具體來說，在不同的時期中，由公用電話的缺乏所引發的分離焦慮，其對應聯絡 對象、使用時機，以及使用主體，各不相同。
三、通訊媒介與電話的人機合體與私領域化
公共的通訊媒介，具有中介兩種都市焦慮的特質，而其中的張力也展現在學 界對於「媒介」的討論中。Marshall McLuhan (1994) 認為「媒介是人自身的延伸」， 形塑了人們的感覺結構，換言之，「媒體即訊息」(McLuhan, 1994:7)。葉啟政（2005）
認為 McLuhan 的說法雖然指出了媒介體現於人身上的作用，但並未明析究竟是 關注人的主體能動性，抑或是媒介本身的結構作用。葉啟政認為應該把「媒介」
以及「媒介所賴以存在的社會場域」視為具有某種結構特質，促成了身體以及個 人意志展現；換言之，媒體科技使人們主觀上感覺到個體意志的自由表達機會，
具有一種促成可能性。因此，葉啟政將 McLuhan 的命題倒轉理解為「人的身體 是媒介的延伸」，把媒介與身體放在「行動／結構」、「個體意志／社會結構」的 辯證下討論 (葉啟政，2005)。
關於技術與人的關係此一命題，Donna Haraway (2010)提出人機合體／賽伯 格（cyborg）的存有狀態，為此議題提供了一條後結構主義的理路。賽伯格打破 了人／有機體與非人／機械的二元對立框架，是一種模控的有機體（cybernetic organism），機器與有機體的混種 (Haraway, 2010: 244)。王志弘（2002）認為，
人機合體的存有狀態可以從「補缺」（prosthesis）的角度理解，諸如由義肢、眼 鏡等裝置構成「補充不足」的自我附加物，以及延伸來看，工業化與電子化的技 術產品延伸了人類的感官、行動與溝通，也可視為「補缺」的延伸涵義。因而在 這個意義上的「補缺」不只是彌補身體不足，更是強化、擴張人的存有（王志弘，
2002）。另一方面，王志弘也從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的「賤斥」（abjection）
概念：一種無法區分「我」與「非我」而產生的恐怖，指出賽伯格可能內蘊之人 與補缺物的張力：既是主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又可能是主體亟欲排除的異己。
換言之，賽伯格是一種蘊含慾望（補缺的滿足）與焦慮（賤斥的恐懼）的主體狀 態。
在都市研究中，Matthew Gandy (2005) 循著 Haraway 的觀點，視當代主體為 身體與都市基礎施交織而成，基礎設施不只共同構成都市人賴以維生的物質系統，
亦中介了人們的慾望、想像，因此 Gandy 主張應從「賽伯格都市化」（Cyborg urbanization）的角度，掌握當代都市中身體─技術牽絆（body-technology nexus）。 Graham 與 Marvin (2001)認為這種賽伯格觀點，也提供一種將都市狀態視為社會 科技過程（sociotechnical process）的網絡視角，或者反過來說，賽伯格亦是網絡 化的主體狀態，透過技術中介始終與他者牽連。不過，這種都市賽伯格主義的核
9
心概念，是將都市視為是各種網絡拼裝而成的賽伯格，換言之，是以這種觀點反 對邊界明確的都市存有論。然而，在個人的尺度上，考量都市中的個人及其日常 生活必然仰賴都市基礎設施網絡而進行，那麼也應該將個人與都市基礎設施網絡 的關係視為一種賽伯格式的關聯。
「補缺─賽伯格─賤斥」的內蘊張力，呈現了賽伯格主體的兩種潛在焦慮，
其一是技術中介失靈造成的補缺失能的焦慮，其二是對於技術中介的自我與異己 混雜狀態的賤斥感。這個張力體現於在公共的基礎設施脈絡下，人們一方面在基 礎設施的「補缺」下，獲得了更大的感官與行動能力（例如能夠快速、方便的透 過交通系統移動、獲得即時訊息等等），並會因為基礎設施的失靈而陷入失能的 焦慮；另一方面，又可能因為基礎設施的共用性質，而陷入與陌生他者共享賽伯 格身體而無發區分人我的賤斥狀態，這是賽伯格這個角度下的分離與接觸焦慮。
