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都市移動通訊生活的誕生
第二節 台灣的都市電信發展
一、建設之始：清代到日治的電信發展
台灣電信發展的歷史軌跡，始於1874 年（清同治十三年），時任福建省船政 大臣的沈葆楨駐防台灣，並倡議設置台灣水路電報線路，以利傳遞軍情。雖然沈 葆楨的倡議當下並未被接受，但隔年丁日昌出任福建省巡撫，兼理台灣事務後，
便著手架設台南到鳳山的電報線路，成了台灣第一項電信建設。建省之後，首任 巡撫劉銘傳持續建設電報線路，直至1890 年前後，陸續完成淡水至福州以及貫 穿台灣南北的電報線路。清末雖然開辦了在台灣的電信事業，但路線不多，多以 軍事和商業用途為主，且大多為外籍洋商使用。電信設施更普遍的設置，並逐漸 進入都市人的日常生活中，是1895 年日本殖民時期以後的事。
1900 年，臺灣總督府電話交換局成立，在台北、台中、台南、基隆、斗六分 別設立了交換局及支局，開通了各地的電話業務，這是台灣首次將電話業務開放 至民間。不過，民用的電話業務管理，很快地在1902 年改制並轉移到「郵便電 話局」下的郵局系統監管。直到1937 年「臺北電話局」成立之後，郵便局才不 再管理電話業務。自1903 年開始，台灣的電話使用戶數便逐年成長，到了 1940 年代，全台的電話裝設總數到達兩萬五千人的規模，其中大部分的電話集中在都 市化、人口集中的區域5，使用者主要以日人為主，台人使用者所佔比率僅約四分 之一（吳政憲，2007）。若根據申裝使用目的來看，陳佳雯 (2008: 39) 指出其中 約三成申裝電話者屬於官用（官衙與官吏），另外有六成則為各種商用目的。6
5 吳政憲 (2007)指出，日治時期電話分別隸屬於一、二、三等郵便局，而 14 個一等與二等局多 屬都市化區域，包括台北、基隆、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屏東、淡水、宜蘭、
台東、花蓮港、馬公，其所轄電話服務戶數佔了總數的四分之三。
6 在 1904 年臺灣總督府訂定的〈官舍種別等級及設備標準〉中，一等與二等的官舍皆將電話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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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日治時期的電話發展與擴張，雖然受到技術（人工轉接）與成本 限制而進展不快，但在四十年內也逐漸出現一定的體系7與規模，但在使用者身 分、裝設目的，以及空間的分布上，也高度集中於特定的族群與地區。另一方面，
在二次大戰的戰火轟炸下，台灣各地的電話設備基礎設施（交換機房以及鋪設之 線路）損毀嚴重，基隆和新竹兩地的設施全毀，而台北、彰化、嘉義、台南、屏 東、高雄等地，也因外線路損壞而無法使用，直到戰後才由接手的國民政府著手 重建（陳佳雯，2008；楊有明，1969；唐富藏，1993）。
二、重建與擴張：美援下的臺灣電信發展
國民政府接管臺灣之後，於1946 年在交通部下成立臺灣郵電管理局，納入 交通行政體系中，並將日治時期的電報局與電話局組織合併為單一個電信局。然 而，不同於郵便局與電信局同源的日本體制，雖然因應接管時的現況合併辦理，
但承繼自中國的法規制度難以在兼容郵務與電信的情況下，建立完善的制度體系，
反而相互掣肘，因此在1949 年，台灣電信管理局從原來的郵電管理局中獨立出 來，成立為一個獨立機關，下轄各地電信局（徐耀南、洪兆鉞，1995）。電信管 理局面對損壞嚴重的台灣通信基礎設施，接收與整修的工作進行並不快速，一直 到了1952 年，電話交換機的容量才趕上了日治時期的水準（陳佳雯，2008: 43）。
為標準配備，而三等官舍中，文書課長、秘書官、通信局庶務課長、通信局電務課長、監獄長、
警視的官舍配有電話，四等官舍則僅有警務課長設有電話。（王慧瑜，2010）
7 包括各種電話管理的制度，以及接線生之勞動條件與身體技術的標準化等等（吳政憲，2007）。 圖 4 日治時期臺灣電話用戶數(1903-1942)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遞信統計要覽》（1903-1942 年度），轉引吳政憲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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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01 (民國 90 年) 開放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系統，
稱為2.5G(代) 通訊」 (portable voice communication)，其實可以拉出頗長的歷史。首先，就技術 的層次而言，不受固定的線路所囿的無線通訊，最早可上溯到1896 年義大利人 馬可尼 (Guglielmo Marconi) 發明的無線電報，並在隨後被應用於船隻的海上通 訊上。到了1930 年代，單向、雙向的無線電廣播、對講機 (Walkie-Talkie) 也被 發展出來，但受限於通訊的聲音品質以及頻段使用效率不佳，使用僅限於實驗性 或軍事用途上 (Goggin, 2006; Green and Haddon, 2009; Steinbock, 2003)。無線通 訊的商業化，一直到 1980 年代蜂巢式無線通訊技術 (cellular communication)發 展後，才逐漸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