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北宋時代的風雲際會
第三節 中唐以來的疑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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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王安石的人雖對王安石的〈字說〉新義感到不滿，如蘇東坡對王安石言波為 水之皮，滑乃水之骨哉?這種強加附會的解釋方式，是很多人所不能接受的。但 對王安石的三經新義之內容，也是有其肯定成份在。至北宋末南宋初，王安石科 舉制度實施了近六十年，甚至連反對黨司馬光上台之時，也不全然廢除王安石對 科舉的所有改制。
第三節中唐以來的疑經精神
本節參考陳玫玲教授，〈啖助辨偽學說初探〉37、張高評教授〈劉知幾之春秋左 傳學〉38與馮曉庭教授《宋初經學發展述論》39
37陳玫玲，〈啖助辨偽學說初探〉，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2012 年，第四十三卷第一期。
38張高評，〈劉知幾之春秋左傳學〉一兼論詩化之史學觀，文與哲，2008 年第十二期。
39馮曉庭著，《宋初經學發展述論》，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1 年。
等的著作，藉由許多前輩們的看 法來凝聚此節所論述的疑經精神。這些前輩學者們以安史之亂前後時期的唐代思 想家們，依照時間先後，而各自介紹了在其中的主要幾位思想家。不約而同地，
這些中唐以後的思想家們多以《春秋》為主要底稿，進行著懷疑與批判的工作，
會選擇此部經書的原因密切關連著當時的環境─君權逐漸效力不彰，各地動亂四 起，就算暫時壓制住了，隱憂也沒有就此消失。這些大臣們遂提出《春秋》的大 義，以己意解經，提純春秋中的某些「尊王」與「穩定社會秩序」的道理，企圖 喚醒當時的君臣之士，以達到治天下救國之意。王安石雖不認為《春秋》為救國 改善朝廷的良藥，但在與王安石同時期的大臣們如劉敞和孫復，都以自己對春秋 的見解提出新的看法，如孫復的「尊王攘夷」與劉敞的「尊王發微」，都認為要 強調由孔子所著《春秋》中最重要的「尊君王」的道理。這樣的做法固然解決了 一部分的政治問題，然長久之後其弊病也同時併生。《春秋》尊王大義固然值得 敬佩，但實際的政治管理做法何在?而人民不可能只靠偉大的精神過活，必然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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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的食衣住行各方面，這些 生命所需都必須依靠禮的規範與實踐才能達成。所 以對於施行全面改革的王安石來說，依禮比依春秋來的重要得多了。王安石雖然 沒有直接的繼承中唐思想家們的疑經內容，但王安石把疑經的精神發揮到《周禮》
之中，企圖以《周禮》的精神來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故了解中唐以來的疑經精神，
對於王安石的思想了解是有所幫助的。
唐初貞觀十六年(642)，以孔穎達為首的編撰五經義疏一百七十卷。名曰義贊，
後下詔改疏為「五經正義」。而又持續修改至，永徽四年三月一日。太尉無忌。
左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及國子監官。先受詔修改五經正義。至是功畢。進 之。詔頒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
《五經正義》除了成為科舉定本，也是國家政治施政依據與制度章法的重要參考 前人做法的來源。由此可以說唐初的政治政度建立，與《五經正義》刪定古時經 典，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此事有好有壞，好的一面學術有了統一的解釋，不易 被外來學術的所動搖，壞的一面是經典的意涵沒有隨著人的生活而改變，使得與 時代慢慢產生脫節。問題的浮現往往不在和平的時代，因為沒有需要改進就可以 持續生活下去。而過了一百多年，到了中唐安史之亂從公元 755 年 12 月 16 日爆 發，至公元 763 年 2 月 17 日平息，歷時七年零二個月。唐朝至此元氣大傷，大 臣們對此產生反思，反思政治制度的有效性與政治制度來源的經典的正確性。以 此開始慢慢地懷疑其經典。
因戰亂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問題，倫理制度崩潰，國家財政耗空，人民得不到溫飽 等，在當時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大臣們重新回到經書中找解決辦法。在重新尋找 的過程中，開始對經典所論及的傳疏感到不足和不滿，於是有了疑傳疏進而到疑 經，由疑經到補經甚至到改經。最後拋棄之前的詮釋，重新以個人的詮釋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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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經方式產生，這一過程很長，自中唐開始到宋王安石如同孔穎達般，重新編定
《三經新義》，疑經精神在此發揮了不少的作用。
劉知幾（661 年－721 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景龍二年（708 年），因朝中大臣對著史的看法不一，十羊九牧，其事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 在？其不可四也。史官無所適從與難友作為，監修者劉知幾不滿與此，於是辭官，
其後開始私撰《史通》。劉知幾的貢獻依馮曉庭在其書《宋初經學發展述論》中 提到 ：「在《史通》該書中的〈疑古篇〉，劉氏舉出《尚書》與《論語》經文中十 則虛假可疑的紀載為十疑。(卷 13，頁 379-395)；在〈惑經篇〉中，劉氏則針對
《春秋》經文紀錄不祥實部分條列出「十二未論」與「五虛美」等意見(卷 14，
頁 397-415)。40