無論是媒介與身體相互延伸，或者賽伯格身體的論旨，都在討論科技與個人 主義式的主體及其身體的關係。然而，媒介的個人主義趨向有其歷史過程，吉見 俊哉（2013）考察十九世紀中後期開始的電話發展歷程，發現電話的個人化與標 準化，乃是在二十世紀初建立起都市為基礎的通訊資本主義體制後才出現，取代 了具有地方網絡與村里廣播性質的地方電話系統。換言之，電話的私領域化與個 人化，與都市中產階級意識形態和電話產業整併的歷史過程息息相關(吉見俊哉，
2013)。這種以大都會為基礎的普遍性全國系統，體現了布爾喬亞對於公私領域 劃界，以及個人隱私的價值觀。若透過電話的私密交談被第三方聽到，是對於個 人電話會話「自由」的侵犯，電話被明確的規劃於私領域的範圍2，電話功能不斷 純粹化，成為私密的媒介(吉見俊哉，2009)。
陳佳雯 (2009) 考察了家用電話的功能與意義轉變，則提供了更為動態的觀 察。他指出，從1980 年代開始，家用電話從彰顯身分地位的奢侈品，轉變為家 戶生財、對外聯繫的工具，再逐漸成為聊私事為主的家內用品。伴隨電話角色與 意義的轉變，電話進入家屋，模糊了屋內屋外的界線，造成家的去地方化。這點 從家用電話在家戶內的位置，從開放的客廳逐漸轉移到私密的房間，可見一斑。
但是這種家用電話的個人化意義，在行動電話的普及下又再度逆轉，成為了家的 象徵 (陳佳雯，2009)。但無論如何，電話通訊的私領域性格已相當明確，行動通 訊更是如此。Sennett (2003) 認為，維繫自主個體在都市中暢通移動，依循身體 循環隱喻的現代性市街計劃，彰顯的是一種個人主義式的身體。那麼，「移動」
與「通訊」的結合，不正是這種個人主義的極致表現嗎？
英國小說家愛德華·福斯特 (Edward Morgan Forster) 的小說《綠苑春濃》中
2 吉見俊哉的研究指出，這個趨向個人化與私領域化的發展，與資本主義電話體系的發展息息相 關。具有鄰里公共性質的村里電話被整併、消解，早先具有濃厚個人色彩，甚至可以提供許多 個人資訊服務的接線生，在電話產業的勞動訓練制度下標準化、去人化，接線生的訓練從一開 始注重溝通內容與反應，轉變為注重聲音形式，企業雇用接線員時，關心其「音質」更勝於機 制反應。接線員的應答內容與聲調被設定了特定規格，使得電話作為個人的、私密的媒介的特 質，更為彰顯。(吉見俊哉, 2013)
10
有一句名言：「除了連結，別無他法。」Sennett (2003) 認為，福斯特的小說乃是 受到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的影響，看到獨立自主的個人主義陰鬱的 一面，人們因為只看著自己，因此能共存；因為冷漠，所以寬容他人。Sennett 說：
「佛斯特的小說顯示了，一個城市社會要能連結緊密，必須人們不是以個人的方 式彼此連結；人們若孤立起來，彼此漠不關心，將只會在社會上形成不幸福的均 衡狀態」(Sennett, 2003: 424)。他藉此反思十九世紀後，西方城市中強調個人身體 移動，由身體循環系統隱喻的都市規劃。然而，福斯特對於都市冷漠而孤獨的個 人主義主體，提出「除了連結，別無他法」的呼告，這句話有另一種當代的解釋，
一種個人主義式連結的弔詭：人們依附於逐漸展佈的通訊網絡，並仰賴共享的基 礎設施，處於一種既流動又連結／接觸的狀態。這種弔詭，正呼應了本研究從「接 觸焦慮」、「分離焦慮」著眼，關注兩者交織共構的都市人矛盾的主體狀態。
四、小結
Gandy (2005) 將都市基礎設施視為人們賽伯格主體的體現，事實上暗指了當 代的主體狀態，乃是由公共的基礎設施構成的賽伯格主體，以及個人主義的移動 與通訊主體，共同組成的「賽伯格+慾望+焦慮」混合體。若將都市社會研究關於 他者的兩種焦慮，連結上賽伯格所內蘊的補缺與賤斥，便構成本文討論基礎設施 所引發之焦慮的主要結構（參見 圖 2）。
此架構提供了從「焦慮秩序化」考察基礎設施治理的面向，其一是由公共基 礎設施所中介，因共享設施而與陌生人產生直接或間接接觸而引發的賤斥／接觸 焦慮；其二，鑲嵌在資通訊基礎設施網絡中，而構成的個人主義移動主體，也會 產生無法即時地與他人、網絡連結，而產生補缺／分離焦慮。這組焦慮及其所體 現的都市主體與他者之關係，在不同的脈絡之中具有不同的呈現樣態，且是一種 與特定物質裝配、制度、論述共組的體制。另一方面，基礎設施的治理議題面臨 者組內蘊的張力與焦慮結構，必須有一套相應的秩序化以緩解焦慮，而其中不僅 涉及個人的日常生活因應，也牽涉對於物質裝配、制度、論述的治理。
