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根據本研究的發問與論旨，文獻回顧區分為三個部分，探討由技術中介的都 市焦慮。第一部分爬梳都市社會研究脈絡中，循著「陌生人」和「即時性」兩個 概念所探討的接觸焦慮與分離焦慮；第二部分則是從「人機合體」的角度，討論 都市中的人們，作為一種賽伯格（cyborg）式主體的內蘊焦慮。最後，本文嘗試 嫁接這兩者，作為公用基礎設施中介下之「雙重焦慮」結構的理論基礎，指出依 賴著都市基礎設施而活的都市主體，同時面對與他人共享設施造成的潛在緊張，

並且是一種賽伯格式的焦慮。換言之，焦慮及其秩序化都不只是社會性的，同時 也由特定的技術與物質裝配中介而展現為不同的樣態，這提供了理解都市公共基 礎設施治理的另一個向度。

一、陌生人研究與接觸焦慮

（一）Simmel: 陌生人與都會心靈生活

Georg Simmel 曾在其都市社會書寫中論及都市中的陌生人關係，更有一篇 以〈陌生人〉為題的短文。Simmel 在文中描述了陌生人的一般特徵，認為陌生 人是一種持續存在而不相互從屬的關係（fixed within but not belong to）。這種關 係並非基於差異與未知，相反而弔詭地，是基於相似、和諧與親近性，而使人無 法感受特殊關係。因而，陌生人「既疏離又鄰近」，是一種忽略了個體特性與差 異，而被均一化看待的典型 (Simmel, 1950)。Simmel 藉由書寫陌生人，批判了現 代性的都市社會狀況。他指出，都市社會中的人際關係，由於貨幣關係的標準化 成為常態，促使獨特的人不再存在，陌生成為普遍的關係；這種貨幣哲學般的思 維，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層面，導致一種冷漠的態度，或許嘗試透過追求風尚

（fashion）尋求獨特性，但很快地就會感到厭煩、空虛（blasé）。

Simmel 的陌生人研究，不只是在描述他所處時代的都市社會經驗現象，而 是直指其核心關懷：個人與文化形式間的張力。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大都會與 心靈生活〉中所言，都市生活的自由與逃逸性，以及各式各樣的差異群體與其興 趣，反而使得都會生活形式必須整併於一個高度「去個人化」的結構中¹。Simmel 指出，在這種都市生活中，追求高度個人化及無盡愉悅的主體，會陷入一種厭煩、

空虛的焦慮心理。對Simmel 來說，試圖透過「客觀」外在的活動（文化形式），

來實踐自我的生命意義，最終將會與人自我的本質疏離（alienation），猶如陌生 人關係的均質性與冷漠疏離一般。

1 Simmel 以標準時間為例指出，假使在某個時刻，都市中所有鐘錶的時間都大亂，即使這樣的時 間混了只持續了一個小時便回復正常，仍會大亂上好一段時間(Simmel 1950)。這個例子說明了 都市中看似自由、異質的個體，仍然整併在一個穩定而去個人化的結構當中。

5

（二）互動論的陌生人關係

Simmel 筆下的陌生人，處理的是都會生活中自我異化與冷漠的心靈狀態，

談的是個人與其自身生命意義實踐的焦慮與困境。相對於 Simmel，有些研究則 採取互動論的角度，將陌生人的論題聚焦在都市社會中的社會互動模式上。互動 論的重要學者Ervin Goffman 認為，社會秩序的構成仰賴一系列的社會互動規則，

宛如一場規制明確的互動儀式。Goffman 觀察日常生活中的互動，指出街上彼此 陌生的路人在街頭相遇時，會快速掃視對方；當彼此擦肩而過時，雙方都會避開 對方的目光，避免四目相交，他稱為「禮貌性疏忽」（civil inattention）(Goffman, 1972)。Goffman 指出，這樣的舉動避免了公共空間中，對於陌生他者過於唐突、

失態的行為，透過這樣的互動儀式，人們得以迴避他人，並顯示出彼此之間並無 行為舉止準則，還有公共空間的劃界秩序等。Lofland 認為，我們之所以得以生 活於充斥著陌生人的都市中，正是因為存在這些消除「陌生感」（strangeness）的 方式，使我們得以辨認出這些未知他者在某種意義上的確定性或秩序 (Lofland, 1973)。

Lofland (1973) 除了指出陌生人互動與空間（劃界）的關聯性以外，他對於 都市中的陌生人互動與秩序化，也提出了歷史的關照視野。他考察了被他稱為前 工業都市、工業化都市，以及現代都市的三種典型，其公共空間中陌生人秩序的 歷史轉化。Lofland 認為，主宰前工業都市陌生人互動的「外表秩序」，在現代都 市中已轉為由「空間秩序」所宰制。同時，Lofland 也指出，現代都市社會所面 臨的轉化，並非人們失去了理解其他個體，建立深入關係的能力，而是人們獲得 了將他人理解為某種類屬（category），並輕易從表面關係中逃脫的能力，也就是 他所謂的秩序化。

（三）陌生人的現代性與劃界政治

Lofland 觸及了陌生人關係與空間劃界的關聯，而這個論旨在 Zygmunt Bauman (2002) 筆下更加明確。他將陌生人置於我群與他群對立性的劃界關係中 討論，指出陌生人正是跨在這個對立性之上，暴露了所謂的分界，實際上是不斷 劃界／跨界的虛構線。Bauman 澄清指出，陌生人並不是不熟悉之人，相反地，

