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身體的問題化和秩序化

一、物所中介的問題化與秩序化

在前一節中，我分別用了1950、1980 和 1990 年代的三個例子，說明了三種 不同的由公用（的）電話所中介的都市接觸焦慮裝配，分別有其獨特的歷史社會 脈絡及技術裝配。第一節中指出，本章所關注的接觸焦慮，涉及了特定的個人主 義式身體感，以及帶有這種身體感的個人，如何處理與他者身體的互動與接觸。

因此，貫串三個案例的關鍵問題是，在這些不同的接觸焦慮裝配中展現出了什麼 他者身體的圖像？作為接觸焦慮的核心，他者的身體是如何被問題化，而焦慮又 是在怎樣的秩序化歷程中緩解？

首先，在1950-1970 年代的電話消毒器爭議中，由話筒所中介的的他者事實 上並不明顯，電話的共用者並不直接被視為問題的根源，問題往往被視為物本身 需要被處理、克服的問題。雖然修辭上使用了「消毒」這個字眼，並主張電話可

45

能孳生細菌，但卻沒有具體的指涉，只是表達了電話很髒這點。而具體被經驗的 問題，其實是因飛沫造成的臭味問題。在此，接觸焦慮的實質內涵其實是個人與 髒臭的話筒的接觸，而對此焦慮的秩序化策略，也就是單純的針對「物」本身的 問題，在此即話筒的髒臭，透過除臭、芳香的噴劑、貼片進行「消毒」。

其次，1980 年代公用電話的微生物檢測爭議中，由於科學檢測的結果，使得 先前只是修辭的「細菌」，變得具體且量化，公用電話成為了中介個人與問題化 的他者接觸的媒介。在此，公用電話所中介的細菌，則成為問題化他者身體的具 體形象。換言之，藉由微生物檢測的量化成果，賦予公用電話中介而接觸的「他 者」一個具體的問題化形象：帶來、遺留細菌的他者身體。面對這個科學檢測下 的細菌問題，官方的秩序化嘗試是提出科學化的消毒流程，在外包的清潔契約中，

明定話筒的清潔必須「以棉花每天以酒精擦拭」。但是對於一般使用者來說，外 包商的清潔成效相當令人存疑，因此使用者則採取盡量長話短說，或者話筒不要 拿太近這些實踐策略作為秩序化的因應。

最後，1990 年代出現的退幣口愛滋針頭都市傳說，其中問題化的他者身體 圖像則從一開始便相當具體，甚至因為問題化的使用者，使得整個話機都成為了 令人感到焦慮的地景。在這個都市傳說的敘事背後，同時反映了更多邊緣使用者 形象（醉漢、底層乃至於後來的外勞等等），逐漸和公用電話連結在一起，和公 用電話一同構成了邊緣的地景。在此，接觸焦慮不再只是由物所中介的問題化他 者而已，中介物本身和問題化的他者已然難以區分，共同成為了接觸焦慮的對象。

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接觸的秩序化，便是對舊科技的逐漸放棄，便以新的科技 物取而代之：在愛滋傳說中，便主張人們應以卡式公用電話取代有投幣口的舊型 公用電話，避免投幣口潛藏的危險；晚近手機逐漸成為通訊主流後，也就更彰顯 了公用電話使用者的邊緣性。

總結來說，在不同的裝配下，公用電話中介的接觸焦慮展現出不同的樣貌，

並且有各自不同的問題化與秩序化內涵。事實上，問題化與秩序化的內涵是高度 相關的，當問題化的形式在特定的裝配中確定了，那麼幾乎也就確定了秩序化的 內涵會是什麼。畢竟，接觸焦慮的根源是與陌生人接觸的未知與不確定性，而當 他者的形象被問題化時，原來造成焦慮的那種曖昧與不確定性也就消除了，秩序 化不過就是順著找出將之排除的方法而已。正如Bauman (2002)所言，陌生人關 係（接觸焦慮）是橫跨在我群與他者間的曖昧位置上，換言之，對於接觸焦慮的 秩序化之本質，其實就是他者的問題化，就是對人我邊界持續不斷的劃界。

46

47

在最後一個愛滋針頭的例子中，公用電話被問題化的他者形象所穿透、重疊，

在這個例子中，他者與物的關係更為緊密，甚至相互交疊成為都市傳說中的恐懼 地景，相較之下個人與物的關係則因此相對疏離。最終，物幾乎被視為他者，人 我劃界則體現為自我從物的場域的退縮（見圖 13 (3)）。

總結來說，在這三個例子之中，由公用電話所中介的接觸焦慮主體，其人我 的（賽柏格式）身體邊界，呈現了三種不同的劃界模式。由技術所中介的三種接 觸焦慮敘事下的劃界模式，正反映了仰賴都市公共通訊設施的賽伯格主體，其內 生接觸焦慮的主體狀態並非靜態，而是由技術物所中介的不同人我劃界關係下，

對於機械身體的邊界的界定與排除。

圖 13 物所中介的人我劃界的三種模式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