本研究認為，這種複雜的狀態恰可在「公用電話」逾半世紀的發展，由無到 盛，再由盛轉衰的特殊例子中彰顯。第一，公用電話作為公用通訊基礎設施，曾 在過去獲得極高的使用率，成為構成都市通訊生活的重要裝置之一，同時，其公 共使用的特性，也使得公用電話成為都市中他者接觸的媒介與場域，換言之，在 公用電話這個特殊的裝置上，巧妙的接合了分離焦慮與接觸焦慮兩個層面，使我 們可以同時考察兩種焦慮是如何由科技物所中介並裝配成特定樣態。第二，在移 動通訊這個命題上，公用電話也隱含了「移動」與「固著」的辯證關係。公用電 話雖然必須裝置於定點，受限於電力與電信線路的範圍，但在都市中普遍裝設的 公用電話，也提供了近似「隨時隨地」打電話的能力，而發揮「移動通訊」的效 果，換言之，雖然公用電話的密度與即時性不如行動電話般全面，但也很難完全 否認公用電話一定程度符合「移動通訊」這個命題，並有助於我們思考移動與固
11
著間辯證與相互參照的關係。因此，本研究以公用電話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關 注台北的公用電話發展歷程中，這些焦慮如何在不同的歷史社會情境中，展現為 不同的公共爭議與焦慮，又如何被不同的體制與物質裝配秩序化。
第三節 分析架構、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理論引導的歷史敘事
本文考察與陌生他者的接觸焦慮，以及熟悉他者的分離焦慮，如何由技術的 中介展現和秩序化，並以公用電話的建置和使用，作為映照和中介這些焦慮的場 域。文獻回顧中指出，這些焦慮不只是個人的生活困擾，也不單是一套個人行動 邏輯，而是涉及協商人我劃界和特定物質裝配的公共議題。因此，本文藉由探討 圍繞著公用電話發展歷程的公共議題，掌握不同時期兩種焦慮的實際呈現樣態；
同時，此一研究取徑也使我們得以考察由不同行動主體、制度、道德規範、知識 論述，以及各種物質技術所裝配構成的秩序化體制，如何解決／緩和不同的公共 爭議。
以公用電話及通訊媒介的技術─社會裝配作之發展歷程為研究對象，本文無 可避免地面對蒐集歷史材料、撰寫歷史敘事以及以此作為分析的兩難。歷史研究 與社會分析的兩難在於，社會分析往往在史料的處理上不夠細膩，理論架構的適 用顯得僵硬而有鑿斧過深的刻意之感，但若在歷史敘事的特殊性中過於鑽研，則 又會落入極端的特殊主義（parochialism）中，而失去社會分析的理論力道（柯志 明，2010）。這是歷史社會研究面臨的普同化與特殊化的兩難，但歷史研究並不
賽伯 格主 體 關於
他者 的焦 慮
接觸焦慮
分離焦慮
賤斥
補缺
存在張力又隨著 移動性共演化
人機合體不可 或缺與賤斥自 身的內蘊緊張 由公用設施中介的接觸焦慮／與 他者共享賽伯格身體產生的賤斥
無法藉由基礎設施聯絡到他人的焦 慮／人機合體的補缺（與失能）
圖 2 公用基礎設施的雙重焦慮結構
12
只是在還原歷史事實，而是策略性的選擇材料並重建歷史敘事，而歷史敘事的鋪 陳與分析，並不只是要呈現事件的先後時序，而是藉由社會分析理論的引導，將 特定的歷史現實再現出來。或者借用柯志明 (2010: 220)的說法：「我們透過理論 搭建那偉大演出的舞台…[歷史故事]以它更震懾人心的方式展現出來。」
本文的分析與寫作，便嘗試在理論的引導之下，重新構組台灣社會的通信發 展歷程，以及捲入其中的社會與技術的裝配。因此，本文的分析與寫作，乃是在 本文所提出的「雙重焦慮結構」這個理論概念之下，圍繞著公用電話的發展歷程 而展開。第二章針對都市與通信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整體技術以及台灣脈絡下的 發展概況，並且針對公用電話在「移動通訊」這個概念中的意義，提出初步的討 論與延伸。第三章與第四章則是在「接觸焦慮」與「分離焦慮」這兩個核心概念 之下，分析公用電話所涉及的公共議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兩章的寫作也是 試著在本文提出的理論視野下，重新書寫台灣的公用電話乃至於都市移動通訊的 歷史敘事，因而寫作上往往夾敘夾議，時而介紹特定的公用電話歷史事件，時而 又對歷史事件詮釋、分析。不過，本文在第三與第四章的結尾，也會花費一定的 篇幅，將這些歷史敘事收攏在「接觸焦慮」與「分離焦慮」這兩個核心命題之下，