陌生人是我們熟悉、且不能忽略的存在。正是這種既非朋友，亦非敵人的關係，

引起了對於陌生人的焦慮 (Bauman, 2002)。他所要討論的核心，是在不同的社會 中，人們如何面對陌生人與其風險，並以此作為他區分現代社會與後現代社會的 基礎。Bauman 認為，秩序與混亂之間的張力，正如同劃界的企圖與陌生人的曖 昧性間的緊張。

6

類似於 Lofland 的論點，Bauman 也指出了從外表隔離法（segregation by appearance）轉向空間隔離法（segregation by space）的過渡。然而，若當這種實 質隔離的作用有限，精神上的分離就顯得重要。Bauman 進一步指出，厭惡與敵 視是明顯的預防措施，一種對於「傳染」的焦慮，同時具有實質上與隱喻上的意 義，包括傳染病、衛生問題對於健康的危害，受到影響而造成生活風格和習慣的 改變，以及道德淪喪的恐慌，時常加諸陌生人之上。換言之，陌生人關係的倫理 性質消失了；Goffman 所說的禮貌性疏忽，其實是一種道德隱形（moral invisibility）， 或者道德上的疏遠。陌生人或許不被當成敵人，然而拜禮貌性疏忽之賜，人們對 於陌生人往往如同對待敵人般的冷漠 (Bauman, 2002)。

Richard Sennett (2007) 指出，這種在公共場合的沉默，或者用他的話說：「一 種露面（visibility）和孤立（isolation）的弔詭」，困擾著公共生活。Sennett 從另 一個角度直指 Bauman 所言道德冷漠的核心，他認為私密（intimacy）正是藉由 否定公共的存在，來試圖解決公共的問題 (Sennett, 2007)。Sennett 也對於陌生人 提出了一套界定：

陌生人指的可能是兩種迥異的人物。[…]第一種陌生人等同於局外人

（outsider），是人們對於自己的身分（identities）有足夠的意識，因此能 形成一套規則，來決定誰屬於或不屬於我們。在這些規則並不適用的地 方，陌生人的意涵就有所不同了：陌生人是不知名的人（unknown），而 不是外人。一個陌生人可以在這些條件下，被一個有擁有自己的身分規

7

以在網絡關係中發揮的重要構成。換言之，物質裝配不只是外生於(exogenous) 社 會關係的脈絡，而是共同構成一個整體。 (Amin, 2008, 2012)。

總而言之，不同的作者討論陌生人議題，各有不同的研究關切，但陌生人關 係與焦慮所牽連的範疇，則在各方詮釋中逐漸擴大。這種焦慮涉及對於陌生他人 的範疇性認知，或者一套互動邏輯、準則，但並非是靜態的情境，而涉及了歷史 社會的變遷，乃至於物質的裝配。另一方面，對於焦慮的秩序化亦然，它不只是 一套行動邏輯，也涉及精神性的隔離、道德冷漠，以及公共的退縮與親密性、個 人性的興起。同時，參照Amin (2008, 2012) 有關物質裝配的論點，秩序化必然 也涉及捲入社會關係脈絡的另一套物質裝配。

二、即時性與分離焦慮

相對於陌生人研究，關於「保持聯繫」的分離焦慮研究，其「物」的向度則 相對明確，對於分離焦慮的討論，與通訊科技的進展往往緊密相連，甚至帶有科 技決定論的色彩。除此之外，雖然名為分離焦慮，但實際上是由欲望與焦慮相互 纏繞，分離焦慮一方面指涉了與公領域的資源或私領域的親密關係的斷裂，獨身 面對世界的焦慮感，另一方面也涉及積極保持聯繫的欲望，兩者間的關係是動態 且相互影響的。

關於聯繫的焦慮與移動力的提升息息相關。Peter Adey (2013) 指出，我們透 過移動通訊掌握的移動化 （mobile-ization）促成且強化了移動的生活方式，以及 物理上的分散關係，令我們得以保持「持續連繫」或「永久接觸」(Adey, 2013)。

反過來說，這種移動化的能力，使得使用者出現了隨時隨地與他人連接的欲求或 焦慮 (Henderson, Taylor, and Thomson, 2002; Lee, 2006)，甚至有人認為，行動裝 置的大眾化，帶來廣泛的即時連結，使得我們進入了「個人通訊社會」（personal communication society）(Campbell and Park, 2008)。

無論如何命名這種轉變，通訊科技確實帶來了愈漸綿密而即時的「遠距在場」

（telepresence）與即時性 (Tomlinson, 2011)。然而，這種即時性並非去歷史地突 然出現。即時性以及相對應的分離焦慮，與科技傳播的發展息息相關，並且隨之 展現為不同的樣態。同時，我們也應該避免落入科技決定論，或者某種單純的科 技系統論，只把特定的分離焦慮視為某種或某些科技進展下的產物。相反地，以 特定樣貌呈現的分離焦慮，是鑲嵌在特定的科技－社會形構，或者說通訊體制

（regime of communication）之中，涉及特定的物質構組、組織模式、觀念及主體 形構。

這種科技－社會的觀點，在Paul N. Edwards (2003) 討論都市基礎設施的文 章中，有了更進一步的闡揚。他指出，基礎設施與社會間存在不可分離的關聯，

一套科技系統之所以是基礎設施，不僅涉及技術性的硬體構成，也仰賴相應的組

一套科技系統之所以是基礎設施，不僅涉及技術性的硬體構成，也仰賴相應的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