考茲眾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 實。語曰：「眾善之，必察焉。」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 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得非睹眾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乎？
」
在〈惑經篇〉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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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馮曉庭著，《宋初經學發展述論》，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1 年，頁 54-55。
41劉知幾撰，《史通，〈外篇惑經第四〉》，台北：台灣古籍書社，2002 年，頁 193。
劉知幾論述了《春秋》中的五虛美，得到了以上的結論，《春秋》不是句句 都為真理，不可不察。有些地方為溢美之詞，言過其實也。如宋襄公執滕子而誣 之以得罪，無辜者反而有罪，有罪者反而能不受刑罰，《春秋》之義，沒有全面 同一的統一標準，如何導致能亂臣賊子懼呢?劉知幾一言，反對了自漢以來尊《春 秋》為孔子所作，裏頭的道理毫不可破的看法。進一步的也反駁了三傳尊經的傳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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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始之亂後國家隱患動亂，社會中瀰漫著一股不安。為了消除這種不安，以 及解決動亂隱患，大臣們想到的方法是重振綱紀，尊王而安定朝廷。而《春秋》
正是一帖解藥，而劉知幾懷疑《春秋》的精神，使得三傳即其注慢慢不受重視。
反過來開始一種新的對《春秋》的解釋，代表者有啖助及弟子趙匡、陸淳等人。
啖助，字叔佐，原籍趙州。生於唐玄宗開元十一年（724），卒於唐代宗大曆 五年（770），年四十七。
且曆代史書，皆是懲勸，《春秋》之作，豈獨爾乎？是知雖因舊史，酌以 聖心，撥亂反正，歸諸王道，三家之說，俱不得其門也。42
啖氏曰：予所注經傳，若舊注理通，則依而書之；小有不安，則隨文改易。
若理不盡者，則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則全削而別注；其未詳者，則據舊 說而已。
啖助等人對於春秋的看法為，遵守王道而對於三家之說，認為是不得其門而 入也。在其後啖助等人也談到了為何《春秋》始於魯隱公，他們的回答是這是孔 子想要救天下蒼生，所以周遊列國闡發理念，希望遇到賢王重用，但最終的結果 是無疾而終的，所以托文以見意，雖有其德，而無其位，不作禮樂，乃修《春秋》， 為後王法。
啖趙等人的另一對春秋的特點是以已意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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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春秋集傳纂例》，《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全書第 146 冊，頁 380。
43同上，全書第 140 冊，頁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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啖助在對於經典有幾種不同的主張，若舊注能解釋經文可以通，那麼依書之；
若舊注有些小錯誤，則隨書而改動之；若舊注講的道理不符合啖助等人對《春秋》
的看法則他們就重新詮釋一遍，若再不行，則棄舊注不用改注新注。由此而言，
啖助等人以尊王的角度來看《春秋》，在某方面的確解除了經學的僵化，重新改 注以符合當下的時代環境，以此作為治理政治的運用。
梁啟超在其《儒家哲學》中給啖助等人的評價很高：「漢人解經，注重訓詁 名物；宋人解經，專講義理。這兩項截然不同。啖、趙等在中間，好作一樞紐，
一方面把那種沿襲的解經方法，推翻了去；一方面把後來那種獨斷的解經方法，
開發出來。啖、趙等傳授上與宋人無大關係，但見解上很有關係，承先啟後，他 們的功勞，亦自不可埋沒啊！44
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后，諸儒發明
」
由此筆者認為大抵而言唐代疑經思想自中唐初劉知幾注《史通》為第一波，啖趙 為第二波，韓愈、柳中元為第三波。歷經三波的變化及與醞釀加上古文運動。在 宋代初到中期的學術開放的環境中開始顯露出不同的承繼思想與變化出來，直到 了王安石主編《三經新義》，成為了官定版科舉用書，經學的發展到王安石階段 完成一次的轉型。以下論述宋中期的慶曆新政中，歐陽修、劉敞等人的疑經思想 精神。
而在宋代方面，南宋王應麟與皮錫瑞在描述宋代疑經風氣時都引用了陸游的一段 話。南宋王應麟《困學記聞》卷八《經說》其言曰：
44梁啟超著，《儒家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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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
《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況傳注乎！45
皮錫瑞《經學歷史》也言 ：「大抵而言疑《孟子》的是李 觏與司馬光，譏《書》
的是蘇軾，黜《詩序》的有晁說與歐陽修，毀《周禮》的有歐陽修、蘇軾兄弟。46
陳植鄂先生在其一書《北宋文化史述評》中把宋代學術的演變分為幾個轉變，
「一‧由疑傳到疑經；二‧由議古到擬聖；三‧從義理之學到性理之學。
」 這些思想家們大多是慶曆及慶曆稍後人，可見其時風氣實然，亦不獨咎劉敞、王 安石矣。劉敞的《七經小傳》與王安石的《三經新義》有傳承承繼的關係在，且 兩者都是官方所彙編的。
47」其
三個思想轉變都彼此交疊相互影響，到王安石時代有了政權的加持，用政治與個
三個思想轉變都彼此交疊相互影響，到王安石時代有了政權的加持，用政治與個