將歷史敘事背後的理論化架構呈現出來，並藉由歷史敘事提供理論分析的血肉與 內涵。最後，在第五章的結論之中，除了整合全文的分析與理論架構之外，本文 也將討論延伸至當代的通訊社會脈絡之中，藉以比較本文所稱之兩種都市焦慮，
在公用電話所裝配的年代，以及當下的手機時代，有何異同與轉變，並藉以再思 考本文最原始卻核心的大哉問：都市生活中的異質他者如何彼此協調與共存。
二、次級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關注台北都會區的公用電話發展歷程，考察公共基礎服務作為都市焦 慮協商和治理場域的物質與社會過程，研究涉及的年代從戰後至今近七十年，因 而仰賴各種次級歷史資料作為推論、分析的背景與佐證，並著重於由公用電話所 中介的問題化他者的衛生與道德爭議，及其敘事與治理，涉及三層面的歷史過程：
（1）公用電話的使用焦慮與爭議；（2）公用電話的技術與物質裝配；（3）公用 電話的治理體制與論述。次級資料的蒐集，則分成以下幾個層次：首先，透過蒐 集既有的通訊發展文獻、通訊設施建設與管理的官方統計資料，掌握整體的歷史 趨勢與發展脈絡，作為對於研究、分析場域的認識背景，主要對應第二章的內容。
第二，針對本文的核心分析命題，亦即公用電話所中介的都市焦慮之體制與 物質裝配，核心的分析素材是關於公用電話爭議的論述與敘事。就此，本文蒐集 了新聞報章文字與影像、技術與研究報告書、法律與各種管理規則、其他歷史素 材與都市傳說，其具體內容整理如表 1。其中大略分成兩類，新聞資料、都市傳 說是構成焦慮敘事的分析主要素材，技術報告與科學研究則提供了對抗、收攏焦 慮的敘事。新聞資料將以「公用電話」、「公共電話」、「電話亭」、「台北+消毒」、
「電話+衛生」作為關鍵詞，搜尋各個報紙新聞資料庫，搜尋範圍也包含電視新
13
聞影音資料庫，並將電視新聞繕打為逐字稿。此類資料除了反映媒體對於公用電 話生意的敘事觀點外，報紙內容也包含專欄與讀者投書，構成重要的公共論述場 域，因此值得作為分析內容。除了這些正式出版品外，本研究也蒐集網路上所流 傳、轉載的都市傳說，視其為脈絡性的文化現象和集體敘事 (Campion-Vincent and Renard, 2003)，作為分析材料之一。另一方面，管理體制中的主要敘事類型，則 是以工程與管理技術，以及輔助的科學研究報告為主，這類文本構成對於爭議另 一種分析性的敘事，亦常被媒體所引用、挪用，也比較傾向對於爭議事件提出秩 序化的嘗試。本研究將利用這些資料與文本，勾勒公用電話發展歷程及爭議的動 態與樣貌，並基於前述的雙重焦慮結構，分析其中的焦慮裝配與秩序化如何實際 運作。
藉由蒐集、節選上述各種次級資料，本文在「接觸焦慮」與「分離焦慮」的 概念之下，重新提出了公用電話發展的歷史敘事，並圍繞著公用電話的不同公共 爭議，探討都市中接觸與遠離他人的張力，如何在不同的物質裝配與公共設施治 理體制中，以不同的樣貌展現，又是如何協商、緩解這個緊張。透過考察公共爭 議與治理中，經由公用電話爭議所中介的問題化他者，如何在各種論述、敘事中，
被塑造並以不同的面目出現，本文論及由公共設施所中介的他者劃界，是如何在 緩解公共爭議的物質裝配與論述中操作，並塑造出公共設施使用者合宜的身體與 行為，以及契合這種合宜主體的科技物質裝配。
針對公用設施中介了與陌生他者身體間接接觸，而引發的焦慮與公共爭議，
本研究分析了保健論述、公共衛生研究、媒體輿論對於疾病的焦慮敘事，以及關 於帶原與傳染的都市傳說(urban legend)，在這些文本與敘事材料中，不同的修辭、
敘事策略、科學論證，將人們對於公用電話陌生使用者的焦慮，再現為問題化的 客體，並建構了相對合宜的使用者身體與使用方式，以及相應的技術設計。另一 方面，本文也透過考察公用電話的公共使用倫理、電話亭空間配置，以及對於匿 名性的過濾與管控，討論人們對於通信連結「保持聯絡」的意義，包括了技術與 使用上的連線暢通，以及對於連線本身的有效控管。藉由上述分析，本文討論了 由公用電話所中介的公共爭議場域，如何經由各種論述、再現及特定的技術物質 裝配，以及合宜的公用設施使用者和問題化的他者的劃界，被塑造成特定的面貌。
表 1 分析資料一覽
類型 資料來源與內容
新聞資料
1. 中央日報全文影像資料庫 2. 聯合知識庫
3. 中國時報全文影像資料庫 4. 台灣新聞智慧網
14
5. 國家圖書館數位影音服務系統
關鍵字：「公用電話」、「公共電話」、「電話亭」、「台北+消毒」、
「電話+衛生」搜尋全文
技術與研 究報告書
1. 各期《交通部電信總局研究發展年報》 (1969-1994)，電信 總局研究設計委員會出版
2. 各期《發展中之臺灣電信》(1961-1966)，臺灣電信管理局出 版
3. 交通部台灣電信管理局編印《局務簡訊》
4. 相關期刊：《科學發展月刊》、《網路通訊雜誌》、《臺灣電信 技術季刊》、《臺灣通訊雜誌》、《工程》、《電信技術季刊》、
《電信研究》，以「公用電話」、「公共電話」為關鍵字搜尋
制度規範
1. 《交通部電信總局公用電話營業通則》
2. 《代辦制公用電話委託合約書》
3. 《公用電話代管簡則》
其他歷史 素材
1. 《臺北市志》關於公用電話的記載
2. 《臺北市議會議事錄》關於公用電話的相關討論
都市傳說 1. 二手網路資料如 BSS、部落格中所記載關於公用電話的都市 傳說。
15
第二章 都市移動通訊生活的誕生
論及通訊技術發展與當代社會生活，最為人所熟知的論點之一，是 Manual Castells (1996)所主張的「網絡社會」，其主要的切入角度是考察資訊技術成長下，
都市社會的組織與再結構邁向更為彈性的網絡形式，環繞各種流動（的資本、資 訊、互動、象徵、空間）而建構。在這類以Castells 為代表的視角中，主要著眼 於整體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的結構性轉變，在此轉變中，通訊技術的發展與革新，
則是支持新都市社會形式的物質技術基礎之一。換言之，在Castells 的結構性分 析之中，通訊設施的建設以及通訊生活經驗，並不是主要的討論核心。然而，若 撇開「資訊社會」這個巨大的分析命題，Castells 的論著並未針對「通訊生活」，
提供太多經驗性與歷史性的關注。
相 較 之 下 ，Graham 和 Marvin (2001) 關 注 都 市 中 網 絡 化 的 基 礎 設 施 (networked infrastructure)，他們認為由各種基礎設施網絡（如公路、下水道、輸 電網、通訊線路等）所交織而成的當代都市狀態 (modern urbanism)，實為複雜且 動態的社會技術過程 (sociotechnical process)，並且批評既有都市研究多忽視了基 礎設施，抑或過度偏重於技術與歷史發展的觀點。透過對於都市中這些大規模技 術系統的關注，他們指出這些基礎設施網絡根本上地中介了當代都市生活。這類 的研究進一步經驗性地考察了通訊技術與社會生活間動態的關聯，為通訊生活的 圖像提供了一些可能的輪廓。
Graham 和 Marvin 在其 1996 年的著作《電訊與城市》(Telecommunication and the City)中指出，通訊議題在都市研究與都市規劃與政策領域，並未得到足夠的 重視，時常是被遺忘的一塊。這個命題在這個各地皆以「資訊發展」作為重要議 程的現在來看，似乎顯得不合時宜。不過，若考慮諸多關注通訊生活的研究，幾 乎都只著眼於二十年內蓬勃發展的個人移動通訊（從行動電話到行動無線網路）， 彷彿「通訊生活」這個只出現在行動電話蓬勃發展之後，而跳過了在這之前的通 訊系統與都市生活，那麼Graham 和 Marvin 在 1996 年所提出的疑惑，或許在某 個意義上依然存在。
因此，本章除了從歷史視野檢視台灣的經驗下，都市移動通訊生活如何出現，
為本文的後續分析提供主要的歷史背景，另一個重點在於，為過於集中關注當代 的通訊生活討論，延伸出歷史縱深，特別是在台灣的都市社會中，通訊生活如何 歷史性的展開？同時，也考量早期的都市通訊基礎設施網絡，電話與公用電話，
16
以什麼不同姿態進入都市日常生活中？本章接下來的寫作分成三大部分，第一節 將考察在西方都市歷史發展經驗中，通訊設施如何在都市中出現，並逐漸成為「基 礎」。第二節則關注台灣的都市通訊發展，特別是從戰後重建開始，電話如何逐 漸成為都市生活中的重要公共服務。第三節特別聚焦台北市的發展歷程，並指出 公共電話的出現，如何逐漸構成了在1990s 年代後期行動電話發展之前，重要的 都市移動通訊裝配。
第一節 都市的通訊基礎
現代的遠距通訊 (telecommunication)3 主要是透過電磁設備傳輸訊息，因此 也常被稱為「電信」，其最早的起源是十九世紀所發展出的有線電報，以及1870 年代後的有線電話。1837 年，電報在英國與美國同時發展出來，而美國的摩斯 (Samuel Morse) 並進一步發明了由不同長短的訊號組合而成的摩斯電碼，並成為 後世普遍的電報編碼標準。1861 年開始的美國南北戰爭中，電報首次用於軍事 部隊中的訊息傳遞，以及戰地消息發布上，也揭示了電報成為十九世紀中後期世 界各地重要的遠距訊息傳遞系統，世界各地紛紛投入電報網路的建設與發展。稍 晚於電報的發明，美國人貝爾 (Alexander Graham Bell) 在 1876 年申請了電話的 專利權4，將說話的聲波透過固體接收後，轉換為電磁訊號而可透過電線傳輸，在 收話端再透過聲筒將其還原為聲音。不過在十九世紀中後期，電話被理解為只是 以聲音代替信號的類電報媒介，一直到了二十世紀初期，電話在歐美國家才逐漸 成為全國化、標準化的通訊服務網絡 (吉見俊哉，2013)。
電報與電話系統的發展，對於十九世紀的都市生活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首先，電報系統雖然在長距離的訊息傳輸上有明顯的優勢，然而對於都市內 (intraurban) 的通訊，受限於收發兩端都需要訓練過的技術員進行操作，偏高的運 作成本，以及相對鄰近的範圍，使得都市內的電報系統往往只是用於特殊業務，
而非成為普遍化的技術。這也使得十九世紀末北美大都市中出現了一個弔詭的現 象，一方面長距離的都市間，已建立起和華爾街交換市場的連線，各地的金融中 心之間可以快速且即時的更新商業金融的各種價格資訊。然而，當訊息快速地傳 遞到各個都市後，往往需要依靠大量負責跑腿的傳訊人員傳遞訊息，使得都市間 的訊息傳遞反而快於都市內的訊息交換 (Tarr, Finholt and Goodman, 1987)。除此 之外，1870 年代在美國紐約也發展出一種區域性的電報服務，在訂閱者家中裝 上一個特製的電報盒 (call box，見 圖 3)，使用者透過旋轉電報盒前旋柄的次數，
便可送出不同的服務需求給服務中心，例如要求傳訊員、醫生、報警、火災警報
3 在英文中，「tele」這個字根源自於希臘語的 τῆλε，意思是「遠」。Telecommunication 就字面上 的意思而言，即為遠距的溝通。
4 貝爾一般作為電話的發明者而廣為人知，不過根據考證，義大利發明家 Antonio Meucci 其實在 1860 年便曾在紐約的義大利文報紙上發表其發明的電話。
17
等等，服務中心則會根據回傳的服務要求與電報盒所在位置，派出特定服務。不 過，由於其功能與類型與電話頗為雷同，因此這種家用電報服務在二十世紀初很 快就被電話所取代。
除了商業與家庭使用外，十九世紀都市內的電報系統，對於都市的火災警報 與警察系統起了關鍵的作用。隨著都市人口與密度的快速提升，十九世紀前半的 歐美城市面臨了各種衛生與災害問題，大多仰賴各種基礎設施網絡的建設來因應。
其中，火災警報的電報網在1850 年代的波士頓首先適用，這套系統將都市區分 為不同的火災警報區，在各區內設置警報電報箱與消防總站連接，在火災發生後 便能快速獲得資訊，而各地的消防隊員，也能透過該區內的警報箱得知哪個區域 發生了火警，以及是否已經撲滅等訊息。這套火災警報電報系統，很快地在各個 城市獲得採納。到了1860 年代，包括費城、聖路易士、紐澳良、巴爾地摩等城 市皆裝設了這套稱為「波士頓系統 (Boston system)」的預警裝置 (Tarr, Finholt and Goodman, 1987)。
相較於電報，電話在傳遞訊息上更具有彈性，也發展出較多樣而普遍的使用 型態。不過，十九世紀中後期剛發展不久的電話，一開始並不是以一對一通話的 形式出現，而是提供類似廣播、劇場式的內容，包括活動轉播、彌撒、播報節目、
新聞等等。在都市中，這種電話廣播服務具有都會的菁英色彩。這種深具地方性 的電話系統，一直到了二十世紀初才隨著各地電話網的整併、標準化而統一成全
圖 3 區域電報服務中不同類型的家用電報盒 取自 Tarr, Finholt and Goodman (1987)
18
國一致的系統，而電話也成為資產階級的私領域社交媒介 (吉見俊哉，2013)。自 此以後，家用電話逐漸成為私領域生活的一環，其應用的範疇也從商業擴展至家 庭，而被廣泛的接受與使用。在二十世紀的都市中，電話線路就如同交通道路、
電力、自來水等等成為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
總結來說，自十九世紀電報與電話發明之後，這兩種通訊技術逐漸影響了西 方都市生活中的不同面向，除了被用於傳遞即時的商業與金融訊息外，也以廣播、
劇場、呼叫服務等不同的形式進入十九世紀都市中產階級的家戶之中。在進入二 十世紀以後，電話隨著線路與話機的普及，開始廣受家庭與私領域所接納，成為 重要的私領域社交媒介，以及家庭中的重要機能，通訊線路也就此成為都市中的 重要基礎設施。除了對於個別商業與家戶單元的意義外，電報與電話在十九世紀 中後期的都市中，也很快地被當成火警與治安監控、通報的機制，扮演了維持都 市秩序與警報的功能。
第二節 台灣的都市電信發展
一、建設之始：清代到日治的電信發展
台灣電信發展的歷史軌跡，始於1874 年（清同治十三年），時任福建省船政 大臣的沈葆楨駐防台灣，並倡議設置台灣水路電報線路，以利傳遞軍情。雖然沈 葆楨的倡議當下並未被接受，但隔年丁日昌出任福建省巡撫，兼理台灣事務後，
便著手架設台南到鳳山的電報線路，成了台灣第一項電信建設。建省之後，首任 巡撫劉銘傳持續建設電報線路，直至1890 年前後，陸續完成淡水至福州以及貫 穿台灣南北的電報線路。清末雖然開辦了在台灣的電信事業，但路線不多，多以 軍事和商業用途為主，且大多為外籍洋商使用。電信設施更普遍的設置，並逐漸 進入都市人的日常生活中，是1895 年日本殖民時期以後的事。
1900 年，臺灣總督府電話交換局成立，在台北、台中、台南、基隆、斗六分 別設立了交換局及支局，開通了各地的電話業務，這是台灣首次將電話業務開放 至民間。不過，民用的電話業務管理，很快地在1902 年改制並轉移到「郵便電 話局」下的郵局系統監管。直到1937 年「臺北電話局」成立之後，郵便局才不 再管理電話業務。自1903 年開始，台灣的電話使用戶數便逐年成長，到了 1940 年代，全台的電話裝設總數到達兩萬五千人的規模，其中大部分的電話集中在都 市化、人口集中的區域5，使用者主要以日人為主，台人使用者所佔比率僅約四分 之一（吳政憲，2007）。若根據申裝使用目的來看，陳佳雯 (2008: 39) 指出其中 約三成申裝電話者屬於官用（官衙與官吏），另外有六成則為各種商用目的。6
5 吳政憲 (2007)指出，日治時期電話分別隸屬於一、二、三等郵便局，而 14 個一等與二等局多 屬都市化區域，包括台北、基隆、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屏東、淡水、宜蘭、
台東、花蓮港、馬公，其所轄電話服務戶數佔了總數的四分之三。
6 在 1904 年臺灣總督府訂定的〈官舍種別等級及設備標準〉中，一等與二等的官舍皆將電話列
19
整體來說，日治時期的電話發展與擴張，雖然受到技術（人工轉接）與成本 限制而進展不快，但在四十年內也逐漸出現一定的體系7與規模，但在使用者身 分、裝設目的，以及空間的分布上，也高度集中於特定的族群與地區。另一方面，
在二次大戰的戰火轟炸下，台灣各地的電話設備基礎設施（交換機房以及鋪設之 線路）損毀嚴重，基隆和新竹兩地的設施全毀，而台北、彰化、嘉義、台南、屏 東、高雄等地，也因外線路損壞而無法使用，直到戰後才由接手的國民政府著手 重建（陳佳雯，2008；楊有明，1969；唐富藏，1993）。
二、重建與擴張：美援下的臺灣電信發展
國民政府接管臺灣之後，於1946 年在交通部下成立臺灣郵電管理局，納入 交通行政體系中，並將日治時期的電報局與電話局組織合併為單一個電信局。然 而，不同於郵便局與電信局同源的日本體制，雖然因應接管時的現況合併辦理，
但承繼自中國的法規制度難以在兼容郵務與電信的情況下，建立完善的制度體系，
反而相互掣肘，因此在1949 年，台灣電信管理局從原來的郵電管理局中獨立出 來，成立為一個獨立機關，下轄各地電信局（徐耀南、洪兆鉞，1995）。電信管 理局面對損壞嚴重的台灣通信基礎設施，接收與整修的工作進行並不快速，一直 到了1952 年，電話交換機的容量才趕上了日治時期的水準（陳佳雯，2008: 43）。
為標準配備，而三等官舍中，文書課長、秘書官、通信局庶務課長、通信局電務課長、監獄長、
警視的官舍配有電話，四等官舍則僅有警務課長設有電話。（王慧瑜，2010）
7 包括各種電話管理的制度，以及接線生之勞動條件與身體技術的標準化等等（吳政憲，2007）。 圖 4 日治時期臺灣電話用戶數(1903-1942)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遞信統計要覽》（1903-1942 年度），轉引吳政憲 (2007)
20
重建的困難除了提升電話交換機的數量與容量之外，耗資最大的是最基礎的 電話線路鋪設。在台北市區內，日治時期所遺留的既有管道（鑄鐵管線）主要從 舊台北城內的範圍，經過北門，延伸到長安東路一帶，在戰後修復後，包含了約 8000 門的用戶線路容量。新鋪設的電話線路，則由於戰後初期外匯的短缺，政府 無力購買進口材料鋪設管線，只能就地取材，訂製本地陶瓷廠所製作的陶管作為 埋設管線時放置電纜的管路，但這種方式施工難度較高且曠日廢時，主要鋪設在 南京西路到中山北路二段（徐耀南、洪兆鉞，1995）。到了 1955 年，陶瓷管道被 國產的鑄鐵管取代，並自長春路往東延伸，往南則鋪設至公館一帶。戰後電信網 的重建，仰賴美援的資金基礎，1950 年代向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的貸款、1963 年 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貸款，以及1969-1973 年世界銀行的貸款，都為臺灣的電信重 建挹注了重要的資金。
另一方面，民間的資金也是戰後電信線路重建的資金。由於戰後電信建設相 對緩慢，跟不上戰後快速成長的工商業電話需求，因此台北市的工商業界在1956 年組成了「臺北市擴充電話協進會」，運用民間資金協助官方建設經費，在裝設 時繳交「建設補助費」（占裝設成本的四成左右），以分攤電信局的財務負擔（徐 耀南、洪兆鉞，1995: 85），在 1956 至 1957 年，釋出兩期共提供 3300 門號碼，
主要供商業及官方機構兩類機關申請登記8。即便如此，市內電話供不應求的情 況仍然十分明顯，在1956 年的一次市話申請抽籤中，開放 1200 門電話供申請，
卻湧進了將近一萬九千戶的申請用戶，中籤率不到百分之七（見表 2），可見戰 後十年間，電話重建與社會需求之間的巨大落差。
8 開放申請對象分為甲、乙兩類。甲類包含商會、同業公會辦公處，其會員營業所及工廠，無電 話之最高主管住宅。乙類則為軍政機關、首長住宅、外國領事館與外國機構及其負責人、文化 社團、新聞機構、學校。
表 2 電話申請登記戶數與抽籤戶數比較
1956 年台北市中心地區的電話申裝數量明顯地呈現供不應求的趨勢，中籤率不到 10%。
取自：徐耀南、洪兆鉞 (1995) ，80 頁。
登記區別 登記戶數 抽籤戶數 抽籤戶數站登記 戶百分比 城中區 3017 300 9.94%
龍山區 1620 50 3.09%
中山區 2638 168 6.37%
延平區 4530 313 6.91%
大同區 3505 197 5.62%
建成區 3041 172 5.66%
不合格登記戶 464
總計 18815 1200 6.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